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消费、新穷人》书评

彭昉:不以物喜？消费社会中的人、物及其意义

原文地址：http://hermes.hrc.ntu.edu.tw/csa/journal/52/journal_park399.htm清华大学社会学研究所©版权所有转自台湾《文化研究月报》(台湾译作“工作、消费与新贫”，此文中未作改动）零、前言我家的旧书房至今仍放着一个塑料收纳箱子，上面贴着一张纸，用彩色笔涂写着「百宝箱」三个大字，还画出了一道道向外辐射的光芒。大概是十岁的字迹。我仍然记得那天母亲带着那口大箱子回来，要我把「自己的东西」都收进去。现在想来多半是为了看不惯我那个永远看不到地板、人必须在书和玩具上踩过去才能进入的房间。说实在话一口箱子装不了那么多杂物，何况我连衣服都丢在地上。于是，我把一个十岁儿童所拥有的身外物择其要者排列进了那个箱子，并且沾沾自喜地看自己挑出来的宝贝。里面有忘了在哪里的陶笛、野柳的贝壳乌龟（少了一只眼睛）、太鲁阁路边卖的大理石球和各种玩具。可能还有一只天蓝色的乳牛娃娃。我一边收着，一边沾沾自喜。那个下午，我好像多出了一个身份的证明，我拥有那口箱子像是旧约时代的以色列人拥有牛羊骆驼。收到最后，我从作业簿里撕下一张白纸，上面写上「百宝箱」三个大字。年岁渐长，有次在博物馆看到文艺复兴时期的中产阶级肖像画，一旁的解说员指着肖像画上的静物说，当时人会在肖像画里面安置书还彰显自己的学识、画面里的桌上可能放钱表达自己的财富等等。画面中除了主人公之外，往往还会加上各式各样的对象，来表达主人公的个人特质。于是我才知道并不只有十岁的我会使这一招。年岁又渐长，青春期的我开始买球鞋，高中的我开始自己挑衣服、大学时的我准备存钱买台够屌的脚踏车好在椰林大道上放手骑、开始在公馆的路边挑捡项链和手炼。有段时间极度迷恋细致简约，后来又希望自己阳刚一点，开始四下搜寻上面有金属扣子的皮环。那时读朱天文写的《世纪末的华丽》，于是益发的理直气壮。然而，在这个人人以消费满足自身爱欲、以充斥周身的物来反射自己存有的消费社会之中，诸多的物是在怎要的历史条件之下、以怎样的方式结构起来的？而这些物品的配置，又怎样反过来影响个人与其社会生活？而在这样的过程之中，物又展示了何种意义？一、「消费者社会」的诞生，及其与「生产者社会」的区别我们现在身处消费者社会。这个论句乍看之下十分符合直觉，但仍须在清晰的表述之下方能显示出其说服力，及消费社会与个人的关系。「消费者社会」并不只意味着消费行为存在，或这个社会中的人都在消费。若是消费社会的意涵仅限于此，我们所定义的消费社会将会长达（至少）数百年，并失去观照当代社会的效力。Zygmunt Bauman在《工作、消费与新贫》之中，界定了「消费者社会」的意涵：我们的社会是个「消费者社会」，其意义就如我们前人的社会是个「生产者社会」一样深刻而根本，纵使有人类以来就有生产，而且会继续生产直到人类灭绝。称呼旧型的现代社会为「生产者社会」，理由在于该社会的成员主要是担任生产者；该社会塑造其成员的方式，受到扮演这种角色的需要所左右，而社会要求其成员所遵守的规范，则是扮演该角色的能力和意愿。在当前这种晚期现代、第二现代，或是后现代阶段里，社会主要是需要其成员具有扮演消费者的能力。当今社会塑造其成员的方式，最主要乃是由扮演消费者角色的需求所主宰，而我们社会所标举的规范，乃是成员必须有能力及意愿来扮演消费者1。在Bauman的理解之中，「消费社会」不只意味着消费行为的出现、或是其次数、频率或涵盖的范围。它不只意味着消费活动频繁地出现在个人的日常生活之中，也不只是用来描述商品化的范围日渐广大，而是更深刻地指出了在现代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中，社会规范的内容，如何地由工作伦理转向消费伦理；一个人的社会认同如何地曾经以其生产力与工作的勤奋建构，而今又以其消费能力（无论是能以购买的经济能力或是能以鉴别、使用商品的品味）为代表。资本主义是现代社会的重要标志，这一点应可为众多论者所接受。而在资本主义发展的脉络下，Bauman将现代社会发展至今的历史分成两个阶段。前一个阶段可称为「生产者社会」，在这个阶段之中，人是在新时代工作伦理的教化之下理解自己，自我认知为一个必须出卖劳动力换取日常生活所需的存有。这是为了在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之中，创造一批「必须」且「愿意」出卖自己劳动力的工人，以供资本吸吮，创造利润。在这个时期之中，工匠精神（前工业时期的工作伦理）已被资本主义生产体制破坏，因此社会上的「有识之士」如弥尔（John Stuart Mill）或边沁（Jemery Bentham）致力于提倡新的工作伦理。Bauman直言，这一套「伦理」的内容是一项戒律，戒律的内容是：即使你不知道工作能够带来什么你尚未拥有的东西，或是你不需要的东西，你也应该继续工作。工作乃是良善，不工作乃是邪恶。而这条戒律又是建立在以下的前提下：首先，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第二，满足自己已经拥有的事物，因而安于拥有较少而非更多乃是错误的。此外，社会上的两个心照不宣的条件，则容许了这个戒律对人的驱策。首先，劳动力是可以贩卖的；其次，唯有可换取工资的劳动才具有工作伦理所称扬的价值2。然而，资本主义生产体制解放出了庞大的生产力，终究必须经由产品被消费的形式获得兑现；在工业组织生产中创造的巨大相对剩余价值必须附着在商品中，在马克斯所谓[G—W—G]过程的第二阶段中转换成货币，亦即可积累的资本。于是，在工作伦理驯化出顺服的工人之后，资本主义转而需要的是数量庞大、无节制的消费者。于是，Bauman观察到，在次一阶段的现代社会之中，主导个人社会生活的支配性概念已经由工作伦理转向消费美学。工作伦理将每个人变成同样形象的螺丝钉，其最重要的例证便是全景敞视机构之中完全的监视，及被随而来的规格化的身体与动作；然而，正好与之相反的是，消费美学诉求的是永远求新求变（不然哪有下一次的消费！）的内在驱力，及永不止息的欲望。故事开始于前工业时期个人镶嵌在社会连带中的自我认同，随着工业社会的来临而崩解——这个认同的缺口在现代社会的前期曾由工作来满足。然而，到了后来，稳定、耐久而连续、具有逻辑一致性、并且结构紧密的工作生涯也消失了。变化多端的劳动力市场使得个人的生命史也波涛汹涌，一早决定好、一生信奉的认同在这样的生命历程之中变得不合时宜。新的认同结构应该是一个开放的选项，可以随着人生际遇的变化而随时抽换调整。于是，指向快速更易的消费美学，取代了工作伦理，支配着当代人的认同模式。个人的自我认同不再如同前一个阶段的社会中，固着在自己孜孜矻矻的工作上，不再展现在固定、规律的劳动之中，相反地，自我认同在消费中展现。文化风尚爆炸般进入公众的浮华世界，但也会比赢得公众注意的速度，更快沦为过时，变得滑稽而老气。因此，最好让每个当下的认同，都成为暂时性的，只能轻轻拥抱，以确保双臂一旦再度敞开，拥抱新的、更灿烂的，或只是尚未尝试过的替代品时，旧有的能够滑落。或许，比较合适的说法是自我认同是多重的：大部分人的生命旅程很可能布满了抛弃和失落的认同。在这种形式的认同下，个人以一种瞬息多变的美学姿态，经由消费理解、评价自己。Bauman进一步说明，「美学」意味着对崇高（sublime）经验的奖赏3。经验是稍纵即逝的，因此，尽其所能地捕捉每一个经验的机会，尝试各种不同的可能性，成为了消费美学的主旨。于是，在这样的内在驱力之下，消费者迎向一个又一个消费的机会。在《工作、消费与新贫》之中，Bauman对「消费者社会」的界说可以说是丰富而立体的。在这个社会里，消费不只是作为一种显著的行为或现象——一方面，消费是个人追求自我认同的途径；另一方面，它是组织起社会规范的核心概念。「消费者社会」并不只意味着消费行为的普遍，更意味着其必然性及永无止境的性质。二、人与物的复杂关系：人与物、系列、风格与品味１.理论视野消费社会的诞生，致使我们生活在一个被物包围的世界里面。然而，在《工作、消费与新贫》之中，Bauman并没有进一步地论证人与物之间的关系是如何建立的、亦没有说明这些被消费的商品是如何地被组织起来，构成了人的生存环境。Bauman在资本主义发展的脉络下，厘清了现代社会发展的不同历史环节，并且分析了物在人的周遭大量出现的历史社会条件；然而，对于在此历史、社会条件下人与物如何被紧密地组织在一起，及其意义为何，Bauman却没有作进一步的处理——在《工作、消费与新贫》的后半，他的笔锋转向在消费社会之中的新保守主义与福利国家之战，论证了在以消费美学做为个人认同的基础后，「选择的自由」如何地变成了新保守主义者犀利的修辞工具，因此损害了福利国家提供个人基本生存保障的权限。然而，有更多当代的理论家们，并没有对「消费社会」及其中「人与物的关系」等问题松手。他们从不同的角度，处理了以下几个当代社会中重要的课题：第一、人与物的关系；第二、物品如何被组织成系列；第三、物的系列如何展现风格，风格对人又具有何种意义。这些理论作者来自不同的国家，也拥有不同的理论背景，但都对现代社会中物所扮演的角色提出了批判性的分析。他们是：Mihaly Csikszentmihalyi与Eugene Rochberg-Halton、Jean Baudrillard、Alfred Gell及Pierre Bourdieu。Mihaly Csikszentmihalyi与Eugene Rochberg-Halton的The Meaning of Things结合了心理学的理论基础，及社会学式的分析工具，处理了当代社会中人们如何看待自己周身的物品，而对周遭的物品又如何表征了其自身。Jean Baudrillard的《物体系》，则是力图拆解出当代社会之中物的体系所具有的意义。为了考察物在当代社会的意义，Baudrillard对其存在做出以下的区分：物的客观本义（denotation）系统和引申意义（connotation）系统，为物的两种不同的存在层次。前者意味着技术性、物质结构的特征及伴随而来的实用意义，后者则意味着物被人的心理能量投注的可能，以及被商品化、个人化及进入文化体系的可能。沿着这两层不同的意义结构，Baudrillard对当代社会中物所表征的意义系统进行了大规模的检视和反省，以试图为当代社会描绘出一个经由物反射的画像。与前述的作者不同，Alfred Gell从另一个不同的起点出发，却对我们理解当代社会中物、艺术品与风格的方式提出了有利的建议。作为一位实证论人类学者，他的首要使命在于「建立一个关于艺术的人类学分析」。在此前提之下，Art and Agency处理了艺术品的社会关系，建立起人类学式地分析艺术品的基本模型。进一步地，他在现象学的基础上对当代的艺术史提出了建议，最终建构了一个理解艺术品、物的系列及风格为何物的参照框架。而Pierre Bourdieu，则以其最著名的作品Distinction，对人与物的关系、物品的消费及其系列、风格与品味提出了全面观照的宏伟社会学批判。