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学记

作者简介

历史的吊诡往往让人哭笑不得。在一个时代巨变，政局动荡，外族入侵，战火频仍，物质生活极其匮乏，连生命安全都不能保证的环境里，从小学至中学，至大学，少年和青年时代的何兆武所感受到的，非但不是恐慌、忧虑、不安，恰恰相反，是幸福。而在今天的学校里，在一个安定、富足、物质条件极大提高的环境中，莘莘学子们恐怕很难体会到幸福的感觉。当代学校教育的失败，早已不是新鲜话题。学校教育的目的到底是什么，政治和教育之间，教育和社会之间，应该建立一种什么样的关系，何兆武通过他的回忆，向我们提出了一系列的追问，促使我们再度面对国民教育这个无比重大的话题。当然，这本书的价值远远不止是对教育的追问，它所触发的感受和思考，必将发生长期的影响和讨论。

口述历史是近年来的一个热点，薄薄的一册《上学记》更是2006年读书界的一个亮点。超然与淡定让年逾八十的何先生获得了一种“随心所欲不逾矩”的自由，这份自由让几乎见证了整个中国二十世纪历史的他在追忆过去的时候，充分地保持了一个历史学家的本真与哲学家的睿智。可以说，《上学记》是上个世纪前半叶中国历史的一页剪影，可其中又缠绕着口述者对后半叶历史的深切反思。其中个别的记忆或有偏差，但是并不影响何先生对于过去那个时代整体精神的准确理解和表达。追求自由却拒绝虚无，捍卫真实却并不偏执，追忆过去并不造神和美化，反思现实又烙印着历史的启示，何先生的为人、为学都令人钦敬。

书籍目录

修订版序言  何兆武

序　那一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幸福和自由  葛兆光

第一章　（1921—1939）

我的祖上没有名人

三民主义的少年兵

“一二九”见闻

上学记  甲

1.力矫时弊，以古为则？

2.无故乱翻书

3.天籁幻想

鬼子来了

恋恋故乡情

返乡

湖南印象

上学记  乙

1.中央大学附中

2.西方教科书

3.逃离“修道院”

第二章　（1939—1946）

上学记  丙：迁徙的堡垒

1.自由散漫的作风

2.三个大学从来都“联”得很好

3.自由，学术之生命

4.逃课、凑学分与窗外的聆听

5.图书馆不是藏珍楼

6.茶馆听吹牛，里根挂二牌

7.兼职做教师

8.恋爱？

9.“天人交感”下的人生观转变

几个难忘的人

1.一包热情的闻一多

2.民主人士张奚若

3.战国派雷海宗

4.吴晗印象

5.冯友兰先生

6.金岳霖先生

7.中国通温德，白俄噶邦福

8.曾昭抡先生

9.数学系

10.物理系

战火芬芳

“一二一”运动

1.“打倒孔祥熙!”

2.一多先生被刺

3.一个人的政治底线

五柳读书记

忆同窗

1.“科里红”何佶（吕荧）

2.殷福生（殷海光）印象

3.大才子王浩

4.因言获罪的陈良璧

5.老友郑林生

6.高干子弟？

第三章　（1946--1950）

教书台湾

日日江楼坐翠微

上学记  丁：革大学习

零敲碎打

后记：把名字写在水上  文靖

编辑推荐

　　本书是何兆武教授的这部口述浓缩了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心灵史。《上学记（修订版）》叙述的尽管只是1920年代-1940年代末不足30年间他学生时期的陈年往事，却蕴含着一个饱经沧桑的老人对整个20世纪历史的反思，对我们重新认识过往、观察现在以及展望未来都有着重要的启迪，这大概是《上学记（修订版）》能够激起读者广泛共鸣的原因。《上学记（修订版）》同时又是很个性化的，何先生不惮于表露自己的真情实感，不忌讳议论先贤的道德文章，既树立了理性的尊严，又使自己的性情展露无遗。在目前这个功利滔滔的的世界上，何先生对知识与真理的热诚仿佛一股清泉，可以冲洗那些被免得熏染的心灵，使其复现润泽。这也是老一代知识分子风范的存照。任何津津乐道于名人八卦消息的解读，都大大偏离了何先生的志趣。久已厌倦标签化历史著作的读者，可以从《上学记（修订版）》中获得丰富、鲜活的历史体验，特别是今天“上学者”和“治学者”，或可藉此思考一下，学应该如何上、如何治。　　我想幸福的条件有两个　　一是个人前途的光明、美好，可是这又非常模糊，非常朦胧，并不一定是个明确的目标。另一方面，整个社会的前景也必须是一天比一天更加美好，如果社会整体在腐败下去．个人是不可能真正幸福的。这两个条件在我上学的时候恰好同时都有。　　当时正是战争年代，但正因为打仗，所以好像直觉地、模糊地，又非常肯定地认为，战争一定会胜利，胜利以后一定会是一个非常美好的世界，一定能过上非常美好的生活。

