敬重与惜别

作者简介

中日关系，始终是每位中国人都应该直面的一个现实

中日两国百年恩怨的前世今生

两国未来趋势最具预见性的著作

本书是作家张承志总结八十年代以来几次居留日本经历的一部心血之作。虽然没有面面俱到，但若干章节勾勒了中国读者渴望了解的一些日本历史文化梗概；尽管时而披沥胸臆，但独自的体验里，凝结着对天下大势的估计。不同于往昔的名人旅日谭，也不同于当今的学者论文集，虽是一册散文，但力求处处考据。此书以良知与自省为武器，把中国同时作为剖析和批判的对象，大声疾呼着历史的大义、国家的和平，以及民族精神的升华。

书籍目录

第一章 引子：东苏木以东

第二章 三笠公园

第三章 长崎笔记

第四章 赤军的女儿

第五章 四十七士

第六章 解说·信康

第七章 文学的“惜别”

第八章 亚细亚的“主义”

第九章 束尾：红叶做纸

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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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敬重与惜别：致日本》是中日关系，始终是每位中国人都应该直面的一个现实、中日两国百年恩怨的前世今生、两国未来趋势最具预见性的著作。　　张承志数次居留日本经历的一部心血之作，独自的体验里，凝结着对天下大势的估计。

内容概要

张承志，1948年秋生于北京。

高中毕业后在内蒙古乌珠穆沁草原下乡，放牧四年。1975年毕业于北京大学考古学系。现为自由撰稿人、散文作家，中国作家协会全国委员，北京作家协会副主席。

1978年以来，多次获得全国优秀短篇、中篇小说奖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奖。1995年获首届爱文文学奖。

1983年、1991年两次长期居留日本，任东洋文库外国人研究员。1993年任日本爱知大学法学部助教授。

迄今出版著作（单行本）约八十部，主要有《黑骏马》、《北方的河》、《心灵史》、《谁是胜者》、《聋子的耳朵》、《鲜花的废墟》等。其中在日本出版的有：《モンゴル大草原遊牧誌》、《黒駿馬》、《紅衛兵の時代》、《殉教な中国イスラーム》、《回教から見た中国》、《北方の河》、《鞍と筆》。

