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洛斯河上的磨坊

作者简介

本书是乔治·艾略特的经典之作，讲述弗洛斯河旁圣奥格镇上磨坊主杜利弗因欠债而发生诉讼纠纷，败诉破产后其子女汤姆和玛吉的生活发生了重大的变化。经过几年的努力，聪明而勤奋的汤姆终于攒够了钱还清债务并买回了磨坊，但玛吉的爱情却因汤姆的反对而频遭挫折。当两人在危难之中和解时，凶猛的洪水却最终将兄妹俩吞没，但他们深深的手足之情却不能不让人感动。

书籍目录

译本序夏天的故事月光巷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一个女人一生中的二十四小时里昂的婚礼被遗忘的梦灼人的秘密象棋的故事斯蒂芬·茨威格年表

编辑推荐

　　一个陌生的女人，在她生命的最后时刻，写下一封长信，向一位著名的作家袒露了自己一生的爱慕之情。这部小说以精细的心理描述和对绝望爱情的准确表达，成为世界爱情小说经典。　　其他篇目包括《一个女人一生中的二十四小时》、《象棋的故事》、《被遗忘的梦》等。

前言

　　1881年，斯蒂芬·茨威格出生于奥匈帝国的首都维也纳。父亲莫里茨·茨威格是摩拉维亚的犹太人，三十岁时在波希米亚开办了一家织布厂。随着事业的发展，莫里茨五十岁时，“纵然用国际标准来衡量，也可称得上是一位巨富了”。经济上的优越条件使茨威格度过了一个幸福的童年，也使他受到了良好的教育，培养了他对文学艺术的浓厚兴趣。　　世纪交替时期的维也纳不仅是奥匈帝国的首善之区，也是欧洲的重要政治文化中心之一，如茨威格所称，“维也纳文化是西方文化的综合。”E．马赫的经验批判主义哲学，弗·布伦塔诺的意向本质学说（他的弟子埃·胡塞尔的精神现象学即源于此），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古·马勒、施特劳斯在音乐上取得了世界性声誉，造型艺术的分离派对欧洲产生了很大影响，文学上则是“青年维也纳”的崛起，这一切使文化古城维也纳发出新的光彩，标志着一个新的世纪的到来。　　奥地利的历史学家把19世纪90年代中期作为奥地利20世纪的开始，随着一个新的世纪的到来，必将伴随着旧的艺术观念、审美情趣和价值标准的嬗变。“青年维也纳”正是文学领域里应运而生的一种新思潮的代表者，它在世纪之交的文坛上扮演了一个十分重要的角色。这是一个无形、但又实际存在的文学团体。著名的批评家赫尔曼·巴尔是它的发起者和代言人，阿·施尼茨勒、彼·阿尔滕伯格、胡戈·封·霍夫曼斯塔尔等人是它的重要成员。这群生于六七十年代的现代青年人追求的不再是父辈们钟爱和尊敬的一切，他们不再唯柏林和慕尼黑马首是瞻，而是要赋予奥地利文学一种新的面貌。用巴尔的话来说，“他们的目的很简单，就是这样一种愿望：给奥地利一种欧洲地位的文学。”　　茨威格的文学意识和艺术情趣就是在这种文化氛围和文学思潮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他走向了文学之路，并成功地迈出了最初的几步。在自传《昨日的世界》里他不无骄傲，也不无夸张地说，他在价值判断和文字表达能力上已超过了那些著名的评论家。1898年，十七岁的茨威格在杂志上发表了第一首诗，十九岁进人大学时他已有两百多首诗歌问世。　　十九岁的茨威格先是在维也纳大学攻读哲学，1902年转入柏林大学。他并不喜欢抽象的纯思维的哲学，他之所以选择它，是因为学这门课最容易混。对于茨威格来说，大学是一个上学而不上课的自由时代。在《昨日的世界》中他写道：“我在那里（指柏林大学）和维也纳一样，一个学期只到学校去两次，一次是为了听课注册，另一次是为了让教务人员在听课证书上签名盖章。我在柏林寻求的既不是讲座也不是教授，而是一种更彻底的自由。”他利用这种自由来从事他所热衷的文学活动。进人大学，他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中学时代发表的诗歌结集出版。1901年，他的第一本诗集《银弦集》出版，内收50余首诗歌。除了诗歌，他也开始写小说和评论。1902年，维也纳的《新自由报》刊出了他的第一篇小说《出游》，这是取材于《圣经》的一个短篇。