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学的想像力》书评

天鹅之歌 呼唤自由

《社会学的想像力》问世三年后，米尔斯就因心脏病突发去世，因此有人说这本是米尔斯献给社会学的“天鹅之歌”。很多时候我们是通过一部作品来认识一个人的。对于这本在国内具有很多争议的社会学作品，我们在包容性的接纳和吸收米尔斯的观点和呼唤的同时，可以去思考米尔斯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到底想要表达的是什么，为什么是这样一个人写出这么一部遭遇了冰火两重反映的书。我认为这本书对社会学本身的理论或研究方法的贡献与韦伯、马克思、涂尔干等人的著作无法匹及，但是或许米尔斯也无意于此，这本书的闪光之处也许就在于他想表达的一种自由的理性的学术风范，一种对前人的反思，对他所处时代的自省以及对后来者更能接近事实、真理的期待。他的思维焦点就集中到了“社会学的想象力”，根据米尔斯的说法，社会学的想象力是一种心智的品质，这种品质可以帮助他们利用信息增进理性，从而使他们能看清世事，以及或许就发生在他们之间的事情的全貌。我没有太明白这种想象力具体是指什么，但我认为米尔斯在此是想追寻一种路径，指明每个社会学家，乃至每个社会科学的学者，为什么应当选择掌握社会学的想象力。同时米尔斯批判了一个当今知识分子阶级的社会定位，塑造了他理想中的知识分子的群体形象。 通过对第一、二、七、九这几个比较感兴趣同时也易引人思考以及产生了少许的心得的章节包括附录的精读和对其他几张的泛读，我认为此书的重点之一是继米尔斯的《白领》（仅看过本书概要）进一步提出大众社会中的人性问题，即所谓的“快乐机器人”的问题；另一方面，更在此基础上讨论了知识分子或社会研究者在面对这样一个正在形成中的大众社会时所应采取的立场、姿态和涉入方式，尤其是提出了以想像力来追寻一个公众社会的理想——用马克思的话说，米尔斯在这本书中不仅要“解释世界”，还试图“改变世界”。米尔斯在书中非常明确地指出，“在我们的时代，成为议题的正是人的本质，以及我们怀有的对人之为人所具有的种种限制的可能的意象。”他认为，当代两种最为主要的社会思想传统，即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都来源于启蒙运动，它们对人性的假定都认为理性和自由之间存在着内在联系，“自由的个人是理性之载体”。然而，现时代的问题在此被米尔斯精辟地归纳为：“理性的增进并不必然伴随着自由的增进”（这句话我非常喜欢）。这个问题在第九章中得到了非常具体的阐释：现代社会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庞大的合理性组织的增多，但是本着合理性原则组织起来的社会秩序并不一定是增进自由的手段，实际上，它们往往用于暴政和弄权，用于剥夺个体理性思考的机会和作为自由人行动的能力。由此，造就了只有合理性却没有理性的个体。例如，教育的普及塑造的是只懂技术的白痴和狭隘的民族主义者，而不是具有独立的理想思考的个人。随着工作和消费领域的合理性化，个体“不仅与产品和劳动相异化，而且与消费，与本源意义上的休闲相异化”，沉溺于消费社会制造的种种幻想之中，拼命玩乐、消费、“享受快乐”，而失却了反思的能力，成为“快乐的机器人”。事实上，米尔斯在《白领》中曾经描述的新中产阶级，恰恰是“快乐的机器人”最好的现实写照。“快乐机器人”与“大众”同为一枚硬币的两面。在某种意义上，大众即快乐机器人的集合。而在快乐机器人充斥的大众社会中，“继续根据人性的形而上学的观点，单纯地假设在人作为人的深层本质中，存在着对自由的渴望和理性的意志，已经毫无意义。我们必须问的是，是人性中的什么东西，是当前人类处境中的什么东西，是在不同社会结构中存在的什么东西，使快乐机器人流行？又有什么来抗拒这一潮流？”正是在这里，米尔斯将希望寄托于“社会学的想像力”上，他痛切地写道：“我们所力图理解的是世界并不总是让我们所有人政治上都充满希望，道德上自我满足，也就是说，社会科学家们有时发现自己很难扮演无忧无虑的白痴。” 米尔斯在文中回答说，社会学的想象力是一种心智品质，这种品质可帮助他们利用信息增进理性，从而使他们能看清世事，以及或许就发生在他们之间的事情的清晰的全貌。米尔斯是一位注重历史社会学的学者，他曾提出过，所有的社会学研究都是在经验层次上的研究，既然这样，所有的研究都离不开对于历史的研究，历史研究是社会学研究的重点，甚至是全部。所以米尔斯强调在历史上进行社会学的研究。就如他的那个著名的例子一样的，喝咖啡表象了什么？吉登斯将它所意涵的概念归结如下，首先，喝咖啡并不只是一种提神的东西，它作为我们日常的社会活动的一部分还具有象征价值。第二，喝咖啡远远不止“喝”那么简单，咖啡是一种含有咖啡因的饮品，对大脑有刺激的作用。许多人和咖啡是为了提神。第三，某人喝了咖啡就等于卷入了遍及世界的一种复杂的社会和经济关系。第四，饮用一杯咖啡的行为足以推定过去社会和经济发展的全过程。它的存在牵涉到了西方曾经对于南美和非洲的殖民。最后，咖啡还是当代许多关于全球化、国际贸易、人权和环境破坏的争论的焦点。利用米尔斯的视角，这样的一件生活中不起眼的小事，却牵涉了如此多的社会问题。米尔斯认为，社会学家和普通人一样“置身于这个时代创造历史的主要决策之外”并为之承担后果，但是却又能力也有必要积极介入政治和公共事务，在公共议题方面展示出社会研究所具有的科学性，做到以理服人，从而影响具体的历史进程和结构变迁。因为，在社会学的想像力的帮助下，社会学家拥有了关于社会的结构的知识，明了个人困扰和更广泛的社会结构、历史进程之间的关系，因而也就具备了一种“脆弱的权力手段”。因此，社会学家要积极介入政治和公共事务，打破焦虑和淡漠，刻意提出有争论的理论和事实，鼓励公共生活的讨论，使人们能够触及生活世界的真实，而不使公共生活依赖官方定义。“他应当为社会所做的，就是反抗一切摧毁真实公众而创造一个大众社会的力量，或者从积极的目的看，他的目标就是帮助培养自我修养的公众”，让“所有人都成为具有实质理性的人，他们的独立理性将对他们置身的社会、对历史和他们自身的命运产生结构性的影响。”社会学的想像力的重要性于是在这样一个追寻公众社会的过程中表现出来，而在米尔斯看来，只有真实公众占主体的社会才是一个民主社会。米尔斯说：“我不相信社会科学能拯救世界……我所具有的知识使我对人类的机遇有非常悲观的估计。但即使这是我们现在所处的境地，我们还是必须问，如果凭借智识确能发现摆脱我们时代危机的出路，那么不正轮到社会科学家来阐述这个出路吗？我们所代表的——尽管并不总是很明显——是对人和人类处境的自觉。”我们作为社会群众的一份子，理应都具有这种自觉，但是现实是大多数人在一种权力意志下独立思考的能力逐渐丧失，天然的生存意识所带来的反抗性日益疲萎，很多社会学者得出“大众是愚昧的”这种出于忧患意识的论断也无可厚非，所以这种自觉在我们现在所处的时代更应该由处于社会科学实践角色范围内的人来更好的担当、实现和完成。在第二章《宏大理论》中，米尔斯用四段话便转述出了帕森斯的整本书：“让我们来想象某个东西，我们可称之为“社会系统”，在其中，个人彼此参照，进行行动。这些行动往往是非常有序的，因为个人在系统中共享价值标准，共享以得体、实用的方式行为的标准。这些标准有的可称之为规范，那些依照规范行为的人在相似的情况下趋于作出相似的行动。如果真是这样，那就出现了“社会规律性”，我们可以观察到它们，而且它们往往是非常持久的。我把像这样持久且稳定的规律性称为“结构性的”。也许可以把社会系统中所有这些规律性看做一个巨大而错综复杂的平衡。可我现在打算忘掉这个比喻。因为我想让你把我的概念：社会均衡看作真实之物。 主要有两个方式来维持社会均衡，一旦其中之一或二者都无效，则会造成失衡。第一个方式是“社会化”，指的是把一个新出生的个体培养成为社会人的所有方式。社会对人的这种培养部分地在于让他们习得采取社会行动的动机，而这些社会行动是为他人所要求或期望的。另一个方式是“社会控制”，我指的是让人们循规蹈矩以及让他们自己循规蹈矩的所有方式。”这种简化了的描述的逻辑十分清晰，一目了然，斯宾塞的原书我没有看过，但是可以推测出米尔斯在这里应该没有断章取义，他对斯的批判完全立足于他高超的概括能力和在此能力上获得的独具一格的认识见解上。为了帮助宏大理论家从毫无实际意义的空中楼阁走下来。米尔斯开始思考宏大理论的基本起因，他归结为思考的层次太一般化，以至它的实践者们无法合乎逻辑地回落到观察上来。 （当我们考虑一个词语代表什么时，我们涉及的是它的语义学的一面，当我们在它与其他词的关系中考虑它时，我们涉及的是它的句法学的一面。 从宏大理论家研究中出现的系统性缺失中，我们能学到的一个深刻教训是每一个自觉的思想家都必须始终了解，从而能够控制他所研究的东西的抽象层次。要想阐明这些观念的句法和语义的维度，我们必须了解在每一个观念之下所存在的特殊性的等级，我们必须对这个等级的所有层次加以考虑。）在声称提出了一个“一般性的社会学理论”时，宏大理论家们实际上是在构造一个概念王国，这个概念王国排除了人类社会的许多结构性方面，排除了被人们长期以来正确认识为理解人类社会必不可少的方面。就像在第七章《人类的多样性》所讲的那样，从古至今，人类经历了漫长的上百万年的进化，不同地域、不同文化形成了不同的结合方式、制度形式，要想研究人类社会，既不能割裂历史通过研究某一特定时间段的发展历程总结出一般规律，也不能把某一个民族的发展规律应用到更为广泛的其他民族上去，这就注定了社会科学研究必然不能忽视这种多样性。就像阿尔巴比在影响深远的《社会学研究方法》所坚持的那样，社会科学研究的三个基本原理的第一个就是变异性原理（variability principle），变异性是人类社会的本质，社会科学不是研究类型的，而是研究变异与差异的。米尔斯也说“人类的多样性构成了现在和未来的全部社会世界，这是社会科学所应关注的”。但通过对形形色色团体的举例我们感受到了一种难以下手的无序性，研究对象的无序表象使得观点和研究程序趋于无序，一定程度上造成了社会科学的混乱。但这无序的表象后面是否隐藏了不为常人所熟识的有序的可能？米尔斯给我们的回答是肯定的。他坚持以有序的方式科学地理解人类的多样性，他要求观点尽可能的简要同时综合，要求观点源自问题。为了定位社会科学涉及和具体研究的问题，要求社会学研究与历史现实的层次以及这一现实对个人的意义保持长期的紧密的联系。因此，学者需要对“社会结构”这一贯穿历史始终的线索进行充分性和比较性兼顾的研究，基于现时代组织方式由政治国家决定，他引入了“民族国家”的概念。在此，米尔斯用了不短的篇幅阐述“民族国家”这一社会结构的研究单位，包括特征、意义，与社会学研究问题的关系等。通过经济学家和政治学家的观点补充说明了选取小于民族国家作为研究单位的不可行。在此基础上，米尔斯比较了传统上和学术上社会结构作为社会科学一般性单位的争论，包括古典和现代、社会学和经济学研究方式研究对象的改变，继而发现了划分学科的依据正在逐步弱化乃至走向消失。提出了宝贵的具有创新性的观点：学科分界线的流动性日益增强和概念在学科间流动的更加容易也就要求社会科学的研究要与问题同步而不是单独地局限于本学科的传统理论体系传统研究对象，要运用不同学科的学术工具，这其实与后现代主义理论所秉持的“由特定的历史事件研究历史、认识世界和发展历史学”的观点具有异曲同工之妙，也显示出了米尔斯高超预先性的眼光和深厚的对人类历史的了解和认识。在第七章末尾他对社会学以及社会科学的发展进行了预测性应然性的描述，从构建“分析模型”到整合各分支的动力归纳出社会学研究问题应该立足于对独立存在的系统的假设，米尔斯的理性思维也使他认识到研究关系的实际困难，包括课程设计和学术经历，语言上的混融以及毕业生就业市场和单一学科教科书本身的局限性，此外他还揭示了社会科学统一的真实含义：解决实际问题的要求在于要依循问题的界限进行专业化。这一点也是我们初涉社会学的这部分人应该格外注意的，我认为他对学科特点和学科发展变化趋势的预测，他对解决实际问题的要求对我们研究、学习的深入起到了很好的指导意义，这同时也体现了他对社会科学研究的后来者的殷切希望，对独立的审时度势的学术品质的呼唤。米尔斯还在附录中详细介绍了他的治学之道，从建立学术档案到进行社会调查，步骤是相当明晰的。比照吉登斯在《社会学》中介绍的社会学研究的通常方法，也会发现是更有创造性和可操作性的一个示范。读到附录的时候再回望此书我首先意识到的一个收获就是，或许我还不能提炼出像涂尔干所坚持的社会学研究的几个准则，不清楚是否存在一种介于宏观和微观之间的理论体系和方法准则。但就在这本初读感觉十分晦涩的书中，米尔斯教会了我在社会学的学习乃至研究的时候应该摒弃和注意避免的东西，社会科学的研究，既不是隔空架梁孤芳自赏，也不是缘木求鱼主观臆断，而始终应该立足于历史层面上的经验事实，还当担负起知识分子的天然使命去关注公共议题，坚持自身的理想和价值，充分发挥出他所倡导的自由的想象力成为追求理性的先锋。从米尔斯留下的照片可以很轻易的发现他是一位个性张扬、特立独行的学者，但这种张扬与自大无关，这在当时是一种罕见的学术品质，是对前人割断历史、背离科学的嗤之以鼻，是出于对理性完全忠诚不懈追求而衍生出的自我肯定。做学问的人贵在这种独立风范，就像涂尔干在《社会学方法的准则》中打破以孔德、斯宾塞为代表的倾向于心理还原论的研究方法，从而通过对社会现象的关注和自己独立的思考提出了社会学研究应该遵循的几大准则，成为后世社会科学者从事研究的标尺和典范。而在《社会学的想像力》中，米尔斯所体现出的批判精神，更是这个时代，一名以学术为业的知识分子的必然选择。从这个意义上说，姑且不论其他社会学家对米尔斯的批判作何回应，《社会学的想像力》仍理应是社会学、乃至社会科学的领域中一本具有特殊魅力和思维火花的著作。

想像力还是想象力？

本人拿到书，看了标题，第一反应就是：到底是想像力还是想象力？从小学到大学，印象中都用想象力，而不是想像力。由于手头没有权威工具书，所以在网上搜了一下对想像与想象的辨析，不得不说，无论从最初词汇的产生，还是日后众人的运用，“想象”与“想象力”两个词才是符合汉语语法规范的。虽然是本书的译后记中，译者说，台湾最初也翻译为“社会学的想像”，但鄙人以为，无论台湾也好，大陆也好， 都需要用规范字，所以这本书的正确翻译应为“社会学的想象力”，而不应弄成“想像力”。附录：1、http://shrb.dzwww.com/shzx/zh/200704/t20070409_2098466.htm“想象力”还是“想像力”2007-04-09 08:35:00　作者:　来源: 　　最近不少读者打电话，询问报纸上登出的“想象力”“想象”等词是不是用错了，应为“想像力”和“想像”。　　据《现代汉语规范词典》，在“想像”一词词条的解释中这样说：“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和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已确定‘想象’为推荐词形。”　　由此可见，规范的用法应为“想象力”和“想象”。2、http://www.pep.com.cn/xiaoyu/jiaoshi/xypx/xy_jcdy/200312/t20031229_72244.htm想起了韩非子“想象”还是“想像”？我想起了韩非子说过的一段话，也许可以让我们得到一点启发。《韩非子·解老》：“人希见生象也，而得死象之骨，按其图以想其生也。故诸人之所以意想者，皆谓之象也。”“希”通“稀”，“希见生象”，即很少看到活象。这段话的意思是，由于地球生态的变化，人们很少看到活象，得到死象的骨头，便按照骨骼的样子想出活象的模样。所以凡靠主观意识去推想者，都称之为“象”。我认为这段话也许便是“想象”一词的出处。既然想的是“象”，那当然不能用单人旁。否则，反而是用了一个别字。不知诸君以为然否？（蔡建）何必走回头路韩非子关于“想象”的解说，生动有趣，有如寓言，因而屡被引用，连上一世纪50年代日本大修馆出版的《大汉和辞典》，也曾用作书证，可见影响之广。然而，这一说法是靠不住的。段玉裁在注《说文解字》时，在“象”“像”二字条下针锋相对地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似古有象无像。然像字未制以前，想像之义已起。故《周易》用象为想像之义，如用易为简易、变易之义，皆于声得义，非于字形得义也。韩非说同俚语。”他认为“象”字只不过因为同音借用一下，和“大象”没有任何关系。韩非之说同“俚语”一样不可信。那么，“像”字制出以后呢？段玉裁也有说法。他注“象”字时说：“许书一曰指事，二曰象形，当作像形。全书凡言象某形者，其字皆当作像，而今本皆从省作象，则学者不能通矣。”注“像”字时又说：“凡形像、图像、想像，字皆当从人，而学者多作象。象行而像废矣。”可见，按照段玉裁的观点，不但“想象”应是“想像”，而且“象形”也应是“像形”。那么，为什么事实并未如此呢？因为出版物上“皆从省作象”，“而学者多作象”。这就出现了“象”行“像”废的局面。这就是说，早在段玉裁时代，“想象”已经压倒“想像”。这是文字“从省”的产物，也是“学者”选择的结果。既然如此，何必走回头路呢？（解志雄）“想象”比“想像”合理“想象”与“想像”这组异形词，在书刊上使用频率相当，《现代汉语词典》将“想像”列为推荐词形，其实从理据上看，“想象”更为合理。首先，从语素表义的合理性上看，“象”字更胜一筹。分析词的内部结构，“想象”和“想像”都是动宾（或述宾）结构，即“心造或悬想（某种或某些）形象”（这是根据该词的词义概括出来的）。在此前提下，我们可以确定“象”或“像”是作为名词性语素出现在“想xiàng”一词中的，因此在分析语素义时可以不考虑“象”或“像”用作其他词类的情况（“象1”指动物大象，虽然是名词，但与我们的讨论无关）。从这两个语素本身的意义上看，“象”更具涵括力。举凡与“形状；样子”有点关系的皆可谓之“象”，例如“景象”“天象”“气象”“印象”“表象”“现象”“形象”“抽象”，所谓“万象更新”“万象归一”之“万象”正表明了“象”的涵盖面之广。而“像”只限于“比照人物制成的形象”（如肖像、画像）或从物体发出的光线经某种镜面反射或折射后所形成的与原物相似的图景（分虚像和实像），义域狭窄。“想xiàng”的内容却是无物不包的，当然宜用“象”字。其次，《现代汉语词典》在给“想xiàng”进行解释时，两个义项中都出现了“形象”一词：“①心理学上指在知觉材料的基础上，经过新的配合而创造出新形象的心理过程。②对于不在眼前的事物想出它的具体形象；设想：不难～／～不出。”释义中的两个“形象”都与“象”字对上了号，却与“像”字不搭界。（匡吉）至于对本书内容的看法，他日再谈吧。但至少本人并不觉得该书应该有那么高的地位，不管是其观点的新颖性，还是其写作的严谨性——很可能因为本书写作年代吧，当时可能是新颖的观点，今天似乎没看觉得有多少出奇之处。　　

米尔斯的思考与想象

在某种层面上来讲米尔斯就像历史上许多天才一样，英雄短命，死的过早，他死的时候才46岁。有人说韦伯是最后一批博学者之一，那么吉登斯则是仍在世的最后一位社会学大师，而米尔斯则更像在社会学刚崭露头角的天才少年，他是太有天分了。《社会学的想象力》确实给了我一种思考：社会学到底是什么？社会学最核心的品质是什么？我一直觉得要掌握一门学科或一种技巧，最有效地方法是将这一领域的范式拿来看。但是否看多了我们就可以摸清门路了呢？这其实不是绝对的，你尽管可以模仿出这一样式的表面，但对于更深层次不易被看到的东西，还是忽视的多。米尔斯在书的开头就可看出他的自信和不满。他前半部分系统的批判了以帕森斯《社会系统》为典例的宏大理论的晦涩难懂、经验主义的技术研究的机械和缺乏新意、实用主义的目光短浅以及整个社会科学呈现出一种科层化的趋势。对这些理论的批判应该说是很容易看出的，米尔斯并没有对这些范式的开创者持全盘接受的态度。为什么这些批判了不起呢？这其实深层次的原因是文化心理因素在起作用。自孔德创立社会学以来，应该说历代都有社会学大师，只不过有些年代多点，有些年代少点。而要大师之路往往是需要时间来检验的，我们这个时代不是说大师少了，是因为我们这个时代太短了！而对于一些社会学的初学者或者平庸的教师来说，他们心知自己和这些大师级的人物是无法相提并论的，在很多情况下他们在社会学几个巨头创造的若干道路上亦步亦趋，他们满足于经验主义研究中的一些图表，并对其中的数字和模型自我陶醉，凡事皆以实用为最终目的……这类人真的不能过度责怪他们，因为他们实在智力有限，视野狭隘，志向狭小，更谈不上什么批判了。在书的后一部分，米尔斯提出了他建设性的设想：既然人类社会本来就是多样的，我们还有如此悠久的历史可供研究，在理性和自由的引领下，我们为什么不能换一种视角来看待这个世界、这个社会呢？他说：“他们需要的以及他们感到需要的，是一种心智的品质，这种品质可以帮助他们利用信息增进理性，从而能使他们看清世事，以及或许就发生在他们之间事情的清晰全貌。”对于这种社会学的想象力，我在凡伯伦、韦伯、布迪厄、马儿库塞、鲍曼等人的著作中有看到，无不是充满惊人的原创性。有一个问题，即社会学的核心到底是什么？是什么特性让它区别于哲学、政治学、经济学、心理学？我无法知道孔德在创立这个学科时脑子里到底在想什么，但我想直至现在还没有哪一位理论家能真正挖掘出里面的精华。但只有这样社会学才能真正独立（而不是万精油），才能获得更广泛的影响力和价值。

社会学的想像力

传说中的书非要看看不可.老套地说下,翻译得还不是很仔细外国的经典太多了国人也不视任何经典为经典了古时候那种很精心的翻译书太少见了介绍米尔斯的时候说是批评社会学家真的名符其实真的很批评颠覆了许多呆板学者的惯性思维如果真的称那些所谓的学者为学者不知道他们是否真的思考过或者就是因为教育科层体制把他们推到了这个位置就像我们很多人读博士一样只是为了文凭或者生存的一个媒介如果你能接受颠覆的思维那这本书可就让人受益良多了特别立志做些小小研究的人或者有心做人生的深入思考的人看一遍只领略皮毛看两遍也许会启发你的思路

找回自己的想象力

对于一个没有所谓社会学基础的人来讲，读此书是十分费力的。也许第一句话，就违背了米尔斯的观念，所谓社会科学的研究，又岂能仅仅是局限在那些宏大的理论和经验主义的方法上呢。也许我正是缺乏米尔斯所描述的心智品质，所以读起此书，犹感吃力与赧然。有时还得倒回去看看，才能稍稍多明了一些里面的意思。赧然，在于书中所批判的很多观念，已是我司空见惯甚至欣然接受的事实了。很多时候，我理所当然地就照着现有的理论，现有的方法，现有的思维直接运用到我那所谓的“研究”之中。而米尔斯似乎一语中的，句句都在警告我，我已偏向学术的道路不知多远了。换句话说，我不仅缺乏社会学想象力的心智品质，甚至已经丧失研究中最宝贵的纯真的好奇和本心。50年代末成书，到现今刚好半个世纪。半个世纪过去了，书中批判的社会科学的弊病竟然在中国枝繁叶茂，且有过之而不及。每每看到书中对科层制、学术行政化以及经验主义，方法至上的批判，竟有些血涌上头的激动。但也许自己领悟力着实不够，对米尔斯的批判很是赞同，但通读全书却无法对他的重构与展望有更加清晰的印象。我看到了社会科学的一团瘴气，却还不能拨开重雾，理出些些清晰的头绪来。不巧的是，看此书的同时正在看《大众传媒研究导论》，正在以教材的形式学习社会科学中诸种方法，且主要是运用自然科学的量化研究方法，这也是米尔斯所批判的。在大众传播的研究中，美国经验主义的量化分析和试验方法占了大部分的江山，也是平日学习的主流。也许是在这种固有思维的影响之下，并不能完全理解和尊崇米尔斯的批判观点。但读书的过程中，总是怀着景仰的心情向米尔斯致敬。我要寻回我的“想象力”。近来闲散下来，已无读书笔记的兴致。如果停下笔来慢慢笔记，也对不起作者流畅的文字。看到那些禁不住击掌叫好的文字，就这么被自己错过了，实在可惜。记忆力是靠不住的东西。

怎样克服学术乏味？

要克服学术的乏味化，首先要克服学术腔势，在写作时思考这三个问题：第一，我的论题的难度和复杂性究竟如何？第二，在写作中，我自己应该如何定位？第三，我为谁而写作？对于这三个问题，我自己所做出的思考和回应是：我所作的任何课题研究都不会复杂到不能用语言文字将其表达出来的程度，写作方式原本不是我想象的那么困难复杂。我写的任何东西都是一种代表我心声的声音，它应该是真实且真诚的。我的声音一旦发出来了就会渴望有人在听且能听得懂，为此，我要努力使我的表达简单而明了，让听众容易领会。至此，我终于明白了鲁迅先生《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中叙述的明了和平实；陈寅恪先生《元白诗笺证稿》中的从容与谦逊，它们所蕴含的不仅是学问的扎实，更是虔诚的学术态度。真正的大家从来都是不拿大的，他们从来不会用权威的语调来唬吓他们的听众。

