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生活的发生

后记

这本书是我与我的学生张乾友合作的一项成果，是近两年多时间合作发表的一些论文的结集出版。对我而言，与乾友的合作是个偶然，而现在却取得了这项成果，不禁有些感慨。我与乾友的合作是从他上“大四”开始的，现在他已经是我的硕士研究生了，暑期结束，他将开始“研二”的学习。记得是06年的暑假开学后，乾友来到我的办公室，怯生生地递给我两篇文章，说是他写的，想让我给看一看。我接过文章，说了一堆勉励他的话，无非是说希望他“多写多练”、“会对学习有很大帮助”之类的话，可是我并没有去看他的那两篇文章。在乾友大学一、二年级的时候，我为他们开设过“管理学基础”和“政治学原理”两门课，他在课堂上那种如饥似渴的神情给我留下了较深的印象。但是，毕竟他刚刚完成基础课的学习阶段，专业课的学习应当说才开始，我不认为这样一个刚刚进人大三的学生所写的文章还需要提意见去修改。后来，乾友选了我做他的学年论文指导老师，这样一来，我就不能不看他写的文章了。大致是在07年的5月份，乾友交来他的学年论文，正好我要出差，就把他的论文带上了。在飞机上，我拿出论文来看，感到文质不错，只是观点属于学界流行的。下了飞机等行李的时候，我用手机给他发了个短信，让他先读我的几篇文章，然后再修改论文。几天后我回到北京，乾友把修改后的论文交给了我。我当时并没有太上心，只是准备看一看给个成绩了事。可是，看了之后感到非常吃惊，可以说他已经领会了我文章中的思想，不仅论文的观点得到了矫正，而且文章的总体质感也得到了大幅提升。

作者简介

这是一部考察近代国家生成之历史过程的著作。近代国家的生成是一段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的历史进程，对其作深入研究，会对从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转型的运动有启发意义。本书努力把握思想家们对社会转型中的每一个基本问题以及每一个重要社会现象的解释和建构逻辑，旨在寻求对正在走进的后工业社会进行社会规划和制度设计的一般性方法和思维路向。本书在公共生活的论题下考察民主制度、法治国家以及管理型社会治理方式的形成和演进，揭示市民社会对于公共生活的影响，分析市民社会的异化以及公共生活的形式化所包含走向未来的可能性，试图在“新市民社会”兴起的现实条件下去构想公共生活健全的方案。本书可以用于政治学专业本科生与研究生教学，也可以作为政治学学术研究的参考书。

书籍目录

导论：国家现代化进程中的公共生活



一、从神权国家到绝对国家

二、两种国家形式的较量

三、公共生活的发生

四、公共生活的异化



第一章  市民社会及其国家



第一节  城市、市民社会与近代国家的产生

一、城市是自由的发源地

二、城市的衰落与市民社会的兴起

三、近代国家的生成过程

第二节  基于市民社会的国家理论

一、历史上的市民和市民社会

二、市民社会与国家的统一

三、从黑格尔到马克思

第三节  “市民社会”与“公民国家”

一、市民及其社会

二、公民及其国家

三、国家与社会的分离



第二章  市民社会发展中的治理变革



第一节  对市民社会的解读

一、不道德的社会

二、“看不见的手”

三、辩证法的理解

第二节  市民社会的意见表达

一、从权力分享到意见表达

二、边缘性意见表达的兴起

三、结构化的意见表达

第三节  与市民社会相伴的治理变革

一、市民社会与国家的分离

二、国家对市民社会的入侵

三、新市民社会的兴起



第三章  国家演进中的政治发展



第一节  近代国家演进的逻辑

一、主权国家的生成过程

二、主权国家向法治国家的演进

三、法治国家在治理上的困难

第二节  法治国家中的权治

一、权力行使方式的转变

二、权力作用领域的改变

三、重新审视法治国家

第三节  谋求社会治理的合理性与合法性

一、合理性与合法性问题的提出

二、合理性与合法性的理论建构

三、合理性与合法性的“危机”