他虽然小有名气，但当他意识到自己的功力不足时，欣然接受了诗人、作家戴默尔的忠告，去从事文学翻译，从外国作家那里汲取营养。他很快便在这一领域里取得了成就，1902年出版了《波德莱尔诗文集》，编选了《凡尔哈伦诗歌集》（1902）。还在大学时期，茨威格就专程去比利时拜访了他尊敬的这位比利时诗人，同他结下了终生的友谊。为了把被誉为欧洲的惠特曼的凡尔哈伦（1855—1916）介绍给读者，他不仅自己，而且争取到像戴默尔、黑塞这样的著名诗人翻译凡尔哈伦的诗歌。他还写了凡尔哈伦的传记，称他是自己的青年时代之星。此后，茨威格把介绍欧洲作家，也包括艺术家、思想家、科学家、政治家在内的工作看做是他的一项道德任务，担当起一个非常积极的中介者的角色。他自称是一个欧洲人，把欧洲当代的和历史的许多人物——主要是作家——都纳入他的笔下，写出了大量的著作和文章，如著名的作家传记《世界建筑师》。托马斯·曼在谈及茨威格的一篇文章中高度评价茨威格作为一个文化中介者的所作出的贡献时写道：“传播是他的心灵的事业，他把他生命的一半都用来去翻译，去宣传，去服务，去帮助。”　　1904年，茨威格大学毕业，以题为《希波利特·泰纳的哲学》的论文取得博士学位，从此开始了作为一个职业作家的生涯。在1904年到1914年这段时间，他相继发表了小说、诗歌、戏剧和翻译作品。他的第一部小说集《艾利卡·埃瓦尔德之恋》出版于1904年，内收四篇小说：《雪中》、《出游》、《艾利卡·埃瓦尔德之恋》和《生命的奇迹》。1906年，他的第二部诗集《早年的花环》问世。他的第一部诗剧《泰尔西特斯》发表于1907年，翌年在德累斯顿等地上演；另一部独幕剧《变化不定的喜剧演员》（1912）和悲剧《滨海之宅》（1911）也都先后上演。这期间他还发表了专著《艾米尔·凡尔哈伦》（1910）以及评论等。这些作品为茨威格在文坛上取得了立足之地，有些也得到了好评，但并没有引起多大的反响。从整体上看，它们还不够成熟，缺少自己的风格，只是为他此后的成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茨威格本人对此有清醒的认识，他在回顾青年时代的创作时，做了这样的苛评：“虽然我很早（几乎有点不大合适）就发表作品，但我心中有数，直到二十六岁，我还没有创作出真正的作品。”　　1911年，茨威格的第二本小说集《初次经历》出版了，这是他第一本引起反响的作品。作家和评论家弗里顿塔尔指出：“这个集子中的小说才使他开始成为一个小说家（Novelist）。”这本小说集有一个副标题：儿童国度里的四篇故事，收有《夜色朦胧》、《家庭女教师》、《灼人的秘密》和《夏天的故事》。这几篇小说用青春萌发期的儿童视角去观察为情欲所主宰的成人世界，作者以极其细腻的笔触描绘了儿童迷惘而又躁动不安的心态。《初次经历》确立了他在德语文学界的地位，表明了他正在形成自己的创作风格，展示了他在创作上的追求和独特的表现形式。去探索去描绘为情欲所驱使的人的精神世界，成为他此后作品的一个基调。他把这部小说集称为他“链条小说”最初的一部。弗里顿塔尔在谈及他的这几篇早期小说创作上的特点时指出：他怀着热情，带有精神医生进行治疗时的谨慎和谅解。这部小说的题材和表现方式表明了弗洛伊德心理学说对他的影响，虽然这仅仅还是开始。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这场剧烈的“地震”把他抛掷到一种与过去生活截然不同的生活中去了。在艺术上敏感而在政治上却显得迟钝的茨威格，处于动乱中心的奥地利，在战争爆发的前一年，还觉得世界“美丽而又合乎情理”。现在整个奥地利被一种歇斯底里的民族主义狂热所左右，整个欧洲陷入一场民族间的仇杀之中。战争才使他对时代开始较为密切地加以关注，他在1914年8月4日的日记中记下了如下的字句：“这是我整个生活中最可怕的一天。”虽然从战争的第一天起，茨威格就从内心作出决定，做一个欧洲人，但他在一段时间里却无法摆脱环境的影响，陷入迷惘和矛盾之中，并且还写了些赞扬所谓爱国主义的热情文章。1914年他自愿服役，在战争档案处和战争新闻本部工作。战争的残酷使他的心灵受到极大的震动，这促使他在1914年9月14日发表了那封语调低沉的和平主义的《致外国友人的信》。