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敬重与惜别》书评

另一个时空里的记忆，关于苦难和正义

这是一本讲述灾难一成长的书，若干章节勾勒了中国读者渴望了解的一些日本历史文化梗概，除去历史事件和记忆，更多的是张承志老师关于苦难和正义的情怀，关于和平的向往，这一切都和他尊重和理解的品质息息相关，良知在这里有了更深层次的升华，而自省，则是每个国家，每个人在力求进步的道路上，必备的武器。

我的粉丝，别人的鱼翅

自从借出来看完第一章，大概一个多月了吧，要不是手头没书可看了，绝对不会再碰的……全书八个章节，要么是历史事件，要么是风景典故，读这种书确实挺让人头疼的，真不是作者写的不好，还是自己肚子里的货不够多，好多事件的历史背景和人文精神不能充分了解，好比把鱼翅当粉丝吃……没辙，尽量硬着头皮多读书呗——怎么也比职称考试的那几本操蛋书强吧？妄自菲薄一下，我知识面不够，别糟践了这碗“鱼翅”，给四星吧……

该选择怎样的人生

缘，就是未遇之前，不曾期待遇见；遇到之后，即知——这就是我要的。张承志先生的书，与我就是这样一种有缘的感觉。上次读到张承志先生，也是在图书馆，不过是高中时代的事情了。那是一套中篇小说集，里面有两篇让我印象很深。一是毕淑敏的《昆仑殇》，再就是张先生的《黑骏马》。两篇里面让我印象最深刻的片段都是关于日出的描写。毕先生写的是青藏高原，张先生写的是蒙古草原，迄今我仍记得当时的震撼与惊讶，惊讶与文字的美，惊讶于那激发作家如此描写的大自然的壮丽。大致记得毕先生那段让人读到隐忍中的希望，而张先生则写出了青春的无限阳光。这次再见到张承志先生的书，是在学校图书馆偶遇他的《敬重与惜别：致日本》。　　读书也是缘。如果是在几年前读到这本书，或许不会有今日之喜爱了。若非见过那些欲说还羞乃至胡说八道，大概不会觉得张先生的书有这般难得。最近几年也看了一些关于中日关系和日本历史的资料，觉得这个一衣带水的邻邦总是一个让人无法回避的话题。既爱又恨，甚至让人彷徨不知所措。 读张先生的书，并不是学来他的技法或者得了更多的知识。对我而言，这次阅读，更主要是让我体验到了一次心灵之旅。是旁观了一位智者的思考之路。与我来说，这样让我不忍释卷意犹未尽的好书，已经有一阵子没有遇见了。唯有正视，才能真正深入。也唯有正视，才能真正进入当下，并借此直达永恒。我从来不是个勇敢的人。别人说什么，我总想照着学；别人看什么电视，我就会跟着去了解；别人爱什么电影，我就会跟着去说好，即使我根本没看明白。但凡是有影响力的，我总会做出一副崇拜的表情，哎，这样啊~并在追逐中以成为一个社会人而自满，进而忘记了自己真正的想法。更惶论批评他人。如“男性在逢迎和辩白之间狡猾观察，女人在顺从与自欺之间半推半就”（P269）这样的话，我从未读过，更未曾想。所谓独立，并不仅仅是经济，当然这是必须的基础。然而经济之后，必须有独立的思考。你对物质的追求，到底是以自己的需要为满足，还是以他人的比较与评判为满足？我也觉得写《瓦尔登湖》是一种不切实际的生活方式，青年有着充裕的体能，自会有精力。青年未曾经历过衰老，也常常误以为青春必将永恒。曾记得在某处读过一则花絮，说胡适老时与身边人抱怨，说自己年轻时候赚钱太容易，不懂理财，现在看病处处捉襟见肘（我忽而觉得这是理财专家的杜撰……）。所以说，年轻的时候，应该好好积累生涯，以备不时之需。然而，若年轻的时候不能冲动，总是为了他人而活着。这所谓年轻，又何来与不年轻有不同之处呢？活在什么时候，就当做什么时候该做的事情。想要吓到自己，其实很容易。要鼓起勇气，也不过是一瞬间的盲目，以后始终为自己负责的信念。不过要记得，任何的胜利与得到，都是短暂与渺小的。无论是谁，再无别的前途，唯有自尊与敬人。扯远了。张先生在《敬重与惜别》中，无疑是有着自己的思考的。他选择了自己的生活，选择了自己的思考。也许不免偏激，但是毕竟，他拥有属于自己独一无二的灵魂。无论代价为何，这结果，不免让人艳羡。所以，张先生的书，与我最大的启示就是，坚持自己，无论代价多大，相信最终会收获属于自己生命的价值。以张先生的文字结尾吧。“别非要追求什么永恒，权当一册文章，不过几片红叶。时过境迁，来年会有新叶替代。不必迟疑！径自显示自己的颜色，趁着这白霜的季节。（P275）”

精致与乡愿

文字精致，经嚼，虽然有两处低级的校对错误，一处是段落重复，一处是少了一个字。选材也精致，里面的人物和历史素材具有表征意义，可以让读者感觉出作者背后在史料方面所下的功夫。可以扩开视野。但是，在对材料的分析和运用上，流露出文人的乡愿，尤其在涉及国际关系和核武器使用方面的主张，令人难以信服，这是没有经过专业训练的文学家尝试谈论国际关系的短板。

亚细亚主义

此书的一些章节以前在《读书》和《天涯》上已经登过，总体感觉还是值得一看，特别是了解日本的“亚细亚主义”思潮。相比之下，我们中国人的这个“亚细亚”概念是比较弱的。不过对书中关于核武器的议论、关于美国的妖魔化评价、以及明显的为伊教辩护的倾向，都是我所不赞成的。我甚至有点怀疑张是不是也有某种宣教意识。