第四节  趋向于公共性的近代政治发展

一、从封闭到开放的政治

二、开放性中的公开性

三、获得公开性的艰难历程

四、政治的普遍性与行政的公共性



第四章  共同体演进中的公共生活



第一节  对共同体演进的历史考察

一、作为一个研究视角的共同体概念

二、从家元共同体向族阈共同体的演化

三、族阈共同体的基本构图与走向

第二节  从共同生活到公共生活

一、古代社会的共同生活

二、现代社会的公共生活

三、公共生活的衰落

第三节  公共生活发生的路径

一、家庭：领域分化前的社会单元

二、从家庭走向公共生活

三、乌托邦：对现实的否定陈述

四、生成时期的公共生活



第五章  理解公共生活



第一节  公共利益发生的历史

一、统治型社会治理体系中的共同利益

二、国家治理条件下公共利益的发生

三、审视法治国家中的公共利益

第二节  从言说与行动看公共生活

一、作为人的规定的言说与行动

二、不同生活类型中的言说与行动

三、走不出公共生活困境的言说与行动

第三节  城邦生活不是公共生活

一、被理想化了的城邦生活

二、城邦生活是一种共同生活

三、城邦生活的自主性



第六章  自由与民主的追求



第一节  人类追求自由的思想轨迹

一、受困于必然世界的历史

二、走出必然世界的努力

三、自由世界的两个样板

四、追求自由的未尽之路

第二节  权利观念发生的历史踪迹

一、罗马是否存在权利观念

二、中世纪的特权与权利

三、从特权中蜕变出权利

第三节  现代民主理论的兴起及其演进

一、从人民主权到表达民主

二、精英主义的兴起

三、在协商中追求民主

四、民主最终蜕变为空想



第七章  公共生活的重建



第一节  精英治理及其终结

一、精英形象的变化

二、现代的精英治理

三、精英治理的终结

第二节  共同生活与公共生活的较量

一、以个人为基础的公共生活

二、组织与共同生活的复辟

三、想望公共生活的重建

第三节  领域融合与公共生活的重建

一、社会生活的构成

二、领域融合中的公共生活

三、重建公共生活的路径



参考文献

后记

编辑推荐

《公共生活的发生》：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后期资助项目。

前言

哲学社会科学是探索人类社会和精神世界奥秘、揭示其发展规律的科学，是我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有力武器。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水平，体现着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思维能力、精神状态和文明素质，其研究能力和科研成果是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没有繁荣发展的哲学社会科学，就没有文化的影响力和凝聚力，就没有真正强大的国家。党中央高度重视哲学社会科学事业。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就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作出了一系列重大决策，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提出：“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推进学科体系、学术观点、科研方法创新，鼓励哲学社会科学界为党和人民事业发挥思想库作用，推动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和优秀人才走向世界。”党中央在新时期对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提出的新任务、新要求，为哲学社会科学的进一步繁荣发展指明了方向，开辟了广阔前景。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大力提高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质量，努力构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人才密集，力量雄厚，学科齐全，是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事业的主力军。长期以来，广大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献身科学，甘于寂寞，刻苦钻研，无私奉献，开拓创新，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为服务党和政府的决策，为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培育民族精神，为培养社会主义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作出了重要贡献。

内容概要

张康之，男，1957年生人，江苏铜山县人，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20多所大学的兼职教授、客座教授或讲座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出版著作及教材有《总体性与乌托邦》、《寻找公共行政的伦理视角》、《公共行政中的哲学与伦理》、《社会治理的历史叙事》、《一般管理学原理》、《公共行政学》、《公共管理导论》、《公共管理伦理学》、《行政伦理学》、《行政伦理的观念与视野》、《任务型组织研究》、《论伦理精神》等10余部，发表文章400余篇，办有“行政伦理学教学网站”（http：／／／www.xzgl.net）。

