芥川龙之介全集

作者简介

国内第一套芥川龙之介作品全集，共五本。

书籍目录

一卷

小说

老年

青年与死

假面丑八怪

仙人

罗生门

鼻子

孤独地狱

父亲

虱子

酒虫

野吕松木偶

山药粥

猴子

手绢

烟草与魔鬼

烟管

MENSURA ZOILI

运气

尾形了斋备忘录

道祖问答

2卷

小说

秋山图

山鹬罗

奇异的重逢

火神阿耆尼

奇妙的故事

奇遇

往生画卷

母亲

好色

竹林中

俊宽

将军

诸神的微笑

斗车

报恩记

仙人唐

庭院

一夕谭

六宫公

鱼市的河岸

阿富的贞操

阿吟唐

百合唐

三件珍宝唐

偶人唐

猿蟹大战唐

两个小町唐

志野唐

保吉的手记唐

小白

孩儿的病唐

鞠躬唐

“小儿乖乖——”

一块地唐

神秘的岛屿唐

丝女纪事

三右卫门的罪过宋

传吉报仇

金将军

来自第四丈夫的信

一篇恋爱小说

文章

寒意

少年

一封旧信

桃太郎

十元纸币

大导寺信辅的半生

早春

马腿

春天

温泉来信

海边

尼提

死后

湖南的扇子

年末一日

卡门

三个疑问

春天的夜晚

点鬼簿

悠悠庄

他

他之二

玄鹤山房

海市蜃楼

河童

诱惑

浅草公园

胤子的烦心事

古千屋

冬天

信

三扇窗子

齿轮

暗中问答

宋

一个傻瓜的一生

3卷

小品

大川之水

创作

扬帆起航

青蛙

饶舌

南瓜

京都日记

恶魔

窗口

服装

忘不掉的印象

东京小品

沼畔

寒山拾得

东洋之秋

动物园

LOS CAPRICHOS（狂想曲）

长崎小品

漱石山房之冬

我的散文诗

卡奇卡奇山

商贾圣母

教训谈

鹭鸶与鸳鸯

雪

诗集

钢琴

腊梅

娑罗花

微笑

老虎的故事

两位朋友

横须贺小景

梦呓

O君的新秋

梦

鸦片

国槐

捉迷藏

我

某社会主义者

尘世的辛苦周

贝壳周

春夜周

在轻井泽周

在都市

仙女周

仙人周

见闻录

素描三题

由机车所想到的

追忆

本所和两国

凶兆

鹄沼杂记

随笔

肉骨茶

杂笔

点心

关于书的事情

中国的画

野人生计事

续野人生计事

澄江堂杂记

续澄江堂杂记

葬礼记

樗牛的故事

生于爱好文学之家

鉴定

我与创作

兴致最高的时节

旨在采取明晰的形式

“主义”一词的涵义

永久不快的两重生活

参观俳画展览会

入社致辞

龙村平藏的艺术

一篇作品竣事之前

文章和词语

宛似西洋画的日本画

世间与女人

鬻文问答

近期的幽灵

八宝饭

寄自伊东

当一九二三年九月一日大地震发生之际

鹦鹉

解嘲

正冈子规

《假面》的同人们

案头的书

关于理查德·博通译《一千零一夜》

藏书

娼妇之美与冒险

我的俳谐修业

校友们

田端人

日本小说的中国译本

再三注意帖

日本的女人

结婚难与恋爱难

变迁及其他

冒名顶替者二题

才气专一不二

病床杂记

关于标新立异的作品

身边之物

孔雀

拊掌而谈

病中杂记

一个无名的作家

东西问答

又一说？

亦一说？

比吕志问答

无题

那时的赤门生活

小说的读者

把朋友作为食物

我的两三个朋友

讲演行军记

我家的古玩

诗歌

俳句

短歌

北陆恋

诗

来自我的瑞士

我鬼窟句抄

似无愁抄

我鬼句抄

荡荡帖（其一）

荡荡帖（其二）

斗室吟

澄江堂句抄

澄江堂杂咏

新流行调

游记

中国游记

上海游记

江南游记

长江游记

北京日记

杂信一束

松江印象记

乘金刚号军舰航海记

枪岳纪行

东北·北海道·新瀉

日录抄

田端日记

我鬼窟日录

长崎日录

澄江堂日录

轻井泽日记

晚春卖文日记

4卷

评论

短歌杂感

摈弃不良倾向

大正八年（1919）六月的文坛

艺术及其他

致有岛生马君

大正八年的文坛

大正八年度的文学界

汉文汉诗的意趣

大正九年（1920）四月的文

大正九年度的文艺界

法兰西文学与我

罗宾汉

文艺杂感

答一批评家

无产阶级文艺之可否

随想

小说的戏剧化

明日的道德

偏颇之见

关于文部省的《假名用法改定案》

“私小说”论小见

关于“私小说”

答藤泽清造君

文艺讲座“文艺一般论”

文艺讲座“文艺鉴赏”