为何不写“南京屠杀”？

《致日本》中讴歌得有点过，这也没什么，对于“南京大屠杀”他却轻描淡写，这难道因为他是穆斯林？我对张承志突然产生了从未有过的怀疑。这令我很苦恼！

面对结怨最深的对手，进行最深的自省

我读书喜欢在夜里，半躺着，被烟茶的氤氲笼罩，独自享受夜的静谧和阅读的快乐。有少数书，比如某些晦涩的哲学或学术著作、名头响亮的世界名著，我却只有欲望而无逐章逐句阅读的勇气。有的书，阅读是需要额外的条件，心情、天气、某个朋友偶然谈起的话题等等。比如我淘来的《冯友兰集》，它只是从书店到我的书柜间做了个简单的位移。或者出于某种原因，拒绝了他。以前很喜欢余秋雨的《文化苦旅》，后来看到这三个字就恶心了。于丹的书我不知道好孬，我根本没看过，她的模样按理来说还属于中下，但恰好是我很厌烦的那类长相，丫又整了个让我极其厌烦的发型，说话口吻也招我烦。相反，有些作家从来没叫我失望过。比如博尔赫斯，虽然我读的少；比如周氏兄弟和沈从文比如阿城和老六（老六的口才也极好）。比如张承志。他是我阅读中，比较特殊的一位。张承志很沉重，不光指他的眉毛黑重。他要求“为人民”写作，是典型的“文以载道”的继承者。尽管张承志的文字技术和思想主张一直饱受争论-----这几乎成了他的标识-----但他的真诚和坚决却贯穿始终。可以说张承志文字的厚重配的上他的自诩。从1994年的《荒芜英雄路》到2008年的《敬重与惜别》，他15年出了10本散文集。我读过部分全书或其中的著名篇章。他以前的小说和今天的散文，浓墨重彩，饱含大义与责任。长期阅读张承志，如同喝不放糖的浓咖啡，精神亢奋，又累人。尤其是张承志的纯“纯文学”，读着真累，碰巧了，出一身汗，也很得劲。有些时候，更象药力凶猛的虎狼之方，令泡在流行文学中孱弱的人们消受不起。（张承志蔑视张爱玲，称之为自私的小说。）熟悉张承志的读者应该习惯了吧，读着沉重，却一定要读下去。我管这叫“阅读强迫症”。这么多年，他的文字以天下为己任的烙印愈加清晰、深刻。“一个民族如何选择文学，就会如何选择前途。”他的带着担心的偏激结论，也使我的阅读阴晴不定。这次，张承志承志的笔从北方的河与黑骏马指向了日本的樱与武士道。在我看见腰封写着“两国未来趋势最具预见性的著作”，哑然失笑，你当是袁天罡李淳风这哥俩互相搓背呢？！小时看日本动画片《森林大帝》，片前总是重复着几个相同的广告。长大了才知道日本人的策略，他们从中国娃娃抓起，让中国人几十年后也忘不了他们的商品。日本鬼子大大的狡猾！我被日本人的深谋远虑震惊，因为现在我的确记得那几个品牌的广告语。张贤亮彻底抵制日货，表明一种决然的狭义的态度。我多数人一样，摇摆不定。一提起日本人气就不打一处来，无论是不是在用着他们的东西。我也很讨厌日本女人的传统做派，穿和服，背部贴着几层尿片，哈腰点头，您回来了，晚饭已经准备好了。夹着两腿，只挪动膝盖以下部分，虾一样的拱入厨房。我的愤然和厌恶，使我忘记了自己国家的女性，曾受过数倍于此的歧视和苦痛！每一次接触近现代史，就每一次远离日本。优美的俳句渐渐模糊了。我不知何时起有意无意的忽略了日本文学，有点印象的只是星新一的科幻短篇和江户川乱步的推理小说，至于众人追捧的大江和村上，几乎没有阅读。日本于我，印象深刻的只剩AV女优了。张承志也有类似的拒绝，他读完佐藤春夫的《支那杂记》后说，“我好像患了病，不愿意在做尝试，不愿意在文学的层面上试图接触。”不去阅读日本，作为读者，最多失于狭隘。作为一个中国人，源自难以言说的复杂心态。“每逢与日本人相逢，总抑制不住----想即席清算甲午的耻辱，南京的虐杀；而当和同胞谈到日本，又控制不能-----要滔滔讲解樱花的凋落，茶道的心境。和日本人交谈，往往只因一句对中国的失礼之语，便勃然大怒推案绝交；和国人清谈，又对中国恨铁非钢咬牙切齿，滔滔批判中，引用的净是日本的例子。”被外国人视为（看待日本）存在心理问题的我们，又如何解开这纠缠了近百年的心头乱扣？作为一个中国作家，言及日本便笔端滞涩，张承志很以之为憾，即使是他崇敬的鲁迅，写到日本也“语出暧昧欲言又止”。那么，张承志本人言及日本又如何呢？很多人批驳张承志是个极端民族主义者和宗教主义者。他早期的文字，比如有些混乱的《金牧场》、《心灵史》，可以看见他急不可待的步履。批评家指责张承志构建的理想英雄主义，晃动着红卫兵的影子。我以为至少有一段时期近似。重回西海固的张承志，不，是一次又一次重回内心的自省，逐渐勒住了奔向悬崖的蒙古马，在他谨慎的笔下，我感到宽容与计较、悲悯与忌恨、自省与狂妄，对一个国家和民族是多么的困难和重要的选择。张承志完成了一个中国作家对日本的罕见的自省。常态中，我们面对日本总是一副受害者要求伸张正义和补偿的姿态，甚至抱着血债血还的冲动。在我们的国家和民族崛起之时，我们是否有必要反思自己的强烈的民族自大？再早些，我们是以老师自居。在随处可见中国古典文化影响的日本，我们现在还有没有资格做老师？中华文明与西方文明，日本究竟真正仰慕和学习的是哪个？更深的一层，我们自身，究竟侧重于哪种文明，才能臻至“一个尊严、宽容、善意，追求一切民族友好共存的、能称之美的民族”的境界？中国和日本，两个国家，两个国家的民族，纠结得太深了。没人能厘清，也不存在可以斩乱麻的快刀。中日两国的蜜月太短了，短的象李白和晁衡相互唱和的诗句。长的是戚继光的抗倭、被俘的镇远、南京大屠杀。。。历史书上讲，我们有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化，然而，也不是同时有悠久的耻辱和落后的文化么？我曾在张自忠路地铁的扶梯上，碰到这样的情景：三个初中生模样的男孩，其中的一个问，你们知道张自忠是谁，那两个男孩摇头，提问的男孩大怒，这么简单的问题都不知道，随后嘻嘻的说，我也不知道。结果三人哄笑一团。出了地铁口，就是东西走向的张自忠路。每天，有无数国人走在上面，无数年轻人走在上面。一个打印机圈子里的朋友在群里说，我不做日本产品，日本人很烂，打死也不做。言外之意，很瞧不起日本人和日本造的东西。但是你做美国人的东西，就值得骄傲么？你做中国人的东西就值得骄傲么？有时候我们的逻辑真的很混乱。我更担心，遗忘和仇视这两种极端的民族感情。为了中国强大，孙中山鲁迅那一代甚或两代人又有无数志士到日本取经！我们变成学生，向曾是自己学生的一个国家和民族学习，目的是要打败正在自己国土上放肆的老师！日本作家堀田善衛形象的描述（两个国家和民族）“相互握手，手掌间渗出了血”。今天，钓鱼岛和所谓的靖国神社，仍旧是两国不愿轻易碰触的敏感点，“即使努力忘却，还有不可忘却的东西。”中日两国“会选择什么方向，会循着怎样的大势，会走向和平还是战争？”张承志用了四分之一世纪的经历和体悟，也无法给出答案。“惜别”是个意味深远的词，表明了两国多数人的态度：“唯因国家间的淋漓伤疤，使人不敢幻想而宁愿回避。”张承志一诉为快之后，仍是沉重。随着人类的进步，执政者发动战争的理由越来越漂亮，越来越具有欺骗性和煽动性。张承志寄希望于“两边都有人留心倾听”，他把执政者预置其中了么？我觉得没有。我觉得即便执政者“倾听”，也是那头隔得远远距离的牛，琴师把弦弹断，指头弹出血，末了还要躲避冲过来的蛮牛。唯留希望的是，热爱和平的、理性的民族越多，执政者的顾虑也就越多。两个自尊心都异常敏感的民族，需要保持着同等的警觉和自我解剖，它表现为对历史、文化与民族精神毫无忌讳、犹豫和回避的自省，这种自省首先应该表现在知识分子身上。一个知识分子，其实并不一定要为何种主义负责，但一定要为人类的良知负责。就像村上春树和“蛋”站在一起。知易行难啊，我曾思考过，如果我在离开不久的那“十年”里，能不能抑制狂热的革命热情，撤回挥向老师的铜头皮带。也许在九州风雷激荡的大潮中，我不能，或意识不到。今天，我不会。至少我能在一片抵制法国的喊声中，坦然的去家乐福购物。唯独对日本，我仍有一些不舒服的感觉。我知道我有心理阴影，但愿它会越来越小；但我也知道，它永远不会消失。我虽然不同意张承志的某些观点，比如他讴歌的“日本赤军”，因为政治的谎言和变数太多了，当初日本解放亚细亚的口号鼓动了多少亚洲民众和知识分子，最后还不是蜕变成我们熟知的臭名昭著的大东亚共荣主义！我更不同意张承志为中国的号脉：没有宗教约束的文化，是中国失败的病根。但他面对日本的自省，是药方中的君药：一个国家和民族，能在与自己结怨最深的对手前，返观自身，她就不会重蹈覆辙。同样的，那些批驳张承志的人，也能在自省中，得到教益。张承志宣称今后不再写（虚构类）小说了。莫非他觉得批判现实，小说终究不如短文来得及时、痛快？我们没有一个写长篇小说的鲁迅，但我们有一个死也不撒开手中匕首的鲁迅。张承志的《敬重与惜别》，不在于他如何考据日本，比较中日两国的文化进程，不在于他对天下大势的估计；而在于他秉承鲁迅对民族的自省精神，而在于他的这部心血之作，能否稍微解开一些我们纠缠了近百年的心头乱扣。最后，录两段书中的细节：我们大家盼望的，不是把你杀掉我们大家盼望的，是和你一起生存--------------日本歌手，《我们大家所盼望的》白浪（宫崎）滔天先生阁下：久钦高谊，睹面无缘，。。。。。。，植蕃、泽东，湘之学生，尝读诗书，颇立志气，今者愿一望见风采，聆取宏教。唯先生实赐容接，幸甚幸甚。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学生萧植蕃、毛泽东上。--------------萧三、毛泽东求见日本著名亚细亚主义者宫崎滔天信件

《致日本：敬重与惜别》－源于歧视和伤痛的对话

拥有穆斯林、红卫兵、草原知青、作家等多重身份的张承志，经过多年的文学求索，变成了一个精神漫游者，在呓语与狂热的文字中，宗教笃定了内心，更加厌恶世俗，在物质汪洋和文化溃败中孤独守望内心的神圣世界。身份多重的人，对于他者的眼光格外敏感，既有天生对歧视的警醒和厌恶，还有在复杂的文化背景中磨砺出的一种视觉穿透力。关于身份、制度、文化、信仰、歧视或者伤害等词汇，他们的体验更细腻、更纠结。当张承志来观望日本的时候，观望是视角是否会更特别，获得的体验是否更会引起新的思考和讨论？ “每逢与日本人相逢，总抑制不住——想即席清算甲午的屈辱、南京的虐杀；而每当和中国人谈及日本，又总控制不能——要滔滔讲解樱花的凋落、茶道的心境。和日本人交谈，往往只因一句对中国的失礼之语，便勃然大怒推案绝交；人有两面，和国人清谈时，又对中国恨铁非钢咬牙切齿，滔滔批判中，引用的净是日本的例子。”“中国对于日本，只是唐宋古典，现在则是一片蛮荒之地，对于蠕动其间的芸芸众生，本无多少伤害的内疚和自责”。这两段书中不起眼的文字，正好精确描述出中日互相观望的微妙态度。本书就是基于这种微妙态度之下的一番源于歧视和伤痛的对话，或许一厢情愿，对话的另一方，并不一定聆听和回应，就像他在采访中所说，每次草稿拟定希望日本友人给予意见的时候，他们一律选择沉默。对方缺席的谈话，如同自言自语。尽管像在独白，但话题却很新颖，绝非旅人眼中的繁花似锦和论者眼中的风花雪月。长期在西北扶贫的服部信雄、脱亚入欧强国史、广告长崎核爆炸、赤军、四十七士、歌手冈林信康、亚细亚主义等，有些话题，完全陌生，有些话题，另辟蹊径。曾经的侵华间谍，如今变为古道热肠的扶贫专家，服部信雄未经所谓的思想改造，凭常识判断，如此热心，必为赎罪。这个一厢情愿的想法，成为本书的一个引子，引导读者进入一个微妙深邃的对话世界。脱亚入欧的强国史，与中国的日渐没相对比，揭示了日本近代各种对华思想的起源。广岛和长崎的核爆炸，作者的姿态超越民族，立足普世人性，历数核武器的危害，言之凿凿，发人深省。 对赤军的论述尤其感人，那是经历、身份和信仰带来的感同身受。红卫兵和赤军都是60年代全球青年运动的典型代表。赤军将牺牲之地选在巴勒斯坦，用鲜血和生命捍卫了作者血脉中伊斯兰的神圣，不惜笔墨的文字中，洋溢着赞美、敬重、和国际主义的光环。死狂的四十七义士，武士道的精神始祖，日本民众的忠义偶像，作者却看到却是武士道精神中隐约而现的中国先秦古典精神，那种杀身成仁、义无反顾、大义凛然的死士传统。冈林信康章节是一篇纯私人化的音乐人评论和生命体验，平淡的交往、深刻的共鸣，娓娓道来。世易时移，斗转星移，曾经的青年运动代言人现在蜕变为一个沉迷于传统音乐的先锋音乐家，音乐人的转向，暗藏着作者对青春岁月的追忆和些许理想主义向物质取向妥协的无奈。文学的对话，以日本作家对鲁迅关注为契机，深入揭示了日本近代文学思潮中对中国的微妙复杂心理，对中国古典的推崇而对近现代中国的漠视甚至歧视的矛盾心态，那种源于胜利者的救赎、同情、提携，并试图强加给中国的愿望在文学作品中屡屡显露，部分试图与中国平等对话的作家在战争背景下欲言又止，在文学层面触及日本对华思想演变的冰山一角。对亚细亚主义的论述回到了开头服部信雄的扶贫动机，揭示了日本近百年来一种固执天真的亚细亚解放心态，即使战争失败，这种根深蒂固的提携心态仍深植根于普通日本民众之中，占领或者扶贫，都都是提携的手段而已，绝不仅仅是所谓的赎罪心理。 人性的涤荡，宗教的救赎、古典的守望，在浓血激扬的文字中直抵胸襟，逼迫着去思考。在历史与现实的颠簸之中，变成了一部自省的呓语，在对想象的友人倾诉之中，在敬重与惜别的复杂情绪中，转而关注批判自己，批判自己是否一厢情愿看待日本，检讨自己是否在强国梦背后隐含着导致日本帝国梦覆灭的因素，汲取日本保存古典发扬传统的精神。回归主题，敬重的是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日本精神，这种精神奋发向上、植根传统，惜别的，是这个让作者爱恨交织，内心难以平静的国度，和之前的先辈一样，求学日本，最终离去。