章节摘录

因而，我们看到了这样一种历史结果：在中世纪的等级制度下，“凡是法律不能确定其主人的人，法律必须以自由人对待之。因此出现这样的情况：必须把商人看作是一直享有自由的人，尽管他们之中许多人或许是农奴的儿子。由于离开了乡土，他们事实上自行获得了解放。在一个人民依附于土地、每人隶属于一个领主的社会组织中，他们周游各地，不属于任何人，显得与众不同。他们并不要求自由，自由却给予了他们，因为不可能证明他们不曾享有自由。可以说他们依惯例和时效而获得了自由。简言之，正如农业文明使农民成为通常处于奴隶地位的人一样，商业使商人成为通常享有自由身份的人。从此以往，他们只服从政府的审判权，而不服从领主和领地的审判权”。由此可见，商人实际上钻进了中世纪法律体系与权力结构的缝隙之中，并成了这个缝隙之中的“自由人”。随着商业和商人的出现，一个全新的市民阶级也开始崭露头角。当然，市民并不一定就是商人，但在最初，市民确实就是那些与商业活动有着直接联系的人。就市民的概念而言，除了商人以外，还包括那些从事商品的装卸与运输、生产一切经商所需用品，以及满足所有这些人日常生活需要的手艺人。城市最初可以通过原先那些作为仆役和工匠的人来提供这些商业活动所需要的人员，但是，随着商业与城市规模的扩大，这类人员就只能来自于城外了，即从农村获取。与商人不同的是，这些主要来自附近农村的人并不天然地是自由人，因为他们随时都可能被领主认出并带回领地。这种情况显然不利于城市的发展，于是，为了保证城市劳动力的充盈，在很多地方开始出现了这样的现象：移居到城市里的人在一定期限（通常是一年又一天）之后就可以不再受其领主权力的限制，从而成为“自由市民”。事实上，“城市的空气使人自由”这一著名谚语就是从这一事实中衍生出来的。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城市与农村争夺“人力资源”的过程，城市用自由赢得了更多的人力资源。城市使其市民拥有自由，同时，市民的人身自由也是城市得以存在和发展的重要基础。有了自由，市民才可以开展更多的活动，进而争取更多的自由。这也正是皮雷纳所看到的：“他们所要求的首先是人身的自由，这保证商人或工匠可以来往和居住于他们所愿意的地方，并且可以使他们自己和孩子的人身摆脱对领主权力的依附。其次他们要求赐予一个特别法庭，这样他们就可以一举摆脱他们所属的审判管辖区的繁复以及旧法律的形式主义的程序给他们的社会和经济活动造成的麻烦。再次他们要求在城市中建立治安，即制定一部刑法以保证安全。再次他们要求废除与从事商业和工业以及占有和获得土地最不相容的那些捐税。最后他们要求相当广泛的政治自治和地方自治。”①历史证明，市民的这些要求在一定程度上都得到了实现。除了“城市的空气使人自由”这一成果之外，商人和城市还在原有的法律体系之外创造出了专门适用于自己的商法与城市法。这样一来，市民“看来不仅是自由人而且是享有特权的人。像教士和贵族一样，他们享有特别法，摆脱了仍然压在农民身上的领地权力和领主权力”④。在中世纪，有了适用于自己的法律就等于是确认了自己的身份。而且，由于这种法律在很大程度上修正了原有的法律体系，豁免了原有法律的规定，从而在事实上使市民从原有的法律规定中解放出来，并拥有了异于原来身份等级体系下的身份，或者说，市民本身就意味着一种“自由的身份”。市民有了自己的身份，因而成了中世纪各种身份之外的一种新的身份。这种新的身份把市民们联系在一起，成为一个得到承认了的群体或阶层。在此意义上，在他们的市民身份所划定的范围之内，就产生了一个社会。这就是市民社会的原初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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