前言

　　这本小书《上学记》确实是一个偶然的产物。四年前，青年友人文静女士来找我谈话，想从我这里了解一些旧时代学生生活的情况。当时我没有任何思想准备，更谈不到思想上的酝酿，只是东拉西扯地信口闲谈。文静女士据此写了几篇小文，居然得到刊载，这或许引起了她的兴趣，于是又连续和我几度闲谈。就我而言，事先并无写书或出书的念头，只不过是零星回忆一些往事而已，所以全然没有一个整体的构思，闲话太多，较重要的事情却多有遗漏，乃至后来读到成稿时，已经难以重起炉灶，只不过在个别字句上略加修饰，点缀成文。　　我想有一点是要特别加以说明的。回忆录不是学术著作，也不可以以学术著作视之，读者切不可用所要求于学术著作的，来要求个人的回忆录。学术著作要有严格的客观根据，绝不能只根据作者个人的主观印象。

内容概要

　　何兆武：1921年9月生于北京，原籍湖南岳阳，1939年考入西南联合大学，1943年毕业于西南联大历史系，1943年至1946年在西南联大外文系读研究生。1956年至1986年任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研究员。1986年至今任清华大学思想文化研究所教授，兼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访问教授和德国马堡大学客座教授。长期从事历史理论、历史哲学及思想史的研究和西方经典著作的翻译工作。译有卢梭《社会契约论》、帕斯卡尔《思想录》、康德《历史理性批判文集》、罗素《西方哲学史》等，著有《历史理性批判散论》、《历史与历史学》、《文化漫谈》等，口述《上学记》等。

