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书评

读书摘抄

新宗教是希腊思想的宗教化。犹太教是民族战神和征服之神的宗教，基督教从犹太教的异端发展为罗马帝国国教，宣扬爱。希腊思想重于研究宇宙问题。将理性、文法修辞、实在世界与“理念世界”诉诸神秘主义——一神教的上帝。这是哲学化了的上帝。史官文化只研究礼法，所以中国没有逻辑学和数学。佛教讲超脱，基督教讲原罪和救赎。亚里士多德开创了形式逻辑体系—演绎法的三段论和解释现象的目的论。中世纪教权王权并存，教士与骑士文化并存，学术乃经院哲学。培根提倡实验主义—工具主义，唯理主义导致神秘主义和科学发展，史官文化则导向历史主义和经验主义。 近代自然科学的实验主义、多元主义，以及自然科学的迅速发展，繁荣昌盛，总的来说，是唯物主义的经验主义的后果。政权永远是阶级的政权，专制主义或僭主政治是相互斗争的阶级谁都无力克服对方时兴起的一种过渡政权，该理论不适合于中国。中国的专制政权本身就是社会斗争的一方，不是哪个阶级手里的工具。希腊政权演变脉络：王权（政权神授）–寡头政治（政权法授，排外封闭）–僭头政治（有钱有势的平民参与政治）–民主政治。小国寡民的城邦制是希腊走向民主政治的主要原因之一，中世纪罗马帝国分裂后产生的各个广土众民的国家只能采用王权政治来维护他们的民族同一性，他们没有条件实行希腊式的直接民主，也还不懂得代议制民主。海上文明由城邦建国，政制为贵族政制，陆地文明由部落建国，政制为专制。骑士文明起源于日耳曼民族。 欧洲近代封建制度，渊源于查理曼大帝及其前的墨洛温琴法兰克王国。世俗政权分散化而教权集中化。骑士是战争和最下层经济生活的主角。马蹬技术使骑士成为享有土地财产的阶层，并决定了中世纪封建社会形态。如果官僚体系发达起来骑士阶层不可能出现。11世纪诺曼的威廉使用马蹬技术征服了英国。兵制本身是一种上层建筑。不同的兵制，不仅取决于生产力水平，也取决于政制和意识形态。 相同的生产力，因为兵制不同，而有西欧的封建制和中国的专制主义。西方中世纪因为宗教权威而无法形成世俗专制主义。资本主义产生的因素：商业本位的意识形态、法权体系、民族国家力量对商业城市的保护扶植、科学技术与产业革命、合理经营、清教精神。王朝本位的国家不可能产生资本主义，中国从来没有产生过商业本位的政治实体 。旧资本主义以资本增殖（殖民地）为生命线，新资本主义以科学技术为生命线。希腊思想是工商业城邦文化的产物，是贵族思想而非王族思想：格物的分类学，数理神秘主义（后被唯理主义替代），静观出神主义，实行原始民主等。培根提倡实验和归纳法。 中国，除了伦常礼教，没有学问，要逃避王权，只好走老庄禅佛一路。 基督教窒息科学，也培育了科学。 政治权威的平民化，却不比驱逐宗教精神更容易。希腊城邦民主是贵族政治，经历希波战争、伯罗奔尼撒战争后衰败，被亚历山大的马其顿帝国灭亡，文化是希腊思想和东方专制主义混合物。罗马城邦模仿希腊思想，战胜迦太基后逐步从共和国变成帝国。罗马因蛮族入侵灭亡，日耳曼实行孟德斯鸠的等级君主制，君王与诸侯是契约关系。军队是封建骑士。中世纪西方城市是向封建主赎买回自由民身份的农奴以“公社”的政治形式进行自治的自治体。一些意图建立民族国家的君王用等级会议、与城市结盟等方式削弱诸侯，成为议会制度产生和英法大革命的历史背景。 议会是在等级君主制的根子上长出来的。议会的演进史，从等级封建制的契约关系演变到民主政治，又从民主政治演进到不同于城邦直接民主的代议政治。光荣革命以后，英国议会取得了全部政权，王室不过是傀儡。直到1832年以前，英国议会实际上是贵族把持的。 法国大革命初期的议会，是英国式的。到国民公会—公安委员会时期，国民公会集立法权和行政权于一身，它是古罗马式的、由代表组成的直接民主机构了。 黑格尔主义其实是哲学化了的基督教。在“法术势”三者之中，韩非的贡献在术势两者，也许势还是他的创造发明，他的术是君主充分运用势的术。利害关系说与与君主中心说， 是韩非思想的两个中心。归纳法以经验为根据。就已有证据一检验，至于未经验到的，只能根据已有的经验来推测，其可靠性更小。判断总是属于经验的概括，总只有或然的性质，而不是绝对肯定的。黑格尔的逻辑学＝辩证法＝世界模式论自然科学早已超出了形而上学的范围。自然科学早已从发生发展，亦即从自然史方面去研究自然了。西方科学技术的猛烈发展，是因为不存在辩证法的教条之故。唯理主义的理性推理(Reason)是人的一种心里能力。你怎样才能够唯理主义而不唯心主义呢？ 从经验的主观性达到否定客观世界，这是佛家唯识论所走的路。