日本的复杂性

如果说一开始翻阅是还害怕张的偏激的性格会影响其客观性，那么放下书本后，不得不说，张的立场尽管仍然过左，他传递的讯息和依凭的史料却具有足够的厚度，足以使我们客观的看待日本的近代史以及日本对中国、亚洲的思考过程。他不是勾画一个简单的日本的印象，而是交待了整个历史过程的复杂性，这些，可以深刻的矫枉我们多半出自仇恨的日本认知。张的文风自不用赘言，依然这么美。看到一些段落，不禁要流泪。那种真诚和大气，没有一个作家能够做到了！看张承志的文章，可能担心其偏激，但是不用担心他会加入三聚氰胺，不像太多的所谓“精英”，一副讨好舆论和受众的媚骨。

羞赧的朝圣者与清洁的卫道士

张承志是羞赧的朝圣者与清洁的卫道士的结合体。是前者，造就了张承志一系列朝圣式的实践行动，写作也是其中之一；而清洁的卫道士，则形塑了张承志的文本中急于为牺牲和献身正名的话语姿态。如果我们要取捷径要做宏观立论，直接截取其创作生涯中的小说集和散文集亦或者是旅行文学集的名称就可一觑其中的端倪。《心灵史》、《黑骏马》、《清洁的精神》、《金牧场》、《鲜花的废墟》、《敬重与惜别》，意象选取上的纯粹性和排他性暴露无遗。在这些名称的意象上，承载的是张承志本人的精神取向：对于圣洁的生命存在的极端向往、对于纯粹的心灵历史的偏执书写、亦或者对于诗意存在——在这里诗意的存在对于张承志来说，是其宗教信仰给予他的立命原则：平等、自由和公正——本身被置于苦难现实中的悖谬的荒诞呈现。和所有的具有宗教意识的作家一样，张承志一直都是一个有着强烈的内省向度、原罪意识的作家。 同样是对于反抗与复仇精神的极度认可，与他在《心灵史》中忍辱负重的哽咽哭诉的写作情态不同，在《敬重与惜别》的许多章节中，他变得更加纯真、平和、虔诚，他的书写因而呈现出了一种在面对罪恶横行的世界时仍然可以睥睨尘世的高贵姿态。《心灵史》是一部激烈宏大奋不顾身的复仇史，张承志是浸泡在反抗与复仇的羊水中非正常成长的巨婴，朝着黑暗的世界张开了愤怒的嘴和嘶吼着的喉咙。此时的张承志，粗粝而勇猛，仿佛身体内部疯狂繁衍的激素在得到了哲合忍耶的信念的召唤后变得更加一发不可收拾。但是到了《敬重与惜别》，张承志明显地改变了。不论是前面叙述甲午海战大清的惨烈败北还是后文中对于阿拉伯赤军亦或是四十七士事迹的描绘，明显地，张承志收起了那个朝向历史黑洞和苦难土地怒吼的姿态，失望是有的，愤怒当然也不可避免，但从中我们体味最多的，是张承志文本里透露出来的对于历史与现实的矜持与哀婉的表情。甚至张承志讨论起了革命实践与和平主义无法融合的现实两难。如果考虑到这两个文本中那个隐含着的“他者”，我们没有理由不做一些思考。前者是无理无据无情更无人道精神的清政府，而后者，是那个历史上觊觎满洲内蒙更企图吞并中国的一衣带水之邻。同样是国仇家恨，同样是民族交往中无法忽略的惨痛记忆，张承志为什么采取了两种几乎截然不同的话语姿态？很显然，这种截然相反的态度，是一种假象。这种假象，来自于是张承志本人在其中的身份转换。写作《心灵史》的张承志是站立在西北西海固土地上的一个背负着哲合忍耶教徒期望的那个撰经人，他所面对的，是宗教伦理与国家伦理之间势必形成的你死我亡的冲突。张承志需要在神之国与人之国之间做出义正辞严的判决。那些在背后望着张承志的、世代生存于西北穷山恶水中的哲合忍耶牧民，在这里扮演了贝雅特丽齐的角色，引导着但丁/张承志向着清洁的精神国度与净土做出悲壮而决绝的跳跃。他必须舍弃世俗的国度，必须舍弃这个国度所代表的邪恶的国家伦理。这是一种神学的维度，在神学维度的召唤之下，正义自然成为了张承志首先奔赴的目的地。奔赴的途径对于他而言是不重要的，即使看上去有暴力和不够人道主义之嫌。而后者，在面对一个新的他者时，张承志的发声位置悄然发生了变化。那个执着于宗教信念的张承志退居了二线。此时的他首先是一名东渡日本的中国人，其次才是一名伊斯兰教徒。抛给他的问题不再是宗教与国家之间无法解决的冲突，而是两个民族之间纠缠不清的历史记忆。如何面对和梳理这种历史记忆，对于张承志来说才是首要的课题。日本作为这样的他者，也可以说是扮演了维吉尔角色，在理性扼指引之下，张承志回顾了中日交往史中足以令人痛楚和难以割舍的部分。从这里开始，张承志的变化就十分鲜明了。对于正义无可止尽的偏执追求与占有被悄然放弃了，对于世俗国度的超然审判也被暂时置放在一边，第一步，是真正走近那个日本。这一走近，显然让张承志原本应当嘶吼的嘴巴安静了下来，在做了这一番历史巡礼之后，张承志惊讶地发现，日本作为那个施予近代中国历史无数苦难的“他者”（如同《心灵史》中惨无人道的清政府一样），其民族精神中流淌的血液，对于他而言竟然有着一定程度上的心心相印之处。这种心心相印，首先就是流淌在某部分日本人血液中真正的国际主义的精神。他们可以为了远在千里之外的也许是毫不关己的巴勒斯坦民众的公义挺身而出，也可以为了印度与中国的革命事业冒险。不仅如此，日本人在面对死亡和献身时凝神而庄重的态度也深深地打动了张承志。张承志原本就极具献身冲动的纯洁内心被武士们几近审美化的死亡仪式陶醉的更加心旌摇荡了。他在这里发现了“美的人道精神”，在这里发现了另一个古老中国精神的现代形象。他不禁反问：中国还具备挽救古代传统的可能么？这是张承志，那个怀抱着宗教正义苦苦呐喊的西北牧民的代言人，在写作上由宗教伦理转回到国家伦理的一个高潮。但这是真正的转变吗？答案是否定的。张承志在这里无法释怀的，其实仍然是日本民族中极具宗教情怀的那一部分。强烈的公义精神、审美化的死亡意识，实质上是宗教信念的一种更为世俗化的面貌而已。也就是说，张承志耿耿于怀的，仍然是那个老问题：现代中国人宗教精神的阙失。这种质问，因为是由“一衣带水的古老邻邦”——日本所带来而更显得意味深长。同样是深受儒家文明传统熏陶教化而出的民族，为什么在后来的精神路径却愈发遥远？这种张承志式的质问，实质上仍然是披上了民族大义的面貌的“宗教追问”。呜呼哀哉！正是因为宗教意识上的暗合，所以张承志这一回才会拎起民族主义的新瓶子。而里面放着的，却仍然是宗教的旧酒。明修栈道暗渡陈仓，曲线救国的古老办法，现在却被“还治其人之身”了，其中的吊诡也值得令人深思。

渗血的手掌

　　若不是读了张承志的《敬重与惜别》，我也许永远不能理解为什么电影《梅兰芳》中那位年轻俊朗的田中龙一在一次次无法劝动梅兰芳之后，会选择开枪自杀。这不单是有没有完成文化侵略指标的问题，更不是因为影片处处烘托梅兰芳的艺术价值、民族气节。田中龙一这个人属于艺术虚构，无法剖析。但是，张承志所讲的另外两个人的死亡或者痛楚，倒是可以解释田中龙一的“无法释怀”。 一个是太宰治，在中国读书界因为他写鲁迅的《惜别》而著名，在日本读书界又因为他的情死而成为一个异类。 1943年，日本已经快触到战败的冰山，转而开始鼓吹解放亚细亚，甚至向南京的汪伪政权宣布放弃治外法权，那一年更召开了臭名昭著的大东亚会议，会上吹嘘大东亚共荣的假象。 　　日本情报局和文学报国会号召作家们配合写作，表达时代的最强音，写出东亚亲善的宣言。太宰治就在主动应征之列，他于1944年底赴仙台取材，1945年2月动笔，而当那本薄薄一本160页的《惜别》出版的时候，日本已经换了人间。　　在《惜别之意图》中，太宰称自己“只想以所谓洁白的独立亲和态度，正确且慈爱地描写年轻的周树人”。作者以虚构的“我”的口吻进行回忆，作为周君的好友，我得以近距离地理解周树人在仙台时的人生转折。但是，太宰治个人的性格，更准确的说，是战时日本的整体社会性格，让太宰治笔下的鲁迅，有了一种富有深意的偏差。　　“中国人看杀头”幻灯片给鲁迅带来的精神冲击，被太宰治转换为鲁迅口中一方面赞叹“友邦日本举国勇敢地战斗”，一方面哀叹“我们国家的民众，一幅邋遢相叻”。 更让中国读者觉得荒谬的是， 本身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抢食的日俄战争，被太宰笔下的鲁迅说成“完全是为了支那的独立保全，才让日本来进行战争的……” 　　除了受聘于文学报国会的直接原因，让太宰治对“时局”的分析和描述无法不带有意识形态宣传的粗暴。单就那个具有“独立亲和态度”的“我”来说，“我”本身也就是太宰治洁白的乌托邦的影子。“我”让鲁迅承认那场殖民战争其实是为了解放支那，“我”和鲁迅并肩一起看着火光深处的未来——东亚共荣，黄种人战胜白种人。 “我”是亲善的，感性的。“我”在尝试理解鲁迅的同时，也重新创造出了一个亲和的自己，“我”就是太宰治本人。　　《惜别》出版不到三年，太宰治就携情人一起赴死。日本战败，大荣亚共荣圈的谎言，都必须让他面对自己的乌托邦的破产。这个乌托邦只能是苍白的，无法遮盖仙台时期的鲁迅所关切的血色中国，而那血污正是帝国主义的日本送去的。　　另一个人是作家堀田善卫，他也被派往中国战场进行写作。他的《大上海》在国内并不著名，但是却被张承志犀利地捕捉到它的精锐之处。 他对日本和中国的关系有一种深重的苦恼：　　“即便如此，还有叫做不可忘却的酸楚，它便是日本和中国交往的根本。我们互相握手时，在手掌和手掌之间，渗出的是血”。（《在上海》）　　对于堀田善卫这样的知识分子来说，中国毋宁更是日本自身的文化自体，理解日本的关键恰恰是如何理解中国。堀田善卫在上海街头看到日本士兵将手伸进盛装白纱的中国新娘的裙下，便奋不顾身地扑向日本士兵。他终于明白，长期将中国文化作为自身历史的日本，在一战后发展出的那种最富攻击性的性格，是多么地复杂和狰狞。　　不同于太宰治终生自寄于自己的乌托邦；堀田善卫对中国的爱，与他所见到的日本军人的无仁行为，使得他对战争和“大东亚共荣”的思考远来得真实、痛切。在张承志看来，这也使得他成为与鲁迅距离最近的日本作家。　　回到开头，田中龙一喜爱梅兰芳，太宰治想跟鲁迅亲和，但最终两个人都失败了。堀田善卫知道这其中的原因——在一方以文化/肤色亲善之名、行野蛮侵略之实的时候，握手的双方手心里渗出的是血。田中龙一对梅兰芳的喜爱，是建立在梅兰芳不能拒绝的前提之上的。这个年轻人最后心碎的原因，更多的还是堀田善卫式的失落，他发现了日本对中国的爱的血迹。　　而正是那些曾经握在一起的手掌里渗出的血，促使张承志几度求学日本，寻访一些人，追究一些地方的近代史，艰难反省、认知，才有了这本《敬重与惜别》。全书的脊椎是对“帝国主义”的批判，为日中历史文化的障碍和顽疾把脉。张承志因为邂逅在青海支教的老日军服部幸雄老人，由此开始了对“亚细亚主义”的遗迹的寻访。几年里，他走横须贺，讲解日本海军的强大之路之后高涨的帝国热情；访长崎岛，指控核武器和帝国主义思想的蛇鼠一窝；他为“四十七士”的义节喝彩，为“赤军的女儿”祝福……同样，他为太宰治的惜别感到惋惜和不适，对堀田善卫的失落和愤怒感到欣慰…… 　　这是一本需要直着脊背看完的书。在两个地理如此亲睦、但心理如此隔绝的两个国度中间，张承志让人看到了精神的强光，那种精神叫做和平、理解、敬重。