俳句之我见

关于凡兆

近松君的正宗小说

关于泷井君的作品

片断

侏儒警语

芭蕉杂记

续芭蕉杂记

文艺杂谈

戏剧漫谈

关于《今昔物语》

续文艺的，过于文艺的

文坛小语

关于明治时代的文艺

小说作法十则

十根针

西方之人

续西方之人

书评

《未来》创刊号

关于松浦的《文学的本质》

《翡翠》（片山广子著）

《薄雪册子》（久保田万太郎著）

《来自驹形》（久保田万太郎著）

《藤娘》（松本初子著）

《微明》（新井洸著）

《代表诗选》（若山牧水金子熏园共选）

《晋明集续》读后感

5卷

书简

明治四十二年（1909）

明治四十四年（1911）

明治四十五年大正元年（1912）

大正二年（1913）

大正三年（1914）

大正四年（1915）

大正五年（1916）

大正六年（1917）

大正七年（1918）

大正八年（1919）

大正九年（1920）

大正十年（1921）

大正十一年（1922）

大正十二年（1923）

大正十三年（1924）

大正十四年（1925）

大正十五年昭和元年（1926）

昭和二年（1927）

遗书

给一个老友的信

致小穴隆

给我的儿子们

年谱

艾莲编译687

忠义

貉

世之助的故事

偷盗

浪迹天涯的犹太人

两封信件

大石内藏助的一天

单恋

女体

英雄之器

戏作三昧

西乡隆盛

掉头的故事

袈裟与盛远

蜘蛛之丝

地狱变

邪宗门

基督徒之死

毛利先生

魔笛与神犬

开化的丈夫

圣·克利斯朵夫传

橘子

沼泽地

龙

疑惑

路上

于连·吉助

编辑推荐

《芥川龙之介全集》(共5册)中芥川果不负所望，佳作迭出，成为日本短篇一大家。悠悠岁月，大浪淘沙，一个现代作家，能经得起时间的筛选，能在文学史上占有光辉的一席，具有文学史的意义，足以代表一国的文学，为世界所认同，当自有其卓绝之处。