《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节录

　　西方传统的显著特点：来自希腊罗马的城邦国家、商业城邦。　　非历史类推：中世纪产生城市，产生市民阶级即资产阶级，这种马克思主义的普遍规律对于中国就应该是无条件适合的。中国也有资本主义萌芽，若不是历史事变意外打断，客观历史发展过程也能生长出资本主义云云。　　资本主义并非纯粹经济现象，也是一种法权体系。中国历史上的法和刑而非权连在一起，是明君统治天下的武器。（按：法术）欧洲至少统治集团相互间身份和关系观念上认为由契约规定（Contract to Status）。而中国“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　　有了市民阶级，有经济优势，发展资本主义还要有强大军力和适当规模民族国家保障经济优势。商业城邦发展不出资本主义。（按：英国的特殊性）　　唯有立足科学精神之上的民主才是一种可靠的民主，民主不过是方法，根本前提是进步。科学精神是哲学上多元主义。第一原因和终极目的是哲学上的一元主义和政治上权威主义的依据。　　希腊思想的神秘主义部分被哲学史上的唯理主义继承。与基督教伴生在一起的有唯理主义，这是宗教精神，固然窒息科学，也培育了科学。中国有原始辩证法，然而太聪明，懒得穷根究底，发展不出有系统的辩证法——辩证法还须有真正宗教精神才发展得出来。黑格尔可以作证。黑格尔主义是哲学化了的基督教。“类”比个别事物高贵，个别事物生灭无常，而“类”永存——不是从个别事物中归纳出类，而是类概念产生出个别事物，走上绝对精神的结论。按人的思维的本性、使命、可能和历史终极目的的绝对真理论。　　“人民当家作主”其实是一句空话。我们要的是不许一个政治集团在其执政期间变成皇帝及其宫廷，考虑的是怎样才能使人民对作为“经济集中表现”的政治的影响力量发展到最可能充分的程度。　　民主是争来的，要有笔杆子，要有用鲜血做墨水的笔杆子。　　没有什么终极目的，只有进步。终极目的是基督教的传统，基督教的哲学部分，设定了一个“至善”的目标，共产主义是这种“至善”的实现。至善是个水涨船高，永远达不到的目标。　　历史的经验：大革命时漂移的旗帜不可少。所以理想主义虽不科学，它起作用却是科学。　　逻辑上判断总处于经验的概念，只有或然的性质而不是绝对肯定的。　　古典的即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总不免赋予概念一种神秘的性质，即概念虽然来自事物，可一旦形成，其品格就高于具体事物了。既然如此，不免把“绝对”的意义赋予判断，认为一切判断都有绝对的性质。（罗素：其实在各个人头脑里，某类事物的概念，不过是他心中这类事物的最优型而已。）　　马克思按其本性是唯理主义的。革命的理想主义者不能不是唯理主义者。黑格尔的逻辑学=辩证法=世界模式论。唯理主义者本质上不得不是神学家。马克思主义哲学是黑格尔和培根的神妙结合。反对不可知论——唯有坚持“理想”是唯物的，有根据的，绝对正确的，才心有所安，唯有坚持真就是善，才能理论与实践一致地勇往直前。这是一种道德哲学的原因，本来应该为之肃然起敬的。（按：这里作者说，我自己也是这样相信过来的。这么轻描淡写的话背后多少痛苦！）

近代最有风骨的学者

那是一个会把人席卷而去的时代，顾准怎么能在风暴中趴在地上紧紧扣住这两颗石子，而不被吹走，甚至连气息都不沾染？顾准后来说过，这一年的生活让他养成“读史”的习惯。这种习惯的好处就是“样样东西都要自己学着去判断 —这是柴静为顾先生撰写的专文。非常感谢顾新生那份坚持 让我感觉到人的伟大就是你的底线。