他在马克斯主义阶级分析的传统下，经过方法论的反思，重新诠释了阶级的意义，从人与物的关系描绘出了当代社会作为一个阶级社会的意义。他提出了habitus的概念，呈显出众多的物如何为人所选择，进而又包围在人的周遭，形塑、规范了个人选择的可能性，使得阶级被复制。由此，可以建立一个理解人周遭的物及其作用、意义的理论。２.人与物的关系及其意义人为什么那么迷恋物？为什么要不但地消费、让更多的物充斥在自己的周身？对于这个问题，Bauman不仅提出了他的答案，更把这个答案跟整个时代中特殊的社会规范、个人认同的结构关连起来，呈显出「不断地消费」在当代社会中对社会与个人具有怎样的意义。然而，对于人和物之间更深刻的关连，Mihaly Csikszentmihalyi与Eugene Rochberg-Halton的The Meaning of Things作出了更分析性的处理。作为讨论的起点，作者在本书的伊始界定了贯串全书的两个主要的讨论课题──人与物。基于一个有别于笛卡儿传统的观点，他将人理解为一个心智活动的模式。更精确地说，人的自觉（self-awareness）不是在（笛卡儿式的）意会外在事物的过程中呈显的，而是在投注心智能量的过程中获得确立──在这个辩难之中，两种不同的人观开始浮现：笛卡儿将人视为理解、构筑外在世界的起点，而作者的观照角度则将人视为由其投注心理能量的目标/对象所表现。Csikszentmihalyi与Eugene Rochberg-Halton强调，人为了自身的确立与满足，必须将其心理能量投注到某个对象或活动上。而这个对象对他便具有特殊的意义，作为一种能指而指向某个特殊的意义、概念或对自我的理解。物作为一种能指，意味着在某人的眼中，无论在何时，在何人身上出现，它都能够唤起近似的意义。换言之，它是意义的载体。我所用的物品都具有其负载的信息，能够指向我这个人的自我。更进一步讲，它们成为了我的一部份，被刻上了属于我的痕迹：对别人而言，我所穿戴的物品、屋子的摆设、听的音乐表明了我的属性；对我自己而言，这些物品上成为了构成我这个人的许多情感、记忆的代表物。我跟这些物品已经不可分割，一旦分割则我的存在与自我感觉将不再完整。这种心理学式的分析基础其实指陈了一个跟Bauman的结论类似的说法：人的自我认同是建立在身边的物上面。只是，Bauman强调的是消费过程中的美学经验，而Csikszentmihalyi与Eugene Rochberg-Halton的论证则强调心理上对物的投注与依赖。在Baudrillard的脉络中，物则可藉以窥探当代的社会型态、文化状态、意义系统。在《物体系》的A、B两部分，Baudrillard设立了一组二分的框架，来考察物的引申意义。这两种考察的角度，分别是「功能性系统或客观论述」以及「非功能性系统及主观论述」。在前者之下，又从「摆设」及「气氛」两个面向处理这些物的引申意义的系统，在后者之下，则分为「古物」及「收藏」。例如，在摆设方面，他考察了传统布尔乔亚式的居住环境摆设，其个别组件之间自有法度的关系、（在餐厅中）以大餐橱及（在卧室里）大床为中心、其它家具环布散置的结构，表现了父权体制；而在当代，住宅内的各种组件则被化约为其功能、其座落方式指向效率、简约与机能性。而在气氛方面，他则指出颜色与材质在当代被整合进一个意义系统里面有梯度的元素。颜色的使用是否适当，在于其色调（而非色彩本身）的和谐，而非经由颜色所表征的个性。３.物的系列与风格厘清个别的物与人的关系之后，进一步的问题将是，诸多围绕在个人周遭的物，其相互之间具有怎样的关系？每次的消费是零散的个别行为，抑或是有意或无意造成的收藏序列？如果是后者，这些物是依循哪些逻辑被组织起来的？被组织起来之后，其风格又是如何产生、如何被选择？Baudrillard考察了「收藏」作为一个普遍行为，在个人生命历程中的发展史：它是儿童时期统治外在世界最初步的模式：摆设、分类、操弄。收藏时期的活跃期，似乎处于七到十二岁之间，前青春期和青春期之间的潜伏时期。青春发动期时，对收藏的爱好倾向于消退，虽然有时候会再接着出现。在此之后呢，通常是年逾不惑，人才会重拾这份激情。总之，我们可以到处看到，它和性欲他展状况间的关系4。Baudrillard所处理的收藏，看似无法解释青春期乃是壮年期个人对衣服、首饰或其它物品的消费；然而，他前面这段话所针对的收藏，乃是脱离实用意义及使用的脉络、只作为收藏品而存在的收藏品。若考虑实用性质的消费，事实上，我们可以看到的是，在青春发动期之后，物的系列仍然充斥在人的周遭；所变者乃是，它们不再是性冲动的代替品，而是各种与性欲、求偶相关的对象。如衣服、首饰甚至汽车。他们或指向作为一个美丽性对象的自己、或指向自身能力的证明。由此，延续着Baudrillard的脉络，我们可以这么理解：在青春发动期之后，随着性能力的成熟，意味着使物脱离实用脉络的收藏行为，被直接或间接指向性目的的实用消费所取代。而另一方面，Baudrillard所谈的「模范」则可以被用来理解一般消费品，尤其是衣饰或家具的风格。一个系列往往指向一个模范，除了这个模范之外，系列中的其它元素都是对此模范的模仿。由模范到系列，在技术品质和感官品质上都呈现逐渐减少的状态。而这些在材质、技术、感官特质上份量不等的递减，则标示了模范和系列间的差异。Alfred Gell则以现象学的角度来理解艺术品的系列性及风格。从现象学的角度来看，一个画家的作品集作为一个现象，个人所能对之观察到的每件个别作品，其实只是基于时间、空间或观察者个人的因素，以某个特殊的角度意向着这整个系列。而系列的本质，则是在这时间和空间的轴线之间，存在于个人意向性之外的分布的物（a distributed object）。基于这样的观点，Gell考察了物的系列，并对系列与风格的关系做出了说明。他以一系列土著艺术中的纹饰作为说明，提出了「最小差异原则」——形式与形式间有差异，但相近似的两形式间只有最小的改变——，认为风格其实是「形式间的关系（relations between relations of forms）」。在这个关系之下，系列中的物之间，遵循着最小差异原则而些微地改变其形式。风格对艺术品的限制，就是对同一主题在形式上变化的可能性的限制。由于在形式与形式间存在着被规范的差异，系列方才可以表现为一种连续性的风格。在这里，与Baudrillard所见不同的是，Gell认为系列中的差异是构成风格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同一风格下品质退化的结果。而到了Bourdieu的手中，「物的系列」这个概念获得了更完整的发展。他提出的habitus，除了具体化的物以外，亦包括各种抽象的艺术喜好、休闲活动；而单以具体的物而言，也含括了比前述作者手中更广大的范围。简言之，habitus是一种类似生态圈的概念，涵括着一个人生活之中各种的物品与实践。从他的食物、衣着、喜爱的戏剧种类、喜爱的画家到偏好的休闲活动，凡此种种共同组成了孕育这个个人的生态圈。一个人所处的habitus是被多重因素共同影响的。其中包括他的家庭背景、他承袭或获取的经济资本及文化资本、他的工作内容等等。这个结构在一开始似乎是被给定的，然而，个人会在这个结构之中形塑自己的品味，而品味又会影响他接下来的消费行为或休闲活动。于是，两种力量始终在同时运作着：一方面，被组织起来的物影响个人的品味和偏好，这是外在habitus的内化；另一方面，个人的品味和偏好又会影响他接下来对物或实践的选择，这是内在habitus的外化。Bourdieu将这样的结构称为Structuring structured structure，意味着它一方面是被结构的，一方面却又是在结构中/能够使人被结构的。在左派健将Bourdieu的理论体系中，这样的结构是阶级分化的基础及区辨阶级的判准。他反对以简单的「生产工具的持有」作为界定阶级的标准，而这是因为他不接受简化的经济决定论，而认为主宰人的社会活动的力量，可以来自于经济的、社会的或象征性的多重变因。因此，一个人的工作、他的吃穿用度、他的品味及其它环绕在他生活世界周遭的一切，才是他的阶级。４.从风格到品味的社会批判由此出发，Bourdieu开展了他在Distinction之中最重要的任务——如同本书的副标题所言，品味的社会批判。habitus不只是阶级划分的基础及判准，同时，它也是阶级分化及自我复制的重要机制。上层阶级透过自身表现于habitus之中的经济资本、文化资本优势，垄断了文化上的正当性地位；透过经济资本及文化资本的代间移转，上层阶级使自己的下一代身处于更近正当领域（legitimate area）的habitus之中，使他们的下一代「自然而然」地获得了更具社会地位的品味。「品味」在这里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法国的博物馆准备使用导览系统时，遭到了上层阶级的反对。他们认为，欣赏艺术品应该是由自然地、发自内心地欣赏，而非接受一套系统化、后天的训练。然而，Bourdieu却指出，资产阶级的小孩之所以能够欣赏博物馆中的艺术品，并不是他们「自然而发自内心地」具有欣赏的能力，而是因为他们拥有从小的训练与熏陶，家中的书、图录甚至艺术品，是他们生活的组成部分，不可分离地存在于他们的habitus之中。他直言：促成文化，使文化变成天性，一种培养出来的天性，具有一切「天赋」与「恩赐」的样态，却又是学习得来的——将促成这一切的社会条件悬置不论，这是「天纵英明」意识型态的先决条件，使他可以在中产阶级社会统治（sociodicy）中，赋予文化，特别是「爱好艺术」的行为，全然重要的地位5。在「天赋」或「恩赐」表象的背后，品味，亦即艺术鉴赏的能力其实是经过培养、训练而得来的。他们之所以看起来如同「天赋」或「恩赐」，是因为这些能力是靠长期的熟练、浸淫而获致的embodied knowladge。它之所以「学不来」，不是因为它「是天生的」，而是因为它的习得必须以一整个habitus为基础、历经长时间来获得。没有这些基础的工人阶级子女，如果不被教导如何理解这些艺术作品，那么社会上的象征资本（如艺术品）就会继续被少数人把持：艺术品会被认为是一种象征性资产（而不是经济性资产——虽然它也可能成为后者），是只有对一个有办法去占取它（或者换句话说，有能力去阐明它）的人而言才是如此。6经由象征性资本的垄断，上层阶级得以确保自身的地位、并使现有的阶级不断自我复制下去。对此，Bourdieu采取的策略是大声疾呼。他说：如果「天纵英明」的意识型态不视为一外表看起来无懈可击的方式，用来合理化继承人承接文化遗产的权利，而且不会与形式上的民主理念相冲突的话；如果在一个声称「民主地」给予所有人过去贵族时代遗物的社会中，该意识型态没有致力于确立中产阶级将艺术宝藏据为己有的权利、在象征作法上（也就是唯一合法的方式上）将之占取的权利，认定是天性所致的话——那么这个意识型态就不会那么牢固7。三、结语K. Polanyi说，理解自己所受到的限制，就是自由的开端。我们生活在物大量出现的社会里，若是人役于物，将会掉进Bourdieu所不愿见到的阶级牢笼之中，失去反抗的能力；但若没有这些东西，自我的认同将会没有依附之处。