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与黑

作者简介

《红与黑》是司汤达的代表作，是欧洲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奠基作。小说主人公于连是个木匠的儿子，聪明好学，并且具有反抗精神。19岁时进入市长瑞那先生家当家庭教师，因与市长夫人关系暧昧而被迫离开小城来到省城的贝藏松神学院学习。后来又因神学院的党派斗争离开省城来到巴黎拉穆尔侯爵家当私人秘书。在这里，于连因为才华横溢而受到侯爵赏识，并得到侯爵女儿玛娣儿特的倾慕。正当于连梦想在仕途上飞黄腾达之时，市长夫人的一封揭发信粉碎了他的理想。情急之下，于连枪杀市长夫人，但未击中。事后，于连得知市长夫人的揭发信是被迫写的，他懊悔不迭。入狱后，他不申辩、不上诉，在与市长夫人相处一段时光后走上了断头台。

高尔基曾评价道：“司汤达《红与黑》中的于连是19世纪欧洲文学中一系列反叛资本主义社会英雄人物的始祖。”

书籍目录

上卷  第一章  小城风光  第二章  穷人的福星  第三章  父与子  第四章  烦闷  第五章  小小的风波  第六章  乡村之夜  第七章  长夜悠悠  第八章  堕入情网  第九章  情意缱绻  第十章  首席助理  第十一章  匿名信  第十二章  神学院  第十三章  初次提升  第十四章  重温柔情下卷  第一章  乡村情趣  第二章  初见世面  第三章  穿黑戴孝的秘密  第四章  少女的王国  第五章  难道是个丹东  第六章  焉知不是阴谋  第七章  良夜永夕，万般风情  第八章  一束秀发示信物  第九章  爱的眩惑  第十章  弱者的苦难  第十一章  工于心计的老人家  第十二章  晴天霹雳  第十三章  可悲的细节  第十四章  权势人物  第十五章  静逸  第十六章  审判  第十七章  第十八章  第十九章  第二十章

编辑推荐

《红与黑》：司汤达是19世纪法国现实主义文学的先驱，也是中国读者熟悉和喜爱的法国作家。长篇小说《红与黑》是他的代表作。小说展示了19世纪30年代法国社会的广阔图景，反映了当时法国社会各阶层的真实面貌，在思想和艺术上都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深受一代又一代读者的喜爱。本书的全译本由著名翻译家罗新璋根据法文版《红与黑》翻译。