前言

1916年2月，芥川龙之介在大学毕业前夕，创作伊始，于《新思潮》复刊号上发表短篇小说《鼻子》，文坛大家夏目漱石读毕，即亲笔致函，称赞不已：“小说十分有趣。首尾相顾，无戏谑之笔，却有滑稽之妙，不失上品。一见之下，材料非常新颖，结构相当完整，令人敬服。像这样的小说，若再写上二三十篇，必将成为文坛上无与伦比的作家。”芥川果不负所望，佳作迭出，成为日本短篇小说一大家。悠悠岁月，大浪淘沙，一个现代作家，能经得起时间的筛选，能在文学史上占有光辉的一席，具有文学史的意义，足以代表一国的文学，为世界所认同，当自有其卓绝之处。    上世纪初，日本文学经过自然主义的狂飙，从观念、内容到形式，完成了向现代的转变。但是，由于这种文学十分强调客观，追求真实，排斥虚构，忽视了小说的技巧和艺术，有重内容轻形式之嫌，进而又发展成专写作家身边事的“私小说”。这类作品，虽不乏细节的真实，却缺少新鲜灵动的艺术魅力。为此，一代一代的作家殚精竭虑，致力于艺术形式与技巧的探索。是芥川，打破了那种单一、刻板的创作模式，拨正了自然主义的“跛脚发展”。芥川龙之介同素有“短篇小说之神”美称的白桦派作家志贺直哉，将明治初年由国木田独步所奠定的日本短篇小说这一样式发展到极致。志贺直哉从日本民族特有的审美心理着笔，出于日本人的偏爱，被誉为写心境小说的能手。而芥川龙之介，着意于吸纳西方现代小说的方法，将虚构的方式重新引入文学的创作之中，开创了一种崭新的文风。他不是以日本独有的话语方式写作，而是采用世界都能理解的手法构筑他的小说。    芥川龙之介，以其35年短暂的生命，写出不少精彩的短篇，为日本和世界留下若干不朽的华章。    出生的烦恼    芥川龙之介，1892年生于东京，生当辰年辰月辰时，故取名龙之介。父名新原敏三，经营牛奶业并拥有牧场。母亲芥川富久，于龙之介出生后八个月精神失常。母兄芥川道章无子，龙之介遂由舅父收养。1902年，生母去世，过了两年，12岁时，生父废去其长子继承权，一个月后，销去他在新原家的户籍，由此，龙之介正式成为芥川家的养子，易姓芥川。养父在东京府任土木科长，出身于没落的旧世家，虽小有财产，却也要撙节度日。按照芥川的自述，养父家属于“中产阶级的下层，为维持体面，不得不格外苦熬”(《大导寺信辅的半生·五贫困》)。这样的家庭，家教严格，礼法繁缛，作为养子的龙之介，少不得事事都要学会隐忍。养父一家颇好文艺，具有江户文人趣味，故芥川自幼便受传统文化的熏陶，很早即接触日本和中国古典文学。尽管大姨母富纪一生未嫁，犹如生母一般养育、呵护龙之介，但是，因爱成恨，彼此伤害的事，自是难免。芥川曾对作家佐藤春夫说过：“造成我一生不幸的，就是××。说来她还是我唯一的恩人呢。”生母发狂，为人养子，个性压抑，终生背着精神负累，这是芥川龙之介与生俱来的不幸，是他的命运。他弃世前给挚友小穴隆一的遗书中写道：“我是个养子。在养父家里，从未说过任性的话，做过任性的事(与其说是没说过、没做过，倒不如说是没法说、没法做更合适)……如今，自杀在即。也许这是我此生唯一的一次任性吧。我也与所有的青年一样，有过种种梦想。可如今看来，我毕竟是疯子所生的儿子。”看得出，芥川终其一生，为生母发狂，为身为养子，而苦恼不已。    芥川自幼身体孱弱，非常聪敏，但有些神经质。成绩一向优秀。据说“但将落叶焚，夜见守护神”，是他小学四年级时作的俳句，显示出非凡的文学才能。中学时代，酷嗜读书，汉文修养出类拔萃，除日本文学外，广泛涉猎欧美文学，开始接触易卜生、法朗士、梅里美等西方作家的作品。中学毕业时，成绩优异，受到表彰，免试入第一高等学校；同学中，有日后成为作家或诗人的久米正雄、菊池宽、山本有三、土屋文明、藤森成吉以及丰岛与志雄等。或许这也是命运使然，倘若他不曾结识这些朋友，或许就不会走上作家之路。1912年，写有散文《大川之水》，以抒情的笔调，略带青春的感伤，描写他生于斯、长于斯的大川端一带，表达他对乡土的热爱。翌年，以第二名的成绩，由一高毕业，并于当年九月，升入东京大学，攻读英文专业。1914年2月，同丰岛与志雄、久米正雄、菊池宽、山本有三这些未来的作家，第三次复刊《新思潮》。芥川先后发表处女作短篇小说《老年》、剧本《青年与死》等。文学史上，特将他们称为“新思潮派”作家。1915年，芥川于《帝国文学》上发表小说《罗生门》，可惜这一名篇当时未引起文坛重视。这一年，经同学林原耕三介绍，出席夏目漱石的“木曜会”，由此以师事之。鲁迅当年曾推崇夏目漱石是“明治文坛上新江户艺术的主流，当世无与匹者”。    大学毕业前夕，即1916年2月，芥川龙之介又同久米正雄和菊池宽等五人第四次复刊《新思潮》，芥川于复刊号上发表前文提到的小说《鼻子》。芥川见重于这位“当世无与匹者”，自我策励，相继发表《孤独地狱》、《父亲》、《酒虫》等作。经夏目门生铃木三重吉推荐，开始为《新小说》写稿，刊出《山药粥》，随后又于《中央公论》发表《手绢》。芥川时年24岁。一个不为人知的无名作家，能在《新小说》和《中央公论》这两大刊物上发表作品，崭露头角，深受好评，实属难得。芥川终于以其创作实绩，奠定了其新进作家的地位，登上文坛。当年7月，芥川以第二名的成绩，由东京大学英文专业毕业，论文题目为《威廉·莫里斯研究》。毕业后，一度在横须贺海军机关学校教授英语，不过三年便辞去教职，进入大阪每日新闻社，开始其专业作家的生涯。    古典的发现    同许多作家比，芥川龙之介的创作时间不能说长，如果从1914年算起，前后不过13年，共创作短篇小说148篇，并小品、随笔、诗歌、游记、评论多种。其小说可分为历史与现代两类。早期以历史题材居多，晚期以现代生活为主。    芥川不是那种以自己丰富的经历进行创作的作家。他只活了短短的35年，人生经历并不复杂，基本上是一介书生，坐在书斋里以写作为生的文人。但他性喜读书，还在“十二岁念小学时，便常常夹着饭盒和笔记本，走上十二里路，去图书馆”看书。他所有的知识都是从书本学来的，“为了了解人生，他不是去观察街头的行人。毋宁说，是为观察街头的行人，才先去了解书中的人生。……欧洲世纪末的小说和戏剧，让他发现，在冰冷的寒光中所展现的人间喜剧”，走的是“从书本到现实”(《大导寺信辅的半生》)的路线。芥川不仅从书中认识人生，了解人性，同时也从书中取材。他毫不隐讳地说，其小说素材，“大抵得之于旧书”(《我与创作》)。他能从书中读出自己的体会和心得，借书意发挥，触发灵机，巧手妙裁，构思自己的短篇华章，“在艺术上予以强有力的表现”。    