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第三种形而上学

作者简介

本书对后现代主义所蕴含的积极的、肯定的建设性向度，作了专门的分析和介绍，以帮助读者全面理解和认识后现代主义，并促进国内学者对后现代主义的全面、深入的研究。

书籍目录

引论

第一章 从理性多元化向整体理性的转变

第二章 一种全新的哲学形象

第三章 现代性和反理性

第四章 超越现代性：后现代拯救方略（上）

第五章 超越现代性：后现代拯救方略（下）

第六章 结论和启示

英文参考文献

中文参考文献

后记

媒体关注与评论

序言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诞生于本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后现代主义哲学对当今世界哲学和文化的影响与冲击是非常巨大而深远的。这种影响的深刻性在于它不仅引发了人类对我们一直引以为豪的现代性包括现代哲学，现代精神，现代世界观、伦理观、价值观以及与之紧密相关的现代思维方式等一系列问题的反思和批判，而且更为重要的是，还引发了人类对自己的前途和命运的深深忧虑，并由此而导致了一场规模空前的塑造和建构一种新的、更为合理的、积极和健康的后现代世界的运动。因此，如何从理论上对这场波及全球的后现代主义哲学进行全面而深刻的分析和研究是当今中国哲学界所面临的一个重大课题。然而，哲学上的后现代主义并不是统一的流派，各位思想家的观点互有差异、分歧、对立，甚至水火不相容。它们的共性在于对现代性不满并立志超越它。解构(否定、消解)与建设(重构、肯定)是其中最为典型的两种根本对立的后现代主义哲学形态。目前，国内对前者的研究已经取得了可喜的阶段性成果，无论是整体研究，还是个别评价，都有明显的成绩。但是，对于建设性后现代主义哲学的研究则刚刚起步，仍然有大量的工作要做。吴伟赋同志的新著《论第三种形而上学——建设性后现代主义哲学研究》以这种新涌现的哲学为研究课题，弥补了我们对后现代主义哲学研究的一个空白点，无疑具有一种开拓性的理论意义，有助于更加全面地把握后现代主义哲学的复杂性、多样性，有助于形成对后现代主义的完整和全面的认识。    粗读全书，我感到《论第三种形而上学》一书有以下几个鲜明的优点。    第一，材料翔实，思路清晰，为我们提供了一幅关于建设性后现代主义哲学的清晰画面。作者结合解构性后现代主义哲学，以整个西方哲学发展史和马克思主义哲学为参照系，借助于大量原文资料展开了对建设性后现代主义的研究；从时代背景、科学条件、理论渊源、代表人物等方面，探索了建设性后现代主义的来龙去脉；在此基础上，特别着重考察了它的哲学观，评述了它对现代性的深刻揭露和批判，探讨了它的超越现代性的一系列拯救方案。从这些论述中，我们不难发现，作者对这一新的哲学流派的历史、现状和发展趋势以及基本的哲学思想都有一个比较全面而系统的了解和把握。    第二，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指导，理论起点高。如上所述，作者分析和评价建设性后现代主义的一个重要参照系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从马克思主义哲学出发，作者对这种哲学的基本观点进行了仔细的剖析，提出了颇为中肯的评价：指出了“第三种形而上学”在总体上是不能成立的，以大卫·格里芬为代表的建设性后现代主义对现代哲学的指责是有问题的，他们的理论所赖以为据的两个理论假设是站不住脚的。另一方面，作者也强调指出，这种哲学优于那种解构性或破坏性后现代主义哲学，它包含着许多真理性的颗粒，提出了不少发人深思、富有启迪意义的见解。此外，作者对与之相关的理性和非理性、人类中心主义和自然中心主义这两个问题的评论，具有相当的理论深度。这表明，作者不仅具有较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和较扎实的西方哲学功底，又具有较强的独立研究能力。    第三，行文流畅、简明、准确。相信这将会给读者留下一个深刻的印象。建设性后现代主义内容庞杂，集宗教、科学、灵学、哲学为一体，神秘主义色彩非常浓厚，所引用的很多证据不但涉及很多科学前沿的理论问题，而且也涉及了很多宗教领域中的深奥问题，这使得我们理解和把握其哲学思想有一定的困难。而作者则能用自己的语言把建设性后现代主义的很多深奥、晦涩的哲学命题与观点一一化解，克服了“食洋不化”的毛病，这是非常可贵的。    综上可见，《论第三种形而上学》一书确实是一部具有一定理论深度和可读性的学术著作，有一定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当然，它也不是完美无瑕的。如对格里芬等关于自然也具有主体性、经验和感觉的观点的论述和批判还不够详细、深入，关于对物质的本质的解释也不易让人清楚明白等等。这些都望能在再版中进一步完善。                                                夏基松                                        2001年12月16日于杭州