一条水的距离

中国和日本只隔着一条水，但日本这个国家似乎印证了岛屿生态学的经典理论，在与大陆可以沟通的（Connected）的时期，玩命学习；在失联（Disconnected）以后，再把学来的东西进一步消化和反刍。当然，最后有些东西就变态——作为生态学上的名词，没有贬义——了。书从服部老人始，也以服部老人终，完成了一幅不同于传统认识的浮世绘。某则评论写，“若非此书，无法理解XXX”，有同感。对张爱玲的评论显然引起了一些童鞋的不快，不过如果引用任公的话，大概就可以心理平衡了：天下唯庸人无咎无誉~

《敬重与惜别》张承志

《敬重与惜别》张承志读张承志的书是从很久很久以前的《北方的河》开始的，那时候文革刚刚结束，老作家都不写东西了，新出现的作家就好象从土里冒出来的新芽，那么稚嫩，无法让人联想到我们是一个有五千年传统的文学大国。像刘心武的《班主任》，现在简直没法看，都不如一些初中生都写得好，可是那时什么时候，文革刚结束啊。后来很多年以后看到张承志的《心灵史》，才知道张承志一直跟着时代在成长，《心灵史》是我读过最震撼心灵的小说之一，读过的人都无法让你忘记。又过了很多年，读了他的《敬重与惜别》文风又一次转型，变化很大，越来越深沉了，很多男作家老年以后，都不再写小说，改写散文，写那种比较厚重，比较复杂，比较有思想的散文。这是也是每个男性知识分子都走过的路吧。《敬重与惜别》写的是日本，张承志所接触的日本，不是浮光掠影的旅行，而是真正的面对日本，面对日本文化，面对日本人，面对日本的历史，当你走进历史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原来每件事情的细节一点一点展现出来的时候，所有的我们所了解的事情都发生了变化，原来的观点都变得模糊不清，是非善恶都变得异常复杂。当年的鬼子，现在却在用并不宽裕的资金在资助中国西南贫困失学的儿童上学，赤军的女儿为了阿拉伯人甘心进行自杀性攻击，四十七士为什么要复仇……也许这些问题永远都会引起争议，但是比起教科书里面单一的答案，生活告诉我们，任何事情都没有标准答案，应该让每个人都发出自己的声音。