给他带来成功的《罗生门》和《鼻子》，便属于历史类，取材于日本12世纪的一部短篇故事集《今昔物语》，无论在主题或是艺术上，一向被视为芥川的代表作。已经写出《狂人日记》、《孔乙己》、《故乡》等名篇的鲁迅，早在1923年，芥川还在世时，就已译介了这两篇作品，收入《日本现代小说集》。芥川曾撰文《中国翻译的日本小说》，特别提及此事。《罗生门》以微带嘲讽的文体，写一个被主公解雇的下人，在弱肉强食的社会里，面对生存的危急关头，展示他内心的道德冲突：是当强盗，还是饿死？其结果是，为了一己之生存，只能不顾他人死活，揭示出人性恶的一面。小说在短短三四千字的篇幅中，提出人性利己这一深刻主题。《鼻子》，围绕老僧禅智内供的长鼻，以犀利的笔锋，挖掘“旁观者的利己主义”与幸灾乐祸，以及人对生存的不安与苦恼；作品在艺术上，较《罗生门》更为精纯工整。久米正雄说，《鼻子》既是芥川的处女作，也是他“最后”的作品，最为完美，最为成功。(《鼻子与芥川龙之介》)    由于芥川熟悉典籍，自然是先从历史故事或神话传说中撷取精华，写成立意新颖、精致优美的作品。他向历史寻求美的理想，汲取创作的源泉，发掘古今人类共同的人性、一脉相通的心理。他从《今昔物语》看出“野性之美”，深感其中跃动着艺术的生命，认为这部古书以“最野蛮、最残酷的方式，描写了古人的痛苦……是王朝时代的人间喜剧”(《关于(今昔物语)》)。除《罗生门》、《鼻子》外，他还据此写出《山药粥》、《竹林中》、《六宫公主》等名篇佳作。因他家庭颇富江户传统文化情趣，故有《大石内藏助的一天》、《枯野抄》、《戏作三昧》、《报恩记》、《丝女纪事》等作。由于汉文学很有功底，故成功写出《女体》、《黄粱梦》、《英雄之器》、《杜子春》、《秋山图》、《南京的基督》、《湖南的扇子》等中国题材小说；讲起元代画家来，如数家珍，令身为中国人的笔者都感汗颜。他对宗教十分关心，对神秘事物也甚有兴趣，便写了《烟草与魔鬼》、《基督徒之死》、《鲁西埃尔》、《圣·克利斯朵夫传》、《众神的微笑》等等。不过，芥川的这类作品，都“不以再现历史为目的”，实是借他人之酒杯，浇自己之块垒，借再叙述，作新阐释，予以现代的解读。    例如，在《大石内藏助的一天》里，芥川借用四十七武士为主公复仇的著名史实，剖析主人公大石内藏助的心理：“大业完成后的幻灭感”(参见吉田精一著《芥川龙之介》)，与《鼻子》、《山药粥》、《秋山图》等主题相近。再如，在芥川自己“颇感满意”的《枯野抄》中，准确描写了俳谐太师芭蕉临终时，一干弟子的心理活动，于无限悲痛之中，隐含着从大师的人格压力下“解脱的喜悦”。1916年12月9日，夏目漱石逝世，芥川为恩师守灵，这篇小说当流露出作者本人几许微妙心情。对于《袈裟和盛远》、《丝女纪事》中_的两个女主人公，历史上本已有定评，但在芥川的笔下，竟颠覆了她们作为“烈女”和“贞女”的形象，从另一侧面切入，具有偶像破坏的意味。    从历史中取材，也是芥川艺术表现上的需要。芥川进入文坛时，风行一时的自然主义文学开始衰落，代之以自然主义文学的变种——“私小说”。以芥川为首的新思潮派作家，既反对自然主义那种呆板滞重的纯客观描写，也不认同仅写身边琐事的“私小说”。芥川创作伊始，便拒绝“把自己当成主角，将自家一己的私事，不知羞耻地写给人看”(《澄江堂杂记》)。还说：“把‘私小说’说成是散文的正道，看来恐怕是一种谬论。”(《(论“私小说”)一文浅见》)所以，芥川没有走前人铺就的“私小说”这条路，而是另辟蹊径，采用虚构的方法，营造自己的艺术殿堂。芥川曾在随笔《澄江堂杂记》中，就自己为什么写“历史”小说做过解释：“我设定一个主题，为了在艺术上予以强有力的表现，需要借助某一异常事件。倘如把这一异常事件写成发生在今天的日本……读者会感到不自然。为此只能假托是过去发生的事，或是日本以外的地方现时发生的事，或是日本以外的地方过去发生的事。我之所以取材于历史，都是迫于这种需要……借助历史的舞台”，演出当今的悲剧，穿着古人的服装，赋予今人的个性。换言之，芥川从古典中发现了现代，或日，赋予古典以现代意义。    人性的探求    读芥川的小说，常让人惊讶：他对人，对人性，怎么会有如许深刻的认识和了解！在细小琐碎平平常常的事物中，竟能将人性的某些方面，剖析得那么尖锐而透彻！芥川自己曾说过：“我经常对‘人性’表示轻蔑，那是事实。但又常常对‘人性’感到喜爱，那也是事实。”轻蔑，是因为看到人性的弱点；喜爱，是借故事新编能写出新意来。芥川擅长短篇，限于篇幅，不可能对广阔的社会生活作气势磅礴的描绘。但他作品的精妙之处，却不乏对社会人生做哲理的探求和索解。对世间的尔虞我诈，人性的自私自利，芥川有深切的了解，所以常常通过不同题材来挖掘人性中的这种利己本质。而这种索解，又导致他的悲观失望和怀疑主义。正如鲁迅所说，芥川的作品，“所用的主题最多的是希望之后的不安，或者正不安时之心情”。《罗生门》和《鼻子》都触及人性中的根本问题。可以说芥川创作的基本主题，直到他最后的遗稿，都贯穿着这种对人性利己的剖析，对丑恶现实的鞭挞以及对生存的不安与苦恼。    1914年夏，芥川龙之介爱上一个女孩，遭到养父家尤其是大姨母的反对，他“哭了通宵”，不得已于翌年年初与女孩分手。此事对他影响甚大，平生第一次在人生大事上遭遇挫折——一触碰到人的自私，哪怕是亲人也不例外。他为人性的根本问题而苦恼。所以他问：“究竟有没有无私的爱？……倘若没有，人生会无比痛苦。”(1915年2月28日致恒藤恭)与此同时，他也更加意识到身为养子的不幸。心境消沉，于是寄情于创作，先后写出《罗生门》和《鼻子》。因为他“想摆脱现实，尽可能写得愉快些”(《文友旧事》)，便从《今昔物语》中拈出相关素材，以此表现自己对人性的思考与认识。在《罗生门》里，芥川表现了人的利己本性，通过《蜘蛛之丝》，则进一步揭示这一利己本性足以导致人的毁灭：纤纤一根蛛丝，上通天堂，下连地狱，虽是大盗，但有一善举即可升人天堂，而萌生恶念便永堕苦海。小说原本是当作童话写给孩子看的，写得珠圆玉润，清通简约，仅两千余字，篇章虽小，所喻甚大，仿佛是一篇佛经故事。无怪乎身为作家的主编铃木三重吉看到此稿，不禁“叹为名作，实乃童话创作之最高范本”。据日本学者考证，小说取材于法国宗教学者保罗·卡吕(Paul Cams，1852—1919)所著《业》(KARMA)一书。不过，芥川舍弃了原作中抽象的说教，能匠心独运，推陈出新，从中抉发古今人类天性中缺憾的一面，写成一篇寓意深刻的哲理短章。    