符号的角逐

作者简介

《符号的角逐》是天涯文丛书其中之一。丛书分为三卷：《山居心情》(韩少功等著)、《秋华与冬雪》(张承志等著)、《符号的角逐》(南帆等著)。本丛书堪称集结了当代文化思想界的各种问题争论、思考。其作者阵容之强大，包括了张承志、史铁生、张炜、朱学勤、李陀、刘禾、张旭东、王晓明、汪晖、许纪霖、黄平、陈嘉映、李泽厚、李锐、格非、王安忆、韩少功、摩罗、陈思和、于坚、迟子建、南帆、朱大可、韩毓海、朱苏力、李少君、韩德强、刘军宁等，谈论的问题，从教育、三农问题、环境保护到传统文化、现代性、底层关怀，无不涉及，堪称集结了当代文化思想界的各种问题争论、思考。本丛书采用按相近主题分类的编辑方式，呈现近十年来中国文化思想界的真实状况及思想深度，是对中国人的精神生活的重新清算，是对历史与大地的再一次认识。

书籍目录

符号的角逐奢侈：商品的象征价值的消费色语、酷语与秽语超级女声的几个关键词“孽债”：大众传媒与外来妹的上海故事世界的疾病从“他人”到“我们”全球化：一个现代咒语全球化背景下的英语帝国主义怀旧与终结全球化与人类想象全球化：文化的解放理想主义与大学公共知识分子的社会建构知识分子·中国知识分子·现代性人文思想的实践与消费向权力说真话彻底的自由主义必须关心公益我所知道的NGO关于民族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札记读经运动与政治保守主义九十年代以来社会分层的三大趋势重新认识中国历史开放的传统：从保守主义的视角看软力量建设与儒家文化复兴世俗社会的中国人精神生活

编辑推荐

　　这本散文集作者阵容强大，包括了南帆、朱大可、韩毓海、朱苏力、李少君、韩德强、刘军宁等。谈论的问题，采用按相近主题分类的编辑方式，清算了中国人的精神生活，重新认识历史与大地。堪称集结了当代文化思想界的各种问题争论、思考。　　清算中国人的精神生活，重新认识历史与大地。

内容概要

　　南帆，1957年出生于福建省福州市。本名张帆。1975年下乡插队，1982年毕业于厦门大学，1984年研究生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1984年至福建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工作，现为福建社会科学院院长。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第十、十一届全国政协常委，福建省政协副主席，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委员会副主席，中国民主促进会福建省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作家协会全国委员会委员。福建省文联主席。“闽江学者”，福建师范大学特聘教授、华东师范大学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