（转）卢晖临：什么是社会学的想象力？

一种联系和转化的思考能力　　在社会变迁不断加速的现时代，人们很容易被纷至沓来、几近爆炸的各种信息所淹没。处此情境之下，人们需要借助一种特别的心智品质，才可能获得对周遭世界及其自身的清明认识。著名社会学家米尔斯(C Wright Mills)将这种心智品质称做“社会学想象力”。 “社会学想象力使得我们能够理解历史和个人生平，以及二者在社会中的关系”，“它是那种能够从最与人无涉的、最遥远的外部变化，转化到人的最隐秘的自我特征的能力”。简言之，社会学想象力是一种联系和转化的思考能力。米尔斯认为，社会学的全部使命，就是发展社会学想象力。 　　半个世纪的时光流逝，米尔斯的《社会学想象力》已经成为社会学的经典。在强调经验研究、以实证科学为自我定位的一门学科中，有关想象力的言论被接受并被称颂，这本身就是一个奇观。今天，在北京大学《社会学导论》的课堂上，面对刚刚迈入社会学门槛的莘莘学子，我总会在第一讲就介绍这一伟大的观念。我要传达的信息再清楚不过：除了他们即将从教科书中接触到的各种具体理论、方法和研究技术之外，学习社会学还有着更重要的要求和目标，那就是社会学想象力的培养。乍看上去，尤其是与系统扎实的研究方法和研究技术的训练相比，社会学想象力的培养多少有些“玄虚”：前者似乎是有一份耕耘就有一份收获，稳定的投入总能换回预期的回报；后者则难觅捷径，纵然使出十分气力，却往往无功而返。但是，即便一项经由系统扎实的研究方法和研究技术指导的经验研究，如果不能体现出一定程度的社会学想象力，则既无跻身人类知识殿堂的学术资格，也无启发人类实践的人道意义，不过是在众多的出版垃圾中增添一份新的垃圾而已。一旦明白（认同）这一点，在社会学训练中，还有什么比追求社会学想象力更为紧迫和重要的事情呢？　　有人会说，社会学想象力是一种类似天分的东西，韦伯有，费孝通有，没有这个天分的普通人就只能认命做技术活。还有人会说，社会学想象力是一种类似艺术灵感的东西，可遇而不可求。这两种看法都似是而非，虽然缺乏系统成熟的训练程序，但社会学想象力的培养并不真的玄虚。理论学习就是提高社会学想象力的一条重要途径，除此之外，历史视角是另外一条重要途径。本文即着重讨论历史视角与社会学想象力之间的内在关系。　　请首先允许我借用伯格（Peter Berger）的论述，来进一步丰富社会学想象力的内涵。伯格说：“社会学给我们的首要启示是，万事都不像表面上那样。”他又说：“社会学让人着迷之处，在于它让我们能够以一种新的眼光看待我们生活的世界。”举例而言，“爱情是婚姻的基础”是现代西方人的公共信仰，但是，只要深入研究就会发现，丘比特神箭似乎不是为男女之间狂烈的、不可阻挡的情感所驱动，而是更多为阶级、教育、种族、宗教背景等路线所引导。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伯格将“揭露”视为社会学的主旨：社会学对人们视做当然的一切说法都表示存疑，以某种审视的眼光去揭穿人们用来相互掩饰自己行为的各种借口。在此，伯格凸显的是社会学的批判性（在英语语汇中，critical, critique是远较中文词“批判”温和、中性的词汇）。这种批判性，在米尔斯的社会学想象力概念中，虽未获清晰申明，但亦是其题中应有之义。如前所述，米尔斯的社会学想象力，是理解个人生平和历史之间关系的能力，是将个人在其周遭遇到的问题与社会结构中的公共议题之间建立联系的能力；当人们这样做的时候，必然会质疑过去视作当然的现象和说法，必然会从个人和社会结构两个方面产生批判性思考。社会学想象力和批判性，可以说是同一块硬币的两面。　　没有“时间”和“地点”的社会学研究　　不过，就在米尔斯和伯格写作的年代，那曾经在社会学先辈大师（马克思、涂尔干、韦伯、曼海姆）作品中大放异彩的社会学想象力已日渐式微，社会学的迷人魅力正日渐消退。在我看来，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社会学与历史学的渐行渐远。社会学是所谓“双元革命”的产物，创立之初的社会学，正是以解释法国大革命和工业革命的历史（起源、它们引起的震荡以及后果）而获取在学科阵营中的合法性的。从这个意义上说，社会学“出身”于历史学。早期的社会学家大多能够充分地在他们的研究中运用历史资料，譬如托克威尔的“民主的模式”，马克思的阶级斗争理论及资本主义理论，涂尔干的“分工论”，韦伯的“科层制”及“权威”理论，无一不是建立在对历史资料分析的基础上，就此而言，都可以称做“历史研究”。但是，他们又都无一不致力于从人类历史中找出一种“超越历史”的时间模式，在这个意义上，他们所做的工作又具有一种摆脱历史学、与历史学划清疆界的内在倾向。这种对历史学的贬低态度，连同他们对客观化及规律的追求，产生了一种更加类似“后设史学”(meta history)或者“历史哲学”的东西。　　社会学与历史学的真正分裂是在20世纪20年代，主要是马林诺斯基功能论的影响：对习惯和制度的解释，由过去的根据社会演化和社会扩散，一变而为根据其社会功能所取代。这种非历史的倾向，在帕森斯的结构功能主义那里得到进一步发展：它试图找出一个社会体系中的基本结构，就像新古典主义经济学找出所有市场经济体系中的基本参数一样。到了20世纪五六十年代，也就是米尔斯和伯格写作的年代，结构功能主义如日中天，当时的主流社会学以探寻普遍规律为宗旨，致力于以因果率或自然规律来描述和解释世界，强调结构在形塑历史中的决定性作用。历史取向和历史敏感性在主流社会学中逐渐沦丧，出现了所谓的“没有时间”和“没有地点”的社会学研究（Charles Tilly的批评）。　　当时，美国在各个方面的发展似乎都让人们接受历史已经“终结”这个论断：政治知识分子宣布“意识形态的终结”并且欢庆一个以技术手段为政治中心的全新历史时代；政治学家和历史学家关心前所未有的“富足”和“共识”的议题；结构功能理论和多元政治理论结合起来，将历史看做一个有效率的、追求均衡的和具有自身政治目的的过程；发展理论(尤其是现代化理论)和趋同理论提出了以当代美国为模块的发展的最高阶段——这些观点和看法创造了反历史的效果：如果现在是作为一个既有效率、又具有自身目的的历史过程的结果而出现的，如果多元主义理论推崇的利益群体政治代表了一个“成熟”的政治社会，如果世界上的其它国家正在现代化成一个美国的翻版；那么，过去(历史)和现在还有什么关系呢？尽管标榜价值中立，标榜客观性，主流社会学实际上正沦为现实的卫道士。“过去”何以能走到“现在”？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米尔斯对“反历史”的“宏观理论”发起了猛烈的攻击，他呼吁“每一门社会科学——或者更恰当地说，每一门经过慎重考虑的社会研究――都需要一个历史的观念领域和充分地利用历史资料”。　　丧失历史视角导致社会学想象力的沦丧，已如上述；那么，恢复历史视角又如何可能正面提升社会学想象力呢？对于社会学而言，采纳历史视角并不是如传统兰克史学一样仅仅是弄清楚过去“究竟是什么”，而是要回答“过去何以能走到现在”这样一个基本的问题。毫无疑问，连接“过去”与“现在”之间的，是只此一次发生的过程、事件和各种历史现象。但是，是哪些因素造成了这“只此一次的历史”？当社会学家提出这样的问题，并不厌其烦地去揭示这“只此一次的历史”的各种限制条件的时侯，他们实际上从理论上恢复了在历史过程的各个时点上存在过，但却最终丧失了的各种可能性。由此，他们将行动者和历史再一次带回到人们的视野中，并揭示出人类行动的潜在选择，而那将种种历史可能性排挤出局的现实，其合理性则不可避免地面临质疑。在坚持历史视角的社会学家那里，通向现实的那一条线索（譬如工业化、科层化等历史过程）虽然真实而清晰，但是未必比其他线索（或者隐而不显，或者断断续续）更加优越：现实虽然不是历史过程随意造就的产物，但现实也不决定地非得是现在这个样子。　　先让我们来看看我们今天的一种“现实”。今天，大多数发达国家的人民都生活在城市中，有一份与自己一日三餐没有直接关系的工作，将一天的时间分为工作时间和休闲时间，将工作场所与其他场所截然分开，空间的移动靠的是非人力的交通工具，住在可以远离节令和四季循环的房子里……总之，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所做的大多数事情，在性质上都具有极强的功效。这一切已经成为现代社会每个人朝夕面对的生活处境，人们习以为常，并且沿着这一方向(功效性增强)继续向前推进。与这一模式相异的状态，譬如偏远的农村，则被人们视做前现代时期的残余物，迟早要归于文明的大潮中。生活在现实世界的人当然知道过去不是这种样子，但当他们毫无戒心地接受现实的时候，他们实际上虚置了过去，因而也不可能(或者是不愿意)真正了解过去。勒费弗尔（H. Lefebvre）指出，对过去相当长一段时间来说，“诸如手势、文字、器物、容具、衣着等等”都承载著“风格”的印记，文学、艺术、客体乃至一切存在都充溢著“生活诗意”(poetry of life)。生活在“功效性”时代的人也许会指责这是对过去时代的浪漫化描述，但是，其他很多材料均表明，过去时代的人对“诗意化生活”的接受，如同现时代人们对“(以功效性为目标的)公式形态生活”的接受一样，是一种习以为常的方式，并不像现时代一提起“诗意”就联想到的做作——在现时代，人们寻找“诗意”需要超出日常生活处境之外，譬如大漠荒丘、清风明月、烛光假面，以这样的经验理解前人当然很困难。　　是什么力量将充溢着“生活诗意”的过去引导到“公式形态”的今天呢？最易观察到的是工业化，而在更深层次上，则是工具理性的发展和扩张。一部西方社会从中古过渡到近代的历史，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工具理性产生并扩张、价值理性式微的历史。工具理性将自身呈现为近代理性主义的最高级的形态，任何不适于工具理性模式的概念以及任何不具备直接功效性的制度，都时刻面临着被当作前现代时期的残余物来对待的危险。在这种情况下，不计其数的概念、价值、信仰、规范和制度都被纳入“残余物”这一不受欢迎的范畴之内，从而失去了进一步发展的可能性。这多种力量，汇聚成一个看似无可阻挡的历史过程，造就了我们深受其惠同时又备受折磨的现实。韦伯以异常冷峻的眼光分析这一历史过程，指出人类正无可挽回地逼近那个他称为“铁笼”的残酷无情的归宿：“专家没有灵魂，纵欲者没有心肝，这个废物幻想着它自己已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文明程度。”主张价值中立的韦伯，在他所做的这样一个极度悲观的预测中，却毫不掩饰他对现实的厌恶。　　距离韦伯发出那悲凉的预测已经一百年，一方面，我们可能比韦伯时代更加强烈地体会到那将我们推入“铁笼”并强行禁锢的巨大力量；但是在另一方面，我们也发现更多透漏光亮和新鲜空气的缝隙。还是谈我们身边发生的事情吧。2005年，从有关“汉服社”、“桃花诗社”等众多报道中可以看出，在部分都市人群中（尽管还是很少数），人们已经不仅是作为一种业余爱好和兴趣追求来结成这类社团，而且是出于对一种生活方式的认同，开展有意识的实践。宽袍长袖，一唱三叹，尽管在外人看来多少有些矫情的成分，但在很多实践者那里，“慢的功夫”、“生活诗意”已然成为自己内在需求的日常生活表达形式。仅由这小小的缝隙就断言“铁笼”的崩塌自然太过天真，但是假以时日，谁又能否认它们成长为人类冲决“铁笼”的逃生口的可能性呢？最重要的是，我们必须意识到，造就现实的历史过程将很大一部分人类经验排挤出局，如果社会学家只把关注的焦点放在“既成的现实”上，这无异于公开地为现实辩护。这样一来，社会学就只能让自己立足于一个非常褊狭的基础上。这一褊狭的基础虽无妨社会学去追求自身的精致和完满，但却会使得这门学科离米尔斯指出的“让人们认清历史结构和自身的位置”的智识前景越来越远。唯有保持历史视角的社会学研究，因其对现实的批判性，才有能力为社会大众提供有益的知识，并最终将社会大众武装成一个个具有社会学想象力的行动者，以增进人类的福祉。原文出处：《社会学家茶座》第16辑，（山东人民出版社2006年10月出版）

感慨

刚看到第三章，其有关宏大理论的论述倒挺切合我们最近谈论的东西。方法论，方法论，米尔斯早已提出批评的不少东西，现在学界还泛滥成灾啊。唉

救赎之路——社会学的想像力

The Sociology Imagination，中译《社会学的想像力》，初得书时这“想像”和“想象”让我甚是不解。对此略作查询的结果是：想象力：人能在过去认识的基础上，去构成没有经过的事物和形象的能力就叫想象力。想像力：为了艺术的或知识的创造的目的，而形成有意识的观念或心理意象的能力。那么在译者和编者看来，Mills想要构建的，大抵是一种关于社会学的有意识的构想的观念而非空想创造。1945年，年方30的米尔斯来到哥伦比亚大学担任应用社会研究所的助理研究员，并与拉扎斯菲尔德和默顿等人相遇。（至今网络上依旧流传着关于C•赖特•米尔斯的形象的传说，工装裤、运动鞋、骑着BMW重型机车，似与传统美式“实用主义”风背道而驰的造型可否算作米尔斯批判精神的隐喻？）开始的时光都是美好的，然而久而久之，与拉氏学术思维的摩擦以及美国社会学界的诸多现象引发了米尔斯的深思。一、结构功能主义20世纪40、50年代的美国风行着来自帕森斯等学者关于社会体系的宏大理论，我们称之为结构功能主义。“让我们来想像某个东西，我们可称之为‘社会系统’，在其中，个人彼此参照，进行行动。这些行动往往是非常有序的，因为个人在系统中共享价值标准，共享以得体、实用的方式行为的标准。这些标准有的可称之为规范，那些依照规范行为的人在相似情况下趋于作出相似的行动。如果真是这样，那就出现了“社会规律性”，我们可以观察到它们，而且它们往往是非常持久的。我把像这样持久且稳定的规律性称为‘结构性的’。”（p.33）帕森斯对于“社会秩序怎样成为可能”的回答是：被共同接受的价值。”而社会化”和”社会控制”是使这一目标行之有效的途径。二、抽象经验主义1944年的美国，拉扎斯菲尔德团队关于伊里调查的研究报告《人民的选择》问世。这项关于总统大选中选民如何做决定的研究，为大众传播乃至社会学在研究方法和研究设计上做出了开创性贡献，此后被冠以“工具制造者”的拉扎斯菲尔德也被罗杰斯评价为：”比其他任何人都更多的把传播学引向了经验性研究的方向。”三、米尔斯的困惑学者们对美国社会学的解构令米尔斯不解不满。宏大理论家们称为“价值取向”和“规范性结构”的东西主要与合法性的支配符号有关，而事实却是政党控制了所有制度的符号领域，也垄断了包括教育制度在内的正式交流渠道。而社会科学的研究成果用于意识形态，也顺其自然地成为了科层制过程的助力。而工具论者们也陷入了他们据以阐述、解答问题的武断认识论中固步自封，抽象经验主义所表现的形式的、空洞的精巧对于人类社会的探索实则少之又少。“科学”不再扮演充满创造力的精神气质和做出取向的方式，而更像被不具备时代精神的“救世主”操纵和控制的机器。米尔斯面临的是一个万头攒动的战后大众社会，在Mills看来，结构功能主义的狭隘，方法论的抑制，科层制占支配地位的新的实用性等等美国社会学界存在的问题偏离了社会学研究的本原——割裂了社会结构与人，与历史的关系。四、社会学的想像力困扰和疑问层出不穷，这是一个焦虑的世界，是一个淡漠的世界。当社会均衡存在，以及与之匹配的社会化和控制手段都齐全时，怎么还有人不守规矩？为什么人们愈发具有合理性却没有理性？什么样的机遇可以使人们借助自己的理性和经验超越日常生活环境，而又能对所处社会结构和时代产生影响？“现在，人们经常觉得他们的私人生活充满了以系列陷阱。他们感到在日常世界中，战胜不了自己的困扰，而这种感觉往往是相当正确的:普通人所直接了解及努力完成之事总是由他个人生活的轨道界定;他们的视野和权力要受工作、家庭与邻里的具体背景的限制;处于其他环境时，他们则成了旁观者，间接感受他人。他们对超越其切身所处环境的进取心与威胁越了解—不管这种认识多模糊—就觉得似乎陷得更深。造成这种跌入陷阱的感觉的，是世界上各个社会的结构中出现的似乎非个人性的变化。”（p.1）我们也许无法明确解答，但是我们只有将个人的生活与社会的历史这两者放在一起认识，才能真正理解这些问题，才能探寻出解答的可能性。“他们需要的以及他们感到需要的，是一种心智的品质，这种品质可帮助他们利用信息增进理性，从而使他们能看清世事，以及或许就发生在他们之间的事情的清晰全貌。我想要描述的正是这种品质，它可能会被记者和学者，艺术家和公众，科学家和编辑们所逐渐期待，可以称之为社会学的想像力。（p.3）”这种“想像力”是这样一种思想：即个人只有通过置身于所处的时代之中，才能理解他自己的经历并把握自身的命运，他只有变得通晓他所身处的环境中所有个人的生活机遇，才能明了他自己的生活机遇。五、历史性&个人性没有超越历史的社会学科，割裂历史局限于某个单元的短期的、静态的研究不可能捕捉到本质的差异。社会结构的阶段性特征寓于动态变化，当代特征需要当代的功能来阐述。而历史的变迁中，人又是历史和社会的行动者，是被选择、被塑造、被压制、被解放的单元。当我们给自己定位时，会发现太多旧有的期待与幻想受着历史的束缚，思想与感情的标准范畴解释着周遭却又让我们困惑，而这或许源于被模糊概念的意识形态取向——合理性与自由、合理性与理性，理性与自由。 而我们的现状是，创造历史的权力手段变得巨大和集中，庞大的理性组织增多，执行貌似合理的行动，工具理性引领人类走向异化，不依托理性的合理性出现了，技术的常胜称为人类品质和文化进步的标志，人类变成“快乐的机器人”，然而焦虑不安与日俱增。命运并非普遍事实，命运却在操纵中变成必然，命运变成历史上一定类型社会结构的体现。六、学者的责任&个人的救赎没有人可以置身社会之外，问题是在社会中身居何处。每个地方的人都在寻求了解他们身居何处，他们又将何去何从，以及对创造历.史并对未来承担责任，他们能有何作为，什么样的机遇可以使个人借助自己的理性和经验超越他们日常生活的环境，怎样凭借所掌握的资源而对所处社会结构和所处时代产生影响。而学者可以和应该做的似乎更多，是明确自我定位，确定对历史变迁的性质，帮助个体具备自由和理性的能力；是将个人困扰和思虑转化为诉诸理性的公共论题。如果凭着智识能够发现摆脱我们时代危机的出路，那不正应该由科学家来阐述吗。七、想像社会学的想像力研究不仅仅是解释世界，更是为了解释后实现世界的推动和救赎，对社会的思考应该融入研究中而不是把研究熔于制度的熔炉。米尔斯的“社会学的想像力”的品质，是社会洪流中清醒而绝望的思考。而另一方面，美国社会学的主流思潮未尝不具备“社会学的想像力”；这种现状是否也有其历史渊源和合理性？制度是否绝对控制技术和技术手段而不会存在反噬？社会科学对我们时代的文化使命的文化涵义也许具备更多想像的空间。

翻译得不好，尽量去读原版

首先，对翻译说两句。实在是专业性欠火候，翻译功底也不足。所以读下来总是要去猜英文的原文写的是什么。读这种翻译最累。况且，书中有很多typo，煞是扫兴。真是对不起大师。关于内容：这种书应该属于，当你做学问做晕了，有点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做学问了的时候，给你提个醒，把你揪回来。作为入门书也好，也适合长期留一本在身边，迷糊的时候翻一翻，听听大师的思考。可以想见，Mills在60年代发出的这些批评，没有挽回美国社会科学界日渐技术化、科层化的趋势。但在社会科学方兴未艾的中国，好好听取他老人家的告诫，或许还来得及。

【转载】令人生疑与似是而非（本书翻译错漏）

转自南方都市报阅读周刊http://www.nanfangdaily.com.cn/southnews/tszk/nfdsb/ydzk/200710280219.asp乔纳森　　　　　　米尔斯的《社会学的想像力》(陈强、张永强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3月第一版)是本极有名的书，推荐的人也极多，我对它的评价却不高，认为米尔斯对帕森斯、拉扎斯菲尔德等人的攻击未必公允。至于中译本，似乎也无法做出太高的评价：尽管整体上读起来尚觉通顺，但在细节上，粗疏草率之处不少。下面，就分三类来谈谈该书的误译。　　第一类：词汇理解不确。　　例一：“地位。它需要参照人们得到顺从的数量。”(第225页)原文为：Statusreferstothe　amountsofdeferencereceived　。意思是说，地位指所受尊重之多寡。这里的deference　显然指“尊重”，译为“顺从”未免不辞。而将toreferto　译为“参照”，恐怕也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了。　　例二：“……他如何根据‘招募新人的阶级基础’来分析公共服务。”(第46页)所谓“公共服务”，对应的原文其实是civilservice　，指“公务员、文官、行政机构”。这句是说，用“新职员的阶级基础”这类术语来分析文官系统。　　例三：“作为一个学派，它是新生的；而作为一种方法，它确实已存在一段时间了。”(第59页)原文为：Asaschool　，itisnew； asamethod　，itdoes　taketime　。意思是说，作为一个学派，它还属于新生事物；作为一种方法，它的确尚有待时日。这里的 totaketime　，是“需要时间”的意思，“已存在一段时间”恐怕是望文生义。　　第二类：令人生疑之处。这一类是指那些读起来就觉得不对劲儿的句子。　　例一：“目前，许多美国社会科学家受到社会科学的观念、问题和方法的很大影响。”(第155页)我们试想，要是社会科学家都不受社会科学观念的影响，那谁还会受它的影响呢？这岂非废话一句？实际上，对应“社会科学家”的原文却是historians　——“历史学家”。人家说的是许多历史学家受社会科学观念的影响！　　例二：“有一个好方法：你务必建立一个学术档案，用社会学家的话说，即记日记。”(第212页)为什么“记日记”成了社会学家的说法，我们平常老百姓难道不是这样说的？实际上，原文为：Oneansweris　：youmust　setupafile　，whichis 　，Isuppose　，asociologist　＇　sway　ofsaying　：keepajournal　。后半句的意思是说，我们平常人是说 “记日记”，社会学家则说“建档案”。　　第三类：似是而非之处。这类错误最是害人：因为读起来平顺得很，如不对照原著或在上下文中反复巡弋，很难发现它们。　　例一：“关于‘阶级意识’和‘虚假意识’的难题，与‘阶级’相对的‘地位’的观念……这些都被遵循该研究风格的研究者加以发展。”(第58页)后半句的原文为：……havenotbeenad　vancedbytheworkersinthis　style　。意思是，这些都未被遵循该研究风格的研究者加以发展。最关键的否定词“not”居然给丢了！　　例二：“有时你会发现一本书没有真正的主旨，仅有一串论题，当然还有方法论的导言，以及理论性导论。”(第236页)原文为：Sometimes　，bytheway　，youmayfindthatabook　 doesnotreallyhaveany　themes.Itisjustastringsof　topics　，surrounded　， ofcourse　，bymethodological　introductionstomethodology　， andtheoreticalintroductions　totheroy　。译者根本没把作者那种揶揄讥讽的语气翻出来。这句实际上是说，有时你会发现一本书根本没什么论点，有的也就是一串话题，当然了，围绕这些话题，是方法论上套着方法论，理论性外再加理论性。　　例三：“我这样写，是想告诉读者我经常这样认为，而我经常确定这些读者对此并无了解。”(第239页)原文为：Towriteinthiswayistosayto　 thereader　(oftenIamsure　withoutknowingit)……这句整个搞错了作者的意思。实际上，作者是说：有人用这种文风写作就无异于告诉读者(我敢肯定，其人多半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限于篇幅，还有一些误译就略去不提了。从上面这些例证不难看出，译者的翻译水平与翻译态度对译著的影响有多大。

人对人的理解

未知的光：
《社会学的想象力》是一本结构特别清楚的书。在前几章中，通过对帕森斯的宏大理论、拉扎斯菲尔德的抽象经验主义的分析和批评，米尔斯对学术研究（1950年代）存在的几种错误倾向进行了揭露。
他认为，宏大理论过于迷恋建构无所不包的终极理论，从而脱离了经验生活，凌驾于具体材料之上。这样做，只能凌空蹈虚，或者成为意识形态的工具，而不能认识社会、解决问题。
抽象的经验主义则正好相反。它关注的问题非常微观，强调定量研究，迷信科学方法（如抽样调查、心理实验）在社会学领域的应用。但因其过于琐碎，研究常常被材料所淹没，不能从中提炼出有价值的社会思想和理论。并且，由于经验研究花费巨大，一般都是由财团、行政部门、广告商等赞助。所以它的研究无法保持超客观性，迎合投资者的倾向非常明显，加速了学界乃至整个社会的科层制进程。
既然宏观研究会成为意识形态的工具，微观研究又易造成科层制的气质，那么，社会学究竟该何去何从？要有社会学的想象力。米尔斯在书中回答。社会学的想象力是指这样一种心智品质：它可帮助人们利用信息增进理性，让他们能够看清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个人困扰和社会范围内的广泛议题之间的关系，进而将个体经历和历史进程结合起来加以理解。只有这样，一个人才能真正理解他的处境。因此，米尔斯特别强调将具体的问题放在民族国家、社会结构等更大的视野下进行考察。同时，还要进行历史的研究，了解问题的来龙去脉，并在不同的社会制度、文明下进行比较的研究。相比较而言，后面几章更有建设性，也更有趣。米尔斯探讨了自由与理性的关系、人的多样性、教育及理性对于建设民主社会的重要性、治学之道等等。有很多真知灼见。控制、预测人性？米尔斯认为，抽象的经验主义研究一个主要的工作就是帮助科层制组织寻求如何控制、预测人类行为，以提高人员工作效率的方法。针对这样一个事实，他问：控制、预测人类行为是否是可行的? 更进一步，它是否具有合理性？米尔斯持否定态度。研究人员常常忽视一个基本的事实：当你想控制和预测他人行为时，这种控制和预测的目的很容易被当事人察觉，他会做出自己的反应，或者顺从，或者反抗。我深以为然，一切改造人性的行动都会引发非人道的灾难，并且最终必以失败收场。在私人领域，以爱之名，改造对方，只会两败俱伤。没有人愿意被当成没有意志的物体，被随意塑型。在公共领域，以权力之名，发动思想改造，也只能得逞一时，最后还是会被日益复苏的人性蚕食干净。所以，无论是对别人还是对异己，还是保留充分的敬畏之心吧。像米尔斯一样实现“人对人的理解”。理性的增进必然导致的自由的增进？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是近代盛行的两种意识形态。两者看似参差百态、二元对立，实际上都来源于启蒙运动，有很多的共同的假定和价值。尤其是，两者都坚信理性的推进必然带来自由的推进。但是，米尔斯发现，这只是启蒙时代的人们对于自由和理性内在联系的乐观假设。现代社会中，庞大的理性组织确实增多了。个人的实质理性却没有增加。对于个人和社会，本着合理性原则组织起来的社会秩序往往用于暴政和弄权，用于剥削个体理性思想的机会与作为自由人行动的能力。我对这一点感触也很深。人被所谓的合理化组织宰制，异化为工具和流水线，丧失了自己自由思想和独立判断的能力。这可谓是我们这个技术、专业化至上时代的重要特征。有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况：我们做的每一件事都是合理的，或者被长辈、体制认可，或者直接来自上级的命令，但我们永远在焦虑不安。我们个人的理性丢失了，服从于别人制定的合理性中，不明白真正的渴望和需求，自然也就“无往不在枷锁之中”了。另外，理性的概念需要细分：个人理性的增进，或可促进自由；科层制组织合理性的增强，却可能和理性分离，成为个人自由的监狱。社会学者的三种选择我们无法逃避政治，社会学家由于其自身的地位和使命，更是难以逃离政治的窠臼。那么，社会学家究竟应该在政治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呢？米尔斯认认为社会学家有三种选择：柏拉图口中的“哲学王”，直接成为政治的主导者；政治家的幕僚，为其出谋划策；独立研究者，代表大众，按照自己天然的研究兴趣探索人的多样性和社会的复杂性。米尔斯最赞赏第三种。记得傅斯年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就“知识分子如何影响政治”发表过自己的观点：与其入政府，不如组党；与其组党，不如办报。这一说法得到胡适等人的赞同。可见，中外知识分子都非常重视学术研究或发表意见的独立性、超党派性。可是，历史吊诡，常常让人摸不着头脑。会不会正是因为知识分子（尤其是中国的）太“爱惜羽毛”，自动放弃了锲入政治核心，才部分导致其政治理想的失败？无解。治学之道：记录点滴&研究和生活打通米尔斯建议，读书最好能做大量的笔记。书，可以通篇阅读，观察逻辑结构；也可以抱着问题阅读相关内容。另外，要重视自己的思想火花，不以其小而不录，坚持不懈，或可成燎原之势。再次，生活和研究不可截然分开。事实上，生活是研究绝好的养料，它使得研究不那么枯燥乏味。从生活中观察到的现象、得到的灵感，往往可以成为研究的导火索。总体来说，这本书是一本社会学的“工具书”，教人怎么从事社会学研究。但，更重要的是，在讲解方法的同时，作者强烈的人文意识几乎出现在每一页的字里行间。他一遍一遍不厌其烦地告诉我，社会学以及其他的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的对象始终是人，所以，请一定要温柔地对待你的研究对象，给予他们最起码的重视和尊重。研究的目的也不是成为政府的座上宾，而是顺从自己的学术兴趣，对得起自己的良心、不失信于普罗大众。

为什么需要社会学的想象力

现在人们经常觉得他们的私人生活充满了一系列的困扰，他们感到在日常生活中战胜不了自己的困扰。对于领会人与社会，个人生活与社会，自我与世界的相互作用不可或缺的心智上的品质，一般人是不具备。然而，人们只有将个人的生活与社会的历史这两者放在一起认识，才能真正地理解他们所遭受的困扰。他们需要的这种心智的品质，可帮助他们利用信息增进理性，从而使他们能看清世事，以及或许就发生在他们身边的事情的清晰全貌。这种品质，我们谓之为社会的想象力。