但是直到1916年初，如他在《昨日的世界》中所说的，他才成了一个反战主义者。　　这场战争改变了他的生活，使他的思想产生了变化，也为他的创作注入了新的内容。在战争之前，茨威格是一个超党派之上的文化人，他称自己是一个“令人愉悦的作家”；他不问政治，也很少关心现实问题，不仅在生活中如此，而且在他的作品之中也表现出来。他以前的作品，不论是小说、戏剧，还是诗歌，很少触及敏感的时代问题，很少表现出一种批判精神。现在面对这场史无前例的民族间的杀戮，作为一个有社会责任感的艺术家，他必然要表明自己的态度。1916年，还在战争期间，他创作了戏剧《耶利米》，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他是怀着对那个时代最强烈的对抗情绪写这部剧本的。这是取材《圣经·旧约》中的《耶利米书》而创作的一部诗剧，写先知耶利米预言犹太民族面临巨大灾难，但无人听信；在狂热的时刻，这位先知被当做是傻瓜和叛徒；在失败的时刻，他证明自己是一个能战胜失败的人，他把自己看做是主的一个卑微工具，“用我的肉体去反对战争，用我的生命去维护和平”。在这位先知的身上，我们看到了作者本人的影子。　　除了这部《耶利米》之外，茨威格还写了一些文章。如发表于1918年7月的《信奉失败主义》，以及1918年夏天创作的小说《桎梏》，在这些著作里他表明了对战争的憎恶和对和平的热爱。　　第一次世界大战于1918年以德奥的失败而结束。茨威格在这场战争中失去了某些东西，可他获得的更多。1926年，他在一篇题为《匆忙的镜中一瞥》的文章中作了这样一份总结：“失去了什么？留下了什么？失去的是：从前的悠闲自在，活泼愉快，创作的轻松惬意……以及一些身外的东西，如金钱和物质上的无忧无虑。留下来的是：一些珍贵的友谊，对世界的更好认识，那种对知识的炽烈的爱，还有一种新的坚强的勇气和充分的责任感在逝去多年的时光之后，突然间成长起来。是的，人们能以此重新开始了。”　　茨威格对世界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对生活有了更深层次的理解，增强了作为一个艺术家的责任感，热衷做人类心灵的猎者，因此，战后到1933年这段时间成为他创作上的鼎盛时期。他完成了由三本书组成的《世界建筑师》：《三大师》（巴尔扎克、狄更斯、陀思妥耶夫斯基）、《与魔的搏斗》（荷尔德林、克莱斯特、尼采）、《三位作家的生平》（卡萨诺瓦、司汤达、托尔斯泰）。在这些传记，或者说作家散论中，茨威格以多彩生动的文笔不仅为我们描绘了这些作家的生平，而且展示出这些大师栩栩如生的独特性格和复杂而幽暗的精神世界。1928年，他在《三位作家的生平》的导言中谈到了他创作《世界建筑师》的意图：“《与魔的搏斗》把荷尔德林、克莱斯特和尼采表现为被魔力驱动的悲剧气质的人的三种变化形态。这种气质既超越自身，也超越现实世界，抗拒着无限的东西。《三大师》则是把巴尔扎克、狄更斯和陀思妥耶夫斯基说成是叙事文学世界创造者的典型。他们在自己长篇小说的宇宙里建立起了与现有的真实并存的第二个真实。《三位作家的生平》既不同于第二本里把作家写进无限的事物中，也不同于第一本那样进入现实世界，而是完全退回到作家本身。这三位作家都无意识地认为，自己艺术最重要的任务不是去摹写宏观世界，不是去摹写丰富多彩的现实存在，而是把自我的微观世界发展成为一个世界。”这部《世界建筑师》使茨威格成为一个享有世界声誉的传记作家。弗里顿塔尔在评论这部书时指出，茨威格具有建筑师的眼光。　　除了这些作家的传记之外，他在这段时间还写了一些历史人物的传记：《约瑟夫-福煦》（1929）、《玛丽·安托瓦尼特》（1932）以及稍后创作的《鹿特丹人伊拉斯谟的胜利与悲哀》（1934）等。在这些传记里，茨威格一方面遵循自己所确定的写作原则：“精练、浓缩和准确”，另一方面，也许是更重要的，他关注和追求的不是历史进程的发展和规律性的东西。激起他兴趣的是一连串隐藏心灵秘密的事件，他要呈现给读者的是这些历史人物的艺术画像、精神肖像。他观察的不是人物的外观，而是要竭力进入他们的心灵世界，他看重的是围绕他们的也许是琐细但富有刺激性的偶然事件。