章节摘录

　　符号的角逐　　一　　新批评、俄国形式主义以及结构主义之后，文本分析成为一个众所周知的批评策略。大批理论家共同将语言形容为文学的主角，心理、哲学思想或者主题类型的意义退居次要。文本是语言编织物，因而文本隐藏了文学的首要秘密。肌理，张力，象征，叙事模式，还有无所不在的结构——一系列新型的理论概念进驻文本，条分缕析，剔精抉微。这些概念对于文本外部的历史语境置若罔闻；或者说，这些概念隐含的前提即是，文本的结构与外部的历史语境无关。对于文学说来，语言的秘密与社会历史的秘密不可通约。　　然而，二十世纪的后半个世纪，这种狂热一时的理论倾向逐渐遭到遏制。文本与社会历史的关系再度浮出水面。不考虑书面文字与口头传播的差异，单纯的文本分析怎么能说明古典诗词的精粹和话本的缓慢松弛?解释电视肥皂剧拖沓的修辞风格，人们必须回到早期的历史——那时的观众定位为午后忙碌在厨房与客厅的家庭主妇，她们无法在操劳的间隙跟上一个紧张的故事；然而，赞助电视制作的广告商不得不竭力讨好她们，因为家庭主妇掌握了大部分的采购权。总之，文本生产不仅局限于语言作坊内部，社会历史可能对文本的每一个细部产生压力。这个意义上，意识形态对于文本成规以及叙事、修辞的隐蔽控制引起了理论的持续关注。如何叙事成为一个意味深长的问题。人们逐渐意识到，愈来愈多的文本占据了生活，并且主宰或者规约、支持种种生活的想象。很大一部分生活即是“叙事”的产物。换一句话说，文本既是社会历史的符号凝结：同时，文本又织人社会历史的一个个角落，形成种种压力，这些压力循着不同的方向扩散至现行的社会历史结构。这个意义上，文本生产不可避免地与各种权力体系产生互动。文本以及符号被动员起来，有效地维持或者破坏某种等级制度，并且由于特定集团、阶层、群体的要求和使用形成独特的风格。新批评、俄国形式主义以及结构主义曾经把文本供奉为一个孤立封闭的神秘王国，孤立、封闭、不可再分解即是文本拜物教的依据。这仿佛证明，是独一无二的文学性而不是别的什么决定了文本的结构。然而，现今的理论发现，文本并没有甩下社会历史；文本的结构隐藏了强大的历史根源，而且，文本可能产生的社会功效远远超出通常的想象。　　晚近兴盛的“文化研究”有力地支持了这种观念。文化研究的分析范围早巳突破了文本的藩篱，建筑、舞蹈、海报、经济学著作的修辞特征、博物馆陈设、电视肥皂剧、侦探小说、电子游戏以及体育赛事无一不能装入文化研究的百宝箱。有趣的是，文化研究时常对上述领域作出符号学的解读。许多时候，文化研究毋宁说将世界当成了一个大型的文本——人们时常遭遇“社会文本”这个象征性的概念。世界的大型文本内部包含了无数次级文本。电视、报纸、广告、杂志、广播、互联网等大众传播媒介密集地包围了人们，后现代社会的特征即是将主体抛入形形色色的文本之间。置身于这个世界，人们的身份、社会地位通常是被“叙事”出来的。种族、性别、阶层、尊严、荣誉，何谓成功、何谓时尚、何谓可耻、何谓无能——诸如此类的知识精密地构成了一个主体的定位。反之，如果一个主体拒绝认同社会定位，那么，他首先可能拒绝既定的叙事。这时，一种复杂的争夺、冲突、压迫、反抗、解放将在符号领域展开。显然，这里所谈论的符号不仅是能指与所指的单纯合作，不仅显示出单纯的指示功能。符号愈来愈明显地成为一种可观的生活资源。符号可能是某种昂贵的商品，形成庞大的产业，也可能是极富杀伤力的政治工具。因此，如何制作符号、收集符号、占有符号，如何使用符号巧妙地叙事，这是事关重大的社会活动。许多时候，掌握符号也就是掌握权柄；深刻地解读符号可能揭破某种秘密的圈套，也可能掘出某种革命的资源。　　沃卓斯基兄弟导演的《黑客帝国》肯定可以成为文化研究所钟爱的话题。这部科幻影片虚构了一个古怪的情节：未来的人们困在一个符号的世界而无法自知。这些人的日常见闻无非是一台巨大的计算机虚拟出来的世间万象。一切幻象都是程序的产物。影片之中，英雄主角的动机就是冲出符号的炫惑，逃离数字化的统治。这显然是一个不无哲学意味的时髦主题。沃卓斯基兄弟是鲍德里亚的忠实信徒。有消息说，他们甚至邀请鲍德里亚出任影片之中的一个角色。不难发现，《黑客帝国》是鲍德里亚某一方面思想的通俗版本。鲍德里亚激进地声称，后现代社会业已被技术和传媒严密控制，符号、影像和代码充斥整个社会，真实与非真实之间的明确界限消失了。人们习惯于透过种种特殊的传媒观察世界、熟悉世界、掌握世界，传媒所演示的符号结构理所当然地成了现实本身——甚至比真实还要真实。人们无限地依赖电视，依赖互联网或者报纸，挣脱或者抨击一种传媒之后无非是投入另一种传媒。