属于老男孩的社会学想象力

在早上机房无聊上维基百科搜了米尔斯的介绍，主页上一张骑着摩托的不羁的照片让介绍增添几分个人的魅力。原来这个老男孩也好这口。哈哈！正好乘此兴头写下这篇评论，贴上来供大家参考，欢迎讨论~我并不想急于定义什么是社会学想象力，可能这会容易引起误区，而陷入另一种自我指涉的吊诡中，因而仅就以下内容来一步步地嗅探 社会学想象力 这一诱人启智苹果的理念。（一）、著作的背景回溯C 赖特-米尔斯的《社会学的想象力》出版于1959年的美国，成书的背景为5、60年代的美国，一个极其不安动乱的年代，“黑人民权运动挑战美国的自由理念，新左派运动质疑美国的社会制度，反正统文化运动嘲讽美国的价值观念，女权主义运动抨击美国的男女不平等观念，反战运动谴责美国的外交政策。”[1]（王恩铭）各种运动风起云涌，相互连结、交错共同描绘了一副西方“立体主义”式的生动画幅。此时美国的社会发展早已步入了成熟阶段，社会劳动的分工越发的细化、专业化趋势进一步深入，整个社会的矛盾也显露出来，“后工业社会”“后现代社会”等各类新概念呼之欲出。（丹尼尔-贝尔）很多社会的问题在被解决的同时，新的问题却以比以往更加复杂、大量、难以解决的姿态出现了。在这样的背景下，对于诸多已确立起学科地位的人文社会学科构成了巨大的挑战。当时的美国社会学笼罩在帕森斯 功能主义的传统下，这种宏大且抽象的理论无法很好的解释这样特定的社会变迁，进而也使得美国社会学受到发展的局限，无法应对这些潜藏已经如今迸发出来的社会动乱。似乎经典社会家们所开创出来的关注道德、人类自身，批判的“活力社会学”已然陷入寂静。这是个焦虑又漠然的社会。个人的困扰得不到有效的排解，导致价值认同的困境，公共社会中的危机也不能被很好的解决，一种失去了方向感却夹杂愤怒的背后弥漫着一种怨恨与无奈的气氛。各类社会问题如同一把把达摩克利斯之剑，悬挂于 美国自由、民主的高厅之上而难以知晓。个人的困扰与公共的论题成为问题的症结点，却也是包括社会学在内的各个社会学科的理论盲点。就此，米尔斯以社会学的想象力这一心性品质为线索，发起对长期主宰社会学以帕森斯结构功能主义范式的批判，具体地集中于 宏大理论、抽象经验主义、实用主义、科层制、科学哲学这几点上。（二）、批判的进程：传统结构功能范式批判下的个人的困扰到公众论题的转变1、个人困扰与公共论题之辨个人的困扰与公共论题之间的断裂而造成理论困境及如何突破成为整本书的讨论要点。这里的个人的困扰被其定义为“产生于个体的性格之中，产生于他与别人的直接联系之中，这些困扰与他自身有关，也与他个人所直接了解的有限的社会生活范围有关。因而表述及解决这些困扰就可能有赖于个人的生活经历是一个整体，有赖于他切身所处的环境—即个人经历和在一定程度上意志活动所直接接触的社会环境”[2]（米&想）而论题则“涉及的事情则超越了个人的局部环境和内心世界•••••他们涉及到不同的环境重合并相互渗透（以形成更宏观的社会和历史生活的结构）的方式，其本质在于不能根据普通人切近的、日常的生活环境加以很好的定义。”[3]( 米&想)从以上的定义可以看出，一方面个人困扰不是完全是关于个人的，独立与其他事物之外的，各种社会外物也会对其产生相应的影响。另一方面，论题作为一种在更加开放的环境下的衍生物，是社会性的，带有历史结构的，外在于人且又包含着个人困扰的。进一步的讲，个人困扰与论题相互联系，但又容易使个人能以把握，就如同，很多时候我们会习惯于我们赖以生存的环境，却无法很好的以一种生态的有机视角来对待环境，我们无法清晰而又主动的觉察“空气的存在”，尤其是在社会越发复杂，个人的困扰也越发的与公共论题相关，同时也越发的难以觉察。两者的变化就造成产生总的社会困境的可能，其负面效力也使社会学以帕森斯为代表的结构功能主义也陷入个人困扰与公共论题的模糊不可辩的窘境。2、功能主义批判对宏大理论、抽象经验主义、实用主义、科层制、科学哲学为特征的结构功能主义的批判。批判宏大理论；从帕森斯著名的《社会系统》出发，举证三个其中的片段对其进行学理的转述，指出其的理论陈述异常抽象，在著作中概念经常被如同提线木偶那般操纵，以一种混乱的方式造成学者对于他的误读，“对那些未理解它却非常喜欢它的人—这种人有很多—来说，它是个奇妙的迷宫；恰恰由于非常它往往非常难以理解，所以令人神魂颠倒”。[4]（米&想 ）同时，在急剧变化的社会背景下，社会事务也不能在生硬，僵化的既定概念框架下有效理解。抽象经验主义、实用主义、科层制；除了宏大理论外，社会学研究也表现出一种抽象经验主义的风格与当时产业革命影响下，迅速发展的科层制与实用主义并存。这种研究风格“与科层制下的行政造物主相伴随，这个行政造物主导致了未来社会研究及其可能的科层化”，[5] （米&想）即用一种倾向于工具理性的算计方式去执行特定的组织计划，并以实用性为标准，进行琐碎的社会调查，希望通过多次的研究积累达到对整个社会的了解。其实社会事实并不能被机械的还原为一个个个案来理解，每个社会要素都是有机组合而成的，并且在更大的社会与历史的背景下有其更重要的存在意义。这样的研究只能是“固步自封于他们据以阐述、解答问题的武断的认识论中•••••就其研究的结果而言，他们的这些一年就堆积琐屑的细节，却对使这些细节形成一定规范形式缺乏足够的关注”[6]（米&想）最后，以这些宏大理论的概念建构、琐屑的社会调查、实用功利倾向的分工式研究方式越发的倾向于自然科学下方法论指导。其后果是形成了对方法论的抑制，在这类方法论的机械作用下，方法趋于单一，研究的过程过分僵化，研究的结果总是被用各种统计数值所描述，丧失了社会事实原有表现张力。至此，在结构功能主义引领下，方法称成了“独立的王国”。带有研究局限的这类方法称为研究问题的绊脚石，如何证明比证明什么更加的重要，个人困扰与公共论题就这样被野蛮的撕扯开了。3、多元比较与社会历史结构下的分析启示社会中的事物一方面带有自身特殊性的同时也有因与在社会结构中处于以一定位置而带有的社会共性。因而社会科学的研究工作就是“捕捉各种不同类型的人和制度之间许多真正本质的差异”。[7]（米&想)而要发现它们之间的差异就只有通过比较，也只有通过比较才能深入地理解和解释人类社会的许多问题。“我们所能给出的回答或解释常常是要根据比较的。无论是奴隶制还是犯罪的特殊意义，是家庭的种种类型还是农村社区或集体农庄,对于这些我们试图理解的东西,要想理解其中最基本的情况,我们都需要运用比较。我们必须在多种环境中观察我们所感兴趣的东西，否则，就只能局限于肤浅的描述”。因此，“我们往往必须把研究设计为对不同社会结构的比较”。[8]（米&想）此外，社会结构之间的比较还需要运用历史的视角，“用肤浅的、没有时间性的比较,你无法理解现在世界上存在的包括不发达国家、共产主义、资本主义政治经济体系。要理解并解释现在呈现于眼前的比较性事实，你必须了解各个历史阶段,以及造成发展及发展速度和方向不同的各种历史阶段和历史原因。”[9](米&想)以西方社会的经济发展与对外贸易为例，如果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进行研究，我们必须就它与发达资本主义这两种社会形式的同时，要用历史的视角去回溯，发展中国家很多都曾经是殖民地，受到的经济、政治侵略使得对很多现今社会变迁产生影响。帕森斯的结构功能主义的方法论造成了一种 社会学内研究的局限，一种唯方法论下的社会问题短视。一个社会当中的问题有多种层面的，小到个人大到组织团体、国家，全球化体系范围。而往往一个社会变迁下的问题常常成为个人困扰的一部分而被还原到个人的层次中去，使得其原先的社会历史的结构意义消失在了人们茫然的焦虑中而不被感知。个人的困扰像工业社会当中流水生存线下的工业制成品那般，包裹着这些伤感的人群，并且似乎未为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消失，反而顽强的像时尚消费那般，一次次的换上新的面孔。即使是拥有专业知识的社会科学家也概莫能外。而米尔斯的这本书似乎在针对批判的同时提供了一种开拓的路径，一种对“方法论中心主义”的扭转，一种心灵智识品格“社会学想象力”的召唤。社会学的想象力更像是是一种理念一种品质，而非简单字面上的规范定义，更不是以社会学想象力为最终价值指向的方法论集大成。就像J 亚历山大在其《艺术社会学》开篇对社会学与其他学科进行交叉研究所指出的，问题指向性应始终是我们研究者要注重的，这就像地理学中地图的运用，即使是再同个地点，每种不同的地图本身所反映的面貌也会非常的不同，而依据的关键是需要研究什么问题，如何解决问题。其实米尔斯这种对传统实证主义发展下的方法论的批判本身也带有了一项理论反思的意味于其间,为后进者如布迪厄等思想家提供了很好的反思养分。

不只是社会学的想象力

第一次看到米尔斯骑着大马力摩托的照片时，内心充满了好奇，一个蜚声社会学界的大学者怎么看上去像个狂放不羁的年轻人呢？读米尔斯的书时，则更直观地感受到了他的不寻传统。开头作者就直接批评以帕森斯为代表的宏大理论爱好者，从他们写作的有意晦涩一直到思想内容的空洞无物，在功能主义一统天下的时代，这种直接表达意见的行为更难能可贵。接着，抽象经验主义、实用社会主义和为科层制所用的社会学也遭到了米尔斯一一地批驳。本书之所以经典在于米尔斯不是单纯的批判，他批判的目的是为了更好的提出自己的意见。尤其是关于社会科学方法及伦理的见解，大声喊出“人人都是自己的方法论学家”，对社会学的想象力这一概念做了详细论述。概括来说，就是以历史的和宏观微观相结合的方法来研究社会科学，来看待周围的人和事。把自己的个人经历与历史和社会结构的变迁结合起来以更好的消除个人的焦虑与公众的默然，理解并把握自身的命运。从这种意义上说，这种想象力并不是社会学学者所专有的，更可为大众所用，为社会科学诸学科所用，作者了的良苦用心由此可见一斑。

拥有一双“上帝之眼”——读《社会学的想象力》

一：作者简介 ： 米尔斯，美国著名社会批判学家，长期执教于哥伦比亚大学，他十分关注社会矛盾与冲突，批判了50～60年代在社会学领域占主导地位的以帕森斯为代表的结构功能主义“大理论”和以拉扎斯菲尔德为代表的“抽象的经验主义”，指出当代西方社会学正面临着深刻的理论危机。二：何为“社会学的想象力”作者开篇就阐述到了中心问题？什么是社会学的想象力？根据他的解释，即为心智的品质；一种帮助利用信息增进理性，看清世界、分析事件全貌的能力，简言之，米尔斯希望我们能够拥有“在庐山外观庐山”的技能，看清事情的清晰全貌；而社会学的想象力最大的作用就是区分了“环境中的个人困扰”和“社会结构中的公众论题” ，这是一种视角的转化能力（即个体到现象级）：从“我连续三天丢了一块钱总结出社会的治安体系是否出了问题”，无论是个人困扰还是公众议题都是源于人们珍视某些价值受到威胁，作者的目的就是确立社会科学对于我们时代的文化使命所具有的文化涵义，用社会学的想象力来解放人们的思想，并深刻指出当今社会所存在的诸多社会学术问题。三：对流行理论的批判 作者在第二——六章中，逐一对当时西方乃至全世界比较主流的研究方法理论进行的批判，作者以帕森斯为例，指出宏大理论家所提出的对于现实生活中的政治、经济等制度，只提到”一般性理论“，但却未进行阐述，是一种“概念王国”，他们所提供的术语，将所有权力制度概念均合法化，但实际上，这些理论都是无法通过实践证明的，成为一种”形而上学“思想，脱离了实质与实际，如空中楼阁，而一旦理论与实际脱轨，那它就无存在的价值。米尔斯提出几乎任何一个本质问题都无法用宏大理论的术语进行清晰的陈述， 无论提出什么样的假设理论，都一定要通过经验考察来挖掘作者总结，不存在什么能让我们理解社会结构的统一性的”宏大理论“和普通性的本质，运用这些模型，要与特定范畴的历史上的及当代的社会架构保持经验上的密切联系。 当我们提出一个概念时，例如“共同价值”，我们首先是考察给定社会结构中各个制度性秩序的合法性，从此增进对它们的理解，而不是一开始就企图掌握这些价值，并根据它们来“解释”社会的构成和统一性（这里存在一个实践和理论的主次先后问题）。作者认为每一个自觉的思想家都必须始终了解从而能够控制他所研究东西的抽象层次，分析一些术语时，必须“透过现象看本质”，了解它所处的特殊性、隐含意义，这是“社会学的想象力”——一种心智习惯，而这种心智习惯是形成系统性思考的关键。而对抽象经验主义的思考中，作者以研究”舆论“入手（选举行为），认为抽象经验主义学家并没有从历史学、心理学等方面进行统一思考，将研究独立出来作为中心，对研究的简单相加，是无法得到全面客观地认识结论的，问题在于固守细节，却无法进行总结规范。这实质上是对于方法论的压制：他们所谓的专业化仅仅基于对”方法“的运用，而不考虑内容、问题及领域，抽象经验主义具有”心理主义“偏向，始终避开结构问题，却偏爱情景问题。由于受到金钱和时间的限制，他们无法对问题进行深入实质的思考。他们所做的”文献综述“不具备一般的研究实践特征，依赖于”一般性观点“这种没有经过检验，也未被赋予具体意义，无法得出客观结论。米尔斯也认为研究问题要分清“事实”与“价值”，要承当和包含道德和政策上的决策，任何社会学的研究都无法脱离社会科学的意识主义形态。作者表明：“社会科学必然与科层常规和意识形态论题相关，这种相关包含于当前社会科学的多样化和混乱之中，于是最好明明白白的说明它们的政治意义，而不是对之遮遮掩掩。”美国的自由主义实用性视角普遍，这些自由主义实用性的“有机’的形而上学中，无论什么有利和谐均衡的因素都会被强调，由单纯的短语，如”多数“或”社会“所暗含的常态和假想的统一，降低了观察现代社会结构全貌的可能性，这就造成自由主义实用性之片段性。自由主义实用性（零碎方式应用）是一种道德化的情境社会学。米尔斯也一针见血的指出：社会学越来越政治服务，干扰它的因素除了一些不可避免的客观因素外，现在又添加了更多的人为因素，理论开始为政治服务。这也是科层制气质出现的原因，社会学家企图将社会调查每一步标准合理化，对人的研究通常是集体化的和系统性的，研究团体也不再单纯以社会调研服务，为了效率或是某些特定组织服务，影响调查的因素越来越政治功利化，在提出前提假设的同时，心理上已经顺理成章的认为其服务的，政治观点是正确的了。从公众到服务对象的的转变，使社会学的的发展初衷改变，并不为公众服务。学派限制、组织限制、资金限制、权力阶级限制，这种科层制社会科学容易形成单一的视角、语汇、方法。作者认为如果社会科学家的个人研究依赖于科学组织，他会丧失其个人自主性。如果社会科学包含科层式的研究，它会丧失其社会和政治自主性。它的目的是揭示科层制气质的政治含义。一些社会性的外在目标左右了社会科学的应用。他对”以某种宏观的探究模式“将社会科学研究类型统一起来存在质疑，对于它的实用性表示怀疑。社会科学研究的应用是一般性的，这样的方式可能导致思考方式的固化。收到方法与技巧的制约。作者提倡解放而非限制社会学的想象力，对这些重大问题的探讨失去感知和热情是这种”方法论“形成的问题所在。米尔斯阐述了宏大理论与抽象经验主义的问题所在，旨在表达社会学家需从实际出发，在研究和计划中都以实际情况为首要准则，不能奢求运用某种教条模型来”规定“问题模式。四：“人”是研究的主体米尔斯首先提出社会科学应当关注人类的多样性（群体多样性和个体多样性），社会学家要找到社会生活中的”有序“（这种有序是相对的，是要让我们了解多样性中的深度与广度）。这里作者也点出了全文主旨：要阐明和解决我们这个时代的任何一个主要问题，都需要从不止一个学科中选取材料、概念和方法。任何学科都不是独立的存在，研究每一个社会问题都需要涉及多方面知识，所以社会学家不必执着于社会学总结成统一的理论体系，以人为主题的研究才是实际所在。由于作者自身的经历，他十分看重历史在社会研究中的作用，认为社会科学家必须使用历史资料，历史学与社会学存在密切关系。在提出一个社会性问题时，必须考虑历史所提供的多样性，需要了解社会变迁，了解结构。在研究西方社会问题时，要注意”世界与它们间的互动“，要把握整体。作者认为，历史的相关性其本身受历史特殊性原则的制约（以美国为例）。作者提出关于人的重要性，社会学从字面理解为是研究社会的科学，而社会又是由人组成的，所以，社会学从本质上来说是研究人的科学。五：快乐的机器人米尔斯认为一个一流的社会学家应关注所生存时代的显著特征，以及历史如何在这一特定时代中构建出来的，关注人性的本质以及在他们的时代哪些类型的个人开始盛行，但如今人们被庞大的、各种各样的社会架构所”控制”，作为个人的理性却随之褪色，所执着的“合理性”原则，可能剥夺个体理性思考的机会。叙述了理性（个人的、自由人）和合理性（社会的、需要适应）的矛盾。所谓快乐的机器人（异化的人）实则是对人的天性的扼杀。越是在一个看似更加合理化的社会中，人们的创造力越发的萎靡，人们称为卓别林电影中的“工人”，机械化的生存。自由与理性的冲突与联系，是在越发快速的社会中索要深思的问题。六：教科书式的归纳总结事实上，米尔斯的全篇写作思路，价值观念，都可以在最后一章中找寻出处，而这一章的治学之道，也未尝不可成为我们在学习研究方法时的工具书，作者指出研究工作与日常生活的互相作用，作者在这里似乎又恢复了作为老师的派头：一步一步的告诉我们做学术研究的正确步骤：建立学术档案、时刻进行自省、定期回顾笔记、同时也要阅读他人的笔记作为知识补充，可以说，每一个大学生或是做学术研究的新手，都可以将这一章的理论方法作为参考，这也是一种心智品质的养成，而一旦这种习惯养成，则会使你收益无穷。

《社会学的想象力》读书笔记

这本书果然是批判的深得我心。第一章 前言对于社会学的研究问题和社会学的三种趋势进行了分类，个人认为还蛮有道理的。1、经典的社会分析家总是不断地问三种类型的问题：（1）一定的社会作为整体，其结构是什么？它的基本组成成分是什么，这些成分又是如何相互联系的？（2）在人类历史长河中，该社会处于什么位置？他发生的动力是什么？对于人性整体的进步，他处于什么地位，具有什么意义？（3）在这一社会这一时期，占主流的是什么类型的人？什么类型的人又将逐渐占主流？通过什么途径，这些类型的人被选择，被塑造，被解放，被压制，从而变得敏感和迟钝？无论他们的兴趣点是强大的国家还是细微的文学格调、家庭、监狱、教义，经典的社会分析家都要问这些问题。2、目前被认为是社会学的那些研究工作有如下三个总体的发展方向，每个方向都易遭扭曲，甚至走火入魔。第一个趋势：倾向于一种历史理论。人物：孔德、马克思、斯兵塞和韦伯。很容易偏向于是人类历史的材料被强迫套入超越历史的紧身衣，而从这紧身衣中又跑出来对未来的先知性的观点（往往都是悲观的）。第二个趋势：倾向于关于“人与社会的本质”的系统性理论。人物：齐美尔和冯·维泽。总之，形式主义的观点在过高的总体性层次上理解社会结构的组成部分，过于静态和抽象。第三个趋势：倾向于对当代社会事实和问题的经验研究。人物：孔德和斯兵塞。对当代事实的研究很容易变成对一个环境中各个互不相关也不大重要的事实的罗列。第二章 宏大理论基本上很多都是以帕森斯的《社会系统》以及结构功能主义开刷的。3、总而言之，不存在什么能让我们理解社会结构的统一性的“宏大理论”和普遍性的体系，对于古老的颇为恼人的社会秩序问题，其答案也并非只有一个。第三章 抽象经验主义在研究实践中，抽经经验主义似乎更关注科学哲学，而非社会研究本身。4、在抽象经验主义者当中，进来有一种趋势，他们称之为“文献综述”。在我看来，这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对已有的社会科学学科批评的回应。但在实际操作中，这一工作几乎完全是在资料收集好并且“修润”后才做的。更为甚者，由于他要求深思熟虑和耐心，因而在繁忙的研究机构中，这项工作就经常交给那些助手去完成了。这样，他炮制出的“章程”就成了一种用“理论”去概括经验研究并“赋予其意义”的努力，或者如常言道——“编出个像样点的故事”。5、假如果真只存在宏大理论和抽象经验主义，高高在上，并肩站立，那我们的情况则真的糟透了：就实践而言，由于宏大理论表现出的形式的、含糊的蒙昧主义，以及抽象经验主义所表现的形式的、空洞的精巧，使得人们确信，对于人类和社会，我们还是知之甚少。第四章 形形色色的实用性研究人与社会的学者在他们的工作中，要承担和包含道德与政治上的决策。6、我们要选择所研究的问题，在这种选择之中，就包含了价值，我们陈述这些问题时，要使用一些核心观念，在这些核心观念之中，也包含了价值，价值影响到它们的解决思路。如果考虑问题，我们的目标应该是：再次根据问题被选择的方式来明确价值，然后在对问题的解答中，尽可能地避免评估偏见，无论这个解答把人引向何处，无论他所包含的道德与政治含义会是什么。7、以下这段米尔斯对各个学科与价值之间的论述也不错，仅仅选择一部分来说。当前经济学的混乱，是政策问题，方法和观念的混乱。同样接触的经济学家宣布完全对立的观点。甚至像人口统计学这样以统计学见长的专业，也深深卷入最初由马尔萨斯引发的政策冲突与事实争论之中。现在，许多这样的论题都集中于曾经是殖民地的地区。文化人类学已经以多种方式深入探索了殖民主义的事实和精神。还服务于自由主义或激进主义的目的，特别是它坚持说纯朴社会的人民很正直，人们性格的社会相对性，以及向西方人进行反本位观念的宣传。一些历史学家似乎渴望重写历史，以便服务于那些只能被认为是当前意识形态的目的。政治学家，特别是研究二战以来国际关系的那部分人，当然不能被指控在考察美国政策时，有反抗性的行为。第五章 科层制气质8、只有在一个研究机构充分发展起来，能提供相应的材料，或许我应该称之为流水线作业之后，这种研究工作才能开展。由于研究费用上涨，研究小组形成，花费越来越高，这就产生了对劳动分工的总体控制。把大学视为一个专业伙伴的圈子，个人在其中指导自己的学生，实践自己治学方法的思想将会被一下思想所取代，即把大学视为一整套研究性的科层组织。话说，在中国的大学中，何止科层制，就是官本位！9、以下一段是作者对于美国年轻人，社会学二代的评价，把很多问题归结于科层制上。他们将社会研究作为一种职业；他们过早地进行过细的专门分工，他们对“社会哲学”漠不关心甚或有些蔑视，对他们而言，那不过意味着"从书本到书本的撰写"或“一味地沉思”。第六章 科学哲学10、任何一个完整的“答案”，都应找出它可以介入的战略据点，即找到结构维持或变迁的“控制杆”；并对那些处于可以介入的位置却没有介入的人作出评价。虎头蛇尾的我表示，先去睡觉了，某年某月再来补完。(～﹃～)~zZ

