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台湾

作者简介

本书从一个新视角，演绎了一部国学当代史。这曾是一段隐秘的历史，也是中国传统文化在今天的另一种命运。他标示出一个重要的时间临界点，并提醒我们，在此临界点之前，人们其实生活在一个有渊源、有传承的文化共同体中。至于这种文化血脉是如何被慢慢隔绝的，也许从这些国学大师的行动、言说与事件中，我们会有更多的体悟。

书籍目录

前言1

胡适：书生最后的闹与寂1

枝条始欲茂，忽值山河改

乘桴浮于海的日子

半个台湾人

清算胡适的幽灵

万山不许一溪奔

政治文化围剿的靶子

在欢会中陨落

微笑的异端

傅斯年：归骨于田横之岛33

深陷政治的漩涡

“抢救大陆学人”

归骨于田横之岛

元气淋漓满台大

身殉台大的最后时光

世间已无傅斯年

林语堂：“落根”有为有不为61

倦云游子意，万里忆江城

来台后二十四快事

“落根”有为有不为

洋博士成了国学大师

半个世纪的金玉缘

一团矛盾的八十自叙

幽默大师的落寞

钱穆：一生为故国招魂89

落花流水春去也

千斤担子两肩挑

文化一脉传南国

晚年居台获新生

枯桐欣有凤来仪

心犹余憾洗铅华

魂归故里，叶落归根

方东美：独步学坛的诗人哲学家

苦海望乡人

台湾因他才有哲学

独步学坛无敌手

出入中西的硕学通儒

在“党”外的“书呆子”

由诗心而入哲境

中华文化传灯不绝

乾坤一场戏，生命一悲剧

徐复观：擎起这把香火的猛士

学术与政治之间

临歧分手竟反目

半路出家的学界明星

无惭尺布裹头归

中国文化披麻戴孝的最后孝子

未谒孔陵为遗恨

一个农民的儿子

牟宗三：重建传统的儒家智者

风飘万点正愁人

生我者父母，教我者熊师

以文会友，以友辅仁

宋明义理，魏晋人物

内圣外王的哲学典型

硕果仅存的新儒家

一生著作古今无两

一个时代的终结

陈鼓应：为民主浪迹天涯的新道家

失落的自我

追随自由主义斗士殷海光

充其量是个自由主义者

“台大哲学系事件”

“参与独派活动的叛乱分子”

“投共附匪”的北大教授

为民主浪迹天涯

出入老庄的新道家

归于寂静之后

南怀瑾：经纶三大教的传奇隐士

乱世人生如飘萍

在台湾的困顿岁月

传奇经历越传越奇

欲为天心唤梦醒

从《人文世界》到老古文化

催生中国当代第一条合资铁路

大陆掀起“南怀瑾热”

“买票不进场”的人生

后记

编辑推荐

　　1949年，风云变幻，时局动荡，文人的命运也不可避免地与政治黏合在了一起……《在台湾:国学大师的1949》将胡适、傅斯年、东方美、南怀瑾等几大鸿儒在1949年的抉择，在台湾的离奇命运，以极强的吸引力和文字概括力呈现在读者面前，由不得你不想阅读，不想进入别人的传奇。

