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间里的大象》书评

震耳欲聋的沉默

薄薄的一本社会心理学著作，读来兴味盎然。“房间里的大象”，是一个英文谚语，比拟显而易见的事实的却被试图绕开的事实。作者剖析集体性的沉默和否认现象出现的原因，影响，事例和引文广泛涉及宗教、政治、历史、社会、文化等领域，剖析了沉默者的心理动机，表现，探讨了打破沉默的可能性。作者的用意尽在书的页首的致辞中了：“致诺姆，为他有去看，去听，去说的勇气”。

沉默螺旋”与法西斯主义的关联辨析

德国学者伊丽莎白·诺埃勒－诺依曼（Elisabeth Noelle-Neumann）1974年提出的著名传播学假设“沉默的螺旋”，于1994年被引介到我国（1993年出版的甘惜分主编《新闻学大词典》没有这个词条）。现在这个概念已经在我国传播学界普及，通常被用于舆论引导方面的研究。我本人也在《舆论学——舆论导向研究》一书中把它视为一个较为重要的传播理论。当时我只是本能的感觉到这个理论假设可能会被用来造成“舆论一律”的表面现象，因而在介绍这个理论的最后写道：“媒介引导舆论必须首先尊重公众，深刻理解已有舆论，多提供一些选择，以求少出现‘复数的不知’的现象。”[1] 。2001年潘忠党传给我他写的评论我这本书的文章，提供了一个情况，使我感到震惊，即“沉默螺旋”理论的提出者诺依曼青年时代服务于法西斯的主流传媒。他写道：“不可忽略的是，诺埃勒－诺依曼曾经参加了NC党的活动。她的理论，虽然是舆论研究中一个重要的理论，却带有对NC经验的总结成分。诺埃勒－诺依曼的前NC党支持者的身份被披露后，曾在传播学界引起极大震动。国际传播学会曾于1997年在蒙特利尔召开的年会上，为这个争议举办了专场讨论，讨论现场人满为患，参与者很多较为情绪化。对围绕着诺埃勒－诺依曼的历史和她的理论展开的争论，见克里斯托芬·辛普森（Christopher Simpson）发表于《传播学刊》（Journal of Communication）1996年第43期149－173页的文章《伊丽莎白·诺埃勒－诺依曼的‘沉默的螺旋’与她的传播思想的历史联系》（Elisabeth Noelle-Neumann’s ‘Spiral of Silence’ and the historical context of communication theory）；汉斯·马梯阿斯·凯普林格（Hans Mathias Kepplinger）发表于同一刊物1997年第47期102－117页的文章《政治正确与学术原则：回应辛普森》（Political correctness and academic principles: A reply to Simpson）。我绝不赞同因此否认诺埃勒－诺依曼的理论贡献，但我也要指出她的理论含有驱逐少数意见的成分。对此，有过NC经验的德国和有过文革经验的中国同样地需要特别警惕。”[2]以上文字是至今我国传播学研究中唯一涉及这个问题的一段话。我曾经想进一步研究，但无暇去做。直到去年，才得以安排我的学生袁琳撰写这个选题的论文，我们共同完成了对这个问题的探究。下面就这个问题做一阐释。一、诺依曼“沉默螺旋”理论的几个关键概念“沉默的螺旋”理论本身，我们已经很熟悉了，这里没有必要重复。为了进一步理解诺依曼的这个理论，她的几个关键概念需要先梳理一下。1．舆论。诺依曼回顾自己对舆论的认识时，追溯到她1940年写的博士论文《美国舆论与大众调查——政治与报业方面的民意调查》（Meinung und Massenforscheng in USA. Umfragen über Politik und Presse）。她说：“我……用了数十年的时间来研究到底什么是舆论，尽管我在博士论文中对舆论进行了探讨，但是我觉得对舆论还是不甚了解”。1971年2月，她在德国大选中展开调查，发现人具有分辨“多数意见”与“少数意见”的能力，而且能够感觉到“支持”与“反对”观点流动的频率，这些因素导致她开始寻求用新的理论来解释这种现象。1973年她发表《累积、和音与公开效果》一文，文中开始出现“沉默螺旋”、“螺旋模式”、“螺旋过程”、“沉默假设”等概念。1974年，她发表的论文《沉默的螺旋：一种舆论学理论》，专题论证了“沉默的螺旋”，1980年形成她的德文著作《沉默的螺旋：舆论——我们社会的皮肤》。舆论在某些学者眼中是社会中有责任心的好公民的同义语，因而舆论与“大多数人”、“某一地区的居民”、“现在”、“一致同意”等词语有关。通常，舆论被认为“是舆论调查测量出来的东西”。她将舆论视为一种从众的精神压力，一种不断变化的观点。在任何一段时间里，都有一个可以接受的一致意见，将公众制裁介入那些公开表达的、不能被公众接受的立场。她对舆论研究的独到之处，在于看到了舆论作为社会压力的这一特性。因而，舆论在她那里被定义为一种虽然备受争议，但人们可以在公众场合表达的不会被孤立的观点：“那些不会因公开表达而受到孤立的观点”（1973年），一种“趋同的压力”（1977年），“不会被制裁的、可以传达的观点”（1979年）。她的学生道斯巴赫（Donsbach）1987年总结了诺依曼关于舆论的定义：“含有价值的，特别是具有道德意味的意见和行为方式，当它以一种全民共识的方式出现时——例如当它以风俗习惯、教条方式出现时——则个人必须公开说出或做出，才不会受到孤立，而当它以一种不隐秘的方式出现，则个人可以公开说出或做出，就不致遭受孤立。”[3]2．社会精英。她认为“舆论”与“社会精英”之间有关联。精英概念常被定义为：“理性的、自觉的”、“重要的公共的”、“有思考能力的”。“精英意见”被她称为“有效意见”。同时，她认为二者存在区别，精英意见——知识分子、政治家、艺术家等持有的意见——不断地进入到舆论形成的过程中去，但舆论不一定最终会吸纳精英们的意见。然而，精英意见相比其它群体的意见，更能形成一种让人顺从的压力。3．道德成分在沉默螺旋中的地位。她的舆论观立足于社会系统层面，而不是简单地将舆论视为个人观点的合集。她的舆论观点与“时代精神（Zeitgeist）等同，代表文化和同时代品味的道德趋势。她强调道德和行为是舆论的组成部分，不仅是指时尚和政治概念。“沉默螺旋”成立的前提之一，在于争议性议题所表达出来的意见，必须具有道德的成份，争论的重点不在于合理不合理，而在于道德不道德。舆论中从众的压力是以道德、美学价值名义“发挥”的，而不是来源于认知判断。问题不在于“正确”或“不正确”，而在于是好的还是坏的。有关于道德问题的舆论会制造巨大的从众压力。在沉默的螺旋的整个过程中，大众传播媒介所扮演的角色极其重要，研究这种意见的螺旋现象，必须探讨当时大众传播上的主流观点是什么。[4]4．“舆论创造整合”。在以上对舆论认识的基础上，诺依曼进一步得出“舆论创造整合”的观念。她将舆论视为“社会的皮肤”、时尚之法。因此，这种舆论必然具有整合功能，可以防止社会因为个人喜好的不一致而分裂。这种整合会带来痛苦，诸如人需要力图避免孤立而做出妥协、形成一些基本的共同的东西。舆论整合后的产物就是“时代精神”，沉默的螺旋过程就是舆论成功整合的结果。舆论可以稳定社会，部分是因为它具有整合作用的结果。若人们对于政治领域中有关社会基本问题的认识不一致，可能会导致经常的或极端的社会不稳定。舆论还可以给予立法支持，它追求一致（这对个体产生很大的从众压力），建立起规范或制造法律可能执行的规则。在社会危机之中，要求个人顺从的压力会增加，舆论甚至扮演着强压的角色。5．“积累、和音、公开效果”。诺依曼是大众传播“强效果”论的支持者，她对未来的效果研究趋势大胆地预测：“强效果论能够统治未来！”她认为有限效果论之所以长时期统治传播学效果研究领域，在于以前的研究方法有很大缺陷。她提出累积（Kumulation）、和音（Konsonanz）和公开效果（Offentlichketseffekt）三个概念，并指出未来效果研究应该朝这个方向前进。“累积”把大众媒介的效果视为一种长期效果，是多种媒体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产生的效果，媒体信息在跨媒体渠道和一段时间内重复。“和音”，不同媒介的报道有一种相同的趋势，长时间呈现同质性很高的内容时，会取得最大的效果。这种和音是记者们价值判断的一致性、媒介报道的内容相似性造成的。这个特性可以减弱公众选择性感知的作用，加强媒体的作用；同时也可能产生很大的误导。“公开的效果”，意见气候中的强势观点对个人产生压力，媒介中的意见领袖的观点造成“公开效果”，这是媒介效果的主要来源。她认为大众传播的效果，是这三者相互交织的结果，研究媒介效果的学者不能忽视这三个因素的存在。6．“孤立的恐惧”。这个概念是“沉默的螺旋”假设中最为重要的前提之一，她认为人类的行为在很大程度由“对孤立的恐惧”来控制，孤立的恐惧是非常有影响力的。她认为，法律就是很好的利用了人害怕孤立这一特点，如被示众者——虽然没有使其受到身体的伤害，但是大多数人都认为这是一件难以想象的可怕的事情。诺依曼认为尴尬是一种害怕孤立的表现，这可以从达尔文1873年出版的《人类和动物的情感表达》一书中看到。尴尬的感觉是人类社会特性的一种明显的标识，可以在很多可见的身体反应中看到，包括脸色变红变白、出汗、发抖、做出神经质式的动作等行为。她把“孤立的恐惧”作为舆论形成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的因素加以详尽研究，并将其量化。当人感觉不到自己的立场受到他人的支持时，对孤立的恐惧就会影响到舆论的形成，人就不情愿表达这种不受欢迎的立场。对于普通人来说，为了避免被孤立和不被他人鄙视，他们会改变自己的观点来跟大多数人的观点保持一致，而不是只寻找一两个与自己观点相近的人。她还认为，从众行为的产生是因为不能肯定自己的观点，而不是像长期以来多数人认为的那样，以为从众的前提是大多数人所持有的观点是正确的。二、诺依曼的社会经历和对她早期从事法西斯宣传的质疑这个标题下，我们先简述诺依曼的经历，然后阐述关于她的早期历史与“沉默螺旋”理论是否有关的争论。1．诺依曼简历诺依曼1916年12月出生于柏林，父亲是获得法学博士学位的商人、NC党员，母亲对艺术和美学有浓厚兴趣。她在中学阶段就表现出对写作的兴趣，创办过一份学生报纸。1935年被柏林大学“报学”专业录取，主修新闻、历史、哲学和美国研究等课程。同年参加德国国家主义学生团（NSDtB），时年19岁。1937年秋至1938年夏，她作为德国外交政治部送出的交换学生，在美国密苏里新闻学院学习新闻学。离开美国后，她曾游历欧洲各国五个月。1939年9月德国进攻波兰时，她开始写作博士论文，1940年完成。 1940年，在德国占领法国，从而德国变成“大帝国”的时候，参加新创办的新闻周刊《帝国》（Reich）的工作。不到一年，离开该刊。后来主要为德国的主流报纸《总汇报》、《法兰克福报》撰稿。1946年，她与德国记者埃里西·彼得·诺依曼（Erich Peter Neumann）结婚。后来他们创建阿伦斯巴赫（Allensbach，意译：汇集小溪）舆论调查机构，长期在联邦德国从事舆论调查。1966年，诺依曼担任美因茨大学大众传播学系首任主任。1972－1991年任美国芝加哥大学政治系访问教授，兼任《法兰克福总汇报》记者。1993－1994年任德国慕尼黑大学传播系访问教授。2．第一轮关于诺依曼从事法西斯宣传历史的争论研究中我们发现，潘忠党提供的一组争论文章是第二轮论战的代表文章，关于她历史问题的争论开始于1991年8月的美国《评论》杂志。最早提出这个问题的是纽约大学营销系教师李欧·鲍加（Leo Bogarft）。他在该期杂志上的文章《民意调查者与NC分子》揭露说，1940年诺依曼的博士论文出版了，里面激情洋溢地引用了戈培尔的话：“民众将不会再将自己视为一个个体，而是将自己与别人视为一个整体，一个行动的整体。”她在这本书里提出了一个帮助政治家的建议——通过详尽地表达民意测验来操纵舆论。她说，一份值得信赖的调查问卷不仅可以用来检验其有效性，而且还可以帮助统治者了解被统治者的真实面貌，这样一来，民众对领导的恐惧将会逐渐消失，在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将形成良好的关系。在该书中，她还对舆论在美国和在德国社会中所扮演的角色进行了比较：在美国，舆论可以将成千上万的股东联系在一起，为公司的政治服务。在德国，“个人”都是作为“人民”这个整体的一部分，从这个整体的大脑接受指令，完成任务，通过“头脑”和“手脚”的配合，能形成一些卓越的政治观和文化观，这种情况下，舆论就占了统治地位，其余的则处于被统治地位。书中提到李普曼时，后面特别加上“犹太人”的标注。揭露文章还多处举例谈到她当时的反犹倾向。鲍加的结论是：“沉默的螺旋”理论可以看作是她将自己经历过的、看到过的现象的精确描述，她的《沉默的螺旋——我们社会的皮肤》一书，跟她的第一本书一样，是NC主义的注脚，而不是用来研究舆论的。[5]几个月之后，诺依曼在《评论》杂志1992年1月号的《读者来信》栏中对鲍加的指责做了回复。关于博士论文中NC式的语言，她这样为自己解释：自己的博士论文，使用的是盖洛普民意研究的方式，即将民意可视化，这种方法在一个不能在公共场合中表现自己观点的极权主义国度里中是恰当的。她的导师，预感到这个论文题目将会在政治上不被人接受，所以她在博士论文里穿插了当时的宣传口号，尤其是在第一章和最后一章里。对于论文中解释各种宣传方法如何才能有效地被统治者利用，她的解释是：在这样一个独裁统治的国度里，稍一不小心将会被送入集中营，哪怕是一点点批评。李普曼后面加注“犹太人”字样，是根据柏林大学的管理制度而来的，不是反犹的体现。如果这些文字对某些人产生了伤害的话，她感到非常抱歉。她还提到1942年春天NC宣传部要求她组织有关民意调查，她因为这么一个不能被拒绝的任务而感到非常恐惧和不情愿，为此病了3个月。她还谈到，1942年秋天她拟在《帝国》上刊登一篇有关富兰克林·罗斯福的文章，戈培尔在第一时间里阅读《帝国》的大样后，立即告诉编辑，将这篇文章撤下来，在未通知她的情况下就将她解雇了。战后，她并未被列入联军的“除NC”（de－Nazification）程序，“因为我不是NC分子！”，官方的公告上写着“不予起诉”字样。在同一期《评论》上，其他的文章观点大相径庭。华盛顿德国历史研究所的学者认为，将诺依曼与NC主义联系起来有欠考虑。德国一些学者认为，鲍加批评拒绝真实反映自己在NC时期活动的知识分子是正确的，但是诺依曼并未有意隐瞒这样的事实，只是对自己的过去保持沉默。她对西德的民主做出了不小的贡献。而芝加哥大学政治系的十多位教授的联名文章，则对她关于反犹言论的简单抱歉表示愤怒。 [6]同一期上，鲍加发表补充文章说，战争结束的时候，诺依曼已经28岁了，并不是像她说的那样为NC服务是因为无知。一位德国记者发现了她于1939年7月12日填写的个人简历，上面记载：她是慕尼黑女学生国家团体的主要领导者，还参加了柏林学生领袖组织、国家社会主义学生联盟、国家社会主义战斗鼓动学生团。她的博士导师杜蔚发（Emil Dovifat）1937年就写过这样的话：“出于对人和人们有很深的了解，以及对人民和大众的出色领导，希特勒对宣传的基本理论上进行了实践，希特勒创造的政治概念对报纸很有启发。”暗指诺依曼的导师是NC德国宣传方式的实践者、支持者，说明诺依曼无形中会受到导师的影响。他还引用了一项由辛顿（Derrick Sington）和韦登菲尔德（Arthur Weidenfeld）完成的《NC宣传的机器》研究。这项研究查阅了她当年在美国的活动记载。指出：“诺依曼经常写一些倾向于为国家社会主义辩护和歌颂的文章，发表在大学里的杂志上”。她在密苏里大学新闻系学习时，非常热情地完成了一些宣传任务，1937年在《哥伦比亚的密苏里人》上发表的文章里面写道：“一战后在医药、法律、传媒、电影院和大部分Government部门，犹太人占据了70－90％的主要职位。国家社会主义反对民族的混杂，历史已给了我们这样的教训：大量的杰出国家因为民族的混杂而堕落。”留学期间，她曾在弗罗里达州的一个农场参加了一次由NC德国组织的圣诞聚会。关于她服务的《帝国》杂志，鲍加认为完全受戈培尔控制。诺依曼在1940年写到：“这是一家担负着国家政治任务的媒体”。研究过《帝国》杂志史的普罗斯（Harry Pross）说：“这是一个引诱人们犯罪，试图去让人们产生错觉”的媒体，是德国为了庆祝征服法兰西，在“大德国”的理念下创办的。该刊用华丽的外表，来掩饰其NC的本质。鲍加还揭露，1943年在美德战争爆发前夕，诺依曼撰文指出：“罗斯福数年来一直致力于将犹太人的观点塑造成大众的观点”。关于这个问题，《纽约时报》于1991年11月28日B16版有过报道。从内容看，报道不够客观，没有采访当时在美国的诺依曼，只报道了鲍加的观点，以及芝加哥大学政治学系的一位教授和系主任麦尔塞蒙（John Mearsheimer）指责诺依曼的意见。3．第二轮关于诺依曼从事法西斯宣传历史的争论这次争论开始于1996年《传播学刊》的夏季号。美利坚大学传播学院教授辛普森发表文章《伊丽莎白·诺埃勒－诺依曼的‘沉默的螺旋’与她传播思想的历史联系》, 再次将诺依曼与NC的宣传思想联系起来。辛普森是研究NC时期德国和美国的专家，八年前出版过这方面的专著。文章主要围绕两个问题展开：诺依曼的社会背景对其科学研究的影响；她后来的理论成果与其在第三帝国的行为的关系。他认为，诺依曼后来的理论就是她在第三帝国时行为的延续。他将诺依曼在希特勒时代的论著和后来从事的职业仔细比较，指出她在早期形成的观点与分析方法影响到她后来的思想。从她那时的著作中可以概括出这样的观点：怀疑人种、民族和文化的多样性，怀疑社会的多元主义；对于民主的很多方面持明显的鄙视态度，尤其对于社会政治事务中“非精英层”所起的作用持鄙视态度；大力宣传那些对政治有用的研究成果；为德国Government加强对弱势和被剥夺选举权者的统治做出不断的努力。他还试图用她家庭成员的个人信仰来说明对她的影响：她的父亲原来是一家有声电影装备公司的领导，30年代末期活跃在NC组织中，参加了“商业重组组织”，其实就是“雅利安人化”——通过所谓“合法”的形式窃取犹太人的财产，他还是一家迫使集中营里的人从事不光彩事情的公司的主席助理，他加入了NC党，编号8185602。辛普森丰富了证明诺依曼积极参加NC组织活动的材料：1939年她在申请加入“帝国作家组织”长达四页的表格提到：1935年秋她成为NSDtB的积极分子，而且为NSDtB的出版物做出了不少贡献。她还指出：“我现在仍是慕尼黑国家社会主义学生团的主要领导，在柏林担任学生团体的领导者”。诺依曼从美国学成归国后，NC党全面掌控德国的主要媒体，她经常在《法兰克福报》上发表文章，擅长撰文谴责那些反NC宣传的行为。她的博士论文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对现代社会中政治在舆论中的所扮演的角色进行理论和哲学上的探讨，这一部分的主旨在后来的“沉默的螺旋”理论中几乎是逐字逐句地得到体现；第二部分则对当时《舆论季刊》和其它类似的刊物所刊载的有关民意测验的文章进行了回顾；最后，她对二战前夕美国舆论对德国的反映做了一个准确无误的政治报告。在博士论文里，她声称美国媒体已经成功地制造了反德的舆论，她认为：事实上，大部分美国人对德国和德国人持肯定态度，只是对犹太人、意大利人以及其他人持敌对态度。因为与不同的民族混杂在一起，导致美国民众对德国的好感在减少。美国媒体对德国的负面报道和反德宣传，使得大多数人不愿意公开表达自己支持德国的观点——这一论断是她形成“沉默的螺旋”理论的发端。她的博士论文在柏林大学新闻研究所完成，这是NC德国控制下的最有名的传播学研究机构。她在柏林大学的研究成果，为NC党提供了舆论方面的非常有用的数据。辛普森指出，诺依曼在《帝国》杂志的很多文章并不是被动地遵从NC宣传部的要求来写的，因为她显示出其与众不同的才华，是当时最为优秀的年轻女记者。美国有一部批评NC分子的电影《独裁统治的日子》。诺依曼认为电影中采用的照片是人为策划的，犹太人掌控的媒体在操控美国反对德国的舆论。诺依曼在《帝国》杂志上公开主张破坏犹太人创办的媒体。她在1943年至1945年的文章是德国战争的写照，在德国溃败之后，诺依曼渐渐远离戈培尔的宣传哲学，那个时期很多知识分子，甚至是军官，都走的是相同的路子。诺依曼对大屠杀了如指掌，她的丈夫是当时杰出的战时通讯员，埃瑞克·诺依曼发表了很多一线的战争报道，因工作关系，与《帝国》、《法兰克福报》经常有联系，诺依曼就是在那个时期与他认识的。他在1937年加入NC党，后来因对NC党的政治感到失望，逐渐脱离了NC党。她对舆论的定义是一个极权主义的、试图为社会有权力的精英层重新建立起特权的表现，这些精英层是建立起强大的“社会心理压力”的先决条件——“社会精英发表的观点，有着很大的作用，不管他们的观点是否是舆论的代表”。在1945年之后，她仍在某些方面表现出狭隘的民族主义。从“舆论的社会皮肤作用将社会胶合在一起”这个观点出发，1994年诺依曼声称，现在的欧洲生活“缺乏社会凝聚力，迫切需要一些实际行动，施加一些压力，来重新获得一定程度上的一致性”，她对文化和社团的多样性持敌对态度。她在长达40年的传播学研究中，一直对自己在成长期的经历保持沉默，她的《沉默的螺旋》一书中，仅仅提过一次戈培尔的大众媒介理论。