《社会学的想象》书摘--C. Wright Mills

源文见本人博客：http://blog.sina.com.cn/s/blog_538f46f70100r9mb.html此处无任何高亮标记，也许不方便阅读。《社会学的想象》有史以来最畅销的社会学名著之一，也是米尔斯毕生功力绝学之所萃，也是邻近科学的入门读物。这本书很难归类：既不是纯粹的知识社会学，也不是阶级或族群的相关著作，更不是社会心理学或政治评论；不过，这本书以批判美国社会学界的成果作为探讨主题，不仅应用到知识社会学观点，也以他自己在阶级，族群和社会心理学方面的研究经验为例子，再加上他特有的分析批判能力，可以算是集其一生学术精华大成之作。纵观米尔斯（C. Wright Mills）一生的著作，反应出他在《社会学的想象》一书中的基本论点：结合了个人的烦恼和社会议题，结合了个人小我生命与历史大我生命，提醒学商挂勾对学术界可能造成的损害，提醒学界要撇开枝节琐细的研究，强调流畅的文笔，强调对社会的关怀、批判和改造。注意，此书出版于1959年。虽然年代久远，可很多说法拿到现在仍然有很强的借鉴意义，可见作者前瞻力非同一般。感谢CUHK的叶子同学的推介。我读的是由台湾巨流图书公司出版的版本（如上图）。声明一下，书摘乃个人喜好，也许不能反映作者的写作结构与意图。阅读时请具备“社会学的想象”。第一章前景对一般人来说，他们的眼界与能力，被框限在职业、家庭和邻里所构成的特写镜头内；在其他的情境里，他们形容行尸走肉，只能当个旁观者。而不管多么地模糊，人们愈是意识到那些超乎自身当下出境的野心和威胁，也愈会有被套牢的感觉。和当今历史的步调比起来，人们以其珍视的价值去行动的能力一再瞠乎其后。而且，要选哪个价值呢？即使还没到恐慌的地步，人们也常常会意识到，感觉与思考的旧方式已然瓦解，而新的开始确是扑朔迷离，简直就是面临了道德停滞。难怪，一般人觉得，他们难以适应那突然要去面对的大社会；难怪，他们无法了解，这时代对他们自身生活有什么意义；难怪，为了保护自我，人们变成了道德冷感，只想自扫门前雪；难怪，人们老有种被套牢的感觉。人们需要的不只是资讯——在这个“事实的年代”里，资讯往往掌控了人们的注意力，却淹没了他们吸收资讯的能力。人们需要的也不单是推理的技巧——尽管，为了获得这种技能，人们往往耗尽了他们有限的道德精力。人们亟需的，以及他们自觉有需要的，乃是一种能够帮助他们运用资讯和发展理智的能力，以使他们清晰扼要地了解这个世界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他们自己又将变成怎样的人。而我们要提倡的正是这种能力，这是记者、学术工作者、艺术家、一般大众、科学家和编辑们都将希望拥有的一种心智特质，或许，可以称为“社会学的想象”（the sociological imagination）。个人的不安胶着在外显的烦恼上，而众人的冷漠则转化为对公共议题的关切。任何一种社会研究，如果没能回归到传记问题、历史问题以及两者在社会之中的交集，就不可能完成它的学术之旅。烦恼（troubles）——发生于个人的性格中，以及他与别人直接相关的范围之内。烦恼所关系到的，乃是个人的自我，以及他身历其境、亲身体会到的有限社会生活。议题（issues）——所涉及的事情则超越了个人的局部环境与内心世界。议题所关系到的，乃是整体的历史社会——由许多的个人情境组织而成——的制度，以及不同情境交错互渗——以形成社会与历史生活的大结构——的方式。议题是公共事务：人们觉得某些大众珍惜的价值受到了威胁。当人们觉得他们所珍惜的价值没有收到威胁，他们感到幸福（well-being）。当他们确实感觉到所珍惜的价值受到了威胁，他们会有危机感（crisis）——或是一种个人烦恼，或是一种公众议题。如果一切珍惜的价值似乎都岌岌可危，他们将陷入全面的恐慌（panic）。假如人们既不知道珍惜什么价值也不觉得有威胁呢？那是一种漠然（indifference）的经验。如果这种漠然蔓延到一切的价值，就变成了冷感（apathy）。最后假如人们不知珍惜什么价值却倍感威胁呢？那是不安（uneasiness）的经验，也就是焦虑（anxiety），如果形成全面性的不安，就变成了一种致命的无名怪病。我们处于一个不安与漠然的时代，但尚未形成明晰的现象让理性和感性有插头的余地。人们时常是苦于暧昧的不安，而不是价值与威胁可以界定的烦恼。人们时常沮丧莫名，不知怎么地一切都不对劲了，而没有明显的议题。他们无法明确说出，是什么价值受到了威胁，他们受到的是什么威胁；简言之，他们还不到可以做决定的地步。当今社会科学家首要的政治与学术（在此两者是一体的）任务，是要理清当代不安与漠然的要素。由于缺乏一个恰如其分的社会科学，批评家，小说家，剧作家与诗人一直是个人烦恼甚或公共议题的最主要描绘者，甚至是唯一的描绘者。艺术委实表现了这些感受，这些题材经常也是艺术的重点——尽其可能地戏剧化与尖锐，但是，要纾解当今个人与社会的问题，我们需要有清晰的知识，这些却不是艺术所能提供的。人们若要克服他们不安、漠然与不幸的泥沼，必须先将他们的感受整理成他们所面对的个人烦恼与公共议题等问题，可是，艺术不做这工作，也做不到。艺术家的确很少做这方面的尝试。再者，严肃的艺术家本身就是麻烦重重，拥有社会学想象而生机盎然的社会科学，反倒可以提供艺术家一些智识上及文化上的协助，让他好过一点。第二章巨型理论(Grand Theory)每一个有自觉的思想家务必时时警觉——并从而能够去控制——他从事思考的抽象层次。能够在各种抽象层次之间穿梭往返，从容而不失清晰，这是有想象力与系统的思想家主要的特色。第三章抽象经验论如果出了这两种高高在上而且并肩独立的社会研究（BBF注：巨型理论和抽象经验论）之外，我们一无所有，那么，我们的景况凄凉：从他们的实践上可以确认，我们学不到太多有关于人与社会的道理——前者落入形式的和阴郁的蒙昧，后者则沦为形式的与空洞的机巧。第四章务实性的类别我们在定义士气时，必须同时考虑主观与客观的判准。主观上，士气应该是指心甘情愿地做手头上的工作，快快乐乐地，甚至要享受工作。客观上，士气应该是指有效率地完成工作，在最短的时间，最少的金钱以及最少的麻烦之下完成最多的工作。因此，在一个现代的美国工厂内，士气是：工人由衷服从，并服从经理人的标准，有效率地顺利完成手边工作。第五章官僚习气附带一提，我不认识教学和写作是同一回事。一本书出版后就成为公共财产；作者对读者大众的唯一责任是尽可能把这本书写好，他自己就是最后的裁判。但一个教师的责任不止于此。在某种程度上，学生是被动的听众；而学生在相当程度上依赖教师，教师对学生而言是某种模范。一个教师的首要职责，是尽可能地向学生揭示，一颗自律的心智应该是什么样子。教学的艺术，不容忽视的绝大部分是清楚地、大声地自言自语。在一本书里，作者通常是要说服别人接受他的思考结晶；在课堂上，教师应该要展示人是如何思考的——同时显露，在思考顺畅时，感觉会有多么美好。因此，在我看来，教师应该将假定、事实、方法与判断一一表白清楚。他不应有所隐藏，而应娓娓道来，在他提出自己的看法之前，应该不厌其烦地反复说明一切可能的道德选择。若以这种方法来写作，可能会沉闷不堪，而极度不自然。因此，精彩的课堂讲演在印成书本后往往黯然失色。如果社会科学不能自主，它就不是一个对公众负责的事业。研究工具一旦变得巨大而昂贵，往往就会被“征收”；因此，只有当社会学家，以某种集体的方式，完全掌控他们的研究工具，这种风格的社会科学才可能自主。只要社会科学家仍必须依赖科层组织施舍工作，他就会丧失个人的自主性；只要社会科学仍是官僚事务，社会科学就会丧失其社会及政治的自主性。我要强调“只要”二字。因为，我显然是在讨论某一种趋势，尽管这是主要的趋势，而绝非全貌。第六章科学的哲学“方法”主要是关于，如何在对解答的可信度有某种程度的确定之下提出问题和解答。“理论”则首重于对所用字眼的斟酌，尤其是词汇的概括程度与逻辑关系。两者的首要目的在于澄清概念与简化程序，还有最重要的，解放社会学想象，而非限制。做“方法”与“理论”的主人，是成为一个自省的思考者，一个随时工作，而且知道自己所作所为中的假设与含义的人。做“方法”与“理论”的奴隶，便是被带离了工作，带离了尝试，也就是说，带离了对世界动向的了解。如果对于如何执行艺能毫无洞见，研究的成功就不牢靠；如果对于让研究得出重要成果毫无决心，则任何方法都只是装腔作势。证实（verification）必须能够理性地使别人信服，同时也说服自己。但是，要做到这点，我们必须遵守共同接受的规则，最重要的是，工作的进行必须要让其他人能够逐步核验。没有独一无二的一条路，但是总归必须：对细节高度的关心与照顾，凡事明晰，对所谓的事实抱着怀疑的太对并仔细查验，以及对于事实所可能具有的意义及其与其他事实和观念的相关性保持永不歇止的好奇心。这必须有次序与系统。第七章人类多样性社会科学适当的研究对象是人类多样性（the human variety），包括人们过去、现在与未来所生活的一切社会世界。人类多样性同时也包括个人的多样性；这些也是社会学想象必须掌握与了解的。常听人说，完全百科全书派的人无一不是半瓶醋。我不知道是否真如此，就算果真如此，我们是否仍然可以至少有点百科全书派的素养？真谛在于：要陈述并解决我们时代的任何重大问题，必须从这些学科跨系选择材料，概念和方法。社会科学家并不必为了充分熟悉某个领域的材料与观点，以便澄清他所关心的问题，而去“精通这个领域”。应该根据“问题”来进行专殊化，而非盲从学院的专业化分界。而在我看来，这就是正在发生的事。第八章历史的用途马克思所谓的“历史特殊性的原理”（principle of historical specificity），首先所指的是一条准则：要理解任何一个社会，必须落实到其所处的特定时期。检验趋势可以是为了回答“我们将去向何处”的问题——这是社会科学家常见的研究目的。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是要研究历史，而不是退缩到历史当中，我们要关注当代趋势，而不“只是做记者”，我们要衡量这些趋势的未来走向，而不只是做“预言家”。所有这些工作都非常困难。我们必须记住，我们是在处理史料；这些史料的变化极为快速；此外还有与之相抗的反面趋势。在刀锋般现在的瞬间，以及用以解释特定趋势对整个时代的意义的一般性之间，我们必须时时保持平衡。历史特殊性原理不仅适用于社会科学，也适用于心理学。即使我们所拟研究的问题是人的内在生活中极私密的特征，最好的做法仍然是在特定历史脉络建构问题。第九章论理性与自由举凡认为理性将促成进步的解放观、相信科学是一种纯粹的善、要求平民教育、相信平民教育对民主的政治意义——所有这些启蒙时代的理想，都建立在一个乐观的假定上：理性和自由之间有内在的关系。那些尽力在形塑我们思考方式的思想家们，无不遵循这个假定。佛洛伊德作品的每一步转折与奥义之下都蕴藏着这个假定：要得到自由，个体必须在理智上觉醒，而治疗正是要协助个体在生活过程中自由地发挥理性。马克思主义者作品的主线也是基于同一个假定：人，陷在生产的非理性无政府状况中，必须理性地觉醒他们在社会中的位置；他们必须有“阶级意识”——对马克思主义者而言，这意味着，他们必须以理性行事，以边沁（Bentham）所阐明的任何意思而言。现代的自由主义者和激进主义者，都一致相信，自由的个人可以理性地创造历史与个体生命史。第四纪的意识形态表征……合理性的增长不一定能确保自由的增进。科学技术及其理性在一个社会中占有中心地位，并不表示，这个社会的人将生活在理性中，不再有迷思、欺蒙和迷信。教育普及的结果可能是造就了技术白痴和国族偏狭心态——而非开明而独立的心智。历史文化的大量分配，可能并不会提升文化感受力，反而使感性庸俗化——并取代了创造力。科层理性与科技的高度发展并不等于个体或社会知性的高度发展。你不能由前者推论出后者。因为，社会的，科技的或科层的合理性并不等同于个体的理性意志与能力的总和。事实上，取得这种意志与能力的机会，往往会被这种合理性的发展所扼杀。社会的逐渐理性化，这种理性化与理性本身之间的矛盾，理性与自由之间的假设性和谐的崩溃——这些发展默默带来了眼前所浮现的一种“穿戴着”合理性（rationality）却无理性（reason）、逐渐自我合理化（self-rationalized）却渐感不安的人。从个体的观点来看，世事似乎大多是操纵、管理以及盲目漂流的结果；权威通常不是外显的；有权者通常觉得没有必要使权威外显、进而必须去合理化。这是原因之一，说明了何以平常人在感到烦恼或遭逢争议时，不能找到思考与行动的确切目标；他们无法辨认是什么危害了他们所模糊认知的价值。在甚嚣尘上的理性化趋势影响下，个体所能做到的只有“尽人事”。他的抱负与工作皆屈就于他的局势——那是一个找不到出口的局势。久而久之，他不再寻求出路：他适应。至于工作之余的生活时间，他拿来游戏、消费、“找乐子”。这种已适应的人们，即使在这种环境下生活、工作、游戏了相当一段时间之后，也不必然会完全失去认知力。曼海姆在谈及所谓“自我的理性化”（self-rationalization）时，清楚地指出了这一点。自我理性化所指涉的是，个体被镶嵌在理性的大型组织的局促环节内，会以某种方式系统性地规范他的冲动、他的抱负、他的生活方式以及他的思考模式，而严密地符合“组织的规则和纪律”。…………随着合理性的增长，随着合理性部位、控制从个体转移到大规模组织上，一旦发展到极致，将摧毁大多数人的理性契机。到那个时候，只剩下合理性，而不再有理性。这种合理性与自由并不相容，反而摧毁了自由。自由并不只是有机会去做自己喜欢做的事；也不只是有机会在定型的可能方案中做抉择。自由，最重要的，乃是有机会建构抉择选项，争论其优劣——以及，接下来的选择的机会。第十章论政治政治的品质相当仰赖政治参与者的知识品质。一个人如果不创造历史，将渐渐沦为历史创造者的器具，萎缩成历史创造的对象。无论他的认知范围多广，社会科学家通常是一个教授，而这个职业事实通常决定了他能做的事。如果他关心自由化的——也就是说，解放的——教育，他的公共角色便有两个目标：他应该为“个体”做的是，将个人的烦恼与关心转化成社会议题以及理性所可以面对的问题——换言之，他的目的在于协助个体成为自我教育的人，唯有如此，个体才能获得自由与理性。而他应该为社会做的是，对抗一切正在摧毁真实民众，正在制造大众社会的力量——或以积极的目的来说，他的目标是协助建立并强化自我教育的民众。唯有如此，社会才能获得自由与理性。社会科学家——作为任何一种解放教育家——的政治任务乃是不断地把个人烦恼转换成公共议题，并将公共议题转换成对各种个体的人性意义。他的任务乃是在他的作品中——作为一个教育者，也在他的生活中——展示出这种社会学想象。而他的目标在于，教化他在公共场合中所看到的男男女女养成这种心智习惯。捍卫这些目标，即是捍卫理性与个体性，并使其成为一个民主社会的主导价值。我已试着指出，民主作为一种理想的意义。本质上，民主的意涵在于：那些深受认为决策影响的人，对于那个决策也有充分的发言权。因此，这也就意味着，这种决策背后的所有权力必须公开而具正当性，而决策者必须为决策公开负责。我认为，除非我所描述的那类民众与个体在这个社会中占有主导地位，否则这三点不可能实现。如果我们采取第三种理性的角色，即自主的角色，我们便是试着在一个不完全民主的社会中从事民主的行动。我们在行动时假想我们正处于一个完全民主的社会中，而当我们这么做时，我们乃是在试图消除“假想”这两个字。我们试图促使我们的社会更民主。我极力主张，我们作为社会科学家，唯有采取这种角色才有可能达成这个目标。至少，我不知道还有其他方法可以使我们对建立一个民主政体有助益。从苏俄世界缺少这些价值与机会，及其知识分子全都起而反抗的事实看来，我们应该了解这些条件的可贵。我们也应该知道，在那个世界里，许多知识分子饱受肉体的蹂躏，而在这个世界里，许多知识分子却在道德上自我蹂躏。当今有许多人提出社会科学“不必出去拯救这个世界”的口号，企图规避我所讨论的这种棘手议题。这个口号有时候是谦卑学者的弃权生命；有时候是生性犬儒的专家对一切大关怀争议的不屑；有时候是年少梦想的幻灭；往往也是某些人的故作姿态，这些人企图剽窃所谓“科学家”（The Scientist）的声威，而想像自己是某种纯洁、不食人间烟火的英才。不过，这有时候也是审慎判断权力事实的结果。由于这些事实，我不相信社会科学将“解救世界”，尽管我看不出“努力解救世界”有什么不对。我所谓的“解救世界”，在此指的是：避免战争，根据人类自由与理性的理想来重新安排人类事务。以我对这方面的了解，使我不得不对未来的机会抱持相当悲观的看法。但是，即使这是我们目前的处境，我们仍然必须问：如果能够凭借智识找到任何跳出时代危机的出路，那么陈述这种出路不正是社会科学家的工作吗？附录论学术艺师精神最值得景仰的思想家不会把他们的研究与他们的生活分开来。你必须在你的学术工作中，学着活用你的生活经验：持续检验并诠释你的生活经验。就这个意义而言，艺师精神（craftsmanship）是你自己的中心，你亲身涉入你可能研究的每一项学术产品。……唯有如此，你才可望运用它来引导并检视你的反省，并在这个过程中，将自己造就成一个学术艺师（intellectual craftsman）。但是如何才能做到？……用社会学家的口吻来说，我想就是：养成做笔记的习惯。许多富创造力的作家都做笔记；社会学家也必须如此才能有系统的反省。在这种档案当中，如我所将描述的，包含了个人经验、专业活动、进行中的研究以及研究计划。在这种档案中，你作为一个学术艺师，必须把你的学术工作与你私人的经验结合在一起。我渐渐相信，成熟工作者的一个典型特征乃是，在信任私人经验的同时，保持质疑的态度。这种暧昧的信任感，在任何学术探索中，乃是原创性所不可或缺的，而利用这个档案，你可以发展并辩护这种信任。借着维持适切的档案并由此发展出自我反省的习惯，你学习如何保持你内心世界的清醒。每当你强烈感受到某些事件或观念时，你必须努力不使它们流失，而应该记在你的档案中，并且，找出它们的含义，并且告诉自己，这些感受或想法是如何愚蠢或如何可能加以利用。这个档案也有助于你建立书写的习惯。如果你每周不至少写作一次，你不可能“下笔如有神助”。在建构档案的同时，你可以练习成为一个作家，并因此，如人们所说的，强化你的表达能力。保存档案，即是对经验加以控制。…………这些工作都和做笔记有关。你会需要养成一个习惯，在阅读任何有价值的书籍时做大量笔记——虽然，我必要说，当你读到烂书的时候，你可以引为殷鉴，让自己写出更好的作品。要把其他人的著作或自己的生活经验转译入学术领域时，首先要给它一个形式。经常仅仅是为某项经验命名的同时，会促使你去解释它；仅仅从书中摘录笔记的同时，往往也会刺激你去省思。此外，做笔记当然非常有助于你去理解书中的意思。你的笔记，可能像我的一样，变成两种：阅读某些非常重要的书时，你会努力抓住作者论证的结构，并记下笔记；但更常见的是，在几年的独立研究后，你会根据自己的兴趣或档案计划，着眼于特殊的主题或项目，只阅读书中的某些段落，而不是整本书。因此，你的读书笔记不再忠实呈现一本书的全貌。你会使用这个特定的观念或事实，以便完成你自己的计划。我相信，确实有特定的方式可以激发社会学想象：在最具体的层次上，重新整理档案，如我所言，是激发社会学想象的方法之一。对定义各种问题的字词怀抱着游戏的态度，这往往会解放你的想象力。你所遇到许多的一般性观念，在你思考时，就会将它们会归为各种不同的类型。崭新的分类往往是丰富的发展之始。简言之，分类的技巧，以及接下去探索各种类型之条件与后果的能力，将自动成为你的程序。借着考虑极端的状况——有时候你会获得最佳的洞察力思考你直接关心的事务的反面。在做交叉分类时，为求单纯，你第一个工作是回答是或不是，这点推动你去思考极端的对立。……质化分析的技巧目标是要让你知道类型的适用范围。无论你所关心的是什么问题，你会发现，以比较的方式掌握素材是有助益的。最后一点，主要是关于如何完成一本书，而非如何释放想象力。不过，这两个问题经常是合一的：你安排与呈现资料的方式，总是会影响到你作品的内容。写作同时也是至少要为自己赢得值得阅读的地位。思考是一种追求秩序的奋斗，同时也追求充分的理解。你不应太快停止思考——否则你会遗漏你所应该知道的；你不能放任自己一直思考下去，否则你会爆炸。我想，正是这个两难，使得反省，特别是那些罕见的成功反省，成为人类能力所及的最狂热努力。也许我最好以几段箴言和警句来总结我上面所说的：做个好艺师：不要墨守任何僵化的程序。最重要的，利用机会发展及运用社会学想象。避免方法与技巧的崇拜。促使真诚的学术艺师重生，并自己努力成为这种艺师。……让你的心智独立地面对人与社会的问题。避免染上拜占庭式的概念拆组怪癖，以及废话连篇的习性。敦促自己与别人简明扼要地陈述。只有当你确信能够扩大你的感性范围、所指涉现象的精确性与推理的深度时，才使用更精巧的术语。切勿以不知所云逃避批判社会的手段——以及逃避读者批判你的作品的手段。制造你认为作品所必须的超历史（trans-historical）建构；也深挖掘次历史（sub-historical）的琐事。在能力所及之内制造非常形式化的理论，并建立模型。仔细验证各种小事实及其关系，以及独特的大事件。但切勿陷入幻想：要持续将这些工作紧密地关联到历史现实的层次。别妄想别人会在某时某地替你做这些事。以定义这个历史现实为己任；据此提出你的问题；在这个层次上努力解决这些问题，并解决这些问题所含括的议题与麻烦。不要研究一个接着一个的小情境；研究组织了诸多情境的社会结构。认清你的目标，乃是充分地并且比较地去理解世界史中曾有与现有的社会结构。永远睁大眼睛注意人的形象——总称的人性观——这时你的作品中所假设与隐含的；以及历史的形象——你认为历史是如何被创造的。换句话说，不断想出并修正你对历史、传记、传记与历史交切其中的社会结构等问题的看法。睁大眼睛助益个体性的多样性与划时代变迁的模式。运用你的所见和所想像，作为你研究人类多样性的线索。要知道，你承担并延续着古典的社会分析传统；因此试着不要把人理解成一个孤立碎片，或一个自给自足的可理解场域或系统。试着把男人和女人理解为历史与社会的行动者，而各种男人和女人乃是由各种人类社会所复杂地筛选与形塑出来的。不要放任官方所拟定的公共议题以及私人所感受的烦恼去决定你要研究什么问题。最重要的，坚守你的道德与政治自主性，不要迁就官僚习气的不自由主义务实性，或道德涣散的自由主义务实性。要知道，许多个人烦恼并非视为烦恼就可以解决的，而必须被理解为公共议题——以及创造历史的问题。要知道，要揭开公共议题的人文意义，必须关联到个人烦恼——以及个人生活的问题。要知道，要适当地建构社会科学的问题，必须包括个人烦恼和公共议题、传记和历史，以及其间复杂的关系。正是在那个领域内，个人得以生活，社会得以构成；唯有在那个领域之内，社会学想象才有机会去改善我们这个时代人类生活的品质。

严肃而饶有兴致地看这个世界

《社会学的想象力》，听各种老师同学推荐过的启蒙式的读本，作为学了四年社会学的人到毕业之后才重新捡起来认真读过，实在是有些惭愧（低头掩面…）。不过回想大二的时候刚刚这本书，带着某种应付的心态囫囵吞枣翻过，却也觉得现在读来，感受和理解都比之前投入很多，是几年训练对学科本身的理解能力提升了，或是现在完全抱着“就是想读你”的单纯心态吧。全书十章，第一章作者对“社会学的想象力”的涵义及意义，结合现代社会中人的生存状态、需求、困惑做了总体的阐述，在我看来也是最打动我的一章；第二至六章从宏大理论、抽象经验主义、自由主义和非自由主义实用性、科层制气质和科学哲学几个方面批判了社会科学的几个久而成习的偏向，作者论述逻辑严密，笔锋犀利，点出社会科学研究中脱离实质性问题而沉浸于概念王国中，或因受制于方法论的规制而背离社会科学研究之初衷的几个学术取向背后的历史脉络、价值或权力因素，以及这些取向带来的影响（边读边各种脑补以前看过的n多晦涩难懂让人恨不得把作者从坟墓里拉出来问问他到底在写些啥的理论，以及从头到尾不知所云也不知其意义的不靠谱文献唉…）；第七至十章，作者在批判现有学术体系的基础上，分别从人类多样性、对历史的理解和运用、对理性与自由的关注，以及社会科学研究的政治意义几个方面，提出了自己对“社会科学研究”的理解，即“社会科学家明确他们领域内共同导向的任务，即应当以有序的方式来理解人类的多样性，通过运用一系列足够简要又足够综合性的概念，使研究与历史现实的层次，以及这一现实对于个人的意义保持长期的、紧密的联系，关注个人社会生活的困扰背后的社会结构及推动其运动的历史机制的影响。”（注：这一观点在全书中以对不同侧面的强调，被作者多次提及，总结后做如此表述，非直接引用）内容好多，全部拉到一起就成书摘了，自己也需要进一步的整理，所以就先基于第一章内容谈谈想法吧——为什么要学社会学，以及当“社会学”成为一种被广泛运用的思维习惯（即作者所谓的“文化生活的共同尺度”）。或许是当某一天，你和一个朋友坐在街边奶茶店的休息区，一边无心地八卦扯淡，一边看着街对面不远摆地摊卖手机配件的小哥，心底升起一些好奇——他每天都过着什么样的生活呢——的一刻开始，这个奇妙的过程就开始了吧。从他是哪里人，为什么会在这里摆摊？他每天能赚多少钱，要供家里多少口人的生计？他和旁边的小贩嬉笑聊天时，都在说些什么，他们维系着怎样的关系？他的生意好坏和毗邻的学校与学生有什么联系？他如何取得在这块地方摆摊的权利（合法的或不合法的）？他与他的家人（结婚了么，有孩子么，父母在哪里，住着什么样的房子）过着怎样的生活？他与他的同辈人如何建立和维系社会关系？他对自己眼下及未来的生活有什么打算？会有什么样的障碍或契机左右着他的生活，以及他将如何应对？……牵扯出这一系列问题时，我们心里已经有了暗暗的判定，其中有些问题，除非我们是与他相熟的亲朋好友，否则难以知晓；而有些问题，根据我们现有的某些对“这一类人”或“这一类状况”的知识经验，已经能做出一些粗浅的判定。正是这些知识经验把他们的对于我们来说完全陌生的生活现实，与我们自己的（看起来再正常不过的）生活，若有若无地连结在了一起。这些知识经验则是我们需要考察、追问、运用或者批驳的重点，它们搭建了我们对自己和所身处的世界的观感和理解的基础架构。于是常常在不经意间，这些念头会出现并困扰着我们（大多数时候它们并不会成为生活中关注的焦点——是因为这问题本身太过笼统，无法用明确而合适的语言来表述么？或是习以为常的生活的惯性麻痹了了我们对它的存在样式及合理性进行思考的必要性？）——我们所身处的社会，到底以何种形式，在何种程度上内在并外在于我们的生活？我们每个人作为个体所参与的社会建构，与社会环境对我们的形塑力量，究竟以什么样的方式发生着怎样的关联？就我自己而言，受到目前所积累的知识基础和学科训练的影响（当然这些本身也是有偏颇的），愿意相信人与社会并非简单的主客二分，所谓“社会的本质”与“人性的本质”也并没有一个所谓“最正确的状态”（有没有“最原初或最恰当的状态”则不得而知）。而每个个体都在特定的时空情境里，不同程度地参与了这一“对社会的改造”和“对人之天性改造”的过程，这种参与被安置在一定的有系统的结构之中（而这一结构本身也是在复杂重叠的历史过程中由不同主体建构起来的）——说起来真的是“空对空”啊…好困扰…于是，如何用看得见摸得着的生活的事实来填充、验证、反思、批判或推翻这样的说法，对于我或许正是学“社会学”的意义所在。关于作者提出的“社会学的想象力（The Sociological Imagination）”这一对现代人而言必要的心智品质的说法，简单来说即不能让所谓“专业”或“学科”的界限阻碍了这一思维能力在一般社会大众生活中的发展与运用。正如以前常常讨论的，应当将社会学、社会工作、历史学、人类学、文学等学科作为通识教育的内容，它们对于个体的意义，在于培养一种能够超脱个体自身头顶的方寸天空的思维能力，推倒给予我们安全感却又实则将我们禁锢其中的不透光的壁垒，找到我们在这社会中的位置（尽管这并不意味着不再有壁垒，“玻璃围墙”或者“玻璃天花板”仍然存在），以及去探寻我们正在以何种角色、行动及相互关联，参与着现实和历史的建构。用作者的话，它即是一种“社会文化生活的共同尺度”，帮助我们面对“正在发生中的各个社会结构的非个人性的急剧变化”，并通过“控制在其身后发生的结构性变迁的方式”来处理个人生活中面临的种种困惑；帮助我们找到“所珍视的价值”以及“威胁到其的要素”以避免冷漠和焦虑的滋长。或许做社会科学研究的人，都带着某种严肃而又饶有兴致的心态，对自己和身边的人的生活，对这个塑造着我们又为我们所塑造的世界，有着真诚的好奇心与关切感，同时也通过具备“学术的清晰性”的尝试，正迈出探索的步子吧。

异乡人的吐糟：重读《社会学的想象力》

这是本只有thinking 没有doing的书，是笛卡尔的尾巴。回到寝室，突然想到 社会学的想象力，不经对当年喜欢的这本书彻底之失望。这本书，是社会学的入门吧，想必多少学长学姐、老师都喜欢这么说。但在我的印象中，我读这本书时，当年，只想两个问题：第一，既是入门书，怎么我都读不懂。第二，既是是讲想象力，我就在拼命找 这个概念。有兴趣的是，当年作为新生的我，由于性格原因吧，错失了与身边人共同思考的一个问题：读社会学有什么用？记得王主任给我们上启航课的时候，有同学问，读社会学有什么用，找什么工作。他其实并没有回答，只是用他的亲身亲历说一说，读了社会学，很会打交道。在此，我与身边人产生了分离吧。我没去问过读社会学有什么用，只是作为学生，读书是必须的，而且也小有意思，再者，作为社会学的门徒，读社会学，我说的是阅读的读，似乎更是无需反思的。但是，在快毕业之际，在我也要去工作之际，我又不得不开始偶尔闪过一个念头：读社会学有什么用这个问题，郑也夫的无用之用都是放屁，有本事让他给我找个工作试试。于是，我又拿起了《社会学的想象力》这次读，发现已经读得快得不得了，但完全发现，学长学姐或老师，都在骗我们！这根本不是一本入门书，这分明是给社会学门徒或所谓的研究者看的！我不是学者，更马上不是门徒。社会学不是显学，因而我也必须与身边的人合在一起，投入到非专业的就业之中。换句话说，我不得不思考，“社会学想象力之后”的问题！不过，还是先撤回 想象力本身，一探究竟。社会学想象力，米尔斯说这是一种心智品质，一种将个人生活际遇与公众论题联系起来的心智品质。so what？然后呢？去微博吐糟？去继续算着还得多少年能买得起房，还得起贷？我想，社会学想象力，停留在心智品质时，便无法回答一个由心灵鸡汤与成功学共同撑建起来的社会世界之下人如何生活的问题。是这样的。米尔斯举了失业的例子。他的意思是，你要认识到有千万个人和你一样失业呀！所以不必焦虑呀滚你娘的，你快告诉我失业了，怎么再到一份工作。米尔斯也许只能说，你读错书了，我这本书不写这个。那问题，既是如此，你还让我读这本入门书干嘛？我读社会学，锻炼想象力干嘛？读社会学有什么用呀！那么，我必须回到中国社会与中国社会下的年轻人。前阵子看到句话，说：以前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现在为逃离中华而读书。如果响应诺斯替宗教，可以说：我们都是异乡人。此片土地，是故土。此片大众，非乡人。这种纠结的心情，我们再响应了米尔斯没有回答的一点：冷漠。他说，想象力的出现要基于焦虑与冷漠，但他对焦虑大说特说，对冷漠却没说，颇为奇怪了。回过头来，我们作为异乡人，可能把生活际遇与公众论题连接起来，进而想着去改变什么吗？不会的。诺斯替宗教作为虚无主义的远亲，很好地告诉了我们：除非有先知，我们只可能尽量避免沾染这个他者的世界，这个肮脏的世界。这看似是洁身自好，实际上是隐秘的同谋。。 一个人，不可能不和世界接触，沾染是必须的，但我们又拒不承认，结果只会配合这个社会的统治逻辑。所以，作为异乡人的我们，一方面培养着社会学想象力，一方面苦索读社会学有什么用，结果便是：只有吐糟，没有批判。