章节摘录

书摘    按照中外学者对“后现代”的概念考古，后现代一词的最早使用者是英国画家约翰·瓦特金斯·查普曼（JohnWatins Chapman)。他以“后现代”绘画一词指称那些据说比法国印象主义绘画还要现代和前卫的绘画作品。不过，直至20世纪70、80年代，后现代主义才开始从狭窄的文学、艺术领域走向社会的各个领域。哲学上的后现代主义也正是在这个时候产生的。为后现代主义正式登人哲学论坛奠定重要基础的关键人物是法国哲学家利奥塔。1979年，利奥塔正式出版了《后现代状态》一书。该书不但对后现代主义在欧洲大陆的传播和扩散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而且将后现代主义与知识批判和反基础主义认同起来。紧随其后，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由福柯、哈贝马斯、利奥塔等哲学巨匠所发动的关于“什么是启蒙?”以及“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大讨论，则将后现代主义哲学引向深处，从而形成了与现代性批判紧密相连的充满张力的哲学上的后现代概念。    综观后现代这一术语的使用情况，我们可以发现，后现代主义者所操弄的后现代之“后”(即post)，它具有双重含义，实际上体现了人们对待“现代性”的两种不同态度。第一，它是指非现代，相当于英文中的Not-modern，它要与现代的理论；文化实践、意识形态和艺术风格彻底决裂。因此，后(post)可以肯定地理解为积极主动地与先前的东西决裂，从旧的限制和压迫状况中解放出来，进人新的领域；同时也以否定地理解为传统价值、确定性和稳定性的丧失。第二，它指高度现代(most-modern)即依赖现代，是对现代的继续和强化(哈贝马斯观点)，按道格拉斯·凯尔纳、斯蒂文·贝斯特的说法：“后现代主义不过是现代主义的一种新面孔、新发展。”或是现代性之内的“后现代”发展。    尽管可以对“后现代”概念作上述分析，不过在建设性后现代主义哲学家看来，后现代一词在实际使用上还有许多含糊不清，甚至相互矛盾的说法。即使在哲学领域中，后现代一词也代表了两种截然不同的立场。为了清楚地表明自己立场，大卫·格里芬对哲学领域中两种迥然不同的后现代主义作了较为详尽的分析和比较，并据此认为他们的后现代主义哲学才是真正的后现代哲学。    格里芬认为：现在(哲学领域)至少有两种迥然不同的哲学都称为“后现代主义”，其中一种类型的重点是否定性的(decontructive)，他称之为“解构性的后现代主义或消除性的后现代主义”。另一种类型虽然也做了大量的否定性工作，但其特征是建设性的(reconstructive)。(因而，他自称为建设性后现代主义，也有翻译为重构主义的。)他进而认为，虽然这两种哲学都有否定概念的需要，而且这些概念对现代世界观，有时是前现代的世界观来说是至关重要的，但它们之间的真正区别在于是否有必要、有可能建构一种也许能够成为将来数代人的新的世界观。前者的回答是否定的，后者的回答则是肯定的。    那么，究竟这两种后现代哲学哪一种哲学能被更合理地称为“后现代”呢?格里芬认为，在这一问题上，根本没有任何中立的标准可以帮助我们作出判断。在使用这一概念的优先权问题上，双方都认为自己的理由更充分。一方面，在哲学界，至今为止“后现代”这一术语和否定性关系最为紧密，而且这种用法和文学界、艺术界对这一术语的使用紧密相关。如果是使用的实际优先权而非使用的优势的话，那么也许建设性后现代哲学更有优先权，因为“后现代”这一术语早在1964年关于怀特海哲学的评论中就开始使用了。但是，格里芬认为优先权问题是无关宏旨的，最主要的问题是，什么是现代主义或什么是现代哲学?或者真正的后现代哲学所致力超越现代性的令人不满的内容是什么?简言之，什么是现代性?但是在这个问题上，双方的见解是完全分歧的，它们都把对方看作是现代的。在否定性后现代主义看来，理性是现代主义的本质。根据这一观点看，建设性后现代主义哲学是最典型的现代主义，因为这种哲学希冀提供一种能够满足连贯一致的合理性标准，而且对所有经验事实来说都是充分的形而上学宇宙观。与之相反，建设性后现代主义则遵循怀特海的观点，把现代哲学(包括现代科学)看作是一种基本上是反理性的运动。根据这一观点，恢复真正的合理性标准就可以看作是后现代的。而那些促使我们比现代性更加反理性的人(指否定性后现代主义者)则可被视作高度现代的，因为他们简单地把现代主义的主要倾向推至极端。    总之，在建设性后现代主义看来，这两种哲学的不同可以根据他们对现代哲学进行否定的方式以及赖以开展否定的各种假设来确定。