他对历史人物的独特理解和独特的表现方法，为他在传记文学中赢得了一个独特的地位。　　罗曼·罗兰称茨威格是一个“灵魂的猎者”。如果说，在这些历史人物传记中，受历史人物本身和历史事件的左右，茨威格还不能充分发挥他灵魂猎者的本事，那么他在这一时期完成的小说，特别是在“链条小说”的第二本小说集《热带癫狂症患者》（1922）和第三本小说集《情感的迷惘》（1927）中，就淋漓尽致地施展了他的才能。这套“链条小说”的第一本《初次经历》是写人的儿童期，第二本是写人的成年期，第三本则多半是写人的老年期，它们构成了人一生的链条。《初次经历》写的是情欲，但不是儿童的情欲，而是通过青春萌发期儿童的眼睛来看被情欲所左右的成人世界，这个世界充满了“灼人的秘密”。第二本小说集收有《热带癫狂症患者》、《奇妙之夜》、《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芳心迷离》等，它们展示的是由情欲所控制的成年男女的心态，他（她）们在潜意识的驱使下犯下了所谓的“激情之罪”。第三本小说集包括《情感的迷惘》、《一个女人一生中的二十四小时》、《一颗心的沦亡》等六个短篇，它们的主人公都是历经沧桑的过来人，作者极为细腻地描绘了这些人物在遭遇情欲的驱逼或意外打击时心灵的震颤和意识的流动。用茨威格自己的话说，是带有精神分析印记的，探索个人的、与“激情的黑暗世界中的幽明”相联结的经历。毫无疑问，在二三十年代，他特别热衷心理分析是与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说的影响分不开的。除了托马斯·曼和赫尔曼·黑塞，茨威格是最早承认弗洛伊德学说的德语作家中的一个。谜一样的心理事物对他有一种令人不安的支配力量，如他在一篇前言中所说的，“它们激起我极力去追踪它们的联系，那些奇奇怪怪的人，仅他们在场就燃起一种去认识他们的愿望。”他甚至称，“他的固有成分一直是一种强烈的心理学上的好奇。”　　人的心灵和精神是一个幽暗的神秘世界，心理学家一直为揭示这个世界的秘密而不断探索。弗洛伊德在世纪交替时期所创建的精神分析学在这一领域里作出了划时代的贡献，并且很快形成为一种强大的思潮，影响遍及许多学术领域。以文学而论，弗洛伊德主义已成为现代派文学的源头之一。这位伟大的无所畏惧的心理学家为许多作家打开了进入这一隐秘世界的道路。茨威格在谈及此事时说道：“在我们总是试图进入人的心灵迷宫时，我们的路上就亮有他的智慧之灯。”　　茨威格是比弗洛伊德稍晚一些的同时代人，他们自1911年起就一直有着很好的友谊，他曾多次拜访这位勇敢的学者；1925年，他把《与魔的搏斗》一书献给这位他尊敬的精神病学家；1931年他出版的《通过精神进行治疗》一书中，其中一篇就是论述弗洛伊德的。无论是对弗洛伊德的人格，还是对他的学说，他都怀着赞扬和敬重。在谈到人品时他写道：“我们在他身上看到，这个时代又一次有了榜样，在地球上除了智者的自由和勇气之外，没有比这更高的了；我们不会忘记这个人的勇气，他发现了别人没有发现的知识，因为他们没有勇气去发现它，或者不敢说出来，不敢去承认。但是他有胆量，敢于一再地孤身一人去反对众人，敢于闯入从没有人踏进的领域，直至他生命的最后一天；在人类永远追求知识的战争中，他的这种精神上的勇敢为我们树立了一个榜样。”在论及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说的意义时，他满怀激情地写道：“西格蒙德·弗洛伊德使人更加清楚地认识了自己——这是一个人作出的了不起的事业——我是说更清楚，而不是更幸福，他向整个一代人深化了世界的图像，我是说深化而不是美化……科学的使命是教育人在我们这个坚硬的地球上走直路，走正确的路。弗洛伊德在这项绝对必要的工作上做了他堪称楷模的那一部分工作；在他的著作中，他的努力成为力量，他的严谨成为不可动摇的法则。弗洛伊德从来不为了安慰人而向他人指出一条快乐之路，一种进入人世或上天堂的遁逃，而永远只是一条进入自身之路，一条深入自身深处的危险之路。他的观点无所顾忌，他的思想方式一点不会使人的生活变得轻松。像凛冽犀利的北风一样，它侵入一片沉闷的氛围，吹散情感中大量的金黄色迷雾和玫瑰色浓云，于是一种进入精神的前景清晰地出现在澄明的地平线上。