漫谈学术研究中的想象力

《社会学的想象力》是美国著名批判社会学家Wright Mills的代表作。在这本篇幅不长的小书中，Mills对美国社会学流派进行了深刻的批评和反思，认为当下社会学研究在日益走向僵化和教条，呼吁社会学家具备“社会学的想象力”，为学科发展带来新鲜的气息。在信息爆炸的时代，变化成为了不变的话题，社会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转型。现代人仿佛掉入了一个飞速旋转的魔方，在为光怪陆离的色彩而目眩神迷的同时也为不知身处何方而焦虑不安。致力于社会研究的学者们在繁杂事实和庞大数据上投入了绝大部分精力。他们利用理性分析力思考，对数据进行全面掌握和反复分析，试图从中洞察到真实的社会现状，进而构建起对其解释的理论框架。可以说，这是美国现代社会学研究的主流思路，在过去半个世纪里有着重要影响。然而，伴随学科分支的增多和研究目标的分化，这种研究方法也日益细致——社会调查的每一步骤都向标准化、规范化发展；数据分析时也更加追求详密全面。社会学是以人类社会为研究对象的，本该是最具有人文关怀的学科，但现在却变得越来越“科学”，越来越冰冷。Mills认为。“人们没有权力反对对次要问题进行细致研究”， 但缺乏思想引导的细致研究一旦成为学术主流，必然会逐渐磨灭学者们的学术激情和难得的创造力。用庞大精细的数据搭建起的社会模型再逼真也不过是真实世界的抽象摹写。可以说，“科学的研究”正是通过构造起一个单纯有序的虚拟世界，才有效地降低了学者们进行社会研究的难度。然而，习惯了这种“有序社会”的学者却无法驾驭复杂混乱的现实问题，社会学研究也因此走向歧路。既然细碎的数据分析只能对社会现实隔靴搔痒，那么跳过理性分析直接对社会进行天才式感知又是否可行呢？Mills 又一次给予了否定回答，他认为那些由天马行空的语言支撑起的宏大理论，并非一无是处但常常带有居高临下的强迫性色彩。宏大理论家们声称他们构建的是“一般性的社会理论”，提供了可用于社会分析的崭新视角。但当我们仔细审视这些“万能工具”时常会悲哀地发现，所谓的宏大理论多是术语堆砌起的概念王国。它们高扬对社会进行全面观察和深入分析的旗帜，但实际上不过是有意识地选取个别现象加以解释，然后提出诸如“资本主义”“权力精英”“极权主义”等涵义模糊的术语。 众所周知，一个好的术语应当对具体现象的一般性认识进行了精炼而准确的概括，它的提出能够使研究者的有限精力从遣词造句中解放出来，更多地用于对事实的关注和深度的思辨。然而，宏大理论的后继者们却纠结于术语本身的精准，不断拓宽定义的内涵，试图以此解释所有的社会问题。发展理论普适性必然要以丧失理论的针对性为代价。所以我们不难发现，利用宏大理论时“几乎任何一个本质问题都无法进行清晰的陈述”，而且分析具体现象时也由于变量缺失而力不从心。可以说，宏大理论无论在术语构造还是逻辑论证方面都自成一体。如果不深入宏大理论的内部，我们很难对这些似是而非的结论进行反驳，而一旦深入研究又往往会在各种流派给予的不同解释面前不知所措。所以，某种程度而言，宏大理论是一些既难以证明也难以证伪的理论。Mills在书中强烈批评了帕森斯在《社会系统》中的宏大理论，并直言他“并没能实实在在地从事社会科学研究……因为他实际上把他的这些概念奉为神明了”。在盲目崇拜概念的过程中，学者们被困在高度抽象的认知层次上，难以触及活生生的社会现实。那么Mills提倡的“社会学的想象力”究竟是什么？其存在的意义又是怎样呢？在回答这个问题前首先必须解决的一个疑问是，我们是否具备对历史事件以及现代社会正确认知的能力？这并不是单纯哲学意义上不可知论者的发问，而是更为深入的探讨——因为只有具备这样的能力，人文、社会科学的所有研究才是有意义的，否则所有的学术成果只能算是一场集体意淫。然而，关于这个命题我们却难以如自然科学家一样设计一套试验程序加以证明——事实上，许多人文学科的基本前提都是无法证明的，你只能选择相信然后往下阅读或者咒骂之后更换另一个学者的著作。幸运地是绝大多数学者就这个问题都给出了肯定的回答，虽然很多并没有言明，但都以此为立论的前提。因此，我们假定不同时代、地域和文化背景下的人群具有某种近乎原始和本能的心理结构和思维方式，这种心灵相通的能力是人类得以区别于动物的内在标志也是自身相互理解的基础。Mills将这种心智品质称为“社会学的想象力”，认为只有具备这样心智的人才能推己及人，学会审视他人的人生境遇时了解整个时代，进而更深刻地明白自己的人生。而作为社会研究的学者，这样的想象力将帮助他们增进理性，看清各种现象间的联系，从而选择最佳的理论和方法。在进行社会研究前我们必须承认的一个事实是，每个人的世界都是以自我为中心的，对外部的认识必然从自身经验出发。相比之下学者们可能更多地借鉴了他人的经验，但也不能摆脱个人经验的局限。以往的学术研究模式对学者的个人经验采取了漠视、歧视的态度，过分地强调“客观性”和“科学性”，极力避免研究者个人因素的影响。这听起来似乎是科学研究的固有程式，但实际上科学研究是无所谓程式的，如果非要找出所谓的程式，也只能是最大限度地利用自己的头脑。原本最能体现人类创造力的研究变成了工厂式的标准化生产，Mills提出的“想象力”或许不该局限在社会学领域，“能够信任自己的体验同时又不盲从”，这是所有成熟学者的标志。

想像力的肉身

网络流传着关于C•赖特•米尔斯的形象一种，工装裤、运动鞋、骑着BMW重型机车。这当然不会是所有场合下的装扮，但仅此一例，或能管窥米尔斯与传统印象中鸿儒的差别。作一个略显浮泛的引申，这种看似叛逆的形象，也更能解释米尔斯在《社会学的想像力》中一以贯之的批判姿态。米尔斯对当时社会科学领域的沉疴和时弊进行了明晰的钩沉，并就治学之道提出了鲜明有益的观点。全书借由“社会学的想像力”这一概念贯穿，从现实困境入手，在二至六章对当时社会科学中的诸多流行趋势加以批驳。而七至十章，米尔斯又在否定的基础上返回对社会科学从业者的本位探寻。他批判的对象与其说是社会科学发展中的诸多流弊，毋宁说是一些深陷困境而迷失本位的社会科学家。米尔斯看到了许多社会科学家面临的学养与道德的困境，即成为掌权者手下的技术专家或是意识形态专家。因而，米尔斯其实也在阐释社会科学家的理想形象——具备并能运用想像力的肉身。在这个逻辑链条中，我们才更容易理解贯穿于看似零散的章节中的核心价值。对社会学的想像力，米尔斯有明确的界定。它是“一种心智的品质”，“可帮助人们利用信息增进理性，从而使他们能看清世事，以及或许就发生在他们之间的事情的清晰全貌”。 同时，它又“体现为从一个视角转换到另一个视角的能力” ，只有将“环境中的个人困扰”转化为“社会结构中的公共论题”，人才能运用理性挣脱焦虑和淡漠的陷阱，在更高的层面看待时代的价值缺失。想像力能够帮助社会科学家重回经典的社会分析，通过人和社会、历史结构间的密切的、错综复杂的联系，来理解公共论题和持续困扰之间的关系。不幸的是，在米尔斯的时代，许多流行的社会科学理论与经典背道而驰。以帕森斯为代表的结构功能主义被视作宏大理论的代表。《社会系统》“脱离了任何具体的、经验性的问题”，企图用概念给读者以权威感，“把这些概念奉为神明”。米尔斯甚至调侃说：“一本《巨兽》抵得上二十本《社会系统》。”另一方面，对于抽象经验主义的盲目崇拜也无法达成对社会的完整认识。数据的简单加总欠缺足够的说服力，米尔斯甚至怀疑这些数据获取的准确性。他坚决反对社会科学家成为数据处理的专家，因为“任何一种社会研究都是由思想推进的；并只有事实加以限定。” 学术上的偏离并不是社会科学的全部窠臼，政治因素同样造成了障碍。面对形形色色的实用性，米尔斯也展开了批判。放弃关注人类的多样性，缺乏比较的眼光，集中于专门的社会部门而忽视了不同部门间的系统比照，这些误区都存在于当时的社会科学领域。同时，社会科学家忽略历史中的结构性问题，对于人类的多样性鲜有关注，不可能完整理解个人生活。脱离个人的“人性的抽象”，无疑是非常不合理的。随着科层制的广泛出现，个人运用理性的机会越来越少，逐渐成为“快乐的机器人”。每一个个体都通过自我的合理化来适应并不总是理性的社会，这种适应使得自由被剥夺。一旦失去自由，多数人的行为便不是创造历史，转而成为了少数人引导的历史的创造品。想像力正是要解决这样的问题。因此，关注历史在特定时代中建构的过程，关注人类的多样性以及某些人在某个时代中成为主流的原因应当是社会科学确切的研究方向。作为研究主体的社会科学家，其职责所在就是不断将个人困扰转换为公共论题，并进而转换为对各种类型个人的意义。捍卫理性和自由，使其在民主社会中占据主流，不仅是社会科学的经典价值，也是时代发展的现实需要。在米尔斯的视野中，这样的社会科学家才是想像力的肉身，能够引领社会科学走上正确的道路。如果我们暂时跳脱米尔斯所处的时代，进入数十年后中国的语境，不难发现，学术的科层制紧紧挂靠在具有明确量化指标的评估体系中，固定时间内的研究需要以显性的成果呈现。在并不充裕的时间里，学者试图对历史的结构性问题和人类的多样性进行研究与思考多少总显得无力。青年学者急于取得学术地位，着力于研究成果的数量，容易取巧而进入空泛的研究。一方面，为了获得更普世、合理的论证结果，他无暇深入事实，只能在说辞之间游弋；另一方面，为了使文论规整，并得到既有体制的认可，难免使用繁复的学术概念与图式，简明的语言难以得到运用。双重的压力使得社会科学的研究越来越偏离经典的方向，转而成为现代社会量化指标的附庸。当然，在当下的中国，独立学者与体制内学者之间的差异或许更多地体现为学术资源不均衡、信息不对称，但道德与政治的因素仍然是一种拷问和鞭策。对于其他国家、其他领域的学者，米尔斯理想中想像力的肉身，同样具有范式意义。无论之后的学者会对米尔斯展开怎样的批判，他的见解至少给社会科学家们提供了一些学术和道德上的禁忌，匡正了一些研究中可能的错误方向。在公共论题的高度上关注时代的价值，关注人类的多样性，实现这种理想的艰难显而易见，却并不妨碍我们心向往之。在这个意义上，米尔斯的见解具有长盛不衰的学术生命力，《社会学的想像力》也因为提供了一种鲜活的学人形象而将成为我们长久的参照。

咱的那些学术行政官

初为研究僧，每个人心里多少都有那么一点对“学术”的期待。开学一个月，大家都拜过各自的主子了，英文的和汉译的文献也开始铺天盖地了，新鲜感的光环一暗淡，不小心露出了一些惨淡的事实来。“首先，是学术行政官和研究发起人——关于他们，我想我说不出什么大家在学院中还感到陌生的东西来。他们在学院中的声誉在于他们所拥有的学院权力：他们是委员会成员，置身校董会之列，他们提供工作、旅行和研究许可证，他们是奇怪的新型官僚。他们是思想的经理，基金会中专门的公关人员，对于他们，与其它领域的发起人和经理一样，便条、备忘录等等正在取代书本。他们可以以极为搞笑的方式建立一项项研究方案或机构，他们掌管了‘书本的生产’。他们说自己的工作时间是‘天文数字的技术劳动工作时’。而同时，我们不要过分期待从他们的工作中会产生多少实质性的知识……” ——米尔斯《社会学的想象力》第五章这形象看着眼熟不？恩……唉。我以为我们学社会科学的孩子们已经够自由的了，不让毕业、不给工钱、年复一年把青春和智慧奉献给实验室的规范操作的事儿好像没在这里发生过。文科的研究经费的数目并不那么诱人，我们的主子们似乎也没有把申请科研项目作为生命热情的主要所在。我真的没有意识到，这里依然有很强的科层制气质。“学术”或者叫“科研”的任务，在每一个细小的层面上被切割、分配，以至于后来怎么切、怎么分，都已经没那么重要了。我总是觉得我在做一些力所不能及的事，于是，整个的成果就像是西南地区农村用不规则石块零散垒成的矮墙——如果还稳定并且成一个整体的话，那么只能定义为一个艺术品，而不是一个严谨有统一逻辑的学术工作。再看看这个形象：“……我把目光投向这些年轻人，我几乎从未在他们中发现有谁真正沉浸与学术痴迷状态。我从未见过他们对任何重大问题产生热切的好奇，而正是这种好奇驱使人的心智任意驰骋，并在确有必要之时，重新塑造心智本身以‘发现’什么。这些年轻人不怎么焦虑不安，而是沉井有序，不怎么耽于想象，而是颇有耐心；最重要的是，他们很教条，并且对于所有历史和理论皆是如此。”这说的是努力在学术机构里面奋斗的年轻人。这还并不算最糟，如果不怎么焦虑不安，也不沉静有序，不怎么耽于想象，也没啥耐心，对于所有的历史和理论，似乎在头脑中只有一个模糊的概念。这个形象也更加鲜活些。最后，给未来点期待：“一流的社会分析家避免僵化的程序；在著作中他尽力发展并运用社会学的想象力。他排斥对概念的组合与分解，只有在有充分理由相信使用更精细的属于能拓宽理解的范围，提高引文的精确度，深化其推理时，他才应用这些术语。他不受方法论和技巧的制约；经典的研究途径就是这些学术巧匠们的研究途径。……对一流的社会科学家来说，方法和理论都不是独立的王国；方法是针对一定问题的方法；理论是针对一定现象的理论，他们好比是你所生活的国家的语言——你会说它，这并不值得夸耀，但是要是你不会说，那么这是件憾事，还会带来很多不便。”与君共勉。

社会学家的理想形象

C.赖特.米尔斯的《社会学的想像力》，其主旨，并非探讨社会学的想像力是什么，而是追寻一种路径，指明每个社会学家，乃至每个社会科学的学者，为什么应当选择掌握社会学的想象力；假社会学的想象力，他们的使命又是什么。米尔斯批判了一个当今知识分子阶级的社会定位，塑造了他理想中的知识分子的群体形象。为此，米尔斯在书中摆出了战斗的姿态，在全书的第二至第六章中，他严厉地批判了社会科学中的几种流行趋势，而在第七至第十章中，米尔斯从否定性批判走向了对知识分子本位的寻找，我不得不说，这一次他站到了社会现实的对立面上，他渴望召唤社会知识分子来教化科层制顶峰的领袖和弱智化了的普通大众——一个使徒般的理想。社会学的想像力是米尔斯战斗的武器，他将其定义为一种视角的转换，即将“环境中的个人困扰”转化为“社会结构中的公共论题”，他认为只有这才能使人认清自身价值，从焦虑与淡漠的陷阱中挣脱出来，站在更高的层面上看待这个价值缺失的时代。同时，社会学的想像力帮助社会学家回归经典的社会分析：关注历史中的社会结构，主旨与紧迫的公共论题和持续的人类困扰直接关联。而社会学的领域中，显然有一些与传统目标背道而驰的趋势，这种倒退不仅使社会学研究变得无益，在米尔斯眼中，知识分子也将因此被这个无知的世界所消化。第一种趋势是宏大理论流派，米尔斯对宏大理论的代表人物帕森斯的《社会系统》作了精细的分析，从而刺穿了宏大理论的面具，宏大理论用枯燥乏味的概念游戏替代了轻松自由的想象力，企图迷惑读者，从而构造一个不切实际的概念王国。帕森斯的社会系统理论就完全不能解决关于冲突的问题，因而被米尔斯尖刻地称为“百分之五十只是晦涩的用词；百分之四十是众所周知的教科书社会学”，另外百分之十，鉴于它的含糊不清，很可能被借作意识形态上的工具。而方法论的登峰造极，则造就了另一不良的趋势，即对“抽象经验主义”的盲目崇拜。他指出，通过对各类研究的简单的加总，绝不可能达成对社会的完整认识，而只是一种奇怪的砌砖成墙的努力。他鄙夷抽象经验主义对系统的研究历史和比较方法的拒绝，也怀疑数据取得的过程中信息的缺失和数据的人为修饰。虽然也有人辩解称这种方法论的抑制将助长整个社会科学领域中专业化的进程，但米尔斯似乎对称为“科学家”不屑一顾，他认为这使他的群体降格为助产婆式的专家。抽象经验主义对时间、机构和金钱的特殊需求也极有可能使社会科学的研究堕落为一种行政职能，发展出一整套恐怖的科层制体系，并为整个社会的科层化服务。社会科学的学者事实上被称作“学术行政官”，他们组成互相攻讦的派系，排斥独立学者，服务于社会的非民主领域，培养出自身的“合理性功能”并试图创造更广泛的“功能合理性”，他们是十足的权威的工具。而有这样一群社会科学的学者正在变成为某一特定群体服务的实用性角色。学者对“改变世界”的渴望，或是自身理想和价值的缺失，使他们积极投靠社会上层，追逐实用性而非其它。他们研究他们的新主顾们的问题，试图通过“学术”的方式为急需证明其权力正当性的决策层生产“权威”。米尔斯用悲哀但愤怒的语调评价说：“若是说有人正在‘出卖自己’，那就有些天真了，而且也不甚妥当；因为，这种苛刻的词汇只有在确实有东西出卖时，才是妥当的。”现今时代的社会科学，不再关注人类的多样性，放弃了比较研究，过分强调专业化从而不愿整合社会科学的各个部分作系统化的研究。社会科学的学者抛弃历史，切割历史，狭隘地看待历史，对历史进行“仪式化的运用”。同时，他们忽略了社会心理学的研究，从而错失了对个人生活历程进行研究纪录的机会，去做对所谓“人性”的抽象。这些现象在米尔斯看来都是相当荒谬的。在米尔斯看来，正确的研究方向应当是关注时代的显著特征，以及历史在这一特定时代中构建出来的过程；也应关注“人性的本质”以及在时代中哪些类型的个人开始盛行。在这个后现代社会中，随着科层制的广泛运用，大多数人运用个体理性的机会被扼杀，成为“快乐的机器人”，而社会科学的使命在于用理性与自由改造社会。自由首先是阐明实际可行的多种选择，而理性所承担的社会任务是在阐明各种选择的基础上拓展在构建历史过程中人类决策可影响的范围，因此，运用自由和理性，人类不是被创造而是可以创造历史，是启蒙运动重现的时刻了。社会科学作为一种公共的智力工具，超越日常生活的环境，关注公共论题、私人困扰以及潜存在二者之下的时代的结构性趋势。社会科学的学者赋有教育和公共职责，必须捍卫理性和个体性，使其成为民主社会的主流价值，从而对所处的社会结构和时代产生影响，再度打造自由的理想，重现社会科学的古典价值。这一古典价值，在米尔斯的时代，在我们的时代，又有多少实现的可能性呢？知识分子是否当真会朝这一方向发展呢？我想米尔斯本身也会持存疑态度吧。米尔斯面临的是一个万头攒动的战后大众消费社会，在这个年代里，有《寂寞的群众》，有《推销员之死》，米尔斯在自己的社会研究（《权力精英》、《白领》等）著作中也勾勒出了一幅黑色的图景：“后现代情境”带来了理性的沉沦与退化，自由和民主不再是人们追求的中心价值，权力集中在科层制顶峰，知识分子与工人领袖被收编，普通人变得弱质化。换言之说，这是一个工具理性替代价值理性达到极致，人类的大地上一片信仰荒芜的时代。这个年代，与米尔斯企图重建知识分子地位的理想环境当然是极不相称的。对此，米尔斯在《社会学的想像力》最后这样写道：“我们要以我们已经或在一个完全民主的社会的假设来行动。”这是一种多么不合时宜的殉道情操啊！我想这才是米尔斯真正要抨击他的同行们的重点。当今的社会科学研究者们，在米尔斯眼中，是失去了信仰，失去了行动力，从而毫无价值的一代。他们沉迷于数据或是文字游戏，其实质是对社会责任的逃避。而米尔斯在书中，是多么地怒其不争。他是多么希望能够敲醒他们，让他们和自己一道，戴上社会学的想像力这副望远镜，站在世界之巅，向着这满目的荒凉呐喊，唤醒民众理性的热情。米尔斯还在附录中详细介绍了他的治学之道，从建立学术档案到进行社会调查，步骤是相当明晰的。比照吉登斯在《社会学》中介绍的社会学研究的通常方法，也会发现是更有创造性和可操作性的一个示范。我从中的受益就像我在看整本书时的感觉是一样的，或许我还不明确我能做什么，该做什么，但在适当的时候，米尔斯教会了我不该做什么，不能做什么，社会科学的研究，不论是社会学还是法学，既不是孤芳自赏，也不是缘木求鱼，而是一种“志存高远，脚踏实地”，一种站在公共论题的高度上的真切关注和考察。看到过一张米尔斯的照片，工装裤，运动鞋，骑着BMW的重型机车，据说，他还有BMW原厂发放的机车维修资格证书。他的独立学者风范，我们可以表面化的说，从一张照片上体现了出来。而在《社会学的想像力》中，米尔斯所体现出的批判精神，更是这个时代，一名以学术为业的知识分子必然的选择。从这个意义上说，姑且不论其他社会学家对米尔斯的批判作何回应，《社会学的想像力》仍理应是社会学、乃至社会科学的领域中一本具有启蒙意义的著作。——这个是我这学期的社会学作业

想象力与建构力

《社会学的想象力》读书笔记《sociological imagination》by Charles Wright Mills米尔斯以批判性反思的方式，阐述了他的社会学研究方法、价值立场的主张。在方法论上，他首先批判了宏大理论（grand theory）的脱离经验脱离历史的概念化、系统化，显得虚空而冗长。接着批判了抽象经验主义（abstracted Empiricism），以“科学哲学”为精神实质，囿于小范围的调查统计“仪式”，忽略历史的社会结构，“让材料吞没了思想”，同时易于被科层化。其主张回归经典的社会分析，“关注历史的社会结构，而他的问题是与紧迫的公众论题和持续的人类困扰直接关联的”。“它要求选择较小规模的环境，但却根据大规模的历史结构进行研究”。它介于宏大理论和抽象经验主义之间，其抽象包含了对所观察的日常环境的抽象，但这种抽象是面对社会与历史结构的。它更重视经验，但这种经验与日常意义和体验的世界更接近。它承认人的多样性而不是以单一的基本的人性为分析基础，它注重历史，探讨的是个人生活历程、历史和它们在社会结构中交织的问题。而“贯穿经典社会分析的价值是理性和自由”。其价值立场坚守知识分子的独立性，反对哲学王，也反对沦为政治家的工具（国王的幕僚），要发出独立的声音让这个世界更加民主。“使理性以民主方式在自由社会中与人类事务相关。”米尔斯确实是批判性的社会学家。其通篇行文都是建立在对其他学者的批判之上。但是任何方法都可能顾此失彼，因此米尔斯的这种批判更多的是去刻意抓取其他学术理论的另一面，而来阐释自己的主张。这种批判的建构性不强，更多的表现为修辞性。正如他对帕森斯的批判一样，他的这本书，也可以被转述为几段话。

日常生活中的社会学想像力

上周，齐云飞同志向我们倾诉找工作的焦虑，以及他对自己求职前景的预期。在大多数人的印象中，找工作就是一个对自己的能力和兴趣进行评估后，再根据“就业质量、上升空间、待遇、企业文化”等等标准选择合适的“托身之地”的过程。但齐云飞同志却根本没有说这些，他张嘴闭嘴都是“金融危机”、“通货膨胀”之类的词儿，说得我们一愣一愣的。乍一听上去他好像在分析国际形势，实际上却是在讲自己的职业选择——在经济危机的背景下，选择前途较为光明并仍在快速增长的互联网行业为避风港。我忽然想：这不就是米尔斯所说的“社会学的想像力”么？——将个人经验与广阔的社会天地相联系，利用信息增进理性，理解个人与社会、个人生活与历史以及自我与世界之间的相互关系，将个人的生活历程置于历史的序列之中。“通过这种方式，个人性的焦虑不安被集中体现为明确的困扰，公众也不再漠然，而是参与到公共议题中去。”于是，齐云飞同志通过对找工作过程中的焦虑不安的审视，实现了从“环境中的个人困扰”到“社会结构中的公共论题”的转换。这个例子让我们看到：虽然米尔斯提供的是学术研究指南，但实际上，即使对于不搞学术的普通人，这本书也是极为受用的——社会学的想像力可以引导你更多地关注自己所处的时代形势，关注历史背景，而这对解决个人焦虑不无裨益，对思考公共话题更是作用甚大。因为只有在公众形成一个共同体，将个人焦虑上升为公众话题进行讨论时，才有彻底解决问题的可能。当一个家庭主妇在面对飞涨的物价，以及危机重重的食品时，她会苦恼，会想方设法省钱。但如果她能由此开始了解和思考经济问题、食品安全的问题，她就不光拥有了一双看穿价格标签的慧眼，更可能拥有应对危机甚至预测走向的能力。当一个单身汉苦于找不到女朋友时，他往往会思考个人的劣势和缺点，但是否也应该想想：这与男女比例严重失调有关？而男女比例失调又有深深的传统文化背景。想到这些，他或许可以豁达些；又或许，他会因为自己的思考而增添几分魅力。任何人都是社会的人，历史的人。任何日常琐事都有自己的社会和历史背景。我们也许可以渐渐学会将眼界放宽，放远。米尔斯所期望的正是如此，如果现实生活中人人都有社会学的想像力，自觉将自己遇到的个人困扰转化为公共论题，那么理想中的公众社会也就到来了吧。http://www.fangkc.cn/book/sociological-imagination/

不仅仅是针对社会学的

米尔斯这本书我读了三遍了，每次读都有新的收获，因为个人的知识结构和社会阅历的增加，会增进你对一部经典作品的理解。应该说这一点米尔斯在著作里头说得其实也很明显。社会学的想象力不仅仅是针对社会学的，它是一切社会科学的想象力；社会学的想象力也不仅仅是针对社会科学的，它也是文学、新闻写作的想象力。这有点像老子说的“道”，道这个名字只不过是对那个难以捉摸的东西的赋名而已。但社会学的想象力却不是难以捉摸的，它是一种将具体问题\个人体验与社会结构\背景联系起来进行思考的能力，它是一种从社会结构\背景角度看待具体问题\个人体验的思考习惯。

