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与启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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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东方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4-5-1
ISBN:9787506018425
作者:江怡编
页数:681页
作者简介
中国文学所汲取的理性思潮千差万别并与非理性思潮杂交在一起，如何从哲学理论与文学文本的结合上既把各种理性精神的内涵和外延弄清楚又将理性精神从不同形态的文学文本中发掘出来，且作出创新性的准确性的阐释，乃是攻克的难点或重点。由此逻辑中心生发开去，形成本书的网状框架，从大纲到小目都进行了具体规划，并提出较严格的撰写要求，经过多次的集思广益的讨论，在取得共识的基础上各参著者在大纲的指导下对所分担的任务进行了认真细致的探幽发微的研究，不断地将各自独特的发现和体悟充实进写作提纲，力求创新趋优。
书籍目录
编著引言：从现代到后现代
[德国]康德：答复这个问题：“什么是启蒙运动？”（1784）
[法国]孔多塞：人类精神发展史概要（1793）
[法国]波德莱尔：现代生活的画家（1863）
[美国]皮尔士：怎样使我们的观念清晰（1878）
[德国]尼采：论道德的本性史（博物志）（1855）
[德国]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1904-1905）
[瑞士]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1906-1911）
[法国]马里内蒂：未来主义的建立和宣言91909）
[德国]韦伯：以学术为业（1918）
[瑞士]柯布西耶：走向一种新的建筑（1923）
[西班牙]加塞特：人满为患现象
[英国]维特根斯坦：关于伦理学的讲演（1929）
[德国]霍克海默、阿多尔诺：启蒙辩证法（1944）
[法国]萨特：存在主义（1945）
[德国]海德格尔：关于人道主义的书信（1947）
[美国]文丘里：建筑的复杂性与矛盾（1966）
[法国]德里达：书本的终结和文字的开端（1967）
[法国]福柯：尼采、谱系学、历史（1971）
[美国]哈桑：后现代主义：一份辅助批评书目（1971）
[法国]德勒兹、瓜塔里：反俄钬浦斯：资本主义和精神分裂症（1972）
[法国]博德里拉：符号的交换与死亡（1976）
[法国]艾里加里：并非单一的性（1977）
[美国]泰勒：犯错：一种后现代的神学（1984）
[法国]麦金太乐：德性、个人生活的整体和传统的概念（1984）
[美国]罗蒂：协同性还是客观性？（1985）
[德国]哈贝马斯：走出主体哲学的另一条道路：交往理性对主体中心理性（1985）
[美国]詹克斯：什么是后现代主义？（1986）
[美国]哈丁：从女性经验主义到女性主义立场的认识论（1986）
[美国]博德：笛卡尔式的男性化思维（1987）
[美国]格里芬：科学的反魅（1988）
[美国]霍尔：现代中国和后现代西方（1989）
进一步阅读文献
编考后记
媒体关注与评论
与自由放任相反，任何道德都是对本性、也是对理性的一种专制。——尼采 绝对知识的地平线，在于涂抹逻各斯里的文字，恢复存在的痕迹，重新拥有差异，从而实现我在别处称作适度形而上学的东西 ——德里达 简化到极点，我们可以把对元叙事的怀疑看做是“后现代”。 ——利奥塔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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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一个小点切入，谈谈我的看法，写了四个多小时，浅陋之见。摘要：启蒙运动以批判传统权威，高举理性主义大旗为其宗旨，对前见持贬斥态度。然而在伽达默尔眼中前见是有其合理性的，本文就伽达默尔理论的核心概念——前见，来阐释前见思想对启蒙运动的批判以及历史性的前见对文化的理解和传播所起的积极性作用。