从Bauman对消费者社会的分析起，物与人就不断地上演着一种紧张的关系：接受以物做为自我认同的依据固然危险，但若是没有，我们也无法在当代社会之中立足。一凭着社会连带和工匠精神形塑自我认同的时代，如Bauman所言，已经过去了。在当代，人们能够作的，恐怕只有接受这就是一个消费社会，但始终警觉。于是才有反抗的可能。注释：1. 齐格蒙‧包曼（Zygmunt Bauman），王世宏译，2002，《工作、消费与新贫》，台北，巨流，p36。【回本文】2. Ibid,.pp1-2。【回本文】3. Ibid.,p44。【回本文】4. Jean Baudrillard，林志明译，2001，《物体系》，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p101。【回本文】5. Pierre Bourdieu, “outline of a Theory of Art Perception,” International Social Science Journal (1968) 2 (4) ; excerpted from pp589-612.中文版为Jeffrey C. Alexander & Steven Seidman主编、吴潜诚编校，1997，《文化与社会》，台北，立绪。中文本页码为pp268-269。【回本文】6. 同前，pp260-261。【回本文】7. 同前，pp272-273。【回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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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在年初的时候，《第一财经周刊》曾经做过一次“我是穷人”的调查，结果显示很多公司人都认为自己是穷人，不但没钱，同时也极度缺乏安全感，理所当然，我们把拥有物质财富的多少作为一个判断标准，这也是大多数情况下我们对穷人的定义。　　但现在，你有必要了解一个新的穷富判断标准。根据这个标准，在如今这个消费社会里，穷人不再单单指失业、没钱、缺乏各种保障的人，那些不爱消费，或者说一旦生活需求满足就终止消费行为的人，成了消费时代的新穷人。　　这个概念来自英国著名社会学家齐格蒙特·鲍曼的新书《工作、消费、新穷人》，或者你也可以把它理解成，一个源于消费时代的新视角。鲍曼认为，在消费社会里，正常的生活是消费者的生活，人们为了满足感官和某些体验而沉迷于消费。而消费社会的穷人就是那些无法达到上述所谓“正常生活”的人，也就是作为传统消费者的穷人。因为穷人去购买商品，不是因为商品处于热销中或者宣传深入，而仅仅是因为商品本身就是他们维持基本生活的急需用品。一旦满足自己需求，消费行为便会终止。　　简而言之，这是一个以花钱为行为特征的社会，不爱花钱的人就是一种新穷人。当然，首先的前提是你得有钱来花。可是接下去呢，一定也有很多明明有钱但就是不爱花的人，现在他们在这个消费社会里也得算作新穷人。　　事情一下子就变得好玩了。原来只要我们还不至于穷困潦倒—公司人当然都不在此列—只要我们愿意花钱，积极消费，我们就不是新时代的穷人。这真是一个宽容的好时代啊。我们花了钱，不但能换来许多物质享受，还能同时使自己远离令人沮丧的穷人阵营。而那些消费习惯保守的原本的有钱人呢，很抱歉，在这个消费社会里，占有很多生产资料还不如消费很多生产资料来得时髦呢。　　所以说到底，这又变成了一个消费观和生活方式的问题。　　消不消费得起是一回事，情不情愿消费是另一回事。我们为消费花费了多少脑细胞，又是感性消费，又是理性消费，又是感性结合理性消费，像有些身不由己的消费主义者，遇到按照鲍曼定义里的新穷人，还要忍不住羡慕一下：请问，你是怎样忍住不花钱的？作为新穷人的一方，多半只回赠一个白眼吧。　　当然，你的消费习惯不应该由英国的鲍曼来说了算，但无论如何他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新的参考。我们可以列出数种爱消费和不爱消费的理由，可真正的尺度把握还是得看你自己。这就跟没有多少钱也可以觉得自己很富有一样，拼命消费到最后也可能只感到空虚。一切都是身外事，关键在于你是不是真的感到快乐。我是新穷人我宅故我穷一宅万事休，更何况消费？一旦变成宅人，消费这种事情就成了外面那个世界的风景，宅人根本不care。当然生活必须品总得有，只要吃喝拉撒能搞定，那些所谓锦上添花的消费，真的能添花吗？宅人觉得物质都是浮云，消费就是浪费，宅才是真谛。不消费强迫症就像爱花钱的人未必真的需要花那么多钱一样，不爱消费的人，可能连有些必要的消费也给扼杀掉。整日心中默念“不买不会死”，最爱做的事就是跟自己的各种欲望斗争，用念头克制念头，常常在柜台外面徘徊良久，而最终艰难地选择离去。反正消费也不能满足跟强迫症不一样，这是属于对自我有清醒认识的新穷人。在花钱和不花钱这件事情上，他们绝不刻意为之。但真的，就算花了钱买这买那，有了各种娱乐，但其实还是不能感到满足，何苦消费？所以他们很“痛苦”地“清醒”着。这类人并不少见，就是我们常说的“很难搞”的那些人。环保主义在环保主义者倡导的绿色生活里，节制和谨慎是两个必须的关键词。他们觉得个人生活应以各种不浪费为前提。试想在一次不必要的消费里，其上下游的各种环节会浪费多少自然和社会资源！消费的只是幻象比如死命想买车的时候，觉得有了车之后出行方便，生活可以变得很惬意，可以随时兜风，可以一个人在车上抽烟，双休日可以自己洗车，旁边还有一条大狗。可真正买了台车回来，发现除了要保养，要找地方停车之外，开车上下班也很累，且以前幻想的惬意生活都没实现。所以，其实大多数时候我们是凭着想象力在消费，消费的是我们幻想中的美好生活，享受的是得到那一瞬间的快感，但实际上，我们的想象力是不需要付费的。很多消费都是多此一举那些把跑步机买回家的人，究竟在想什么，难道不是直接在自然空气里跑步更健康吗？这又有多难实现呢……在新穷人看来，这样的例子实在太多，有许多消费其实都是多此一举。做个实在人有那么难吗？消费会让自己更累为了满足各种消费，你可能不得不陷入各种各样的资金储备计划里。比如为买台车做了两份兼职，为了长假出游加班半年……累不累啊，这时候的消费很可能已经变成一种负担了。存钱很有成就感虽说钱应该是挣回来的，而不是存出来的。但不管开了多大的源，不节流也是白搭。再说，看着自己账户里的数字越来越大，从中获得的成就感也是不可小视的。虽然有些人要花钱才高兴，可也有很多人的高兴更简单，看着钱就行了。花开两朵，各表一枝嘛。无欲则刚不是矫情，不是没能力，也不是反物质，但还真就没那么多花钱的欲望，面对再好再煽情的商品广告也无动于衷。总之一句话，我不爱花钱。钱应该花在刀刃上所以呢……可是要准备好那么多“刀刃”也不是件容易的事。在各种远忧近虑的包围下，我们必须审慎对待任何一次消费。谁知道下一次是不是更需要花钱。我们必须时刻准备着，钱包也得时刻准备着。能不花的就先不花。不做新穷人消费也是种责任别小看我们为买名牌包付出的几千大洋，爽的不光是买包的人，奢侈品产业上游下游多少从业人员都能受益于此。而千千万万个你我的消费，联合起来，就能繁荣市场，创造就业机会，拉升GDP……真的，好处多多。作为社会一员，你总得有点儿责任感吧！不差钱既然是真有钱，反正是真有钱，那就想花就花呗。创造了财富，当然就得享受。不过一个普遍现象是，很多有钱人，并没有花钱的时间和机会。至于说富二代嘛，投胎也是技术活。为了更和谐周围的朋友圈，同事圈，同学圈，充满了爱花钱的人。不知不觉，自己也变成其中一份子。一开始是为了融入这个氛围，使自己不至于不合群，久而久之也习惯成自然。人哪有那么多自我要坚持？生活总得有点儿追求那么又有几种追求是不需要消费就能实现的呢？的确，你买一台单反相机回来，未见得天天都会拍。但你若是不买，就拍都没得拍。再说了，我又不是职业摄影师，我没必要见天拍照，物尽其用才不是这么理解的。我消费了相机，收获了拍的乐趣和欣赏照片的喜悦，还记录了生活，那些不爱消费的人都只是在活着。我花钱我高兴花钱消费也是发泄的渠道之一种。人总得给自己找几个出口，好多情绪不是独坐到天明就可以摆平的。生活压力那么大，一直节制，一直给自己敲警钟多累啊。所谓随心所欲，我爱花钱，我身心健康。有消费才有动力就像虚荣使人进步一样，消费也能使人进步。因为你总得让自己更优秀，更勤奋，才能获得更大的产出以支撑你的消费吧。这时候，消费欲就成为你的驱动力。当然，必须保证这是在一个良性循环的范围内，否则后患无穷。天生购物狂几乎八成以上的女性都不能幸免的绝症，就是消费强迫症。最常见的症状是，完全不去想花钱买来的东西有何用途，甚至买完就转头忘记也有可能。所有的高潮都产生在付钱环节，掏出钞票或是在账单上签字那一刻。所以那种愉悦感其实才是他们的购买目标。获得某种安全感安全感很主观没错，但你也很难否认心情沮丧的时刻，一块巧克力蛋糕可能带给你的安慰。物质的功能就在于此。虽然钱是被花掉了，但在那时那刻，你在消费的同时会觉得自己很有存在感。钱就是用来花的这个道理再简单不过，可为什么好多人都参不透呢？就像股票，没套现就永远别说那是你的资产。钱也一样，如果不花掉，不换来各种各样让生活美好的东西，钱的意义在哪里？我们要它来作甚？电话号码吗？所以就算你有很多钱，也不过就是有一个很长的电话号码而已。花掉就是赚到哪怕你就只往回看个三五年，也会发现物价上涨的速度远远高于你的工资增长速度。房价翻了两倍有吧？你的工资究竟涨过吗？就连在便利店买盒牛奶，也要比往常多付出好几块。通胀这么厉害，把钱留着等贬值么……想开点儿，花掉就是赚到！TOP 10你有没有成为新穷人的潜质01 葛朗台这还用解释吗？他们都这样好几个世纪了吧。02 金牛座具有先天的新穷人基因。这个星座的属性决定了他们在省、悭或是从实际出发、着眼现实方面具有强大优势。03 IT男绝不是职业歧视，可IT男的确成了一种现象。尽管只是从事同一种职业，但他们在服饰、爱好、生活习惯和作息规律上有着惊人地类似。同时，他们消费的频率极低。一则可能是没时间，二则是在程序世界里沉浸久了，对真实的花花世界大概有点儿漠然。04 宅人他们的生活目标就是尽一切可能宅在家里，至于消费，那根本不是他们人生议程里的事儿。05 乐活族他们崇尚自然和环保，反对过分物质，自然也不主张过分消费。当然，标准得他们自己说了算。06 现金帝那些爱用现金，不爱刷信用卡的人，多半具有相当保守的消费习惯，他们觉得跟银行借钱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其实呢，通胀这么厉害，不跟银行借钱也挺可惜的。07 恋旧的人这种习惯本身无可厚非，但如果一个人太恋旧了，什么东西都不愿意推陈出新，那Ta的生活里哪里还有多少消费的空间？08 知足常乐的人说起来也是传统美德啊，就事论事地说，知足常乐再引申一下，就是“这样也挺好的”，什么都挺好的。09 计划控所谓冲动性消费就是没有什么计划，高兴就买下。反之，那些爱计划的人，干什么事儿都有计划，购物也一样。许多临时机动的消费就可以因此被“扼杀于襁褓中”。10 完美主义者觉得这种产品不够好，那种服务不够人性化，结果就是啥也没消费。