在表现这一类主题的作品中，如以内容的丰富、寓意的深刻、手法的别致、技巧的完美而论，当推《竹林中》一篇：竹林中发生一起凶杀案，有个年轻武士被杀，美貌的妻子遭到大盗的凌辱。可是大盗与妻子各执一词，都自供是凶手。而死者亡灵借灵媒之口却说是自杀身亡。那么究竟谁是凶手呢？小说没有结论。整篇作品由七个人的口供组成，从各自的角度提供不同的说法，案情扑朔迷离，疑团重重，悬念始终未予解决。七段口供以三个当事人的最为关键，其中必有人将真情隐去，补以谎话，或每人的话里都有真有假。那么，他们为什么要说谎呢？可见，每人心里都有不可告人的t隐情。作者似乎想说明：人常要用谎言来文过饰非，事实的真相常被歪曲隐没，以致客观真理不可认识。芥川在小说中，暗喻人心微妙，难以捉摸，表现出一种怀疑主义情绪——他自称“一向是个怀疑派”(《河童》十五)。小说故意留下空白，耐人寻味。写的虽是一桩情杀案，却不是通俗的破案小说，而是通过这个没有结论的案子，引导读者去探求人性的弱点，深意自见。    芥川在探讨人生、考察人性的过程中，发现了人世间的丑恶。“周围净是丑恶。自己也丑恶……面对周围的丑恶，活着就是一种痛苦的事。”(1915年2月28日致恒藤恭)所以，他不能不感到失望。这种失望感，见诸《鼻子》、《山药粥》等作品中。《鼻子》已如前所述。《山药粥》是写一个处处受人嘲弄的下级武士，一生的唯一愿望是痛快地喝一顿在当地视为美味的山药粥。可是，武士一旦有机会实现自己的“理想”时，不知怎的，竟倒了胃口。小说喻示理想永远存在于追求之中，一经实现，随即幻灭。“神韵缥缈”的《秋山图》，也属同类主题。取材恽南田《瓯香馆画跋》中《记秋山图始末》一文，假托元朝画家黄大痴的《秋山图》，被奉为画中神品，但等见到实物，在鉴赏者眼中，竟成下品。神品《秋山图》——美和理想，只存在于人的想象之中。其实，这也是作者本人心情的写照，反映了知识分子对社会现实的一种幻灭感。    芥川的小说，因探求人性而揭露出人性恶，但并非为揭露而揭露，实是他对人性善的一种向往，追求美好愿望的一种折射。他在给同学井川恭的信中写道：“读波德莱尔的散文诗，最令人感动的，不是对恶的赞美，而是他对善的憧憬……”(1914年1月21日)这也是芥川的“憧憬”。    “艺术即表现”    大凡一个有成就的艺术家，创作上都不会无视技巧的锤炼。芥川当然也不例外。自知不是行动的巨人，遂把自己的文艺随感戏称为《侏儒的话》。其中有多处谈到创作，认为艺事除了人力，还要靠天分，并引赵瓯北七绝云：“少时学语苦难圆，唯道功夫半未全。到老始知非力取，三分人事七分天。”在日本，芥川一向有“鬼才”之称，而这位“鬼才”，却极为重视艺术的表现。他在《艺术及其他》一文中说，任何一种艺术活动都是艺术家“有意识”的创造。“艺术家首先应尽力使作品完美。否则，献身艺术，便毫无意义可言。”并反复强调：“艺术始于表现，终于表现”，“艺术即表现。而所表现者，乃作家其人。”他认为，作家尤应具有创新精神，所以，他“同情艺术上的一切叛逆精神”。在另一篇文章中，他还主张，艺术家须以追求完美为务，实现其艺术上的理想，“不论情愿与否，都应磨炼技巧”，“须臾不可怠惰”。因为“技巧是表现内容、创造形式的手段”(《文艺讲座：文艺概论》)。那些“轻视技巧的人，压根儿不懂艺术”。倘若艺术家在艺术表现上“不能令人陶醉，作为小说家便不算胜任”(《小说作法十则》)。毫无疑问，作为小说家，芥川可谓胜任。其作品历经八十余载，至今犹保持鲜活的生命力与艺术美感，究其原因，便是芥川对艺术表现的重视，对写作技巧的锤炼，对艺术理想境界孜孜不倦的追求以及苦心孤诣的独到功夫。    芥川乍登文坛，便显得身手不凡。每作都锐意精进，不断创新，再三锤炼。不论是现代题材，还是历史题材，都可以说几近完美，臻于艺术精品。除上面提到的几篇外，像《戏作三昧》、《蜘蛛之丝》、《地狱变》、《基督徒之死》、《圣·克利斯朵夫传》、《舞会》、《秋山图》、《山鹬》、《竹林中》、《一块地》以及《玄鹤山房》等，都写得相当精致，立意警拔，形式多样，文字简洁，富于节奏感，极有表现力。芥川的小说，一般不大渲染社会环境，主要从人物的心理变化，揭示矛盾，展开情节。刻画性格。描写人物时，用超然的态度，冷峻的笔调，至多对他同情的人物给予一点善意的揶揄，对他否定的人物加以一点微讽。谋篇布局，可以说是极尽巧思，具有一种形式美和结构美，达到了相当高的艺术成就。    芥川虽然“不赞成为艺术而艺术”，但艺术上始终作不懈的追求，“把创作视为生命”(《齿轮》)。甚至说，为了写出“非凡的作品，有时难免要把灵魂出卖给魔鬼”(《艺术及其他》)。从这种对美的追求以及为表现内容而对形式的经营中，不难看出芥川创作上的唯美倾向。他本有一颗纤细而敏感的心，现实的丑恶鄙俗使他厌恶；严格的家教，束缚了他的个性发展；波德莱尔、法朗士、魏尔伦、易卜生、斯特林堡等欧洲世纪末文学，对他的思想和创作也不无影响。他孤独、苦闷，于是潜心写作，倾毕生精力去追求艺术的理想境界。《戏作三昧》、《地狱变》、《沼泽地》等作品，都可看出他的这种倾向。    《戏作三昧》以江户时代作家马琴为主人公。这位著名戏作小说家，时时为艺术与道德的冲突而感到无所适从。“身为道德家”的马琴，对“先王之道”从未疑心过。可是，“先王之道”赋予艺术的价值，同作为艺术家的他想赋予艺术的价值，却相去甚远。他否定戏作的价值，称之为“劝善惩恶的工具”，“可一旦碰上奔涌而来的艺术灵感，心里立即会感到不安”，对这一艺术价值存有疑问。但是，作家马琴一旦入得创作三昧，艺术便变得至高无上。“他那有如帝王般威严的眼睛里，既不是利害得失，也非爱恨情仇，更看不到一丝一毫为毁誉所苦的心怀，而是充满不可思议的喜悦。或者说，那是一种感激之情，悲壮得让人神往。不懂得这种感激之情，怎么能咂摸到戏作三昧的甘美呢？又怎么能理解戏作家庄严的灵魂呢？这不正是‘人生’吗？残渣污秽荡尽之后，仿佛一块崭新的矿石，光彩夺目，呈现在作者面前……”这是小说的最后一段，既写马琴，也是芥川本人的抒怀。“我的马琴仅为表述自己的心情而假托其人。”(1922年1月19日致渡边库辅)芥川是在借马琴抒发自己的思想、感情，吐露创作的甘苦。    《地狱变》又进一步，孤高倨傲的画师良秀，虽然能超越世俗，摈弃一切利害打算，为了艺术的完美，不惜牺牲一切，甚至女儿的生命，可是，画出稀世杰作之后，他终究悬梁自尽了。在艺术上，良秀是成功的，但现实里，他却失败了。《戏作三昧》里，艺术是崇高的、庄严的，艺术家“有如帝王般威严”，但在《地狱变》中，面对现实，面对强权，艺术家只有失败的份儿。