前言

《红与黑》是法国19世纪著名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司汤达的代表作品。司汤达是他的笔名，他的原名是亨利·贝尔。1783年出生在法国南部的格勒诺布城的一个资产阶级家庭（当时社会僧侣和贵族是第一和第二等级，资产阶级属第三等级）。16岁时，他来到巴黎，加入拿破仑军队，远征意大利。29岁时，随拿破仑军队攻打俄国，亲身经历了法军的惨败。后两年，拿破仑下台，使他感到政治的幻灭。司汤达曾说：“拿破仑和我一块儿垮台了。”巴尔扎克崇拜拿破仑，早年曾编过一本《拿破仑文选》；相传在写《人间喜剧》时，在书桌一隅，安置一尊拿翁塑像，并在底座上刻下一句豪语：“彼以剑创其业，吾以笔竟其功！”在崇拜拿破仑方面，司汤达绝不让于巴尔扎克。还在小学生时期，他听到拿破仑在意大利战场连战连捷，就不禁惊喜雀跃。尽管拿破仑在政治和军事上风云变幻，而司汤达把自己心目中的英雄始终定为拿破仑，把他奉为“恺撒之后世界上最伟大的人物”，司汤达庆幸自己跟随拿破仑东征西战，先后进入米兰、柏林、维也纳，直到莫斯科，亲身践履了“拿破仑史诗”时代。滑铁卢一败，拿破仑受到复辟势力的攻讦，而司汤达不顾这股势力，振笔疾书，在1817年，花了几个月时间，写了一本《拿破仑传稿》；20年之后，又写下《忆拿破仑》。1837年，写自传《亨利·贝尔传略》，最后一句：“生平只敬仰一人：拿破仑。”言尽于此，司汤达把盛赞拿破仑为己任，赞颂拿破仑强劲的个性，充沛的精力，敢冒风险的雄才大略。无论是在司汤达的小说，还是游记，抑或文论和史书中，拿破仑始终是他关注的一个中心，在作品中都或隐或现有拿破仑的影子。《红与黑》一书中的主人公于连，可以说是从拿破仑模子中磕出来的一个克隆人物。跟拿破仑一样，于连也有非凡的记忆力，为迎合时势，把《圣经》能倒背如流，他最喜欢的书是《圣赫勒拿岛回忆录》。与瑞那市长较量占上风后，于连觉得应当乘胜追击，把瑞那的贵族傲气彻底打垮，这才是道地的拿破仑作风。同样一种英雄性格，拿破仑与于连所处的时代不同，就有幸与不幸的分别。于连神往拿破仑，但他所处的时代已非“功名只向马上取”的征战时代，于连最后喟然一声浩叹：“噢，拿破仑！你那时代，靠打仗出生入死，以博取荣华富贵，多痛快！如今却去加重穷人的苦难，岂不卑鄙！”是的，到了1830年，“军人没有出路，教士也不是出路”，英雄真的无用武之地，壮士复有不得出之悲。故《红与黑》这部小说，实际上是写一失败的小说，是写于连从锯木厂走向断头台的失败小说。于连是一个“向社会开战的不幸儿”，他生就火热的性格，充满着进取精神，向往英雄的行为。但所处的是一个复辟倒退的时代，使他不得不成为一个拒斥现存社会秩序的叛逆分子。于连“心比天高，身为下贱”，按于连自己的说法，是“老天爷把我放在穷人堆里，却给了我一颗高贵的心”，在家里，和粗鲁的父兄格格不入，话说不到一块儿去；进入社会，在市长家，在修道院，在侯爵府，看到的都是庸俗、虚伪、委琐。家庭、社会、时代三不合宜，他既不能像拿破仑去征服世界，名扬天下；也当不成维璃叶市长，惩恶除腐，伸张正义。社会逼得他只能面对“残酷的现实，强迫自己去探究卑劣的人心，再以虚伪的言行，行其欺诈的勾当”。他倾向雅各宾主义，却参加保皇党密谋；他明明蔑视贵族有产阶级，却又拼命往贵族有产阶级堆里钻营，在敌对的环境中做着没有胜利希望的美梦。于连向上爬，正当飞黄腾达的时候，不意受到告密信的打击，慨然走上断头台。一人做事一人当，于连不求上诉，不乞一命，固不失为一条好汉，但终究是一个悲剧。这个悲剧，当然是于连个人的悲剧，也是当时所有杰出的人物不用于世的历史悲剧！司汤达提出“小说一镜子”的理论，这由来就是在《红与黑》的书中：“小说好比一面镜子，鉴以照之，沿着大路，迤逦行去。”小说要像镜子，反映行进的现实。在《红与黑》中，我们看到了庸俗的内地生活，肆虐的圣公会；我们也看到奢糜的贵族社会和猖獗的保皇势力。镜子“有时映现蔚蓝的天空，有时照出的却是路上的污泥”，这能怪镜子吗？小说像镜子一样，忠实地反映现实的社会生活。要反映生活，就离不开时政。而1830年，正是法国历史上一个重要年份，七月革命的爆发，成为查理十世复辟王朝与路易·菲力普资产阶级王国更迭的契机。《红与黑》的副标题，为“1830年纪事”，也意味着这是一本政治性很强的小说。在《红与黑》中，司汤达借书中人物之口，说：“你的人物如果不谈政治，就不成为1830年的法国人。你这本书，也就不会像你奢望的那样，成其为一面镜子”。从“纪事”的角度讲，《红与黑》是本政治性很强的小说；但从成就讲，实为爱情小说也不过当。在写男女情爱上，司汤达从心理分析着笔，细致深刻，不愧为大家手笔。在19世纪上半叶，深刻刻画恋爱心理，司汤达确实有开创之功，对后世，对世界，功不可没，有久远的影响。一般人或许不知道，司汤达是个论爱情的高手能人，在《红与黑》成书的前八年，已有《论爱情》（1822）问世，此书成为司汤达的最重要著作之一。《红与黑》开笔之初，叫《于连》，直到写完上卷，才最终定名为《红与黑》，以两种色彩作书名，司汤达有寓意存焉。历来评论家绞尽脑汁，颇多发明，认为“红”与“黑”，喻为军装与道袍，剑与十字架，热血与孝服，军人的荣耀与僧侣的暗黑，火红的理想与黯然的幻灭，英勇的时代与复辟的年代，等等，等等，真可谓挖空心思。相对而言，倒是司汤达本人的说法比较平实。照司汤达的意思，“红”意味着书中主人公于连会去当兵；但他生活的年代，只得披上“黑”道袍，书名也有如此之意象。《红与黑》是19世纪的一部关键作品，世人对她不乏溢美之辞，但无论怎么说，司汤达可以跻身于19世纪世界大作家之列，该是不争的事实。罗新璋

内容概要

司汤达（1783-1842年），法国作家。原名亨利·贝尔。生于格勒诺布尔一个有产者家庭。1799年到巴黎，在军事部供职。曾随拿破仑军队到意大利和莫斯科。1814年波旁王朝复辟，他前往意大利米兰侨居，从事写作。1817年发表《意大利铨画史》，而后，开始使用司汤达笔名。1827年发表