穷人为什么越来越穷

这本书更多是站在有社会福利的欧美社会来说的。作者对于穷人的定义，是没有办法去利用自己剩余价值的人。 底层穷人，居无定所，在大街上吸毒酗酒的，乞丐。一般穷人，辍学的，年级轻轻不去工作在家吃穿不够的人。现在的社会不同于一百年前的非机器社会，那个社会，听音乐需要人演奏，出门要找个马夫，衣服坏了要裁缝，家里脏了要找女佣。现代是半机器社会，这个社会，听音乐打开电脑，出门开车，衣服坏了买新的，家里可以交给扫地机器人。这说明什么，这说明100年前的社会是缺乏劳力，而现在的社会是越来越不缺乏劳力。作者拿了好多公司做比较，如果一个公司大裁员，股票价格立刻涨。因为裁员可能意味更有效率。一批人是被这个社会过剩掉的，因为机器化，自动化，全球化，可能需要在本地需要更少的劳动力，尤其是简单的劳动力。对于欧美来说，发展制造业更是越来越难。穷人缺乏技能去移动到新地方去工作，而资本可以轻松的去一个人工价格极低的地方去开厂，最后的产品价廉物美有竞争力。 中国近三十年就是这样发展出来的。这种情况是富裕国家的穷人越来越穷，因为他们在低端的职位上，本来已经有好多机器把他们的职位挤掉了，现在又有勤劳的基本不要钱的外国人。可以理解为什么川普当总统说了很多口号深得穷人开心了。福利社会福利社会的优点是廉价的教育，医疗和对失业人的生活保障。 然后，他的另外一面是支持了那些的确不愿意去做出任何改变的懒人。福利社会让很多人放弃了自己最后的努力，欧洲很多社会福利好的，以至于如果夫妻双方出去挣钱，还不如夫妻双方都失业。而越失业，越与社会脱轨，越难以走向正轨。富裕的人讨厌福利社会，因为这意味着他们需要交昂贵的税，他们赚的钱到了不去工作的人手里。穷人的问题穷人自身上除了大家硬给他们塞的比如懒这些未必正确的问题，穷人很多时候是眼界不够，缺乏意愿和努力去改变。为什么当穷人 特别是最底层很可悲因为大众觉得，如果他们不存在，这个社会会少很多碍眼的东西，少很多罪犯，少很多麻烦。试想，很多穷人缺乏洗澡上厕所的地方，很多散发很难闻的味道，而且长期这样流离失所也导致精神的恍惚。穷人也无法消费，而现在这个社会总体上是以你是否有能力去购买别人无法购买的东西和你的资产来承认你的价值的。对我的启示这个社会标准是富人订的，消费的目的是让自己生活的舒适和方便，而不是做给人家看的。如果不需要买那些东西，就集中精力做些自己喜欢的事情。有能力的话，做个能自由流动的人，对自己的能力要注意加强，对自己的财务也要重视。所有穷人有的坏习惯，记得不能有。

这本书，马克思读后也会哀泣

刊于《经济观察报。书评增刊》11月号笔者的祖父是一位虔诚的马克思主义者（更确切地说老人家信奉的是毛泽东思想，但在中国语境下毛泽东思想便是中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他同情穷人，对于建设公平公正的社会主义社会充满了真诚的热情。此次暑假回家与老人家交流，他再一次重复了这几年我每次回家都会听到的困惑：“社会真是变了啊，以前穷人和穷人之间是很团结、很亲近的，一家有困难，周围的穷人都来帮助，哪像现在这么冷漠；而且很有骨气，宁可乞讨也不偷东西。你看现在的穷人，抢劫、盗窃，也和富人一样，眼里只有钱！”不像以前那样偷笑人老了牢骚就是多，这次听到祖父的感叹，我感到十分震惊。因为我刚刚读完后现代政治学大师鲍曼的著作《工作、消费与新穷人》，祖父的感叹正好与此书的两大议题暗合，即社会发生了变化（鲍曼认为是发生了从生产型社会向消费型社会的转变）与穷人发生了变化（鲍曼称为新穷人的诞生）。此书或许可以很好的解答祖父的困惑，但我并没有推荐给祖父阅读。因为我觉得这本书对于社会变化以及新穷人状况的描述，即使马克思读后，也会哀叹，更何况祖父这样普通的马克思主义者呢？不过却很急切地想把这本书作为常识类读物推荐给广大读者，而不仅仅局限于政治学与社会学类的读者，因为这本书对于我们每个人所身处的当今社会——消费社会——有着细致的剖析，阅读此书对于我们了解自身与这个社会必大有助益。早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鲍曼就意识到我们的社会已经由所谓的“生产型社会”过渡到“消费型社会”，而1998年出版的这本《工作、消费主义与新穷人》则是这一领域的集大成之作。需要指出的是，我们断不可简单地从字面上来理解“生产型社会”与“消费型社会”，因为无论生产行为还是消费行为是贯穿于整个人类史的。之所以把以往旧型的现代社会为“生产型社会”，理由在于该社会的成员主要是担任生产者；而社会要求其成员所遵守的规范，则是扮演该角色的能力和意愿。而在当今时代，社会主要是需要其成员具有扮演消费者的能力。当今社会塑造其成员的方式，最主要乃是由扮演消费者角色的需求所主宰，而我们社会所标举的规范，乃是成员必须有能力及意愿来扮演消费者。鲍曼认为，从“生产型社会”过渡到“消费型社会”的标志性后果之一就是“消费文化”成为当前时代的重要特征，消费因成为了当代社会运转的核心而获得了一种至尊性。在鲍曼看来这种至尊性带来了严重的后果，比如消费市场的诱惑使人们丧失了自主判断能力，丧失了把自我焦虑转换为公共议题的表达空间。对市场的依赖破坏了人的社会交往能力，而个人与社会的亲密而互动交织关系是维持社会关系团结和谐的前提。参与者由于缺乏社交技能和稳定空间，人们只能避免建立一种稳定的相互关系，使所有人之间的结合都只是暂时和易变的。由此，人们只能求助于市场的货物、服务和专家的意见，市场成为其确定性和信任的基础。其结果必然就是对市场的从属，把时尚作为一种维持市场秩序的创性机制。他甚至宣称消费者的上升就是公民的下降，消费者也有能力，公民就越无能。 当然，如果此时比对现实，鲍曼似乎摆脱不了危言耸听的嫌疑，至少我们不会太相信消费社会会象他说的这么坏。我们甚至可以反驳，且不说传统的专制社会，就算与生产型社会相比，消费社会也是进步的。因为在以工厂车间为中心的生产型社会里，人们的行动甚至思想都没有自由，完全束缚于繁忙的工作效率中。而在消费社会中，我们的自由指数与以往相比是飙升的。但鲍曼确认为消费自由有着很强的欺骗性。消费自由的欺骗性表现在，消费欲望主导的自由、快乐和幸福都是虚假的，而且永远难以满足。因此，理想的消费自由就是欲望至上，使一切激情和理性都以满足和提升欲望为目标才体现意义。消费市场为了增强消费者的消费能力，就需要大量的时尚和广告来诱惑他们时刻处于亢奋和永远不满足的状态。鲍曼认为，在当前的个体化社会中，消费自由的欺骗性会逐渐导致无法寻求“系统矛盾的个人解决方案”。鲍曼早年信奉马克思主义，因此他始终对于身处社会底层的普通大众及其生存境况持有一种挥之不去的关怀。在 《工作、消费与新穷人》一书中，鲍曼细致剖析生产型社会向消费型社会的过度，最终还是为了探究消费社会中新穷人的境况。然而他对于这种境况的分析完全是悲观的，甚至是令人绝望的。他认为在消费社会之中，新穷人失去的比以往都多，他们的命运也比以往更令人担忧。首先，在消费社会中，穷人丧失了在精神上对于富人的平等甚至优越感。在消费社会之前，不论是基督教还是马克思都在精神上赋予了穷人相对于富人的优越地位，基督教认为穷人与其他任何人和事物一样都是上帝的子民，穷人遭遇的灾难可以从上帝那里得到原罪的宽恕和特赦的补偿，而富人则可能“进天堂比骆驼穿过针孔”都困难，这在精神上为受难者带来福音和安慰；而马克思则在《共产党宣言》的开篇就指出“整个社会日益分裂为两大敌对的阵营，分裂为两大相互直接对立的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并指出无产阶级是资产阶级的“掘墓人”，甚至是更为先进的社会政治形态(共产主义社会)的先驱，这显然是对穷人优越更深层的精神肯定。然而在消费社会中，正常的生活是消费者的生活，他们为了快乐的感观和现场的经历而沉迷于选择琳琅满目的商品，而穷人变成了无法正常消费的 “有缺陷的消费者”，在精神上失去了与富人平等的地位。更可悲的是，在鲍曼看来，在消费社会中穷人是无力反抗的。在消费社会之前，被压迫者可以把贫穷转变成为一个推动民主革命和政治变迁的诱因。而身处消费社会的被压迫者则无法组建类似于现代无产者凝集成为具有阶级意识和实践政党。鲍曼认为主要原因在于生产者与消费者对人类尊严的影响不同，围绕着生产而组织起来的现代政治导致阶级冲突和憎恨阶级的人格化，而消费社会则不同。被压迫者并不想消除市场的诱惑，毋宁说，他们也希望加入其中。于是在消费社会中“富人不是敌人而是榜样。不是令人讨厌的人物而是崇拜的偶像” 。这是因为新穷人似乎能够在不确定的社会现实中成功地勾画出自我建构的过程。由于被压迫的穷人无法在消费主义中成功，只能把自己体验为有缺陷和不充分的人，因而他们在经验上就独自承担了自己失败的责任。另外，新穷人无力反抗，更重要的原因是消费主义的常识使他们无法相互团结和组织起来。在消费社会中每个人都似乎想证明自己更有能力获得资源的机会，而不是力图把个人的困境转化成公共议题并通过公共手段加以解决。马克思把共产主义社会的实现寄托在“全世界的无产者联合起来”，而在鲍曼描述的消费社会中，“全世界的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基础显然遭遇消解。所以说，消费社会的出现使得马克思也会哀叹，但笔者认为，共产主义社会的实现也绝非毫无希望，因为消费社会只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阶段，在消费社会之后的某个阶段，谁也无法否认“全世界的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基础将会重新凝聚。不过在目前阶段，接受消费社会的现实，尽可能实现消费社会条件下的公平与正义，或许才是《工作、消费与新穷人》给我们最实在的启示。