章节摘录

　　第一章　（1921—1939）　　我的祖上没有名人　　我的祖上没有名人。太平天国打仗的时候曾祖父逃难从长江的对岸跑过来，因为我的老家岳阳在洞庭湖口的东边，所以说他是河西来的，从湖北尺八口到岳阳，然后就在岳阳定居。他是劳动人民，烧炭的，不识字，我也没见过他，只是回老家听老人们说，他很勤俭而且勤奋，所以晚年生活改善了一些。他一辈子的遗憾就是不识字，所以他要他的孩子念书，后来我的祖父在清末的时候考上了一个秀才。清朝末年废科举、兴学校，我的祖父在我们家乡办了第一个小学，按解放后的阶级分析来说，应该是从封建知识分子转化成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了，其实这个说法也有点过分，那个小学什么都没有，就是一间普通的房子改一下，收几十个学生。后来祖父要我的父亲到省城里学习。那时候已废科举改立新式学校了，每个省差不多都有一个高等师范或者高等工业学堂，比如现在的武汉大学就是原来的武昌高等师范，现在的南京大学就是从前的中央大学，再早就是三江师范学堂，湖南也有一个高等学校，叫湖南高等实业学堂，是现在湖南大学的前身，我父亲上的就是那个学校，学采矿。　　父亲毕业那年正值辛亥革命，孙中山在南京成立临时政府，他们几个刚毕业的同学商量，要为民国的新政府服务，就直接跑到南京找政府。虽然没有任何关系，政府却把他们几个都留下来工作，这好像挺奇怪的，现在不能想象了。很快，孙中山的临时政府和北京袁世凯政府合并（不是一个政府推翻一个政府，而是合并），把政府搬到北京来，我父亲跟着到了北京，就在北京政府工作。所以从民国初年起，我家就在北京落户了。后来到北伐的时候，1928年，国民党打过来，把北洋政府打败了，但也不是推翻（解放是推翻蒋介石的南京政府，但那个时候不算推翻北洋政府，而是打倒北洋军阀的政权），而是合并，又把北京政府合并到南京，依然是中华民国政府。那时候我还在上小学，北京一下子空了很多，很多人都跟着走了，我父亲那几个同学也跟着去了，但我父亲没有去。　　我的父亲不是国民党党员，至少我不知道他是。父亲一生讨厌政治，认为政治是黑暗的、肮脏的，小时候我经常听他这么说，所以我想他不是党员。后来他搞采矿，算是一个工程技术人员，中央政府搬到南京去，他觉得自己是搞技术的，凭本事吃饭，老跟着政治转没意思，所以就没有去。那时候像他这样的学生，毕业一出来叫“技士”，就是技术员，熬多少年有了成绩，升为“技正”，才成为正式的工程师，这是两个不同的级别。我父亲一直在北方的煤矿里工作，在龙烟铁矿，在宣化、石景山，在六河沟的煤矿、河南焦作的煤矿，还有开滦煤矿，他都工作过。　　我是1921年生于北京，一直到1937年日本人从卢沟桥发动侵略战争，我们才回老家。不久，大部分沿海地区都被日本人占领了，包括南京、上海这些城市，很多人——至少是大部分的知识分子都跑到后方去了。我的幼儿园、小学、初中都是在北京上的，直到高中一年级才回老家。　　三民主义的少年兵　　我上小学的时候先后经历了北洋政府和国民党政府两个时期。印象仍然很深的是，这前后两个政府的统治有很大的不同，至少在我的感受上是这样。不过这一点，好像写当代历史的人都没有足够地强调。　　民国初年，中国实行西方的制度，也开国会，也有多党竞争，比如梁启超是进步党，孙中山是国民党，小党派也很多，但党是没有自己军队的，要凭选票选到议会里，谁的票多谁上去组阁。孙中山有个非常著名的助手叫宋教仁（当时“民国伟人”号称“孙、黄［兴］、宋”），满脑子是按西方的体制搞议会政治、搞选举，根据选举组阁。不过那个东西并没有效率，而且结党营私，表面上看党派林立，政权像走马灯一样，今天换这个明天换那个，其实都是一些政客在操纵，并没有搞好。袁世凯当然也看不顺眼，就把宋教仁刺死了。　　所以，孙中山改组以前的国民党是按照西方的体制组建起来的，用我们的术语来说，是个资产阶级政党，始终不成气候。毛泽东总结说，在中国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那些北洋军阀有军队，打到哪里统治就到哪里，孙中山后来为什么要把大总统让给袁世凯？因为孙中山没有自己的军队。没有军队就没有地盘，就没有自己的势力范围，所以“号令不出国门”。而袁世凯有自己的武装，实力摆在那里，也不会听他的。所以孙中山只要袁世凯承认民国，就把总统让给他。　　1923年孙中山改组国民党，“以俄为师”，学习苏联共产党的经验，模仿苏联的体制，而且是全方位地模仿。他们之间互称“同志”，那也是学苏联的，而西方的政党内部并不是“革命同志”的关系。