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章节试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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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光明日报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3-1
ISBN:9787511231574
作者:顾准
页数:240页

《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的笔记-第1页

1.在每一种艺术或科学方面,凡是能够正确地支配别人的,总比单纯胜利地执行别人指示的人更值得称道。在纯理论科学方面,能用教学的方式向别人阐释真理,比只能了解别人的教导更为重要。在艺术方面也是如此,一位建筑师同努力按照他的设计图样兴建房屋的工匠相比,就因为他设计了房屋而更受尊敬,所得的报酬也比较高。在战争中胜利的光荣多半是留给将军的英明指挥,而不是留给士兵的顽强性的。
2.黑格尔把东方的制度称做普遍奴隶制,即王或帝一个人是自由的,其他,连大臣也不自由——比如,绛侯周勃随便就被下了狱,高帝“把他的问题弄清楚”了,又出来当丞相了,这在深具自由民概念的西方是办不到的。
3.中国并不存在一个全能上帝在七天之内创造世界,他一直在支配人类的祸福,要求人们无条件加以崇拜的那种宗教思想。至于对天的崇拜,或对鬼神的祭祀,可以说是人类对于自己命运无定的恐惧,而不是对全能的上帝、至善上帝的崇拜。
4.中国人的统治哲学是“父道主义”,即抚百姓如抚赤子,中国人的义务观念,脱不了对另一个人的忠孝。这是中国人团结不起来,一盘散沙的根源。

《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的笔记-第20页 - 希腊思想、基督教和中国的史官文化

史官文化留给中国人的,有一种很大的好处,没有滚入过神秘的唯理主义(教条主义不过是愚昧,它不是唯理主义)的泥坑,中国人从来是经验主义的。

《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的笔记-第234页 - 附

光明日报出版社最近出版了顾准的《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这是大陆出版的首个简体字的单行本。我在书店里一眼见到这本并不厚的书的黑色封面时,感觉就像是一个老友相见,心中一震,马上就拾了一本,去收银台把钱交了。
这个时候,我正在认真看英国人丹皮尔的《科学史》,现在也快要看完了。我马上就发现,《科学史》的哲学观点,在《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这本书里重复了。

《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的笔记-第39页 - 2

你不赞成两党制,可是,你看看一党制的社会主义国 家如何。苏联、东欧我们固然看够了,在东方某些国 家中盛行的那一套阿谀崇拜,你不觉得恶心吗? 一个 人,手里集中了为所欲为的权力,你用什么办法来约 束他不乱 搞?有什么保证?列宁说什么直接民主。不 错,我们见到过初期的工厂苏维埃。可是,这个社会 是分工的社会,搞政治终究不免是一种专门的行业, 直接民主,不久就会被假民主所代替。没有两党制, 散在于不以政治为专业的群众中的各种意见,会 被“拥护”的高声呼喊所淹没。唯有存在一个政治上的 反对党的时候,才会有真 正的批评和自我批评。56 年苏联的历史,24年中国的历史,难道还没有充分 证明这一点