章节摘录

　　（一）　　初遇服部幸雄，是在一个读书会上。　　如今回忆着，那回讲演的组织者确是茉莉会。那个会名，意味着他们对喝茉莉花茶的中国的兴趣。讲罢时记得有鼓掌，听众们仿佛也满足。我虽然眉飞色舞，其实心情黯淡。曲终人散，我要的不过是赖以支撑漂泊的讲演费。那种讲演，那种对日本读书人胡扯一番乌珠穆沁牧人掌故的行为，于我虽是熟练惯技，但却常诱发莫名的烦恼——草原、我、日本，这三者之间，太不协调了。　　讲台下，一个白发的老头走近来，递给我一张名片。　　我和服部老人相遇的时候，全然没想到会与他发生一段友谊，更不能想象会因他激起写作的冲动。他走过来，对我说的话是：　　“您讲演时总说到：在东乌珠穆沁的东部，有一个新苏木。我怎么记得有噶黑勒苏木，有农乃苏木……而没有新苏木呢？”　　显然这是个熟悉东乌旗的人，但在日本这并不新鲜。我急着想回家，不想花费口舌。我哦哦着，敷衍着他唠叨的一串地名。但是他接着说出的下一句，不能不使我停住了脚：　　“我和你，在东乌珠穆沁，在同一个地方，送走了青春！……”　　他的那个“东”字不是用日语而是用蒙语说的，ju，说得特别清楚。这有点像我，总喜欢强调我们是在“东部的”乌珠穆沁插队，生怕别人误认我们是baran husuu（西部诸旗）的二等草原沙窝子出身。说实在的，最开始我怀着的是一丝嘲讽。虽然我意识到这个人与东乌旗有着纠葛。　　我端详着他，问道：“您在东乌珠穆沁住过？在哪里？”　　“在你说的最东边的苏木以东，你知道农乃苏木吗？”　　“当然知道。您说的农乃苏木，离我所在的新苏木，只有一百二十里，用公里算是六十公里……在一九六九年的冬天，我骑马去过那儿一次，但是它已经叫做……”　　这就是我和服部幸雄老头的第一次谈话。　　他满嘴的苏木，就是蒙语的“庙”（sum）。他会说一点蒙语，尤其喜欢反复地用蒙语说东乌旗的一些地名。我也喜欢这样。那天有点像比赛谁说出的蒙古地名多，而不是要交流青春。我恍惚听他自我介绍是当年的关东军，就住在我们公社以东的、过去叫农乃庙的乌拉盖牧场。　　当然，关东军听不懂公社化以后的地名，而知识青年也不熟悉寺庙的事。幸好我当年对什么都感兴趣，多少还知道几座喇嘛庙，否则在日本还真没办法和“下乡”的关东军对话！　　服部的话题其实并不多。聊起来，有时不知他是陶醉于蒙语，还是暗中回避询问。接触多了，甚至我觉得他是个封闭很深的人。不过是因为我讲话中提及的地名离他的记忆太近了——这使他兴奋。至于这兴奋本身究竟是什么，它导致什么结论和思想，他不清楚也不在意。好像，他也找不着词儿，所以酸溜溜地只是唠叨“送走了青春”。　　您是日本关东军，我是北京新牧民，咱俩能算有共同青春吗？顶多是有着共同的青春地点而己！……我暗自揶揄。那时人在花之东京，那里无奇不有。应酬一番之后，我便忘掉了他，不管他怎么在农乃庙吃过奶豆腐。　　（二）　　好像接到过一两个明信片，依稀写着服部的名字。回国后有一两年，偶尔感到他似乎在寻找我。但那时对一些语焉不详的来信，我不仅顾不上回复，甚至不在意是谁寄来的。直至有一年电话中响起他的声音，互相已经说了一阵子，但我其实并没想起这个“服部”是谁。　　不过，再次见面后“东”乌珠穆沁的话题，又使我们热闹起来。　　他大咧咧地盘着腿坐在中协宾馆的沙发上，语气短促，滔滔说着。一头银发散乱，只是嗓音和那年东京一模一样。他不在意地说：“他们总想让我讲过去的事，我不答应。”边说着，他一边靠向我：　　“他们怎么会理解呢？”　　那口气给人一种暗示或误解。他好像在说：理解他的，唯有也在“东乌珠穆沁”打发过青春的我。不能说没有一点感动。很难总是敷衍，我开始想了解他了。“您那时，名义上是关东军……”　　“关东军情报员。”他正式地说。这个词，即便后来若干年后和他畅谈了若干次，我也没有完全弄懂。什么什么“员”，就像“研究员”一样，并不标明阶级学衔，只是一种职业性质的描述。　　“那么在乌珠穆沁，具体地说，您那时干什么呢？”　　“那边是外蒙古，嘿，苏联军。我们趴着，嘿。”　　他双手握成望远镜的筒状。观察哨？把守国境？……我再追问时，话头已经移开了。“哈，霍洛特，好吃吧？哈哈，好捏，吃过吧。”霍洛特（horod）是奶豆腐，好捏（honi）是羊。“当然吃过。”我烦他打断了关东军的话题。但我觉得他倒不像闪烁其词，而不过是要享受说着这些词儿的滋味。　　对他做出这一心理判断，费了我很长时间。是这么回事么？一些古旧的词儿堵在心里，要找个地方，用嘴巴说它一说。说的时候需要一个听众——或者说，是需要一种确认。所以，同在一地、同在“东”乌珠穆沁的“东边”住过的我，就成了必需的存在。　　他凡来中国必要会我。每次都一样，说一阵子东乌珠穆沁，再说一些别的。我和他的交流断断续续，更因他的这种习惯，一次次的话头接不上茬。　　我渐渐漫不经心，虽然现在不禁后悔。每次挥手告别后，我就忙自己的事，而把他忘却净尽了——直至他再来到中国，又一次拨响我的电话。　　那一年在北京，三里河的宴宾楼，还没堕落为“啃得鸡”。我俩在饭馆吃着，话题全在蒙古。　　我给他夹菜：“这是烧羊肉。”他看着夹在筷子里的肉，古怪地一笑。似乎关东军情报员接受了一个信号。“羊肉！……嘿嘿，马哈以德（吃肉）……好捏乃马哈（羊肉）。”　　他享受着被唤醒了的两个蒙语词儿。其实，他的乌珠穆沁记忆，只有很少的一些细节。我开始询问他屡来中国的目的。　　没想到——老头子把一条腿垫坐在椅子上，毫不在意喧杂的餐厅，接着羊肉的开头，他给我讲述了一个一匹狼般独往独来、在青海境内逐村支教、扶贫助穷的个人行动。他显然并不自觉了不起，好像这些事只是在与我谈论东乌珠穆沁之外的小事末节。我有些头晕，原关东军分子在中国支援贫困地区的教育——这不同寻常的行为令我吃惊。　　“教育可是重要的！……”他晃着大脑袋，严肃地对我说教。　　“那您怎么具体做呢？是办了所学校，还是……”　　但是这老头的自语症又来了。三里河夜间的街道上，寒风掀动他飘飘的一头银发。他解释般笑道：“我讨厌帽子！”我发觉，老头是个很有魅力的男性。我打算认真和他做忘年交了，也对他自我开张的事业开始感兴趣。但是我了解他的梗概，还要等到下一次。

图书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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