前言

　　一　　去过台北的人都该会被那些别致的街道名称所吸引，市区几条东西向的主干道，从北往南依次以忠孝、仁爱、信义、和平为名，此外还有四维、八德之类典自四书五经的路名，此乃蒋介石败退台湾后的杰作。他在台湾除了将传统文化平铺在了城市的路面上，还煞费苦心地把原来的“草山”以其偶像王守仁之字改曰“阳明山”，而这里的公园便顺理成章成了阳明山公园。　　同时蒋介石用大陆各地命名台北的街巷，方位基本按照中国版图位置排列，恍如一张缩微的中国地图。比方说，走到青海路，你就知道，这是在台北的西北，假如是厦门街，那就是在东南方。倘若碰到一个生僻的地名，像康定路，估计外地人就要找不到北了。　　蒋家王朝在1949年仓皇败逃时，带走了故宫的古董字画，国库的金条珠宝，但是最宝贵的是，“抢救”走了胡适、傅斯年、罗家伦……这些当时中国最著名的知识分子。　　而对于生逢鼎革的知识分子来说，1949年则是短暂而漫长的一年，这一年在政治军事大幕背后，有悲欢离合的社会生活，有人生十字路口的迷茫踯躅。在这个改朝换代的易辙之时，他们注定要进行一次地震般的分化与聚合。因为在整个20世纪上半叶，知识分子的命运不可避免地与云谲波诡的政治粘合在一起了，国共两党的历史和纷争无情地影响了他们的选择，透显出时代是如何摆布个人命运的。当时整个知识界都得面临着何去何从的问题：是留在大陆，还是东渡台湾？　　胡适、傅斯年、钱穆、方东美、徐复观、牟宗三……他们原本就不理解人民革命，或曾坚持过“反共”立场，他们或是直接担任过国民党军政要职，或是思想文化立场不认同新政权。在紧张的政治气氛中，已隐隐预感到将是新时代中被改造抛弃的对象，反复权衡种种利弊之后，带着生命个体的彷徨与恐惧，无奈地背井离乡。　　最终或走或留成了中国知识分子的分水岭，他们的选择亦成了新中国初建时一道抢眼的风景线。所谓最终，是因为对于想走的人来说，这是最后的机会；而对决定留下的人来说，无疑亦是新生活的开始。无论是走是留，个人命运都将由此而大不相同……　　从此以后两岸长达半个世纪的暌违阻隔，这些去往台湾的知识分子们只能做苦海望乡人，在满腹乡愁下度过余生。几十年生死两茫茫，他们逐渐被记忆和历史所尘封，消失在大陆人的视野中，很多人的名字甚至都被遗忘了，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他们在台湾还好吗？他们在台湾究竟在想什么做什么？作为大陆的人们不得而知，但可以肯定的是那挥之不去的乡愁是他们共同的标签。　　历史进入上世纪80年代初，两岸关系逐渐解冻缓和，一些文化名人，在两岸关系的舞台上扮演了特殊的角色，他们的文化作品、处世风范被大举引进。作为通俗文学的代表琼瑶、三毛作品，伴随着邓丽君歌曲和校园民谣在大陆风靡一时，影响了整整一代大陆人，许多大陆人也因此对台湾印象由白色恐怖转向情意绵绵。其后流亡台湾的胡适、张大千、梁实秋、白先勇等，开始陆续在大陆各领风骚。　　本世纪初连战、宋楚瑜和李敖相继“登陆”，大陆的“台湾热”常兴不衰，关注台湾事务的大陆民众也日益增多，但两岸长期形成的对峙和生疏绝非短期内就可以消除，大陆人对台湾的了解仍然少得可怜。在“台湾热”的喧嚣中，这些研究国学的硕学鸿儒除了个别像胡适、林语堂、钱穆等，多数却不被大陆人所知晓，使得他们身与名俱被历史的尘埃所遮蔽。　　在这里我选取了九个颇具代表性的人物，呈现出这些去往台湾的硕学鸿儒的别样人生。他们深厚的学养固然让人高山仰止，我亦不想在文字里去深入探究，只想展现出他们从1949年开始的不为人所熟知的人生和生活。　　书名取为《在台湾——国学大师的1949》，其实不是很妥帖，因为文字里1949年只是很小一部分，而大部分笔墨的触角是深入他们在台湾的生活，这儿的“1949”更恰当解释是为一个时代的象征。后来想想黄仁宇先生《万历十五年》也不单单是1587这一年的那些事儿，东施效颦后也就心安理得了。　　不过给这些伟大的知识分子统一冠以“国学大师”的头衔，想必读者总会以各种理由质疑。