《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的笔记-第1页

希腊思想、基督教和中国的史官文化
2015-03-01
基督教是从犹太教的反对派开始的。
2015-03-01
范文澜的《中国通史》,强调中国文化传统是“史官文化”是一点不错的。这种文化的对象,几乎是唯一的对象,是关于当世的政治权威的问题,而从未“放手发动思想”来考虑宇宙问题。阴阳五行是有的,数学神秘主义也是有的,不过都是服从于政治权威的,没有,从来没有独立出来过。
“从来没有独立出来过”,说过分了。庄周、惠施,有“至大无外,至小无内”之辩;公孙龙说过什么“白马非马”;总之,战国时代有过百家争鸣,可惜为时太短。即使就是那个战国时代,学术界的祭酒荀况就大声疾呼这样的辩论无裨于治,是奸人的奸辩,应予禁绝,只准谈“礼”。他的徒弟在秦始皇时代就实行了他的主张,只是连他自己也列入了“禁绝”之列。现在还有哲学家在歌颂荀况是唯物主义者,说他论过“名”,即文学中的名词和逻辑学中的概念问题。不过荀况的论名的文章,一开始就说:
刑名从商,爵名从周,文名从礼。
然后说他所要论的“名”,是刑名、爵名、文名以外的“散名”。可见,甚至“名”,政治权威已定之名,也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更何况他所以要定“散名”,还是为了“正名定分”。
所以,所谓史官文化者,以政治权威为无上权威,使文化从属于政治权威,绝对不得涉及超过政治权威的宇宙与其他问题的这种文化之谓也。
2015-03-01
柏拉图的第一原因,理念世界,是基督教的哲学基础。
希腊思想对宇宙的概括,虽然也有“变动不居”的赫拉克利特,但他们的基本观念,是把宇宙看作静止不变的;着手之处,在于概括相似事物的“共相”,把世界的事事物物加以“分类”。
2015-03-01
超脱政治权威,考究宇宙问题的人,在实验科学未发展到相当水平,还不足以把自然理解成为自然史的时候,不免对宇宙间一切事物的精致、纤巧、井然有序感到惊讶。可是对于这个世界怎么会形成这种壮丽精巧的总原因,却回答不出个所以然来。这是所谓第一原因,或极因问题。柏拉图直率地归之于某一个全能的神秘力量,这个神秘力量早就有一个候补人:一神教中的上帝。
2015-03-01
犹太教的耶和华成了基督教的上帝了。
2015-03-01
文法学、逻辑学的研究,形而上学的研究,使人们对于使用语言这种工具来进行推理的能力感到惊讶。人本来已经被称为万物之灵了,现在人居然试图对整个宇宙作出解释,这种能力,不是生灭无常的人所能具有的,那是出于神授。
2015-03-01
这个实在世界有形形色色的事物,我们把它分成类,每一类给它一个“共名”,来描述这一类事物的“共相”。人们还觉得,具体事物是生灭无常的,“共相”倒是永存的。具体事物,都有缺憾,都不完善,达不到这一类事物应具有的理想水平。“共相”,反倒可以代表这类事物的理想的完善性。玄思的思想家,于是提出,由事物共相组成的世界——“理念世界”,才是真的世界,而实在的世界却是有缺憾的世界,它不过是这个理念世界的淡淡的影子而已。
2015-03-01
希腊思想-基督教把上帝视为真(“真、美、善”之一)的体现者,视为全知全能的力量
2015-03-01
固然是神秘主义,可是它比之把尘世的政治权威视为至高无上,禁止谈论“礼法”之外的一切东西,确实大大有助于科学的发展。
2015-03-01
中世纪,甚至直到现代,理性主义(即所谓“哲学上的唯理论一派”)者曾经大大有助于科学的发展,而理性主义者则总是把真的最终原因归之于上帝,把“理性”的威力上溯于上帝。
2015-03-01
“史官文化”固然杜绝了宗教发展的道路,可是它也同时杜绝了无关于“礼法”的一切学问的发展的道路。倡导史官文化的人,只看到宗教是迷信,他们不知道基督教的上帝是哲学化了上帝,是真的化身。不知道正因为中国史官文化占统治,所以中国没有数学,没有逻辑学。
注: 虔诚的科学家将科学之真与美归于上帝的全能,基督教并非迫害了科学。
然而这里,应该是政治权威与儒教文化的一统禁锢了思想。
2015-03-01