苏联是一党专政的革命的党，党是领导一切的，包括军队，所以孙中山也要建立自己的军队，组建黄埔军校，要靠自己的武装把那些军阀都打倒。当然，后来他死了，北伐没有成功，到蒋介石接手以后，北伐才算是成功。在军队制度上国民党也学苏联，军队里面有政治委员，每一个地方都有一个党部，执行“以党治国”的路线。所以日本媒体称国民党军队为“党军”，党本身有自己的军队，这跟西方体制完全不同。　　再比如三民主义，三民主义包括“民族”、“民权”、“民生”：民族主义就是说中国是受欺负的，中国要翻身独立；民权主义是指中国过去没有民主，以后实行民主制度，人民有权，这叫“民权”；最后归结到“民生”，就是要改善人民的生活，所以孙中山自己说：“民生主义就是共产主义。”“民生主义”最开始的两大内容就是要节制资本、平均地权，平均地权当然也要土改，节制资本就是不许个人的资本无限扩大，所有重要的经济方面的事业都归国营，铁路、银行、大型厂矿都归国家所有。这是孙中山的改良主义，不过后来并没有真正实行，蒋介石走了官僚资本的路。蒋介石时期确实大的事业或者企业大都是国营，大的银行，像中央银行、交通银行都是国营，也有私人银行，但都是小银行。问题是，所谓的国营实际上乃是“政府营”，所谓的“政府营”就是政府里的几个寡头营，其实就是官商，和国家、人民没有关系。　　改组后的国民党，在体制上学苏联，即孙中山所说的“以俄为师”。国民党实行“以党治国”，其实质也就是“党领导一切”，即一党专政，以党来治理国家。简单解释就是“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党是唯一的，“党外无党，党内无派”，党是绝对统治一切的，一切都由党来决定，这是苏联的模式。西方政党的体制是选举制，这个下来那个上去，孙中山改组以后的国民党不是这种制度，他的那个“总理”也不是责任内阁制的“内阁总理”，而是总揽一切都归他管，所以叫“总理”（后来蒋介石则改称“总裁”，即一切由他裁决）。孙中山有一个规定，那是连黄兴都不赞成的，即入党的时候宣誓，不但宣誓入党，还要对孙中山个人宣誓效忠。所以“总理”或“总裁”，也就是个人独裁。　　以前人们常有一种错觉，以为国民党是跟着西方走的，其实国民党的体制是学苏联的专政模式，与西方的民主模式完全不一样。西方政党不是革命的党，没有说某个政党有自己军队的，只能通过和平手段，通过竞选取得政权，西方的领袖更不可能要求党员对他个人宣誓效忠。然而国民党自我认同是个“革命的”党，蒋介石讲话时张口闭口总是“我们革命军人”如何如何，党拥有自己的武装、自己的军队，要用武力夺取政权，另行一套体制，所以它必然是个专政的党，必然有一套与之相配套的意识形态的统治，领袖尊严神圣不容冒犯。　　孙中山改组国民党的这套“以俄为师”的思路和当时的国际大气候很有关系。当时的英、美等老牌西方民主国家正值经济大恐慌，都显得很没落，而苏联的斯大林则气势逼人，有一股方兴未艾的气象。所以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初期，专制独裁乃是一种世界性的潮流，甚至张学良下野到欧洲游历一番后，也相信了法西斯主义，认为只有法西斯主义才能救中国。在这种世界历史的背景之下，国民党没有跟随英美民主而效仿苏联的专政体制，便不足为奇了。　　我做小学生时，北伐以后就有了政治学习，“党义”和革命史是学校里的公共课，要背三民主义。“为什么说三民主义是救国主义？”一共三条，答：一、民族主义争取中华民族在世界上的平等，所以它是救国主义；二、民权主义是它争取什么什么，所以它是救国主义；三、民生主义是什么什么。而且每个星期一的早晨都有一节课做纪念周，纪念孙中山的，叫作“总理纪念周”，校长或其他老师带着我们背《总理遗嘱》，那是国民党的《圣经》，就像我们文革的时候天天读《毛主席语录》、背“老三篇”或《再版前言》一样。每个教室里都挂孙中山的像，上边横批“天下为公”，那是孙中山题的，他喜欢那几个字，还有“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这副对联，下面是《总理遗嘱》。其实，一种意识形态究竟能否成功，并不在于它口头上所强调的，如果不能在实践中经受考验，无论理论多么冠冕堂皇，都没有意义。我记得有个教国文的老师是国民党党员，一次在课堂上说：“总理遗像上的这副对联（‘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有人说要改一下，改成‘宋氏尚有一龄，同志仍须努力’。”宋霭龄是孔祥熙夫人，宋庆龄是孙中山夫人，宋美龄是蒋介石夫人，传说还有一个叫宋妙龄的，可见当时国民党的党性程度之低。　　