否定性后现代哲学以一种反世界观的方法战胜了现代世界观。它取消了或消除了构成世界观的不可或缺的成分，如上帝、自我；目的、意义、真实世界以及作为与客观相符合的真理。这种哲学有时受拒斥极权主义体系的伦理考虑(这一点其实是所有否定性后现代主义者都会碰到的问题，一般称为“操作性”二律背反)所驱使，往往会导致相对主义、悲观主义甚至虚无主义，所以不是真正的后现代主义。    与之相反，建设性后现代主义(可能称修正的后现代主义更合适些)也试图战胜现代世界观，但不是通过消除现代各种世界观本身存在的可能性，而是通过对现代世界观假设和传统概念的修正来建构一种后现代世界观。他们把目标只对准那些需要修正的概念，如“空洞实在”(怀特海语)、“感官感觉”和“知觉”相等同的概念等。在他们看来，正是这些概念使建构一种能够连贯一致的充分的形而上学变成不可能。因此，他们把目光集中于那些造成现代性“反理性”的那些概念上，这是它们在对否定性后现代主义哲学进行分析后所发现的逻辑结论。    根据上述比较，格里芬认为：“建设性或修正的后现代主义是一种科学的、道德的、美学的和宗教的直觉的新体系。”它并不反对科学本身，而是反对那种只允许现代自然科学数据单独参与建构我们世界观的“反理性”的科学主义。它一方面强调现代世界已取得了空前酌进步；不能因为反对其消极特征而抛弃这些进步。另一方面，它又希望挽救“神性的实在”、“宇宙的意义”和“附魅的自然”这样一些前现代概念的积极意义。在他们看来，建设性后现代哲学不仅对我们经验来说是足够的，而且是真正地后现代的。由于它重新回到了有机论并接受了“非感官知觉”，又不单纯地否定各种现代前提，而是肯定中有否定，因而它又是“现代真理和价值观与前现代真理和价值观的创造性的结合”。    众所周知，哲学不是世界之外的遐想，也不是思想家心血来潮或闭门造车的产物。任何哲学的产生既有深刻的社会时代根源，也有其坚实的科学基础和思想基础，伺时也是对人类命运有着深刻责任感的、富有创造性的哲学家个人主观努力的结果。    首先，后现代主义哲学深深地植根于“后现代社会”的现实之中，是哲学家对后现代社会的时代精神进行哲学反思的结果。    尽管人们对什么是“后现代社会”尚有争论，但有一点是明确的，那就是其特征是知识或信息爆炸，用罗列特的话来说：“知识至上是后工业社会的主要特征。”这种特征自60年代以来尤其在80年代变得十分明显，最突出的有以下几方面：    第一，新科学技术革命潮流的兴起和蓬勃发展。    一方面由于随着研究领域的扩展和深化形成了科学的急剧分化，迅速地瓦解了传统的分类原则，使一向以传播知识为生、自信能确切把握知识的知识分子也变得茫然而不知所措了。人类的心灵几乎从没有负荷过如此之多的富有挑战性的观念。另一方面，由于研究领域和研究方法的相互渗透，形成了科学的高度综合，从而为边缘科学、横断科学和综合科学的大量出现提供了生长点。    第二，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出现了多元化和相互对话、彼此合作的新态势。    尽管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主要社会制度之间、超级大国和第三世界各国之间仍然存在着：种种深刻的矛盾，和斗争，但以政治军事较量为主，冷战、热战交替上升的紧张局面趋于缓和，并正在逐渐转变为以经济、科技、文化和意识形态较量为主的新态势。总之，一方面以政治和经挤上的独立为前提，形成了政治上多极化、经济上多元化的趋向，另一方面又出现了政治上相互对话、经济上彼此合作的趋向。    第三，世界范围内社会改革潮流的兴起和迅猛发展。    现代科学技术革命和生产力的迅速发展，客观上要求进行更加高度的社会化生产。不仅要求企业之间加强协作和联系，而且要求地区之间、国家之间加强协作和联系。而生产社会化程度的空前提高，在客观上又迫切要求有新的经济、政治以及科学教育等体制与之相适应。由此形成了全球性的社会变革潮流。    第四，主体意识、自我意识的增强。    今天的人类，因为科学技术革命的发展，一方面在客观世界中的自由度越来越大，另一方面所碰到的问题也越来越多，甚至越来越严重，如意义危机、核危机、生态危机等。这一切都迫使人们进一步反思人的问题，尤其是人的作用、地位和价值和意义。对建立和发展人与人之间的新关系以及和自然的新关系则越来越重视。如何处理好这些关系已成为一个迫在眉睫的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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