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姆生传》书评

与邪恶携手的大师

纵观一个半世纪以来的世界文坛，再难有一个作家像克努特•汉姆生（1859－1952）那般赢得如此之多的荣誉又引起如此之多的争议的：1920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宣告了以他为代表的现代主义文学的首次旗开得胜，和19世纪现实主义文学的暂时退潮；1945年他以叛国罪遭起诉，挪威人民要求其对在战时以宣传鼓动方式瓦解抗战的亲德行为负起责任；2009年为挪威政府宣布的“汉姆生年”，大规模的纪念造势同样引起大规模的批评，挪以关系还一度出现紧张态势。我们当然无法体会前两次事件在当年掀起的轩然大波，但从2009年出版的中文版四卷《汉姆生文集》挪威驻华大使的贺信中，我们还是能够体会人们对汉姆生那种爱憎兼备的矛盾感情：“汉姆生对二十世纪欧美文学的影响不容忽视……尽管如此，汉姆生并没有获得挪威其他作家同样的赞扬和珍视。这归咎于他在二战德军占领挪威之前与期间对纳粹表示过同情。”于是这便牵扯到一个问题：当一个作家的政治污点不亚于他的艺术成就的时候，我们该如何正确地看待他？是在他的政治与艺术之间划出一条鸿沟，以“一分为二”的方式宣告两者为互不相干的存在？还是故意模糊其中的某一面，而通常在一种保护人类遗产的良好动机的驱策下，模糊的还是其令人不堪的那一面？在学者英•科伦看来，一个作家的政治与艺术、人品与文品之间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我的愿望，就是要理清汉姆生的写作、生活和社会之间的相互影响。”他用数十年时间搜集大量一手材料，包括汉姆生家人提供的书信和国家档案撰成的这部《汉姆生传》（2009），即是通过对汉姆生人格特质与艺术创作之间的关系，尤其是传主“多元”与“分裂”的人格的剖析与解读，展现一个艺术家是如何一步步地走向看似与艺术互不包容的邪恶，并与邪恶携手共进的心路历程。汉姆生出身贫民，不满十五岁就出外打工谋生。从小甚少家庭温暖与漂泊无依的流浪经历，既铸就其不得安分的个人生涯的开端，亦为其作品中大多数人物情感疏离的先声。彼时，身患抑郁症的母亲时常冲出家门，“来到田野，进入森林，或者走在马路上，家里的人就会听见她在那里大声而又可怕的尖叫”。这既使汉姆生害怕，“缺少自然渴望获得的母爱与关注”，也使他窥视到另一种人生的存在。他对这种极端的情感怀有浓厚的兴趣，不仅在他的成名作《饥饿》与《神秘》中以潜意识和内心独白等心理分析加以探索，也自觉继承了母亲血液中的神经质。而按照他所接受的“二百五十二天”的教育和生吞活剥的尼采哲学，“神经质乃是超越凡俗之人的体现之一”。于是他自比“超人”。对这种性格缺陷，英•科伦总结说：“汉姆生是按照他的主观的认识能力来生活的”。其实放之每一个人这句话都不错，但随着一个人的成长，尤其是像汉姆生这样的作家，这种“认识能力”将一路放大到令他本人都未必能够甄别并承受的地步。当他作为一个先锋作家登上文坛，他就像他小说中的人物那样，举止诡异，离经叛道，就如郭敬明在博客上秀“裸”，汉姆生是既“疯”又在秀“疯”，完全是一个懂得如何炒作自己的商人。而在二战中，他自任“为挪威国家和民族争取独立的伟人”，自信能够说服希特勒放挪威一马，殊不知他已为祖国的耻辱簿添上了沉重的一笔。当然，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视野有限且又自觉高人一等的“认识能力”不啻为一个从底层往上爬的穷小子的助推器，使其无视那班教育与出身皆高他不止一筹的良家子弟的冷嘲热讽，亦使他彻底脱离——无论是肉体还是精神上——所出身的那个阶级，尽管他的作品大多以他们为主人公。汉姆生两度赴美都留下了糟糕的印象，他身经目击19世纪80年代芝加哥风起云涌的工人运动，以及美国政府的血腥镇压。一方面他对“民主的暴政”深恶痛绝，另一方面，工人要求改善劳动条件的罢工，则被他视为不守本分的贪婪堕落行为。英•科伦指出了这两者之间的联系。20世纪初，英美资本的大力扩张在极大程度上改变了挪威的经济体制。人们的“根”从土地上被拔除，大量人口从农村涌向城市，人的个体觉醒和对民主自由的要求随之水涨船高，这不仅与汉姆生所抱持的“超人”思想格格不入，而且“当代世界”带来了“工业化、城市化、民主化，以及阶级斗争”，把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人与人的亲情和友谊、人对土地的热爱全都扭曲，而一并沦为利益的奴隶。汉姆生发现了当代痼疾所在，然而开出的药方却是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复古，在《大地的成长》中，他呼唤农民社会的重新回归，和能使人各得其所、各归其位、安守本分的强有力的宗法制“大家长”的再临。但吊诡的是，他本人却浸淫于“当代世界”中无法自拔。他反对城市，但又从城市中汲取源源不绝的创作动力；他热爱土地，却只满足于玩票似的养花弄草，“一个铅笔头”就可以将他带离“他如此珍视的那个世界”。并且正是得益于市场与资本流动的无壁垒，他的作品才能在国际畅通无阻。他自知却无以摆脱，因而其写作“始终都是产生自他本人的内心矛盾”：农民的宿命论与现代人控制自然的欲望，神秘与科学，农夫与作家，族长制的秩序与民主自由，等等。然而，汉姆生是决绝的，他渴望变革。就如英•科伦所言，他的艺术“非常紧密地与德国的新浪漫主义传统相吻合”，新浪漫主义运动声称，摩登时代的所谓进步代表的是一种严重的衰退，人的灵魂堕落了，自然的秩序陷入了混乱。他的作品成功地激发了人们对现代性的理想和价值的厌恶，同时又激发起人们对返回大地和自然的生活方式的渴望，并且他笔下那些个性张扬、无视权威、不甘屈服和自我奋斗的人物，在那些被压迫的人的心中引起了强烈的共鸣。而纳粹的宣传工具在继承了新浪漫主义运动的形式（而非实质）之外，也利用了汉姆生的美学思想为其扩张服务。但汉姆生与纳粹的关系并不仅仅止于被利用，因为他在英美身上看到了他的复古理想的敌人，在纳粹主义中找到了疗救当代痼疾的办法，更在希特勒身上看到了那个他念兹在兹的“大家长”。终其一生，他都不遗余力地鼓吹纳粹主义，认为德国的失败也是他个人的失败。尽管纳粹的暴行罄竹难书，但他那“分裂”的人格与“超人”的“主观认识能力”终究蒙蔽了他的双眼，以至在政治上“站错了队”。于是我们便能理解，汉姆生并非如一些论者所说的“误入歧途”，而是“在纳粹主义到来之前，汉姆生已经是纳粹主义者了”。艺术上的激进与政治上的保守如此无隙地融于同一个作家身上，而这个作家的创作又是一个世纪国际政治、经济和文化思潮激烈动荡的缩影。《汉姆生传》提醒我们，评判一个作家——或更进一步，评判一个人——并不单纯是洗澡水和婴儿的问题，尤其是当洗澡水和婴儿难分彼此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