这个反应正是一个“沉默的螺旋”的典型例子。辛普森的文章引起了美因茨大学新闻系主任凯普林格教授的反驳，他在1997年的《传播学刊》秋季号上以《政治正确与学术原则：回应辛普森》为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一个科学家的出身和教育背景与研究成果的质量高低无关，科学家本人与研究成果之间是有区别的。凯普林格认为，诺依曼只是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学生团中的一员，没有参加过NC党。在当时的德国，所有要发表文章的人都必须参加作家组织，她的简历写的是自己“有时”积极地参加一些社团组织，但是辛普森有意将“有时”二字略去。与同时代的知识分子的言论比较起来，诺依曼当时的很多评论是比较中立的，也未对当时的人们造成危害。他带有讽刺意味的指出：“辛普森是万能的，是不可能犯错误的，在知道了所有可能的后果后，站在今天来评判过去的行为，是不恰当的”。关于舆论定义，诺依曼是采用一种批判的视角来描写舆论中的精英概念的，她也指出精英阶层的观点并不一定是舆论，一些不是精英持有的新观点也有可能逐渐变成舆论。凯普林格写到：“在我看来，辛普森的文章背离了基本的学术讨论的原则！他引用材料，武断地得出结论，但忽视了其它可能的解释。辛普森只是说产生了影响，但是没有说明诺依曼的经历对她的理论具体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他没能说明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是因为他看错了方向，根本就不存在这样的影响！他并不是采用科学的方式对诺依曼成果进行探讨，相反是用政治代替科学来讨论学术上成果！”潘忠党提到的1997年蒙特利尔国际传播学会年会上关于诺依曼历史与她的理论关联的讨论，可能没有留下公开的文字，所以他提供的代表作便是以上两篇。估计讨论的总体情况也就是这么多，大同小异。以上讨论中较多的涉及到诺依曼是否存在反犹思想和进行了反犹宣传，这里没有着重介绍，而主要是找寻她当时的活动与后来“沉默螺旋”理论的关系。三、沉默的螺旋理论中是否含有法西斯成分？看到上面的讨论，首先需要判断的是诺依曼在法西斯当政时期的作为属于什么性质。然后需要分析她的理论中是否存在法西斯主义宣传观。1．诺依曼不是狂热的法西斯宣传观的追随者在那个时期，人的政治态度的变化各有千秋，例如原来反对NC主义的，受到NC的影响，态度上出现了转变，成为NC分子，如《法兰克福报》驻伦敦的记者鲁道夫·寇彻尔和保守的柏林《德国总汇报》编辑卡尔·西莱克斯，他们以前是亲英分子和自由主义者，后来极其积极地服务于NC主义。[7]诺依曼的情况，可以与之比较的是与她生活在同一个时期的哲学家海德格尔。海德格尔的学生维克托·法里亚斯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认定海德格尔是个NC分子：第一，海德格尔经过长期的准备，加入了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1933－1934年是党内一个派别的活跃分子，他选择冲锋队的头目罗姆为代表的路线，力图以自己的哲学为基础，建立国家社会主义的变异理论。他曾致电希特勒，要求完全封锁德国所有的大学，认为德国的高校还不够“革命化”。直到二战结束前，他一直是NC党的支持者，一直交纳党费。第二，他竭力组建一个新的大学组织，替代原先的“联合会”，认为原有的“联合会”无力担当“新纪元”赋予的责任。第三，他当过弗赖堡大学校长，在被正式指定为大学NC党头领之后，其政治意图日益明显。被海德格尔选中的大学员工中，大多是NC党成员或是NC党的合作者。第四，对他NC时期的文学活动及表达方式的研究表明，他忠诚地服务于NC党。1933年他以《德国大学的自我宣言》为题的校长致辞，提出了德国高校的革新方案，以便更好的为NC德国服务。[8]诺依曼没有直接地为NC德国献策献计，相比担任过要职的海德格尔，诺依曼的行为就算发生过，对社会造成的影响远没有前者广，她更多地是表现在对NC高压统治的顺应和妥协。当然，诺依曼无法与她同时代的德国哲学家、法兰克福学派的创始人霍克海默（Max Horkheimer） [9]、阿多诺，以及奥地利社会心理学家赖希（W.Reich）等人相比，他们在NC党的高压下仍坚持对法西斯的批判精神。当NC企图建立一个“超级理性”的帝国时，霍克海默却能看出，那些整天鼓吹社会进步及人类解放的政治宣传，实质上是一种反人类的政治极权。因此，我们只能说诺依曼缺乏对当时社会持批判态度，甚至在追随。她被看中而选派到美国学习、写作的博士论文实际上服务于NC德国、她是《帝国》杂志首批创办群体的成员、接受德国宣传部的任务（尽管她说心里很害怕）等等，说明她在当时的青年一代人中，即使不是积极分子，至少不是消极者。不过，诺依曼无论如何算不上反犹的NC分子。对她加入多个德国NC党外围青年组织的事情，应当考虑当时的背景。NC德国时期，青少年均被纳入组织，“1938年底，希特勒青年团已有7728059人，当时还有400万青年不是希特勒青年团的成员。1939年，Government发布了一项法令，强征全部青年加入希特勒青年团，并对孩子的父母提出警告：除非让他们的子女参加，否则将把他们的子女夺走，安置在孤儿院或其他收养所里”。[10] 也就是说，那个时期绝大多数青少年都参加过希特勒青年团。不过，诺依曼是1935年参加NSDtB的。即使如此，引用她参加希特勒青年团来证明她是NC主义的积极支持者缺乏说服力。至于鲍加、辛普森等对诺依曼写的论文、新闻报道的文本分析，被引证的内容是存在的，但是需要对那个时代整个NC德国的话语特征进行文化分析，再拿来与诺依曼所撰写的东西相对比，才能得出比较客观的评价。如果那个时期的整个话语都是NC的模式和思路，单纯引用诺依曼这类套话语言，可能说明不了实质性的问题。不过，从NC1933年上台到1945年垮台，正值诺依曼（16－28岁）世界观形成的时期，她在NC德国接受中学教育、高等教育，完成了博士论文，最早的新闻实践经验也是在这个时期积累的，而且她为之服务的媒体如《帝国》、《法兰克福报》、《总汇报》等，都是NC掌控下的主流媒体，在传播NC思想、愚化民众方面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她可能不是NC主义的狂热追随者，但从下面的材料看，她不可能摆脱环境的影响。在美国大学的网站上，现在仍可以看到诺依曼1935－1945年时期的档案资料 [11]：1939年诺依曼亲笔写的“希特勒万岁”（Heil Hitler），并在下面附有她的签名。对于这样的口号，国内学者边芹谈到海德格尔同样的行为时这样写道：光是信里的那一句“嗨尔，希特勒”便令人心惊，这一声“嗨尔，希特勒”出自一个智者之口，却与最狂热的大众声音混为一体，时代潮流的力量如此之大，像毒品一样，席卷人的灵魂。[12] 诺依曼1937年赴美前的表格中写道：“我是德国人－雅利安人的后代，不是犹太人，也没有跟别的种族的人结婚……” [13]。她1939年申请加入德国作家协会的材料这样写道：“我现在有时仍是慕尼黑学生团体中的主要领导人，还担任着柏林学生组织的领导人。”[14] 作为学生团体中的领导人，这一定程度说明诺依曼在当时的政治活动中不是被动的。上述资料是确凿的，诺依曼不应回避这段历史。在法西斯统治下的新闻媒体是鼓吹法西斯主义的有力武器，诺依曼服务于德国主流媒体，当时所写的报道、论文不可避免地影响到那些在黑暗中看不清形势的人。诺依曼一直把自己视为无辜者、受害者，但是严格说来，她既是NC帝国的受害者，一定程度上也扮演了“加害者”的作用，只是分量轻微而已。她应该认识到这一点。2．“沉默的螺旋”理论带有作者青年时代对舆论认识的印记诺依曼关于舆论的定义是很别致的，她将舆论视为一种从众的压力。因而，舆论在她那里被定义为一种虽然备受争议，但人们可以在公众场合表达的不会被孤立的观点。接着，她进一步提出的“舆论创造整合”。在学术上，从这个角度思考舆论特点的很少，她的关注点是客观存在的一种舆论流动的现象，观点颇有新意。但是，这样形成舆论的状态并非所有的环境背景下会出现。她的理论在日本、美国、荷兰、韩国、菲律宾、墨西哥都被测试过，研究结果均没有完全符合其理论假设，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不同地区的人群心理从众的程度很不相同，诺依曼对于公众心理的理解，无意识地留驻了她青年时代的印记，而她的青年时代，正是NC统治的高涨期。若回到NC德国的舆论状态和形成机制，这不正是当时舆论形成的标准模式吗？马艾丁就戈培尔的认识和行为写道：“宣传无非就是创造一种能够影响他人的气氛。[15] 戈培尔本能地知道这是宣传过程中的重要一环，因此他极其善于寻找和使用那些最容易引起轰动、激动大众情绪从而创造出影响他人的气氛的方法，比如用音乐制造一种庄严的仪式气氛，高呼战斗性的口号，又如红色色彩的运用：红旗、红色标语、红色招牌等，甚至强烈的高光照也被拿来为宣传服务。所有这些带来了轰动性效果，使社会处于一种强劲的气氛里。”“国家社会主义时代，德国始终处在抽吸鸦片和病态的兴奋状态。”[16] ，诺依曼也主动提到，她写博士论文时考虑过这类的舆论定义。那么，当年NC德国关于舆论的认识，会无形中对她有所影响，尽管她可能真切地从科学角度思考舆论。德国学者阿师（Solomon Asch）认为，现实中依赖别人的过程是相对复杂的，不存在一个匿名的、有着相同意见的大众。大多数从众的人，是对自己的估计缺乏自信，当他们处于怀疑的时候，他们感觉到跟随多数人的一种趋势，但这些从众的人仍然知道自己是正确的，只是不想显得跟多数人不一致，这些人不是从内心上顺从，他们在自己观察的基础上保留自己的信仰，但是在公众场合下，他们是从众的。诺依曼比较强调舆论形成中的道德标准，她认为从众的压力是以道德、美学价值名义“发挥”的，而不是来源于认知判断。问题不在于“正确”或“不正确”，而在于是好的还是坏的。有关于道德问题的舆论会制造巨大的从众压力。这些现象确实存在，我们不能要求研究者非得对结论进行批判，但其中确实能够让人联想到当年NC不强调正确与否，而强调成功与否的宣传观。例如戈培尔说的：“宣传家必须编造自己的真理，凡是对党有利者即为真理。如果这个真理与真正的真理符合，那更好；若不符合，那就必须使它们之间相符合。伟大的、绝对的真理是：党正确，元首正确，党和元首永远正确。”[17]辛普森指责诺依曼蔑视非精英层，这有些偏颇。诺依曼认为舆论形成的过程不仅局限于精英层，而是整个社会的各个层面。不过，从她的总体论证看，她确实更关注“社会精英”在舆论形成中的作用，认为非理性一直是舆论的一个主要部分。而“沉默螺旋”关注的重点，则是通过她关于舆论的定义，扮演动员无名大众从众的角色。这两方面是相辅相成的。她是在对一种客观现象的研究。不过，若了解了当年NC宣传家内心蔑视大众、同时又充分利用他们的宣传观，不能不让人联想到“沉默螺旋”中无名大众的卑微。赖希1933年分析那时法西斯的宣传心态时写道：“希特勒把握了群众，以十足的蔑视态度想靠群众的帮助来实行他的帝国主义。用不着举很多的例子来证明来这一点，看看一个坦率的表白也就足够了：‘人民的情绪永远是上面输入到舆论中的东西的十足的排泄物。’（《我的奋斗》第128页）尽管如此，群众的性格结构仍能吸收希特勒的宣传。”[18]诺依曼关于“和音”的研究也颇为新颖。她主要是从新闻工作者职业选择标准角度考虑的。然而，NC时期所有传媒的和音现象，可能无形中给她提供了一种背景认识。关于这个问题，还需要进行符号学的分析。不过，“和音”这个论点一提出就受到另一些学者的质疑。萨尔蒙 [19]（Charles Salmon）认为，媒介一律地和音，这个观点过于简单化。传媒接受者不是完全与外界隔离的个体，个人之间在使用媒介时有着很大的不同，个人兴趣的不同，选择阅读的媒体也有很大的不同。和音应视不同的国度、不同文化和政治特征、具体的新闻事实、媒体的政治立场、各国的传播政治而不同。不能简单地认为所有的媒体的全部报道都具有和音的趋势，和音概念还需要严密的验证和在各种情况下的详尽分析。关于诺依曼谈到的从众的主要原因“孤立恐惧”，不同意见更多些。我们知道的，如多位学者对应提出的“复数的不知”（又译“多元无知”）[20] 、法国心理学家莫斯克维斯（Serge Moscovici）对应提出的“响亮的少数”、以及萨尔蒙和克林（F.Gerald Kline）对应“从众”而提出的“投射”（projection，指个人意念、欲望的外化。当一个人的情绪状态反映在他对周围的解释中而不自知时，即为“投射”）等。诺依曼提出“孤立恐惧”，以及对舆论的定义，并非没有科学研究的依据，然而，华盛顿美利坚大学网站上格拉兹阿诺－罗依诺尔兹（Sharon Graziano－Reynolds）开设的关于诺依曼问题的网页上的话，也值得考虑：“沉默的螺旋理论是诺依曼在NC德国时期经历的反映，我可以想见，生活在NC德国中的人，始终处于一种害怕表达反对意见的恐惧中，她的理论在NC德国以外很少有实际的价值，尤其是在《第一修正案》明确规定言论和出版自由的美国。”[21] 说她的舆论定义是极权主义的，这样简单扣帽子不妥，但她关于孤立恐惧的从众动因、关于舆论的定义，可能带有她生活经历的历史痕迹，这也是不少学者的共同认识。其实，若仔细将鲍加、辛普森等人提供的她的早期著述材料（不是他们的判定），对照本文第一节谈到的诺依曼使用的关键概念及其阐释，不难看出她青年时代获得的观念、观察印象对后来研究的无意识影响。当然，将这些印记直接与NC的宣传观挂钩，一定要说明后来她的理论研究就是NC宣传观的反映，较为武断。若说有无形的或无意识的影响，可能可以成立。3．应肯定诺依曼在传播学理论方面的贡献尽管有以上种种对诺依曼深层思想的分析和怀疑，我们认为，对于她是不宜苛求的。她在上个世纪中后期的传播学研究中，是一方面的学术先锋。早在1968年，德国学者舒尔曼（gray schulman）就提出了类似“沉默螺旋”假设的“乐队花车效果”理论，支持强势舆论。“沉默的螺旋”并不是对“乐队花车效果”的重复，而是将政治和社会联系起来，把精英和大众社会理论融合到舆论研究中。诺依曼成功地将舆论学中模糊的概念明朗化，通过一系列科学的调查验证自己的理论。提出“沉默的螺旋”理论，至少激起了人们去讨论舆论问题、记者和政治家们如何去塑造舆论的问题。她意识到人际传播的重要性，还注意到了人际传播与大众媒介、舆论之间的互相依靠的关系。她的理论指明了以后的舆论研究的方向，将舆论视为一种动态的、不断变化的过程，而不是将其视为为一种稳定的、不变的状态。她的舆论研究发现了一些问题，引起其他学者对前人的一些分析做进一步考察。苏黎士大学大众传播系的施拉姆（Holger schramm）认为：“伊丽莎白·诺埃勒－诺依曼创建了一个关于舆论形成过程的动力模式，该模式涉及到了大众传媒在舆论形成中角色，她提出的‘意见气候’、‘沉默的螺旋’和大众传媒在意见气候形成中的作用等概念并不新，但是她的成就在于将这些概念融入了‘舆论形成’这一内涵丰富的理论中，通过观察发现媒体对个人所处的意见气候形成，起着显著的作用，在当时普遍对传播效果持‘有限论’的环境中，她的贡献在于回归了大众传播强有力的效果观。她的理论涉及到媒介、政治和政治领域中的社会学。” [22]诺依曼的贡献还在于她采纳的调查方法上。在她长达40多年的舆论调查经历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改进了不少调查方法。在调查意见气候、选举意向、害怕孤立的时候，她创造性地运用了多重方法，使用了有代表性的实地调查（cross-sectional surveys）、小样本多次调查法（panel studies）、对记者的访谈、媒介内容的分析等。她的研究工作采用整体论方法，涉及到内容分析、听众问卷调查、对传播者和传播行为进行研究。她的观点对于政治传播和舆论研究都很重要，在过去的十多年里，这些领域都鲜有人研究。沉默的螺旋理论并不是简单的几个概念，前面只是因为要分析她的深层思想，才突出了几个概念。她的理论本身有着多层面的结构，反映了其知识的全面性。“她广泛的经验主义研究得出的思考，折射出她丰富的哲学、历史、传播学和舆论研究的知识” [23]。这样说起来，似乎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其实，很多问题同时存在多方面的观察视角。我们认为，诺依曼在传播学上的研究成果，从总体上来看，是科学的理论体系。她的大众传播效果观、舆论学调查方法都是跟国际上传播学研究潮流一致的，尤其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她在某些领域内的研究已经引领了世界传播学研究的新潮流。在她的青年时代的经历被披露以后，我们也确实要警惕她的舆论观中强调舆论压力、忽视人的个性在舆论形成中的作用、过分重视从众、忽略少数人的意见等等隐含的倾向。她的理论本身是中立的，问题在于如何合理的运用，用于何种目的。这里涉及极为重要的宣传伦理问题，并非有效的、成功的便是道德的。通过讨论诺依曼，提醒我们警惕法西斯主义宣传观的复辟，是有重要意义的。注释：[1] 陈力丹《舆论学》第220页，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9年版。[2] 潘忠党《舆论研究的新起点》，《新闻与传播评论》2001年卷第98页，武汉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3] 翁秀琪《民意与大众传播研究的结合——诺尔诺曼和她的沉默的螺旋理论》，台湾《新闻学研究》第80页，1990年1月出版。[4] 翁秀琪《民意与大众传播研究的结合——诺尔诺曼和她的沉默的螺旋理论》，台湾《新闻学研究》第79页,1990年1月出版。[5] Leo Bogart:the Pollster and the Nazis,Commentary， 1991.8. P49.[6] German historical institute washington D.C; Letters from Readers:Commentary.1992.1.P17.[7] 威廉·夏伊勒《第三帝国的兴亡》第1卷第348页，三联书店1979版。[8] 贡尼、林古特《霍克海默传》第3－4页，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9] 霍克海默1895年2月14日生于斯图加特一个工厂主家庭，1922年在法兰克福大学获哲学博士学位。1925年任该大学教授，后兼任哲学系主任。1930年任法兰克福大学社会研究所所长并创办了《社会研究杂志》。1933年希特勒执政后，因其反NC的倾向，被迫把社会研究所先后迁到日内瓦、巴黎、美国，并先后在哥伦比亚大学和加利福尼亚大学工作。1949～1950年他把社会研究所迁返法兰克福，仍任所长。[10] 威廉·夏伊勒《第三帝国的兴亡》第1卷第361页，三联书店1979年版。[11] http://gurukul.ucc.american.edu/radiowave/noelle/noelle.htm。[12] 维克托·法里亚斯《海德格尔与NC主义》译者序言第2页，时事出版社2000年版。[13] http://gurukul.ucc.american.edu/radiowave/noelle/nnhilfe.htm[14] http://gurukul.ucc.american.edu/radiowave/noelle/nnadd4.htm[15] 沃尔夫冈·马兰诺夫斯基《“我的武器是阿道夫希特勒”》，《明镜》1987年9月14日。[16] 马艾丁《戈培尔和他的民族社会主义宣传》第42－43、48页，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硕士论文，1989年4月。[17] Alan Wykes :Joseph Goebbels— der Reichspropagandaminister . Verlag Arthur Moewig,1986 P75.[18] 赖希《法西斯主义群众心理学》第35页，重庆出版社1990年版。[19] 他现为密歇根州立大学的传播艺术和科学学院的院长.[20] 陈力丹《舆论学》第218－220页，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9年版。[21] http://gurukul.ucc.american.edu/radiowave/noelle/noelle.htm[22] http://www.utexas.edu/coc/journalism/SOURCE/j363/neumann.html[23] Mihaly Csikszentmihalyi：Reflections on the “Spiral of Silence”， Communication Yearbook 14[C],1991.P288.（袁琳为本文提供了大量的材料，在这里表示感谢。诺依曼的论著很多，未一一列出）

