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史方法论十四讲

作者简介

本书是我在2006年春季学期给研究生开设的“哲学史方法论”课的讲课录音。这门课每周一次，每次三个小时，常常拖堂到近四小时，一共讲了16次。在收入本书时，有两次没有收入进来，一次是关于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导言》的，由于当时录音未能录上，没有留下资料；另一次是谈中西怀疑论的比较的，由于考虑到不想使本书篇幅太大，而且该讲演在别的地方作过多次并已收入到了其他文集，为避免重复，删掉了。于是还有十四讲，都是根据我已往发表的有关方法论的文章而作的讲演。本次哲学史方法论课，由于是最近的一次，所以也是内容最丰富的一次。多年来思考的积累使我在课堂上滔滔不绝，巴不得一口气把所想到的都倾倒出来，总觉得时间不够，形成了一种典型的“满堂灌”式的教学。如果把所讲的不加删节全部收进来的话，估计全书要超过50万字。但是奇怪的是，这门课不但没有人感到厌烦，没有人打瞌睡，而且由于课堂开放，什么人都可以进来，找个位置坐下来听，所以听众有越来越多之势，甚至有一种热烈的气氛，高峰时达到一、两百人。其中有外系的，也有外校的，不但有研究生、教师，还有个体户、小商人、职员。有从西安专程赶来的书商，也有每个星期六坐火车来武汉，听完课又赶回长沙的湖南师大的研究生。每次课后，学生们都有一大群跟着我边走边谈，问问题，一直送到家门口，时常还在我家门口展开一场临时的讨论会，形成武汉大学校园中的“一景”。我知道这门课的缺陷就是没有更加深入的课堂讨论，本应该留出时间来让大家发表意见、互相切磋。但如果这样干，恐怕就不能讲这么多新内容了，所以我宁可把讨论放到课后回家的路上进行（大约有20分钟），学亚里士多德的“逍遥学派”。

书籍目录

第一讲

绪论

第二讲

哲学史方法论新探

第三讲

论历史感——现代解释学的启示

第四讲

中国哲学中的反语言学倾向

第五讲

中西辩证法的生存论差异

第六讲

辩证逻辑的本质

第七讲

关于道家哲学改造的临时纲要

第八讲

西方哲学史中的实体主文和非实体主文

第九讲

胡塞尔现象学导引

第十讲

马克思的人学现象学思想

第十一讲

苏格拉底和孔子的吉说方式比较

第十二讲

让哲学说汉语——从康德三大批判的翻译说起

第十三讲

对中国百年西方哲学研究中实用主文偏向的检讨

第十四讲

中国百年西方哲学研究的十大文化错位

后记

编辑推荐

　　分14个专题，系统讲述了哲学史方法论命题。对中国哲学的反语言学倾向进行了深刻的剖析，区别了中西辩证法的生存论差异。我们要有一种自觉的方法论意识，就是要对自己反思，要对自己传统的，认为是天经地义、不容怀疑的这一套零维模式有一个新的反思。所以，只有从中西哲学思想的多角度、多层次地比较，我们才能够克服我们的传统的局限性。

内容概要

邓晓芒：男，1948年4月生，湖南长沙人，1964年初中毕业后即下放农村插队，1974年返城，当过临时工、搬运工，1979年考入武汉大学哲学系攻读西方哲学史的硕士研究生，1982年获硕士学位并留校任教，1987年任讲师，1988年任副教授，1989年任教授，1995年评为博士生导师。现为武大哲学系外国哲学学科带头人，中华外国哲学史学会常务理事、湖北省哲学史学会副会长，《德国哲学》主编。代表性成果有专著9部：《思辨的张力》（获国家教委首届全国高校人文社科奖二等奖）、《康德纯粹理性批判指要》（合著，获教育部第二届全国高校人文社科奖二等奖）、《黄与蓝的交响》（合著，获教育部第三届全国高校人文社科奖三等奖）、《冥河的摆渡者》、《灵之舞》、《人之境》、《灵魂之旅》、《新批判主义》、《康德哲学诸问题》；译著7部：康德三大批判新译（《纯粹理性批判》、《实践理性批判》、《判断力批判》，杨祖陶校，全套书获教育部第四届全国高校人文社科奖一等奖），康德《实用人类学》、《自然科学的形而上学基础》，《康德三大批判精释》（合译），胡塞尔《经验与判断》（合译）；发表论文（含译文）200余篇。主持教育部重点科研项目一项。