由于他的贡献，新的一代能用另一种目光，更自由、更清楚、更实在地看到一个新的时代。”在茨威格这段时期的小说创作中，特别是在这两部小说集中，明显可以看出弗洛伊德的影响，形象地表现了情欲的力量和无意识的驱动力。《热带癫狂症患者》中男主人公仅是由于瞬间的冲动而不惜最后以生命殉情；《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中一个十三岁的少女对一个好色之徒一见倾心，竞像妓女般地委身、最后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一个女人生命中的二十四小时》中的一个出身名门、逾不惑之年的孀居女人，竟然为了一个年轻赌徒的一双手神魂颠倒，最后以身相许，甚至想到与他远走天涯；《情感的迷惘》中一个享有声望的莎士比亚学者，是一个同性恋者，为情欲所逼竟偷偷出没在下流龌龊的场所。最后身败名裂。茨威格在这些作品中，细腻地表现了主宰人的激情—一隋欲，描绘了受无意识驱使的人的心态和意识的流程。正是由于在这些小说中明显可见的弗洛伊德的影响，当时有的批评家讥讽茨威格的小说是对弗洛伊德学说的庸俗化，这种说法失之偏颇。茨威格不是弗洛伊德学说的一个追随者，他绝不是在用小说图解这一学说，他想到的是用一种新的目光去窥视人的心灵世界，去塑造人物的形象。弗洛伊德本人在《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弑父者》（1928）一文中，给我们讲述了这样一件事：他看了茨威格的《一个女人一生中的二十四小时》，当着茨威格的面，用精神分析学说来解释这篇作品：小说建立在青春期的幻想上，这种幻想体现了孩子的希望：他的母亲应亲自使他懂得性生活，免得他受到手淫引起的伤害，赌博就是手淫的隐喻。茨威格对此表示激烈反对，弗洛伊德转述茨威格的话：“他向我保证，我对他所作的解释，跟他的知识和意图都是格格不入的，尽管作品叙述中采用的一些细节似乎有意为这个隐藏的秘密提供一条线索。”　　茨威格小说所具有的艺术魅力和所塑造的生动的人物形象，本身就驳斥了所谓是对弗洛伊德学说庸俗化的批评。但是不能不承认，弗洛伊德学说对他创作的影响和随之而来的一些弱点：这些描写情欲力量和无意识的驱动力的作品，一方面由于过多的、不厌其烦的内心描写而使作品显得臃肿、拖沓；茨威格本人也意识到这点，他在给高尔基的一封信中就说过：“我总是责怪自己心理描写太多。”另一方面，情欲和无意识的题材也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作品的社会性，而当他把视野转向现实生活时，他创作的一些作品，如《看不见的收藏》、《桎梏》、《日内瓦湖畔的插曲》、《旧书商门德尔》、《巧识新艺》等就有了更为强烈的批判力量和更为尖锐的现实意义。　　1933年希特勒的上台中断了茨威格创作生涯的鼎盛时期，他被抛进另一种生活。　　德国法西斯攫取了政权，可这对奥地利人茨威格却是又一次“地震”，一次更为强烈的“地震”，它很快就使他成为一个无国无家的流亡者。　　1916年，还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茨威格在莫扎特的故乡（萨尔茨堡）买了一幢房屋。他和他的一个崇拜者，已结婚并有了两个孩子的女作家弗里德利克·封·温德尼茨（1882—1971）自1916年结识并成为知己；他在她与前夫离婚之后，1920年和她结为伉俪。在1919年至1933年这段时间，他们在萨尔茨堡度过了一段安宁的幸福时光。纳粹在德国的上台，也打碎了身在萨尔茨堡的茨威格的生活。作为一个犹太作家，他被当做“一个颓废的堕落时代的代表”，他的书在德国被投入火堆，他的住宅被查抄，说是窝藏枪支。他决定出国旅行，1933年10月他离开故居，这竟然是一种诀别。在直到1938年3月奥地利被希特勒兼并这八年时光中，他一直过着漂泊不定的生活，在伦敦居住了一段时间，但大部分时间是在旅行中度过的，去美国、法国、巴西、阿根廷等地，而自奥地利被吞并之后，他就成了一个无国之人；他不得不时时申请；为许可证、签证而奔波，而劳力伤神，他感到人格受辱，心情沮丧。