你真是个好人吗

什么也没做，什么也没说，你，真的确定自己是个好人吗？　　恶人的劣言坏行固然可憎，好人视若无睹的沉默更可怕。世上许多不幸，源自没有说出口的事。我们虽然自认只是不赞一辞的旁观者，却在不知不觉中，成了沉默的共谋者……　　当我们眼见真理却不发一语，就是我们开始死去的时候。　　日常生活社会学领域中，本书是关于集体沉默的第一本完整研究著作。　　这本书从英语谚语“房间里的大象”入手，从社会学角度剖析人们私密生活和公共生活中，对于某些显而易见的事实，集体保持沉默的社会现象，作者将之称为合谋性沉默。作者阐述了合谋性沉默的成因、组成形式、参与者的动机和表现，以及这种沉默对人们社会生活的影响，并探讨了打破沉默的可能和方式。精彩摘录1.房间里的大象(The elephant in the room) 谚语,指那些触目惊心的存在却被明目张胆地忽略甚至否定的事实或感受。2.通过这么做，他们渐渐成为了“那种使得独裁统治得以实现的臣民：不说，不看，而且不问，此后，再不好奇”。3.人们在遇到挑战自己已经形成的自欺世界观的信息时，经常会感到不安。很多人宁肯相信这种幻觉，也不愿相信痛苦的现实，并因此珍惜人的“做鸵鸟的权利”。通过“无知是福”和诠释约翰•列侬的话——如果闭上眼，生活会变得更轻松，他们总结说，“你不知道的东西不会伤害你”。4.我们这一代人终将感到悔恨，不仅仅因为坏人的可憎言行，更因为好人的可怕沉默。

精彩序（转载）

沉默不是金刘瑜沉默是金，人们常说。这话还被写成大字，镶在框里，贴在很多墙壁上。人们用它来告诫自己：言多必失，少说多做，祸从口出，实干兴邦空谈误国。总之，能闭嘴的时候就闭嘴。但是马丁•路德金说：历史将记取的社会转变的最大悲剧不是坏人的喧嚣,而是好人的沉默。这是一本关于沉默的书。这显然是个非常有趣的话题。我们习惯于关注言说，因为言说总是在推推搡搡试图挤进我们的视线，但在言说和言说的缝隙之间还有沉默。沉默正如言说，也有不同的光泽、质材、结构、密度，也千折百转，也惊心动魄。当恋人相拥坐在河边的晚风中，它几乎是优美的，但在另一些时候，它可以象一把刀子，切割人性暴露其中的血腥。历史上无数悲剧源于集体沉默。二战期间，普通德国人大多已经隐隐知道那些被推上火车的犹太人的下场，但是他们对此不闻不问，照常买牛奶面包，上班下班，并对迎面走来的邻居温和地问候“早上好”。文革期间，当学生们用皮带抽打老师、或者造反派暴力批斗“走资派”时，也有很多围观群众感到不忍，但他们只是默默地回过头去。今天的中国，朋友们聚餐，点龙虾鱼刺燕窝，结账的时候在座的人中有公职的那位“要一张发票”，这上万块钱的餐费最后摊到了谁头上，不会有人追问。“房间里的大象”，在英文里，意指所有那些触目惊心地存在却被明目张胆地忽略甚至否定的事实或者感受，用作者泽鲁巴威尔的话来说，就是那些“我们知道，但是我们清楚地知道自己不该知道”的事。“皇帝的新装”是个典型的“房间里的大象”，但“皇帝的新装”只是个隐喻。在一个电视相亲节目中，嘉宾们七嘴八舌分析某个相亲失败的男人哪句话说错了、哪个表情不当，却绝口不谈他的职业是厨师或者鞋匠的事实，这时候，电视屏幕里站着一只大象。成百上千个人坐在一起煞有介事地开会，但谁都明白这个会只是个橡皮图章而已，在那个会议厅里，同样站着一只大象。泽鲁巴威尔试图分析“房间里的大象”现象的起源和后果。有些时候，沉默也许是起源于善意和礼貌，比如在临终亲友面前，我们不愿意谈起他们的病情，比如和一个口吃的人聊天，我们假装注意不到他的口吃。但是另一些时候，沉默源于怯懦。人们害怕权力，害怕高压，害怕失去升官发财的机会，害怕失去房子车子，于是沉默成了自我保护的机制。高贵是高贵者的墓志铭，沉默是沉默者的通行证。另一些时候，人们所恐惧的，甚至不是利益上的损失或者肉体上的暴力伤害，而是精神上被自己的同类群体孤立。出于对归属感的依恋，他们通过沉默来实现温暖的“合群”。解放前为理想浴血奋战、出生入死的革命家，解放后却在屡次政治运动中保持沉默、随波逐流，很难说仅仅是因为贪生怕死，更多的恐怕是因为他们害怕被革命队伍抛弃，成为一个“精神上的孤儿”。对认同感、归属感的强烈需要，大约是写在人类基因里的密码，这个密码有时候会成为勇气的源泉，有时候却让我们蒙上了自己的眼睛。所以泽鲁巴威尔分析道：沉默的人数越多，打破沉默就越难——因为当越来越多的人卷入沉默的漩涡，从这个漩涡中挣脱出来需要的力气就越大。历史上的先知，往往命运悲惨。面对第一个站出来大喊“屋子里有大象”的人，人们往往不会顺着他的手指去看有没有一只大象，而是怒斥他为什么吵醒了自己的好觉。甚至，他们会因为那个人的勇气映照出自己的怯懦而恼羞成怒，你那么大喊大叫干什么？哗众取宠、爱出风头、不识时务，神经病。“沉默如癌细胞般分裂生长”，房间里的大象就这样在“合群”的人们的相互拥抱中越长越大。好在随着大象越长越大，作者指出，它被戳破的可能性也随之加大——因为随着大象越来越大，掩盖这只大象所花费的成本也会越来越高，并且，目击者的增多也意味着出现“叛徒”的可能性在增大。最终，孩子小声的一句嘟囔“皇帝没穿衣服”，就可能使这只充气大象迅速地瘪下去。二战之后，德国人纷纷睁开闭上的眼睛；赫鲁晓夫时代，苏联人也纷纷从对斯大林的崇拜中“醒悟”过来；文革之后，曾经打得不亦乐乎的人们回头看自己的所作所为，也会感到不可理喻。可惜，在众人眼睛的这一闭一睁之间，已经有无数人成了沉默的祭品。拒绝发声并不奇怪，因为发声不但需要勇气，而且意味着承担。谈论全球变暖意味着我们要去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案，意味着我们可能要选择不买车、少开暖气和空调、刻意节约用水。谈论一个政府对某个群体的迫害，意味着我们有责任去倾听那个群体的痛苦、陈述他们的主张、甚至为他们请愿、筹款。谈论现代社会里动物的养殖和屠宰方式，意味着我们要为动物权利呐喊，甚至严肃地对待素食主义这一主张。所以，为了逃避责任和不安，“还是不谈这些”为好。所以沉默是金。但是大象并不会因为你不谈论它而消失，你可以不谈论它，甚至不谈论这种不谈论，但是全球还会继续变暖，被迫害的人还在呻吟，养殖场里的牛羊猪还是在绝望中度过它们悲惨的一生，而我们还是要在所有这些痛苦面前接受良心的审判。所以这本书的意义，在于提醒我们直视我们生活中的沉默。直视沉默也就是抵抗制度性遗忘和集体性否认的压力，直视生活中不被阳光照耀的角落、被压迫者的痛苦和我们自己的软弱。人们习惯于用政治或社会的压制来为自己的沉默辩护，却往往忘记了正是自己的沉默在为这种压制添砖加瓦。我们尽可以堵上自己的耳朵或者捂上自己的嘴巴，但是当房间里有一只大象时，它随时可能抬起脚来，踩碎我们天下太平的幻觉。

还是来写个书评好了

看这本书感触还是挺深的，生活中他们都觉得我属于女汉子。其实真心很内向啊。对于很对只是沉默。现在最大的困扰就是，坐公交车的时候，遇到一个变态，基本每次都要偷拍我，一看就是在偷拍。可没有证据又不好说什么。一直就在沉默。看了之后，突然就想，他拿手机出来的时候冲上去骂他一顿，好吧。最后别人车来了，没骂成功。回去又偷着哭了，这个月的大姨妈综合症居然让我这么娇气了。之前遇到公交色狼的时候，还是没有说什么。我只是比较胆小吗？谁知道呢。感觉如果继续沉默，早晚要变的心理扭曲的。下次一定要去骂变态。话说这本书总共150页，起码50页是英文的引用。。。英文不好的肿么办。

真话而已

记得有一段时间里，集中地翻看了一批有关政治运动的书，主要是小说和回忆录。任何看过这段历史的人必定都会产生相似的疑问：为什么？为什么会发生如此这般的事情？为什么人可以残忍到这个地步？为什么人可以冷漠到这个地步？为什么人可以变形到这个地步？很多人都试图回答这些问题，或通过对史料的爬梳与分析；或借助自我的回忆与反思；或利用政治学心理学的方法来解释与重构。方法不同，角度各异，观点也不尽一致，但似乎都没能完全地解释出历史何以至此。哈维尔在对捷克的历史描述中，勾出了一个充满了空洞符号与话语的社会，在那个社会里，消费主义横行、社会道德失范、人们各自提防，表面的看似繁荣却掩不住内在的荒诞与混乱。希特勒的第三帝国同样是井井有条，如精密的仪器一般高速运转，而产生出了康德、黑格尔的民族则成为这个战争机器的润滑油，直至其覆灭。斯大林治下的苏联，高度集中的政治与经济体制，大清洗中被清洗的身体与思想，刺眼的战争招贴，也直到赫鲁晓夫的报告才被人反思。还有无数的事例诉说着人类历史的怪诞与疯狂，而这怪诞与疯狂背后，不止是由于一个有问题的制度或是一个偏执的领袖，更重要的，还有一个在疯狂中狂欢的人群。如勒庞所言，乌合之众在群体无意识的药酒之下，伴随着高音喇叭传出的来自高层的声音，如痴如醉地舞蹈与嚎叫，甚至整齐划一地荼毒与杀戮。但仅仅如此么，假设接受人因为聚集而失去理性的观点，那么当一个个独立个体离开集体之后，何以如此坦然地（至少在表面上）面对曾经自己亲手制造的狂乱，何以随着岁月的流去而悄无声息地离开。因为沉默。沉默像一只无形的手，扼住了每一个想说出真相的喉。而促成沉默的原因，包括了对真相有所恐惧的权力、对稳定有所需求的社会以及对孤立有所排斥的个体。权力需要沉默，因为它的来源和维持它的手段并非那么令所有人信服，所以必须保证那些不信服的人不能够发声。社会需要沉默，因为社会本身也是一种权力，即使是理性的契约也包含了对某些反社会行为的否认，所以必须让反社会的话语和行为消声。个人也需要沉默，因为作为一个孤立的个体，需要生活在社会关系之中，任何有可能因为打破沉默而带来的孤立都会令其放弃说话的勇气。于是，这三者互为因果，紧密地团结在了以沉默为核心的无声周围，看着一幕幕黑色幽默的接连上演。奈沉默何？真话，只是真话而已。以简制繁，往往屡试不爽。面对由多方力量共同制造出的沉默，唯一能打破它的，就是真话。“一句真话能比整个世界的分量还重”。沉默的副产品一定是虚伪，虚伪不止是表面上的景色，还是真相的不在场，像一个无限延伸的链条一般，最终会造就一个荒诞的世界。但也正是由于这种链条的相互连接，只有沉默倒下，它的副产品也会像多米诺骨牌一般应声倒下。常言道，现实总是残酷的。同样，真话总是难以启齿的，不论是向一个自己钦慕的女生表白，或是向周围的人诉说真理，都会带来说话者的巨大压力。这种压力，从个人层面会带来心理的不适；从社会层面会受到群体的反感；而如果触犯了权力则可能是对说话者个人存在的威胁。无数人以及深刻地意识到了生活的戏剧性和自我角色扮演的特点，这是生活的特性，无可异议。我们可以接受生活是一场戏剧，但是到底是接受一场现实的剧，还是一场荒诞的剧，就在于每个演员了。当某一天，看到没穿衣服的皇帝时不用一个小孩来戳破真相，那样的戏剧还是可以接受的。

房间里的大象

‘沉默会自我繁衍，越长时间不说话，就越难找到可说的话题’为了保住自己的现有资源，维持那些所谓的社会关系，优化个人环境，我们不要脸的掩盖事实，互相欺骗，牺牲眼前利益，最后，换来的是为了之前的某个沉默，始终被束缚着无法开口，可悲可叹大环境下的产物，加之如此小环境的烘托，自己何尝不是一个不要脸的沉默一族呢，清晨起床，选择一张应情应景的面具，活生生的钉在脸上，硬邦邦的，死尸一样面对每一个人‘我们会获得社会团体中约定俗称的关注方式，作为社会化的体现’看到这句我就恍然大悟，NND，环境!!!!!都是环境惹得祸呀!!!!!!!所以解决现有因素选择性沉默不痛苦的方法便是，选择新的社会团体

沉默和热闹

高贵是高贵者的墓志铭，沉默是沉默着的通行证。从前的围观、沉默，到现在的热闹、喧嚣，掩盖之下的不外乎是世人的冷漠。附 the elephant in the room by Terry KetteringThere's an elephant in the room. It is large and squatting,so it is hard to get around it.Yet we squeeze by with ," How are you?" And ,"I'm fine." . . And a thousand other forms of trivial chatter.We talk about the weather .We talk about work.We talk about everything else —— except the elephant in the room.There's an elephent in the room.We all know it is there.We are thinking about the elephent as we talk.It is constantly on our minds.For you see,it is a very big elephent .But we do not talk about the elephent in the room.Oh,please,say her name.Oh,please ,say "Barbara" again.Oh,please ,let 's talk about the elephent in the room.For if we talk about her death .Perheaps we can talk about her life.Can I say "Barbara" and not have you look away?For if I cannot ,you are leaving meAlone. . .In a room. . .With an elephent .