章节摘录

　　第二讲　哲学史方法论新探：　　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的文本发表已经有一百多年了，这一百多年以来，西方思想界，包括哲学史界，对方法论的讨论，已经大大地往前迈进了。从现代、当代的眼光，回过头去对于以往的那些观点再加以酝酿，我们可以得出新的东西。也可以说，这些新的东西在某种意义上已经包含在比如说黑格尔和马克思方法论的思想里面，但是他们并没有那么明确地把它阐明出来。真正把它明确地阐明出来需要后人自己创造性的努力，这个意义才得以生成。所以，解释学的原理就是，文本的意义是一个历史的生成过程，而不是一个静止地摆在那里的东西。这一层我们往往体会不到。一讲到对历史的研究，我们就从考证方面去“抠”那个历史文本的真伪，当然这是需要的了，首先我们要把这个考证啊、考据啊、文本啊，搞确切，不至于误解。但是不能仅仅停留于此，还必须要从后来的，乃至于现代、当代的发展了的眼光，回过头去对它们再加以反刍、消化。一个文本，如果真的是一个伟大的文本的话，它的含义可以说是无穷无尽的。我们今天还要返回到古代，比如孔子啊，老子的学说啊，我们不断地回过头去咀嚼里面的某些含义。在哲学方面，在文学、艺术、宗教方面，都是如此。比如《圣经》，我们今天还在读《圣经》，基督教不满足以往的解释，总是要提出新的解释。所以“新探”总是要有的，但是你不要以为自己就永远是新的了，过一段时间，它又旧了。　　那么我这篇文章也是在这个前提下面，在当时提出来一种新的角度，来看待哲学史方法论问题。这个新的角度要说也是老的角度，因为我引证的很多东西都是一百多年前的文本。但是对它们有新的理解，至少是在国内的哲学史方法论的讨论中间，还是比较新的，甚至于是全新的。当然现在看起来，有些东西已经过时了，但是基本的东西还没有过时。虽然文章发表了，我在其他地方也多次地、反复地从不同的角度来强调，但是很多人还是不理解。不光是不理解，很多人根本不理会。不理会这就没办法了，所以，这一堂课我主要是想，就我当初是怎么样想要对哲学史方法论进行一场变革的思路的前提和出发点，来给大家作一个阐明。　　那么这篇文章的核心话题就是历史和逻辑相一致的方法。我在上堂课中已经讲到了，黑格尔的哲学史观：哲学史就是哲学。哲学史就是哲学这样一个命题里面已经包含有历史和逻辑相一致。历史和逻辑本来是对立的，在低层次上面，在表层上面，它们是对立的；但是一旦进入到深层次，特别是一旦进入到哲学和哲学史这样的层次，它们则是相通的，甚至于就是同一的。那么历史和逻辑相一致的方法，从黑格尔、马克思、恩格斯提出来以后，不断地有人提起，我们也可以经常在国内的哲学史界和哲学界的文章里面看到这个命题。但是这个命题究竟是什么意思，很少有人把它说清楚。　　我们中国人的历史和逻辑这两方面其实都是很差的。一方面我们缺乏严格的形式逻辑思维，我们有辩证法但是没有辩证逻辑。我们中国古代有辩证法，当然中国古代的辩证法和西方的辩证法还有不同，这个且不管它，但是至少，我们中国古代没有辩证逻辑。西方古代的辩证法很讲逻辑，它是从逻辑里面长出来的。中国古代的辩证法不是从逻辑里面长出来的，而是从感悟，从内心体验里面长出来的。我在后面还要专门讲这个问题。至于历史，我在前面也提到过，就是我们中国人看起来好像很注重历史，我们有五千年连续的历史，我们有两千多年文本记载的详详细细的历史，甚至于几乎可以说每一年都有记载。但是实际上我们没有历史感，我们没有对历史意义的把握，所以，我们两千年的历史记载都是一样的，都差不多。《资治通鉴》也好，《史记》也好，在我们今天看来就像是说我们今天的事情。我们之所以要读那些书，只不过是为了我们今天可以实用，而且确实可以实用。你读《三国演义》，你就可以用在政治斗争中。我们经常说某人很狡猾，看多了《三国演义》，成天在家看《三国演义》，就是因为《三国演义》太现实了，它和我们今天就是一模一样的。也许语言上面稍微有些区别，但是我们看了《三国演义》以后，我们就会发出感慨了：几千年的历史其实都是一样的，“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万古千秋都是不变的。　　所以我们没有一种“历史感”，就是感到历史是变化的。过去的人很幼稚，比如说《荷马史诗》里面的那些人物，在现在的西方看不到了，没有那样的人。虽然能够理解，但是在理解的时候就有一个前提——古人很幼稚。像阿喀琉斯的愤怒，他的朋友被敌人杀了，他一怒之下就加入了攻城的战斗。最近不是在放那个《特洛伊》的电影嘛，就是讲的这件事情。他们把它拍成了电影，他们像看历史一样看人类的童年时期，带着那样的兴趣去看它的。但是我们拍的《三国演义》你要是去看的话，你绝对不会说这是人类的童年时期，你觉得他比你还老，你要向他学习，你要学着点。