在《昨日的世界》里他哀叹道：“在最近十年里，结识一个可以使你缩短等候时间的领事馆小小的女官员要比和托斯卡尼尼或者罗曼·罗兰结下友谊更为重要。”在另一处他感伤地写道：“在我失去护照的那一天，我已经五十八岁了，我发现，一个人随着祖国的死亡，失去的要比那一片有限的国土多得多。”1939年9月，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了，此时茨威格已从伦敦移居到苏格兰的巴思。经过不少周折，他加入英国国籍的申请在1940年得到了批准，此后他大部分时间同妻子在美国和南美等地做讲演旅行，参加国际笔会举行的活动。在这段时期，尽管他没有参加流亡组织，进行反对德国法西斯的活动，但他利用一切机会，用自己的影响，用自己的财力去帮助、援救处境困难的流亡者。弗·韦尔弗在当时写道：“没有第二个作家像他那样慷慨和大方地帮助他的同仃。”1940年他在阿根廷时，阿根廷的外交部长要为他举行宴会，他感谢给予他的这种荣誉，但表示最好用给德国流亡者的签证来代替。他把减轻流亡者的痛苦，为他们尽自己的微力看做自己责无旁贷的义务。在此之前，他在从纽约发出的一封信中用这样的话来表明自己的心迹：“我的一半时间都用来为大洋彼岸办理宣誓书、许可证和筹措旅行费用，恐怕您想象不出这有多么困难，多么费力。我们这些逃脱了彼岸盖世太保的人把这当做首要的义务，其他一切相比而言是微不足道的。”　　在茨威格生命的最后八九年问，虽然他过着一种犹如飘蓬般的流亡生活，可他依然勤奋地写作。希特勒的暴政和发动的残酷的战争使他失去了家园，失去了祖国，使他的种族陷入灭绝境地，这必然为他的创作带来一种新的主题，新的思考，也必然要在他的著作中反映出来。最能表明他思想的是他在1934年发表的为尼德兰中世纪伟大的人文主义学者伊拉斯谟写的传记《鹿特丹人伊拉斯谟的胜利与悲哀》，以及1936年同样以中世纪的宗教改革为背景的传记《卡斯台里奥反对加尔文》。这两本传记有着共同的主旨，即崇尚宽容，反对狂热；推崇和谐，反对极端；尊崇良知，反对暴力。他选择了这两位中世纪宗教改革中的历史人物，这表明他对他们思想上的认同和精神上的亲缘关系，是通过他们对他所面临的时代问题的一种表态，如有的评论家称，这是“一种遮掩起来的自我描述”。无论是《鹿特丹人伊拉斯谟的胜利与悲哀》还是《卡斯台里奥反对加尔文》，它们对人道主义和精神自由的颂扬，对思想统治和政治暴力的鞭笞都是有着现实意义的，他要把历史当做对现今时代的一种警告来加以理解。　　除了一些传记之外，《心灵的焦躁》（1936）是他这个时期的一部，也是他唯一一部完成了的长篇小说。它写了一个青年军官出于同情而搅入一个富有的瘫痪的犹太少女的感情生活，最终酿成了一场悲剧。小说运用大量的意识流手法细腻地展示了主人公的内心世界。《象棋的故事》是茨威格生前创作的最后一部，也是他最重要的一部中篇小说。作品虽然完全是虚构的，缺少生活的真实，但有着强烈的历史真实和心理真实。它表达了作者对法西斯暴政的憎恨以及精神对恐怖的胜利。像茨威格的大多数小说一样，这两部作品也分别在1946年和1960年被搬上了银幕。　　茨威格本人并没有等到他的《象棋的故事》的出版，同样也没有看到他的最后一部著作，他的自传《昨日的世界》的问世。他是一个格外焦急不耐的人，他不愿再经历、再熬过第二次世界战争。他相信曙光的必然到来，但不堪忍受黎明前的黑暗。这个“欢乐的悲观主义者，渴望死亡的乐观主义者”，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最沉重的日子里，没有完成他的两卷本的《巴尔扎克》和已着手写的《蒙田传》，匆忙地与第二任妻子一道辞世而去，留下那封悲怆感人的绝命书。　　茨威格的自杀激起了人们的同情和震惊，巴西为他举行了国葬，送葬的队伍中有巴西的高级官员、社会名流以及普通的市民。他被安葬在巴西国王彼德罗二世的陵墓之侧。在一部世界文学史上，难得有一个流亡异国的作家死时享有如此的殊荣。在洛杉矶为他举办的追悼会上，弗·韦尔弗发表了讲话，他说：“茨威格名满天下。他同很少的人享有举世瞩目的声誉，我知道没有任何人，像他那样获得广泛的和持久的成功，那样尽人皆知。”茨威格一生著有十二部传记，九部散文集，七部戏剧，六本小说集，两部长篇（一部未完成）以及一部题为《昨日的世界》的自传。这些作品确保了他在德语文学中的地位，也为他在世界文学中争得一席之地。多年来他一直成为人们所喜爱的作家，他的作品被译成近40种语言，在世界各地都拥有广泛的读者群。托马斯·曼在茨威格逝世十周年时写道：“他的文学荣耀直达地球上最后一个角落……也许自伊拉斯谟以来，没有一个作家像茨威格这样著名。”