死去的历史遗留下的东西

死去的历史遗留下的东西——言说的中日与缠绕的东亚王威廉一“东亚”这个概念对于中国人来说，更像是一件被迫穿上的不合时宜的风衣，于是我们的目光远远地穿越了这件风衣，在一个庞大的世界主义范围内寻找着强大的他者来体认自我。似乎可以说，“东亚”在汉语中仅仅是以地理学来定义和命名的，而在思想的背景上，这个词汇没有任何的重量。一种中-西二元对比映射结构呈现了中国近当代思想发生与言说的轮廓边界与基本模式，这种论域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段内改变了历史的路径，而随着这论域的内涵被逐渐固定化与泡沫化，中国的现代性前景开始显露危机，而且我们对中国的认知也在逐渐变得模糊不清。反抗还是依附，再次成了一种非此即彼的武断论的前提。或许，我们需要的是新的他者，需要一个新的他者带来有别于过去的参照系，有别于过去的历史视野。在看完了张承志的《敬重与惜别——致日本》一书后，我的心中涌现了一个异样的日本，而日本，就是我们不必舍近求远去寻找的他者。日本内涵的丰富与驳杂早就在颠覆着盛行于国内的那种简单化的论断，——对于他者的文明，我们总是喜欢得出一条条模棱两可的简洁之论，然后把这些有关他者的结论做了或补充或批判自身文化的材料。这表面上看起来，似乎像是文化人类学的研究模式，可实际上这种结论的得出早就预设了自身的立场，问题的得出自然也就是顺水推舟的。一言概之，我们没有相对客观的和反思的立场来生产知识，因此这样得出的知识是形迹可疑的。像是钱穆有关中西政治比较的论述，得出的那些西方的政治心理外向、中国的政治心理内向之类的结论，未免太过简单化，是经不起推敲的。尽管张君劢等先生早就对钱穆的这种倾向进行了批判，但是这种简单化的直线比较论至今仍在国内的一般知识层较为盛行，这无疑对民众的普遍思想倾向大有影响。而实际上，这种心态，就是典型的自以为大国的心态，没有对他者给予足够的尊重，而我们自己也深陷在极端的傲慢与自卑之中。带着这样的想法来看张承志的日本之书，必须得说，张承志笔下的日本也断然不是日本的全貌，他所展现的部分也是日本与他独特个性相吻合的那部分。但同时也得承认，他是以史学家的视野把日本放在整个东亚乃至亚洲的范围内来考察的，并且用作家的敏感向内挖掘着，尝试去逼近日本的内在精神，这和他坚持的“清洁的精神”达成了某种略显古怪却激烈的共鸣。他在日本苦苦寻觅的都是古典中国的那种美感与耻感的文化，然后一点点小心地剥离了军国主义、民族主义、帝国主义的釉彩，得到的是他心仪的碎片。最终，他得出了结论，那就是日本把借自古典中国的元素加以仪式化，也就是宗教化，从而濡化进了人的生活与心灵之中。而中国，诸多文化元素的发源地却因为弃置如敝履，没有进入到日常生活的信仰仪式中，最后只剩下了老生常谈。我以为，这样的看法是深刻的。不能化入生活与内心的文化，其命运只能是成为枯死的教条。用这样的标准来看待眼前时常被提及的文化复兴，我觉得恰到好处，能成为一种判断的依据。张承志在这本书里最见真诚的地方是，他用中日之间许多个体（包括他自己）的直观感受来辨析尊严在人类社会中至高无上的地位，而对国家、民族之间的敌意与歧视作出了强烈的批判。从这个立场出发，他的日本言说终于超越了中日历史缠绕的层面，上升到了一种世界文明的总体观照之中。不得不说，这样的立场在中国是久违了，文明的基本良知在这里闪现了，尽管会被讥笑为“理想主义”的幼稚，有人会说：国际政治当中何有理想可言？唯有利益耳！但是，正如“理想主义”这个词汇一样，曾经是多么美好的字眼，代表了人类得以超越历史之恶的可能性。这个可能性对一个文明以至整个人类而言是绝对必要的，越是步入一种伟大文明的深处，越是感慨于这种良知的重要。没有这样的尺度的国度，是卑琐的，是历史之恶的彻头彻尾的俘虏。 二我们何须讳言，尊严的丧失，或更直白的说，歧视，对于近代以来的中国人是意味着怎样的心灵苦难，而日本，正是这歧视话语的最大制造者。优越-歧视的一币两面，也是明治以来日本帝国失去良知得以发动战争的话语发动机。因此，中国人的日本言说怎能逃脱这样的历史语境？中国人的日本言说伴随着中国现代化的起始，在黄遵宪写《日本杂事诗》、王韬写《扶桑记游》之时，正是日本明治时代，其时中日战事未开，不但危险没有逼近，而且日本人对中国仍抱有历史积淀而成的巨大好感，对他们的日本之行崇敬有加，使他们的日本言说也余裕而自如。像黄遵宪甚至可以把从日本得来的一个治脚气的偏方写进诗集中，以备国人之需。这样的黄金时段极为短暂，到了鲁迅、郁达夫留日的时候，甲午海战已开，东亚历史的新格局已然生成，他们的日本言说显得苦涩而焦虑，这也奠定了他们作为文学家的话语基调，像《呐喊》的愤怒、像《沉沦》的晦暗。而陈天华的死，则是一个历史的浮标，测量了来自东洋之歧视的锋利程度。而这些，正是从两个向度上奠定了中日近代史彼此缠绕的场域：对于日本而言，是以民族的优越感试图建立自身为主导的“大东亚共荣圈”，以对抗在世界上进行殖民主义统治的白种人，这是一种民族主义乃至种族主义式的言说，试图为罪恶竖起意识形态的合法性。这样的论述比小说更惊险、更能鼓动人，孙中山提出的“大亚洲主义”就多多少少有点日本式的气味。而尊严的丧失，对于中国而言，则是形成了一种受辱而受伤的文化心理，这种心理在辉煌的历史记忆反衬下使中国人比任何时候都渴望强大，无比的强大，甚至从来都没有把梦想定在世界第二的位置上。从梁启超《新中国未来记》中的“万国来朝”到大跃进时代的“赶英超美”，这种大国期待的话语逃避了日本的民族-种族主义的羁绊，成为了一种历史与未来双重想象、印证与建构的产物，但这其中莫不包含着那种日本对帝国想象的镜像碎片么？这其中会不会有着一种互为反转的结构呢？二战以后，日本成为了美国人羽翼下的保护国家，它只能以美国的对华政策调整中日之间的关系。东亚的格局再次巨变，曾经的诸多细节正在尘埃落定，对于普通中国人而言，唯一能够清晰记得的便是日本在中国的罪恶，甚至于对那场中日战争都不能放在整个二战的世界背景下来看。这本无可厚非，然而，中日近代史关系的原点却在遗忘，双方都没有对罪恶的生发作出有力的思想史回应。罪恶没有彻底清算，过去的一页却已合上，故而，双方对彼此乃至自身的认识总是残缺的。悬置、逃避、沉默与失语，造就了一个仅仅只在地理学上成立的“东亚”，就这样荒诞地存在着，比起欧洲在二战后的反思以至融合，这个“东亚”显得过于虚无飘渺。这些问题少人谈论。或许并非是难度，而是这样的谈论太过敏感与冒险。但是，张承志触及到了这些，他直接用文字去品咂了那种来自“歧视”的苦涩滋味，从而深深地否定了那种大国意识的傲慢。这不仅仅针对曾经的日本帝国，也包括今天和未来的中国，——必须对他者的尊严保持应有的尊重，实现一条超越帝国主义的强国梦。如果说这世上真的有一些普世价值，我想，尊重他者永远都会是其中之义。在这一点上，近年来张承志越来越强调，这也是他东渡日本、远涉拉美等多种文明后的一种升华吧，这样的多元文明的包容视野正在“纠正”着他在写作时迸发的不可遏止的激情。或许，那种激情有些许的夸张与变形，但那有何可笑可言，他的言说在当代中国确是无可替代。坦率的说，张承志的一些思想早已备受质疑，尤其是在一些偏激的网络论坛中已经被攻击和谩骂到了体无完肤的地步。但是很多的质疑与攻击并没有理解张承志的立场，他们所持有的依据无非就是以美国为首的国际社会大肆宣扬的恐怖主义的阴影。实际上，张承志并不完全认同那些异端（比如日本赤军）的暴力行为，而是着重赞美他们最初的美好理想——为了正义与平等。异端的暴力行径已经灰飞烟灭，而致使异端兴起去反抗不义的精神应当长存于世。他在字里行间里悲痛地哀悼：正义与平等的左派精神正在美国新帝国主义的大潮下成为破碎的泡沫，被人永久地遗忘了。或许是激情，或许是偏激，这些言说令人无法无动于衷。三戴季陶在《日本论》中曾号召国人认真研究日本，而1949年后，面对世界两极分化的冷战格局，中国对于日本竟然失却了曾经的兴趣；待到冷战结束，日本右翼沉渣泛起，中国人对于这个邻邦才开始了再次的打量。不过个性化的而又有具备很大读者影响力的日本言说著作并不多，除了张承志这本，余杰的《“暧昧”的邻居》也曾引起过一些反响，不妨简单比较下。余杰曾是张承志最强烈的批判者，他这本书仅仅从标题看，与张承志的已经大相径庭。他批判的味道浓些，张承志敬重的成份多些，折射出了中国人的日本言说的特点——其实都是有关日本的中国言说，日本成了表演的舞台。或许，张承志的日本感受会深切一些，他毕竟在日本度过数年，精通日语并用日文著书立说；而余杰只不过是一次时间很短的访问考察。当然，时间并非关键，本尼迪克特写《菊与刀》时，并未踏上过日本的国土。而打开余杰的书，那种网络大众式的民族主义情绪泛滥其中，他说日本“是世界上最缺乏爱和同情心的地方。”他在别处甚至写道，日本人不具备“人类的资格”。这些言说比他所批评的日本右翼更为情绪化，这无疑影响了他批评的深度。细读之下，余杰反对日本右翼军国主义的立意尽管是崇高的，却没有触及根须。不过，并非毫无所得，他对日本民主细节的关注却是张承志所不及的。即便右翼横行，却总有少数（相对人数少，绝对人数并不少）有良知日本人在与之抗争，余杰感叹于斯。 当然，这样的比较并非要在这两种立场之间分出优劣，而仅是表明日本言说的复杂多面。不能理清这复杂多面，也就意味着我们对当下的处境大有含混不清之处。实际上，对待日本的立场其实关乎着我们的世界立场，就像张承志、余杰两种立场的分歧看似在日本，实际上更深的分歧根源却是来自于目前美国主导的世界格局及其宣扬的价值观念。承不承认美国的所作所为，承不承认目前世界格局的合法性，实际上成了他们两人截然相反的核心价值与根本依据。余杰是按照既有的世界模式来生发自己的日本言说与中国思想，而张承志则继承了中国传统的另一条支流，那就是一条有别于既有模式的理想主义、国际主义的“革命之路”。无可否认，张承志的理想太过美好与脆弱，使他有了被观看者眼中的不合时宜的悲剧性。四尽管有关日本的言说多种多样，但中国与日本却有着一个基本相同的处境，那就是它们都是非西方国家。面对现代历史的进程，它们必须奠定起自身的现代性基础。究竟是自发型的还是横向移植型的，这对自身历史的重新阐释有着决定性的意义，甚至可以说，这关乎到非西方社会科学与人文学科的话语基础以及价值立场。日本学者丸山真男写于1940年代的《日本政治思想史》，1952年出版后，常被誉为战后日本思想史的经典著作，其表面在讨论江户时代“朱子学”和“古学派”的思想，而实则强调了日本固有的“近代性思维”。他在一种历史化的纵向叙述中，自以为抵达了日本近代历史的完整性以及合法性。而遗憾的是，这只不过是与西方中心主义话语的深层同构，这种思想没有反思的延续了以日本汉学家内藤湖南为指导的京都学派“支那学”的思维。内藤湖南曾说：“代替支那人为支那着想”，他指出中国唐宋以来业已具有东亚现代性的萌芽，并以此为据否定了宋以后的中国历史走向。可以发现，这种理论话语与渴望日本统治下的“大东亚共荣”之间的密切联系：中国是需要现代性去拯救的，而拯救者却只能是与西方现代性相抗争的日本“东亚现代性”。这样的缠绕令人眼花缭乱，却又暗自惊心。没有对这样的思想扭结进行彻底的清算，未来的“东亚”根本没有任何认同的可能性。不过幸运的是，希望正在显露。中国学者汪晖于2004年出版的学术巨著《中国现代思想的兴起》，其论述的开端正是宋代理学，剑锋直指日本的京都学派。汪晖以异常恢弘的思辨力与西方现代理论话语进行了深层的对话，尽管此书论及范围极为广博，然则其基本论域在于阐释中国固有思想是如何与西方话语杂糅、扭结成了今天的现状。在与他者话语的辨析中，中国自我的轮廓正在逐渐显现。这不是日本式的与西方比附而得出的现代性，——汪晖并不急着修理历史的链条、论证古典的自足，而是直面历史的困境，作出一种更为细腻与开阔的思考。而在日本方面，学者子安宣邦用福柯的知识考古学重新反思了日本的诸种近代论调，并希图在一种真正的平等与交流中重构“东亚”的概念，他说：“恐怕这才是从被帝国日本霸权主义污染过的东亚走出来，于我们手中建起新的东亚概念的途径。”我想，汪晖肯定会赞同子安宣邦的这个美好愿景，因为在《中国现代思想的兴起》的附录里面，汪晖论述了“亚洲想像的谱系”，其中亦有着以亚洲为方法重新思考世界文明的向度，并提出了把亚洲想象成为一种“互动的关系”。可以看到，这些中日学者的思想正在成为“东亚”进入思想史论域的起点。而除了具体的思想史分析，在我看来，我们还需要一种长远的文化政治的眼光。文化政治并非什么文化的政策，而是一种文化（文明）在长时段内的对政治因素的敏感，这里的政治绝不是每日政客表演的舞台，而是哲学意义上的伦理关系，是一种深层的国与国之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它代表着一种文化的生态系统是在如何修复历史在未来的向度。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中国人的日本言说绝非是一种真理论述，而仅仅是一种文化-价值的论述。中国、日本以及世界的现实已经复杂到了超出既有理论体系的范畴，是应该站在更多样与变化的视角上来察看与阐释，我们才有可能看清我们此刻的位置及其困境。而中国与日本，应当是这样一个大型坐标系内的两个相邻的坐标与变量。日本诗人谷川俊太郎有诗云：“死去的历史遗留下的东西/是辉煌的今天和将要到来的明天/其他 什么也没能留下/其他 什么也没能留下。”是的，一切关于过去的谈论与思考都是面向辉煌的今天和将要到来的明天的，应当会有那一天，“东亚”将不再缠绕，中日的彼此言说也将指向更为深邃的文明交流与人类的发展及福祉。也就是说，“东亚”其实是一条需要被超越的历史途径，只是这条道路还需要今天的规划与建造。（原刊2009年6月《书城》杂志）

一个满脑子红色以及绿色的恐怖疯子。

说点实话。了解 张承志是他的红WEi（不知道会不会被屏蔽用了拼音）兵第一人。怀着这本书名的敬重与惜别 看了之后极其的反感他。一个满脑子充满了极端主义 宗教主义（伊斯兰思想）并对日本赤军那耸人听闻的同情和敬佩 我明白了 他敬重的是什么 惜别的又是什么。真的很后悔看他的书 以后也不会再看了 还说什么毛老人家 算了 这人是个疯子 是个那个时代没有被清除掉的疯子。通篇文章充斥着一种暴虐的气氛 感觉这个人脾气应该非常不好 不喜欢在文章里带有个人色彩的说自己的宗教 并且文章描述极其混乱 真搞不懂这种大毛佐+伊斯兰主义者 竟然还没死掉 太可怕 一个疯子。