主题很好，就是写得让人看不下去

读起来觉得有点乏味和繁琐，前面两篇序倒是简单扼要。。让人有认同感。实在是觉得对这种研究性的翻来覆去说概念的东西难以下咽。。不如去看王小波的杂文集《沉默的大多数》。。写得生动精彩，贴近生活。。我手机打得辛辛苦苦，怎么老说字数不够不能发表？！坑爹的。。

我们为什么会沉默

“房间里的大象”，这是英语中的一句成语，意思是一件事明明存在，但大家却视而不见，集体回避它。比如性，许多中国父母从不告诉孩子们它究竟是什么，所有与之相关的话题都在屏蔽之列，直到他们有一天自己撞上这只“房间里的大象”，如果足够幸运，他们的心灵也许不会受到伤害。每种文化都有人为制造的空白，但很少有人意识到，它是悲剧的源头。正如美国波士顿犹太人屠杀纪念碑上的一段文字：“当初他们追杀共产主义者，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共产主义者；接着他们追杀犹太人，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犹太人；后来他们追杀工会成员，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工会成员；此后他们追杀天主教徒，我没有说话，因为我是新教教徒；最后他们奔我而来，却再也没有人站出来为我说话了。”这是对“二战”那段历史的忏悔，正是因为所有有正义感的人没有站出来，于是，大家都成了奴隶。沉默的大多数，遂使“皇帝的新装”总能成功地上演，在人类的每一次悲剧中，都有“房间里的大象”的身影。我们明明知道什么是正确的，也有不忍之心，可为什么我们会一次次站在了看客的行列中，默许着罪恶的发生？难道，我们不同样会被命运所裹挟吗？当正义也暗淡时，谁又能幸免于灾难呢？这是一本小书，试图从更深层的角度去阐释“房间里的大象”，在作者看来，沉默不完全是因为道德的放弃，也未必完全出于功利目的，而是在我们的人性中，天然有一份幽暗：我们希望通过沉默来建立一种安全感，在无法沟通时，沉默是最好的共谋。所以，人越多，沉默就越可能发生，因为沉默时我们彼此相等，大家都是沉默者，所以个体便不用再承担责任，我们欣喜地发现，我们原来是大多数。人类成长的每个阶段，都在学习着沉默，最终，它融入了我们的血液中，成为了我们下意识的选择。不满、抗议、欢乐、鄙夷、哀伤、放弃……当所有这些都可以通过沉默来表达时，真相被遮蔽了，我们携手埋葬了未来。“沉默的大象”反映了这样的悲剧：在人性的深处，天然就有屈从、盲目的成分，当暴力来临时，我们很可能成为它的帮凶，而不是勇敢地说不。好世界与坏世界，只在一念之间，只有认识到人性的局限，我们才会对沉沦保持足够的警惕，因为共同的悲剧就在脚下，不站起来，就会陷入其中。用一本小书便能将如此深奥的道理讲透，伊维塔•泽鲁巴维尔笔下的魅力，令人钦佩。

禁止观看“禁止观看条例”的条例

书名<The Elephant in the Room>源自英语里的一句谚语，意思大致接近于“心照不宣”“视而不见听而不闻”“自欺欺人”“道路以目”等成语。这本书所要探讨的就是“大象”（即“生活中的沉默与否认”）的起源、形态、后果以及将“大象赶出房间”（打破沉默）的可能性。书中在“否认的社会结构”一章时提及一个很有趣的说法，叫做“禁止观看‘禁止观看条例’的条例”（P94）。“禁止观看条例”可能是由社会禁忌、人情世故或是外部强权所规定的，然而真正使这一条例发挥作用的是我们出于恐惧、为避免尴尬而人为设置的藩篱，即禁止自己去观看那些“禁令”。简言之这是一种自我阉割式的“非礼勿听勿视勿言”。这样的例子在现实生活中俯拾皆是，比如父母小心翼翼避免提及“性”，家庭成员对“乱伦”或“家暴”的集体沉默，国民对“大屠杀”的集体遗忘等等。有意思的是，显著影响一个人决定是否参与合谋式沉默的因素是合谋者的数量，“人尽皆知的秘密随着了解的人越多（而不是越少），变得让人越发绝口不谈。”（P96）参与的人越多，沉默就“越响亮”、“越沉重”。沉默因此像癌细胞一样迅速扩散。（Silence like a cancer grows——Simon & Garfunkel<The sound of silence>）。就这样，沉默的时间越长，参与人数越多，它所消耗的社会成本就越多（我们必须用“更多的沉默来掩盖最初的沉默”），打破沉默的难度也就越大。这样做的后果是使我们都拥有奥威尔所说的“双重思想”（Doublethink），即“一个人的脑子里同时具有两种相互矛盾的信念，而且两种都接受。”（《一九八四》）。这种情况在现今中国是随处可见的，比如“工作总结毫无意义，但我得写好工作总结”“没有共产主义信仰，但不妨碍我入dang”，“贪官可恶，但当官还是好，因为可以贪污”等等。这种“双重思想”带来的后果就是哈维尔所说的“后极权主义时代下的道德崩溃”，因为大家都习惯了“说一套做一套”，并积极参与到这种“言行不一”的沉默之中。梁文道对此有一段精妙的论述，他认为中国现如今依然在上演着“皇帝的新衣”的戏码，只是与原版故事不同的是，中国的皇帝不仅知道自己没穿衣服，也知道所有的臣民都知道他没穿衣服；臣民们不仅自己知道皇帝没穿衣服，也知道身边所有人都知道皇帝没有穿衣服；然而绝大多数人依然在称赞的皇帝的新衣很漂亮。如果这时候有一个小孩胆敢跳出来说“瞧，皇帝什么也没穿啊！”那么不仅是皇帝，围观的群众也会群起而攻之。以我自己的体验来看，这种“双重思想”带来的混淆感是确确实实可以影响一个人的价值判断的。比如不久前某次“集体悼念活动”的参与者被捕事件被报导后，我和几个朋友无意间提及此事，大家（包括我）都认为这是参与者自己作死的节奏，集会就集会，还拉横幅，还拍照传到网上，这不是自找罪受吗？等我回想此事时，我对自己当时的判断表示很震惊，事实上我已经加入了一种“合谋式的沉默”，认为所有人都应该自动远离那些“敏感问题”。诚然，这本书像其他类似理论书籍一样，在有关对策的论述上只是一笔带过，甚至给人苍白无力的感觉。以前我不能理解，后来渐渐明白，期待在一本书中寻找到可以一劳永逸解决所有问题的对策本来就是荒谬的。如果问题有那么简单，那我们早就进入大同世界或理想国了。也许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爱因斯坦才会说“发现问题比解决问题更重要”，因为只有发现并意识到问题的存在，问题才有被解决的可能。而问题的解决不能也不可能依赖于“问题的提出者”，它所需要的是每一个社会成员的觉醒，以及觉醒后的努力。

摘抄本书的“致谢” 和 致谢的作用。。。

“致谢”的作用伊维塔是这样写致谢的：“……1999年，我在系里举办的一个全国性学术会议上，做了一个——社会组织中的沉默和否认的报告——算是逐渐成型想法的一个早期总结。。。该报告引发广泛讨论，但是与会的10多名同时中，只有2人会后和我聊了聊。。。这件事恰好证明了所要论证的：人们对于打破沉默谈“沉默”颇不情愿。2002年底，我开始写本书。。。南希@瑞恩在回忆录After silence: Rape and My Journey Back中，描述了用文字写下沉默的困难。这是因为，书写行为本身往往就会促使作者去感受自己正书写的痛苦主题。。。事实确如此，尽管本书已是自己的第9本著作，但是其他基本写起来都不曾这么困难。。。我终日埋头书写和反复改写那些纷繁想法的句子，不能停歇。。。那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忽然懂得，为什么在希伯来文中，沉默和“无法动弹”／瘫痪的词根是同一个。。。也正因如此，在书写 沉默时 有人和我对话，对我来说是一种宝贵的恩赐。。。a.＊＊＊使得我免于被令人痛苦的沉默席卷吞没。。。b.＊＊＊体贴耐心，阅读初稿，给出大量有益简易。。。c.＊＊＊和我一路讨论，使各种想法在写作过程中逐渐发展成型。。。d.＊＊＊帮助我把自己那些想法最终用一种能为更多读者更容易接受的方式传达出来。。。e.＊＊＊经费＋补贴使我能告假1年，全力投入本书的写作。。。f.＊＊＊手稿编校。。。g.＊＊＊我写作此书漫长而艰苦的过程中，有你一路陪伴。。。”《房间里的大象——生活中的沉默和否认》，P006致谢有什么用？写作的困难之处，克服困难需要什么条件，什么人能帮助作者去满足这些需求。。。作者的需求有不同层次、有大有小，但凡任一“连接”可能满足某种需求的，对创作而言，就是有意义的，就是需要去衷心感谢的。。。

与乌合之众接近，沉默=当代中国=/绝对的言论自由吗

还好前两天刚看过乌合之众，所以看这本书就很好理解了。印象较深的几点：1. 合谋的沉默，选择性沉默。2. 需要绕开房间里的大象3. 大象始终是大象，越掩盖，那么掩盖花费的也越大。4. 当大象开始出现时，他也在开始缩小形体。5. 三不猴的引用。我在网上也百度了。有意思的，但深意尚未理解。很快，在ONYX A62上基本上三个小时就翻完了。特此留言

看到标题进来的

立场还是不错，但个人觉得这应该是一句话而非一本书。沉默是因为没有强有力的信仰，心底没有强大以及让自己都尊重的东西，哪能在某些特定格局中打破沉默。有些道理明白就好，不必深究。个人观点。。。。。。。。。。。。。。。。。。。。。。。。。。。。。。。。。。。。。。。。。。。。。。。。。。。。。。。。。。。。。。。。。。。。。。。。。。。

全书精彩即在序

其实，书的精彩内容恰恰就在刘瑜《沉默不是金》的序。文章中看起来，加入了分析，不过看起来只是在举更多的例子罢了。从"沉默是金"到“沉默，沉默，不在沉默中灭亡，就在沉默中爆发”，马丁路德金也曾说过，“我们终将意识到，这个社会最大的悲哀，不是坏人的猖狂，而是好人的沉默。”王小波也有一篇特别火的杂文《沉默的大多数》。“沉默”似乎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本书，借助一个英谚“房间的大象”为题，也在讨论沉默。分析了大众对众所周知却视而不见的现象，这一现象的成因，危害以及如何打破沉默。文章举出的一些例子倒是蛮有意思的，为本书增色不少。然而，不可否认的是，书中并无什么额外的精彩之处，只是有一个美好的包装——“房间里的大象”。了解了这句谚语的含义，也许是这本书给我带来的最大收获。不过，值得一提的是，本书的序刘瑜所做的序《沉默不是金》却分外精彩甚至抢了文章本身的风头。（序的链接http://book.douban.com/review/4925513/）因而我说，全书精彩即在序，不为过吧？

如果房间里一直有大象，我们还会赶走它吗？

Everybody knew something was going on, and no one did anything.——Spotlight大伙都知道发生了什么，却无动于衷。——电影《焦点》台词在不久前的第88届奥斯卡颁奖礼上，电影《焦点》以一种毫不意外、近乎无聊的方式获得最佳影片奖。影片改编自2001至2002年间波士顿报纸《焦点》记者调查揭露当地教区牧师猥亵性侵未成年人的丑闻，充满标准的美式主旋律。故事中，牧师性侵未成年人的事件持续发生几十年，几乎所有人都知道这一丑陋现象的存在，但是，上到法庭下到社区居民和受害者家属，包括《焦点》在内的媒体都对它视而不见、无动于衷。整个事件都完美的成为泽鲁巴维尔《房间里的大象》的注脚，事实上作者在讨论造成沉默的社会压力时曾引述这一波士顿牧师丑闻。（76-77页）我很好奇泽鲁巴维尔会如何评价这部电影，毕竟在这本书的写作中，他有引用电影情节来佐证自己讨论的习惯。在电影的最后，当《焦点》报将87名牧师性侵未成年人的故事曝光后，无数受害者打进电话，终于打破沉默，说出自己的遭遇。影片就在《焦点》记者热火朝天地接听受害者的电话中结束。似乎事件终得解决，在大家的努力下，被人们无视和否认几十年的大象终于被赶出了波士顿的房间。然而，片后的字幕却饶有深意地打出事件的后续：长期包庇涉事牧师，对法院和媒体施加压力以隐瞒事实的波士顿主教劳（Cardinal Law）辞职，被调回世界上级别最高的天主教教堂之一——罗马圣母玛利亚大教堂。这一调任与劳主教在波士顿包庇涉事牧师的方式如出一辙：调离事发地，别处高就。这样，波士顿的故事实际上在更高级别上重演着，《焦点》记者希望从体制上根绝教会的丑陋，似乎并没有做到。虽然并没有点明，但泽鲁巴维尔似乎没有忽视这一现象，他试图用权力的压力来解释此类现象，即“我们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忽视打破沉默的人，大多取决于他们有多大的权力。”（121页）但是当一种权力模式演化为文化或信仰模式后，它能忽视和容忍打破沉默者的能力就更加难以想象的巨大。波士顿丑闻过去十几年了，对天主教教会的信任危机也慢慢过去。教会还是教会，它们依然掌握着话语权，从波士顿赶出的大象在更广阔的房间里游荡，人们对它习以为常。再以中国历史上的改朝换代为例论之，除了征服战争之外，禅让是其中最主要的方式。传说时代的尧舜暂且不论，自王莽代汉不久即被推翻，此后两百多年没有发生过大臣篡夺的现象。因为大臣推翻旧王朝而建立新政权，被目为冒天下之大不韪。所以东汉末年，曹操虽然把黄袍当内衣穿了二十多年，却始终没有亲自推翻刘氏政权，而是由他的儿子曹丕完成了经营二三十年的事业。司马氏“作家门”的时间也不短。从高平陵事件司马懿诛曹爽（249年）以后，十六年间经历司马懿、司马师、司马昭父子三人，虽权势熏天，却没有下手。到司马昭的儿子司马炎，才代魏建晋。绝非曹氏、司马氏的权力不足以夺取政权，或在夺取政权后不能以强大的权力保持士人和民众的沉默。而是他们明白，权力造成沉默不会长久。正如古训所言“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川壅而溃，伤人必多。”而当经过长期的的禅代经历之后，使得禅让成为人们习以为常的政权交接方式，即使它不符合所谓封建政治伦理，也不再需要小心谨慎的经营。经过魏晋南北朝隋唐六百多年，王朝更迭都以禅让的方式完成。到了后周末年陈桥驿兵变，赵匡胤仅用一天就黄袍加身，完成了政权的更迭。就好像出生在房间里的孩子从小就和房间里的大象生活在一起，使得他觉得房间里本来就应该有大象，即使大象挤占了他的生活空间。而此时承不承认有大象已经不再重要了，因为大象已经不再是障碍。在我们的时代，重税供养冗滥的行政机构，法律实践中的法不责众、法不责老、法不责少，根深蒂固的地域偏见，社会分工的性别歧视，家庭生活中的家长权威等等现象。很多时候，我们并不否认它们的存在，因为在我们的记忆中，这些情况一直存在，或名曰传统，或称之国情。当房间里一直有大象，我们还会赶走它吗？作者没有给出答案，或许这已不仅仅是社会学的问题了，社会学无法为社会问题开出一劳永逸的药方。当然，我并非贬低这部作品。泽鲁巴维尔从社会学角度，对沉默与否认的现象、沉默的社会基础、造成沉默与否认的因素、否认的社会结构、打破沉默的过程、沉默的好处、沉默的代价等方面作了生动的分析。作者知识广博，征引宏富，使得无论什么知识背景的读者都能有所感触。例如，他说：“学者们也会迫于社会化的压力，把自己智识上关注的视野，局限在传统的学术表达范围，并将任何此外的学术活动视为离题。”（71页）我受过几年历史学的学术训练，对此颇有感触。1944年，已经名满天下的清华导师陈寅恪讲授《元白诗笺证》的第一节课就抛出了“杨贵妃是否为处子”的考证，被一些人视为不经和下流。事实上，杨贵妃入宫时是否为处子，关系到唐朝的婚姻制度，李唐王朝的血统、风气及政治演变等重大问题，而批评者之所以批评，正是泽鲁巴维尔所说的“局限在传统的学术表达范围”。《房间里的大象》行文本身亦有十分值得称道的地方，正如作者自己所说，书中“汲取广阔真实背景下的大量生动例子”（24页）使得普通读者读来也能兴致盎然。同时精悍短小的章节又如《蒙田随笔》般干净利落，冗赘无多。这种写作方式当然并不是泽鲁巴维尔的独创，他的前辈，码头工人学者霍弗的《狂热分子》也是这般读来令人畅快。（文中所注页码皆依据《房间里的大象：生活中的沉默和否认》，重庆大学出版社，2013年7月第1版。）