国民党有意识形态的灌输，开口三民主义、闭口三民主义，但在这之前完全不是这样，北洋军阀没有意识形态的统治，这是和国民党时期最大的一点不同。记得我很小的时候，各系的军阀纷纷争着占领北京，今天这个军队来，明天那个军队来，也不知道他是哪一系的，什么奉系的、直系的、皖系的，我都不了解。过军队的时候，他们也是排队唱着军歌。唱些什么呢？说起来非常可笑，他们唱：“三国战将勇，首推赵子龙，长坂坡前逞英雄。”三国里的战将谁最勇敢呢，首先就是赵云赵子龙，他在长坂坡单骑救主，七进七出，一个人就把阿斗救了出来，成了英雄。他们把这个故事作为军歌，非常滑稽可笑，表明北洋军阀没有抓住意识形态这一环，如果有的话，那就是《三国演义》了。再比如国，歌，中国古代有个《卿云歌》，“青云烂兮，纠缦缦兮；日月光华，旦复旦兮”，萧友梅为它谱了曲子，这就是北洋时期的国歌。20年代末，国民党北伐，国旗和国歌都改了，五色旗变成青天白日满地红，国歌里唱：“三民主义，吾党所宗，以建民国，以进大同。”这是我们小时候唱的第二首国歌。　　另外一件事也可以说明北洋时期和国民党时期有多么大的不同。北洋时期，比如蔡元培做北大校长的时候，提出“兼容并包”，请的那些教师里面有保皇党辜鸿铭，有黄季刚（黄侃），有叛徒刘申叔（刘师培），也是位国学大师，早年曾参加革命，后来又背叛了，但蔡元培也要。还有后来的布尔什维克李大钊，自由主义胡适，陈独秀（现在应该算他是激进的民主主义了），他也要。还有鲁迅、周作人、梁漱溟，他都要。其实假如北洋政府真正严格起来的话，完全可以把北大给封了，把蔡元培抓起来，可是蔡元培在北大却演出了一场自由开放，这在后来国民党时期就不可能了。陈独秀后来被国民党关起来（虽然共产党说他是托派，可是国民党还是认为他是共产党，把他关在监狱里），一直到抗日战争爆发，全民抗战，红军改编为第八路军，才把陈独秀放出来。释放以后，陈独秀依然非常穷困，国民党没有给他任何生活保证，四川有个人把他请到家里养着。后来周恩来受党的委托，邀他回延安，他也不去，说是“士可杀，不可辱”。陈独秀本来是北京大学教授，既然把他放了出来，完全可以把他送回北大，那么重量级的人物，无论教不教课、干不干事，完全可以给他一个名义，把他养起来，也等于增加自己的政治资本，但国民党并没有这么干。　　我并不想抬高北洋军阀。北洋时期的那些军阀根本没有任何长治久安的打算，他们关心的只是争地盘、刮地皮，整天你打我，我打你，有的纯粹就是土匪，例如“三不知”的张宗昌，不知自己有多少兵，不知自己有多少钱，不知自己有多少小老婆，像这样的人根本无暇顾及其他，看不惯了可以抓人，但并没有、也拿不出任何意识形态的东西。这也恰好给五四运动提供了一个特殊的环境，如果是在严格的思想专制之下，类似五四运动的思想启蒙是不大可能出现的。所以我们那一辈的年轻人，或者比我年纪大一些的年轻人，实际上受的都是五四运动的影响。“科学，民主”，“自由，平等，博爱”，还是蔡元培带回来的法国革命的口号，我们小时候都已滚瓜烂熟。记得我上小学一二年级的时候，有一次举办成绩展览，其中有一副对联是高年级的同学写的，上面写着：“仁义礼智信，德谟克拉西”。“德谟克拉西”是什么？我不懂，就回家问，姐姐还笑着说：“这个你不懂。”其实就是英文里的Democracy（民主），这副对联的意思是说：中国文化传统是“仁义礼智信”，西方的精神传统是“德谟克拉西”。　　比较一下童子军的军歌，也非常有意思。童子军是19世纪英国人贝登堡办的，我小的时候每个学校都有了童子军，也有军服，实际上就是体育课，除此之外还讲一些知识，比如救生的知识、野营的知识。北洋时期童子军军歌是唱“二十世纪天演界”、“不竞争，安能存”，那还是清末严复翻译《天演论》里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理论，当然这种理论也并不代表北洋政府官方的意识形态，北洋政府官方没有意识形态，也没有意识形态的教育，所以我们的教育实际上是所谓资产阶级的旧民主主义教育，从童子军军歌就能表现出来。歌词里有一句：“哥哥华盛顿，弟弟拿破仑。”后来我们老师还说：“哥哥华盛顿没有问题，弟弟拿破仑恐怕有点问题。”拿破仑搞侵略战争，不过我们那时候还是把他的早期看做法国革命的代表，所以就这么唱下来。北伐以后，童子军军歌就改了，当时是言必称三民主义，所以歌词改为“我们是三民主义的少年兵”，凸显意识形态。不过那时候我已经小学四年级，不再是童子军了，所以我的弟弟会唱，我就不会唱了。

图书封面

---

 上学记下载 精选章节试读 更多精彩书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