再见，张承志

背地里我喜欢管导师叫老头儿。老头儿喜欢张承志。大四的某段时间里，开口闭口《北方的河》，《黑骏马》。后来我去翻《北方的河》，在榆中图书馆二楼的一个大屋子。翻完最后一页，抬头正望见后山。扑面而来的和在胸中跌宕而生的气，正迎头相遇。散不出去，却郁积起来，在体内来回冲撞。顿时感觉手脚粗壮了一番，有想癫儿到山顶吼两嗓子的感觉。后来，我们开读书会，就谈张承志。谈他的非主流写作。张承志的非主流一是和主旋律下的四平八稳的赞歌式的写作不同，他不会写什么赋，甚至鄙视张贤亮等人在舞池里的歌舞升平。另外，和另一部分人的批判式的叙事也不一样，这些作家多少受些西方的影响，提倡民主、人权。张承志也谈这个，但是他谈的更多的是那些弱小的生存权。这是要么被历史忽略，要么被“歪曲”记入历史的群体，比如哲和忍耶。然而，彼时我是不懂他的。我在发言里说，张承志用神谕般的话，攫取人心，却走向了另一个极端，近乎于民粹，甚至有某种暴力美学的倾向。但在手边的这本《敬重与惜别》里，张承志却似乎换了一个人，正如他自己在文中的感慨。“虽然此刻还处于激烈的争辩撕扯之中，但是我变了。一种似乎是最终的原则，正渐渐渗透我的身体。”他写道，“宣誓拒绝核武器和战争，宣誓卫护他者与和平。他们彷佛新鲜的血，哗哗响着，涌入体内。我恨它来得为时太晚，又欢喜它终于惠及我身。”至此，再见张承志却不同于以往对他的理解。实际上，他的对于一切卑微群体的关注来源于他对于极权的极度反感。这或和他的回教身份有关。然而作为在文革中成长起来的一代，并且作为“红卫兵”一词的缔造者，张恐怕对反极权有更切身的体会。从张的书中看出来，其并不因为自己创造性的使用了“红卫兵”这个词语而感觉不安。“红卫兵”对在上的权力者的纠斗，无序、令人颤抖，却多少有着限制权力的浪漫可能。张对于恐怖主义的理解和对美国式反恐的反感也来源于此。他并不见得反对美国在全世界所推广的民主、人权等价值，然而其反对的是这种价值的强大和一贯自以为是的正确性。美国人以自己的意识决定了公平和正义。然而这种正义应该由谁来诠释？这必须得以回答。张举例说明，美国人在日本丢下了两颗原子弹的借口是，这样可以避免对日持续作战中预估的几百万人的死亡。所以美国人一向认为在广岛和长崎投下原子弹是正义的。但是对于那些无辜伤亡的两市平民而言，这是正义的么？强权下，总有某个群体的声音被忽视，然后被决定了生存还是死亡。并且最为可悲的是，它们甚至失去了在历史中留言的机会。所以，说张承志是个民粹主义者，不如说他是一个极权主义的坚决反对者。张承志自己承认自己是个左派。他说：我就是左派，我不喜欢右派。但实际上无论是左派还是右派，其达到的目的是基本一致的，即对于极权的抵制和对于普通的个人权力的尊重。更何况，在中国当下的话语体系中，左派和右派的声音，只要是非官方化的都弥足珍贵。此书另外值得一读的地方是其对于日本入侵中国，以及对日本的亚细亚主义，大东亚共荣圈等问题的看法。张承志在日本生活过几年，多少能从日本人的角度出发来看待这一问题。对于长期成长于另一视角下的我们有不少启发和补充。

我们应该学习什么，思考什么，反省什么

这本书买的是正版。一是因为张承志，二也是最重要的是因为写日本。这次正版买得很值，性价比非常高，印刷精良，资料翔实，收获颇多，并解决了我困惑多年的一个历史问题。我一直非常奇怪，辛亥革命的很多先驱当年均曾留学于日本，并曾受到日本的多方资助与包容，难道日本不怕增加竞争对手吗？孙中山、鲁迅等与一些日本友人关系甚近，这些日本友人是如何思考的呢？是真正的友情还是具有其它目的？张承志这本书给出了大致的答案。日本也是在美国军势压力下被迫开放的，其时间比中国还晚，大约是1858年。近代史上日本有脱亚入欧的倾向与行动，一方面与其实用性、功利性的民族特性有关，另一方面与其力图振兴强大、摆脱奴役的真实愿望有关。因为同样作为被歧视、被欺侮的黄色人种，日本人对于西洋人的厌恶与隔绝并不亚于中国人。明治维新后的国力日渐强大，日俄战争的胜利，使日本人看到了崛起于世界的希望。因此，国内又有了东亚振兴的更大图谋，相关的“亚西亚主义”也成为学界与政界的理论基础，而且很多政治家怀有如此抱负并从私人角度实施着某种努力。听起来很动人，即亚洲应崛起、振兴、强大，以对抗于西方世界，不再受歧视、受欺侮、受奴役。但如何实现这一理想呢？日本政治家认为肯定要靠当时最为强大的亚洲国家日本的领导，也唯有靠日本的领导，整个亚洲方能振兴。因此，不仅是中国，包括印度、菲律宾、越南等亚洲国家，所有革命性的行动，都受到日本某种政治势力的支持至少是鼓励，包括宫崎滔天对于孙中山的支持。这种支持，实际上是基于未来日本统治亚洲的战略性考虑。支持这些革命者或持不同政见者，将有助于建立所谓的“大东亚共荣圈”。而令人称叹的是，很多支持是出自于民间的某种政治势力或浪人，有时这些人的观点甚至与政府当局甚至是矛盾的。当然支持中也会有真实友谊的存在。这种主义或倾向一直持续了很多年。反面的影响，就是成为军国主义或对外扩张的基础；正面的影响，就是包括中国在内的很多民族革命或反封建革命的成功。在这本书中，还记述了一些日本青年二战后，从国际和平主义与反压迫的角度，曾经亲身参与巴基斯坦解放组织的活动（赤军）；还记述了长崎对于使用核武器的反思与极端反对，以及从四十七志士对于日本文化的分析等。我们应该从中得到什么呢？张承志的书一般是比较沉重的，但在艰难时期会给人以力量，例如他的《北方的河》对于我的影响，以及后来对于穆斯林民族、西海固历史的一些思考，发人深省。但是，已经很多年没有再看他的书了。不仅仅是个人顺利的程度较以前有所提高，尤其是能力有所提高，也是由于认识到个人的庸俗性、世俗性可能无法再消受、承受他的沉重。这本书是主动性的选择。并非目前的困惑更多了，而是对于日本以及日本人应当如何认识，历史应当如何认识，随着年龄的增长，思考得更多了（这也是作为60人无法摆脱的家国与政治情结），理性与建设性越来越成为个人价值观中非常重要的部分。因此，希望能够从一个民族感、正义感很强的，自己非常推崇的作家那里，获取一些有益的营养。结果当然是理想的，张承志的尖锐犀利并没有随着年龄而消退。通过此书，我们应该认识到，对于日本及日本人，我们应该学习的，是日本人对于外部世界的吸纳性、对于理想的执着性、对于事业与意志的坚定性；我们应该思考的，是如何以理性与建设性的态度，以充满智慧、面向未来的策略与方法，来共建有利于双方的中日关系；我们应当反省的，在中国和平崛起的过程中，我们是否也有偏激、狭隘的民族主义，是否也在不自觉地将自己当作世界的拯救者与领导者。最近看到美国侵略越南的战争中，韩国为感激战后美国对韩的支持，曾经派兵30万人与美军并肩作战，在越南的暴行丝毫不亚于当年日本侵朝后的所为。人总是容易健忘的，尤其是对于自身丑恶的一面。所以，时刻保持对于人性恶的警惕，维护民主、自由、人权这些普世价值的意义，对于每一个国家和民族都是有意义的和必。反省意识与行动，是包括中国在内的每个国家都必须有，并且应当不断做的，主要还是基于人而非政治来说的。毕竟，战争、英雄、牺牲，这些不恰当的宣扬与追述，对于同一物种来说，都是悲哀的；而从历史长河来说，所有的历史纷争、丰功伟绩，都不过是沧海一粟。永恒存在的，应是如何让每一代、每一刻、每一地、每一人，都能够有尊严地活着、活过。

写作者的良知

有些东西令人敬畏，无法妄言。读完这本书我更信赖和尊重作者了。非常感谢张承志，让我于浮华中有幸沐浴一位写作者良知之光。

张承志-《敬重与惜别-致日本》读后感之一

张承志的名字早有耳闻，也记得自己看过他的作品，只是时间太久远了。今天偶然看到《敬重与惜别-日本》，极受感染。更是颠覆了自己以前的许多认知，从许多层面认识了今天我们的邻国日本及日本人民。第一章 引子：东苏木以东 作者通过对一个日本老人服部幸雄数十年的坚持、执着、忘我地在中国青海地区支教的故事引出了全书的话题。服部幸雄在自己年轻的时候为了自己的理想、为了追随自己的老师川岛浪速在十七八岁的时候来到了中国，成为了关东军的一员。老人的中国情结由此结缘.....老人曾经日本关东军的一员，今天却用自己的大爱、用自己的全部所得在中国支援贫困地区的教育！！！“教育可是重要的！！！”是老人说的最多的一句话，服部幸雄老人用于中国教育扶贫的钱来自他在东京两处经营所得，他把自己每年挣的钱收集齐了，就奔向青海，当老人遇到危机的时候，甚至不惜想自己的姐姐举债一百万日元，依然支教。没有谁确切地知道老人到底投入了多少？这并不重要！！！正像作者所言：“服部幸雄的故事，包括了日本题目的一切范畴：日本的近代、亚细亚主义、与欧洲竞争、满洲与蒙古、浪人与志士、知与行、感恩与谢罪、人的生命与精神......还有，这一切范畴中，左与右、美与丑、好与坏、罪恶与义举、歧路与正道......这一切的相悖于并存。”服部幸雄老人最后的归宿仍然是让他日夜牵挂、梦幻萦绕的青海......