关键词：前见 启蒙运动 理性 传统 权威启蒙运动是欧洲17、18世纪的一个重大的思想运动。“启蒙”的本意是“光明”。当时先进的思想家认为，迄今为止，人们处于黑暗之中，应该用理性之光驱散黑暗，把人们引向光明。他们高举理性主义大旗，积极地批判专制主义和宗教愚昧和封建特权主义，宣传自由、平等和民主。可以说，启蒙运动旨在批判一切旧有的传统，倾向于把一切都放在理性的审判台前。我们看待启蒙运动的基本前见就是反对前见本身的前见。（一）对启蒙运动的批判众所周知，西方近代的“启蒙时代”又称为“理性时代”在康德的经典论文《什么是启蒙？》中这样一句名言里：“要有勇气使用你的理智！”[ 康德：《历史理性批判》，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1991年，第22页。]。在这里康德明确地指出：“从迷信中解放出来就叫作启蒙”，而这个说法“也适合于从一般的成见中解放出来”，并将自己独立思维，不受别人的主导作为“摆脱成见的思维方式的准则”[ 康德：《判断力批判》，邓晓芒译，杨祖陶校，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36-137页。]。的确，近代启蒙运动所强调的是不承认任何权威，一切都必须纳入到理性的审判台前受到审判以确立自己的合法性，甚至宗教信仰和立法者的权威都不能例外，近代圣经的批判研究也由此而来。启蒙主义所期待的是正确、合理的，也就是无成见的理解一切，包括传承下来的所有文本，他们认为，书写下来的东西不一定是真的，我们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达到一种更好的理解，这里所说的努力就是理性。在这里就要引出理性问题的探讨。启蒙运动发轫之初，思想家们以其卓越的思想对传统作出理性批判，然而随着启蒙运动的扩大，这种思想运动走向激进。以法国为例，法国的启蒙运动最为声势浩大，它的思想成果体现在政治上却是抛弃了他们原先所追求的自由平等，法国民众所极力反对的君主专制最后走向了军事强人的独裁政治。从这里可以看出人类理性是十分脆弱的，并不能以之来判断我们是否无成见地理解了一切。然而，伽达默尔并没有否定启蒙主义对理性强调的合理性，他指出，如果权威“取代了我们自身的判断，那么权威事实上就是一种偏见的源泉，但这并不排斥权威本身也是一种真理的源泉的可能性”[ 伽达默尔：《诠释学I：真理与方法》，洪汉鼎译，商务印书馆，2007年，第379页。]。现在的问题在于启蒙主义不加分析地反对一切权威，反对一切偏见，这就有失偏颇了。它其实是以自己的一种偏见导致了对“偏见”的误解，同时也导致了对“权威”的误解，因为它将权威和理性完全对立起来了，而看不到它们之间既有否定的一面，也有肯定的一面，即相互联系的一面。权威虽然可能导致专制主义，但并不是必然的，而且这也不是权威的本质。如上而言，我们此时就需要一种合理的前见。传统诠释学认为人应该抛弃自身所带的前见，不偏不倚地看待文本，力求了解作者的真实意图，即作者意图和前见是客观存在的两个不同的个体，认为前见等同于偏见。然而，这是不可能的，人生来就带有一个时代的前见，这是历史在人身上的烙印。所谓“前见”，就是我们真正在开始理解活动之前，在我们理解主体的思想意识领域出现的思维文化定势，是主体自身所处的历史时期和社会环境对主体的一种思想渗透，也是作为 “社会的人”在内心深处留下的一个社会印记，表明了个体与群体之间的一种潜在联系， 一直在我们的头脑中占据着一个重要而隐秘的位置[ 《吉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 2007年第0期 刘鑫 “前见”的存在——伽达默尔解释学理论中关于“前见”的内在逻辑体系]。基于这种对前见的认识，我们可能无法做出绝对公正理性的判断和理解，微薄的理性显然是靠不住的，伽达默尔所提出的时间距离一说我觉得是可以借鉴的。启蒙运动倾向于批判一切权威，然而有时权威也是真理的源泉。人的权威并不是基于某种服从或抛弃理性的行动，而是基于某种承认和认可的行动[ 伽达默尔：《诠释学I：真理与方法》，洪汉鼎译，商务印书馆，2007年，第358页。]，也就是只有承认他人在这方面的见解超过自己，我们才会认可这种权威。