关于”沉默”与“打破沉默”的专业书

因为刘瑜的序，读了《房间里的大象》。一本关于“沉默”与“打破沉默”的专业书。对造成及影响沉默的各种原因加以分析，呼吁人们只有勇敢地打破沉默，说出事实的真相，才能避免助纣为虐。The elephant in the room是一句谚语，用来比拟某种巨大，因而不可能被忽视的真相。房间里的大象则表明，尽管人们无法否认该事实确凿地存在于我们的日常生活中，但是仍然刻意回避，故作不知。最典型的例子就是“皇帝的新衣”，人们为了逃避责任和不安，以及迫于社会习俗的心理架构，选择不说出皇帝其实没穿衣服的真相，都选择沉默是金，而这种群体性的沉默是金被代以一种名称为“合谋的沉默”，即群体对公开的秘密的选择性忽略或闭嘴。拒绝面对事实的本质就是欺骗，它扭曲了人们对现实的感受。无论处于哪种社会制度，提高公众意识，让人们看清那些被淡化了的社会问题才是将“房间里的大象”逐一赶出去的办法。四颗星推荐！

住手！别犯贱！！

字数敢不敢再少一点？当然，作为一句话，你的废话已经够多了。什么？想了解这句话？去静雅思听下载那期啥合谋的沉默吧，有声读物其实也不错的。但是！相信我，听完千万别动买书念头！你会后悔的！！好吧，反正我是后悔了。要了解生活中的沉默与否认，我还有那图文并茂的社会心理学呢，至于弄得昏昏欲睡么？16块都够我吃两顿饭了，把你买回来究竟是图个什么！那么求您别为了凑页数而凑页数好吗，字体什么的我就不说了，英文注解都快赶上正文了，亲你真把自己当韦伯了？好吧，可能是我有眼无珠吧。当然，如果你是因为刘瑜阿姨，如果你不嫌这嫌那，又或者你是凑单而来～oh，shit！凑单你可以买卡尔维诺好吗！

猴子和大象

几年前女朋友去安徽宏村采风，画了几张稚嫩的小画，买了一堆当地的手工品送我。其中最有趣的是一串猴子的挂件。三只木刻的猴子自上而下串在一条绳子上，拇指大小，形态相似。胳膊高高扬起，仿佛轻巧地攀附其上，另一只手则分别捂着耳朵、嘴巴和眼睛，皆是若有所思的神情。挂件的做工算不上精细，甚至有些拙朴，木料上的斑痕、刀斧雕刻的印迹清晰可见。但三只猴子的神态灵动，把玩一番，趣味盎然。后来从书中得知这串挂件摹自日本的三不猿，溯源考证，却也是从我国守庚申的风俗中演变而来。守庚申又叫做“守三尸”或“斩三尸”，汉代纬书中的三尸虫被道教认为是人体中的作祟之神，《太上三尸虫中经》中记载，三尸虫“为人大害，常以庚申之间，上告天帝，以记人之造罪”。于是为了防止三尸虫殃人，逢庚申之日，夜晚不卧，守之若晓，以灭三尸。唐宋时这个仪式甚至在佛教徒中也流传开来，并以青木金刚像为本尊，造猿像为神，彻夜摆设祭拱。后来，守庚申的风俗传到日本，人们取尸虫的数量三，和庚申之申的属相猴，绘出三猿图像。三猿捂耳、掩嘴、蒙眼，则是为了防止三尸虫在天帝面前进谗言而绘。给我挂件的同时，女朋友告诉我三只猴子寓意着不该听的不听、不该说的不说、不该看的不看。这对当时桀骜不羁的我来说可谓是触动三观。虽然那时未读过柏拉图，却也省察一番，把三只猴子作为了自己的处事准则。自此之后，待人做事心中便时时想起那三只猴子，言语举止变得谨细慎微，小心翼翼。虽然也时常觉得思虑甚多的谨慎怯语让自己如履薄冰、战战兢兢，但看看周围人的神色，想想猴子给自己带来的颇多益处，又默默地闭紧了嘴巴。慢慢地，三只猴子淡出了脑海，沉默却变成了习惯。然后，我遇到了那头大象。英国谚语“房间里的大象”并不为我们所熟悉，伊维塔·泽鲁巴维尔用《房间里的大象》将它带到了我们面前。在这里，大象是巨大而无法回避的真相，房间里的大象，则意味着尽管无法回避，人们却可以和它安然共处的现实。作者由这句谚语起笔，从社会学的角度剖析了人们私密生活和公共生活中，对于某些显而易见的事实，集体保持沉默的社会现象。其实这种合谋性的沉默我们并不陌生，马丁·路德金说过，历史将记取的社会转变的最大悲剧不是坏人的喧嚣，而是好人的沉默。无数源自集体沉默的历史悲剧中都有“大象”的身影，人们一次次缄口不言，站在看客的行列中，默许着罪恶的发生。人们企图用沉默建立起一种安全感，然而沉默却往往成为了罪恶的帮凶，当大象膨胀到无以复加之时，房间里岂有你的容身之地，正义暗淡、真理陨落，谁能幸免于难？正如波士顿犹太屠杀纪念碑上的话：“在德国，起初他们追杀共产主义者，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共产主义者；接着他们追杀犹太人，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犹太人；后来他们追杀工会成员，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工会成员；此后，他们追杀天主教徒，我没有说话，——因为我是新教教徒；最后他们奔我而来，却再也没有人站出来为我说话了。”沉默在人们彼此的默契中长生不灭，人们用鸦雀无声编织成一件件触目惊心的“皇帝的新装”。泽鲁巴维尔则尝试着“打破沉默谈沉默”，分析阐述了它的成因、组成形式、参与者的动机和表现。正是作者对日常生活中各种合谋性沉默的持续关注和不断提醒，使我得以反思自己习惯性的沉默，开始重新审视三只猴子。有时候，沉默出于善意或礼貌。我可能不会和一个年纪轻轻却苦恼于谢顶的朋友谈论头发养护，我可能不会在一个有同性伴侣的朋友面前议论长辈对于出柜的看法，此时的沉默或许优化了人际关系。但更多的时候，沉默源自内心的怯懦和逃避，害怕失去，害怕伤害，害怕孤独，沉默者甚至会对打破沉默者指责谩骂，恼羞成怒，因为自己怯懦的伪饰在勇者的映照下一览无遗。泽鲁巴维尔的娓娓道来让我们情不自禁地去比照如今的社会现象，光怪陆离，意味深长。然而比起官员腐败、政务荒唐、事故不断等百般丑态更让人痛心的是我们的麻木、冷漠和假装看不见，无底线的沉默让大象愈发膨胀，只要房间里还有一丝空隙我们就能继续无声处之。当然，泽鲁巴维尔也积极地寻找打破沉默的可能和方式。这一部分的论述让人有一种隔靴挠痒之感，然而苍白无力不是作者的错，消灭滋生于内心的恶魔只有靠自己。赶走房间里的大象，我们需要那个打破沉默的勇者，那个指出皇帝新衣的孩子，但是谁愿意做这个人呢？因为每个人都知道他可能会遭到伤害，承担苦楚，面对孤独，于是我们又选择用沉默来表达，去他的良心审判。几天前的香港有十多万人走上街头，我们却不知道他们做了什么，他们在反对什么。有人大声疾呼，这么重要的事你都不知道，难道你还不支持他们？正如刘瑜在序言中所写，沉默不是金。哪怕只是为了知道他们做了什么这件事，便是摒弃三只猴子，勇敢直视大象的开始。直视沉默也就是抵抗制度性遗忘和集体性否认的压力，直视生活中不被阳光照耀的角落、被压迫者的痛苦和我们自己的软弱。就像泽鲁巴维尔在扉页上写到的：致诺姆，为他有去看，去听，去说的勇气。

房间里的大象

英语谚语里有一句“房间里的大象”，直接的意思就是房间里的人们，对于存在于房间里的一头大象却视而不见。引申的意思，人们对于骇人听闻、显而易见而存在的某种事实和状态，视而不见，听而不闻，无动于衷。生活中“房间里的大象”挺多，人们基于多种原因和考虑，对这头庞然大物采取了沉默和否认态度。最常见的比如为避免尴尬，人们对于身体有残疾的病人，往往回避残疾这个话题，甚至尽量回避谈及身体器官的称谓，这样做也是为了表现出“举止的优雅和得体”。再比如，家属和医生对于身患绝症的病人，也往往对严重的病情绝口不谈，或者矢口否认。还有的沉默或者否认出于恐惧，比如15世纪意大利思想家布鲁诺，发展了哥白尼的“日心说”，后被罗马天主教廷以传播“邪说谬理”烧死在罗马广场，而同时代的许多思想家和科学家，却选择了集体沉默。还有二战时期的德国民众，对于纳粹屠杀犹太人的罪行，也装作浑然不觉。经历了文革“十年浩劫”的善良国人，也对当时种种骇人听闻的残酷暴行，采取了鸵鸟般的“回避政策”，有的甚至助纣为虐，充当了帮凶和打手。烧死布鲁诺的时代，大规模屠杀犹太人的时代，像老舍自沉太平湖般，数以千计的知识分子自我毁灭的时代，是疯狂和不理智的时代。也是众多善良民众，基于对政治斗争残酷打压高度恐惧的缘由，集体缄口不语的年代。还有的沉默并不是出于避免尴尬和害怕自身物质和利益受损，仅仅是避免怕指出“房间里有大象”这一事实，而被选择保持沉默的同伴和族群“孤立和仇视”。因为指出房间里有庞然大物的存在，就仿佛在寂静暗夜凭空放了一枪，击碎了那些视而不见人的美丽幻象，惊扰了他们的美梦，会被“天聋地哑”者视为捣乱分子，而受到强烈的批评和指摘，甚至孤立和仇视。7.23动车追尾的真相追寻，炫富女郭美美和红十字会的暧昧关系的艰难求解，惯于沉默的国人，终于打破了迷思般的缄默，开始寻求被遮蔽的真相。而喧嚣中质疑的各路媒体，最终却被一纸禁令扼住了喉咙，纷纷撤稿，撤回各路记者，而“不跟进，不质问，不联想，不反思”的新闻纪律要求，使我们惊觉“这隐藏在众目睽睽之下的真相”，如房间里的大象，愈来愈庞大，以至于无力对抗。民族的脊梁鲁迅先生《呐喊•自序》有很精彩的一段描述，“假如一间铁房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被毁的，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不久都要闷死了，然而是从昏睡入死灭，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现在你大嚷起来，惊起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使这不幸的少数者来受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你倒以为对得起他们么？”大叫大嚷从而惊醒了沉睡中的人们，使他们在惊恐中面临不可避免灭顶之灾，固然令人不快。但“然而几个人既然起来，你不能说决没有毁坏这铁屋的希望。”沉默，沉默，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我们对于显而易见的大象的沉默和否认，并不能阻止这头庞然大物，将我们一一蹂躏、摧残和践踏。我们所生存的时代，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是沉默如癌细胞分裂增长的年代，是好人在屋里唉声叹气，坏人在舞台上华丽演戏的时代。历史终将会记取，我们这个时代最大的悲哀，不是坏人的过度嚣张，而是好人的过度沉默。如果我们继续不说不看，不讨论，继续装聋作哑，那房间里的这头大象就会永远存在。让我们勇敢地做那个童言无忌的小男孩，大胆指出“皇帝的新装”里的皇帝，原本赤身裸体这一显见的事实。大象终会被驱赶，幻象终会被戳破，而真相终会大白于天下。世间的许多不幸，都是由避而不谈造成的。但合谋性的沉默与否认，并不能改变“房间里大象”存在的的事实。没有人是与世隔绝的孤岛，我们所有的人是一个整体，别人的不幸就是你的不幸。所以，不要问丧钟是为谁而鸣——它就是为你而鸣。

沉默最终也只能成为沉默者的墓志铭

联想到的碎片：龙应台《中国人你们为什么不说”不“》奥威尔《动物庄园》笔下的Boxer《The Young and Prodigious T.S. Spivet》 T.S在致辞时候所说的他哥哥死了但是家里再也没人谈论过，这让他很难受。吴三岁教育Feynmen书中作者引用了许多电影中的情节来论证自己的观点这个方法我觉得不是很能令人信服》。沉默久了也就不会表达，这其实这是恶性循环，越是沉默人们彼此之间的信任越容易打破。

你丫闭嘴

158页，原文注释占一半，五万字，开本不大，放在两本书中间会被完全淹没，就像此书研究的主题“沉默”一样，它也可以在书架上沉默。翻开它，才知道其中蕴含之大，几乎覆盖所有空间。用文字书写沉默，本身吊诡。了解语言的有效性，留白，一直是种讨巧的技巧。徐志摩给陆小曼写的一封情书中写，能说的，我已经都说了，不能说的，我用眼睛写在这里。这句话相当于“你懂的”，类似交流依赖两人的心有灵犀，也能被他人肆意解读。《房间里的大象》副标题是“生活中的沉默和否认”，更细化些，是“合谋的沉默”。初次见它，是在娜姐手中，翻开，恰是一首20世纪60年代的德国民歌：“对时代的声音充耳不闻，对身边的事件视而不见，心知肚明却不言不语，这样的人才能活下来终老，当然，但是，得有个条件要想这么活，他得是石头刻成的。”我觉得，这首民歌，就是新闻民工之歌。所谓喉舌，不像其它行业，有真能维生的才艺，手不能提，肩不能扛，不会捏脚，不会砌墙，当迎宾嫌老，当月嫂嫌小，连煎饼果子也不会摊，能依赖的只有说话发声。荒谬的是，要在这个行业中活下来，最大的本领就是要学会保持沉默。我们加入的，本就是南郭先生们组成的乐队，长期假唱假嗨，真出了声，会把所有人都吓到。如果你有幸弹了段Solo，不管着不着调，祝贺你，你可以顺利移民，或者随便卖点什么东西都很值钱。乔治•奥威尔《1984》所描写的反乌托邦世界中，“人们实际上是不可能追随一个异端思想的，因为人们最多只能感知到这是一个异端的想法，再想做进一步的描述和感知时，则会发现无词可用。”背后的假设是，借助清洁语言，来消除某些特定的想法。随便此书中的一段，引用、评论、推进都明确精炼，是我喜欢的那种文字。于是赶紧买了。伊维塔•泽鲁巴维尔的书也就出版了这么一本，译者胡缠毕业于中戏导演系，还到美国学习过电影导演，现在在老罗培训当讲师，这些经历听起来也很有意思。如果套用书中的话，概括我们的工作性质，除了“合谋沉默”，还在进行“噪音合谋”，就是用噪音来掩饰沉默。“当房间里有一只大象时，我们总能找到一些除了正在发生的事情意外的、其他的话题来谈。”因为，“避谈大象本身的行为就是大象！我们不仅避开它，而且我们一边这样做，一边否认，从而否认了我们的否认。”变着法儿的制造噪音，再变着法儿的让噪音好像不是噪音。从业五六年，不敢说深谙此道，也略懂。唯一担心的是，变成玻璃杯里的跳蚤，丧失跳高的功能，因为ED容易成为一种习惯。天真的孩子指着皇帝：“他明明什么都没穿！”这种斗争方式过于直接粗暴。我们能做的，就是找到其它的布料，证明，皇帝的衣料不是这些，也不是那些，到底是啥布料呢？我们不能说，就单独给皇帝的衣料命名，达成“合谋的沉默”。毕竟不是石头做的，还略微有点能动性。不让四川地震中死去的孩子们，就说活下来的孩子，就说日本地震中没有坍塌的校舍。大家都按要求闭嘴，但可以闭着嘴哼哼。至于哼哼的是什么，你猜。你想到了什么，不关我的事。电视总是一片喧嚣，大家聊着“无关紧要却无伤大雅”的内容，讲述这微不足道的故事，为的就是掩盖哪些没说出来的事儿。我们讨论“安全”话题，以此来与大象保持安全距离。可以想见，我们的谈话能涉及的范围越来越小，我们渐渐住进了迷宫，里面满是关闭的大门和愈发狭窄逼仄的通道。阻止人们获取信息是一个警察国家的典型特征。不必去认知身边不愉快的事情，却不能让这些事情烟消云散。倒是有微博，可“没有实力的愤怒毫无意义”。力所不逮，就提提巫山云雨风花雪月的事，别的观念不敢言说，性观念还是可以革新下的。要赶走大象，男女之事上较易操作。胡紫薇，一位最有风度的泼妇，打破了常存在于夫妻间“合谋的沉默”，“我知道在我之外，张斌还和另外的女人保持着不正常的关系”（请忽略此话的语病）。李宗盛《理性与感性》演唱会中，张艾嘉问“你到底有没爱过我”，挑明微妙的关系，谈笑间绯闻灰飞烟灭。超越了两人、3P范畴，公共领域中的大象就没那么容易驱逐，不是一只大象，简直是群象。长期以来，我们坚持不驯象，驯人，人人练习闪转腾挪的本领。好在这是传统强项，从小习得倒不觉艰难，只要不深究，自欺欺人也可以得过且过。我想唱歌可不敢唱，小声哼哼还要东张西望。老大哥看着我呢，随时饭碗碎掉。要确保人们在谈话中远离“禁区”，一个行之有效的方式是使得该被禁谈的话题无从命名。比如天主教的传教士们，会很小心地避免直接提到“鸡奸”之名（此为“无名之罪”）。这像如果你对某事避而不谈，那么终将导致此事无以名状。无以名状的东西，我们靠眼神交流吧。

隔着的那层迷雾

书，很快看完了。但是思想却像是隔着层迷雾。从最开始接触翻译的教科书到现在，不知道是否是译本书籍，已经丧失了原有语言的魅力，词句味同嚼蜡。而真正要表达的想法，很难从字里行间中梳理和归纳。洋洋洒洒的一章下来，没有重点疏离。想知道原因，恐怕唯有拓展自己的语言能力了吧