基督教却并不教导人们超脱一切。它不是出世的,它要求人们参预人世间的活动,要求人们为善。它还“允许人们犯错误”,错误了只要忏悔,就可救赎。不仅如此,它宣扬每个人生来就都带来一份原罪,主耶稣用他的血救赎了人们的原罪。人们要信仰主耶稣的道,这是得救的唯一办法,信道的人是上帝的选民,上帝的选民解放了自己,还有责任解放全人类。
2015-03-01
蛮族征服了罗马帝国,基督教征服了蛮族
罗马覆亡之时,许多罗马显贵投身教会,著名的教父,多半是罗马文化的显贵。
所以,教会是黑暗时期的罗马典章、罗马法制、希腊思想的保藏库。
2015-03-01
欧洲的蛮族征服,不像在中国,由古老的文明同化了蛮族,以致蛮族文明后来竟然全部湮灭。欧洲蛮族征服之后,后来没有由“罗马人”光复过,蛮族文明以骑士文明的形态,发展成为和教士文明并行的一种文明。教士文明还是罗马传统。
2015-03-01
因为是教会办的学校,所以,世俗的政治权威管不着它,也许这就是后代大学自治的渊源。
注: 太学,从来是官办。
2015-03-01
教会也是学术研究的中心。不管经院哲学如何繁琐,它总是一种心智的活动。不管他们的研究如何只能限制在某个框框之中,总也出了罗吉尔·培根、邓斯·司各脱、托马斯·阿奎那这些人物。即使我们肯定(也许与事实不符)中世纪的教会所传布的文化,没有比古代(希腊的和罗马的)前进一步,至少,它保存了古代文明的主要部分,使之代代相传下来。没有这一条,文艺复兴,和近代那种炫人眼目的科学发展是不可能的。
2015-03-01
这一点,对于欧洲政治之不能流为绝对专制主义,对于维护一定程度的学术自由,对于议会制度的逐渐发达,甚至对于革命运动中敢于砍掉国王的头,都是有影响的。因为两头政治下最底层的人也许确实捞不到什么好处,体面人物却可以靠这抵挡那,可以钻空子,不至于像中国那样“获罪于君,无所逃也”,只好延颈就戮。
注: 王权教权,两权分立抗衡。
2015-03-02
史官文化留给中国人的,有一种很大的好处,没有滚入过神秘的唯理主义(教条主义不过是愚昧,它不是唯理主义)的泥坑,中国人从来是经验主义的。
2015-03-02
史官文化中的历史主义还是中国思想的优点,要改革掉的是,历史主义不能成为史官,即服务于政治权威的史官。人类,或人类中的一个民族,决不是当代的政治权威有权僭妄地以为可以充任其全权代表的。
2015-03-02
希特勒来了又去了,德国民族是永存的。
僭主政治与民主——《希腊的僭主政治》①跋
2015-03-02
马克思对专制政治所作阶级分析,在多大程度上适用于中国历史和中国现状?我认为,若不确切了解这一分析的希腊历史、欧洲历史背景,并把它和中国历史背景相比较,认为无条件适用于中国,那是彻头彻尾“非历史”的,从而也是教条主义的。
2015-03-02
希腊政治史和希腊政治思想史一样有两大潮流汹涌其间:雅典民主的传统,和斯巴达“民主集体主义,集体英雄主义……”的传统。雅典民主是从原始王政经过寡头政体、僭主政体而发展起来的,斯巴达传统则始终停留在寡头政体的水平上。
2015-03-02
我对斯巴达体系怀有复杂矛盾的感情。平等主义,斗争精神,民主集体主义,我亲身经历过这样的生活,我深深体会,这是艰难环境下打倒压迫者的革命运动所不可缺少的。但是,斯巴达本身的历史表明,藉寡头政体、严酷纪律来长期维持的这种平等主义、尚武精神和集体主义,其结果必然是形式主义和伪善,是堂皇的外观和腐败的内容,是金玉其外而败絮其中;相反,还因为它必定要“砍掉长得过高的谷穗”,必定要使一片田地的谷子长得一般齐——它又精心选种,不断向上,却相反要高的向低的看齐——所以,斯巴达除掉历史的声名而外,它自己在文化和学术上什么也没有留下,甚至歌颂它的伟大的著作,还要雅典人来写。当然,我这里说的是感情;至于严肃的分析,经过多年探索之后已经解决了,也已经懂得怎样来分析我自己的矛盾的感情了。
2015-03-02
可惜马克思在这个问题上没有更经验主义一些,过分理想化。理想的灵感又从来不是凭空可以来的(所谓太阳底下无新事),他不免取法于他深爱的雅典;然而雅典民主的条件又不存在了,结果反而被挂羊头卖狗肉的僭主们所利用,真是遗憾!
注: 雅典的条件,指城邦的小规模。
2015-03-02
我们的春秋时代,是从“礼乐征伐”所从出的天王,加上宗法封建的西周制度,过渡到七雄并立,法家兴起,以至秦汉统一这么一个过渡时代。希腊史向民主主义变,我们向专制主义变。希腊史转向民主,出现过Despot——专制君主,然而这个专制君主和希腊人的政治情感格格不久,他的专制权力是僭窃来的,所以在他们,Despot是不合法的,叫做“僭”主。