伽达默尔敏锐地看到，近代启蒙运动也并非人们所想象地那样铁板一块，在宗教方面，德国启蒙运动也并未一味地强调批判，而是在圣经的权威和理性的批判之间寻找某种平衡，达到某种调和。他们中不少人对基督教的“真实前见”是承认的，“因为人类的理性太软弱，不能没有前见”去理解，而获得真实前见，这本身是非常幸运的事[ 伽达默尔：《诠释学I：真理与方法》，洪汉鼎译，商务印书馆，2007年，第371页。]。所以说，流传下来的权威并非只是启蒙运动中所谓的封建残留，亦可以说是古代流传下的智慧文明结晶。所以说，我们并不应该完全摒弃传统，因为从另一个层面来说，有权威而产生的前见并不是我们理解事物的阻碍，相反，因为古典流传物沿袭的时间久远，我们就具备了“时间距离”这一条件，古老的权威经过一代又一代人类的理性认识和认同，真正流传下来的就极有可能是一种真理，只是这种真理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以不同的面目出现。依旧以宗教改革为例，人们反对的是教会神职人员垄断对《圣经》的解释权而非《圣经》本身。由此可以得出，前见并非必然是不正确的或错误的，并非不可避免地会歪曲真理。近代启蒙主义就是认为理性与传统、理性与权威、理性与前见之间存在一种对立，而不是在历史的过程中去统一它们。伽达默尔对成见、权威和传统的解释是基于本体论的，它们恰恰说明了人的存在及理解的有限性。所以对待近代启蒙运动，并不应该以批判权威为前见，而是应该持一种开放性的态度去寻找理性和前见之间的平衡点。（二）对文化理解和传播的推进启蒙运动中对“前见”的完全排斥态度固然是这场思想运动的一个弊端，其所盛行的如康德所说“大胆运用你的理智”则对这场普世性启蒙运动的繁荣功不可没。思想家在批判的同时不自觉的也做了传承，他们翻译了大量古希腊古罗马的经典著作，以他们当时的历史意识不自觉得完成了一种更适合当时人理解的文本翻译，带着翻译家本身而具有的前见，这种前见是与生俱来而不易察觉的，将自我时代的前见加之于前人的前见之上，从而形成新的理解。这里我们以产生于18世纪《傲慢与偏见》一书作为例子，通过中国不同版本的翻译来论证我们的翻译实际上带着前见，而这种前见是有利的，是便于我们理解的。任何一部文学作品都渗透着某一种文化背景，而且也必定会受到文化和社会的影响。此外，不同的国家都有不同的历史，文化，价值观，惯例和象征等等.生活在不同国家的人对于同一件事情会有不同的感受。比如说，中国人和英国人对于同一种颜色会有不同的联想。而对于中国人所熟知的"阴阳"，英国人就会觉得无法理解.因此，译者必须对不同文化中的这些语非常熟悉，才能够翻译出恰当的译文.例: Has she been presented? I do not remember her name among the ladies at court.王科一译: 她觐见过皇上吗? 在进宫的女士们中间，我好像没有听见过她的名字。孙致礼译: 她觐见过国王吗? 在进过宫的仕女中间，我不记得有她的名字。张玲译: 她觐见过国王吗? 进过王宫的夫人小姐中，我不记得有她的名字。这是贝内特太太的一句问话。King是十八世纪指的是具有最高权力的人。三位译者在这里选用了两个不同的词汇来翻译.在王的译文中，他把其译成"皇上"，因为中国的读者非常熟悉这个名词，更容易接受。因为王采用了归化的译法，来迎合目标语读者的接受能力。然而，孙和张选用了"国王"�很明显，这是保留了原文的特点，是异化的翻译策略。因为译者不同的社会和文化环境，造成了他们不同的翻译方法。例: "My dear Mr.Bennet "，said his lady to him one day.. "王译: 有一天，班纳特太太对她的丈夫说: "我的好老爷，"孙译: "亲爱的贝内特先生，"一天，贝内特太太对丈夫说道，"张译:我亲爱的本内特先生，"本内特太太有一天对丈夫说，”在这个例子中，对于贝内特太太对他丈夫的称呼，三位译者翻译的有所不同.在王的译文中，他使用了归化的手法，翻译为"我的好老爷"老爷"这个词对于五十年代的人来说，是非常熟悉的.因为那时候女人的社会地位比男人低，所以她们要对自己的丈夫表示出尊重。然而，在孙和张的译文中，他们都使用了异化的方法，翻译成"亲爱的贝内特先生。很明显，这是对原文的字面翻译.因为他们的译文出现在九十年代，所以不需要考虑男女之间的尊卑关系。而且那时的中国已经是一个开放的国家，人们都乐于吸引不同的文化.总之，译者作为文本的解释者，无法排除前见的影响，在翻译时必然带着自身的前见对文本进行解释。