消费社会似乎是一个阴谋

看这本书是很久以前的事，当时正好看了日本某左翼导演的一部电影，讲的是消费社会里年轻人被经济高层玩弄的故事，看了电影再想想这本书，有开悟的感觉，你的梦想是什么？房子？车？奢侈品？如果是其中一种，恭喜你，你已经被消费社会的规则奴役，对社会形态不会构成任何威胁了，这似乎就是社会操纵者构建消费型社会的目的。

《工作、消费、新穷人》：没有一个人是一座孤岛

《工作、消费、新穷人》：没有一个人是一座孤岛我不知道有多少人和我一样，为“光年”这个词而震惊。我们仰望天空，看到的星星，很多不是现时的它们，而是过去的它们。因为由它们发出的光，传到地球需要几千光年几万光年，这意味着，我们看到的是几千年前、几万年前的它们，有些甚至是不存在了的星星。这是饶有趣味的事，距离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我们观察到事物的性质。距离是一个令人着迷的东西。从语言哲学角度讲，当人类出现了语言，语言就在不断地间离人与世界的关系，越是丰富的语言，把人和世界的距离拉得越大。美好的语言把普通的事物，说得诗意蓊郁，人与这普通的事物的关系就发生了变化。分析社会的那些理论，同样也是在创造一种距离，通过理解、体认一种理论，你与社会的关系就会发生变化。比如，我们最熟悉的马克思主义，它告诉我们历史是不断前进的，由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这些阶段渐进发展，你就会用这样的标准，去看待我们的社会，并为之判断其历史定位。同一个事物，你和它保持不同的距离去看，你看到的它，就会呈现不同的样子，你会欣赏到不同的风景。如果你设置了单一不变的距离，那么，你看到的东西，永远就那个样子，总有一天，你会感到枯燥，不再拥有欣悦的态度。所以，如果你希望对我们的社会有快乐的看法，你可以去看不同的社会学家的作品。不是为了深入研究社会，仅仅是，为了拥有另外一种打量世界的眼光，从而让自己在看世界的时候，看出丰饶看出多彩。那么现在，你就可以用这个理由，随手拿起社会学家齐格蒙特•鲍曼的作品《工作、消费、新穷人》。社会学家，有时可以是魔法师齐格蒙特•鲍曼是当代西方有关现代性与后现代性问题研究领域中最著名的社会学家之一。他的很多精辟论述，为人们打开了一扇又一扇打量我们身处世界的窗，每一扇，都让我们获得别样的视野。鲍曼最著名的作品，《立法者与阐释者》、《现代性与大屠杀》、《生活在碎片中：论后现代道德》，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成为人们学术讨论的焦点，以及，理解当前正在世界范围内出现的全球性社会变迁的重要灵感来源。《工作、消费、新穷人》，同样能以其优雅的逻辑和尖锐的分析、轻快的叙述和简洁的诠释，让你拥有理解一些社会问题的灵感。鲍曼创造了很多新的词汇，拿着它们，你就能指认出那些原来你无法表达，但又心有感触的东西。在当代中国，“穷人”这个词的含义，已经发生了多次变化。曾经，穷人是一个光荣的词，越穷越光荣，因为富人是腐败的资产阶级，是敌人，必须被打倒。所以，当时，“穷人”是一种可以利用的身份，它维持了一种阶级斗争局面的社会秩序。到了致富光荣的改革开放时代，富人意味着勤劳，穷人就成了一个贬义词，是能力不足、愚钝不勤的那一群人。“穷人”成为社会意识形态的一部分，督促着人们去追逐财富，促进社会的经济发展。一段时间下来，社会资源的流动性慢慢趋于凝滞，一部分人稳固地占有了社会资源，而另一部分人，与社会资源永远隔着一道鸿沟。“勤劳不致富”的时代到了。不断增加的劳动力，与日益饱和的工作岗位，两者冲击，震荡在很多人的生活里。当就业成为一件困难的事，这意味着，不仅是勤劳不致富，而且是想勤劳而不得。而没有工作，必然产生出一批穷人，他们既不是没有能力，也不是不勤劳。他们，就是“制度性穷人”，造成他们的贫穷的，不是他们个人原因，而是社会的体制。制度性穷人，是现代世界因社会发展而普遍出现的人群，或者说，人类社会随着经济的发展，必然会出现制度性穷人。减少这样的穷人，唯一的办法，就是扩大经济发展，从生产的角度讲，就是生产更多的产品，生产更多但其实人们并不需要的产品。生产扩大，就需要更多的人来参加生产，那么，更多的人，就有工作了。购物狂与天使的关系一个必然的要求是，这些产品，虽不是人们所需要的，但必须被消费掉，否则，生产就是无效的。所以，你现在总是处于一个广告如天花烂漫的世界，角角落落都有广告的魅影。它们是扩大生产的中间产物。与其它复杂的社会理论相比，鲍曼的理论非常清晰，他几乎不用那些深奥的词，世界在他的分析之下，变得脉络清晰，棱角分明。读他的书，你会感觉自己彷如拥有了另一双眼睛，如上帝一样远远观望世界，对其一举一动都了然于心。现代世界不提倡过陶渊明那种“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生活，如果人们都去悠然了，社会就几近瘫痪。因为陶渊明不是一个消费者，他自己可以不在乎“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衰”，过着一种朴素的生活。朴素，是消费时代的敌人。朴素甚至是不道德的，你朴素了，意味着很多产品过剩，意味着一些生产者必须下岗。也许，当你进入商场，又空手而出的时候，一个穷人，因为你而产生了。热爱消费的女人们，在消费时代，就是天使。太多的时尚杂志，在告诉女人们怎么买更多的东西，让自己更优雅更美丽更精致，心理学在教育女人们，购物可以释放压力。这些是幻想，也是真实，它们以令人难以察觉的方式，编织着我们社会的真实生活。知道自己买东西是一件道德的事情，是鲍曼送给我们的礼物。有趣的社会学家，总是会在自己的作品里放一些礼物，就看你是否能找到。当然，鲍曼写这么一本书，绝非是让那些购物狂立地成为大天使。生产扩大、消费随之必须扩大，但穷人并不会同比例减少。生产宝马的工作人员，与买宝马的消费者之间的差距说明了一切。怎样保证前者的利益，成为一个社会必须面对的问题。前段时间，不断跳楼的富士康，是这个问题最尖锐的表现方式。鲍曼并没有给出问题的答案，他所有的分析都在通往答案，但是，答案仍在远处。无论是社会福利，还是行政式推行生活保障，都有其缺陷。鲍曼的思考仍在继续。他给予我们的是一种德性的认知：我们每一个人，都对这个社会的穷人负有责任。这就是一种公共关怀，那么近地出现在你身边。《工作、消费、新穷人》（英）齐格蒙特•鲍曼 著仇子明 李兰 译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0年6月版22.00元仇子明：当社交被消费异化，被消费绑架记者 陈祥此书的译者，即记者通缉门事件中的主角——经济观察报记者仇子明，他是南京大学政治学硕士。这是你所不知道的仇子明。东莞时报：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接触齐格蒙特•鲍曼的？东莞时报：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接触齐格蒙特•鲍曼的？仇子明：读大学本科的后半段，我对公共知识分子问题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几乎阅读了当时市面上有的所有相关书籍。因此，也读到了第一本被翻译到大陆的鲍曼著作《立法者与阐释者》。鲍曼在该书中悲观地指出知识分子在后现代社会已经沦为政府的附庸，只能成为帮助政府解释相关政策，再也不具备独立判断的边缘身份。尽管鲍曼所描述的西方现代性与后现代性语境与中国有很大的不同。但思想总是无国界的，鲍曼所阐述的某些问题，也和中国现代性发展的境况相似。在南京大学攻读硕士学位阶段，在多位名师的指点下，我开始系统地研读鲍曼的著作。并力图从政治学和美学的角度去理解鲍曼。在此期间，我和国内其他鲍曼作品的译者和研究者、甚至海外的鲍曼研究者都建立了良好的联系。记忆犹新的是，当时在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攻读学位的郇建立先生是国内翻译鲍曼作品较早的一人，在病中，郇先生还从北京给我寄来多本国外学者研究鲍曼的英文版著作，尽管时隔多年，依然让我感动至今。在硕士毕业之前，我基本上阅读完了大陆、中国台湾所出版的所有鲍曼译著，和能收集到的所有鲍曼英文版原著。硕士毕业后，我开始介入鲍曼作品的翻译工作。除了业已问世的《工作、消费、新穷人》之外，还有一本鲍曼的美学专著，也已经翻译杀青，交予某出版社，按该出版社的出版计划，将于今年年底出版。东莞时报：你个人对齐格蒙特•鲍曼的评价是怎样的？仇子明：首先，需要指出的是，我的身份是一个记者，对于鲍曼的有限的阅读，纯粹是出于业余爱好，我并不是学术界中人，没有资格去评价鲍曼。我个人无法全面的了解鲍曼，因为鲍曼早期的波兰文作品，流传不广，以及我本人不识波兰文，所以至今无法彻底地理解鲍曼思想的全貌及系统性的演变过程，尤其是鲍曼的早期思想。在研究方法上，我个人推崇文本诠释学，就是尽可能地阅读鲍曼的作品，以了解他读过什么书，在不同时期受到过谁的影响，其间鲍曼本人对他人作品有无误读或创造性的误读，等等。从我对鲍曼有限的了解来看，我认为鲍曼是一个公共知识分子，一个多产的社会学家。鲍曼的作品不仅仅囿于社会学，还涉及到政治学、美学等诸多方面，但其关心的问题的实质其实是人性和伦理，这一主题贯穿鲍曼中期、后期的作品至今。 