附二:托马斯·阿奎那“政治学”语录
2015-03-02
托马斯·阿奎那(Thomes Aquinas 1227—1274年),是罗马天主教极盛时期的著名的经院哲学家,他是使基督教的神学转而直接以亚里士多德为根据的第一个人。他死后被教廷追赠为圣者。直到现在,罗马天主教拿来跟普世的反宗教和蔑视宗教的思想体系相斗争的,还是他的哲学体系。所以,当代的天主教哲学,称为“新托马斯主义”。
2015-03-02
人的目的,要到存在于人的本身的任何完美的状态中去寻找。……管理一个社会的最终目的,就在于获得这种完美状态,并在获得以后加以维护。
资本的原始积累和资本主义发展
2015-03-02
作者写成这两部伟大著作以后,究竟已经过去100多年了。后世的人,经历前辈所未曾经历过的事情;后世的人,对先前时代的历史知识当然也有某些新加的东西;所以,读这两部伟大著作,提出一些问题加以探讨,马克思和恩格斯如地下有知,必定也会赞许。这是符合他们“为人类服务”那种严肃的精神的。
2015-03-02
罗马共和国是城邦共和国,罗马时代意大利的各城市都有城邦式的组织,这是众所周知的事。中世纪中期,威尼斯、热那亚、皮萨、佛罗伦萨,这些商业共和国,或商业-手工业城邦,十足地承袭了罗马时代的遗风,这也是众所周知的事实。吉本(Gippon)在他的《罗马帝国衰亡史》中还告诉我们,威尼斯在古罗马是海滨荒村,蛮族征服罗马的时代,许多富有的罗马人避兵乱到那里,她逐渐扩大起来,不过没有成为“世外桃源”,却发展成为一个借商业为生的城邦,以后变成一个足以左右十字军行动的、富有的、有强大的商船队和海军的、威力强大的商业共和国。城邦国家,商业城邦,这都是希腊、罗马的传统,其渊源远远超过中世纪,这是西方传统的一个显著特点。
我们中国人却往往忽略这个特点,并且只把这种渊源推到欧洲的中世纪,还接着来了一个非历史的类推:既然欧洲中世纪产生城市,产生市民阶级即资产阶级,这种马克思主义的普遍规律对于中国就应该是无条件适合的。因此,中国的中世纪也有资本主义的萌芽,倘若不是意外的历史事变打断客观历史发展过程,中国社会自己也能生长出资本主义来云云。
2015-03-02
这种非历史的观点,必须批判。欧洲文明的传统,离不开希腊。希腊的社会经济类型,希腊思想,被罗马几乎全盘继承。蛮族征服,给欧洲文明打上了日耳曼的烙印,可是罗马传统通过基督教会大部分保存下来了。13世纪以后的文艺复兴运动,更使被基督教神学掩盖掉的那部分,欢乐的、世俗的人生哲学,民主主义的政治哲学,和具有强烈实证气味的理性主义学术思想,以新的面目恢复了它们的旧观。谁都承认,文艺复兴运动是世界近代化,亦即资本主义化的一个重要因素。外国人承认这一点,随而肯定,迄今的西欧文明可以名之曰希腊罗马文明。中国人也承认这一点,可是他们目光所及,以中世纪为限,不再上溯到希腊罗马时代。种种误会,可以说大部分由之而起。所以必须略加叙述。
科学与民主
2015-03-02
民主的解释可以是多种多样的。有人把民主解释为“说服的方法”而不是强迫的方法。这就是说,说服者所持的见解永远是正确的,问题在于别人不理解它的正确性。贯彻这种正确的见解的方法,有强迫与说服之分;其中,说服的方法,就是民主的方法。那么说服者的见解怎么能够永远是正确呢?因为他采取“集中起来”的办法,集中了群众的正确的意见。怎么样“集中起来”的呢?没有解释。
有人把民主解释为下级深入地无拘束地讨论上级的决定,并且指出这是动员群众积极性,加强群众主人翁感觉的方法。这个定义,同时强调少数服从多数,以及不准有反对派存在。这种对于民主的解释,和上面那种解释方法,一样以民主集中制为最高原则。实际上,两者都是权威主义,而不是民主主义。
2015-03-02
上面的论证,看起来是一种循环论证,你把民主当作前提也可以,把所谓科学精神当作前提也可以。不过我想,把民主当作前提,不免有一种危险:人家可以把民主集中制说成民主,也可以恩赐给你一些“民主”,却保留权威主义的实质。相反,把科学精神当作前提,就可以把“集中起来”的神话打破。你说“集中起来”这个集中,分明带有(1)集中、(2)归纳这两个因素。你主张你“集中起来”的是群众中正确的意见,你就是主张你归纳所得的结论是100%正确的。可是你的归纳,决不比别人的归纳更具有神圣的性质,你能保证你没有归纳错了?何况,这种归纳,实际上往往不过是“真主意、假商量”而已。这么看来,唯有科学精神才足以保证人类的进步,也唯有科学精神才足以打破权威主义和权威主义下面的恩赐的民主。