而这种前见是符合于当时时代的。[ 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研究生论文专刊 第38卷 2011年3月 伽达默尔前见理论下的文学翻译研究]回过来看启蒙运动，在其所谓的理性批判下，他们不可能完全摆脱持久而来的前见，可以说，他们实质上是对古老前见的一种保留甚至保护，在前人的前见基础之上，加入了时代的特质，使其发扬光大。他们在对古老前见中掺杂了属于他们这个时代的集体无意识,通过本身的自我理解传承并发扬了古典文化。这理所当然的加强了对文化的理解和传播，这种文化是古典文化和现时历史意识的结合体。简单来说，在这个过程中，既有解释主体的加工创造，又有对象客体在理解中的真实存在。我们在“前见”开始理解对象， 一次理解活动的完成又构成了新的“前见”，我们又带着这种“前见”进入到下一轮的理解活动之中。通过这样不同时代的不断地演进，不断更新着我们对前见的认识。如此，才有了现代文明的基础。参考文献：[1]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M].洪汉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2]江怡.理性与启蒙：后现代经典文选[M].上海：东方出版社，2004[3]让·格朗丹.哲学解释学导论[M].何卫平，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4]康德.历史理性批判[M]，何兆武译，上海：商务印书馆，1991年[5]康德.判断力批判[M]，邓晓芒译，杨祖陶校，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 -
这是一本很好的选辑。完全可以与当年的马克思恩格斯选辑相比。当然这也只是一本涉及到现代性与后现代理论局部的选辑。一本参考书。我以为配合任何一本现代性理论或后现代哲学理论来读成都是合适的。编者是中国学术界比较早关注现代性特别是后现代理论的人。当然王治河可能会更早。我们首先可以细心地研究一下本书的序言。这不仅代表了综合了编者个人对于现代性理论的一个研究成果，也可以粗略地了解现代性与后现代的理论框架。一定要细心去读。随后你可以发现，这里涉及到一个与我们中国人时代命运结合得相当紧密又被人忽略的问题，也就是编者刻意放在第一篇的问题：启蒙。我们似乎从入了小学后，以为被我们的传道授业解惑者进行了一次初级的启蒙后就不再需要了，这样我们实质性地从未离开过愚昧。我们随时可以回忆一下，如果算是启蒙运动的话，中国历史上确实发生过两次短命的启蒙运动，一个是发生在20世纪的初期，我们通常称之为五四运动。另一个发生在20世纪八十年代，现在归结为动乱的始作俑者。当然这两个启蒙的性质是不同，结果也不一样。我们要认真区分对待。但启蒙的问题并没消除，甚至愈演愈烈。时代的紧迫感随时会跟随着你的任何一个行为而到来。无论我们把东西方的差距归结于任何一个原因，宗教、文化、制度或其它，都不可避免地有它的局限性。但也都有其合理的能解释或说服的功能存在，也因此而造就了一批批的社会学家和大师们。也造就了我们这些子弟兵前仆后继去探索。这并不算是坏事吧。而这些学术性的研究不知道为什么明明知道有些路是最近的最直接的最有效的，却都回避了而且是避重就轻地轻描淡写地处理。明明知道启蒙是最直接的办法，也似乎可以定性为唯一的办法。党在什么时候提出了解放思想的口号我没有记住，但这绝对是正确的。但这并不是说就等于启蒙了。人加之于自己身上的东西使自己永远地处于不成熟的状态，也只有通过人自己而不是客观的唯物世界来解除。启蒙，启蒙，还是启蒙，我们中国人永远都需要启蒙。其它都只是治标不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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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篇一篇跳着读 -
感谢江院长！ -
后现代：正本清源 -
读了一部分，还有一部分浏览。 -
2005-9-26 20:39:57借书 -
看了5年了， 还是看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