艺术家在艺术与道德的冲突中，在与强权的对立中，作家芥川，不得不给良秀安排这一悲剧结局。“凡是在艺术家和他们周围的社会环境之间存在着不协调的地方，就会产生为艺术而艺术的倾向。”(普列汉诺夫《艺术与社会生活》)良秀的悲剧，也是芥川的悲剧。从孤高自傲、献身艺术的画家身上，我们可以看出，芥川龙之介作为一个高尚正直的作家，面对龌龊鄙俗的现实，不肯随波逐流、屈从时势的狷介态度。所以他才说：“人生还不如波德莱尔的一行诗。”(《傻瓜的一生》)    芥川不是有神论者，但由于他道德上的“洁癖”，极为重视人的精神世界。在芥川看来，虔诚的信仰和内心的清明，可以形成一种崇高的道德情操。弃世前半个月，他完成一篇描写耶稣基督生平的《西方之人》，开头即表明：“我大约在十来年前，开始从艺术的角度喜欢基督教，尤其是天主教。”就是说，从1917年前后，芥川开始关注基督教。他最后的绝笔，是弃世前日脱稿的《西方之人》续篇；临终时，摆在枕边的，是一本打开的《圣经》。不过，尽管有位虔诚的朋友一再劝说，他终究未人教，始终是个冷静的旁观者。“要他相信上帝，相信上帝的爱，他毕竟做不到。”(《傻瓜的一生》)诚如芥川所说，他之喜欢基督教，是从“艺术的角度”，是创作的需要。他尤其对殉教者的事迹感兴趣。所以，芥川的小说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基督教题材，如《烟草与魔鬼》、《尾形了斋备忘录》、《浪迹天涯的犹太人》、《基督徒之死》、《鲁西埃尔》、《圣·克利斯朵夫传》、《南京的基督》、《众神的微笑》、《报恩记》、《阿吟》、《丝女纪事》等等。芥川不是讽刺宗教的欺诳，而是赞美那种出自坚执的信仰，对精神的提升。其中最著名的，当属《基督徒之死》与《圣·克利斯朵夫传》，芥川自己也很中意这两篇小说。    《基督徒之死》尤其是这类作品中的“杰作”，也是“他整个创作生涯中的佳品”(吉田精一语)。按照芥川自己的说法，他特意“模仿文录庆长(1592—1615)年间，天草、长崎出版的日本耶稣会布道书的文体”，取其“简素古朴”的氛围，描写“日本圣教徒的轶事”。小说叙述的是主人公罗连卓女扮男装，受诬陷而被逐出教会，但她坚信上帝，以德报怨，最终殉教。这里，芥川看重的不是悲剧的本身，而是那种为信仰奉献一切的牺牲精神，并由此带来生命的升华。小说末尾有这样一段：“却说这女子的生平，除此之外一无所知。究竟是何道理？概而言之，人生刹那间的感铭，实千金难求，至尊至贵。好有一比，人之烦恼心如茫茫夜海，当一波兴起，明月初升，能览清辉于波上，岂非生命之意义？如此说来，知罗连卓之最后，亦足可知其一生耳。”这一段应是这篇小说的点题之笔。作者所追求的便是这一“千金难求”的“人生刹那间的感铭”，是《戏作三昧》中“悲壮得让人神往”的“感激之情”，是画家良秀孜孜以求的艺术的“法悦”，是生命中最充实、最光辉的瞬间！    芥川在致友人函中不止一次地说，他喜欢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固然这部巨著在中国也影响了几代人，但对芥川来说，想必尤为属意于小说的结尾：圣·克利斯朵夫背负基督过河的描写。芥川的这篇《圣·克利斯朵夫传》，即是根据西方《圣人传》而创作的。小说中最为感人的部分，也正是这段过河描写：    约莫一个多时辰，克利斯朵夫历尽艰辛，终于像一头斗得筋疲力尽的狮王，气喘吁吁，摇摇晃晃，爬上了对岸。他将粗粗的柳木拐杖插入沙中，从肩上将童子抱了下来，长吁一口气道：    “哎呀，孩子，连高山大海都没你沉哪！”    童子微微一笑，暴风雨中，头上的金光愈加灿烂辉煌，仰起头望着巨汉的面孔，仁慈地答道：    “不错。今晚，正是今晚，你背负的是一身承受着全世界苦难的耶稣基督！”声音如铃声一般美妙动听……    对未来的“恍惚不安”    芥川前期创作中也有一些现实题材作品，像批判军队中士兵的非人待遇、人不如猴的《猴子》，描写小人物的《毛利先生》，叙述劳动人民纯朴真挚感情的《橘子》，表现人生无常、纵如烟火般辉煌却转瞬即逝的《舞会》，刻画现代男女青年微妙心理的《秋》，嘲讽军神乃木希典的《将军》，描写少年对人生的失意与落寞心情的《斗车》，表彰见义勇为的童话《小白》，以及表现乡间沉重劳作与贫困生活造成婆媳间利己打算的《一块地》……这些现代小说，也都写得颇有特色。但到后期，即1925年底，芥川以人生回忆的形式，写了带有自传小说性质的《大导寺信辅的半生》。之后，芥川的创作完全转向了现实，风格与方法也有所改变。由揭露他人的利己主义，进而剖析自己的灵魂深处，客观、冷静，流露出悲凉、沉郁的色调。    芥川体质素弱，1922年后，神经衰弱、胃痉挛、肠炎、心悸等多种疾病接踵而来。到了1926年，神经衰弱等症越发严重，不得不时时去汤河原疗养，“过着半卧床的生活”，“想写作，因病弱而不能；痛苦，亦因病弱而益甚”。他需要的是“动物的精力”！当年九月，芥川写了一篇描写母亲、姐姐与父亲之死的小说《点鬼簿》，“补写几页，竞耗去数日时间，小生前途颇暗淡矣”(致佐佐木茂索函)，对自己的创作似乎也失去了信心。他在致作家稻垣足穗的信中说：“Fancy(想像力)也弃我而去。”他尤其担心母亲的精神病会遗传给他。其时，他已萌发自杀的念头。还在四月里，携妻小去鹄沼疗养之前，便向挚友画家小穴隆一透露此意。尤其他当时常出现幻觉，“困扰不已”，神经脆弱得“总觉得有什么东西在算计我，让我每走一步都感到忐忑不安”，甚至“门边一片朦胧中，有人欠伸也心惊”。在遗稿《齿轮》和最后两年的《书简》中对此都有所述及。此后的作品，几乎都是在“多病、多事、多忧”之中写成的。    1927年初，二姐家失火，房屋全毁。此前姐夫投巨额保险，故怀疑是其纵火。两天后，姐夫卧轨自杀。姐姐一家，无处容身，投靠芥川，加上姐夫所欠高利贷、火灾保险、生命保险等等，一切善后，全部落在芥川头上。芥川本是泥菩萨过江，现在又雪上加霜，疲于奔命，焦头烂额。这一时期给亲友的信函中，屡屡提到此事。致斋藤茂吉的信中写道：“小生来世但愿托生为一粒沙石，不然，来世但为水，或做檐头冰。此愿若成就，喜乐满心中。”他本有辞世之念，新的变故，更加速他奔向死亡的步伐。然而，芥川虽然心力交瘁，却照旧写出《玄鹤山房》、《海市蜃楼》、《河童》、《齿轮》、《暗中问答》、《傻瓜的一生》、《西方之人》等重要作品；尽管身心疲惫不堪，仍然不改其“争强好胜”之性格，与谷崎润一郎进行文艺论争，写完《文艺的，过于文艺的》长篇评论。