东莞时报：《工作、消费、新穷人》此书标题中的“新穷人”所包含的东西有哪些？仇子明：在物质极大丰富的当下，我们终于摆脱了曾经那个物质稀缺的年代，但是，本应感到幸福的现代人却感觉越来越没有过去活的轻松自在，他们越来越被自己所追求的物质和无休止的欲望所累，变得越发的不自由。物质消费本该由人类来支配，消费本该服务于人类本身，但是现在的人们却被各种物质拖着走，在商家不断大肆宣传下，人们不知不觉的走入了商家设计的消费陷阱，看似自由的人类沦为了物质和欲望的奴隶。东莞时报：在鲍曼看来，消费市场最要命的影响是那种承诺，承诺商品可以满足人的某种必需的需要，这种要命的影响，在中国呈现着怎样的格局？仇子明：这导致了中国人的一种变态炫富观。上海的白领可以三个月节衣缩食，只为买一个LV的包，这无法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来解释。这其实是商品在价值和使用价值之外的另一个价值——符号价值。有了奢侈品，就有了“品位”的符号和生活富足的符号。这便是一种消费上的不自由。可怕的是，这种消费上的不自由，却成为一种接近主流的消费观。另一方面，中国有一些貌似很高雅的文化消费，比如艺术展、音乐会等等，常常也被视为一种对“品位”的消费，而不是发自内心的对高雅文化的热爱。在法国，小孩子也能够欣赏博物馆中的艺术品，这并不是说他们“发自内心地”具有欣赏的能力，而是因为他们拥有从小的训练与熏陶，家中的书、艺术品，是他们生活的组成部分。东莞时报：鲍曼的语境中，社会共同体内的所有人，都对穷人负有一定的责任，是否可以把逻辑引往这样的方向：非穷人所施行的慈善行为，是他们对社会负责的一种体现，而且，随着消费的发展，这种负责，将成为一种必要的负责？仇子明：在中国，慈善在很多时候是一种作秀。或者商人出于对自身原罪和不安的一种心灵救赎，甚至慈善仅仅是一种手段。我有一个企业家朋友，他专门设立了一个慈善基金，但他却亲口和我说过，他的目的是通过慈善事业来合理避税。在中国，慈善是变异的，供职慈善机构的人，甚至是慈善机构本身，慈善得也不够彻底。 但是，有慈善总比没有慈善好，对于慈善机构的资金运作，尤其是对外采购，社会公众应时刻予以监督。东莞时报：鲍曼对市场有一种忧虑，他说，对市场的依赖，将破坏人的社交能力，而这社交能力，在社会中的意义是什么？仇子明：简单说，这是一种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的社会疏离感的恐惧。比如说，你的交往圈子里，大家都穿着名牌，你却穿着寒酸的衣服，你终究会被圈子抛弃。你的交往圈子的座驾都是4个轮子的，你却踩着自行车上班，你也会被圈子抛弃。社交被消费异化，甚至被消费绑架。东莞时报：你从事媒体工作多年，就你的观察和体验，提高弱者的权利和公民身份，在中国该如何体现？仇子明：不客气地说，中国人在传统政治文化上，长期生活在皇权下，至今中国离公民社会还相差甚远，中国人呈现出来的不是公民意识。弱者权利、公民身份，这些对于个人而言，是很难维护的，甚至无法维护的。这不能仅仅依赖于公权力部门和正直的政府官员的努力。在根本意义上，中国社会的公民身份之认同，需要文化上的觉醒，弱者需要在内心深处认同公民身份。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首先我们需要的是大量的第三部门，需要大量的社团和NGO组织。一种不依赖于政府领导的NGO。社团的力量远比个人要强大。但遗憾的是，中国的各种社团、协会基本是政治的附庸，社团和协会的领袖基本是政府官员来兼任，哪怕是各地美发美容协会，这一完全无关政治生活的社团都是政府部门来领导，因此，在公民社会的塑造上，这便决定了社团的官本位，而不是公民本位。举个例子，国际足联是国际无政府组织，无碍政治，却可以让世界杯成为全世界球迷的节日，但在中国，足协却是政府领导的，体制上的缺陷与中国足球爆发的丑闻不是没有关系的简单的说，中国公民身份的认同，首先需要政府让权，让社团自由发展。做到这一点很难，但可以尝试让一些无关政治的社团先自由发展起来。这是公民社会的必由之路。成稿于10-08-29

在忙于“满足自我”的过程中失掉满足感？

大二以后，我越来越频繁地陷入精神苦闷的灰暗期，失眠问题也愈发重，脑子里总是天马行空地给自己编织出些问题，没有答案，也没有未来。所谓庸人自扰如是。有那么一段时间，我忽然发现对以前所钟爱或为之狂热的一切都再提不起兴趣。这让我十分惊恐。没有爱好驱动的学习和没有激情驱动的生活真是要如小学教科书上所写——“苍白如面粉”。更糟的是，那种麻木感和低迷感一直延续至今，其间也试图给自己“找回感觉”，几番徒劳后反倒看开了。许是年龄成长的问题吧，过了崇拜泛滥的年纪，不可能如十五六岁那样的女孩额头上画着闪电去看哈利•波特。遗憾这大半年来，我发现除了爱好外我对其他事物也兴趣大减。比如对美食的欲望。我是个名副其实的吃货，不论是菜场的包子还是高级餐厅里的佳肴到我嘴里都有一样的好味，而且是一种极具诱惑力的味道，直叫人魂牵梦萦。我曾经为了早餐吃到一家的煎饼果子，在大冬天里早起半小时去另一个街区买。而现在，我不仅失去了对美食的热情，到嘴的食物，也都味同嚼蜡。现在吃东西反倒比以前更容易吃多，因为好像只有嘴里有东西嚼着咽进肚里，才能获得某种安全感。尤其是在压力大或者精神状态恍惚的时候，吃可以算是唯一的解脱，如不拼命控制的话要吃到胃痛才罢休。某种意义上也是一种心理问题导致的暴食症吧。说到吃，小时候吃个普通的白面包就像去到了仙境，而现在面对精致的西点店里各种琳琅商品，却挑不出个所以然。也许这涉及到一个社会发展的问题。很多食品已被竞争机制改良或者淘汰，消费者越来越精明也越来越挑剔，以前不敢想象的饕餮现在也成了家常便饭。于是后来我又觉得，这究竟是我自我成长过程的矛盾，还是有关我身上影射出来的社会满足感问题。自步入现代社会以来，我们逼着自己进步，社会被我们带动着进步。短短几十年发展日新月异，可等心理学家来呼吁“幸福感”的问题时，大家都沉默了。你能干，总有人比你更能干；你拼命，总有人比你拼命。你的产品好，不出三五年，乃至三五个月就遭遇更新换代，要么自己进步，要么别人代你进步。这是个疯狂旋转的社会，就像洗好了的衣服要拧干了去晾，现在已经拧到了不出水的地步，再拧下去只怕要分崩离析。那些扒树皮吃观音土的年代已离我们远去，不过几十年间，我们就完成了从“吃不到馒头”到“不想吃馒头”的迅速转变。爸爸妈妈常说，他们小时候能拿一毛钱压岁钱就幸福得无以复加，一分钱买颗水果糖，从味觉到心灵都可以甜滋滋地开心很久。妈妈说高中三年没吃过肉，有肉吃便是可以忘掉一切烦恼的大幸福。晚上去逛街，看到高级超市里年轻的父母在带着孩子挑选进口奶。不禁想到，这样小小的年纪就习惯了高级超市的食物，在大脑中的某一领域满足感已经被刺激到百分之八九十，那之后的几十年又拿什么来刺激自己的味觉和中枢神经？必然是要面临一个失落和断层的。就像从农村到城市容易，再回农村可就不适应了。这个不适应的过程，必然要面对满足感负增长和失落感的问题。前些日子无意翻看到一本书，齐格蒙特•鲍曼的《工作、消费、新穷人》。我们的社会已经由生产者的社会转变为消费者居多的社会，我们由消费驱动生活，靠消费解决烦恼。可我个人的感觉是，消费解决烦恼的后果往往是烦不胜烦。就像心情苦闷时需要食物来安抚内心的张牙舞爪，吃完后依旧要回归现实，不仅要面对你以前的麻烦，还有新问题产生——准又增肥了。如此恶性循环。我们作为消费者，以消费导向控制社会发展和市场经济导向。生产商和开发商依据我们的喜好和口味来研发产品，做市场定位。只有能刺激到消费者的购买欲望的商品，才能在滔滔发展洪流中占得一席之地。介于社会发展，我们口味越来越刁钻，商家只有三百六十度全方位提高产品品质来求得如我们的法眼。可当我们的感官已经被刺激到饱和或业已接近饱和的时候，越来越少有新奇感和惊喜感。比如一个奶酪爱好者连顶级奶酪都吃腻了，幸福指数必然降低。几十年来，社会急剧变化，我们疯狂地忙于进步，其实质便是“满足自己”，到了某一关口，却发现满足感消失了，未来的生活怎么比不上过去。那下一步又该如何发展？悲观者向往极简主义者，做着避世的美梦，幻想回归最原始自然的生活方式来。适应能力强的人也多半患上所谓“选择强迫症”，挑来挑去愁煞我也。从粗茶淡饭都甘之如饴到山珍海味也味同嚼蜡，我们的幸福感真是被狗吃了。不，被“发展”二字吃了。不论是自己的发展还是社会的发展。一方面，我们对生活的“饥饿感”慢慢减小甚至消失，对成功的“饥饿感”却与日俱增。我们的民族有着对金钱和名利溢于言表的饥饿感，只有谈到个人追求时双眼炯炯发亮。除了工作、学习、竞争，我们还剩下了什么？前些日子参加了阿姨和她大学同学的一次郊游，她的几位女同学如今张口闭口都是“股票”，“发财”的字眼，自然和人情都没有精力好好品味。反观阿姨的人生观，作为一位高级知识分子，她不仅钻研学术，她最在乎的是社会的“善力”和“善念”。她想过几年就回老家云南工作，一个看透生活本质的人，即使握着人人羡慕的北京户口，她离开的意愿也很坚决。“那你小孩的教育怎么办？”“在这里的一辈子未必比回去幸福。如果你不是用大家的标准来衡量的话。”是啊，我每天这样精神上折磨自己，又何尝比一个乐于满足的扫地大妈幸福呢？社会毫无疑问发展了，可我们真的快乐了吗？这算是一种进步吗？于是不禁会幻想自己倒退二十来年和父母一起上大学，简单的快乐，单纯的笑，那时的恰同学少年，眼里心里装下整个世界。多迷人啊。（作者成长时期的想法和困惑，尚不成熟，且只代表个人观点。说错见谅。）