曹操是怎么样的，袁绍又是怎么样的，谁谁谁失败是因为什么，你不学着点，你就会变得很幼稚。所以，中国有记载的历史虽然很完整，但是没有历史感。　　由于有这样一些区别，“历史和逻辑相一致”这一原则，在我们的心目中间，肯定就带上了我们中国式的理解，但是实际上它是西方来的东西。所以，我们必须进一步探讨历史和逻辑相一致的方法的原来的真实意义。那么我们首先当然要回到文本。历史和逻辑一致原则的正式提出来，是在恩格斯的一篇文章里面。恩格斯在《卡尔·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这篇文章里面（此文收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中，也有单行本，《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里面就收录了恩格斯的这篇文章，这是介绍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一篇文章），就谈到了政治经济学的方法，因为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就涉及到了政治经济学的方法。恩格斯讲了这样一段话：“历史常常是跳跃式地和曲折地前进的，如果必须处处跟随着它，那就势必会注意许多无关紧要的材料，而且也会常常打断思想进程。”就是说，历史本身是跳跃式地、曲折地前进的，这就是西方的历史观，在这里已经体现出来了。历史是跳跃式的，是前进的，是发展的，但又是曲折地发展的。它不一定是直线的发展的，而是弯弯曲曲的：但一定是发展的。而我们研究历史的人如果处处要跟随着它，跟随着历史的轨迹，那么就势必会注意那些无关紧要的材料，而且还会打断思想的进程。就是说我们对历史应该有一个思想的把握，历史是曲折的，但是我们的思想尽量地要从直线的方向看到未来。　　历史的眼光是直线的，它是对历史的复杂和曲折的超越和忽略。我站得高，底下那些弯弯曲曲的东西我就可以忽略了，大方向我就可以把握到了。就像我们在农村插秧的时候，老是插不直。生产队长就说，你不要老是想着直，这一根跟那一根，然后第三根，都要想成一条线那么直；相反，你插第一根以后，第二根要往左边偏一点，第三根再往右边偏一点，然后再左左右右不断地摇摆，中间的大方向就把握住了，你就可以插得笔直笔直的。所以农民有他这个经验，是经验之谈，当然不是方法论。我说队长你又没有打线，你怎么能够插得笔直的，他就告诉我这个诀窍。你越想它直，它越不能直。你就是要左偏一下，右偏一下。当你左偏的时候，你心里知道这是左偏了，然后下一个你就右偏一点。这样子你才能够把握你的方向，你不要只盯着眼前。哲学史也是这样的，你知道历史往左偏了，你不要以为它的方向就是往左了，偏离了它的本来的面目了，你要预计到它将会往右。历史都是这样的，我们今天也可以体会到，它总是左一下，右一下，一下偏到这方面，走到极端又会往回走。往回走它会有个度，它这个度就看你往左偏到哪个程度，它就会往右也偏到哪个程度。大致如此。所以，你不要因为它的左左右右的摇摆而打断你的思想的进程。我们说，改革开放二十多年了，步履艰难，步履艰难但是仍然在往前走，仍然在进步，虽然很缓慢，我们希望它走得快一点，但是它老是一会儿给人希望，一会儿给人失望。　　恩格斯接着又讲：“并且写经济史又不能撇开资产阶级社会的历史，这就会使工作漫无止境，因为一切准备工作都还没有做。”就是说，写经济学史，你不能撇开整个资产阶级社会的历史，经济学你不能老是只盯着经济学，它还有许多其他的方面，比如说政治方面，政治和经济是分不开的，还有社会、历史、文化、意识形态、国际关系，等等。你如果要跟随着这样一些具体的历史的细节去走的话，就会使你的工作漫无止境了。“一切准备工作都述没有做”，就是说，如果你以为只有把这些东西全部都掌握了才能写好经济学史，那就永远也写不好。你就陷到资料里面，总是觉得准备工作没有做好。所以，你要从这个角度来跟随历史的话，你就会发现，一切准备工作都没有做好。缺乏准备，缺乏材料，缺乏第一手资料。人家给了你一套资料，你说这个资料有待于核实。那你就核实去吧。也许有很多东西永远都核实不了了。历史嘛，已经过去了。　　恩格斯下面讲：“因此，逻辑的方式是唯一适用的方式。”就是说，你必须超越历史，你要用自己的逻辑，用自己的判断，用自己的推理，推断历史的下一个目标在什么地方。下一个目标肯定在遥远的地方，在岸上有一个遥远的目标，你以它为准，你才能掌握历史的大方向。恩格斯又说：“但是实际上这种方式无非是历史的研究方式，不过摆脱了历史的形式以及起扰乱作用的偶然性而已。”什么是逻辑的方式呢？