只有借助传媒的拐杖，人们才可能想象社会，进而想象自己的位置，决定怎么说和怎么做。这些符号体系是否某种真实的指代已经不太重要——它们有时甚至与真实失去了任何联系；重要的是，这些符号自身成了主体，互相勾结，并且作为一种商品拥有了经济交换价值。这是能指的自主化，能指成为自己的指涉物，同时倾入经济流通领域。很大程度上，符号形式开始覆盖了商品形式。商品的物质属性愈来愈少，符号形式已经足以挑起人们的购买欲望。扛一袋米或者提一条猪腿的景象正在减少，许多时候，人们消费的是符号形式。“虚拟经济”一跃成为现今风头正健的概念。期货、股票、广告、转账、信用卡，诸多交易在符号领域出没——货币本身即是最为权威的符号作品。后现代社会的标志之一即是——无远弗届的符号覆盖。后现代转向可以视为符号运作的一个历史性后果。电子传媒正在制造“无地方特性”的图像地理和虚拟地理。传统的自然地理形成的种种坐标体系陆续失效，远和近、深和浅、旧和新等一系列空间感和时间感开始动摇——这种迷惘和恐慌即是后现代的典型经验。人们的周围莫非符号形式，真实与幻象、文化与目然的二元论终于瓦解。这个意义上，人们只能栖身于一个没有起源、没有指涉点的多维空间。符号之外一无所有，这就是鲍德里亚提供的一个不无诡异的理论图像。　　许多人觉得，鲍德里亚的理论图像多少有些危言耸听。相对地说，斯图尔特·霍尔对于构成主义的阐述似乎更为中肯。霍尔不再纠缠于真实与幻象的二元论，他的理论焦点转向了“意义”。意义使现实成为可解的形态。无论真实与否，形形色色的“意义”是支配生活的核心：“它们组织和规范社会实践，影响我们的行为，从而产生真实的、实际的后果。”索绪尔以来的一系列理论遗产证明，语言、符号的运作——霍尔的术语称之为“表征”（represent）——决定了意义的生产。这再度证明了符号在社会生活中心的决定性作用。霍尔总结了人们解释“表征”（represent）的不同理论：“反映论的或模仿论的途径提出词（符号）和事物之间的一种直接和透明的模仿或反映关系。意向性的理论把表征限制在其作者或主体的各种意向中。”霍尔主张的构成主义源于社会知识的一个最为重要的转向——话语转向。构成主义看来，意义不是先验地存在于某种事物之中，等待一个外部的“发现”或者垂顾，意义是在人们认识某种事物的同时被生产、被建构出来的。语言符号支持了这种生产或者建构的实践。语言符号的成规惯例设定了事物如何呈现，同时设定了意义解读的基本框架。这时的符号与事物之间远远超出了单纯的指代关系，符号自身所构成的表征系统内在地控制了人们的认识程序，组织人们的认识视野——包括认识一些抽象的甚至纯粹虚构的概念，例如幸福、友谊或者天使、恶魔、地狱，如此等等。霍尔解释说，所谓的“表征系统”“并不是由单独的各个概念所组成，而是由对各个概念的组织、集束、安排和分级，以及在它们之间建立复杂联系的各种方法所组成。”换言之，事物的意义就是在这种“复杂联系”之中逐渐敞亮，并且成为一个严密的、相互呼应的系统。霍尔即是在这个意义上为福柯辩护。福柯并未否认，事物存在于话语之外，但福柯论证了“在话语以外，事物没有任何意义。”“意义有助于建立起使社会生活秩序化和得以控制的各种规则、标准和惯例”——所以，霍尔同时意识到：“意义也是那些想要控制和规范他人行为和观念的人试图建立和形成的东西。”这也是人们将语言符号的运作纳人权力运作的理由。从历史的叙事到民族的想象共同体，从简赅的标语口号到繁琐的仪式，对于权力运作说来，语言符号的能量始终不亚于暴力武器。当然，并不是所有擅长使用符号的人都能意识到这一点。作家号称语言大师，但是，许多作家对于语言符号的历史使命并没有清晰的认识——他们似乎更乐于接受这种浪漫主义式的形容：一个人的语言才赋是一种天生的感觉，这种天生的感觉驱动作家援笔疾书。语言无非是一种称手的工具，负责滔滔不绝地演示作家的奇妙灵感。如同穿上了红舞鞋的舞蹈家，作家不会也不可能停止写作。目前，只有韩少功的《暗示》对于自己手里的语言——更大范围内，包括各种符号体系——产毕了深刻的怀疑。韩少功的《暗示》流露了一种恐惧：他担心陷入语言以及种种符号体系如同陷入某种迷魂阵，人们徘徊在一系列语词和虚拟的影像之间，再也回不到土地、阳光、潺潺流水和风花雪月的真实世界。令人忧虑的是，符号的世界时常被有意设计为一个不平等的世界。再现什么，遮蔽什么，夸张什么，涂抹什么，《暗示》犀利地察觉到一系列符号运作隐藏的政治企图。我曾经借助《暗示》来陈述这种观点：　　现今，情况也许更为复杂：语言符号的占有可能形成特定的文化资本。