在如今这个浮华的年代，“国学大师”这顶帽子被滥用得满天飞，连季羡林先生都要请辞，所以称他们为国学大师总觉得是一个尴尬的媚俗称呼。他们流亡在孤岛，却始终保持对中国文化的温情和敬意，使得国学一脉得以绵延不断生生不息，我始终无法找到一个更好的称谓去概括这些伟大的知识分子。　　二　　“国学”之谓乃上世纪初为区别“西学”而诞生，从它问世那天起就面临着被边缘化的危机。19世纪中叶，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轰开了中国的大门，打破了中国维持了两千多年的经济和政治秩序，汹涌而进的西学新知冲决了国人内心的堤岸，知识阶层开始比较东西方发展的差异。为了抵御外敌、富国强兵，出现了一股“西学东渐”、“中体西用”的热潮，“国学”一词也就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提出来的。“国学”两字包括着泱泱中华的一切传统学术文化，维系着几千年的华夏礼仪文明，但自上个世纪以来，国学的命运可谓起伏跌宕。　　1895年甲午海战中国的失败，不得不割地赔偿，委曲求和，自此台湾被日本侵占长达50年之久。人穷则变，艰难的生存现实迫使人们思考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了中国的贫穷落后，任由帝国主义瓜分豆剖的局面的？戊戌维新运动虽然失败了，但思想的禁地一经打破，疆域总在不断地扩展之中。李鸿章曾形容这个历史转折的经验是两千年来未曾有之大变局。　　到“五四”时期达到了一个巅峰，新文化运动把国学批得体无完肤。国家主义、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新村主义……异彩纷呈，互相激荡。激进的知识分子深挖造成中国两千多年缓慢甚至停滞发展的根源，他们在历史的记忆中翻箱倒柜，责问传统的体制与文化。他们高喊着“打倒”、“打倒”，“拿来”、“拿来”，把国学无情地抛弃在一边，为新知识和新思想腾出空间。　　1949年治乱兴替，新中国成立后人们披荆斩棘奔向前，国学成了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的代名词，被予以割弃。　　让我们回过头看看海峡的另一边——台湾。虽然两岸长年对峙分割，但台湾却在文化上清除了日本殖民文化的影响，全面恢复了传统的中国文化。时至今日台湾的国学依然发达，传统文化的香火依旧鼎盛。　　台湾学校里一直沿袭了“国文”的称谓，汉字依然是使用了几千年的繁体字。中小学校注重国学教育，小学教育中，国文、历史等与中国文化相关的课程至少占了一半，重视学生的古文训练和中国传统思想的熏陶。当年国民党当局定下的共同校训几乎都是“礼、义、廉、耻”，让国学点点滴滴深入人们的生活。　　而高中国文教科书包含三种：《高中国文》、《国学基本教材》和《国学概要》。前者与大陆的《高中语文》课本相似，后者《国学概要》内容是关于国学的一些基本知识，如经史子集的概要性介绍；而《国学基本教材》的全部内容就是“四书”。　　最近大陆把台湾中学国学教材引进，一些学者提出了“大陆的语文教育当效仿台湾”的看法，甚至建议可以用该书取代大陆的语文课本，引发了社会的震动和反思，为什么台湾的国学教育做的这么好呢？　　这些要得益于国民党执政期间对国学教育的高度重视，1967年7月，蒋介石鉴于大陆发起“文化大革命”等缘故，他倡导成立“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推行委员会”，并亲自担任总会长坐镇指挥，全力推动文化复兴。他这一做法虽是打政治牌作文化秀，但无论如何在复兴国学上确实做了不少善事。　　台湾国学得以传承，这些在孤岛“为中国文化披麻戴孝的最后孝子们”尤其功不可没，他们怀着花果飘零的精神，在孤岛上保住了中华传统文化的一脉，带出一批批国学的衣钵传人。　　