要确立科学与民主,必须彻底批判中国的传统思想
2015-03-02
希腊思想,是有教养的贵族静观世界为之出神的体系,它确实是“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形而上学。然而它“格物”,它有一种穷根究竟的笨拙戆态,它是从希腊工商业城邦的手艺匠师对客观事物的“变革”过程中精炼出来的。它不是王家文化,它不是道德诫命。它以笨人的穷根究底的精神,企图从日常生活中找出一条理解宇宙秘密的道路出来。它的这种特征,后来确实被基督教吸收来成为它的教义的一部分;而基督教也因此而成为一种既窒息科学也抚育科学的宗教。
2015-03-02
帝哩(那有名的最初的一推)。
F·培根本人是一个不道德的人(他卖友求荣,自己因受贿被黜)。然而他痛斥希腊思想的静观出神主义是不关心人类的幸福,痛斥亚里士多德的不道德。他提倡对一切变革事物的实践作系统的研究,把那种知识条理化——一句话,他提倡实验,他提倡归纳法,他提倡打破迷信和偶像崇拜。英国的皇家学会,就是在他的思想影响下搞起来的。近代科学思想的鼻祖是培根。
老子的“道”及其他
2015-03-02
你说干瘪,是自称“无新意”。然而凡是涉及感情的,我看就无所谓新意旧意。感情是生命的表现,有感情的东西,怎么样也不是干瘪的。而一切奉命文学,则不论其中有无惊人之语,有无独创的新意,它总是干瘪的。
2015-03-02
果彻底排除静观、玄览,那就不会有科学,不会有哲学。最近读希腊史,有人对古埃及、古巴比伦、古希腊文明详加对比之后,得出这样的结论:埃及、巴比伦文明比希腊早(早2500—3000年),希腊人许多东西都是从那里学来的(几何从埃及来,天文历法从巴比伦学来,工艺技术就不用讲了。那里的冶铁,公元前1000年就有,铜,公元前3000—4000年就有。)然而希腊人不是经验主义地学,希腊人善于对事物作“为事物本身”的思考,所以,自然科学渊源于希腊,哲学渊源于希腊,而埃及、巴比伦结果是毫无成就。
2015-03-02
然而这里所说的静观、玄览,必然是先经过尽可能周到的观察,然后作严密的合乎逻辑的论证。当然,必须承认,所谓合乎逻辑,也是相对的。
2015-03-02
老子的认识论,不仅是缺乏根据的冥想,他的论证有一个极大的毛病,极大多数是类比,即不是从前提到结论的推论,而是从外表上相似的一个不同事物的规律的陈述,然而根据不充分,“推不出”结论,或结论大大超过前提。这一点,汪奠基的册子说到了,然而汪竭力赞扬老子的无名论逻辑(即用否定论证来达到肯定的结论),对其缺点只轻描淡写地说了几句。
其实,老子这方面的缺点,不仅本身严重,还流毒后代。比如《大学》上的修齐治平,不仅思想本身渊源于老子,逻辑上的跳跃也和老子一样。
注: 修齐治平,跨度太大,逻辑也不一定成立。
2015-03-02
愚民政策已经无须解释了,无为政治似乎谈不上,因为我们似乎是“有为”得太过头,比如张奚若就说过好大喜功。这诚然是事实。然而有为中是不是也有无为政治的成分?我觉得,你列为愚民政策中的有意识因循守旧,反对物质文明的进步,似乎也有无为政治的味道。而这正是我们现在所奉行的政策的一部分(不是全部),正是我们两千年来停滞不前的原因所在。
注: 所谓有为中的无为,指因循守旧,只做笨事。
老子的“无名”是反对孔子的伦常礼教的有名论的吗?
2015-03-02
《老子》书内,也有一些“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的激愤之语,那似乎是同情劳苦人民,倾向革命的了。然而通读全书,深感此书实在是站在当时的“侯王”立场上,警告他们必须知足、谨慎、无为,才足以保持既得利益,而且提出了一整套怎样保持既得利益的愚民政策的办法,如“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常使民无知无欲”(第三章)等等,然而因为全书大讲虚无缥缈的“道”与“德”,老子的这个侧面常常被掩盖起来了。
2015-03-02