《工作、消费、新穷人》：从工作伦理到消费美学

由于民族国家曾经的创伤绝难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抹平，因此中国读者对一些语词有本能的敏感，当年一本《现代性与大屠杀》，使笔者记住了英国人齐格蒙特•鲍曼。像大多数当代西方思想家一样，老先生在这本新译出来的著作《工作、消费、新穷人》中频繁使用诸如“前现代”、“后工业时代”的概念来说明问题，还发明了不少“新词”来强化他的观点，表达纠缠辗转，尽管译者事先写了长长的导言来帮助他们未来的读者，译笔还是成为人们解读这本著作的主要障碍之一。我们虽然时常怀念上个世纪80年代一些铅印西书那可爱的翻译，但是完全归咎于译者是不公平的，因为这本关注未来的著作谈论的问题本身就及其复杂。从时间范畴来说，这本书来的非常及时，因为中国社会已经进入了消费社会具有的大多数特征，即将或者已经遇到了书中所谈及的诸多社会发展所带来的深刻矛盾。别怀疑，鲍曼在这本著作中讲述的，正是人类在步入纯粹的“消费社会”后遇到的问题。首先是“工作伦理”的崩溃，在19世纪的工业革命后，由于工业主义的迅猛发展，整个社会是生产型的，需要大量的穷人成为生产流水线的劳动力；这些所谓传统意义上的穷人正是由此获得由社会分配的、属于自己的工作伦理。工作伦理成为穷人和社会的一种道德和精神上的契约关系，达成平衡。而在消费取代生产并成为社会运转的轴心的消费社会，穷人无力再与富人和精英势均力敌，他们不再是穷人，而成为所谓“有缺陷的消费者”。因为在消费社会里，正常的生活是消费者的生活，人们为了满足感官和某些体验而沉迷于琳琅满目的商品之中，无可自拔。以这种残酷的标准来划分，消费社会的穷人就是那些无法达到上述所谓“正常生活”的人，相应地，当今资本主义的主要对手不是无产阶级，而是作为传统消费者的穷人。因为穷人去购买商品，不是因为商品出于热销中或者宣传深入，而仅仅是因为商品本身就是他们维持基本生活的急需用品。一但满足自己需求，消费行为便会终止。这也就是为什么消费社会必然坚决对抗“福利国家”的深刻原因。故此，我们可以看出，这种所谓的消费社会中的消费行为，其实是对人性贪欲的一种社会鼓励，并非正常的消费行为。21世纪这种畸形和扭曲的社会价值观必将愈演愈烈。所谓“新贫”，从实际情况来看，并非新诞生的社会阶层，而是和那些在未来坐实了“社会底层”命运的传统意义上的穷困民众阶层是同一群人。也就是说，再也无法用自给自足来抵御贫困，穷人成为彻底被社会形态所驱逐的对象。笔者认为译者在导言里所说的“对鲍曼而言，历史上的贫穷是一种该物质上的匮乏，但在精神上是平等的”容易引起一种误解，译者这里要说的，可能是在传统物质匮乏的情况下，穷人的人格在整个社会范畴仍然同富裕阶层是平等的，也即当社会评价各个底层民众时，不会以占有财产多寡来评判某个人的人格。鲍曼对物质的匮乏对个人精神的破坏性并非无视，他说，贫穷现象并不能缩减为物质匮乏和身体的痛苦。贫穷也是社会和心理状况，导致自尊心的降低，也会导致羞耻感和负罪感，怨恨加重，以暴力行为、自我贬损或者两者兼有的形式表现出来。（参见本书85页）人类历史上的贫穷意味着身体生存的危机，死于饥饿、死于疾病或其他威胁。而在消费社会，穷人在物质和人格上的平等都被剥夺了，人的基本尊严受到彻底破坏，结果是这些未来的“新贫”将永远处于社会底层，并无法团结起来对抗“社会形态”这种“多数人的暴政”。如何理解贫穷对社会的意义、理解“贫穷是一种罪恶”，对于长期经历以“贫穷为美德”教育的中国读者来说，也是一个既无法回避、又不能适应的难题。另外，笔者也并不认同译者在导言里所说的：“社会底层的普通大众的生存境况是鲍曼自始至终的对象”，尽管，鲍曼能彻底地揭示消费时代的社会景象，这本身就是对社会底层人民的一种关注和代言，但这部著作给人感觉更强烈的是作者对人类社会向何处去的深切担忧，这是鲍曼敲给整个人类社会的警钟。他尖锐地指出人类不可能依靠消费社会而长久经营下去，因为消费社会具有一种高度的欺骗性。而且这种欺骗性主要是针对人的精神方面的。在鲍曼看来，这种欺骗性表现在消费欲望主导的自由、快乐和幸福都是虚假的，而且是永难满足的。……从而最普遍且有诱惑力的是，把生活视为一系列消费选择的经历。消费除了自身的维持和强化外没有别的目的，消费也无需其他事物来证明其合理性。此外，购物和消费只能是消费者得到瞬间的满足，所谓的理想的“消费自由”就是把自己的欲望变成道统，使一切理性和激情都以满足和提升欲望为目标才有意义。恕我短视，笔者认为这本讲述未来（某些国家的未来，以及某些国家的现实）的著作中，最值得当下中国读者思考的问题早早就摆在它的开篇，即工作伦理。因为这可能是今天中国社会不同年龄、不同社会阶层的人们每天思考最多的事情。在鲍曼关于传统的“工作伦理”阐释中，有两层，首先是社会中人需要工作满足自身的基本生存需求，其次是社会价值判断体系调整了个人，使他们认为“工作本身就是一种价值、一项高贵并且能够令人高贵的活动”，在这种道德观念的调整下，工作就是好事，有工作能力而不工作即罪恶。但是现实情况很可能正如鲍曼所说，不论何种意图与目的，工作伦理是一种改造运动，而且是一场控制与降伏的斗争，以工作生活具有高贵的伦理为名义，强迫工作者接受一种既不高贵、又不能与自己的道德价值相匹配的生活。于是，工作伦理能不能最终成功麻醉自己，这是个问题。2010-8-31

