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村研究(2002年卷)
出版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年7月1日
ISBN:9787500439011
作者:徐勇编
页数:431 页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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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中师范大学农村问题研讨组编，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本卷是针对乡村自治等三农问题的专题讨论，这里挑出几篇介绍要点。为什么要搞乡村自治？1、民主化进程的尝试。2、90年代后期三农问题急迫，李昌平说“农民真苦，农村真危险”，农民自杀事件时有报道，国家搞不下去了。为什么在农村搞？农民天然分散，搞自治的“危险”小，就象经济改革总在安徽试点一样。以前在城市工厂里也搞过，89以后就不敢搞了。1、乡村自治的历史与实践历史回顾 封建社会早期无自治？甚可疑。名义上汉县以下有乡亭里，皆有吏，民有什伍。其实中央任命的朝廷命官只到县令。县的长官经常调换，实际的政务都依赖下层胥吏。乡绅地主肯定也主持着很大部分乡村政务。民国时提出了乡镇自治的想法并在部分地区实行，如阎锡山梁漱溟在山西的尝试，但由于内忧外患，并没有在全中国有效实行。共产党执政以后，通过土改，斗地主富农等方法，铲除了乡村自治的根基。然后通过普遍设立党组织，将全国人民牢牢控制在从上至下的行政组织中，人民的一切生活都在党的监视指导之下，这就是所谓的“全能主义政府”。集权主义在文革中达到极致。 邓小平执政后，乡村自治重新提上议程。80年代，村一级政府开始直接选举，虽然选举结果肯定受到共产党的控制，毕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地方政治民主进程。90年代，乡镇政府机构经历了持续的膨胀，各部委都在乡镇派驻直接机构，所谓“七站八所”，给乡镇财政造成很大压力。目前政府结构分为中央—省—地级市—县—片（管理区、办事处）—镇(乡)—村(非行政单位)等级别，效率低下。当今村民自治实践中出现的问题 村民自治是上级施舍而非自发产生的，因此先天不足。村民委员会的身份模糊，到底是行政机构还是群众组织？国家不承认是前者，但如果是后者的话，不具备强制力和法人代表资格，村委没有固定的经济来源。村缺乏足够的自治资源和自治项目，乡镇自治比村自治更合理。上级摊派，税收，计划生育，达标项目等极大压缩基层自治体的自主空间，贫困地区无财力自治。由于经济状况依赖外部市场，人才外流，村内民主的小环境敌不过大环境。由于经济发展与民主选举并无直接关系，故村民参与民主的积极性不高，“选谁都一样”。村民自治的障碍并非村民素质，而是缺乏利益驱动，如果能投票对国家政策发生影响，村民积极性肯定会更高。村自治的管理人员缺乏专业知识，容易胥吏化，对实现政治现代化不利。自治未必民主，基层组织往往政企不分或党政不分，自治有可能走向专制化（村匪恶霸），企业化（禹作敏现象）。农民缺乏在共同利益基础上的政治团体或民间组织，因而不能与政府达成平等的契约。实践表明，“农村包围城市”的旧模式在民主化进程中并不适用。笔者建议将村长等职务纳入公务员体系，依靠国家的力量帮助乡村建立自治体系。2、乡村财政 中西部地区实行分税制以后，特别是加上县一级国有企业纷纷破产，中西部地区乡镇财政税源枯竭，乡镇村政府实际上成了县一级政府收税机构，大多数处于负债和不作为的瘫痪状态。 乡镇村财政状况。主要收入为农业及乡镇企业税款、提留款、部分公有土地和房产的出租收益。中西部乡镇企业不发达，主要靠农业，税源极为有限；提留款虽然国家明文规定不得超过农民总收入5%，但实际上乡镇为了收支平衡，实际收取额远不止于此，成为乡镇收入主要来源。支出包括。上级摊派的报刊费用；乡镇干部工资、办公费用等刚性支出；民办教师工资。国家法律要求保证九年义务教育，但费用主要由地方筹集，国家拨款非常之吝啬，结果教师工资成了地方财政极大负担，约占总支出60%左右。