《老子》全书,决不是一个在野的圣人探索自然的奥秘(规律),或者人怎样达于至善的哲学,它是不折不扣的政治哲学,统治哲学。他的“道”,似乎说得玄妙得很,涉及天地宇宙。然而主体既已确定,天地宇宙不过是统治哲学的隐喻,本身并无独立的意义,所以也不求逻辑上的完整。这种以天地宇宙作为统治哲学的隐喻的手法,到韩非手里大大发扬光大,于是老子的“道”就变成了“明君贵独道之容”的“道”了。
把天地宇宙的“道”搞得在逻辑上完整的学说的,是庄子。然而庄子的主旨和老子是绝然不同的。老子是为侯王常保富贵出谋划策,他的清静无为是常保富贵的手段,他全书中绝无半句隐世遁世的话。庄子把老子的“道”弄到另一个方向上去了,然而这绝非老子本意。后世把老子奉为道士的祖师爷,其实完全把他误解了。
2015-03-02
而且他的清静无为,是一种在政治、经济、技术、文化、科学、艺术上力求保持现成状态,甚至主张倒退,不求进步,不求创新,不主张与天斗与地斗,以争夺人类更美好生活的保守主义或倒退主义。他认为“奇技淫巧”会导致更严重的剥削,主张过原始式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可是历史证明,人类在进步,甚至剥削关系也促进了人类进步,而反对剥削的斗争,中心放在反对奇技淫巧上根本是找错了目标。这也许还是好心好意,可是这一份好心好意,对两千多年的中国的停滞不进并不是没有责任的。
论孔子
2015-03-02
在这里,他的政治主张,和他达到这种主张的手段是矛盾的。手段是仁、恕,目的是霸业,你批评得很中肯,仁、恕一套谁也不会听他的,不过他若真的当起权来,他的做法其实和管仲、商鞅是一样的。杀少正卯,隳三都,已见端倪。他自己心里明白,仁、恕是讲给别人听的,是教化芸芸众生的,至于当权的人要成霸业,不心狠手辣,芟除异己是不行的。他对管仲的称道,已经为我们当代人的“大节小节论”做了榜样了。
孔子对秦政的称道,和荀况的称道是一模一样的。虽然称道的对象,在孔子是大胆用了五羊大夫的缪公,在荀况是用了商鞅的孝公及其后诸王。
后代史家,说中国几千年来的政治一直是内法(或荀)而外孔,以孔做羊肉,挂招牌,以荀或法做实际。这一套其实开始于孔子本人。
2015-03-02
比较起来,孟轲比孔子要“一以贯之”得多。孟轲强调仁义,不惜得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又次之”,以及“君视臣如草芥,则臣视君若寇仇”的结论。这种结论,是孔子绝对不会达到的。这就是他的归宿必然是法家的道理。孔子的嫡传是荀况,荀孟对立其实就是孔孟对立。
注: 与老庄不一非常雷同,有趣。后辈选择了与前辈不同的方向。
2015-03-02
他有许多庸俗的话,“学而优则士”,“耕馁,学禄”这类都是。但是这是专制体制下官僚机构盛行的一般意识形态,孔子以前一千多年的古埃及的“文士”教训他的儿子,说的话,和孔子这些话,连措词都差不多。再说,他带那么一大帮学生,事实上靠他们吃饭,他能不为这个子曰店做做广告吗?
要不落到这个陈套中去,在古代条件下,唯有个人主义盛行的政制才行。我现在动不动就说希腊。早期古希腊执政者是土地贵族,国家是蕞尔小邦的城邦,当官的是荣誉职不支薪饷,要发财,你去航海,你去开辟新殖民地,你去做买卖,别在现成的一锅饭中去跟别人争更大的份额。学问不是“货予帝王家”换口饭吃的玩意,而是一种个人的创造活动,这才能够产生或者放眼宇宙,或者注视自己内心世界的思想家。专制政治不可能设想这种知识的出路,知识无非“求禄”,你能怪孔子吗?
2015-03-02
“民无信不立”之信,和“言必信,行必果”之信恐怕意义并不一样。一是政令之信,一是待人之信。政令之信是商鞅植木悬赏之信;待人接物之信,其必须遵守的程度恐怕确实与此有差别。
2015-03-02
孔子求售的地方,鲁、宋、卫、陈、蔡、都是周的中心地区而不是僻地(到过齐,那是由田氏代齐前夜,齐景公实在不象样)。战国的强国,秦、晋——后来的赵、齐、楚,都是边缘区,中心故国,全被并吞。并吞了中心地区的魏强盛过一时,到最后还有一个信陵君,那也是继承了自称为狄的晋的遗业的。孔子不到边邦去求售,他的“周”要是“东周”,最好是建立在殷的故地,周公后裔的鲁,也是目的与手段矛盾的一例。普鲁士、奥地利都是日耳曼的边邦,苏联与美国,500年前在世界上不占地位,新的历史往往是在新地方开头的,满脑子旧秩序的孔子是不懂得这一点的。