沉默之柔，硬于一切

这是一本讲沉默的小书，是认知社会学领域声望卓著的伊维塔•泽鲁巴维尔教授又一部让人饱受冲击的作品。这书的内容并不长，通篇读下来一蹴而就，就像一枚枚成熟的葡萄，被剥好皮送到公众的手中。开卷时它是一部深刻而发人深省的社会文化著作，掩卷时它则是一个短暂而意味深长的思考。沉默是一个微妙的课题，是一种生活方式，是一个喧嚣的话语圈静止的背景。沉默是一种私人化的态度，却在某些时刻成为一种卑劣的纵容。“房间里的大象”本是英国谚语，用来形容一个明明存在的问题，却被人刻意的回避及无视的情形。如同日本作家远藤周作的小说《沉默》中的描述，十七世纪，由于日本政府强烈反对天主教，所有的基督徒皆隐藏自己的身份，不敢公然披露，这就是日本历史上有名的“隐藏的基督徒”(hidden Christians) 的时代。这些基督徒就是典型的房间里的大象。泽鲁巴维尔揭开了房间里的大象的神秘面纱，披露了一个更为复杂的事实：我们这一代人终将感到悔恨，不仅仅因为坏人的可憎言行，更因为好人的可怕沉默。人们常说，沉默是金，但有时候，开口比沉默更珍贵。每一位曾在生活的大城小事中保持过沉默的人都应该读读这本书，或许会对保持沉默有更深的感触。伊丽莎白•诺尔-纽曼曾经在The Spiral of Silence : Public Opinion--Our Social Skin中说到，社会舆论形成“沉默的螺旋”，即人们的观点如果是少数意见，就会保持沉默，如果是多数意见，就会勇敢表达。而媒体的关注会倾向于多数派，于是弱则越弱，强则越强，形成一种螺旋式上升的模式。泽鲁巴维尔提出了新的概念——“合谋性沉默”，即人们在私密生活和公共生活中，对于某些显而易见的事实，集体保持沉默的社会现象。沉默被泽鲁巴维尔分析得支离破碎，他解读了关于合谋性沉默的成因、组成形式、参与者的动机和表现，以及这种沉默对人们社会生活的影响，并探讨了打破沉默的可能和方式。生活经历给了泽鲁巴维尔一种罕见的真诚和犀利，他曾在1950年代的特拉维夫生活，亲眼目睹了那里的人们试图抗拒一种集体性的强制噤声时饱受创痛。他理解乱伦和强奸受害人的痛苦，却反对他们沉默。他说，对不当行径保持沉默相当于帮它正名，相当于鼓励这些潜在的罪人放宽他们的底线。他用笔打破藩篱，旨在唤起一种共识，“只有当我们不再商量好了去忽略这种所谓的大象，才能最终把它赶出房间”。《房间里的大象》是一本好书，泽鲁巴维尔做出了一种无畏的探索。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本书的译者胡缠有相当的文学功底，使得本书的文字呈现出一种译著难得的流畅和圆满，让内容增色不少。——刊于《江南晚报》

说什么等于不说什么

说什么等于不说什么无须多言，使人们噤声的方式本身，就常常以鸦雀无声的方式进行。——Eviatar Zerubavel0最近几天一直在负责报销项目经费。在中国的学术体制中，“报销”是一个有趣的词汇。比如一项国家课题，就存在着许多的界限：每张票据不能超过200元，餐费不能超过15%，诸如此类，不胜枚举。于是在大学里面，找发票成为了一项全校师生集体被动员起来的浩大工程。财务处那些满脸怒色的大妈整天拿着计算器，无比熟练地审视着每张票据的“合法性”。但似乎没有人会问一个问题，这些“合法性”标准本身是不是合法？于是看到很多讽刺的例子：比如说，一项研究南方传媒业的课题，会拿着几十张到长春的火车票。当然，这并不妨碍，因为审计的人看重的并不是这些莫名其妙的票据。他们看中的是你的票是不是当年的，是不是在限额之内。没人会提高警惕，严肃地问，你组织这么多人去长春做什么？后来这种体制发展到了顶峰，学生们帮学院做点事情，想要领钱，也必须拿出指定数额的发票来。我曾经为了领一项会议组织的钱，搞了一堆呷哺火锅店的发票。别担心，没人会因此发笑。只要你的餐费在200元以内。还有一次，几个政府机关的的朋友约我出去吃饭，到了一家餐馆，先去前台问老板娘：你这边吃饭开发票，能不能开若干张100元之内的。若得到了否定的答案，绝不犹豫，转头就走。后来我才知道，因为他们的餐费报销必须在100元之内，若吃了五六百，也没问题，把发票分成五六张就可以。我相信这样的经历，对于很多人都不陌生。但似乎没什么人会追问一句，这不好笑么？的确，如果我不是今天把这些故事写下来，我也并不觉得好笑。因为我们有意在忽略这些不正常的事情，比我们更加习以为常的肯定是那些管理报销的校工，他们从不去看，从不去想，进而，从不好奇。对于来头明显搞笑的发票，我们都在进行着一场集体的沉默。因为它有关一项游戏规则。谈论他的人，会被认为不识趣；打破他的人，会被认为神经病。1美国有一句谚语：房间里的大象。意思就是说，房间里明明有一只大象立在那里，人们就是视而不见，对此保持一致的沉默和否认。这本带有点“科普”性质的社会学著作中，作者对我们生活中房间里的大象进行了解剖。在传播学的视角看，他的分析算不上何等的精致。他所说的，其实早在很多年前，就有人说过了。曾经有一个有趣的心理学实验。教授约来了十位被实验者。其中九个人都是找来的“托儿”。面对两根不一样长的绳子，这九个人负责异口同声的说“一样长”。结果真正的被实验者，也就是第十个人，即刻崩溃了，一身冷汗，最后支支吾吾地说：是一样长吧。更有名一点的社会学研究来自与一名德国人，叫做冯•诺依曼。性别女，在希特勒时代，她曾经写下过效忠希特勒的宣言，并因为这件事收到了学术界的质疑。但这并不能否认她在理论上的贡献。在她之前，人们对于社会的“舆论”基于乌托邦式的幻想。比如早期的自由主义者，就认为，对于一件事情的讨论，只要是自由的，最后就一定能得出理性的结论。这个说法显然是受到了亚当•斯密那个叫做“看不见的手”的理论影响。但是诺依曼并不这么认为，她说，人啊，远没有这么独立和理性。我们总喜欢站在多数人的一边谋求安全感，这样一来，沉默就像螺旋一样，越积越多。然而，一个问题来了：我们怎么能知道什么才是主流的观点呢？在乡土社会，这并不难做到。对于村长和小寡妇的事情，我们可以自己推算，或者实在不行，问问村东头晒太阳的王二狗，也能知道个大概。但是城市化之后，这个事情就不好办了。我们生活在拟态的世界里面，而帮我们处理信息的家伙，就只有大众媒体了。更加可怕的是，媒体也并非独立和理性的，在警察国家中，它往往沦为政府的工具。还有一个有趣的理论，也和这个有关，叫做铺垫效果。简单说吧，就是有学者观察了美国大选，发现大家评价总统候选人的标准往往和媒体报道的重点有很大关系。比如媒体大肆报道对华关系，选民们就尤其在意总统候选人对于这个事情的观点。可怕的事情又来了，如果某个候选人控制了一些有影响力的媒体，他便能操纵人们头脑中想的是什么。于是Eviatar Zerubavel在《房间里的大象》一书中不出意料地引用了科恩的一句名言：媒体在影响大众如何想方面没啥作用，但在影响大众想什么的事情上却意义重大。2对我们来说，更加可怕的噤声，来自于社会的结构性压力。比如我和父亲讨论政治的时候，我们总会谈的很开心，可最后父亲总要补上一句，这些话自己家里说说，不要在外面说。后来我和几个好朋友分享了这个事情，发现大家拥有着类似看法的父亲。经历过革命的一代人，总对动荡之事报以畏惧。他们怀念的是团结一致的时代，在那里，我们拥有类似于欧洲中世纪的安定，也拥有更为甚之的集体噤声。于是一位作家，叫做弗洛姆，写了一本书，叫做《逃避自由》。他说的话真是当头一棒：别以为人人都希望自由。其实，自由带来的有时候就是不自由。不自由呢，往往还能给我们自由。话虽这么说，但弗洛姆绝不是一个向往警察社会的人，他只是苦闷于自由的出路。要想找到出路，必须要弄明白这种集体沉默的社会根源。Eviatar Zerubavel在这本书中进行了基本的梳理，有些可以与我们的生活做出一一对应。举个例子，韩寒最近发表了一篇博客，写的是出版检查的事情。他说在中国，出版的检查是事后进行的，也就是说，事前没人管。但一旦事后出了事情，集体算账。如果我没记错，何清涟写过一本《现代化的陷阱》，出版之后，整个出版社连锅端地被查封了。现在来说，这种自我审查搞得愈演愈烈，比如有一位老师在北大出了一本书，被删了无数其实并不是那么敏感的东西；还有一位老师翻译了一本有关新闻记者十大原则的书，第一个原则新闻自由，就被删了，十大原则就成了九个，真是可笑。所以我看到Eviatar Zerubavel这本书中，最精彩的句子就是：使人们噤声的方式本身，就常常以鸦雀无声的方式进行。我们不听，也不让别人听；不说，也不让别人说；到最后，我们连好奇的兴趣都没有了。3在这本书中，相比于对沉默的社会结构分析，有关对策的论述就显得有点苍白无力。我想Eviatar Zerubavel也明白，这个世界中，如果什么事情都能一针见效永不复发，那就早不是现在这个样子了。他说，我们需要打破沉默的第一个人，指出皇帝新衣的孩子。其实这个论述在上个世纪70年代的传播学研究中就有人提出，叫做中坚分子（Hard Core）。但中间分子没那么好当的，因为你要面对大家的嘲讽和指责。比如小悦悦事件中，有人质疑电视台在撒谎，这件事情本来是一个阴谋。于是很多人回帖说：“这时候你还在说这些话，你是不是人啊！”你看，没办法沟通，完全是两件事情。还比如我曾经说，杀死药家鑫并不能证明司法公正，不杀他，也不能证明司法不公正。因为，用集体的暴利杀死一个人，和用阴谋家的权力拯救一个人，都是有悖正义的。但那个时候也没少人骂我，说我是五毛。结果证实其实药家鑫的家庭并没有什么背景，倒是受害者的一个亲戚在到处散播药家家境显赫的谎言。事情就是这样，当我们关注一个事情的时候，就不会关注另一个事情。当我们说什么的时候，就等于我们没说什么。道理其实很简单，但做起来就难了。我想，对于个人来说，多看些书总是有用的，这本书也值得花一个下午的时间去翻翻看。另一方面，保持一个宽阔的视野，宽容的心态来面对世界，你会看到自己的生活其实与以往不同。其实我本没有什么资格唠叨许多。王小波说，我们能做的往往有两件事情：发现问题，解决问题。而往往我们的能力只能达到第一步。这话深得我心，我想，我也只能补充一些可能有用的理论和经验，给可能读到这篇文字的人。不一定正确，仅供参考。顺便，我想，因为网络以及各种翻墙工具的出现，我们得以逃脱“1984的世界”；但别因为我们的狭隘、固执、以及安于被蒙蔽的双眼，走进了“美丽新世界“。这样才好。

翻得不好，主要还是写得不好

很多人觉得这是一本适合印到中国的书，引进之初似乎听好多人说起。可到底是什么吸引我买来，大约是这薄薄的书页便于戴在身上翻看罢了。依我看起来，其实它本不是一本适合中国人看的书，最最简单的说起来，要论起沉默的合谋，偶，中华民族可为师祖。这也是为什么中华文明带有甚深同化性的因素之一吧。我们在大事情上面沉默，在小事情上面依然沉默，这不是缺点，我倒觉得，这是一种文化，一种传统，并且只能说有利有弊。——这是一本想表达却没说清楚的书。越是读到后端，这样的感觉越是强烈，我能感受都作者想要表达一些困扰他很长时间的一种现象，他绕着那个主题一圈又一圈，可就是无法一语中的。倒不如最后一章里，摘录的一个原纳粹医生的话来得巧妙，“我不能跟科莱恩医生说‘不要把这个人送到毒气室，因为我不知道他要去毒气室。你知道，那是秘密。人人都知道这个秘密，但那还是秘密。”

言无不尽

大一的时候辅导员找我谈话，闲聊中他举了个例子说，像鲁迅韩寒这样的人，他们成天写文章鞭挞社会的丑恶黑暗，但实际上他们也只会说，从来不会做什么，也做不了什么。其用意无非是告诉我要少说话多做事。恕我心高气傲，我当时就觉得辅导员虽然研究生毕业，实际上肚里的货也顶多就是他的废物老师给灌输的那么点“妊娠哲理”，顶多“当代大学生”的水平。如今还要灌输给我，实在恶心。况且，我也不是没做事，我这不一直都在加强革命理论的学习么。且不论诸如鲁迅韩寒们到底是不是只说不做或者说得多做得少，这种认为知识分子光说不做的观点本身就是极其错误的。知识分子是一种身份，身份赋予了一定的责任，他们的责任就是讲良心说真话。这种责任定然是与官员和政客的责任不同的，因为官员和政客是另外一种身份。辅导员的观点可笑的地方就在于他非但不去问责有责任办实事但只许了空头支票的官员政客（比如某旅游鞋湿人），反而指摘事说真话为天职的知识分子们光说不做。可能是因为知识分子比较文弱头上背后也没什么人，好捏些吧；而官员政客们都膀大腰圆且手握重权，要捏他们说不定就得挨一记重拳。但纵使好捏，也不代表就有理由去捏他们；纵使难捏，也不代表就毫无底线地向其妥协。怯懦者不敢问责于强权，不要紧，有人在帮你说公道话，他们是“鲁迅”，他们是“韩寒”。但操蛋的是怯懦者竟然还去指责那些帮他们说话的人“光说不做”“就会攻击黑暗面”这真是神奇得令人发指！无怪说中国人贱。中国奴隶们深受奴役，竟然还见不得他人批判奴隶主，即使是为了奴隶的利益。若是内部有奴隶痛陈主人虐待奴隶的罪行，温和的就会说我就觉得我活得挺好啊，你不要听外边的人胡说八道，他们就是想把我们中国灭了然后让我们当奴隶。主人总是在进步的，你要相信将来奴隶的生活会改善的，若是没有主人，我们还不知去哪里做奴隶呢，要知道感恩；性子狂躁的便不会多说什么，直接跳起脚来破口大骂，你这奴隶奸，你这叛徒，你这外国狗！甚至还要痛揍那人一顿才高兴。若是主人被外人说三道四，情形也类似。性子温和的奴隶会说我主人也不容易，毕竟要管这么多奴隶呢。我们奴隶国的事应该由我们全体奴隶自己决定（这话是最好玩的，奴隶国的事居然不是由奴隶主决定的！），外人不能干涉。性子狂躁的奴隶便跳起脚来，大骂关你屁事，老子就爱这个奴隶国，它怎么样老子都爱，你们外人不要想挑拨分裂趁虚而入搞和平演变！信不信老子打到你领土去！温和的奴隶总是表现得对主人十分体贴，可主人是丝毫不会为之动容的，相反，动容的倒一直是奴隶，为了奴隶主赐予的一点恩惠；狂躁的奴隶总是一副恨不得挣脱枷锁同攻击主人者拼个你死我活的架势，可主人是不会让其挣脱枷锁去拼命的，一旦尝到了自由的快感，奴隶们就会找主人拼命了。所以主人一般都是用链子拴着奴隶，让奴隶为其辩护同时朝批评者狂吼以显示中国奴隶的伟大力量。好在这个国家并不是所有人都甘于为奴的，异见还是顽强地存活着，并且一直在竭力表达许多人最基本最正当却竟无法得到满足和保护的诉求，誓死不屈服妥协。虽然在这个国家里，异见并不能直接改变当局的行为立场，很多时候都显得苍白无力。可倘若没有异见，当局便会更加厚颜无耻堂而皇之地以“代表人民利益”自居，行更加苟且卑劣之事，因为大家都沉默了。全体的沉默代表每一个人对当局的行为都是容忍的，赞同的，拥护的，纵使是忤逆人性的恶行。恰恰是这些押上生命赌注的异议者们发出声音，13亿人的全体沉默才开始被打破，房间里的大象才得以从“背景”凸显为一个“图景”。异议的声音一方面鼓励着我们去公开地承认这头大象的存在，从而敢于公开地去谈论它以助其被消灭；另一方面也打破当局的自我意淫，让当权者意识到他们根本无法玩弄代表全体人民的把戏，他们所能代表的，只有他们自己这一群蛆虫而已。事实上，我们现实的弊病多少都有了解。强拆是广为人知的，腐败是广为人知的，煤矿事故是广为人知的，高税收低福利是广为人知的，不合理的收入差距是广为人知的，食品安全漏洞百出是广为人知的，物价高涨是广为人知的，教育的各种不合理是广为人知的，法制环境恶劣是广为人知的，就业压力大是广为人知的，资源浪费是广为人知的，环境被严重的破坏是广为人知的。还有我们不知道的吗？即使对于一个不怎么关心政治的普通人来说，不知道的事情也很少了。上述的那些问题在每天的生活中都能有所体验。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每个人都有能力去关心政治，每个人也都有动机去关心政治，因为这些问题事关每个人的权益。正所谓你不找政治政治也会找上门来，当我们去找政治的时候，争取到的将会是更多得权益更可靠的保障，而当政治找上门时，我们只能是被动地忍受侵害坐以待毙。牺牲自由做一个合谋的沉默者能换来的最多也只是与自由的代价极不相称的当下的安逸，不受遏制的权力其恶是无限膨胀的，我们终将在这种膨胀之下发现自己的生活渐渐地逼仄起来直到透不过气。很多人在最近怀念起了先帝的时代，这种现象其实就在向我们揭示，这个国家的确是在不断地侵占我们的自由和权利的，比起上个10年，上个20年，如今的我们更可以感受到国家机器的越来越贴近耳边的聒噪轰鸣。出于礼貌的沉默是人际关系的润滑剂，但出于怯懦和逃避心理的沉默则会为自己编织牢固的灭亡之茧。波士顿犹太屠杀纪念碑上的话我们都清楚，但不妨再重温一遍：“在德国，起初他们追杀共产主义者，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共产主义者；接着他们追杀犹太人，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犹太人；后来他们追杀工会成员，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工会成员；此后，他们追杀天主教徒，我没有说话，——因为我是新教教徒；最后他们奔我而来，却再也没有人站出来为我说话了。”不在沉默中爆发，便在沉默中灭亡，幸而我们都曾在语文课本里读过这话，可惜而可恨如今的学生们恐怕再也读不到了。的确如此，对于沉默者来说，若是不从现在开始试图打破沉默，最终的结局必然是灭亡，献出自由换取苟安的行为是极为天真幼稚而又毫无意义的。世道崩坏，和每一个人无底线地容忍与缄口不语分不开。马丁•路德•金说，我们这一代人终将感到悔恨，不是因为坏人的可憎言行，更是因为好人的沉默。既然如此，那么就请从现在开始，打破沉默，言无不尽。