约从2002左右起，地方财政无法负担这部分支出，要么拖欠教师工资，要么将其转嫁到学生头上。结果农民不堪重负，辍学现象严重，大部分农户能咬牙供一个孩子读初中，少部分只能读小学；上级达标和检查等政绩工程费用、接待费支出很大，浪费严重。为响应政府号召也是为了政绩，各地纷纷胡乱上马各种项目，绝大多数都以破产负债告终。如某年光农业部宣布废止的达标项目就达43项，相关报道大家也应该见得很多了；修路打井供水等公益事业支出。由于提留款收不到，刚性支出都不能保证，公益事业只好不作为，而且负债累累。村财政也基本不作为，但负债情况较乡镇轻，因为村干部与农民较接近，没有能力办的事就不办。 农民经济状况。《中国农民调查》很多人都看过，对其中农民负担之重都感到惊讶，为什么会到如此境地？农民负担中农业税并非主要负担，“农民从来不反对交天经地义的皇粮国库，农民反对的是乱摊派”——老爸语录。为何负担不起上级摊派？其一是上级摊派过多，其二也是最根本的问题在于农业投入大收益小，即使前两年开始取消了农业税，农业的复苏转型和现代化还遥遥无期。中国农业落后有其历史性原因。共产党采用“发展主义”道路，在损害农业和农民的基础上，全力追赶资本主义国家工业，导致农业长期滞后。本来应该由工业发展后反哺农业，但实际上由于国有企业不景气等原因未能实现。提高农产品价格并不能使农业良性发展。因为跟国际接轨以后，中国农产品价格比国际平均水平要高，并没有提价空间。最根本的办法是提高农业效益，这需要国家扶持和投入。 东部地区乡村财政情况较好，但也存在结构不合理，可持续发展潜力有限等缺点。3、信阳事件——一位前信阳地区老干部的亲身经历 信阳事件是指59-61年间河南信阳地区饿死人的事件。国家的公开说法是三年自然灾害导致的，但已有大量资料表明并非如此。 背景：反右，大跃进，号召跑步进入共产主义。毛泽东说“还是人民公社好”，中国第一个人民公社在信阳地区成立，全区开始大放卫星。某县宣布进入共产主义，粮食亩产普遍达到几千斤，中央大为震惊，信阳地区受到高度嘉奖。自然条件：原信阳地区跨淮河，水网密部，南部由大别山与湖北（就是我的家乡广水市）接壤，多丘陵，北部为现驻马店部分地区，平原。59年前三年丰收，59年遇到稍严重旱涝，但当年粮食产量仍有30亿斤，地区粮食库存仍有5.5亿斤，只要地方政府稍有应对，绝不会出现饿死人现象。 但由于谎报粮食产量，地区下达了收缴75亿斤粮食的任务!结果只收了16亿斤左右就收不动了。地委不顾部分干部的实事求是的调查结果，认定是阶级敌人在捣乱，将部分说实话干部打成右派，并派干部下乡强行征收粮食，很多农民口粮种子粮也被收缴，结果59春开始全地区出现饥荒。此时政府官员在大是大非面前采取了隐瞒欺骗的方针，封锁车站、电话、邮件，禁止向上反映情况，禁止农民逃荒（我以前在某资料上看到，政府在火车站等地架设机枪，发现有流窜的当场打死）。结果到59年底，全地区大批农民饿死，某些严重地区过人口半数，曝尸遍野，无人掩埋，因为活人也奄奄一息，出现人吃人现象。笔者时任地委办公室秘书，因反映实际情况被批斗，父母及伯父母一家都饿死了。另外大跃进时所修的两处豆腐渣水坝倒塌，2000人死亡。大炼钢铁砸烂了每家每户的锅灶，砍伐了大量森林（我家乡也是如此，大炼钢铁前城郊都是大片森林，现在只有山里才有），炼出来都是废渣。 后来一些干部冒死向中央反映情况，实在捂不住了，中央派人调查，报告给中央的是饿死105万。笔者认为实际上更多，因为领救济粮是按人头领的，将死人报成活人就可以多领。除信阳重灾区外，河南省全省饿死几百万人，全国大概有几千万。刘少奇后来检讨说“三年自然灾害”其实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但除信阳地区外，从全国范围来看，实际上是“并无天灾，全是人祸”。 信阳事件和全国范围内的大跃进失败后，国家并没有转变思路，继续发动一场又一场运动，直至文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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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自治专题及河南信阳地区三年自然灾害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