想必在他心底，已知来日无多，要给此生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    《玄鹤山房》发表于年初，芥川颇为看重这篇作品，在给朋友的书简中一再提及：“此次拟写一篇力作。”但同时，他也一再强调，这是一篇“极其阴郁的力作”。确如作家所说，这篇小说写得颇阴郁，通过缠绵病榻的老画家之死，表现家庭的纠葛、人生的惨淡与“痛苦的存在”。这一家庭的悲剧，宛如人生的缩影。小说的结尾，芥川有意安排一个新人——正在阅读李卜克内西的大学生。在致青野季吉的信中，作者表明其创作意图：“主人公玄鹤山房的悲剧，是最后要接触山房以外的世界。(除最后一章，全部场景均在山房之内，原因便在于此。)我还想暗示：外面的世界，正孕育着一个新时代。”芥川已感知“新时代”的脚步。他在《书简》中说，“《玄鹤山房》虽为力作，但有种脚力尽处看庐山之感。”    《河童》是篇寓言体小说，系采用一个疯人的自白，叙述他臆想中在河童国的经历，借以揭露社会的种种黑暗，谴责垄断资本对工人的压榨、权力对艺术的扼杀，以及帝国主义战争之可憎。芥川对这篇小说比较满意，他说：“《河童》将是在下的Reineke Fuchs(狐狸故事)。”“以近年来所没有的速度写成”，“聊解郁闷之心怀”。(《书简》)作者虽然说，“《河童》是对一切事物——也包括对自我的厌恶而创作的”，但小说不像《玄鹤山房》、《点鬼簿》等作那么阴暗、沉重，写得较为明快。    《齿轮》和《傻瓜的一生》是两篇遗稿，日本评论界普遍将其视为芥川最后的杰作。《齿轮》逼真地描绘了主人公行将崩溃的精神——被害妄想，幻觉世界，因恐惧引起神经的战栗等；在《傻瓜的一生》中，芥川以“一双冷峻的l临终之眼”，通观其一生，“将其三十几年的生涯，浓缩成一个个印象式的优美片断”(吉田精一《芥川龙之介》)，充满了对现实的否定和对人生的绝望，描述芥川生前对未来的“恍惚不安”，表现了一个高尚灵魂由希望、探索而至幻灭的痛苦挣扎，是他灵魂的记录。笔者在阅读译稿时，看到文末的写作年代，1925、1926、1927，不免要计算离他弃世还有两年、一年、几个月……也禁不住要想：他是以怎样的心境在写这些作品？可以想象得出，这些作品，无一不是他面对死神的频频招手，内心在滴着血，饱含他的全部精魂，以其最后屈指可数的岁月，奋力完成的。每一篇作品，都是从他“笔端流淌出来的生命”(《齿轮》)！阅后，使人心中不禁亦为之战栗。    芥川龙之介的一生，正像《地狱变》里的良秀一样，是一个悲剧结局。他虽然才气横溢，极具浪漫气质，对现实的态度却是严肃的。他深入现实，探讨人生，结果“看到的是资本主义产生的罪恶”(《傻瓜的一生》)；也曾不断追求理想，得到的却总是幻灭的悲哀。虽然他看到无产阶级力量的兴起，对他们“抱有相当的希望”，认为只有无产阶级文学才能“如煤炭一般发出黑油油的光芒，具有诗的庄严”，达到“艺术的极致”，但又认为自己的“灵魂上打着阶级的烙印”，“不能超越时代”，也“不能超越阶级”。(《文艺的，过于文艺的》)尽管他“不像契诃夫那样，对新时代发出绝望的笑声，但也缺乏拥抱新时代的热情”(《致青野季吉函》)。他极感矛盾，深为痛苦，觉得“人生比地狱还要地狱”(《侏儒的话》)。他虽然也想“奋力挣扎”，“重新做起”(《遗稿·暗中问答》)，然而，他已“精疲力竭”，“拄着一把缺了刃的细剑”(《傻瓜的一生》)，终于在现实面前“败北”。    1927年7月24日，正当人生旅途之半，在大有作为的年纪，芥川龙之介心怀对未来的“恍惚不安”，服安眠药自杀身亡。    芥川之死，令日本举国震惊，《东京日日新闻》等各大媒体，都以整版篇幅报道他弃世的消息。文坛更是不胜痛惜，认为他的死，标志着一个文学时代的结束。“他的文学，是逐渐上升到自我否定的具体表现。他的虚无精神，在阶级社会发展时期，具有一定程度的进步意义。”(宫本显治《败北的文学》)“他代表了从大正到昭和初年，日本知识分子最优秀的一面。”(荒正人《概论现代日本文学史》)——盖棺论定，以最高的评价，发抒世人心中最深的惋惜。    余响    我有时会想，二十年后，五十年后，甚或一百年后的事。那时节，已不会知道曾经有过我这样一个人。我的作品集，想必积满灰尘，摆在神田一带旧书店的角落里，徒然等着读者的光顾吧？不，说不定某个图书馆，只剩下孤本一册，封面已给虫蛀得残缺不全，字迹也模糊不清。可是……    我转念又想。    我的集子，难道就不会有人偶然发现，读上某个短篇，或某几行字吗？说起来，心里甚至还存个奢望：那一篇作品或那几行文字，难道不能为我所不认识的未来读者，约略展现一个美丽的梦境吗？    我并不指望，百年之后仍有知音。我承认，自己的想法和信念之间，有多么矛盾。    可是，我依然要想。寂寞百年身，哪怕只有一位读者，能手捧我的书，在他心扉前，尽管依稀微茫，呈现出一片海市蜃楼……    上面一段文字，引自芥川的随笔《澄江堂杂记》“后世”一节。文中，芥川想象“寂寞”身后事，感慨良多。天才的芥川龙之介，无须那样悲观，更无须“奢望”！现实已非像他当年所臆想的。他去世后七年，即设立以他名字命名的“芥川龙之介文学奖”，七十年来，已成为奖掖优秀青年作家的最高奖项。他在本国虽不像夏目漱石那样被看作是“国民作家”，但是，直到近几年，从日本读书调查看，芥川的小说，一直排在前四五位，超过两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更遥遥领先于当红作家村上春树之前。即便在全世界，也有许多“知音”。尤其在他的邻国，他曾经游历过，表示“除了东京，最愿寓居在北京”的中国，岂止“有一位读者”，又岂止读他的“某个短篇”或“某几行文字”！近三十年来，《芥川龙之介小说十一篇》、《芥川龙之介小说选》、《罗生门》、《地狱变》等等，芥川的小说不断翻译出版，不仅一般读者喜欢，他的中国同行作家也颇为称道。眼下，至少又有十五位热忱而优秀的译者，不分昼夜，呕心沥血，将他全部作品，巨细无遗，翻译了出来；山东文艺出版社更不惜工本，精心印制，出版洋洋三百万言、皇皇五大巨帙的《芥川龙之介全集》。迄今为止，还没有哪位日本作家，在中国能出全集，享此殊荣。    芥川的生命固然短暂，但作为作家的艺术生命却长存于天地间。其最佳作品，凝结着他的博学与才情，显示出一种东方的特色，东方的智慧，早已超越国界，成为人类精神文明宝库中的财富。即便置身世界短篇名家之间，也毫不逊色！    芥川倘若地下有知，定会深感欣慰吧。    2004年12月8日