宁鸣而生，不默而死——Leo鉴书72

三不猴形象的存在就是提醒人们“不看、不听、不说”。我们小时候也常被教育少生事端，少讲话。如果说面对生活中的问题有时我们可以保持沉默（面对严重的问题也不能这样），那么在企业经营过程中发现问题时不应保持沉默。本书是种社会学读书，不厚但是很有力。先讲了“皇帝新衣”的故事，由此引入“合谋沉默”的概念。一是在场所有人决定不说，二是双方都对明显存在的问题视而不见，直到后果无法挽回。纳粹对犹太人的大屠杀之所以能实现，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有良知的人保持了沉默。Martin Luther King Jr.说：“我们这一代人终将感到悔恨，不仅仅因为坏人的可憎言行，更因为好人的可怕沉默。”马丁尼莫拉牧师的墓志铭也写到“当纳粹党来抓共产党的时候，我没有站出来为他们说话，因为我不是共产党；当纳粹党来抓犹太人的时候，我没有站出来为他们说话，因为我不是犹太人；当纳粹党来抓工会的人的时候，我没有站出来为他们说话，因为我不是工会的人；当他们来抓天主教徒的时候，我没有站出来为他们说话，因为我是基督徒，不是天主教徒；当他们来抓我的时候，没有人站出来为我说话，因为他们都被抓走了。”企业经营时也存在类似的合谋沉默现象，有时是对管理混乱的视而不见，有时市场判断明显有误却没被指出。企业想健康发展就需要尽量杜绝此现象的发生，作者提出问题的同时给出了部分思路。如何打破的问题，之前遇到一位企业家有很好的解决思路——不追责，即请员工对企业提出问题，无论对错事后都不打击。通过这个办法在企业中（至少是在面对问题时）形成了开放沟通的氛围，该企业也因此数次避免犯错。此外，社会心理学针对沉默现象有更深入的分析。只有一个目击者在犯罪现场时反面会挺身而出，人越多越成为看客（因为默认其他人分担了责任），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看下《社会心理学（第8版）》。总之，无论是在生活中还是在企业里，面对问题时也许我们更应该选择“宁鸣而生，不默而死”的态度。如此社会才有更多机会良性发展，企业也会更加健康的经营。即使打破沉默需要极大勇气的。

译者序

英语谚语“房间里的大象”并不为中国读者所熟悉，其中大象指某种巨大而无可回避的真相，而房间里的大象，则具有尽管无法回避，但人们又可以和它相安无事共处的意味。以此为书名，是因为作者注意到在私人生活和公共生活中，人们对于某些显而易见的事实，会集体保持沉默的现象（在本书中将此种现象称作合谋性沉默）。这是一本从社会学和心理学角度观察和剖析这种集体沉默行为的著作，这也是一本为人们如何打破沉默提供可能的帮助之书。像作者自己描述的那样，《房间里的大象》是在尝试着“打破沉默谈沉默”。作者伊维塔•泽鲁巴维尔在当代西方社会学领域享有声望，作为出生在以色列的犹太裔学者，其个人经历也让他格外关注二战期间纳粹和犹太人之间，以及战后犹太人和阿拉伯人之间，那些惨痛却无法回避的历程对人们私下和公共生活所带来的巨大影响，特别是由此引发的合谋性沉默。从此出发，他对于各种日常生活中的沉默行为开始探究，引用作者本人的评价，本书是第一部“系统地对此（合谋沉默现象）进行初步讨论的一个尝试”。纯粹出于好奇，我统计了“沉默”一词在正文中出现的次数，答案是246次。作为一本薄薄的小书，这是一个让即使作为翻译者的我都感到很吃惊的数字。正是由于本书作者对人们日常生活中无声的那部分持续关注和不断提醒，读者得以逐步深入到一个我们自己身处其间，但却未曾注意（作者提醒我们，很多时候是刻意回避）的潜在世界。在那里，生活着另一群我们，彼此默契，不发一言，我们被沉默所压制，恐吓和羞辱，同时，我们也是沉默的合谋者，在压制，恐吓和羞辱着别人。我们的沉默于是成为一种力量，这力量来自于彼此合作，但其意义却在于彼此阻隔。人们各自为政，但异口同声，集体参与了一场沉默大合唱，而指挥台上，往往空空如也……沉默的合谋成为了有生命的东西，自发地生长和运转，而这，正是合谋性沉默的诡异之处。我们所在的文化中，这样的现象也贯穿古今，俯拾皆是。在汉语中有大量对沉默性合谋的形象描述，比如“心照不宣”，“揣着明白装糊涂”，比如“视而不见”，“掩耳盗铃”，再比如“顾左右而言他”，“非礼勿言”，和“自欺欺人”。其温和形式，我们称之为“得体”和“有城府”，其最严厉形式，大约是“道路以目”。这些都是中国人的语境中，对此现象的观察和记录。《房间里的大象》还分析了人们对于打破沉默者所怀有的复杂心理和对应的社会行为。作者对揭示真相者和告密者这两种身份的区别辨析在先，对人们对这两者不加区别的憎恶解读在后。这一部分的比照，对于现时的中国读者来说，相信也是相当有趣，且意味深长的。本书的最后三个章节，作者也尝试着对于如何打破沉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这一点，我们同样也能在自己的汉语语境中找到共鸣，比如“打开天窗说亮话”，比如“宁鸣而死，不默而生”，又比如“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等等。结尾处，作者说“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恰恰是我们为否认大象如影随行的存在所做出的共同努力，才使得这些大象成为庞然大物。一旦我们开始承认大象的存在，它们便神奇般地缩小。只有当我们不再商量好了去忽略这头所谓的大象，才能最终把它赶出房间”。这应该也正是这本社会学著作在它的学术价值之外，所具有的强烈现实意义吧。本书得以顺利翻译完成，首先要感谢孙炼和许迪在翻译过程中，给予我无比巨大的帮助和鼓励。我还要特别感谢唐棣，你对译稿和英文原稿所进行的逐段逐句的比照和建议，让我感动，使我在书稿文字风格的推敲和修订上获益良多。一并感谢马里兰大学社会学博士候选人郭瑀，你对书稿做了通读审核，让没有社会学背景的我，感到莫大安慰。最后，无尽的感谢献给此书的编辑彭毅文，你从最初选定此书，选择我做译者，到译成初稿后，和我一起进行字句的斟酌，以及细节上的建议，包括文字上的润色，一直到这本书的最终出版，你的贡献都远超于我，让我惭愧，感动，和敬佩。另外，此书虽薄，却并不好翻译，我又是个有文字洁癖的人，翻译得极慢，特别感谢你无尽的耐心和信任，希望这本书的翻译，能对得起我们花费的时间，和你对我的信任。胡缠2010年年尾 于北京

有时候，说比做还重要

端午节的时候把这本书带回家，大概花了2天的时间读完了。不知道别人怎么样，反正从小我的耳朵旁边充斥着“说那么有的没的，还不如埋头事干”“平庸是福”，乃至我长大以后，听到很多姑娘倡导的恋爱观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人比较快乐”"真相不重要，重要的是自己快乐”之类的话。每到这个时候，我都会觉得怎么了？为什么会觉得真相不重要？为什么会觉得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比较好？以前只是觉得这一切重要，但是却不知道怎么和身边的人描述。读了这本书，觉得自己很多想法就好像被梳理了一次，许多不明白的问题也变得明亮起来。我们为什么要说，我们为什么要追问真相？因为把头埋在沙子里，不会让你变得更好，反而会加剧痛苦，并且维护了坏人的权威。只有先说了什么，才有可能做什么。只有打破沉默，才会引发思考，讨论，才有机会修正错误。否则，一切就会午夜的海面，看似安静，实际暗流汹涌。就如书中写的“我们这一代人终将感到悔恨，不仅仅因为坏人的可憎言行，更因为好人的可怕沉默“希望我们这一代人，至少能说些什么。

不存在的存在

这是一本特别没有存在感但却又事实存在的一本书。它指出了一个所有人都害怕和极力否认的鬼魂，然后所有人都蒙着眼整齐划一的说：“我看不到我看不到我看不到。”但它确实存在。但它确实被“不存在”了。在人的社会里，有些实实在在的东西就是这么渐渐不见了，而无关社会批判的对错。

总得说些什么

七月上旬，在玉环待了一周，因此，也就住了一周的酒店。乘坐电梯时，三次遇到有人抽烟。作为外地人，我默然无语，三次。身边还有一位同事，作为他的领导的我，没有说话，当然，他也没有说话。——这就是“合谋性沉默”（conspiracy of silence）。“合谋性沉默”这个术语并不是我发明的，而是美国社会学家伊维塔•泽鲁维尔（Eviatar Zerubavel）总结出来的。比这个术语更为形象鲜明的提法是“房间里的大象”（the elephant in the room），同时，这也是Zerubavel的一本书令人深省的著作的标题。房间里的大象，根据此书中译本作序者刘瑜的概括，指“那些触目惊心地存在却被明目张胆地忽略甚至否定的事实或感受”。这头“房间里的大象”可以大到二战期间德国人民对于纳粹迫害犹太人事实的置之不理，也可以小到市常委会上所有与会人员对于书记放屁声的充耳不闻。对屠杀、放屁、吸烟保持沉默的人，王小波称之为“沉默的大多数”。《王小波全集》的第一卷的第一篇标题即为《沉默的大多数》，不过他主要拿文革中的经历来说事。对于没有经历过文革的人，可能会觉得隔靴搔痒。鲁迅最恨的，也是这类“看客”：“那三三两两的人，也忽然合作一堆，潮一般的向前赶，将到丁字街口，便突然立住，簇成一个半圆。老栓也向那边看，却只见一堆人的后背，颈项都伸得很长，仿佛许多鸭，被无形的手捏住了的，向上提着。”——《药》“你们可看见过杀头么？”阿Q说，“咳，好看，杀革命党。唉，好看好看，……”——《阿Q正传》“刹那间，也就围满了大半圈的看客。待到增加了秃头的老头子之后，空缺已经不多，而立刻又被一个赤臂的红鼻子胖大汉补满了。这胖子过于横阔，占了两个人的地位，所以续到的便只能屈在第二层，从前面的两个脖子之间伸进脑袋去。”——《示众》鲁迅笔下的看客们所面对的“大象”，比较血腥一点，基本上都是杀头。社会学家Zerubavel的笔下，既有纳粹的大屠杀，也有神父的恋童癖；某一家庭成员的酗酒或者某些家庭成员的乱伦，也时常会成为一个家庭中的禁忌。在Zerubavel对于“合谋性沉默”系统性阐述的启发下，我想起了许多。与“皇帝的新装”类似的例子还有：“雅典城的牛虻——苏格拉底”，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中国文化背景下的例子有：指鹿为马，眼不见为净，以及鲁迅笔下那个在喝满月酒的时候不合时宜地说“这个孩子将来要死的”人。原来，“房间里的大象”是如此地普遍，以至于在大多数时候被大多数人所忽视，这种现象正如Zerubavel非常深刻地指出的那样：“避谈大象的行为本身就是大象”，即对于忽视本身的忽视，对于否认本身的否认。第一位喊出皇帝没穿衣服的是一位孩子，因为孩子不懂打破沉默所带来的社会压力。难道公司高管真的要在全公司会议上指出老板的计划纯属天方夜谭？或者在朋友聚会的时候非得指出别人身上的假名牌吗？或者见到别人插队时挺身而出揪出这位破坏秩序者吗？当然，Zerubavel也在书中指出，“礼貌性的忽略”还是应该的，如对于未能拉上的女士裙子的拉链、男士裤子的拉链，我们应该视而不见；对于患有绝症的病人剩下的日子，我们应该避而不谈。但是，如果真的有“大象”，那么我们绝不应该当“鸵鸟”。因为：“本来沉默合谋在某种程度上是为了保持群体团结，结果往往适得其反，它在暗中破坏了团结，因为它妨碍人与人之间建立坦诚相见、彼此信任的关系，而这一关系的建立是以开诚布公的交流为先决条件的。”更为严重的是：“沉默就是认同。对于不当行径保持沉默相当于帮它正名，相当于去鼓励这些潜在的罪人认为这一不当行径在道德上是可以接受的，从而纵容了他们的行为。”以后，如果再遇到有人在电梯里抽烟，我准备这样说：“今天，咱们运气都不错，能够免费抽到二手烟。是3字头中华牌吧？”

“合谋性沉默”与“沉默的螺旋”

当施拉姆千辛万苦将传播学与社会学、心理学、政治学等其他学科分离出来，并独创传播学学科时，他做了很大的贡献，但从应用方面来讲，当下五花八门的传播现象，需要社会学予以支撑，因为只有那样才显得完整。伊维塔•泽鲁巴维尔从社会学角度研究了“合谋性沉默”，即通过否认、不看不谈不听不说的方式，对生活中显而易见的大象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强调了大象越来越大，以及那些习惯否认以求自保的人，在这其中的帮凶角色。诺埃尔•诺依曼将心理学引入传播学，提出社会舆论形成过程中“沉默的螺旋”，即人们公开发表意见时，会考虑社会环境因素，当发现自己属于得势（多数）意见时，倾向于公开表明；当发现自己属于劣势（少数）意见时，倾向于沉默或者附和得势意见，造成持劣势意见越来越弱，得势意见越来越强。单从理论的阐释上，泽鲁巴维尔表达的更精准，因为紧扣了现实中的种种文化习俗、人的否认习惯等等，强调合谋性沉默为何产生，合谋性沉默的利弊以及如何打破沉默，而诺依曼的理论，只是传达了一种传播现象，所以泽鲁巴维尔的理论有助于帮助我们更好的理解“沉默的螺旋”。合上书本，回想起以前生活的种种，发现大象存在于我们生活的各个角落。比如当你发现朋友的女朋友出轨，为了避免卷入他们的风波，维持友情，你可能当做什么事都没有发生，保持沉默，即使当朋友亲眼发现了这一切找你诉苦时，你都会表现出一种：“天呐！她居然做出这样的事。”的反应。我的身边发生过同样的事，以至她的出轨成为公开的秘密时，他依然一无所知，因为朋友周边的人，对此都表现出了心照不宣的沉默。看到了生活中种种合谋性沉默的例子，以及这种沉默的形成机制，我们最关心的，莫过于这种沉默是好是坏。泽鲁巴维尔认为，“合谋性沉默通常会使得我们彼此更加缺少信任。而且，合谋沉默加大了我们的真实体验与我们公开承认的事物之间的差距，也会导致道德崩坏。”（第26页）巴引用《哈佛商业评论》文章，“具有反讽意味的是，本来沉默合谋在某种程度上是为了群体团结，结果往往适得其反，它在暗中破坏了团结，因为它妨碍人与人之间建立坦诚相见、彼此信任的关系，而这一关系的建立是以开诚布公的交流为先决条件的。”（第148页）由此可见，合谋性沉默虽然可以在短期内维持群体稳定，“捍卫”群体价值和规范，但长期的压抑和谎言，终究会让群体走向瓦解。对于显而易见的大象，大家虽然不看不谈，但如果不主动提出来解决，最终都是一个威胁。而诺埃尔沉默的螺旋也给我们这样一种启示，对于群体意见，很有可能是通过群体规范的强制以及害怕被孤立的压力逼迫群体成员做出的最终选择，但在某种程度，它带有一定的虚假性，而站在这种虚假性对面的，就是一头大象。