如今钱穆的弟子余英时成了大陆无人能及的学界翘楚，徐复观、牟宗三的弟子杜维明是享誉世界的新儒家第三代，方东美的弟子傅佩荣作品在大陆影响甚巨，牟宗三的弟子王财贵在两岸推行“读经运动”，学习陈鼓应书的于丹掀起一股“庄子热”……　　正是这些国学大师不遗余力地提倡和教育，为台湾几代人打下了良好的国学基础，在岛上培植出丰富的文化土壤。在台湾，不但每逢孔子诞辰岛内孔庙要举行庆典，其他一些节日社会名流均要举办诗歌雅集，普通百姓酒酣耳热时还常常吟诗唱和。也因为有这样的氛围，才培养出林怀民和“云门舞集”这样现代的古典演绎者，表演出《薪传》、《水月》、《九歌》这样生命的舞蹈；才孕育出李安这样的艺术大师，拍摄出《卧虎藏龙》这样深具韵味的电影；才滋养出方文山这样著名的词作者，创作出《东风破》、《菊花台》、《青花瓷》这样宋词小令般典雅凄美的歌曲，引领华语乐坛的中国风。　　三　　20世纪80年代后，中国的改革逐渐触及到经济和政治制度的深层，人们接受了社会变革所必须经历的阵痛。在社会结构急遽变革的总体情势下，科学主义和自由主义并不足以整合实然世界和应然世界的价值观，意义的失落使得社会秩序的清整变得困难重重。一些人开始重拾历史的碎片，寻找能够救赎世俗社会的工具。　　人们跨过风云变幻的20世纪走到新世纪的今天，才发现我们原来并没有走出孔子所代表的文化传统的圈子，开始意识到需要重新认识传统文化。终于历史发生了一个惊人的轮回，被摒弃的国学以新文化保守主义的面孔出现在世人面前。　　一时之间，国学又成了香饽饽，重振国学的声音高涨。2005年中国人民大学正式宣布成立“国学研究院”，接着武汉大学、复旦大学各个大学纷纷开设国学班。还有推出“国学短信”的，手机用户每月交10元学费，就可以每天来上一段“子曰诗云”的“国学”短信课。以圣人孔子为名、传播中华文化的“孔子学院”，在世界各地如雨后春笋般出现。　　“百家讲坛”易中天、于丹的走红，国学博客圈的建立都在昭示着新文化保守主义借尸还魂的思想运动趋向。在政府的支持下，祭孔活动重新登上了历史舞台，并且规模空前、舆论攻势强大。早在几年前鼓励少儿读经的运动就声势浩大，苏州两家私塾“菊斋私塾”和“复兴私塾”相继开馆，宣称传播中国文字和儒家文化的“童学馆”落户于武汉。2008年斥资300亿的“中华文化标志城”在孔孟故里开始修建，把这场“国学热”推向了高潮。　　历史似乎习惯跟世人开玩笑，当大陆开始“国学热”时，台湾岛内却开始“去中国化”。以陈水扁为代表的“台独”势力逢“中”必反，“中华邮政”改为“台湾邮政”，将“中”字头公司一律改为“台”字头，历史教科书中“国父”孙中山先生变成了“外国人”……以至于有人讽刺陈水扁能否把儿子陈致中也改叫“陈致台”？　　台湾推行“去中国化”，目前还只是伤及皮毛，没有动其筋骨，国学教育体系没有被完全破坏，依然保留着良好的传统。马英九上台后，开始有“拨乱反正”的新气象。台湾一些有识之士如余光中、许倬云等人纷纷发起成立了“抢救国文教育联盟”，要求恢复过去的“国学强势竞争力”。　　一个没有传统文化的民族，是一个不完美的民族。南怀瑾说：“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亡国都不怕，最可怕的是一个国家和民族自己的根本文化亡掉了，这就会沦为万劫不复，永远不会翻身。”　　人类社会的进步发展不是空中楼阁，精神家园也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国家认同的前提是文化认同，只有通过共享一个世代更迭的文化共同体，我们才分明感觉到血浓于水。一个人可以通过整容把自己变得与同胞大不相同，却无法剔除血脉中的文化DNA链条。　　度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去往台湾的这些国学大师，是我们共同的财富和瑰宝，缅怀他们的生命历程是对我们民族最好的礼敬。　　周为筠于杭州　　2008年4月4日清明