自卑与媚眼

大学阅读北方的河对我影响至深，但是张先生的这部书让我对作者的转变感到惊讶。 出了国后的思想变得偏激不负责任并且时时夹杂着自卑和媚眼。对现身阿拉伯世界解放运动的日本人的明显偏好和认同，越来越和人道主要的精神很不和谐。这种以牙还牙的行动不管多么悲壮都无疑是恐怖主义。张先生的认同让我对作者的价值观产生了极大的怀疑。难道到了一次日本，之前好的东西都要丢失去接受一种无道理的杀身成仁吗？作者的沾沾自喜的自卑在第五章“四十七士”中表现无疑。-- “四十七士不入靖国神社或善光寺的名薄，而选择了泉岳寺安魂。偏距东京一角的这座寺院，仿佛埋着一股造反精神，使人们不禁喜爱”。在第七章文学的“惜别"中，作者代表中国人说 - ”歧视使人屈辱。一刺及心，内血暗流，他人不知。与歧视相对的是尊重，是亲切，平等，甚至关怀。中国人翻开太宰治的书页，迫不及待便如同雷达的扫描，先是要确认有无歧视的残渣，再看看有无"尊重，平等和亲切“。 在这里我的理解是这样的雷达扫描更能代表张先生的态度。 我不能理解自己的感受为什么要有日本人来证明。其中夹杂的根本是自卑。

TimeOut上推荐

张承志，名字听过，貌似以前课本上有过他的文章。挺追求完美的说，一篇文章要改稿个几次……书中提到了大三健三郎，让我想起了《两百年的孩子》，要看的。10.02.12中写有外公家

英雄暮年，激情依旧

前面好几章里真正开始打动我的，是这样一段文字：“已经又是甲午年的天下大势。海水被舰首劈成两片白浪，他们队形严整，奏着进行曲驶过来了。而这一边却还没准备好——连民主都没有准备好。”对本国的叹息、忧愤，不必多说。大家就都生活在这里，左也行不通，右也行不通，中间道路也行不通。都没法可想了，只好LET IT BE，让时间去解决。反正，人生只有百年，“天下轻于身”，各自照顾好自己的饭碗吧。张承志的文字，依然还是激情洋溢，甚至感情溢出文字。之前看他夫人索飒的《丰饶的苦难》，也是激情澎湃，忧国忧民忧天下。两部书的主题也有相通的地方：关于民族（民族主义），关于东西方（殖民或者拯救），左与右，有传教士，有理想主义的志士……在读索飒那本书时，我极力推荐，因为它至少可以让中国人多了解一些拉丁美洲的历史，把中国人狭隘而势利的目光从欧洲拉开一小会，美洲也不是只有一个美利坚，一个加拿大。但是，我并不很喜欢其中的太强的民族主义色彩，和对西方的仇视。民族的压迫与危机固然紧迫，但如果成了用民族危机来遮蔽或者忽略国内的阶级冲突，似乎也有失之偏颇。以前读史时，有个意见：不以小节评定人，亦不要光以大节来评定人。唐德刚讲张作霖、张宗昌时，说了一句话，说他们于大节均无亏。大节到底有多大？在所谓大节不亏的张宗昌与卖国贼曹汝霖之间，我宁倾向于曹，因为我觉得前者给他治下的老百姓们带去过更多的苦难。好比在屠川的张献忠与降清的吴三桂之间，我宁倾向吴三桂。我不管什么大节不大节，谁给我带来的苦难最多，谁就是我最大的仇人。有点扯远了。张这部书，体例的原因阅读起来有些不容易进入状态，似乎文字并不能完全传达作者的深沉，因为要表达的东西太多，所以有些闪烁。其实，我原本是希望在这本书里读到更多的东西的。

相悖与并存

据说世博会上谷村所演唱的《昴》这首歌，唱的是他最向往的地方——黑龙江，他们日本心目中的“大满洲”。早几天读的《敬重与惜别》里面提到服部老人年轻时，曾经受川岛芳子养父的教诲，执着于“满蒙劳伦斯”的理想。他像苏武牧羊一样在蒙古边境做“情报员”，餐风露宿。最后，苏军还是粉碎了日本的满洲梦。他老年，在青海捐资助学，不惜血本，全情投入。不不，千万别一厢情愿的认为这是反省和赎罪什么的。他认为这个跟“满蒙劳伦斯”一点也不对立，甚至是统一的，都是一种大的人生理想。后者是善，前者甚至是大善。《1Q84》里也有类似的情节，天吾的父亲，年轻时家贫无路，听信政府说黑龙江土地肥美富饶，就随着大队伍去开辟满蒙。到了那里，与天气斗，与狼群黑熊斗，一边训练军事，一边耕作农田。在苏军攻破边境的前几天，有个官僚向天吾父亲泄露了关东军要溃败的消息，他于是只身东逃，一路逃回日本。而跟他一起开辟满蒙的人，只活了他一个。张承志把服部的故事放在书的引子部分，用一段话来概括了“写日本”情感与理性的支点，我印象极其深刻，故抄录于此：我以为服部幸雄的故事，包囊了日本题目的一切范畴：日本的近代、亚细亚主义、与欧洲竞争、满洲与蒙古、浪人和志士、知与行、感恩与谢罪、人的生命与精神……还有，这一切范畴中，左与右、美与丑、好与坏、罪恶与义举、歧路与正道……这一切的相悖与并存。一介之人，因时代大潮的裹挟，会走过弯曲的路。不需说政治，最是政治的迷误无法闪躲！但在冲淘的时间里，一些人内藏的魅力会顽强地显示，不断地给人以或强烈或微弱的吸引。被扬弃的只是政治选择，那气质和魅力一定要挣扎，击败裹挟肉驱的历史，成全自我的轨迹。就着这首《昴》，阅读以上这段话，有种别样的庄严和壮美。

从历史中反思时代与家国

今日的中国会不会走上昨日日本盲目自大的大国崛起之梦？ 该警惕这危险的倾向， 自我膨胀后狭小了的视野， 对于弱小民族的忽略和蔑视。张承志， 让我认识了他黑骏马之外的精神世界。

书与文化都精气神十足！

早些天在书店里买了张承志的新书《敬重与惜别——致日本》。我现在基本已经很少在书店买书了，因为实在没有什么书可买。但是当时一看到张承志的这本书，立刻决意买下。因为它是张承志的书。张承志是今日中国少有的有思想有精神的作家了。这大概和他是西北人，是穆斯林有直接的关系吧。张承志在日本生活了10多年，他笔下的日本，也同样有思想，有灵魂，精气神十足。这种精气神在今天的中国几已绝灭。所以，他用“敬重与惜别”为题，实在是有以所致。关于日本文化的精气神，我从一位留学东京大学的老师处早已闻熏良多，对于那一个民族，早已生出许多敬佩和尊重。但是，那些更多的是关于学术，或关于日常的生活见闻，不免流于偏窄或浮泛。而张承志此书，从政治、历史、民运、音乐、文学等方面结合具体的人、具体的事，把那一民族的强韧与坚持，把那一种文化对人的问题的立场和态度，深刻而形象地刻画出来，也就有着一种震撼人心的力量，也使我知道了：日本人，不可小觑！日本人，值得敬重！这样的精神抖擞的日本，这样的深透纵横的笔力，唯有张承志能为之！张承志认为日本人对文明的礼仪化和宗教化是挽救中国在精神上日益萎靡，渐趋崩溃的救世良方。我认为确实是见道之解。当然，这也并不意味着我就喜欢日本！它毕竟太遥远、太陌生，还记挂着恩怨仇恨！我们只能用它所有对古中国的承继，眺望我们的未来。中国的未来！日本有可能是我们照亮未来的一根火柴，但也仅仅是一根火柴！

拜观音的切支丹

在看张承志的《敬重与惜别》以前，我原不知道长崎曾经有一段“切支丹”化的历史，甚至有大名入了天主教。后来看到天草之乱，一下想起小时候玩的游戏《侍魂》，恍然大悟，原来《侍魂》的故事背景便是这场不同宗教信仰带来的血腥战争。天草之乱最终被幕府镇压，岛原城被夷为平地。在长刀的逼迫下，受洗而笃信基督的长崎的”切支丹“们转向地下，桌上摆观音，嘴里念圣经。然而最出人意料的是，明治维新、开放信教以后，这些”隐切支丹“依旧不愿浮出水面，坚持以这种”啼笑皆非“的方式延续他们的信仰。但是真的啼笑皆非么？从无神论的我看来，似乎拜观音的切支丹们，比原本笃信天主教、却在幕府淫威下完成”踏绘“的传教士们更加高明吧。是不是有点像一贯道？———————————————————————————————————————————写这篇评论，其实源自一位去玉树救灾的志愿者朋友，同时也是基督教徒。在玉树这样一个藏传佛教占统治地位的地方，他遇到了一位活佛仁波切，产生了这么一段对话：【我问仁波切一个问题：“如果一个藏传佛教徒有一天成为一个基督徒，你们会怎么看？”仁波切说：“我们会觉得他很可怜，因为他原本就拥有认识无上智慧的机会，却放弃了。。。”接下来他看着我的眼睛问到：“那么一个基督徒有天成为一个佛教徒，你们会怎么看？”我迟疑了一下，说道：“我们会觉得很可惜，因为会失去天国的救恩（这句话我在心里没说出来，现在有点后悔。），不过我们还是爱他，人没有离开这个世界前，永远有机会。。。”】这是两位虔诚信徒的对谈，也是两种宗教的碰撞。