内容概要

乔治·艾略特（1819—1880），原名玛丽·安·埃文斯，乔治·艾略特是其笔名，英国维多利亚时期杰出的女作家，与狄更斯和萨克雷齐名。开创了现代小说通常采用的心理分析创作方式。作品包括《弗洛斯河上的磨房》、《米德尔马契》、《织工马南》等。

章节摘录

　　夏天的故事　　去年夏天的八月，我是在卡德纳比亚度过的，那是科莫湖①畔的一个小地方，白色的别墅和幽暗的森林相互掩映，景色宜人。在热闹的春日，贝拉焦和梅纳焦的旅行者熙熙攘攘挤满了狭窄的湖滨，而卡德纳比亚这座小镇却仍旧宁静和安谧。在这几个星期，它沉浸在芳香弥漫、风和日丽之中。这家旅馆几乎是孤零零的：稀稀拉拉的几个客人，每人都对别人居然也选择这么个偏僻地方来消夏感到有点奇怪，而每天早晨竟发现别人还没有走，大家都对此惊讶不已。最使我感到惊奇的是一位高雅的、修养有素的年岁较大的先生。从外表看，他是介于得体的英国政治家和巴黎的好色之徒之间的一种类型。他并不从事任何水上运动来打发时间，而是整天若有所思地凝视着香烟在空中飘散，或者间或翻一翻书。下了两天雨，寂寞难当，外加他又随和热情，所以我们一认识马上就很亲密，年龄上的差别也就不成其为障碍了。论籍贯，他是利服尼亚人，先在法国，后来又在英国受的教育，从未有过职业，这些年来一直没有固定的住地，是高雅意义上的无家可归的人，像威金人和掠夺美女的海盗，积攒了世界各地的许多奇珍异宝。他对各种艺术都一鳞半爪地懂得一点，他对献身于艺术的鄙视远远超过了对艺术的爱好：他以千百个美好的小时欣赏艺术，却没有下过一个小时的苦功来搞搞创作。他的生活显得闲散，因为不受任何集体的约束，生活中由千百种宝贵的经历所积聚起来的财富，随着最后的一口气也就烟消云散，无影无踪了。　　一天黄昏，晚餐之后我们坐在旅馆门前，望着明亮的科莫湖在我们眼前渐渐变得朦胧起来，这时我向他谈起了前面这些想法。他笑着说：“也许您并非没有道理，虽然我不相信回忆。经历过的事情，在它离开我们的瞬间就结束了。再说诗吧，二十、五十、一百年之后不是同样也烟消云散了吗？但是今天我要告诉您一件事，我相信这是一篇很好的小说素材。您来！这事最好是边走边谈。”　　于是我们就沿着美丽的湖滨道漫步，古老的柏树和枝繁叶茂的栗树把它们的阴影投在小路上，树木的枝丫倒映在湖里，湖水不安地闪烁着。湖那边贝拉焦一片雪白，像飘浮的白云，已经下山的太阳给它染上了柔和的艳丽色彩。在那高高的、黝黯的山冈上，塞贝尼别墅的围墙顶上抹着金刚石般的落日余晖，熠熠闪光。天气有点闷热，但并不使人感到憋气；温暖的空气像女人温柔的胳膊，温存地偎依在树影身上，她的呼吸里充满看不见的鲜花的芳香。　　他开始说：“开头就得坦白。我去年就已经来过这里，来过卡德纳比亚了，是和现在同一时节，住在同一旅馆，这我一直没有告诉您。我对您说过，我这个人一向不愿意生活的重复，因此您对我今年又到这家旅馆来这件事一定会更加感到奇怪的吧。那就请您听我说！那次当然也和这次一样的寂寞。那位先生整天抓鱼，晚上又把鱼放掉，第二天早晨再抓，他来自米兰，去年也在这里。去年还有两位英国老太太，她们默默无闻的生活几乎引不起任何人的注意，此外还有一位漂亮的小伙子带了一位可爱而苍白的姑娘，我至今仍不相信她是他的妻子，因为他俩显得过分的亲昵。最后还有一家德国人，是典型的德国北方人，一位年纪大些的妇人，头发淡黄，骨骼突兀，动作笨拙而难看，她的眼睛像钢钎一样，显得咄咄逼人，她那张爱吵架的嘴像是用刀削过的，十分锋利。跟她一起的是她的一个妹妹，这绝不会认错，因为她们两人的面貌完全一样，只不过妹妹的面容要舒展些，松软的脸上布满了皱纹。姊妹两人成天在一起，可是从不交谈，时时刻刻都在织东西，在编织她们空虚的思想，像是无情的命运女神在编织这百无聊赖、狭隘短浅的世界。她俩中间坐着一位年轻姑娘，十六岁左右，是她们两个之中某一位的女儿。