《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黑暗时代里的光照

文/严杰夫汉娜•阿伦特曾说，“即使时代黑暗，我们也有权去期待一种照明，这种照明未必来自理论和观念，而多是源于明暗不定，常常很微弱的光。这光照来自那些男男女女，来自他们的生活和著作，无论境况如何，这光始终亮着，光芒散布”。阿伦特的这句话落到中国当代史上，显然是为顾准“量身定做”。对于当下的大多数人，甚至是读书人来说，我们很难给顾准明确定一个身份。他曾经是一个会计学家，也是一位革命者，建国初一度是上海的财政局长，随后却被打为右派，最终成为一个独立的思想家。今天我们再度回顾顾准的一生贡献时，往往会说他是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第一人，只是对于了解及期待了解顾准的人来说，这一历史评断显然远远不够。诚然，了解一个学者，最直接的方法便是阅读他的文字。然而由于时代的关系，顾准在建国后的文字和著述留下的并不太多，那本《顾准文集》也是直到1994年才最终付梓发行。那本文集，对于理解顾准和他的思想，虽然恐怕只起到了管窥的作用，但无疑还是让大众第一次能去直面这位 “燃灯者”的心路历程。在仅400页的并不算厚实的文集中，《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应算是其中最核心的部分，这个篇章不仅是最直接地触及到了顾准思想的核心，而且也是对顾准一生经历最准确的概括。所以，今次光明日报社将这个部分首次以单行本的方式出版，无疑是给了我们一次重读顾准的绝佳机会。回顾顾准的一生，他年少在会计界成名后即投身革命，跟随了那个革命年代里狂飙的理想主义潮流，他借着会计学家的身份，实则是在用红色革命理论来救国图存，这段革命经历不仅让顾准接触到了社会主义的经典理论，而且也让他在实践中体会到了革命理论的力量。建国后，顾准由于在实际工作中坚持自己的独立思想，令自己在仕途和生活上遭遇了巨大挫折，直到最后妻离子散、家破人亡，这种惨痛的经历并未使他消沉，反而让他冷静下来开始反思大家对革命理论的认识误区，这种反思让他最终从一位“理想主义者”彻底转变为一位“经验主义者”。于是，在《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中，我们读到了作者那个惊世骇人的发问：“某种远大的理想，以及由这种理想而引起的狂热，宗教式的狂热，不都需要从理想主义转到经验主义吗?……人，如果从这种想象力出发，固然可以完成历史的奇迹，却不能解决‘娜拉出走以后怎样’的问题。”正是在这样发人深省的提问下，顾准在1973-74那个黎明前尚最黑暗的时代里，还冷静地指出，现在我们最为需要的是“清醒地看到问题所在，知道我们已经解决了甚么，哪些没有解决，哪些是走过了头，实事求是，而不是教条主义地对待客观实际”。是的，“实事求是”，正是这四个朴实的汉字，却在顾准提了5年后，才最终被真正落实到了治国理念中。当然，《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尽管在文体上只是一些读书笔记和随想，却并不容易读懂。一方面，作者的旁征博引和肆意挥洒包含了庞大的信息量，如果没有一定的知识储备，恐怕很难理解其中表达的意思；更为重要的是，作者的叙述思维常常在不同的时代间跳跃，从古希腊到20世纪的红色革命，从古典哲学到马克思经典，他的叙述时空常常一跨数千年，其中蕴藏的说理和感情交杂在一起，彷佛是一曲节奏迅疾激昂的进行曲，读者稍不专心就很难跟上作者的叙述节奏。事实上，从希腊城邦到十月革命，从黑格尔辩证法再到马恩列思想，作者在恣意的书写中实则是在慢慢梳理并重新认识那些革命经典理论。所以，无论是希腊文明还是俄国革命，无非都是作者在借他国历史浇自己心中的块垒。在《辩证法和神学》一文中，作者写道，“马克思、恩格斯的眼镜，从人类历史来说，不过是无数种眼镜中的一种，是百花中的一花。”读到这里，我们终于意识到，作者那庞杂的信息和宏大的叙事下，归根结底就是要表达这样一个简单却在那个年代很少人能意识到的“常识”。顾准离开我们已经将要30年了。30年间，中国社会早已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中，作者那些振聋发聩的文字大多已被现实证明了，只是“娜拉出走以后怎样”这个问题依旧在当下叩问着我们，直到现在，我们依旧未能对这个问题提交出令人满意的答案。所以，我想，那些拿起《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重读的思考者们，依旧会在脑海中盘旋着这个经典的提问，依旧会被顾准那些激扬的文字而感动得热泪盈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