想像力，作为一种克服这个时代的品质

建议读完附录的《论治学之道》，再翻到第一页读下去。带上作者接地气的个人经验和体悟去迎接整本书排山倒海的激烈批判，内心稍感踏实些；想到作者是位平易分享自身治学之道的学者，也不容易被吓退吧。阅读中逐步建构起作者观点的大厦，重读他的治学方法，会有“原来这就是基石”的感慨。当然，多少因为将自己作为某个与作者的身份定位具有相似性的人，这种浅薄的崇高感也是很具有欺骗性和鼓动性的。读完整本《社会学的想像力》，我走了两年，从对人文学科知之甚少到今天被作为一名未来的学术研究型人才来培养（当然，面对这个被不断降低的门槛，这一身份到底有多大的价值还有待商榷），从想像什么是社会学，到探索社会学的想像力，就我个人而言，这种跨度是时间无法衡量的。一、引入社会学的想像力诞生于这样一种窘迫的现状，即现代世界的个体越发无法解释其自身所处的时代，进一步而言，“旧的感觉与思维已经式微，新的开端缺乏明确的道德平衡”，人们迷失在新旧价值观的更迭中。此时人们所需要的是“一种心智的品质”，即社会学的想像力。这种想像力迫切需要人们做到，将自身的个体生活经验放置到历史及社会结构的大环境中去考察，这一点对于知识和资源都处于匮乏状态的普通人几乎难以做到。而社会学家，作为人类社会的探索先锋，不论在学术层面还是道德层面都理应具备这样的想像力，他们需要将这些个体的困扰导向公共的论题，以此探究并明确时代的深层动机和结构问题。现实状况与这种理想化的文化使命并非一致，以帕森斯为代表的宏大理论、以拉扎斯菲尔德为代表的抽象经验主义（这种毫不留情的指名道姓在全书中屡见不鲜）占据美国社会科学的主流，当下（20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社会学研究的批判，在半个世纪后读来仍振聋发聩）甚嚣尘上的几种流行趋势都在扼杀着社会科学的生命力，最值得警觉的后果，是这些偏向对于整个社会深层顽疾的无视，以致对整个人类的理性与自由的泯灭。米尔斯身为社会学家的使命感和道德感，促使他去重审其所处的时代位置和所担的社会责任，正如他所言，“在学术工作中融入个人的生活体验”，在最后谈治学之道正是照应此意，他的学术体验即使不是万能的“药方”，也是他最诚恳的劝诫，秉持着从个体出发的要旨，颇有“从自己身上克服这个时代”（尼采语）的意味。按照这样的逻辑，米尔斯在“前景”中率先提出了当下社会的困境以及亟需“社会学的想像力”的原因，再进一步展开叙述这一想像力到底是什么，它需要我们的社会科学家具备怎样的学术和道德素养。在第二章到第六章中，他展开批判了宏大理论、抽象经验主义、实用性、科层制以及科学哲学这几种最主要的偏向，第七章至第十章，作者具体分析了这些偏向对于人类理性和自由的危害，并提出以历史的、结构的视角审视当下的社会问题，其间涉及学科的建制、历史的运用、理性的重塑，最后回归微观的治学之道，全书的批判和反思环环相扣，主张和观点彼此呼应，在深度和广度上都堪称他学术造诣的代表之作。二、批判分析米尔斯对宏大理论最直观有力的“打脸”就是一系列原文对比转述。我无法判断其他读者对帕森斯原文的阅读体验，我只知道自己经历了一遍又一遍的解码失败，最后宣告破译无能，所以可以想象看到米尔斯对宏大理论下的断言“在句法学上浑浑噩噩，对语义学也茫然无知”时，我怎样释然地表示了赞同！当然，对一种理论的解构不能仅仅停留在语义和句法上，米尔斯在接下来的论述中直指该理论的阿克琉斯之踵——“对概念的拜物教”，这是缺乏想像力的结果。宏大理论对所研究东西的高度抽象直接导致了它无法回落到具有实际意义和价值的现实问题上来，而是将最大精力花费在攒出某个放之四海皆通的一般性原则与概念上，这种宏大与抽象使这一理论不具备任何批判的杀伤力和可能性，它们与社会制度、权力结构、历史变迁严重脱离，对于推动社会变革和人类理性的增进毫无意义可言。拉扎斯菲尔德是全书被“点名”最多的学者。作为传播学四大奠基人之一的拉扎斯菲尔德开创了媒介效果研究有限效果的“主导范式”，将一系列量化研究手段引入媒介研究之中，作为行政管理学派的哥伦比亚学派自他兴盛起来。从某种程度上说，拉氏有多少功，就有多少被不断诟病的过，其功过相辅相成，实难分述。在《社会学的想像力》中，作者屡屡把他树为反面教材。我们来看看米尔斯如何展开论述抽象经验主义，并引涉出接下来对实用性、科层制和科学哲学偏向的批判。抽象经验主义重视统计判断，即它的研究结论产生于数据分析，这一点所造成的后果包括：在收集和统计数据中，行政机构形成并扩张，学者变成半熟练的技术专家，这一行政体系为之后研究的科层制埋下隐患；其指导性的学术思想是所谓的科学哲学，科学哲学与自然科学而非社会科学更接近，这种科学方法所建构的认识论造成了方法论的抑制，方法和手段的偏狭造成了问题域的窄化和深层意义的丧失；企图通过对抽样个体相关数据（在这里深层的心理原因无法得以测量）的相加推论出整个社会的现状是不切实际的欺骗行为；最终，社会学需要完成的是从“社会哲学”向“有组织的、充分发展的经验科学”的转变，统计手段和一般性观点合谋谋杀了研究中的结构性和历史的因素，统计层面的事实和精确模糊了人们对于真相和意义的追求。对于表现出“形式的、含糊的蒙昧主义”的宏大理论和表现出“形式的、空洞的精巧”的抽象经验主义，作者的最后评判是，“这些流派代表了古典社会科学的退却。它们退却的手段是对‘方法’和‘理论’进行过度渲染；而其主要原因则是它们与实质性问题没有紧密联系。”其实我们不用急着拿出拉扎斯菲尔德某些具备批判色彩的文论和思想来为他进行辩护，米尔斯批判的焦点在于他的一整套思想体系所产生的后续影响力，即使拉氏个人具备了多样性的特征（像西蒙森和韦曼力图打破批评者对拉氏“行政研究者、堕落的社会学家”的刻板成见时所呈现的那样），这一影响的结果是确定无疑的，它与拉氏是否“充满魅力、侃侃而谈、充满好奇心，热衷于深奥的历史杂志和侦探小说”没有关系，这种影响力对于整个美国社会学界的辐射性直接推动了一种主导范式的形成，这一范式不断暴露出它本质上的短视和缺欠，在米尔斯笔下的“第四纪元”中阻碍人类社会的进步。米尔斯在对抽象经验主义批判的最后有过缓和的一笔，表示在适合统计程序的研究问题上运用测量手段，对次要问题的细致研究和局部聚焦，为追求精确性和肯定性而进行的学术专业化分工都是无可厚非的，重要的是，“这并非唯一的经验方法”，更不能让它禁锢社会学研究的想像力。因此，我仍然不认为米尔斯在文本中的批判是针对拉氏个人的，当然鉴于两人私下交往中的摩擦，我不排除他在叙述中或多或少带上了个人情绪的这种可能性。三、建议分析人类的多样性（个体的、群体的、历史的、结构的）需要研究人类问题的学者具备广阔的视野，涉及“人类问题”的各个领域之间往往不具备显著的界限，过分强调社会科学系科化存在风险，由此看来独立发展起来的学科需要重新走向某种程度的交互与融合，以应对不断提出挑战的社会问题；同时，跳出学科建制，从更广阔的研究层级来说，米尔斯认为“选择国家的社会结构作为一般性的研究单位”是合理的，因为“这一层次使我们得以避免脱离问题，同时又能包容当代人类行为的许多细节和困扰中明显体现出来的结构性力量”，但是这一层级的选择往往因为收集资料存在显著的困难而受到质疑。对此米尔斯的建议观点可以概括为，以问题和主题，而非概念和方法来划分、整合学科。结构性的发展会使僵化的专业化走入穷途末路，因为“要阐明和解决我们这个时代的任何一个主要问题，都需要从不止一个学科中选取材料、概念和方法”。自我踏入我的专业的第一天开始，关于“传播学是一门十字路口的学科”之论述就通过各种文字的、音像的方式渗入我的思维，那种涉猎狭隘所带来的短见、偏执和无知，让我不得不去感慨米尔斯在半个世纪前直指的这一点。对于人文学科（在这里我们采用的是它广义的内涵与外延）的广博和繁杂，我们本就应抱着对人类本身的广博和繁复同样的敬畏和景仰之心，这里是人类本质的发掘之地，也是诞生之地。“所有名副其实的社会学都应该是‘历史社会学’”，米尔斯关于历史对于社会学的关联性和重要程度可以一言以蔽之了。首先历史为全面性提供可能，即在多种环境中观察，才能发现普遍性与特殊性；其次，人的多样性与社会历史的特殊性是紧密相连的，根据马克思的“历史特殊性原则”，任何一个给定社会都要根据它所存在的特定时代来理解，特定时代的特定机制，所谓“主导媒体”，是最值得把握的机制；再次，历史研究的价值存在于一种比较研究，世界的交互性和历史的重复性，都使得局限于定点的研究行之无效；最后历史资料呈现出社会结构的动态变迁，这有助于研究者在对“趋势”的研究中发现问题、理解问题。对历史的运用存在各类问题，仪式性的利用无法到达它的精髓，同时，“历史解释”的保守和“历史意识”的激进，这两种理解都有失偏颇，对历史的参照是要根据时代所需进行调整的，就现状而言，对西方的（尤其是美国的）、当代的过度聚焦，是我们的思维和研究单向度，因此研究所得的假设必然是单薄的、具有欺骗性的。即使仅从个人层面看，“仅仅从一定系列的个人和他们所处环境的反应的思想或事实中，是不可能构造出社会结构的思想的”，普遍人性的存在违背了社会和历史的特殊性。米尔斯对于人类“自由”与“理性”这两种当代神话的深层解构，是全书我最爱的部分。“为什么在新的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中，自由和理性的思想往往显得那么模糊不清；为什么马克思主义如此经常地成为对管理制滥用职权进行保护的乏味修饰物，而自由主义则成为掩盖社会真相的无关痛痒的手段”，读完第九章，每位读者都会有自己的理解和感悟吧。对于理性，作者提出了一对日益激化的矛盾——理性组织（科层制）与（个人的）实质理性。“即使科层结构的合理性和技术水平达到较高的程度，也不意味着个人或社会的智力水平高”，现实往往更恶劣，理性组织对于个体理性存在着束缚和扼杀，从历史看，强大严密的极权制度只会剥夺人的理性与自由；从当代看，组织环境对人的异化抹杀了个体的欲念和思维（将一个个体与其他个体相区别的一切差异性和特殊性），一种不依托理性的合理性将潜在的不稳定和不一致置于其绝对的控制之下，催生出“快乐的机器人”，人类为了高效、秩序到底付出了怎样的代价？由此看来，作者所设定的研究目标——“发现一个替代性的社会，在这样的社会里，人们能运用理性和自由来构建历史”——是一种宽广的情怀和崇高的使命感，抑或是一种可歌可泣的乌托邦想象？这一问题的答案，在多大程度上能被这个“丰裕社会中的的社会科学家们”给出，作者只是持较悲观的保留意见（这种悲观色彩保持在一位批判学者应有的水平和限度上）。对于人的异化这一点。一日和好友聊天，正在东北某偏远小城度假的他给我发来他拍摄的日月星辰、林木河溪，如此贴近自然之美让正在帝都吸霾的我好生羡慕，不想他一句“想回北京了，三线城市没有星巴克”倒了我的胃口，在我一通“资本主义的腐朽、商业主义的异化”的炮轰之下（原句是句玩笑话，没有你们想象得那么一本正经，不必对我的社交能力大跌眼镜），他表示确实有必要反思“是我在喝咖啡，还是咖啡喝了我”这个问题。《摩登时代》里流水线上工作的工人是异化的人，在商品化浪潮席卷的今天，这一角色已经渗透到我们“工作”之外的方方面面，并以一种更加隐蔽和伪善的方式，被纳入到我们的生活方式当中。四、个人思考作为一名传播学领域的初探者，我本能地回归到对传播学研究的反思。传播学自学科建立才五六十年的时间，即使追溯到更前源的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也百年未及，这门年轻的学科一路走来，屡遭步入末路、创新衰竭的言论的打击，其中有其自身发展的各式瓶颈，不过也可作为社会科学大环境下的一个鲜活案例，即一种传播学的想像力的干涸。再往小处聚焦，我们可在由来已久的传播学研究的范式之争中，管中窥豹。吉特林《媒介社会学：主导范式》一文彻底宣告了实证研究与批判研究的范式之争，尽管在此之前已有像米斯尔这类学者对实证研究的批驳，媒介效果研究在成为主导范式之后（批判学者前赴后继地将拉扎斯菲尔德立成靶子也真是难免），传播学研究在研究取向、研究方法、研究范畴等等方面陷入局限，在政治、商业力量的夹击之下，作为工具理性而存在，失去了它的价值理性。以整体的、历史的、结构性的视野，关注媒介生产过程及其与政治文化的密切关系；关注运用媒介的人，理解媒介对于人的意义所在；将视野拓展到整个世界体系，将媒介与金融、国家和全球化内部关联力量有机联系；将民族志的质化研究方法和跨学科的研究工具付诸实践——这是吉特林赋予媒介社会学的出路和使命，而这也恰契合了米尔斯在整部《社会学的想像力》中所愿景的那样。回到我们的作者，米尔斯作为“新左派”批判家（吉特林也恰是六十年代“新左派”社团的主要成员）的身份标识，在他的作品中时有体现。马克斯·韦伯，卡尔·曼海姆，马克思主义以及新弗洛伊德主义这些名词常作为他主张的佐证和支撑出现。绝大多数批判学者都与形形色色的社会运动密不可分，他们的实践与理论之间存在一定的反哺关系，即使这一点构成了人们对其客观性的质疑，但毋庸置疑的是，批判的创造力和冲击力也正是来源于最生动的践行。社会学的想像力，在这里，确实是作为一种反叛时代、克服时代的心智品质而存在着的。

诸神的争斗——读《社会学的想象力》以及其他

韦伯在《学术与政治》中陈述了这样一个被称其之为“事实”的观点：“从生命本身的性质来理解，它所知道的只有诸神之间无穷尽的斗争（Weber，冯克利译，P45）。”而米尔斯在批判帕森斯时也说，“他实际上把他的这些概念奉为神明了（Mills，陈强、张永强译，P50）。”所谓多神，其实源于学者们各自信奉的终极理念的不同，正如信奉纯粹经验的西田几多郎说：“完全的真理是个人的（西田几多郎，何倩译，P28）。”人文及社会科学的学者不少都具有一些浪漫气息，故而他们在“诸神”面前都还保持着最起码的敬畏；而在学术多元化的今天，“多神论”已不可避免地站在了舞台中央，“诸神之间无穷尽的斗争”在《社会学的想象力》中亦表露无疑。 米尔斯几乎将“宏大理论”、“抽象经验主义”、“自由主义实用性”等批得体无完肤，他在这个角斗场上，仿佛一个手持利剑的角斗士，又何尝不是为自己所信奉的“神明”而战。至于战果无所谓胜负，正如韦伯所言，“它们之间的争斗，也是不会有结论的（Weber,冯克利译，P45）。” “诸神间持续的争斗”存在于整个学术界内。自然科学中有经典力学的推翻前人论述后又被后人质疑为例；而在人文社会科学中或为更甚，哲学的唯理主义者和经验主义者的争辩从笛卡尔开始就没有停过，而作为代表人物的康德和休谟的“世纪大论辩”更是让世人感叹“不懂得休谟就不可能懂得康德”。 言至此，其实是想通过这些简述来述说两个观点，一是诸神之争，即学术的争论，永无休止；二是这无休止的争斗本身，构成了学术发展的基本要素之一——前进的动力。 ·宏大理论和种种 米尔斯批判帕森斯的“宏大理论”时祭起的大旗上书写着的是：如果没有宏大理论家所相信的具有普遍性的“规范性结构”，一个社会当然也可能相当地繁荣昌盛（Mills，陈强、张永强译，P42）。 的确，大多数人不具有社会学思考的能力和必要，故而即使强权者所灌输的“价值”原非己所想，但只要依然在接受范围之内，大多就会默认甚至欣然接受，表面的繁荣昌盛也就得以实现。简言之，人们未必“同心”，但人们所想所做成就了集体的和谐。 米尔斯承认“共同价值”的客观存在，但质疑“共同价值”形成的理由，他甚至质疑与统治者持相同态度的人的想法根源，认为是“制度的统治者成功地垄断甚至强行灌输了他们的支配符号”（Mills，陈强、张永强译，P39）。 在说明这一点时，米尔斯不曾给出任何考察凭据，而只是纯粹的主观分析；由此而判定他人被强权同化、被支配，这个论点本身就无法避免质疑。这也是为什么实证研究学者依然有足够的资本反击理由：哪怕研究不那么具有普遍意义，但至少还有可操作性、可重复性和可验证性，而批判学者的很多研究过程仅仅存在于学者的脑海之中。 在我看来，宏大理论也并非一无是处。对于帕森斯所讲的“标准化”这一过程中，除却“符号灌输”的可能外，也不能排除人本身具有的一种不自知的“从众心态”。大多数人需要选择“为”还是“不为”时，往往会先采取“不为”以察看状况。然，大多数人的“不为”会给其他人带来一种“不为”是“标准”的假象，从而反而建立起“不为”占主导的制度。这里的“不为”未必是人们最好的选择，但往往最能隐藏一个人的特殊性而被人们所接受，从而获得了其合法地位。 这一定程度上暗合了“沉默的螺旋”假说的基础：对孤立的害怕；对不受尊敬或不得人心的担心；对一致的需求（Neumann，张国良主编，P539）。一定程度上，构建起“共同价值”的依然是人心本身。 ·抽象经验主义和种种 在《社会学想象力》中，抽象经验主义被如此描述：作为一个学派，它是新生的；而作为一种方法，它确实已存在一段时间了；作为一个研究风格，它只是在目前才延伸人更全面的“问题领域”（Mills，陈强、张永强译，P59）。 作为一种社会科学的风格，抽象经验主义的特征并不体现为哪个实质性观点或理论。方法和风格的本质区别在于，前者可选择，而后者却难以被突破；一旦研究形成了风格，难免开始拘泥于一种新的框架之中。从这个角度来说，抽象经验主义容易陷入一种“异化”状态（金兼斌，1999）。 然而，理性实验这一控制经验的可靠手段，曾被韦伯称之为“科学工作的第二个伟大工具”（Weber，冯克利译，P31），取得的成就和影响是不容置疑的。So & Chan曾对399位传播学者进行调查，询问对他们来说最重要的传播学概念和理论，结果发现，名列前10位的概念和理论几乎都来自社会科学典范研究取向的理论成果（金兼斌，1999，转引）。前10位包括拉扎斯菲尔德的“两级传播”理论，而得出这个理论的《人民的选择》和拉氏本人的研究方法，正是为米尔斯所批判的对象。 米尔斯还抛出了一个观点：“由于方法的所需费用不菲，其实践者便往往使其研究涉及商业及科层管理的应用，这的确影响了他们的研究风格（Mills，陈强、张永强译，P69）。”这个结果并原因，与刘易斯·科塞的观点有一定暗合之处。科塞认为作为当代知识分子生活守门人的基金会，因为过于支持“实用”和“牢靠”的课题，从而“处于一种可以促进某种思想或研究方向，同时忽视或消除其他思想和研究方向的地位（Coser，郭方等译，P375）”。 而事实上，米尔斯所信奉的定性研究所受到的批判也不少，甚至争斗得更为明显。定量研究者或许“缺乏社会责任感”，而定性研究者则是无法摆脱“主观”的弊病。 关于《米老鼠与唐老鸭》中“史库鲁吉叔叔”的研究，就展现出了南辕北辙的诠释。在多夫曼及马特拉的解读下，这位百万富翁守财奴“掩饰了资产阶级的组织化力量”，而相应的批评至少还有三种：将其比作可以用来嘲讽“金钱拜物教”的荒谬；将他推举为“暗地里批判了资本主义”；抑或是“人类以种种方式欺瞒自己、毁灭自己”（Tomlison，冯建三译，P84、85）。 如此一样的信息，四样不同的诠释，这在强调可重复的科学性的抽象经验主义看来，简直是难以置信和不能接受的。 ·一种更为广义的“想象力” 《社会学想象力》给我印象最深的一句话是：“科学家研究程式的本质特征就是最大限度地利用自己的头脑，而不受任何限制（Mills，陈强、张永强译，P62）。”米尔斯或许自信不曾信奉任何一位“神明”，然而尽管初衷是好的，但他在批判其他主义时的毫不留情却又是另一种“学者的固执”，以至于他不愿意给宏大理论或者抽象经验主义等任何“平等的地位”，而分别称其为“次要的研究取向”和“社会研究方法中的有用附属”（Mills，陈强、张永强译，P79）。 米尔斯自身是一个深受韦伯影响的人，而韦伯的《经济与社会》等书也多少带有一些宏大理论体系的意味，虽然可能不像帕森斯的结构功能主义那么突出。帕森斯局限于高层次的抽象；而韦伯则在追求高层次抽象的同时，更着眼于个人困扰与历史社会问题。另一方面，韦伯也认为学术研究“同死气沉沉的计算毫无关系”，但又补充道“计算是不可缺少的先决条件。”他强调在计算之前应该要有“明确的目的”，要明白计算结果所“呈现给他的意义”，不然会“连这点结果也无法得到”（Weber，冯克利译，P24）。这样的说法，与米尔斯的相对偏激相比，则更道出了些许能让“争斗中的诸神”较为普遍接受的道理。 跳出争斗的战场，各个学派不断祭出新的学术研究成果的同时，也认识到了各个“神明”所与生俱来的优势并弱点，而越来越意识到“根本考量因素”是“研究问题的性质，角度以及当时具体的研究环境和条件”（金兼斌，1999），在继续“争斗”的同时，也渐渐走出各自思想的误区。 论述至此，从这场看似不会有结果的争斗中，在诸神的剑鞘划过的每一道火光中，我们看了科学的进步和理论的革新。世界并没有在这场无穷的争斗中走向混沌。 米尔斯在“附录：论治学之道”中的写道：“激发你捕捉‘边缘思想’，异彩纷呈的思想，要么是日常生活的‘副产品’，要么是无意间听到的街谈巷议的片断，甚或就是梦中所得（Mills，陈强、张永强译，P212）。”这点与韦伯的“灵感往往出现在日常”一说颇有相通之处。 在对其他学派抨击的背后，米尔斯展现的一种“打破框架”、“打破传统”的姿态和求学精神，或许才是他所说的真正的“想象力”，才是他信奉的真正的“神明”。 参考书目： 1、陈强 张永强译（2005）：《社会学的想象力（第二版）》，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译自： C.Wright Mills（1959）. The Sociological Imaginati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冯克利译（2005）：《学术与政治（第二版）》，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译自：Max Weber(1989). Sciences as a Vocation. London , Unwin Hyman Ltd. etc. 3、张国良主编（2003）：《20世纪传播学经典文本》，复旦大学出版社。 4、金兼斌（1999）：《传播研究典范与中国大陆传播研究》，中华传播学会年会（台湾） 5、冯建三译（1999）：《文化帝国主义》，上海人民出版社。译自：John Tomlison(1991). Cultural Imperialism: a Critical Introduction. 6、郭方等译（2001）：《理念人——一项社会学的考察》，中央编译出版社。译自：Lewis Coser(1965). Men of Ideas. 1970 by The Free Press. 7、何倩译（1965）：《善的研究》，商务印书馆。译自：西田几多郎（1911）、「善の研究」、東京岩波書店。