内容概要

周为筠，历史学学士，文学硕士。出版策划人，独立撰稿人。

任《社会观察》、航空画报》等多家杂志主笔；《世界新闻报》、《南方都市报》、《竞报》等报纸专栏作家。在国内外知名媒体如《天涯》、《粤海风》、《中国青年》……发表文章近千篇。在《社会科学论坛》、《新闻战线》、《澳门理工学报》等学术期刊发表论文三十多篇。迄今发表几百万字的各类题材作品。

章节摘录

　　乘桴浮于海的日子　　1948年底，胡适曾有过一闪而过的和平幻想，还叫来了在安徽芜湖的本家胡乐丰，准备将家属送往徽州绩溪老家，但他很快清醒地认识到，其一贯主张“和比战难”是正确的。毛泽东不再对胡适存有幻想了，但他还是说：“只要胡适不走，可以让他做北京图书馆馆长！”胡适听说后不为所动，这样胡适的名字自然从统战名单中被除去了。毛泽东在淮海战役胜利结束后以中共中央名义宣布战犯，胡适的大名赫然列在“罪大恶极的帮凶们”之首。胡适明白自己在大陆是待不下去了，1949年1月21日，他亲自送夫人江冬秀和傅斯年夫人俞大彩上了去往台湾的船只。　　1949年4月6日，胡适从上海乘“克里兰夫总统号”轮船离开祖国，船缓缓驶离码头。车水马龙的外滩渐行渐远，悲从中来的胡适眼眶湿润了，他不知道此去这辈子还能不能回来。胡适在当晚日记中淡淡记了句“此是第六次出国”。在一望无际的太平洋上，思想苦闷的胡适在老乡陈独秀晚年的文字里找到了共鸣，认为陈独秀在弥留之际迸发出的思想弥足珍贵，“特别重要的是反对党派之自由”抓住了近代民主政治的主旨。　　胡适痛定思痛，反思国民党政权一败涂地的原因。他开始与雷震等人筹办《自由中国》一事，并开始起草《〈自由中国〉的宗旨》一文，胡适在此宗旨里提出，这个杂志要作为“自由中国”运动的一个起点，“向全国国民宣传自由与民主的真实价值，并要督促政府切实改革政治经济，努力建立自由民主的社会”，宣言里也毫不掩饰地攻击“共产党铁幕之下剥夺一切自由的极权政治”，并幻想“尽我们的努力，援助沦陷区域的同胞，帮助他们早日恢复自由”。此语作为《自由中国》的发刊词昭然印在每期杂志扉页，胡适还成为这个杂志的发行人。　　4月27日，胡适经过长途颠簸来到了大都会纽约，住进东城81街104号这幢他原来租住过的公寓。胡适对灯红酒绿的纽约既熟悉又陌生，在这里他曾度过自己风华正茂的留学生涯，以及抗战时期当驻美大使时指点江山的风光岁月。如今年老落魄重新回来，却要开始他流亡的寓公生活。国民党犹如扶不起的阿斗，使得胡适抬不起头来，他在美国开展的民间外交在大势之下徒劳无功，很多同情国民党政权的美国政要都表示无能为力。胡适此时心情可谓灰暗之极，他通知国民党政府驻美使馆，取消一切约会，不会见任何政府或国会的领袖，躲进小楼继续考证他的《水经注》，并一再声明从此不问政治。　　把自己封闭起来暂时逃避现实可以，但随着日子的推移，胡适不得不面对经济上的窘迫。一向不治家产的他，生活拮据，捉襟见肘，而这时夫人江冬秀也投奔胡适来到美国。江冬秀乃一乡村女子，到美国后语言不通，失去社会生活能力，只会邀三喝四地拉几个寓居美国的流亡太太在屋打麻将。这下可苦了平时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胡适，被“逼上梁山”的他经常在电车上被挤得东倒西歪，亲自外出购买油盐酱醋日用杂货，干起抹桌洗碗的鸡毛蒜皮的家务。虽然生活落魄精神极度萎靡，但胡适显赫的名声还在，从国内来美的过路客总想来一睹大师的风采，以至于胡适的寓所简直成了一个“熊猫馆”。一些远道而来的朋友来看胡适，他请不起客，只好煮茶叶蛋来寒酸招待。他的学生唐德刚形容那时他“惶惶如丧家之犬”，足见其困顿与颓唐。　　1950年5月，竟为五斗米折腰的胡适，终于在普林斯顿大学谋到该校葛思德东方图书馆馆长的饭碗，虽美其名曰馆长，其实加胡适自己一共才两个人。在国内大名鼎鼎的胡适不得不屈于此职，做上一个清闲的图书管理员。在这里他前后做了两年的图书清理工作，业务闲暇之余继续他的考据研究，扎进故纸堆里自娱自乐，聊以自慰。　　