一般就认为我进行逻辑推理，形式逻辑推理，或者是辩证逻辑推理，黑格尔就认为，只有逻辑方式，才是适合的。那么这个逻辑的方式，是不是就是一种抽象的东西或者是绝对精神的思想的进程呢？恩格斯在这里讲，实际上这种方式“无非是历史的研究方式”。前面是讲历史的研究方式不行，只有逻辑方式才行。但是这种逻辑方式实际上无非是历史的研究方式，它就是历史的研究方式。但是有个限定，就是“摆脱了历史的形式以及起扰乱作用的偶然性”。是这样一种历史的研究方式。这跟前面讲的那种历史的研究方式就不一样了。　　恩格斯继续说：“思想进程不过是历史进程在抽象的理论上一贯的形式上的反映”逻辑的方式就是思想进程了，我积累了那么多的资料，现在我不看资料了，我动用自己的思想。你老陷入在资料里面，资料掌握得虽然不充分，但是对于思想来说已经够了，在这个时候你就要动用思想。“思想进程不过是历史进程在抽象的理论上一贯的形式上的反映”，你去掉它的历史的形式，而赋予它一贯的理论形式，这就是逻辑，这就是逻辑的研究方式。你把它“一贯”起来，在历史中有很多东西是杂乱无章的，它不一贯，不连贯，你就必须撇开那些偶然性的东西，抓住那些本质性的东西，抓住大方向，忽略那些个别的、偏离轨道的现象。历史的偶然性当然是无穷无尽的，你要跟随它，那你就在里面钻不出来了。你必须抓主要的东西，你要能够看出什么是主要的，这就要一种逻辑。你能够判断什么是主要的，那你就要通过运用逻辑、运用思想来整理这些历史材料才能够获得。　　恩格斯说：“这种反映，是经过修正的，然而是按照现实的历史过程本身的规律修正的，这时，每一个要素可以在它完全成熟而具有典范形式的发展点上加以考察。”就是说，逻辑的研究方式也是对历史过程的一种反映，它就是一种历史的研究方式，但是是经过修正的。一般历史的研究方式是原原本本的，所谓“原汁原味”，没有经过修正、原生态，用黑格尔的话来说，它是“原始的历史”，未经反思的历史。那么要经过反思，就要经过修正。但是你不能瞎修正，不能凭主观想象，这个应该是这样，那个应该是那样。你必须按照现实历史过程本身的规律。那么按照历史本身是不是就陷入到偶然性里面去了呢？也不是。你是按照它的规律，而不是偶然事件。历史过程本身有规律，这个规律只有通过逻辑才能发现，必须运用思考能力，要动脑筋。原始的历史学一般是不动脑筋的，有什么就录什么。但是真正的历史学应该动脑筋，要运用逻辑，要修正历史过程本身。按照什么修正？按照它本身的规律来修正。只有经过这种修正，他说，“每一个要素可以在它完全成熟而具有典范形式的发展点上加以考察”。历史中的每一个要素，只有经过修正以后，才可以把它纳入到一种成熟的、具有典型性的发展点上面来加以考察，这样我们就有了历史的“线索”。在历史中有大量的偶然事实，但是我善于从里面提取那些具有典范形式的最典型的例子。我善于抓典型，在历史的偶然性里面，我善于把典型抓出来，把具有代表性意义的事件抓出来。其他的那些事件有很多是不具有代表性意义的，有很多是只有通过这种具有代表性意义的例子才能得到说明的，有很多例子常常是附带而来的。你把典型的意义抓住了，用来解释那些偶然的例子，那就顺理成章了。你如果只把那些偶然的、不具代表性的例子抓住，那就很有可能完全歪了历史。1958年大跃进的时候，普遍地饿死人了，但是你如果派人去调查，你知道哪个地方没有饿死人，你连忙跑到那个地方去调查一番，你说，没有饿死人呐。这具有典型性吗？这不具有典型性。你的政策的失误，典型的意义，那就是导致了三年的大饥荒。所以，从历史的眼光来看，你必须能够抓住一些本质性的东西，这就表现为历史事件的典型性。你用邀样的典型，就可以把最多的事实统一起来，少部分的那些统一不起来的，可以把它作为偶然的东西，还可以找出它为什么偶然的特殊条件来，历史的主流就现实地显示在历史学家的眼睛底下了。在这样一个发展点上加以考察，它要向哪方面发展？在这个点上，它不是一个静止的点，它是有方向的，可以看出它发展的方向，这就叫发展点。这就是典型所具有的意义。每一个典型都是一个发展点。它是一个点，但是它指示了一个发展方向。它指示了什么方向？你就要动脑筋，把你所掌握的尽可能多的所有的资料前前后后都统统想一遍，把它们连贯起来，看能不能从里面找出规律。　　刚才读的是恩格斯在《卡尔·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这篇文章里面的几段话。现在我们来把它进行一番解读。在这一段文章里面，我们可以看出，恩格斯提出了两种不同意义上的历史。

图书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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