这将生产出另一种话语权力。无论是支配、榨取、统治、弹压，文化资本的运作正在制造各种崭新的形式。大众传播媒介如此发达、语言符号如此丰富的时代，一批人运用语言符号压迫另一批人的条件已经完全成熟。种种语言符号体系之中，某一个阶层或者某一个族群的形象可能大幅度扩张，他们的声音回响于整个社会；相形之下，另一些阶层或者族群可能销声匿迹，既定的语言符号配置之中根本没有他们的位置。尽管他们人数众多，然而，语言符号的空间察觉不到他们踪迹。可以说，这是继经济压迫、政治压迫之后的语言符号压迫。在我看来，这是《暗示》之中另一个更为重要的主题。　　路易·阿尔都塞对于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论述已经广为人知。这是与强制性国家机器相对的另一个领域。强制性国家机器呈现为暴力压制形式，军队、警察、法庭、监狱、政府和行政部门均是暴力的执行机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是一种软性的规约或者训诫，例如宗教的、教育的、家庭的、法律的、政治的、工会的，它们的指令往往呈现于报纸、电视、广播、文学和艺术、体育运动，如此等等。在阿尔都塞看来，意识形态负责质询、规训主体，告知个体如何扮演一个合格的主体。尽管阿尔都塞未曾进一步论述，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有效操作即是依赖各种符号体系，但是，人们完全可以想象符号的威力——这时，符号的功能可以与机枪、大炮、高压水龙头与铁丝网相提并论，甚至产生后者所无法企及的效用。　　统治阶级的思想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统治地位的思想有力地规训主体，维持既定的社会关系，这一切均要由庞大的符号体系运作给予保证。从宗教、哲学、法律到文学，这包含了一系列观念的确认，也包含了种种感觉的训练。我在《文学的维度》之中指出了符号、社会与主体的互相缠绕：“马克思曾经提出了著名的结论：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在话语分析的意义上，人们有理由继续这样的结论：主体同时还是诸多话语关系的总和。”　　这即是符号生产所隐藏的政治意义。相对于符号的生产，符号的消费通常集中于大众传媒，出版物、电视以及互联网均是出售文本的大型超级市场。所以，大众传媒可能大面积地参与了社会关系的组织、平衡、修复或者破坏。大众传媒一般掌握在拥有各种特权的人物手里。与权力共谋，维护稳定的现状，训练合格的主体，大众传媒通常担当了一个得力帮手的角色。　　当然，这并不能证明，大众传媒是一个波澜不惊的海域。力比多涌动不歇，主体规范不时遭遇挑战。压抑与反压抑的激烈角逐形成了符号与文本的激烈角逐，这一切都将在大众传媒刀光剑影地持续上演。种族、性别、阶级、阶层，各种族群或者文化共同体纷纷涌入大众传媒，征用、调动各种类型的符号，竭力发出自己的声音。悬殊的经济地位无疑是意识形态分歧的重要基础，但是，符号与文本的激烈角逐同时包括了大量文化因素——这甚至很大程度地削弱了经济决定论。符号与文本的角逐扩散到日常生活的诸多角落，一点一滴地改变人们的感觉。这种状况令人想到了福柯所说的微型政治。一个风格独异的先锋小说文本、一个实验性剧本、一个别出心裁的网站或者一段古怪的街舞，这些特殊的符号都可能象征某种叛逆，或者解构某种传统的意识形态观念——尽管它们对于现存经济基础的瓦解可能微不足道。对于许多知识分子说来，参与革命的激情与其说源于赤贫的经济状况，不如说源于某种符号体系的号召。这证明了符号体系的独立意义。另一个证明可以追溯至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葛兰西察觉到一种可能性：现存经济基础未曾发生根本改变的情况之下，统治阶级可能在文化领域作出某种妥协，出让一定的符号空间，允许被统治阶级抛头露面。这或许是一种文化意义上的退让，或许是维护现存经济基础而设置的缓冲。无论如何，符号领域的压迫和反抗显示出比经济领域更为纷杂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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