傲慢与偏见

《敬重与惜别——致日本》，和张承志写于90年代的名作《心灵史》，气质一脉相承。张承志擅写大气而触目惊心的文字。故事的底色是死亡和鲜血，再现代的情节都染上古典英雄主义色彩。张承志从“定远”和“镇远”开始讲起，上野公园里的铁锚铁链，清国巨舰的可叹命运，黄海之战的烽火硝烟，古老帝国浮沉未定的将来。历史画卷缓缓展开，他从近代史开始写起。随后，他怀着极大的同情站在广岛和长崎一边。受着西方文明哺育而成长起来的长崎，最后却遭遇原子弹的灭顶之灾。他动情的笔触，使人觉得，这样的悲剧，犹如一直忠诚追随主人的侍从，最后却被赐以白绫三尺。他将忠臣藏故事演绎成一支为忠诚而奏鸣的挽歌。他在思考，经历了从学生到战士的身份转换，日本赤军是怎样一群人？他用饱含深情的笔调，追述他和“日本歌王”岡林信康的友谊。他用满含敬意的语气，以关注弱者蔑视强权的名义，推荐著名学者本多胜一的文集。一册厚重的反思与自省，以对亚细亚主义的追问结笔。头山满和宫崎滔天，以亚洲的领军人物自命，可以支援印度和菲律宾的民族独立，也可以为血染赤县神州的罪行摇旗呐喊。亚细亚的宣言，一面是标榜亚洲团结的旗帜，另一面是侵略恶行的遮羞布。一册书，从始至终都是矛盾，都是心结，都是两个国家的纠缠不清。阅读末篇时，我心中总存有疑问，日本支援印度独立，还不是为了在亚洲和英美争霸？虽然那时候日英同盟已经缔结，“日本乐得像一个穷孩子被过继给富翁当养子。”（司马辽太郎语），但是日本的政客和学者们，真的有热情去反抗英国殖民霸权，支持亚洲的民族独立事业？不过是希望把那些殖民地据为己有罢了。我不排除，真的有日本人愿意为了亚洲共同繁荣而努力，但是，“大东亚共荣圈”这个名词本身，就已经是日本最大污点之一。何况亚细亚主义的重要倡导者，北一辉和大川周明，一个是皇道派军师，一个是甲级战犯。纵观全文，张承志的文风沉郁雄壮而直抵人心。在批判日本的同时，也以道德标准来拷问国人自身：当中国崛起成为强国，是否能守住“永不称霸”的承诺？他将原子弹视为越出文明底线的武器，他期待着，国人能站在全人类的高度来看待这个问题。他也追问，“我们敢于挑战傲慢的大中华思想，并以法律禁止未来可能的、对弱小民族和国家的威胁么？”（P.145）但是这不能掩盖他文章里明显的缺点。我甚至不能在这里使用“瑕不掩瑜”这个词语。他对张爱玲和李安怀有极大的偏见，不吝用贬低得近乎污蔑的词汇来描述他们。他称张爱玲是“反 共 工程的女神像”（P.162）。这个帽子扣得够凶猛，只不知典出何处？他称张爱玲李安的《色·戒》为“下流制作”（P.173），是否是为了撇清，自己喜欢日本的情怀，与汉奸不可同日而语？他为在以色列机场大开杀戒的阿拉伯赤军开脱。他将在日本制造多起爆炸事件，造成数十无辜市民死伤的赤军捧为英雄，却对赤军内部清洗，自相残杀的可怖事实轻描淡写，试图一笔带过。这很难称得上公正。张承志预料到，公开为日本赤军辩护会引起争议。于是他抢先一步，在文中说“这是招致围剿、毁名丢利的一篇，但更是我的文学年表上重要的一篇。（P.134）即使被老鼠围咬……”我不禁失笑：张承志和孟子一样，有伟丈夫气，缺点竟也颇为相似。王小波在《沉默的大多数》里曾经提过，孟子把他的论敌杨朱称为“禽兽”。而张承志则把，可能与他持不同观点，对他提出质疑的读者称为“老鼠”。他在文章里连篇累牍地赞扬，对以色列机场实施袭击的岡本公三。他大量列举事实，说阿拉伯人有多么热爱岡本公三。殊不知，阿拉伯人对他越是热爱，越是说明岡本公三满手鲜血。“巴勒斯坦人民竭尽全力营救他。每一次旨在释放被捕战士的行动，包括著名的慕尼黑奥林匹克村袭击事件，都把岡本公三列入交换人质的名单，而且从不在这个立场让步。”（P.128）。这不更说明，岡本公三是恐怖分子的先驱？况且，张承志把“慕尼黑事件”称为“旨在释放被捕战士的行动”，本身已揭示了他完全与恐怖分子站在同一立场。在文章里，凡出现“西方”字样，必定与“殖民”，“白种”相联系。张承志毫不掩饰他敌视美国与西方的情绪。在文章里，他将美国称作“美利坚合‘洲’国”。在闲谈玩笑中称“美国人有狼和野猪的基因。”可是，张承志所热爱的日本，倘若能获得重生，这起点必然是美国所制定的和平宪法。他还说，“在世界范围内，一场有组织，有预谋的，诋毁左派革命的运动正在进行。”读到这一句时，他语气沉痛，我却不禁发笑。“有组织，有预谋”？如此官气浓重的句子，出现在一个自称“中国文坛的异数”的作家的文章里？看来他也不像他自称的那样“远离主流”嘛。阴谋论是第三世界民众面对复杂事实时的自然反应。世界趋势是偏左还是偏右，历史自有定数。张承志把传媒业，学界，普通民众当作铁板一块，也未免太看得起西方的动员能力。协调一致？他以为这是“两会”召开前的动员会，还是金二胖观看的团体操表演？他批判种族偏见，事实上，他自己就未能打破种族之藩篱。从文章里谈及美国必称“白种”，而不称“盎格鲁-撒克逊”，处处可见“黄白分明”的意识，可见一斑。张承志谴责原子弹爆炸是“践踏人类文明的底线”。但他敌视以色列，以至于将屠杀以色列人的恐怖分子当成英雄来歌颂，这不也是践踏人类文明？一本书，旗帜鲜明地反对傲慢与偏见，自身却也充满傲慢与偏见。它拥有巨大的艺术魅力，我阅读它时，却时时有反胃的感觉。

随感~

高中的时候帮同学在网上买过几本张承志的散文书，似乎那时候在我们班里张承志的书很受欢迎，语文老师也多次推荐大家去看他的文章。我对他没什么了解，只知道他是回民，而我恰巧对回民没什么好感，可能是由于满回两个民族之间存在着一些历史上的隔阂吧。粗略地翻看了几篇他的文章，看到其中一些讲述伊斯兰教在中国的土地上的历史片段，不敢苟同，也就没再接触过张承志写得一字一句。前些时间在豆瓣上翻书，偶然间看到张承志写的《敬重与惜别——致日本》，书友们对这本书的评价很高，而我近段时间对中国人写的关于日本的书很感兴趣，索性就买来一本。张承志先生两次长期旅居日本，对日本的看法自然与国内的“大学者”们和“愤青”们不同，应该可以归为李长声先生一类的“知日派”。张承志没有过多地关注于日本的“风花雪月”，或是像戴季陶先生的《日本论》那样深刻的剖析日本人的民族心理，而是通过自己接触的日本朋友，自己到过的地方，一些同中国有很深渊源的故事来分析中日两国的关系。最为可贵的是，或许出于穆斯林的身份，强烈的宗教信仰注定促使自己比别人更有一种“博爱”的情怀，却又不是“滥情”。在中日一百多年来的战争史上，没有像教科书或是官样文章那样尽是批判，而是深刻剖析中华民族的劣根性，认识到“中日战争”是中华民族复兴的“强心剂”，也指出，中华民族只有在“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山河破碎”的情况下才会慢慢地睁开眼看看世界，开始反省自己“天朝上国尽善尽美”的春秋大梦。一旦国家走向富裕的道路，中国人又开始圈在自己的小窝里耀武扬威，全然不记得曾经的苦痛。里面还有几个小片段，似乎也可以证实我高中时对他的看法。张承志认为假若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在明末稳固地占领的台湾和琉球，那么这两个地方注定将变成“东方的以色列”，日本、中国、朝鲜这些亚洲国家将永无宁日。整本书中无数次的强调美国对阿富汗、伊拉克，乃至是南斯拉夫的战争是“新十字军东征”，是天主教徒对世界的重新掠夺。在讲到“长崎原爆”中著名的遗址，一座残破的天主教堂的时候，他说，为什么美国人的原子弹连自己的布教场所都不放过呢？为什么长崎10000多天主教徒一瞬间惨死8400人呢？天主教的教义不过是虚伪的。之前我在网上看过几篇介绍日本60年代叱咤风云的“阿拉伯赤军”和“联合赤军”的文章，对这个神秘而又富于激情的队伍充满了好奇。而我能够在张承志的这本书中看到了相关的内容感到非常惊讶，我原以为张承志是一个“右派作家”，没想到张承志对这场风靡全日本国的“极左运动”加以关注，甚至对这场运动富于同情，言辞中不乏批判“右派”和“资本主义”。后来，我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的认为，张承志对这场运动富有同情心的另一个重要的原因，依然是他的穆斯林的身份。“阿拉伯赤军”，是由许许多多满怀着革命热情的日本青年组成的，他们高喊着口号，手挽着手，同家人做了最后的诀别之后，毅然决然地踏上了去往巴勒斯坦的旅途，成为了反抗以色列和美帝国主义的道路，其中的三个日本青年，制造了震惊世界的“空港事件”（三个人化妆进入以色列的机场，手持冲锋枪和手榴弹，企图夺取航空管制塔，和以色列军警发生冲突，造成以色列数百人伤亡，三个人中两个人用手中的手榴弹自杀，另一人的手榴弹出现故障自杀未遂被逮捕），至今，这三个人都被巴勒斯坦人视为国家英雄，每年都有成千上万的阿拉伯人前往他们的墓地祭奠。而“日本赤军”（后来的“联合赤军”）受到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影响，加之受到当时美军入侵越南事件和中国“文化大革命”的影响，无数的日本青年学生走向街头，高喊反战口号，举着“造反有理”的牌子和毛主席的画像，占领学校、警察局甚至国会大厦。当时一位很有名的小说家写了一本以这场运动为背景的小说，书中描述当时的中国受到了来自西方的侵略，而日本的青年们出于对中华文化的热爱义无反顾地踏上了“援中抗美”的道路。的确，当时的日本青年非常向往中国的革命，以至于看当时的照片上经常出现毛主席的头像和“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口号“造反有理”。我觉得张承志有句话说的好，对于这件事，我们中国人不能“不闻不问”“毫不关心”，相反，我们要感谢这些热血的日本青年。推荐给大家几部电影或是记录片：1：《幽闭者》，导演—足利正生。2：《靖国神社》，导演—李缨。3：《归国》，导演—鸭下信一。

心没准备好，就让理想先行

　　80年代，青春的张承志以其粗犷强悍的气势，绚丽凝重的色彩，丰厚沉实的底蕴，在壮美的风格中悸动着大生命的真欢乐与真痛苦。从畅书情怀的《我为什么歌唱母亲》到慷慨咏叹的《黑骏马》再到纵横俯仰万取一汲的《北方的河》，在几十篇小说里，风格聚散离合逐步成熟，如“长风出谷”般流荡着青春与理想的激情，喷吐出对人生的丰富感受，凝固成“崇山峻岭”般恢宏结构。其沉雄苍凉的崇高感，让人振奋而又唱叹不已。　　今天游走过世界，不停思考着祖国的中年张承志用细腻的笔触为我们奉上了冲刷民族精神的《敬重与惜别》。这是一位成熟的思想者对祖国的爱与期待。惜别是带着泪的，他也包括我们都不忍再一次与民族的真正强盛惜别。　　放下虚妄的自大，带着清洁的精神，出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