我不知道她的母亲是哪一位，她的脸颊尚未成熟，但已经呈现出些许女性的圆润。她并不算好看，体形太纤细，尚未成熟，此外穿着打扮当然也显得土气，但是她那茫然的神韵中却有着某种动人的东西。她的眸子很大，充满朦胧之光，但是她的眼睛总是困惑地躲开别人的视线，一阵眨巴就掩饰了眼睛的光芒。她也老是带着织活，但她两只手的动作却常常很缓慢，手指头不时停下来，静静地坐在那里，以一种梦幻般的、纹丝不动的目光凝视着湖面。不知为什么，我一见此景，似乎就有什么东西奇怪地把我攫住了。攫住我的难道是看到那位容貌凋谢的母亲和她青春焕发的女儿，看到身躯后面的影子而产生的庸俗的，却是不可避免的遐想，是想到每张脸庞上已经悄悄爬上了皱纹，笑声里默默显出了疲惫，梦境里已悄悄藏着失望而产生的伤感吗？还是在姑娘身上处处显露出来的那种狂热的、突发性的、毫无目的的憧憬，是她们生活中那绝无仅有的、奇妙的瞬间？这一瞬间她们的目光热切地注视着宇宙，因为她们还没有得到那独一无二的东西，还没有可以紧紧抓住的东西，可以终身依附其上，就像藻类依附于漂浮在水面的木头一样。观察着姑娘，望着她那梦幻般的、湿润的目光，看着她对每一只猫和狗所表现出来的狂热而激烈的爱抚的姿态，瞧着她千千这，干干那，但什么事也不能做到头的不安神情，我心里充满了难以言状的激动。再就是晚上她心绪不定地浏览旅馆图书室里的几本不怎么像样的书或者翻阅她自带的两本翻烂了的歌德和鲍姆巴赫的诗集的匆忙神态……您干吗笑呀！”　　我向他表示抱歉：“把歌德和鲍姆巴赫凑在一起了。”　　“噢，是这样！当然这是可笑的，但却又不可笑。您可以相信，年轻姑娘到这年龄，无论读的是好诗还是歪诗，是感情纯真的诗还是骗人的诗，她们都不在乎。对她们来说，诗只不过是解渴之杯罢了，她们根本不注意酒的本身，酒还没喝，她们的心就已经醉了。这位姑娘就是这种情景，她的憧憬已经装满了杯子，使她的眼睛也发出了光彩，指尖在桌上微颤，走起路来步履显得奇特、笨拙，但却又很轻快，带着一种飞跑和恐惧的风韵。看来她渴望同人说话，倾诉她充满胸中的一切。但是这里没有人，只有寂寞，只有毛线针左右碰击的单调声音，只有这两位妇人冷冰冰的、多疑的目光。一种无限同情之心在我身上油然而生。可是我又不能接近她，这是因为，首先，在女孩子此刻的心目中，一个上了年纪的人是没有吸引力的；其次，我讨厌跟全家结交，尤其讨厌跟上了年纪的家庭妇女结交，这就排除了我去接近这位姑娘的任何可能性。于是我就试着做了一件奇怪的事。我想：这位年轻姑娘还没有开始独立生活，阅历不深，大概是初次到意大利。在德国，意大利被看做是浪漫主义爱情之国，是那些罗密欧们之国，那里，背地里在谈情说爱、吊膀子，还有那些寒光闪闪的匕首、假面具、少女的伴娘和温存多情的书信。那是由于受了英国人莎士比亚的影响，其实莎翁自己从未到过意大利。她一定在做着风流艳梦，但又有谁懂得少女的梦呢？这些梦如飘浮的白云，毫无目的地在蔚蓝的苍穹里浮移。这些如云的梦，黄昏时分总是染上灼热的色彩，先是紫色，随后又燃成火红。她觉得，在这里任何事情都可能发生，都不会使她感到意外。于是我就决定给她虚构一个神秘莫测的情侣。　　“当天晚上我就写了一封缠绵的长信，既谦恭又尊敬，用了许多奇特的暗示，信没有签名。信里没有提什么要求，也没有做什么许诺，既热情奔放，又含蓄有度，一句话，像是从诗剧里抄来的一封浪漫主义情书。我知道，她因为心潮激荡，所以每天总是第一个去吃早饭，于是我就把这封信叠在餐巾里。到了第二天早晨，我从花园里对她进行观察：只见她猛吃一惊，大为诧异，她那苍白的脸颊上泛起了红晕，一直红到脖子。她困惑地环顾四周，全身震颤，以小偷似的动作把信藏了起来，随后就神情不安、激动烦躁地坐着，早点几乎连碰都没有碰就走了出去，走到外面那浓阴覆盖的、很少有人涉足的小路上揣摩这封神秘莫测的信去了……您想说什么？”　　刚才我下意识地做了一个动作，因此得解释一下。“我觉得这很冒失。您难道没有想过，她可能会去查问或者——这最简单——去问跑堂的，餐巾里怎么会有封信？或者她不会把信交给她妈妈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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