合谋的沉默

“潜”是一个非常形象的词。潜，是指隐在水面下活动，正如它所表征的形象，它也被用来形容各种隐藏起来却影响深远的东西：有台词，也有潜台词；有规则，也有潜规则；潜台词不发出声音，潜规则也没有明文规定，然而，这些潜在的事物，恰如冰山一角下庞大的根基，深刻地影响着每一件事情——潜在的东西，就是隐藏起来的东西。要把东西藏起来，就要让人看不到，听不到，自然而然，也就不能说出来，能发出声音的台词也不是潜台词，能写成白纸黑字被人们看到的规则，也就不再是潜规则。然而，潜台词要被人理解，潜规则要限制人的行为，就要发出它们自己的声音，传达出它们自己的信息——负责传递这个信息的，是沉默。沉默，一如它的字面意思，意味着我们绝对不能将要表达的意思说出来，尽管如此，它却依然有着各式各样的表达形式，沉默用来传递信息的形式甚至比通常的言语表达更加五花八门。我们似乎自古以来便深谙此道：“眉来眼去”，“暗送秋波”，“指桑骂槐”，“道路以目”，到时至今日的“呵呵”，“你懂的”，无一不是对沉默之道的惟肖描述。一个言语表达拙劣的人，在沉默这一本领上也未必逊色，相反，历史上却不乏能说会道侃侃而谈的演说家栽跟头的例子。我们鼓励沉默，甚至推崇沉默，当然，在不同的环境下，这样的鼓励和推崇的确是好的，如清华大学强调校风是：“行胜于言”；孔子说：“君子讷于言而敏于行”；习总书记也说：“空谈误国，实干兴邦”（源自清初思想家顾炎武：“清谈误国”）；另一些沉默，也往往唱成千古绝响：如“别有忧愁暗恨生，此时无声胜有声”，“相对无言，唯有泪千行”；然而， 还有一些沉默，却无形中鼓励了个体自私自利，逃避责任，从而损害集体和社会：如人们说“枪打出头鸟”，“闷声发大财”，“各家自扫门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等等。这样子的沉默，从古至今，也造成了不少历史悲剧：秦朝赵高“指鹿为马”，专权朝政残害忠良；纳粹德国屠杀犹太人，而德国民众视而不见；文革十年民众互残，亦鲜有人站出来抵抗；时至今日，中国社会依然面临着面对摔倒老人，围而不救的道德难题；一些地方政府卖地侵害民众，用胡萝卜加大棒威逼利诱，将群众分而治之也屡试不爽。一个世纪前马丁路德金关于沉默好人的话题，至今依然没有过时。这里，我们仅关注那些作恶的沉默。产生沉默的原因很多，避讳，尴尬，羞耻，恐惧，都可以让人闭嘴。在不同的文化氛围，沉默的内容也大相径庭，例如：在传统的东方国家，“性”作为一个避讳的话题经常被人们三缄其口，在西方，却经常出现以性权利为核心的轰轰烈烈的女权运动。又如，在西方国家，询问女士年龄会被认为是很不礼貌的行为，在中国，人们对此却不那么讳莫如深。基于讳忌的力量，许多沉默在众目睽睽之下公然作恶，遭受过性侵犯的女性，出于对个人贞洁名誉的重视，经常隐忍不言，或与侵犯者达成私下协议，放任罪恶逍遥法外；一些遭遇乱伦犯罪行为的家庭，受害者出于羞耻和讳忌，也往往合谋不语，任罪恶在阴暗中继续为所欲为。恐惧，则更是维持沉默的不二法门，这就使得存在权力差距的团体，尤其是处于极权环境下的团体，成为沉默滋长的温床：无能的总裁儿子位居要职；缺乏学术道德的导师胁迫学生；三年前发生在中国河北的“李刚案”，幸存的受害者及其所在学校也曾一度嘘声；在各种各样的沉默中，人们蒙上自己的眼睛，捂上自己的耳朵，默默地转过身去——每个人都知道有事情在发生，每个人却也都告诉自己：我不知道那件事情正在发生，我看到它不在那，我听到它没在说，我知道背后洪水滔天，但在这儿，它被沉默掩盖着，滴水不漏。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沉默并没有藏住什么东西，人们依然看得见，也听得到，沉默的危害，在于它构件了一种欺骗的氛围，人人自欺，也相互欺骗，每个人都知道那儿有一个谎言，但每个人都视而不见。对罪恶姑息的沉默一旦建立起来，贻害无穷，尽管沉默往往由人与人之间的心照不宣合谋构成，这样的合谋却未能促进群体的团结：文革时期父子反目，亲友相残的事件屡见不鲜，每一个人，都生活在攻击和可能被攻击的焦虑之中，个人的幸福被严重损害。而对沉默的纵容，则更助长了罪恶的肆无忌惮，纳粹德国大批犹太人被杀；而文革中的中国也被“四人帮”荼毒；去年年末，国内某省更是发生了劫匪在长途客车上抢劫杀人的恶性事件，面对身材瘦弱的劫匪，全车人竟然无一人抵抗；著名的斯坦福监狱试验中，被狱卒欺压的犯人们面对它们反抗的同伴一度置若寡闻，面对狱卒的侮辱，它们都默默屈从着（菲利普津巴多：《路西法效应》）。对沉默的纵容就是对罪恶的姑息，在这样的环境下，没有一个人是安全的，每一分每一秒，自己都有可能成为下一个受害者。对抵抗者的不声援助长了罪恶的横行，在一如死水的沉默里，结果只能是假小人大行其道，真君子寸步难行。沉默拥有自己的张力，打破沉默，则需要拥有对抗张力的力量，沉默的人，尽管自己本身也是受害者，然而，由于缺乏信任，他们倾向于憎恨打破沉默的人，因为后者的勇气恰好反衬出自己的懦弱，而承认错误所需要的心理能量，则比姑息纵容所需要的成本大得多。尤其是在一个庞大的群体中， 打破沉默的代价则大得惊人：《皇帝的新衣》中，率先说出皇帝什么也没穿的是一个孩子，庆幸的是，随之而来的是人们的纷纷配合，男孩的爸爸首先附和：“听听这个孩子所说的话吧，他什么也没穿。”，男孩的声音迅速在群众中扩散开来，人们纷纷说出了真实的看法。然而，这样的配合却是偶然的，饱含风险的，若打破沉默需要至少一成的人的支持，那么在一个一百人的沉默里，我若要率先对抗沉默，我则需要有至少九个信得过的人来跟随着我，将这一趋势继续下去，而在一千人的团体里，我则需要保证有九十九个信得过的人来与我“一呼百应”，显然，我对后者的把握远远小于前者，而一旦我没能“募集”到足够的支持，等待着我的则是沉默的人们疯狂的反扑，这也就不难怪在一个拥有数亿人口的国家，却迟迟无法打破文革风暴的怪圈了。英国哲学家帕菲特在《理与人》一书中指出：群体沉默的无法打破，本质上是类似于囚徒困境的两难怪圈，每一个人，都不清楚剩下的所有人中，有多少人能在多大程度上支持自己，而为了确保自己在群体中的利益安全，每个人都倾向于不去打破沉默。本科学习时，母校的占座难题始终难以解决，尽管每个人都知道不占座是对整体利益最好的选择，但没有人能确定其他所有人都能和自己有同样的想法，因此为了保证自己的座位权不至于被占座者剥夺，每个人都倾向于占座。同样的，在强拆风暴中，每一个村民都不清楚剩下的住户在多少程度上愿意与自己一起为受害者抵抗，为了避免成为挺身而出的“出头鸟”的危险，每个人都对受害者沉默不语，最终的结果是，恶政借由这种两难心理将弱势群众分而治之，每个人都发现，当自己成为受害者时，“再也没有人为我说话了”。沉默极大地损害了人与人之间地互信：为了避免谈到被禁忌的话题，说话时必须得小心，不要一不留神就谈到了不该说的东西，为了绕开这头“大象”，人们不得不失去了基本的坦诚，从而也丧失了互信。因此，沉默的打破往往是从沉默开始的：人们用潜台词讽刺潜规则，用“你懂的”来欲言又止，人们在私下里窃窃私语，却没有人敢公然评论那悬在空中的乌云。这也就是为什么，越是集群的沉默，则越需要更多的时间来私下交流，以达到对沉默最终的各个突破，这是因为，要打破沉默，必须恢复人与人之间的互信：1911年10月的武昌，恐怖已经笼罩在城市的每一个角落，随着夜里的一声枪响，全城突然鞭炮般轰鸣，几乎是一瞬间，民主革命染遍全国，各个省市纷纷改旗易帜，庞大的清王朝如同泄了气的皮球被摧枯拉朽。若不是革命军队相互之间的绝对信任和积极配合，在一片死寂的氛围中凭空打响一枪，是非常危险的。在北京大学115周年校庆时，来自人民日报的评论员卢新宁在讲话中疾呼：“我唯一的害怕，是你们已经不再相信了：不相信规则能战胜潜规则，不相信学场有别于官场，不相信风骨远胜于媚骨⋯⋯因此，在你们走向社会之际，我想说的只是，请看护好你们曾经的激情和理想。”然而，如同世间一切事物一样，沉默本身也不能永久存在，沉默膨胀得越大，对沉默的潜在反对者就越多：鲁迅先生在看到“麻木的中国人”的一幕，愤然弃医从文，写下了振聋发聩的句子：“沉默啊沉默，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纪念刘何珍君》）。二十余年后，马丁路德金也在大洋彼岸的美国为黑人的权利摇旗呐喊，怒斥“沉默的好人”。在经历了种种人类社会因纵容妥协而罹害无穷的荼毒之后，人们开始正视沉默，怒斥沉默，纷纷自发地打破沉默：被诬陷的好人得到社会的自发支持，他们说不能纵容罪恶泯灭了人性的良知；从斯坦福监狱走出来的狱卒也纷纷反思自己在实验中显现的可怕人性，并积极投身揭发纵容遏制罪恶的善良事业中；津巴多博士在对其实验的报告被制成公开课放映全球，他大声疾呼：当我们的父母告诉我们，不要多管闲事时，我们要勇敢地反驳，告诉他们，人性的事就是我的事。斯塔里夫阿诺斯在其著作《全球通史》 里说：“人类，本身既非天生而善，亦非生性为恶，我们表现出什么行为，在于我们的社会鼓励我们怎样的做法。”，因此，我们本身并非沉默的奴隶，而是规则的主人：我们并非天生崇尚规则，我们也绝非生性易屈服于潜规则。因为社会是由人组成的，因此人们构造出来的情境，也可以由人们自下而上重新打破。而要打破我们自身构建的牢笼，则取决于我们自身的力量——我们在何种程度上能坦诚相待，我们又拥有多大的勇气来反抗姑息与纵容。这样的力量，正是我们驾驭人性，成为自身主人的开始。

房间里有大象，那又怎样

这本书开头引用了马丁路德金的一句话：“我们这一代人终将感到悔恨，不仅仅因为坏人的可憎言行，更因为好人的可怕沉默。”这句话上个月出名了，因为南方无周末的缘故。然后，我看到了一场网络舆论的盛宴，人们试图以各种方式表达自己对大象的愤怒。人们一直都看到了的皇帝的新衣，在喧闹中被揭穿了。人群在皇帝的宝座下额手相庆，然后依旧匍匐在皇帝的脚下。皇帝没有穿衣，但是这并不妨碍他是皇帝，没穿衣服你也要拜。没穿衣服的皇帝很坦然，比自己穿着衣服的时候还得意。很多时候，我们的沉默不是刻意的。我们的沉默是自然而然的，这难道不是更可怕吗。我们已经接受了房间里有一个大象，如此自然，我们甚至不知道还需要掩盖这个事实。大象是我们生活中的一部分，虽然痛苦，但是经过长期的磨合，我们已经接纳了痛苦，只要那痛苦没能杀掉我们，我们就和大象相安无事。房间似乎本来就应该被大象占去大半，只留给我们狭小的空间，大象的跺脚和动作是房间本来就应有的福利。有一天，一个人觉出了事情的不对。他把这想法跟别人说了。有些人觉得，反正这大象还留给了我们一点空间，有这点空间就够了，你想把大象赶走，只怕大象没走，你先牺牲了。有些人觉得大象确实是有点讨厌，并欣喜于自己发现了房间里似乎不应该有大象这一惊人的事实，为自己的意识之超前而沾沾自喜，最后忘了房间里还有大象。就算你知道了房间里有大象，那有怎样？比起刻意地不去看不去听不去说，更加可怕的是不知道有看听说的必要。包庇大象的不仅仅有合谋，更有无邪。【读书笔记】

沉默。

伊维塔泽鲁巴维尔的书著.这是一本关于沉默的书！间人的沉默不可怕，可怕的是你我！抱歉，你的评论太短了抱歉，你的评论太短了抱歉，你的评论太短了抱歉，你的评论太短了抱歉，你的评论太短了抱歉，你的评论太短了

开启一扇观察大象的窗口

这是一本浅显易懂的书，读完可以让你知道如何观察身边确实存在的诸多的“沉默的大象”，比如单位为什么会用秘薪制，平时的社团、家庭生活等都存在很多这样的大象。同时，你明白了大象存在时，人们是通过封闭感官来表达沉默的，比如不看、不听、不说。但与大象的合谋是有限度的，一旦超过底线，你就会选择公开这头大象的存在。但这时最好你可以足够强大，以使人不会嫉恨，或因你的地位卑微而无视你的言论。另，大象本身随着时间的推移迟早有一天会有变化，比如牛皮吹破的一天，比如铁道部出事的那天，如果你可以看透这一点，或仍选择身陷其中，或选择抽身而退，起码你会主动一些。总之，读完这本书，会让你有一种学会跳出你的环境看问题的感觉，蛮好。

合谋的沉默——准确且刺痛

社会学及大众心理学入门书 整本书篇幅虽短小，却异常的尖锐，本人没有国外生活经历，不知道其他国家或种族是否“集体性冷漠”以成为生活的一钟常态，它针对于此作了深入浅出的批解。 个人觉得这本书虽然比不上1984，但“合谋的沉默”——准确且刺痛，推荐给全体国人，

要有直面问题的勇气，也有保持沉默的聪明

合谋性沉默指的是大家对某事心知肚明，却努力装作不知道，并从不公开谈论这件事。合谋性沉默的原因有尴尬、恐惧和耻辱感。比如假装没有注意到同事的秃顶；害怕报复而不敢举报；从不谈论小时候被侵犯过...沉默阻止了我们直面问题并解决问题。你可以关上柜子，假装里面的香蕉不存在。但是香蕉并不会因此而消失。相反，香蕉一直在那里，到最后会发烂腐败。问题不仅没有因为你的逃避而消失不见，反而因此而变得更加棘手。所以，你可以不说，但你要去面对并思考解决办法。沉默的另一个坏处是引发孤独感。“个体实际察觉到的，和周围人声称察觉到的，这两者间的差距滋生出深深的距离感。” 时间长了，个体就会开始怀疑，甚至责备自己，难道只有我一个人有这种感受？是不是我有什么问题？举个例子，在一个高朋满座、衣香鬓影的聚会上，看起来一派其乐融融的样子。有谁敢大声说:"我觉得尴尬、拘谨和无聊"?人们会说谎来维持自己的自尊，而其他人的沉默则让自己更加不敢打破沉默。哲学家叔本华敢于打破沉默，他说：“欢乐拒绝在热闹的场合出现”。当你明白聚会上的每个人其实都感到无聊，你就不会因为感到无聊而责备自己了。沉默可以自我强化：保持沉默的时间越长，越会“用更多的沉默来掩盖沉默”。“今天的沉默将使明天的沉默更难打破。”这和拖延有点类似，一件事情被你一拖再拖之后，再去行动的可能性就比较小了。打破沉默在大部分时候是值得鼓励的，但是发声需要勇气与智慧。打破沉默者往往会激起人们深深的憎恶。“人们感到愤怒，因为打破沉默者强迫人们面对那些人们为了免于受伤或不安而故意忽略的事情。” 我明白了为什么很多人骂余华的《兄弟》是烂文，因为这本书辛辣地揭露了人生的种种无奈、绝望和悲伤。意气风发的少年变成穷困潦倒的下岗员工；妻子发现自己的丈夫软弱无能；一个人投机取巧却大发横财，而他的兄弟却落魄到要去买花讨生活... ...每一个痛苦的悲欢离合都被摆在人们的眼前，让人们不得不面对自己惨淡的人生时，人们对《兄弟》的厌恶也就可以理解了。尽管合谋性沉默有种种坏处，但是懂得在何时保持沉默是衡量一个人是否深谙人情世故的准则。”‘包打听’是一种不通世故的表现，也称为多管闲事。“ 你可能对这些问题感到好奇：实验室的师姐为什么读了6年phd但是还没有毕业？刚来的女生为什么突然发胖了？某对情侣为什么突然分手了？同事花了多少钱买的新车？新来的女生真实年龄是多少？为什么A从来不和B说话？为什么那个人走路总是一瘸一拐？为什么C小姐至今单身？为什么那对夫妇还不生孩子？尽管你感到好奇，但如果你直接问出来，就显得莽撞而失礼，因为你问的是对方不想谈论的事。看穿却不说破，好奇但不发问是人情世故的核心。

还行吧

房间里的大象 关于合谋的沉默 书中对于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的这种沉默没有细致的理论区分 笼统的一概而论 论述较混乱 但在这两个领域中所发生的沉默 绝不可等量视之 公共领域的沉默更多是迫于一种权力等级的压力 私人领域的沉默出发点则更多是一种善意当然 房间里的大象 对于大多数人的民主提出了警告！形式上的民主如果缺乏权力规范 就会出现合谋的沉默 民主沦为权力的遮羞布！

读后感

与其说这是一本书还不如说是一篇论文更加确切。全篇论证“沉默”的力量。译者胡缠，老罗英语学校的合伙人。所以这本书又像是英译的范本。更坑爹的是，薄薄的一本书竟然一半的英文。不是我想要的书看，不是我想要的内容。历史将记取的社会转变的最大悲剧不是坏人的喧嚣，而是好人的沉默。

大象，我不想只是悲伤地站在你的身边

中午吃饭跟同事聊天，谈起看了这本书。他问，讲什么的。我说群体心理学，讲人们在面对很多问题时，为什么总是选择沉默，作者不是中国人。他哦了一声，我们的国情，老外永远搞不清楚的，我们为什么沉默，是因中庸之道在我们骨子里生了根，发了芽。接着我也哦了一声。明哲保身，识时务者为俊杰，似乎是一种被认为最可接受的处世之道。不管是哪个时代，这一条似乎都没有改变过。当我们不够强大的时候，我们只能悲伤地站在大象的旁边，我们不能说，我们看见大象了，否则会被房间里的其他人瞪死，整死，弄死。就算能够顽强地活着，也成了异类，被看作怪物，傻瓜，极端者，精神失常者。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总之结果就是，被整个群体完全孤立。最终，大象依然存在，而我们原本正常的生活却发生了深刻的改变。所以，更多时候，这种恐惧与尴尬，迫使我们当作什么都没发生，麻木，冷漠地面对着这个世界的另一面，就比如书中提到的那些敏感话题，就像他们从不曾存在一般。对于群体而言，集体噤声是挺可怕的。媒体说不出话，个体不敢提出质疑，一个严重的问题被轻易忽视，然后各种悲剧重复上演。这是一个恶性循环。而对于个体而言，当我大喊，大象，我看见你了！此时有两种结果，一种是周围的人认同了我，跟我一起喊，大象变得越来越渺小。另一种结果是，所有人都无视我的声音，他们依然视若无睹，而我此时就会遭到孤立。导致以上两种截然不同的结果，跟呐喊者在这个群体所处的位置有密切的关系。想象一下，一个不起眼的普通青年，跟一个牛逼的意见领袖青年，说同样一句话，对整个群体的影响是不可相提并论的。我们之所以保持沉默，是因为怕，我们胆小，是因为我们恐惧，害怕尴尬，我们手中的权力不足以改变房间里的群体思维共识，甚至为说了一句真话付出严重的代价。而假设我们的权力或者内心已经强大到不再害怕这种惩罚，且跳出了这个利益圈子，则还有说出看见大象的可能。故我们需要公众知识分子的存在，需要这样有影响力且公平正义的媒体与意见领袖，来说真话。更可怕的是，连这种力量都正在遭到侵蚀。韩寒说，他不喜欢微博。“有微博后，你会有错觉。我不喜欢微博一个原因是，你在上面发现，中国人都好正义啊，如果真有那么多正义的人，这个国家早就不这样了。扮演正义多容易啊，你转你发一个声讨，就变成了正义的角色。”公众在微博上关注一个话题，激烈讨论，群情激奋，也不管不顾事情发生的原因，条件，只一味把矛头指向他们认为的责任人。结果是，看上去大家确实都很正气凛然，却只不过是发泄了私愤而已，没人再做任何进一步的行动。当然，我一向是认为，有思想上的激烈斗争，比什么都不做好，但仍需求更近一步，我们要召唤理性，回归思考，而不是盲从。大象，我不想只是悲伤地站在你的身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