说多了都是泪啊

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这是一个最坏的时代，这是一个充满希望的春天，这是一个无比绝望的冬天，我们都一往无前的奔赴天堂，我们都一往无前的奔向另一处……浩浩荡荡的工业文明，信息文明，政治变革的洪流席卷而来，裹挟着我们所有人——不论是晕头转向的还是麻木不仁的都一视同仁。　　站在这个瞬息万变的世界，所有信息不断的粉碎与重组，再没有真理能够一成不变，政治的触角随着网络光纤悄然向前，自由与封闭被模糊成两个辨不清的名词，连信任也不例外，真相与乱象都沦为电子屏幕上冰冷跳动的符号。我们脚下光怪陆离的城市蛛网般延伸，纵横交错的灯光将星辰日月都映照的黯淡失色。这个世界以一种难以言喻的蓬勃发展力（如果圣甲虫还在推的话想必已经累死）迅猛发展，一切跟不上它旋转的人们似乎都会被残酷冷静的离心力给狠狠抛出。于是我们迷茫了。我们眼前的文明的光太强，正如卢梭说：“过于炫目的那种光明，对于我们来说是黑暗。”而今，我们双目失神，看不清脚下的，面前的，路。　　然而作为已经进化了如此漫长的时光，终于成了有思想的高级动物的我们来说，活着不再仅仅是为了有着吃有着穿。我们有着更高层次的追求，或者说，我们站在食物链的顶端，目光已不再满足于向下，而是无穷牵萦，怅然又希冀地望向天际。我们被无穷无尽的信息吸引了注意力，我们仍一无所获。　　我们甚至逐渐熄灭对这个社会的信心，已故的德国社会学大师卢曼说的好：“当一个人对世界完全失去信心时，早上甚至会没办法从床上醒来。”可惜这就是我们的现状，越混乱越危险的日常生活。明明我们设置了这样那样的社会机制，统治机构，以及各种规章制度，为了保障我们种种需求，为了维护社会一切秩序，然而我们的肉体浑噩的受着这些的控制，灵魂却麻木不仁毫无所知。　　恰如卡尔维诺对城市的描述：“所有人类共存的形态都已经到了周期的极端处，无法想象他们会取怎样的新的形态。”我们的社会已经走到了临界点，并且持续不停地打转着。　　我们需要的是看清世事，不再在混沌中漠然中麻木中辗转反侧中焦灼深刻中跌撞生存。而对于这个一直深深困扰我们的问题，在看书时终于醍醐灌顶——树立起社会学的想象力。　　作为一种心智的品质，社会学的想象力将涵盖从最不个人化、最间接的社会变迁到人类自我最个人化的方面，并观察二者间的联系。意即我们个体与社会的存在，到底意义何在？ 　　人之所以能够成为社会的一份子，作为一个“社会人”而存在着，就永远无法与社会割裂而存在。作为个人，我们只有通过置身于所处的时代中，才能理解自己的经历并把握自身的命运，不为时代的急剧变幻而迷惑茫然。　　其实本书的第二章到第六章就两字可概括：批判。米尔斯先生通过持续不断的批判，将美国社会学界的不少成果都批判而过，可以理解他矫枉过正的苦心，也可以看出米尔斯先生果真是社会学大家。小的阅历不够不敢说他集社会学之大成，但对于一个敢于这般批判前辈同侪的人，内心必然强大至少也是霸气侧漏，社会学的学习能够让人内心强大这个我是知道的。而且这么一个人，直接化笔为刃，横刀于路，将传统学科长期的僵化陈腐与抽象冗杂给有力劈开，即使有作为知识精英的狷狂，却也不失为一位斗士。从前喜欢看时评而喜欢着的梁文道，曾经也多次提起米尔斯，提到米尔斯当年因为擅长出类似《社会学的想象力》这样的小册子，还曾嘲笑过出版商：“你们压根不懂什么叫出版。你们一想到出版这个动词就想到印书，但它根本不是这么回事。它的真正意义是面向公众（PUBLIC）。”一个不断想着把一种想法公诸于世，交给公众们思考研判，从而酝酿出各种社会变化，而不把个人钱财放在首位，甚至连半个衣食父母——出版商们都不愿意好好谄媚一番的人，大抵是有些看头的。　　作者在书中通过社会学的想象力来对社会学的现状进行了批判，对社会学的宏大理论（帕森斯等宏大理论家关于社会系统的理论），作为一种社会科学的风格的抽象经验主义，社会学科中学术性的混乱（种种冗长教条的问题解析以及许多推理缜密，中规中矩的观点），可窥见无数利益涌动的形形色色的实用主义（作为研究社会的学科居然如同我们的社会一般急功近利)，容易造成整个学科停滞不前的科层制气质，让人被各种所谓的方法论和理论所束缚捆绑的科学哲学。　　米尔斯先生深得吾心，对于这些不论在何处都会随着时间不断悄然滋生的陈腐规则，藩篱桎梏，唯有以批判镇之，武力摄之， 以铁血之力强势而悍然的挑破种种阴暗的阻碍，整个体制才能获得新生的可能。就如同沉疴已深的病人，唯有决然放血，刺入麻木僵凝的肺腑，苏醒朽木般枯萎的经络，陈毒褪尽，方至新生。　　对于有着问题没有说清楚却还是说的繁复冗长的社会系统理论，就不应该留情面。当学术性的东西固步自封，自己选择把自己束之高阁，那么它自己也就失去了原本的作用。概念本是为了说清现象道明本质，却成了绕昏人的武器。　　帕森斯既然无法解释：当社会均衡存在时，与之匹配的社会化控制手段齐全时，这么还有人不守规矩呢？他同时也说不明白社会结构的真正架构。他似乎是走进了形而上学思想的死胡同（虽然这是我们都学过的基础哲学内容，但是似乎一条道走到黑的人不在少数），难道不应该从唯物的角度出发，宏观的却不要空洞的，根据人类已有的历史轨道看待这一问题么，而不是凭空思考，最后不但不全面反而片面（不过对于闭门造车来说也算正常）。再说社会秩序问题根源已久，要想彻底解决只怕不是社会学一门学科便能解决的了，不然历史上这么的统治者高居上位，怎么仍是未曾彻底根治这个问题。只能叹一句，犯贱果真是人类最普遍的品质，这十丈软红中不论在云端的还是俯伏尘埃的蝇营狗苟，倒在这点上出奇的统一和谐。　　而对于那些劳什子的抽象经验主义，实用主义，科层制气质，科学哲学这些，统统都是所谓的学科积弊，教条主义，形式主义，说白了做人就不能用静止的眼光看问题看世界。咱们是人，又不是如来，如来随随便便就有个三十二相，还诸相非相，从山河大地一直到人心，他都能给弄出来，所以不用以色见之，以音声求之，便可见到，这么牛掰的变化人是做不到的，社会学家们也不可能剽悍到在菩提树下打坐得各种开心（毕竟不是哲学家，夏虫不可语冰）。人家一粒芥子都能纳的了须弥，做人要开阔博大，尤其在思考重要的足以影响世界的议题的时候。　　过于注重规矩，理论，方法，正题利益，个人的创造力又要到哪里去发挥呢？除了劳心劳力的一大堆形式以外，在研究之后，我们就只有一无所获了。学术的东西就要单纯些为好，自始至终都费尽心思的与种种利益挂钩，甚至时不时担心预算问题，这样子造个炸药可能质量还好说，不过有意义的研究那就真难说了。而个人研究依赖于科层制组织，个人的力量就如同现在的股票一样微弱疲软，毫无任何自主性自救性，也就不难想象到结果如何了。　　噫嘘唏！写到这里不禁要为米尔斯先生感到无比心酸，长歌当哭也难以释放这样的悲哀，举世皆醉我独醒，连以头抢地什么的也不够格表达如此深沉的情绪。一开始我虽然觉得他的话直击很多现象的内核，还是觉得过于激烈了些有矫枉过正之嫌，以为那是他老人家作为精英知识分子的骄傲和狷狂，然而……米尔斯先生这样的说辞，其实已经很有风度了。　　怪不得米尔斯先生沉痛的写到，社会学已经一团糟了。好在，他到底是个内心强大的人才，对纠正好的社会学提出了新的看法。　　首先，社会学应当关注人类的多样性。同时，我们还要注意对历史的运用，为了达到这一点，我们需要研究与历史现实的层次，以及这一现实对个人的意义保持长期的、紧密的联系。我们的目的是确定这一现实，并辨别其意义。人从来与社会就是绝对不可分割的，失去人或者社会，这个社会，这个社会学，也就都失去了存在的必要。从历史是不断发展的角度出发，人类社会从古至今的变迁，都是社会学应该认真揣摩和思索的对象，社会的结构正是在长年累月的变迁中衍生、发展，不断调整，不断改变，这些都能对我们如今的社会学科带来助益。而作为一个社会学家，固步自封和闭门造车一定是最危险甚至自取灭亡的行为。因为整个社会，人类，都是研究的对象，若没有对整个社会的深刻了解，对各种微小事物的微观认知，又如何能在研究的时候不犯错，不走进各种诸如形而上学的死胡同呢？那么又谈何在研究定位点的问题上，能进行什么完整的表述呢？　　之后，论理性与自由，社会科学家关注历史的顶点是他逐渐地把握了他所生活的时代的思想；社会科学家关注个人生活历程的顶点是他开始理解了人的基本天性，以及历史发展过程对人之改造所设的限制。现在，每个人都在寻求了解他们身居何处，他们又将何去何从，以及对创造历史并对未来承担责任，他们能有何作为。这样的问题，每一个时代都需要找到答案（世界都末日了一次，不知我们是否赶得及在灭绝之前想通这个问题）。　　在我们的时代里，难道我们必须不去面对这种可能性：作为社会事实，人类心智的品质和文化品位也许正在衰退，而许多人由于沉溺于新巧技术的堆积中，竟未关注到这个现象？难道这不意味着没有理性的合理性？不意味着人的异化？不意味着理性在人类事务中并没有自由发挥作用？新巧技术堆积的背后意义是：使用这些仪器的人并不了解它们，而发明这些仪器的人对其他东西所知甚少……这些关注成为紧迫的论题，持续的困扰，并左右了人类研究中的文化取向。因此，正是因为这些对人们所珍视价值——比如自由和理性——的威胁，才是一切对社会的有意义探讨所必需的道德主旨，同时也是大众问题和私人困扰的道德主旨。　　对于社会学永远无法避开的政治议题，社会学家们必须对价值选择和其在研究中的进行整体运，以及种种无法回避的质疑。目前有三种主导的政治思想渊源于社会科学的传统，并且也毫无疑问地包含于其前景之中。首先是事实的价值——社会科学对事实的重大影响具有政治意义。第二位是理性在人类事务中所扮角色的价值。相应的，第三个价值就是：人类的自由，不论其意义是多么暧昧。自由和理性是西方世界文明的核心；两者都被轻易的当做理想。唯有通过将我们自身置于论题和困扰中，将论题和困扰阐述为社会科学的问题，我们将会遭遇最难得的机会——使理性以民主方式在自由社会中与人类事务相关，从而实现潜存在我们研究前景之下的古典价值。　　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同样的，运气背也是不能怪社会的。社会学的想象力告诉我们很重要的一点，在平时的个人生活过程中，其实所谓琐碎的令人困惑的问题，不能将它仅仅视为普通问题。很大的可能是：我们的本我在混沌的潜意识中猛然的觉醒，在黑暗的殿堂醒来，急切的想要逃离出原本的被种种桎梏住的生活。因此我们必须将这些问题按照公众问题和历史塑造问题来理解，而不是仅仅将它认为是生活中可有可无的困扰。社会学的想象力是足以影响我们整个时代，甚至解答我们所有疑问的一种心智与品质。这样的绝世神兵，若只是选择来杀鸡宰牛，而忘了它卷掠风云的本质与天性，岂不是亏本亏大发了。匆匆读完写期末论文的孩纸伤不起啊 哥实在是能侃大山的节奏啊

社会学的想像

　　　这是一本关于社会研究的著作，阐述的是如何从事社会研究，或者更具体地说：即如何在坚守自由和理性的前提下严肃、彻底、具有想像力地建构社会问题，并简单明了地作出有力的解答。从事社会科学研究或对社会研究有兴趣的人，此书是可谓是必读之书，必定受益非浅。　　MILLS思路的清晰和论证的力度，在我的阅读经历中，与哈耶克属于同一等级，确实是社会学界的高人。不幸的是他的许多告诫却没能阻止社会研究的堕落，看看如今世界的社会科学研究，不难发现这是多么令人的悲哀。

李毅选集第一卷、第二卷出版发行

李毅选集第一卷、第二卷出版发行Selected Works of Li Yi, Volumes I and II李毅选集第一卷《中国复兴大战略》出版发行http://www.langlang.cc/16533947.htmSelected Works of Li Yi, Volume I: http://www.amazon.cn/gp/product/B00Y9Q71NA?ie=UTF8&isInIframe=1&ref_=dp_proddesc_0&s=books&showDetailProductDesc=1#iframe-wrapper李毅选集第二卷《中国社会分层结构的演变》出版发行http://www.langlang.cc/16637214.htmSelected Works of Li Yi, Volume II: http://www.langlang.cc/16637214.htm

审视

米尔斯说，如果你所珍视的价值实现了则会心情愉悦；如果那些价值被破坏了则会心情低落；如果它正在丧失又不明所以，那么人们会苦闷，继而越来越冷漠。换句话说，当我们难过时，要做的是审视我们的生活，找到困扰我们的内在原因。不幸的是，在大多数情况下，我们对自己的生活都缺乏反思，因此精神状态将持续低迷，逐渐我们习以为常当成了生活的常态。现代人的亚健康不止是身体上的，更多的是精神。在这个意义上，米尔斯提倡社会学的想像力。 很不幸的是，社会学虽然能帮助我们看到事情的根源，却对现实的困扰仍然无能为力。我能用社会学来想象生活，却无法避免时不时自己也陷入这种难言的苦闷之中。逐渐的，我们抱怨越来越多，思考越来越少；逃避越来越多，进取越来越少；无聊越来越多，投入越来越少；敷衍塞责越来越多，乐在其中越来越少；度日如年越来越多，生活愉悦越来越少。这种生活状态，简直就是绝望。无论是工作还是娱乐，似乎都是另一个灵魂支配着自己的身体。价值不见了，生活被抽掉了内核。令人惊讶的是，我们从来都没有见过它，因此无从失去。我们工作时消极怠工，休息时却加班工作。真是奇异的生活哲学。 米尔斯把这一切归结为个人主义价值观的衰落。西方文明未完成其理性承诺，因而个人丧失了其独立为人的理性存在者的满足感。马尔库塞则把这与现代工业社会劳动的异化相联系，工作的变迁使得劳动过程中的爱欲满足阻塞，导致人类社会的整体萎靡。齐美尔在更早的时候，看透了现代文明的精神本质。金钱作为交换媒介的普遍化，使得一切价值都需要以金钱作为中介来衡量。因此，精神生活变得表层、肤浅。 我不知道自己能对此说什么。作为深受启发的后来者，我能侃侃而谈、开怀一笑；作为现实中人，却也时常自苦如此。抽象的精神思考当然能使人心情愉悦，但前提是抽离日常生活，或者是无需考虑日常生活。抱歉的是，我只能做到部分抽离，而也不能不考虑。因此，只能在精神与物质之间进进出出、上上下下、磨磨蹭蹭、战战兢兢。这是一个死结。去触碰将束得更紧，避开他将慢慢的让你呼吸不畅。转了一个圈，回去了。价值消失了。社会学也不知道怎么办。

毫不客气的批判的精神

这本书，对我自身的影响，是我之前根本没有想到的，时间的酝酿的越长，我不得不再次体会它对我的深刻的影响。它无比犀利、牛叉的狠狠地批了宏大理论，批的我心悦诚服，批的我无比佩服，当时，只是敬佩，敬佩那种勇气，对于一种曾盛极一时甚至曾在美国社会学占统治地位的宏大理论，批的一文不值，那种对权威的毫不客气的质疑，而不是一味的盲从，米尔斯有自己的想法，自己的视角，自己的观察。我没有想到，不管我赞同还是否定宏大理论，但是，我却深深感受到了那种对权威的毫不客气的批判精神，从小就一直接受传统的儒家和马哲的权威教育，忽然，一切都变了，我懂了，权威，只不过世俗的权威，怎么能轻易的折服，成为我精神世界的权威呢？我没有想到的，从这本书起，我才切身感受到书籍的巨大能量，真正明白了孟子那句话“尽信书而无书”，你时时刻刻都应有自己的精神世界。也是从这本书开始，（悄悄的说一句），原来，读书是快速提升智商有效途径。（套用一个很俗的句式，词能达意就好。）好书，真的可以明智。（好想培根说过类似的话）

此书真的让我无语

此书真的让我无语，丝毫谈不上“悦”读。囫囵吞枣了一番，快速地翻完了此书。其实我本就是抱持着非常现实的功利的心态想看这本书的，所以这种心态本身就很有问题，尤其碰上这种其实是挺学术的书，整本下来就感觉一直在批判和否定，翻译的词句又很绕，句式很欧化，有很多“不得不”的句式，双重否定等于肯定的道理我很懂，但是能不能直接写成肯定句？拜托…其实我还是很要不得地跳过了中间的某些章节，然后有一种冲动，觉得其实每章只有一句话而已，比如第八章：对历史的运用，整个读下来，我就只得到一句话：脱离历史研究来做社会学的研究是要不得的。汗~~照此，每章大约也就一两句话了。唯一觉得有feeling的是最后一章《论治学之道》，谁知已经是《附录》的部分了。好吧，我承认，我有点在追求技术层面的东西，比如更加具体化的方法论什么的。而且，这书里面讲的这些道理一样的东西，我好像觉得本来就该是那样的一样，所以完全没有思想上受益的feeling。说的我好像已经多厉害了一样~汗~庆幸我没有在读博士，所以这种书看看也就好了，不用太纠葛，哈哈~还有，前言很具欺骗性和煽动性，但整本书是蛮严谨的东东，所以，只能说比较适合有学术需要的人~~

不要神化Mills

随想随写：首先，反对神化任何学者，这实际上Mills自己的观点。倡导“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人，Mills不是第一个，也不会是最后一个。其次，要记住，美国社会学山头林立，为什么要专门开会纪念此人此书，还不是为了争取话语权。第三，这书是1950、1960年代的时代产物，那时候批判理论和后现代正在求生存，这些言路有助于美国社会研究的民主风气，也拓宽了美国社会学的视界，但却给了社会学一个极低的门槛，把学术向下拉齐，伤害了社会学作为一门社会科学的学科发展。第四，Mills批评同时代的Parsons和Lazasfeld，你当然可以同意，但至少要想一想为什么P和L那么有影响。P很勤奋，L很聪明。尤其是L，今天的经验社会学，要是没有L及其同侪，还剩下些什么！Mills树了个高大的靶子，所以他的个头也高了。第五，要说贡献，我认为这书对社会学学术没有什么贡献，但作为一本（相对）畅销书，倒是对美国的民权意识和政治参与积极性有所促进。

插上想象力的翅膀飞向地狱

米尔斯的《社会学的想象力》读后感我不知道什么从何种角度来写书评才合适，毕竟无论我称赞与否、支持或是反对，这本书成为经典已经是事实。再加上我词穷语塞能力有限无法高屋建瓴似的写出能够与作者相提并论的学术著作对他的观点一一阐释或者反驳。然而，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我能做的就是鉴古史知今之兴衰，以人为镜明己之得失，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审阅自己和这个社会。关于学术 ，米尔斯在著作中谈到社会学想象力是一种心智的品质，这种品质可以帮助我们利用信息增进理性，从而使我们能看清世事，以及或许就发生在我们之间的事情的全貌。社会学的想象力帮助社会学家回归经典的社会分析：关注历史中的社会结构，主旨与紧迫的公共论题和持续的人类困扰直接关联。这位孤独的学者，站在社会现实的对立面，批判当时社会上几种与传统目标背道而驰的几种流行趋势：宏大理论、抽象经验主义以及科层制等等。帕森斯躺着也中枪，《社会系统》中那些放诸四海皆准的概念化理论成为米尔斯攻击的对象，被米尔斯尖刻地称为“百分之五十只是晦涩的用词；百分之四十是众所周知的教科书社会学”，另外百分之十，鉴于它的含糊不清，很可能被借作意识形态上的工具。而在研究方法上的登峰造极似乎又成了另一种极端，被追捧的抽象经验主义，在米尔斯眼中不过是统计数字上的游戏，只是各种研究琐碎细节的简单加总。“他们所做的，就是将他们目前所假定的那种科学哲学信奉为唯一的科学方法。这一研究模式主要是在构建认识论。在社会科学中，它最具决定性的结果是造成了方法论的抑制。”也许他所说的“抑制”，可能是指人们在套用研究工具的过程本身就是对研究方法的漠视，因为这些人往往是急功近利地想要得到自己的结论而忽视了使用工具的科学性和有效性。换句话说，这些所谓的“研究方法”不应该被固化为一种“方法论”，否则就注定了人们在对真善美探寻中眼界的狭隘。在最后的附录中，米尔斯写到，社会学的想象力是发现社会不和谐因素的必备品。而让这些发现或者经验变成自己的理解的重要方式——也是学术生产的重要环节，就是建立学术档案。学术档案的主题包括：个人观点、评论、摘要、书目、课题摘要、论证结构。米尔斯强调：“学术档案维护本身就是学术生产。”米尔斯规劝我们说，当你对某些事件或思潮深有感触，务必不要让它们从脑海中溜走，相反，你要梳理它们把他们归入你的学术档案。对那些卓有成效的思想家来说，他们非常审慎地对待自己的思想，密切关注某些领域的发展，并组织起自己的体验，对于哪怕是微末的体验，他们也敝帚自珍。而对于立志在学术道路上有所成就的我们来说，有什么理由不好好珍惜研究生期间的经验呢？哪怕是一次微不足道的读书会。正如米尔斯所说：“选择做一名学者，既是选择了职业，同时也是选择了一种生活方式。”无论在学术中还是人生道路上，米尔斯都是一位理想主义者。社会学的想象力正是他战斗的武器，他将其定义为一种视角的转换，即将“环境中的个人困扰”转化为“社会结构中的公共论题”，他认为只有这才能使人认清自身价值，从焦虑与淡漠的陷阱中挣脱出来，站在更高的层面上看待这个价值缺失的时代。从个人困扰到公共议题，总能让我们想到很多共同的话题。比如每年7月的毕业季，总能在同学的脸上看到相似的表情，有人忧也有人喜，但总的来说愁眉不展总是大多数人的真实写照。对个体来说，你可能会感叹时运不济，然而当我们利用米尔斯的社会学想象力，我们又可以找到一些宽慰： 2015年全国高校毕业生总数将达到 749万人，比2014 年再增加 22万人。也就是说你找不到工作或者找不到心仪的工作并不是你自身的能力问题，主要原因还是教育规模、就业结构、经济形势甚至社会制度所限，相对于整个社会就业难的现状来说你个人只是冰山一角，既然如此，你又何须自怨自艾呢，要怪就怪自己生不逢时，如果是在七八十年代人才靠国家分配，就算你没有过人的天赋和能力也能在普天之下找到自己的歇脚之地，只是，那时候，应该还有属于那个年代的烦恼吧？我想到老舍的小说《家》里的大哥觉民，他应该是本书中最可怜的人吧。他身上有太多的顾虑——亲人的生计、家庭的延续、祖辈的家产、思想的局限、封建制度的压制等让他透不过气来，以至于他把自己的青梅竹马的表妹逼死了，把自己的结发妻子害死了，把自己的红颜知己葬送了。尽管这一切，他都不愿意，他总是把这一切不幸归根于自己悲凉的命运，而且很轻易地认命。但对于站在背后俯视他的我们来说，他又何尝不是历史的牺牲者呢？为什么文化大革命期间很多被迫害的人的自我认识会在顷刻之间轰然倒塌？何伟在《江城》中分析到，是因为中国人缺乏将个人身份认同建立在既定的价值体系之上的传统，反而历来十分注重集体思维，而这种习惯有可能是一种恶性循环——你自个的身份认同来自于某个群体，即便它发了疯，这个群体依旧受到大家的尊重。尽管最终被平反，他们也自然而然会产生这样的看法：有过错的是我们自己。 如果没有社会学想象力，恐怕他写不出这部被誉为“认识中国必读的一本书”的纪实作品，甚至出现在书中的那些涪陵小镇的人们，也不得不通过他的书才能真正了解自己。也许，这也是文化解释的力量吧。关于“社会学的想象力”的进一步思考，米尔斯说人和社会是融为一体的，我们在考虑个人问题的时候不能脱离社会大背景，因为他认为人之所以被赋予了各种性格特征是因为他所处的大环境以及他所生活的时代，即时势造英雄。但他始终是以人为中心然后衍伸到世界的思考，归根到底是以大格局大时代来呈现丰富多样的人类。但是在宇宙中，人究竟是否是世界中心依然值得怀疑 ……不弄清楚这个问题，就无法回答人类之所以丰富多样的原因。认为世界围绕自己而存在，因为我们所能感觉的，认识的，都是我们大脑所意识到的，我们只能接受到大脑带给我们的信息，却不能走出思想研究以外的东西，当我们意识消亡的时候，我们曾经所认识的世界也就不复存在。换句话说，你之所以存在以及你之所以必须以现在的方式存在并不是因为时代赋予你的角色和位置，因为人类世界很可能只是上帝预设好的一个游戏程序，而你，不过是 0或1 的代码而已。看过《盗梦空间》的人一定要再去看看《异次元骇客》，电影结局似梦似幻，当道格拉斯走向世界的尽头，撞坏所有路障，他和金发男看见的一样，一整片的残忍的绿色数字。原来我们只是一个个模拟单元，连楚门都不如。有些人家境平庸力图扭转乾坤，有些人出身不凡却甘愿平淡终了，有些人忠贞不二伉俪一生，有些人却酒池肉林花花世界，有人说这是个人的选择，有些人说是性情使然，那这些选择和性情，又是谁赋予的呢？“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 既然上帝已经预设好了我们的角色，而上帝的心思又岂会让你轻易识破？那我们的研究和努力还有什么意义？无论是宏大理论、抽象经验主义者还是拥有社会学想象能力的米尔斯，在主宰者面前显得苍白无力，他们都不过是在口吐狂言罢了。米尔斯说“普通人在其很有限的环境中是没有力量解决由体制所施加于身上的困扰的。”在我看来，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连拥有这种解决困扰的企图都是徒劳无益甚至是可笑的。就像刘慈欣在《三体》中所说：“人类自以为历经沧桑，其实刚刚蹒跚学步；自以为悟出了生存竞争的秘密，其实还远没有竞争的资格。”我们受到乌托邦声音的诱惑，插上想象力的翅膀，拼了命挤进天堂，当大门在身后砰然关上，我们发现自己原来是在地狱里 ……（完）

中国一定要建立自己的社会学理论

http://www.hie-edu.org/ztyj_detail.php?id=10268中国高教改革与发展网高等教育专题研究>建设高等教育强国>学术前沿>正文 主办单位：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中国高等教育协会中国一定要建立自己的社会学理论人大重阳研究员 李 毅

宽广的知识社会学视野

作者既批判过度概念化的宏大理论，又批判过度技术化的抽象经验主义，提倡社会科学的研究者应驰骋其想象力，来回穿梭于两者之间，同时对社会结构及其历史进程有一个整体的把握。“我们在各种特定的环境中经历的事情往往是结构性的变化引起的”，要理解这些变化，必须超越这些变化来看，因此，一种宽广的知识社会学视野应成为社会科学研究者的基本素质。

再读一遍吧！

《社会学的想像力》是社会学的经典之一，我的导师一定要我在这学期看完这本书再写一篇读书报告给他看。可一开始看就觉得晕呼……直到看到《对历史的运用》这一章开始才觉得有点乐趣。总结，米尔斯的著作无可厚非，的确让我有很多启示，以及那些我从未意识到过的问题都让人豁然开朗。究其原因，大概是翻译的问题吧。所以应该再读一遍！

站在空间和时间上的米尔斯

米尔斯在《社会学的想像力》一书对当时社会科学学术界存在的主要趋势一一作了深刻而又切实的批判。米尔斯所谓的社会学的想像力，在此之前并不存在这个概念，因而其首先对这个概念进行了解释。“．．．是一种心智的品质，这种品质可帮助他们利用信息增进理性，从而使他们能看清世事，以及或许就发生在他们之间的事情的清晰全貌。我想要描述的正是这种品质，它可能会被记者和学者，艺术家和公众，科学家和编辑们所逐渐期待，可以称之为社会学的想象力。”[1]这并不是社会学想像力这个概念的严格定义，而只是一种描述性的解释。简单地说社会学的想像力就是一种把个人生活同独立于个人而存在的外部力量综合把握的能力。这样才能明白日常生活中的困扰和陷阱。利用社会学的想像力这一概念，米尔斯批判了社会科学研究中的三种流行形式。它们分别是宏大理论、抽象经验主义以及形形色色的实用主义。米尔斯认为“宏大理论的基本起因是开始思考的层次太一般化，以至它的实践者们无法合乎逻辑地回落到观察上来”[2]。并且认为宏大理论家实际上是在构造一个“概念王国”，这个概念王国排除了人类社会的许多结构性方面。将人类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概念化、符号化。而抽象经验主义在实践研究中更关注科学哲学，而非社会研究本身。其对方法论的抑制，使人们更多的被困于方法的认识论问题，而不是对经验资料的吸收。并且容易使得研究者湮没于浩如烟海的经验材料中。在对各种实用主义的批判中，米尔斯认为，不管是自由实用主义还是新自由实用主义，抑或是保守实用主义都已被政治化、科层化和意识形态化。简言之，这些都是异化的实用主义。批判：尚付阙如的方法米尔斯对这三大流行的研究形式的批判是比较中肯的。但是这些批判并不意味着米尔斯对这些研究形式的积极的一面视而不见。批判不是纯粹的反对，其目的是为了完善，也就是孔子所说的“损益”。批判可以分为基于现实的批判和基于理想的批判。基于现实的批判是一种政策、政治性批判，其批判的目的是为了能够引起政策和政治上的反思，促进政策与实际相结合。各种政治改革都是建立在对先前政治的批判基础之上，改革开放就是一个很好的现实中的例子。基于理想的批判是一种学术性批判，其批判的目的是为了完善或重构学术学说，增强理论指导实际的作用。这也是学术自身不断发展和完善的动力机制。凯恩斯主义对经典政治经济学的批判是为了解释和解决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经济困境。而新自由主义对凯恩斯主义的批判则是为了改变七十年代经济滞胀的局面。同时在这一相互批判的过程中，经济学本身亦获得了长足的发展。同样，米尔斯对当时学术状况的批判是其指出其社会科学研究前景的滥觞。现实情况和理想类型的抵牾是米尔斯批判的动力和原因。对学术现状的不满，使其立志改变，以批判为手段，构建一个全新的社会科学研究。社会科学研究前景是米尔斯的一个理论承诺，既是对自己的，也是对学术界的。并且这才是《社会学的想像力》全书的重点。前景：社会科学研究的理想类型在构建社会科学研究前景时，米尔斯的思想是深刻而远瞩的。米尔斯是站在空间和时间之上来阐述他所谓的理想类型的社会科学研究前景。在这个前景中，米尔斯讨论了两个问题，一个是如果做好一个研究，另一个是如何做好一个研究者。米尔斯是在坚持实证主义本体论的情况下，探讨认识论问题。他是从空间和时间两个维度来阐述他所认为的每个社会科学研究必不可少的关于方法论的坚持。在空间上（本文所谓的空间是指学术空间，即由不同学科所构成的抽象空间），米尔斯认为“社会科学应当关注的，是人类的多样性”[1]。这种多样性构成了人类过去、现在和未来分别生活于其中的全部社会世界。由多样性的人所构成的社会也是多样性的，从宏观层面上讲有西方社会和东方社会之分，从微观层面上讲有城镇社会和乡村社会之分。这样一个多样性的人和多样性的社会，对我们的研究提出了很大的挑战。“它必须足够简要，使得理解成为可能；又必须足够的综合，使我们在观点中能包含多样性的广度和深度。”[2]要研究和理解这么一个多样的整体的对象，我们需要压缩学术空间，即运用多学科视角，综合各学科理论和方法，才能比较准确地研究和真实地反映研究对象。在某一项研究中，必然要选择一个确定的研究单位，即一个具体的研究视角和分析对象。米尔斯认为“运用任何一个小于民族国家的研究单位阐述问题，都会遇上极大的困难。”[3]米尔斯认为民族国家和社会制度才是一个比较理想的研究单位，只有将研究单位定位于这样一个层次上，才能够进行比较完整的社会科学研究。在同一个民族国家里可以包含许多个社会制度，在同一个社会制度下亦可能存在许多民族国家。社会科学研究只有始终关注民族国家和社会制度，才能使其研究的理解性和综合性达到完美的结合。米尔斯认为理想的社会科学研究必须压缩学术空间，打破学科之间的明确界线，“改变强调社会科学系科化”[4]的局面。“过分强调社会科学系科化的危险在于与之相随的假设，即经济、政治及其他社会制度都是一个独立存在的系统。”[5]而现实却是生活系统的各个方面是相互联系、密不可分的，不存在任何一个独立于人类生活系统之外的有关人的系统。在社会科学各门类中，即使是各门类的专家，只要一个人开始掌握这些门类中任何一个，他就不得不涉猎其他门类，也即进入所有那些领域的传统势力范围。对米尔斯来说，“任何一个社会科学专业在任何学术意义上来说，都不再是一个封闭的世界。他渐渐体会到他就在实践着整个社会科学，而不再仅仅是其中一支，无论他在研究中极为关注的是哪一个具体的社会生活领域，情况都是如此。”[1]在时间上，社会科学研究存在三个维度，分别是历史、现在和未来。“社会科学探讨的是个人生活历程、历史和它们在社会结构中交织的问题。”[2]这三者（个人生活历程、历史和社会）是方向正确的人的研究的坐标点，我们时代的诸种问题，现在包括人的本质这一问题，如果不能一直把历史视为社会研究的主轴，不能一直认识到需要深入发展以社会学为基础、与历史相联系的关于人的心理学，就不可能得到充分的描述。历史在米尔斯的研究中，具有非常重要或者说执牛耳的作用。他认为社会科学本身就是历史学科，甚至更为明确地说“所有名副其实的社会学都应该是历史社会学”。[3]不管我们研究的环境是熟悉的工业社会还是陌生的原始社会，亦不管我们研究的领域是静止的还是变幻莫测的，我们都要到历史中寻找答案。只有知道它从哪儿来，才能知道它将到哪儿去。人是社会科学研究的终极关怀，“人究其根本是社会和历史中的行动者，必须通过他与社会与历史结构间的密切的、错综复杂的联系来理解他”[4]　在社会科学研究中，研究历史的目的是为了摆脱历史，是为了完整地、全面地解构当前的社会，并且指向未来。历史、现在和未来不是简单的三个时间维度，三者之间具有决定性的因果关系。未来是由现在和历史决定的，现在是历史的产物。这种决定不是机械的，现在和未来不是历史的控制变量所得到的结果，而且加入了人类的干涉作用。因而一个指向现在和未来的社会科学研究必然要深深地扎根于历史研究的土壤之下。米尔斯探讨的第二个问题是如何做好一个研究者。研究者水平的高低直接决定着整个研究水平的高低。一个优秀的研究者，或者用米尔斯的话来说，一流的学术巧匠应该具备怎样的素质？米尔斯给出的回答是自由和理性。“社会科学家关注历史的顶点是他逐渐地把握了他所生活时代的思想；社会科学家关注个人生活历史的顶点是他开始理解了人的基本天性。”[5]自由和理性是人之所以为人的基本天性，然而在异化的世界里、异化的生活中的个人自身都已被异化。社会科学研究者的基本素质就是保持这种自由和理性，即人的基本天性。“自由不仅仅是有机会依自己喜好行事，也不仅仅是有机会在给定的两者中作出选择。自由首先是阐明实际可行的选择并对之进行辩论，然后再作出选择的机会。”[6]而理性，用康德的话说，是一种先验的东西，是人生而得之的一种能力。但是，现代社会的理性却面临着合理性的挑战，个人的理性正一步步被自我理性化占有。“理性在人类事务中发挥作用，自由的个人是理性之载体。”[7]理性和自由是人类的天性，因而社会科学研究者除了保持自己的这份天性，还肩负着另一个重任，那就是寻回全人类的理性和自由。至此，米尔斯写作《社会学的想像力》的目的或者说任务已经完成。正如上文所述，批判不是反对，批判的目的是为了完善和重建。米尔斯在此书中对三大研究趋势的批判不可或缺。但是这种批判不是目的，它仅仅是一种手段。是其构建理想研究方法的铺垫。米尔斯所 谓的理想研究方法是一种空间和时间的综合。即理性和自由的社会科学研究者破除各学科的界线，整合各学科的视角、理论和方法，并在历史的方向上对民族国家和社会制度进行综合性研究。