胡适虽然远离大陆，也不大认同共产党的政权，但赤子之心从来没让他的目光游离出祖国，他热切关注着彼岸的一切。在他来美国不久，香港报纸转发了辅仁大学校长陈垣给胡适的公开信。老朋友陈垣劝胡适要幡然悔悟，回头是岸。胡适读后顽固地认为此信是伪造的，并在台北《自由中国》上发文说，“可怜我的老朋友陈垣先生，现在已没有不说话的自由了”。　　然而，最让胡适不放心和痛心的莫过于小儿子胡思杜的“背叛”。胡思杜顾名思义“思念杜威”，胡适给小儿子取名寓意既表达了他对老师的敬重之情，更含着他一生对自由主义的坚定信仰。这个小儿子当年留在北大没有跟胡适走，后来进了华北人民革命大学。胡适没想到这个小儿子竟会朝他飞来投枪，“追求进步”得称他是“帝国主义的走狗”，并在香港《大公报》上发表《对我父亲——胡适的批判》，宣布与胡适脱离父子关系。胡适知道后坚信是别人逼儿子写的，并在《时代》杂志上发表《没有沉默的自由》一文；另一面表达出的是知子莫若父式无尽的凄凉与无奈。　　1952年11月，胡适应台湾大学和台湾师范学院的邀请，自美国飞抵台北讲学。听说胡适从美国归来，台湾各界人士蜂拥而至台北松山机场欢迎，大家对胡适寄予了极大的希望，都想争睹这个知识界领袖的风采，也想关心下美国对台政策与台湾的发展前途。　　在台湾复任“总统”的蒋介石为了笼络胡适，专门约见并出示一份香港的《大公报》，上面有胡思杜批胡适的文章。蒋介石对此事表示“关怀”，孰料胡适却不领情，反倒认为这是蒋介石借此嘲弄自己儿子不肖，便情绪激动地反唇相讥，巧妙地兜出蒋经国的老底：“我的小儿子天性愚钝，实不成器，不如总统令郎迷途知返！”胡适这番话暗指1927年蒋经国留学莫斯科时，曾写文章大骂其父蒋介石是“革命的叛徒，帝国主义的帮凶”，“是我的敌人”。此举不是同胡思杜如出一辙吗？蒋介石一下子愣住了，只好尴尬地报之以苦笑。　　胡适在台湾除了出入各所大学的讲坛外，各种公开社会的演讲也不少，向来声音洪亮的他，由于频繁地演说，使得喉咙嘶哑，不得不求助于大夫。在台湾受到如此隆重的欢迎，使得胡适对台湾多了几分依恋，他面对台湾媒体问及返台感想时说：“大约一年左右，我还是要回来的；以后希望每年能回来一次，但我也希望当我下次回来时，大家能给我不说话的自由，让我胆子更大些，多玩些日子。”从这时开始，胡适开始频繁地往返于台湾与美国之间。　　1954年元月，胡适回到台湾参加“国民大会”，在开幕仪式上，胡适提出“扣足六年任期”的推算法，来解释一届“国大”为何能两次选举总统，为蒋介石的连任制造了绝好的舆论。并将“总统”的聘书亲手送给蒋介石，使得蒋介石心花怒放，摆出台湾随时欢迎胡适归来的姿态。　　年入古稀的胡适在台湾如此受追捧，使得生性喜欢热闹的他动起归去来兮的念头。一日胡适从普林斯顿讲学坐火车回家，这时美国的天气极冷，外面鹅毛般大雪纷纷扬扬，在轰隆隆的车厢里，他依稀想起了少年时代从徽州乡下乘船去杭州，再辗转到上海的日子。忽忽一少年，如今也进入暮霭沉沉的晚境。客居海外的他又患上心脏病，连人寿保险公司都拒绝保险。胡适暗下决心，要在有生之年还掉学术上所欠的债务，并计划趁早回到台湾安度晚年。胡适和美国的朋友一一告别，赵元任一班朋友还给他搞了个告别晚会，可惜就在1957年2月17日，胡适因为胃出血病倒了，使得他的归国计划暂时搁浅。医院给他做了胃切割手术，这场大病让一向乐观旷达的他自感时日不多矣。　　胡适在给友人赵元任的信中说：“我打算回去，是因为我今年66岁了，应安定下来了，利用南港史语所的藏书，把未完的几本书写出来。”这里提到的这几本未完成书稿分别是：早在1919年给他带来巨大声誉的《中国哲学史大纲》，胡适计划将此书下卷完成再改成《中国思想史》；还有他那本写成快30年前的《中国白话文学史》，到现在也是半部书的半拉子工程；最后要数那部被胡适自己反复琢磨的《水经注》，几年的心血也应该有个了断了。

图书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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