内容概要

芥川龙之介，日本短篇小说大家。

章节摘录

版权页：   后来想起来，在细川家族发生凶变之前，也有几个前兆。第一个前兆是那一年的三月中旬，品川伊佐罗子的宅院毁于一场大火。这座府邸供有妙见大菩萨，而且摆放在神前的名叫“水吹石”的石头一旦发生火灾，都会喷水，所以从未被烧毁。第二，五月上旬，贴在门上的护符，从鱼篮观音的爱染院献上的护符来看，“武运长久、消灾延命”这几个字中少了一个“灾”字。经向上野宿坊的院代咨询，赶紧让爱染院重写。第三，八月上旬，每天夜晚总有一团很大的怪火从宅院大厅附近向草坪方向飞去。 此外，八月十四日白天，一个名叫才木茂右卫门的精通天文的家臣来到目付嘲里，一说道：“明天十五日，老爷本人也许会有血光之灾。昨夜观天文，见将星将落。所以请他务必审慎小心，不要外出。”目付本来对这种星术学不太相信，但因为主子平时相信这个人的预言，所以让部下把这个意思传达给越中守。于是，越中守取消了原本定于十五日举行的能狂言演出和进殿后顺便去别人家做客的安排。但进殿乃是公务，这项活动似乎无法推辞。 第二天，又出现一个不祥的前兆。十五日，越中守按照惯例，换上一套上下麻布的武士礼服，然后向八幡大菩萨敬献神酒。但是，当他从侍童手里接过放着装有神酒的两个瓶子的供盘，准备向神前供奉时，不知道怎么回事，两个瓶子突然倒下来，神酒洒到外面。当时在场的人都不由得脸色大变。 十五日，越中守进殿，先由坊主田代游悦引导进入大厅。一会儿，越中守内急，便由坊主黑木闲斋引路，走人饮水处旁边的厕所。便后出来，正在昏暗的洗手处洗手，突然有人从背后大喝一声砍杀过来。越中守大吃一惊，急忙回头，这时长刀第二次劈来，从眉宇间掠过。鲜血立刻溅人眼睛，看不清对方是谁。对方趁此机会，接连不断挥刀砍杀。越中守踉踉跄跄地挣扎，但终于倒在“四问”外走廊上。杀人者把短腰刀扔在一旁，仓皇逃走。 但是，陪同越中守的坊主黑木闲斋面对突发事件，惊慌失措。自己先慌慌张张地逃往大厅，然后找个地方躲起来，所以没有人知道刚才发生的杀人事件。过了一会儿，一个名叫本间定五郎的仆人从值班室来到仆从室的时候，才发现这件事，便立刻报告徒目付。于是，徒目付队长久下善兵卫、徒目付土田半右卫门、菰田仁右卫门等人迅速跑到现场。整个宅第像捅了马蜂窝一样，乱成一团。

图书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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