评韩非
2015-03-02
“教民耕战,富国强兵”是法家的积极的贡献,因为历史上秦皇汉武的对内大一统、对外开拓疆土得益于此,然而韩非对此没有贡献什么。“王子犯法,庶民同罪”,以及废除贵族,实行二十等爵等等,是把专制君主一人而外的一切人都平等化了,这也有其积极的一面,对此,韩非没有贡献什么。在“法术势”三者之中,韩非的贡献在术势两者,也许势还是他的创造发明,他的术是君主充分运用势的术,比申不害的术要厉害得多。所以他的贡献,似乎不外是:(1)君主阴险残酷的御下之术;(2)君主有权无限纵欲的说教。这两者,在法家的全部武器库中是积极作用起得最少、消极作用起得最多的东西。二千年来法家被攻击为刻薄寡恩,目标首先是韩非。这么说来,从“法家立场”来说,韩非也是害群之马。说他“集大成”,起商鞅、李悝于地下,一定坚决反对。
2015-03-02
利害关系说不是韩非首创的。韩非的描写犀利泼辣,到了赤裸裸的程度,然而:
第一,他根本没有考虑人性中善良的一面,而且这是从动物式的本能中发展出来的。动物中的本能是食、色、幼小保护。两口子之间,至少有一段时期是相互依恋的。“女性弱,为母则强。”这些都是超乎利害以上的关系。有人说,人是狼,然而狼群之中还有一定的秩序,这说得很对。
2015-03-02
集团斗争,这个小集团内部还必须保持为团结所必要的秩序。
2015-03-02
最善意地了解韩非,他是认为列国相争,战乱频仍,必定要大一统,人民才得保全,才得休息。他的法术势是大一统所必要的。
然而,如果我们承认韩非思想突出的一条是君主中心,那么他就不可能有上面的“学术出发点”。
何况,如果有一点点“人民感”的话,他可以倡导君主对贵族残酷,然而他决不可以倡导君主本人纵欲。事实上,秦统一六国后大肆纵欲,阿房宫、陵墓、长城一起来,人民比战乱频仍中还要难
2015-03-02
韩非的方法论,是片面主义的一元主义,是忠于自己所树立的教条的教条主义。他貌似观察细微,然而他从头到尾是“摘其所要”,对于客观事实不多方取材,对于所取材不作多方考察。他有歪道理,他文笔犀利,说明这个人有才气。仅仅才气不能决定一个人的价值。我是认为,他在中国史上没有起一点积极作用,而他本人在道义上也毫无可取之处。
附一:从诗到散文——《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出版追记
2015-03-02
父亲对国家前途极度关切的责任感和探讨真理的热情、勇气,
2015-03-02
1957年以后,他是一步一步从地狱里蹚过来的呀!他的深刻的思索,常常是在数不完的批斗、侮辱甚至挨打之中完成的,在他最需要亲人的时候,亲人远离了他,可是恰恰他的思考,包含着更多的真理。
2015-03-02
不是都经历过50年代“一天等于二十年”那种狂飙式的革命浪漫主义吗?不是都需要从理想主义转到经验主义吗?所不同的是,作者较早地就“痛苦地感到,人,如果从这种想象力出发,固然可以完成历史的奇迹,却不能解决‘娜拉出走以后怎样’的问题”
附二:顾准传记
2015-03-02
他认为中国之所以会发生反右派反右倾之类的事,是和中国历史的传统意识形态、封建时代的哲学包袱分不开的。对这方面估计过低将会犯错误。他把自己遭到的不公平待遇和古今中外历史上的事件作了比较之后,心情变得冷静而充满理智,对自己反复多次长期身处逆境,并不怨天尤人,处之泰然。相反,他对历史充满了信心。他认为历史总是在前进,现在比过去总要好一些。
注: 黑暗中仍如此乐观,难能可贵。
2015-03-02
他对各种简单化的“批判”、“否定”总是不能满足。他说居里夫人的下面一句话对他最有教益:“即使在人类知识宝库里投进一粒沙子也是伟大的。”他用这句话勉励自己,克服了精神上物质上巨大的压力和困窘,以图书馆为家,身处斗室而不以为苦,在常人不能设想的那种孤寂和清贫的环境下,孜孜不倦地读书、学习。
2015-03-02
他是历史的乐观主义者,又是历史的现实主义者。他认为理想是远大的,而步骤只能是逐渐进行的。在那阴霾弥天的日子,他始终关心和注视着我们国家民族的未来,并且没有一天忘记梦寐以求的我们国家有一天能够在世界上腾飞。
顾准,终其一生,只是为了追求真理,此外,别无所求。他的追求真理的足迹,一直延续到他生命的终止。