半世纪前写就，至今仍有价值

钱锺书的《围城》写就于60余年前。但只要你在大学里呆过，便会发现民国时所谓的“三闾大学”与现今大同小异，“过去的”轶事笑谈如今依然上演……“我说这是命运，因为我想不出别的可以解释”……“我问天，天不语”（梁实秋）。 米尔斯的这本"Sociological Imagination"从初版至今50个年头。其论述的所谓（其个人的）治学之道，今天依然值得效仿；而其对社会学研究流派及方法论的评价与分析，也依然令人佩服；而他就所谓学术圈内“名门正派”对真正有洞察力的研究者的排挤与扼杀所进行的描摹与刻画，可谓“生动鲜活”——耳光响亮可谓大快人心…… 因此种种——虽然或许由于是译著的原因，本书行文（译文）稍显繁冗拖沓——但仍是一本值得一读的好书。

当然是极力推荐

米尔斯是我最喜欢的社会学家，可惜英年早逝。这本书获得的好评已经不需要再多一个我来证明了。这里还要推荐他的《白领——美国的中产阶级》、《权力精英》等书。最近看了布迪厄的《国家精英》，与米尔斯相比，似乎过于深奥了点，没有米尔斯那样说理清楚、判断明确。

我有点读不懂。。。。

很多人都推荐这本书，但是我实在是有点读不懂，不知道是不是功底还没有到所以一知半解？想找本英文原著再看下

理性与自由的解放

一、前言从野蛮未开化的石器时代，到蓬勃发展的工业文明，人类经历了从黑暗吞噬走向光明绽放的过程，智慧的思想开始从封建愚昧中挣脱，启蒙运动的大潮开启了人类理性的大门，前所未有的行动预示着人类开始跨向另一个与众不同的时代。蒸汽机嗡嗡作响，钢筋混凝土充斥大街小巷，城市化和工业化如雨后春笋般生长起来，但随着时间慢慢过去，退逝的文明开始被岁月淡化，过往的成就如今已让人习以为常，在消费主义滋长的现时，整个社会也开始了转型，朝着所谓的后工业时代后现代迈进。此时此刻，人类面对的不单单是转型，更重要的是在社会转型和新价值冲击下，原有信仰开始和现在的格格不入，甚至开始断裂，似乎进入了迷失的时代，而米尔斯在此时，通过对社会科学的重新审视，力图找回那些被人类奉为图腾崇拜的价值，以更好的推动人类文明的进程。“如果人们不知道他们珍视什么价值，也未感到什么威胁，这就是一种漠然的状态。又如果他们不知什么是其珍视的价值，但却仍明显地察觉到威胁，那就是一种不安，焦虑的体验。”米尔斯这样解释人淡漠和焦虑的状态，而他也认为现在的社会就是这样或者正在走向这样一种对价值麻木不仁的可怕状态，我们不知道自己珍视着什么，就算知道，我们也难以抓住它。因此如何重拾我们心中的信念，然后学会如何依此行动就成为了社会科学家也是每个普通人所要追求的信条，而这时我们就需要社会学的想象力。米尔斯认为，时代的转变伴随的应该是审时度势方法的转变，那个以物理原则为尺度的共同准则已经不能适应现在的时代特征，按作者的话来说，就是理性的增进已经不必然伴随着自由的增进，我们开始被所谓的社会结构所束缚，我们开始淡忘历史的影子，我们正处于一种想要发展却始终无法摆脱限制自己的未知力量的状态。这时，我们最需要的就是社会学的想象力。而这种想象力，是一种心智品质，同时也是一种方法，是人类社会所需遵循的新的标尺。它注重将环境中的个人问题结合在历史和社会结构的维度之中，从一种开阔的想象力当中解释生活中的琐碎，然后再把这些零散困扰恰如其分地上升为公共论题，恰到好处地把握人与社会，人与历史的关系，阐释清楚人类在世界中的位置，以更好地让我们回归自己的角色，履行好我们发展人类文明的历史职责。总结起来，米尔斯不仅仅想把这种“天马行空”而又“脚踏实地”的心智品质局限于社会科学中，而是贯穿于人类生活各领域的始末，合适的运用人类的理性和自由去最终达到增进人类理性和自由的目的。也就难怪米尔斯在书中表示出了对小说家的钦佩之意，因为他们所注重的不单单是人以及人身边的有限环境，与此同时，他们能够捕捉到更大的社会环境和历史背景。就像维克多雨过在《悲惨世界》中所说：“当一个人心中充满黑暗，罪恶便在那里滋长起来，有罪的并不是犯罪的人，而是那些制造黑暗的人。”有时候，我们需要关注的不仅是问题本身，更重要的是问题背后蕴含的深层因素。二、社会学的想象力——作为新时代的标尺（一）社会学想象力的维度对于社会学的想象力米尔斯并不是空穴来风，就社会学的想象力本身来说就是米尔斯一直强调的价值，也就是理性和自由的产物，而他强调的这种心智品质是通过用一种开阔的历史和社会维度的眼光来观望现代人，特别是现代社会科学家的所言所论，所作所为，通过批判来提炼自己的思想，力争做到言之有据。1、社会的广度和历史的深度众所周知，人是处于环境中的人，而这里的环境不仅仅局限于身边的关系网络和生存环境，同时也应当涵盖更广泛的社会环境以及历史环境，这也正是社会学想象力所要求达到的高度。要知道，身边的有限环境是处于社会结构的大环境中的，因此我们的一举一动都是组成这个巨大机器的必不可少的零件，并且构成现有环境的要素也是通过历史的纵向发展而来的，前者构成了存在的大环境，而后者构成了存在的大背景，因此，要想真正理解我们身处的时代以及身处其中的我们，就必须具备这样的横向延伸广度的视野和纵向拉长深度的窥探。但要知行合一，却不是轻而易举的，因为历史上社会科学家一些惯有的思维方式和社会中存在的复杂力量都在潜移默化中模糊了我们的视野，缩小了我们的范围。因此，如何挖掘这些因素最终达到变更它以至善的要求，就成为米尔斯要给我们做的解答。需要阐释的是，社会学的想象力实际上在寻找一种平衡，而不是迈向任何一方的极端。首先就社会本身来说，透过车水马龙，高楼大厦，人来人往，我们需要明晰维系这些关系的内在因由和动力。但就像历史上的每个学派一样，他们都偏向于用自己的一套理论来一以贯之地解释所有情况，当然其中不乏“文人相轻”的蔑视，更多地是不能真正把握和理清社会的内在脉络，而是想一劳永逸地建立所谓放逐于四海而皆准的模型。米尔斯也首先批判了有这种倾向的以帕森斯为首的功能主义学派，他们建立了一套庞大的理论，用各式各样晦涩的概念进行填充，用自己自上而下的眼光来看待一切，而不是从实际出发去建构模型，某种程度上成为了“对概念的拜物教”，只是穿梭于那些名词和定义中间，而忘了到底使用它们的目的是什么。就以功能主义为例，他们过于宏观地描述一个“纯粹类型”的社会，而忽视了其被演绎进现实的可能性，不仅造成结构和个人的断裂，同时他们假定社会结构是稳定的，所以忽视了社会系统的合法性以及里面权力的一系列问题。而正好相反的是，相比于宏大理论家，抽象经验主义者则反其道而行之，采用一种更具科学态度的自下而上的方式来解决问题。在他们眼中，问题不是重点，方法才是关键。因此方法论成为了他们心中的评判标准。精确化，标准化，数据化使得学术性在减弱，而行政上的实用性在加强。他们更像是各居其位的社会零件，通过方法来确定自己的问题，而不知道这个问题的研究是否具有价值或者这种价值对于社会有什么意义，更多的时候研究仅仅变成了研究本身。其次，对于历史，很多学者也都置之不理，他们拒绝比较，只把某个东西“解释”为“从过去延续下来”,而不去问“它为什么能延续下来”。但很多时候，知道原因才能看到问题的根源，否则一切努力只能轮为饮鸩止渴。就以著名的“俄狄浦斯情结”为例，其实质是一种由远古行为而产生的潜意识，来自于久远人类社会父权制的影响，如果不深挖原因，我们看到的将只是“杀父取而代之”思想的莫名其妙，处于一种被迫接受而不知其从何而来的麻木和迷失中，而不能捕捉到其历史渊源中的文化原因。就以上的讨论，实际上米尔斯想告诉每个人，这些方法都是游离于社会之外的，其本身并没有真正涉及社会问题或是利用社会结构来讨论问题，他们只是将自己的领域看做独立的王国，而忽略它于其他领域，诸如经济，政治等方面的联系，造成了归纳的一般性无法演变成演绎的精确性，演绎的精确性又无法上升到归纳的一般性。最终的结果就是，个人困扰没有成为公共论题，甚至于渐行渐远。人文精神的组织力进化成为科学精神的机械性，而概念和方法则成为了问题的主导因素，这不禁有本末倒置之嫌。加之于我们对社会本身是如何形成的一无所知，而只是无意识地接受了其存在的合法性，这更容易加深身处其中人的无力和无助感。因此，我们需要的是深刻剖析社会结构中存在的依赖关系及其他们的运作原则，并结合他们在历史上是如何形成的来探讨此情境下的个人和社会问题，而不是脱离其中任何一方。但可以看到的是，形成刚才所说的学术风格的，也并不是有意为之，一定程度上这也是社会结构出现某些问题的表现。而米尔斯也进一步挖掘着其中的原因。在社会科学家和问题之间，现今社会其实在其中起到了阻隔的作用。随着科层制的快速发展，大批诸如此类的理性组织应运而生，又加上市场经济蓬勃发展。社会问题的研究开始倾向于提高行政效率和社会实用性，而社会科学家开始嵌入科层组织，社会问题本身已不具价值，它开始成为一种潜在的维护社会运行的工具。局部的合理才能构成整体的理性，因此局部的理性和自由被大大削弱了。而毫无疑问的是，这些组织的背后掺杂着政治和权力的操控，我们不仅不知道这其中的利害关系，甚至不了解自己研究的终极目的，换句话说，社会科学有被操纵的倾向，而不是成为真正的学术。社会科学家不是直接面对问题，而是和问题之间隔了雇主一层的关系，某种程度上削弱了社会科学家对社会的敏锐性，并开始用一些不痛不痒的研究故弄玄虚。2、变与不变：人性与价值的维度人类所有的工作归根结底是为了人类本身，因此如何解释人类，社会和历史的存在就显得至关重要，因为这决定了我们的态度和行为。书中指出，宏大理论家和抽象经验主义者的理论预设是：人类社会是均质的，整体的。但作者的观点大相径庭，他认为不论是人类还是历史，都具有特殊性和多样性，因此我们不可以用统一的眼光去看待具体的事物，而是要在具体情境下进行比较分析。这种符合马克思式“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也从另一层面告诉社会科学家们必须以问题为中心，而不是用方法或是概念去界定问题。 “历史多样性决定了问题本身需要进行重新表述，因为不同的社会和时期往往存在不同的答案，因此也必须进行比较。”米尔斯这样向我们表明，没有一劳永逸的方法，每一个研究都必须脚踏实地。就如中国历史人物唐太宗所说：“以历史为镜，可以正衣冠。”在对人类和历史的本质做出界定后，我们又需要明晰支配社会和历史前进与维系的动力是如何运行和生长的。可以说，人类的目标就是在一个民主的社会中在运用理性时享有充分的自由，但事与愿违，尽管理性在增长，但不可思议的是自由不仅没有扩展，反而受到了压制。“运用新巧仪器的人并不了解它们，而发明这些仪器的人对其他东西所知甚少。”在我看来，他们所不了解的所不知道的正是他们这么做的目的，每个人正在被有限理性框定，零件化的时代开始到来，个人的问题只被当做是稳定社会中功能失效的一部分，只需要就行修复，而不是将其上升为社会的论题进行本质的讨论。而操纵这些的正是出于社会最顶端或者隐藏在社会背后的政治因素与权力制约，行政和合理性的要求正在限制理性，扼杀自由，而身处其中的人无力从心。社会发展的真正目的渐渐在偏离正轨，社会科学不仅没有增进人类的理性和自由，反而在行政效率和结构合理化上煞费苦工，最后一无所得，如果这违反社会的发展规律，其可以被当做这个社会最可怕的“失范行为”。而这也是米尔斯担心发生和考虑解决的。马克思对于健康的问题有这样的看法：健康问题其实都有其社会结构根源的事实，而这一点不是仅靠个人生活方式能解决的。而我们的社会整体和个人现在都有出现了这种“不健康”状况的倾向。米尔斯所担心的是，这个社会尽管在表面上是在进行理性的组织，但在所谓理性的掩护下，实际上它正在一步步吞噬着个体的自由，开始把人们形塑成社会和权力所需要的人，而不是自己愿成为的人。并且由于缺乏这样一种把问题上升为公共论题，把问题结合在社会和历史中讨论的能力，整个社会结构现状趋于稳定，而它本身却并不想改变，因为在一些人看来一个合理而稳定的社会整体是好过于一个充满理性公民的社会的，我们需要维持，而不是变革。一个社会是连续的社会，表现在各个结构组成的链接里；一个历史是连续的历史，表现在人类发展的前后相继中。因此任何片段性的研究都会阻碍我们从全面的角度去观察社会，看待问题。3、角色的转换在米尔斯看来，社会科学以及社会科学家担负着让社会重见理性和自由光明的重大职责，而最终目的是让每个人都拥有这样的社会学的想象力。“社会科学家帮助公众能够获得理性进行自我教育的前提是其本身是否获得了理性和自由。”所以社会科学家应当是先行者。因此他们，在米尔斯看来，担负起了一个身体力行去让公众变成真实公众而不是沦为社会大众的使命。这样的角色并不是所谓“技术专家”去解决技术问题，也不是所谓“哲学王”去构建一个完美的世界，在他们身上存在某种独立性，那就是远离真正的社会问题，甚至于道德随波逐流，于权力全然不知。而具有社会学的想象力的人应当具有的独立性应当是表现在道德和政治上的，他们有自己的学术伦理，独立于政治权力，秉持着问题中心的原则，努力在社会结构和历史发展中寻找最适合的解决方法，并不断补充和完善之。担负起这个社会的道德和政治责任，以理性和自由为道德判断，以理性和自由为权力赋予，更为具体地，他们应该是“公共知识分子” （郑晓娟，2009）。（二）理论的比较：后现代主义毫无疑问，米尔斯的观点已经承认这个社会开始进入“第四纪元”，也就是所谓的后现代时期，而他的某些观点，也应当顺应这样一个时代的要求，下面，我会用后现代主义的一些理论来阐释米尔斯的社会学的想象力。首先后现代主义否定现代性中的所谓非此即彼的二元分类，排斥“整体”的观念，强调异质性，特殊性和唯一性。并且不再寻找共通点，而是找寻差异。这和社会学的想象力对人性的假设不谋而合。其次。后现代主义的另一大内容就是强调人的主体性的回归。在福柯看来，由于社会中的各种权力制约和规训，人已经开始被异化，他不再享有自主权，因此如何回归人自身成为了现时的重要内容。而社会学的想象力强调问题中心性，而反对把问题次要化，因此这也是以人为中心的，是关注人本身的，并且它致力于通过社会和历史的双重分析来找到问题本质的答案，因此某种程度上是为了人主体性的回归，更进一步是为了那些正在被蚕食的理性和自由的回归。后现代的代表人物之一哈贝马斯就认为资本主义的科技和理性出现偏差的原因并不在于科技，而在于日益官僚化的行政机构以及由此而来的文化意识形态防御系统。所以需要冲破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系统，摆脱思想压制，进行自由交流，重建新型人类关系和新理性。最后，现实是如何被生产，呈现和再呈现也是后现代主义关注的重点，他们需要寻找现实中语言和符号背后深层次的权力和建构问题。换句话说，它关注的不单是问题，而是问题其本身是如何产生和被解释的，这也是社会结构背后的操控因素，就如米尔斯极力阐述的，我们要关注问题，但问题本身不是问题，而是构成问题背后的一系列潜在因素，诸如权力，历史，结构等。而福柯就认为，谁能解释知识，谁就掌握了权力。但值得一提的是，这个厚重的理论体系却并不支持专注于延续性，并且也认为本质是无法抓住的，由于环境的偶然性，事物的根源也很难追寻，这些和社会学的想象力中的历史性相背而行，实际上，它需要的正是这样一种延续性。但无论如何，可以看出，米尔斯的理论在某种程度上也应当被归于后现代的理论体系，尽管存在一些差异，但这也是理论相互补充和完善的绝佳时机。既然社会已经步入后现代，我们也应该运用一套全新的模式来应对这样的变化，而不是固守陈规，按部就班，否则这样的社会还何谈发展，何来进步。三、观点评判（一）开拓了一条更为理性的社会科学道路通过上文的描述可以形成一个以困扰揭示问题，然后将问题上升为个人环境，社会结构以及历史发展三者相混合的社会论题，最终帮助增进人们的理性和自由，从而推进整个社会的发展。米尔斯造就了一条新型的“科学”道路，以理性为手段去达到理性的目的，为社会科学开辟了一个真正属于自己的方法，同时也为整个社会提供了一条不同于以往的思维线索，为我们理解人与社会的关系开拓了崭新的视野。（二）难以把握的抽象性但需要注意的是，“社会学的想象力”要求人们能具备在宏观结构与细枝末节中任意穿梭的能力，并且能以开阔的视野回归到具体的问题，然后再从具体的问题解决上升到一般的总结高度。这是一个理解问题的全新角度，但是同时具有一定的抽象性，并不是非常容易把握。所以作者更喜欢把这种能力称为心智品质，如果要成为系统的方法还必须不断完善和整理，毕竟心境的产物并不是能够原封不动的化为现实的，要想走上这条通往理性和自由的康庄大道还必须跨越一条条思想与现实的沟堑。四、小结事实上，全书也就是米尔斯社会学想象力的一个实例演绎，从批判，再到结合社会结构和历史深层次因素的分析，他将人类理性和自由缺失的问题上升成为了一个更加宏观和高层次的社会论题，并从其中可以看到解决这一问题的方式。综合了历史的感受力、人类学的感受力和批判的感受力，米尔斯最终想向我们诠释“许多不会玩牌的人倒是能洗牌”的现象应当朝着“玩牌和洗牌兼顾”的前景上改变和发展。

在这个想象力被拒斥的国度

社会学需要想象力，科学、文学、艺术...人类所有的知识生产都依赖于想象力。丧失了这种想象力，创新就不可能发生，一个没有创新的社会将是一个死水般的社会，一个没有想象力的国度也是一个丧尸般的国度。只可惜，如今的我们，正处在一个想象力被拒斥和压制的国度，我们中的许多人，在密谋的思想控制中成为快乐的机器人。这里并不是说离开这个国度，我们就能获得想象的自由，而是说，在这里，想象变得更加不可能。我们的教育无疑给我们提供了相对来说最平等的上升途径，只要智商正常，甘愿努力，我们可以在社会中取得一个比世袭而来的更高的地位，在某种角度看来，我们的教育能够起到洗牌的作用，把底层的精英挑选出来，把上层的白痴排斥出局。然而在另一方面，这种教育却与人的天性背道而驰，大众教育盲目追求的一致性压抑着潜在的天才。我并不是想在此批判教育，而是想追溯想象力被拒斥的起点，与之并行的是家庭教育的失败。许多社会学著作都在强调中国的社会是一种以家庭为纽带的社会，亲缘关系是社会关系中至关重要的构成部分。中国的许多伦理道德都在家庭的范畴之内。当然，这种自古至今的伦理道德有其光辉的一面，但作为“个人”意识的逐渐觉醒带来的将是对部分过于排斥个人能动性的道德的敌视。在这个国家，我们往往会发现一些并无过错但只是或多或少强调了”个人主义“的行为被周遭规劝。这种价值观的正面冲突之结果往往以所谓”无经验的后辈”的被迫妥协而告终，当个人意图的失败已成定局，在这个社会文化中道德上的认可却接踵而至。庸碌一生的长辈会以经验为锁链，将追求个人理想（很多时候这种理想有悖于长辈的期待和道德传统的规范）的晚辈在心里上禁锢起来，而中国人又是一个如此追求“面子”的群体，很少人能够做到特立独行我行我素，即便一些人可以做到，他们也无时无刻不再承受着心理上的愧疚和负罪感。游子在外乡除了思乡，往往还伴随着对自己远行而又在学业或事业上不甚成功的精神鞭笞，因此，亚裔往往是同侪里精神压力最大的族群。我一向认为，个人主义和想象力之间有着不可忽视的纽带。相对来说，个人主义带来精神和行为上的自由，个人主义承认人的基本权利并为之辩护。毋庸置疑，人作为社会性动物不可能不与他人产生关系，也不可能不在这种关系中协调双方利益以达到平衡，但这种协调的结果绝不能是作为道德链底端的人的单方面牺牲。举一个例子，如果已知的结果是一个经过努力可以到达的更高平台，那么为什么不选择在不违背原则的前提下到达平台后将道德彰显而去选择放弃这个可以提升自己乃至家人的平台却停留在低层次平台上继续庸碌一生呢？有些人说是因为孝义道德，那这种所谓的道德真的是值得传承的吗？身边有太多这样的例子，在中国，这种妥协往往会带来正面评价，而且一旦妥协开始，就覆水难收，谁都不想失去已得的道德光环，哪怕这种光环背后是经年累月的精神折磨和伴随终身的悔恨。一种作为行为主体的自由，一种个人主义的想象力，在这个备受控制的国度里被压制并扭曲着，于是成就了大量闷骚的屌丝和自我嘲弄的囚徒，一大群焦虑而淡漠的行尸走肉重复着所谓经验传授者的人生轨迹，不知道在这些人临终之时，所能想到的最后悔的事情是不是这一件，如果是，那就是一个文明的悲哀了。

米尔斯的答案

我们的时代，从个体的角度看是各有各的不幸，从社会的角度则是没有个体性的悲剧。悲剧太多却成了喜剧、闹剧、荒诞剧，也许大多数人只是想演一出正剧做一个有尊严的、体面的角色。可是这种要求虽然正当却殊难实现。当以个体的名义在剧中挣扎时，我们难以获得悲剧的崇高感，而只剩下了丑角的荒诞感。因此，米尔斯的社会学的想像力不是对个体而言的。如果个体有意义那也是超越了个体的个体。只有社会学的想像力才能让个体超越个体的生存境地，而具备了社会学的想像力个体就不再是个体。感同身受的结果是我们不再是一个人在战斗。我们的命运是结构所产生的，要改变命运唯有向结构战斗。米尔斯提倡批判性，尤其是社会学家的批判性。他以身作则的反对科层化的学术官僚，宛若先知般的举起了战斗的犄角。社会学的想像力当然以多元为其价值归依，可是作为被一元压抑的多元唯有揭竿而起才能彰显其存在。因此，只有通过战斗把一元削弱到与其他的元平起平坐时讲多元才是有意义的，否则就只是统治者对异己力量的收编。米尔斯英年早逝。若不然，当他看到六十年代以晚，意识形态被消解得支离破碎，什么都行却疲劳乏力的精神状态时不知作何感想。当幸福的权力、道路的选择被交由个人时，个人就真能幸福吗？

容易犯的错误

这本书提问并雄辩地解答了这样一个问题：社会学研究，甚至于社会科学研究，应该采用怎样的方法？答案是，没有一成不变的方法，“每个人都是自己的方法论家”。这就是社会学的想像力。社会学研究中（我以为也是社会科学研究中）最容易犯的两个错误是：一是为了理论具有普适性而上升到了过高的抽象层次，然后从理论到理论进行演绎跳跃，实际上这是提供不了什么实质的新鲜内容的（这就是宏大理论），正确的做法是立足现实为理论补充新鲜血液；二是把研究方法限制在统计学、数学和其他固定的方法论模式中，把想像力局限了。回想大家刚入门时，总喜欢挑最最宏观的，对任何门类都有用的社科总论书和讲研究方法的书，就不难理解这两个错误。全书最有价值的地方就在于，揭示了我们容易犯的错误。有人可能会说这个批判只是为主题服务，但题目中，研究应具备天马行空的想像力，其实倒并非独具慧眼。与这本书很相似的是《科学研究的艺术》，正好一本是社会科学，一本是自然科学，其理却是相通的。如果那些是错误的，那什么是对的呢？要激发想象力，可以用附录中的日记，也可以用历史。不要堕入实用性和科层的泥潭，社会科学家有自己的使命，那就是去启蒙大众，让他们认识到，自己的个人困扰，很多是社会结构中的公众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