消费社会里的新穷人 / 康慨 文

刊于财经国家周刊http://www.ennweekly.com/newsview.asp?id=1558“人类的存在方式有很多种，但是每个社会只选择它喜欢或容许的方式。”在齐格蒙德•鲍曼看来，这就是“社会”的真谛。不同的社会依据各自的伦理准则，会天然地接纳一部分人，并排斥另一部分人。而如今的消费社会排斥穷人——不合格的消费者。 穷人为什么不受欢迎 生于波兰、后来长期居于英国的鲍曼，也许是当今世界上最著名的在世社会学家，著述等身，极具洞见。在这样一个惶然的世界上，他总是能够清晰并且及时地指明我们的现实处境。他的传记作者丹尼斯•史密斯曾有过一个比喻，说鲍曼好比“前天”到达新大陆的移民，能给“昨天”到达的人提供建议。 我喜欢这个比喻。中国更像是“今天”到达的旅行者，更需要耐心倾听，以早日判明这个奇幻而迥异于故乡的新世界。三十年前，我们曾经发誓献身四个现代化，而今“四化”既成，人们却发现自己时常陷入后现代的迷茫。在迈向现代化的波澜壮阔的惊险旅程上，我们渡尽一百年的惊涛骇浪，而今抵达，却又惊奇地发现，这旅程远未结束，却不再有清晰的路标，而且目的地不明。是的，我们正在和世界一起，踏上未知的后现代征程。在这条路上，再没有什么老大哥可供模仿或反鉴。 10月22日，鲍曼获得了2010年度的阿斯图里亚斯亲王奖。在答谢演说中，他借捷克裔法国小说家米兰•曼德拉所言之“帷幕”指出：“我们人类更乐于居住于一个有秩序、清洁和透明的世界，在其中，善与恶，美与丑，真理与谎言，均一清二白，从无混淆，如此一来，我们便可确认事物的面目，去向何方，以及如何前行；我们梦想着这样一个世界，在其中，无需费力思考，便可做出判断与决定。正是由于我们有此种梦想，才使各种意识形态从中诞生——它们如厚重的帷幕，让人视而不见。”v 　一个和谐的、一元的社会是人类共同的梦想，然而现实从来不会那么简单与洁静。在中产中坚们看来，穷人、或“底层社会”的存在，正如我们这个繁荣世界的伤疤，甚至是一种“罪孽”——在福利国家的阶级谱系上，穷人代表着依附，潜藏着种种不安全的因素。依附即不劳而获，即罪孽，而所有那些想象中的不安全感，则愈发让中上阶层的人们感到恐惧。 穷人即有缺陷的消费者 什么是穷人？依照鲍曼的分析，这要先从我们现在的社会是个怎样的社会谈起。工业革命既已完成，大战不再，冷战终结，世界迈入全球化时代，消费社会至此取代了生产社会，消费成为消费社会的最重要特征和至高的道德准则。在有钱人——亦即有能力不断消费之人的身上，处处体现着消费者的美德。而“消费社会里的穷人，其社会定义或者说自我界定，首先且最重要的就是有缺陷、有欠缺、不完美和先天不足的——换言之，就是准备不够充分的——消费者”。 因此，不富裕、没有钱已不足以定义今日的穷人。请注意，尽管对马克思主义有过很深入的研究，但在《工作、消费、新穷人》一书中，鲍曼一次也没有使用过“无产者”或“无产阶级”这样的词汇，后者指的是通过出卖劳动获取收入，从而任由资产阶级剥削其劳动所产生之剩余价值的工人。因而在前全球化时代的工业社会，穷人的存在是必不可少的。而消费社会甚至已不再需要穷人出卖劳动——生产完全可以放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消费社会可以没有工厂，但绝不能没有商场。 穷人因此成为社会上不受欢迎的人。作为消费者的不适当，以及“无法尽消费者义务的不作为，转变成为被抛弃、被剥夺权利和以及被降格，被阻隔或者被驱逐出其他人得以享用的社会盛宴的痛苦。”在穷人的自我感受中，无力消费的痛苦与被拒斥的耻辱是紧密相连的。在福利国家的保障体系内，穷人的温饱已不再成为问题，但不具有丰富的消费选择这一事实，却深刻地影响着社会对他们的评价，以及他们的自我评价。 消费不仅是一种权利，更成为一项义务。消费者信心指数成了社会景气与否的一项重要指标。每当经济停滞，国家往往号召扩大内需，鼓励消费，此时越活跃的消费者便越光荣，而无信心或无能力的消费者则更加不受欢迎。 排斥新穷人的危险消费是消费社会的通行证，不能消费是穷人的墓志铭。欲望是无止境的，各种各样新奇的消费品越来越经常地出现在欲望产生之前，不容你有片刻思考时间，社会时时时刻会自动勾起、怂恿、引领你的欲望，消费因此永无终结。即便穷人也是如此，所不同的是，他们经常要面对捉襟见肘的选择。在昂贵的iPhone4和一两百元的杂牌手机之间，有些人往往只能痛苦地购买后者，尽管其通话的功能丝毫不差。而未能实现的消费目的，其实早已不再是为了实际所需，而仅仅是为了满足社会加诸己身的欲望。 我绝无贬低之意。我本人便是个不合格的、有缺陷的消费者。我的手机已经用了十年不曾更换，从旁人惊诧的目光看来，它的样子必是丑恶无比。我有时会为这一微不足道的反抗行为沾沾自喜，可这又何尝不是另一种卖弄呢？所以我现在基本上放弃了这种现代化的通信工具，回家拥抱爱迪生好了。阅读鲍曼的感受总是强烈的。他固然不像已故的让•波德里亚或年轻的娜奥米•克莱恩那样，对消费社会充满了无情的批判，但他明晰而深刻的阐释，始终在加重我们的不安。归根结底，对新穷人之处境的思考最终要进入到一个道德命题，这也就是我为什么在本文前端引用鲍曼受奖演说的原因所在。消费社会对穷人的排斥，正是千百年来人类要建设一个“有秩序、清洁和透明的世界”之欲望的自然结果。正如本书最后一部分所说：“清除风景上的污点，抹掉秩序良好的世界和一切正常的社会画布上的污斑，这些都具有很强的诱惑力。”他再一次提及昆德拉《告别圆舞曲》中的一段话：“对秩序的渴求也是对死亡的渴望，因为生命就是对秩序的不断破坏。” 像任何一个负责任的社会学家都会做的那样，鲍曼警告我们，如果任由这种新的消费歧视无止境地发展下去，便可能导致另一场可怕罪行的发生，前车之鉴便是世界对纳粹排犹视而不见，直到大屠杀之野蛮惨剧活生生地上演。这是危言耸听吗？消费社会多好啊！难道要我们退回到粮票、肉票、布票、电视票的时代？没错，商品无罪，真正让人不安的是社会的价值取向。 鲍曼的另一个让人欣赏之处，在于他从来不是一个彻底的愤世嫉俗者，尽管失望，但从不绝望。他用帕特里克•柯里的话向我们证明了这一点：“群体的自愿简朴正成为替代群体经济贫困的唯一有意义的选择。”我深以为然。 （作者为《中华读书报》编辑）

消费的时代

消费的时代要问人为什么活着这一恒久问题，我们这个时代的回答必是“消费”这个词，消费成为生活的中心意味着它再不简简单单同于以往的内涵。在传统生活中（traditional），一个人被描述为“做什么的人”，“小李是一名司机”、“王会计”诸如此类的话语标示着对人的社会定位，而另一方面是人的自我肯定，即所谓职业道德认同，这种道德观念的内化构筑了一个人的意识部分，我要做一名警察，我就要有追求正义的兴趣，我要做一名科学家，我就需要对自身进行严谨的锻炼，这就是所谓的“生产导向的人”，人生的信念更加地寄托在这些旨趣之上。而在生活关注中，消费不过是一种“必须的补足”，“必须的补足”只是生活的麻烦事，生活中还有伦理热情、职业理想、自然趣味等，相应的在生活习惯也是依据节俭、实用，这些被称为美德的生活。在我们现在的和正在跨向的时代，所谓后传统中（post-tradition），一切就变得不同了，一个人不再是“会计小李”了，而是“开着宝马的小李”，“每天下午去星巴克的小李”，人的社会定位从职业变为消费，一个人是怎样的在于他的消费是怎样的。个人不必（甚至不应该）将职业伦理内化为自己的品质，这非常明显的在大学生身上，曾经被视为“知识分子”已经成了不可能，所有学历、教育过往也不过如同身上的名牌西服一样是一种具有美感的标签而已。就像电影《七武士》里预言了骄傲的武士精神的消逝，可以说在消费主义的时代，“生产导向的人”不再是必要的了，所有的传统品质不再是必然一个人的应该，所有的操守与价值也亟需着“祛魅”。由职业品质的关注转向了生活消享的关注，由生产的关注，转变为消费的关注，消费成为一个人活着的核心内容和价值目的。“必要的补足品”变为了“所必须的光鲜”，消费不再是满足基本所需就可以的事情，而是承担了社会认可与自我实现的载体，成为一名会计并精湛于专业不再是什么目标，拥有宝马汽车才是获得社会肯定与自我肯定的标志。消费时代的核心概念是“光鲜”，它标志着再也不可能有“村里有个姑娘叫小芳”的朴素而沉静的美感了，“时尚”代表着更替、急促、新颖、刺激、欲望，其相应的实现为各种各样的全新商品，商品的内容包罗万象，服装、饮食、房地产、汽车、娱乐，甚至性关系。潮流电子产品、新颖的娱乐、不稳定的性伙伴，另类的文化艺术，别具风格的生活方式等等，就构筑了现代生活意义的新命题。生活的旨趣就是更替商品，不停地保持光鲜。市场经济中不断推出新产品、鼓噪宣扬的广告营销，一季又一季的时尚潮流，都促使着对消费活动的激发，对消费者的刺激，人必须跟进潮流，以获得社会的肯定和自我的自我实现感。然而欲壑是难填的，倘若未能实现潮流所希冀的效果，那麽就成为了“有缺陷的消费者”，而这既是不为消费时代的社会所接受的，又是一个人自我实现感的丧失，人为避免这种被抛弃而疲于奔命获取支付消费的金钱。于是，一切开始了功利化，任何的事项成为了消费的献祭品，这种功利化的可能实现恰恰也在于对原有工作伦理的不再强调，独立的价值被归位于消费的中心论。所有前消费时代的人生信条显得不再有意义，一切为了消费（更常常是一切为了经济），既是社会所鼓励，又是个人所期望，消费至上、娱乐至上、感官的快乐是绝对的生活主题，而其他的一切不过是为了这个主题而已。这种消费时代的产生是源自晚期资本主义的物质生产富足之后。当人类历史经过前现代农业生产的贫乏隐忍，现代性的工具理性的恪守训练，步入此所谓晚期资本主义的时刻，生产力的进步实现了人在物质获取上的又一次解放，人不再如此贫乏，这似乎值得欢呼，但恰恰就是诸多著作所揭示的一样，在物质富足后的，生产不再是一种奴役人，而消费却成为了一种新的奴役。“新的统治模式的独特之处在于:以诱惑取代镇压，以公共关系取代警察，以广告取代权威，以创造出来的需求取代强制性规范。”消费社会的引诱蒙藏的是，“这种欺骗性表现在消费欲望主导的自由、快乐和幸福都是虚假的，而且是永难满足的。”更加不同以往的是“富人不是敌人，是榜样。不是憎恨的对象，是偶像。”（引自《工作、消费、新穷人》译者序言）全体的人沦陷进自我设置的欲望圈套里自我奴役而不自知，成为了不再反抗的“单向度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