《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的笔记-

《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的笔记-第5页

基督这个字,就是希腊字的弥赛亚。
基督教本来不过是犹太教的一个反对派,用宗教术语说,是犹太教的一个异端。其实佛教也不过是婆罗门教的一个异端,不过佛教在印度已经完全消失,在世界上信徒也寥寥无几了。
范文澜的《中国通史》,强调中国文化传统是“史官文化”是一点不错的。这种文化的对象——几乎是唯一的对象,是关于当世的政治权威的问题,而从未“放手发动思想”来考虑宇宙问题。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三人一致赞许过的狄慈根的《辩证法》,全篇大谈上帝。我读了,既感厌倦,又不理解。到后来,懂得一切理性主义者都把理性归到上帝那里,或没有上帝的上帝那里,才懂得这并不奇怪。
我不喜欢基督教。我相信,人可以自己解决真善美的全部问题,哪一个问题的解决,也无需乞灵于上帝。
我也并不反对史官文化。历史没有什么可以反对的。中国人从来都是经验主义。唯理主义的最大好处是推动你追求逻辑的一贯性,而这是一切认真的科学所必须具备的东西。
p084
城市自治是怎样取得呢?是购买封建主的封建权利而得到的。
在中国,朝廷兴军筹饷之事很多,但是绝不会有出卖特许状,由此建立起一个个“独立王国”式的城市自治体的可能。考究其原因,中国历史上的法,是明君治天下的武器,法首先是和刑,而不是和权连在一起的。
罗马法权传统,国家是建立在公民权利基础之上的。欧洲各国现代诉讼法中,个人或法团可以成为诉讼的一方,其中一方是国家。个人私利,在理论上是受到法律保障的,国家不得随便加以侵犯。固然,这不过是纸面上的保障,然而纸面上的保障也是世世代代斗争结果的记录。固然,这是特权阶级的权利。可惜,在中国,在皇帝面前,宰相也可以廷杖,等而之下,什么“权利”也谈不上。所以,马克思讥讽中国是普遍奴隶制——当我们读《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读《国家与革命》,《法兰西内战》看到其中强烈谴责凌驾于人民之上的国家时候,千万不要忘掉,马克思他们是在什么历史背景之下写作的。
我们有些侈谈什么中国也可以从内部自然生长出资本主义来的人们,忘掉资本主义并不是纯粹是一种经济现象,它也是一种法权体系。法权体系是上层建筑。并不是只有经济基础才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也能使什么样的经济结构生长出来或者生长不出来。资本主义是从希腊罗马文明产生出来的,印度、中国、波斯、阿拉伯、东正教文明都没有产生出资本主义,这并不是偶然的。

《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的笔记-第123页

议会的演进史,是其所包含的成分逐步扩大,民主权利逐步下移的历史。
少数特权人物之间的斗争,只要它是遵循一定的章程,而并不完全通过暴力,只要这种斗争的每一个方面,按照这种章程,必须力求取得群众的支持,它就势必要发展成为议会政治。举一个例,英国大宪章,因为诸侯不许王室向他们非分勒索,规定朝廷要征收钱款必须取得议会同意,从这里就发展出来“不出代议士不纳税”的口号。开始,它成了资产阶级的斗争武器,逐渐扩大成为“人民当家做主”的号召。这在中国也是不可想象的。中国只有“迎闯王,不纳粮”,从来没有过“不出代议士不纳税”的口号。到现在还是没有。
有一个具有立法权的议会,势必要演化出政党来。通过一个议案时的赞成派,演化成执政党,反对派演化出反对党。也唯有一个有立法权的议会,才使政治和政策,成为公开讨论的对象。否则的话,政治和政策,永远是由“时代的智慧和良心”躲在警卫森严的宫廷里做出决定。
P211
朱学勤说,后来那一代知识分子未能像顾准的成就,是因为“知识大限以及逻辑乏力拖住了他们的脚步”。知识让人求实,逻辑让人求是。
但是,我一直有个疑问,那是一个会把人席卷而去的时代,他怎么能在风暴中趴在地上紧紧扣住这两颗石子,而不被吹走,甚至连气息都不沾染?顾准后来说过,这一年的生活让他养成“读史”的习惯。这种习惯的好处就是“样样东西都要自己学着去判断”。
习惯一旦生成,就会自动带着人去往未知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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