章节摘录

插图：第一章  小城风光弗朗什-孔泰地区，有不少城镇，风物秀丽，维璃叶这座小城可算得是其中之一。白色的小楼，耸着尖尖的红瓦屋顶，疏疏密密，星散在一片坡地上；繁茂粗壮的栗树，恰好具体而微，点出斜坡的曲折蜿蜒。杜河在旧城墙下，数百步外，源源流过。这堵城墙，原先是西班牙人所造，如今只剩下断壁残垣了。维璃叶北面，得高山屏障，属于汝拉山区的一条余脉。每当十月，冷汛初临，维赫山起伏的峰峦，便已盖上皑皑白雪。山间奔冲而下的急流，流经维璃叶市，最后注入杜河，为无数锯木厂提供了水力驱动；这是一种简易作坊，大多数与其说是市民，还不如说是乡民的居民，倒借此得到相当的实惠。然而，这座小城的致富之源，却并非锯木业，而是靠织造一种叫“密露丝”的印花布，使家家殷实起来：拿破仑倒台以来，城里的房屋差不多已修葺一新。一进城，就听到噪声四起，震耳欲聋：那响声是一部模样可怕、喧闹不堪的机器发出来的。二十个笨重的铁锤，随着急流冲击水轮，忽起忽落，轰隆轰隆，震得路面发颤。每个铁锤，一天不知能冲出几千个钉子。铁锤起落之间，自有一些娟秀水灵的小姑娘，把小铁砣送到大铁锤之下，一转眼就砸成了铁钉。这活儿看起来挺粗笨，初到法瑞边界山区来的游人见了，不免少见多怪。别看这钉厂把大街上的行人震得晕头转向，假如这旅客进入维璃叶地界，问起这爿光鲜的厂家，是谁家的产业，别人准会拖腔拉调地回答：“嗬！那是我们市长大人的。”维璃叶这条大街，从杜河岸边慢慢上扬，直达山顶。游客只要在街口稍停，十之八九，会看到一位身材高大的男子，行色匆匆，一副要事在身的样子。一见到他，路人纷纷脱帽致敬。他头发灰白，服装也一身灰，胸前佩着几枚勋章。广额鹰鼻，总的说来，相貌不失为端正。第一眼望去，眉宇之间不仅有一市之长的尊贵，还兼具半老男子的和蔼。但巴黎客人很快便会对他沾沾自喜的神情，看不入眼，发觉他那自得之态，还夹杂某种褊狭与拘执。最后会感到，此人的才干，只在向人索账时不容少给分文，而轮到要他来偿债，则能拖就拖。他就是维璃叶市的市长，特·瑞那先生。市长先生步履庄重，穿过街道，走进市政厅，便在旅人眼中消失了。假如这外地人接着溜达，再走上百十来步，便会看到一座外观相当漂亮的宅第，从与屋子相连的铁栅栏望进去，是一片姹紫嫣红的花园。远眺天边，见勃艮第山脉群山隐约，赏心悦目。旅人如果对竞逐蝇头微利的恶浊空气觉得憋闷，那么对此情景，自有尘俗顿忘之感。遇到当地人，便会告诉他：这就是特·瑞那先生的府邸。正是靠铁钉厂的大宗赢利，维璃叶市长才盖起这座巨石高垒的漂亮宅第；整幢房屋，还是新近才完工的。他的祖上，相传是西班牙人，算得上是旧家世族；据称远在路易十四把维璃叶收入版图之前，就已定居于此了。一八一五年，特·瑞那先生夤缘得官，当上了维璃叶的市长，从此，他对自己的实业家身份常感愧恧。须知花园各部分的护墙，也是靠他铁业经营得法才起造得起；如今，这鲜丽缤纷的花园，层层平台，迤逦而下，已一直伸展到杜河之滨。在德国莱比锡、法兰克福、纽伦堡等工业城市，这类明丽怡人的花园，多似繁星环抱；而在法国，却难望找到。弗朗什一孔泰地区内，谁家的庭院围墙造得越长，石基垒得越高，就越受四邻尊敬。瑞那先生家的花园，围墙重重，格外令人叹赏，尤其因为有几块圈进来的地皮，是出了金价买来的。且说那雄踞杜河岸边的锯木厂吧，一走进维璃叶，劈面就会看到。那屋顶上，你会注意到有块横板，上面写着“索雷尔”三个大字，该厂六年前的原址，如今已划入瑞那先生家的花园，正用来造最下一层第四道平台的护墙。索雷尔老头，是个固执己见，不可理喻的乡民。市长先生虽很高傲，可为了叫老头儿把锯木厂迁走，也不得不跟他多次打交道，摸出大把大把的金路易。至于那条推转轮锯的公共水流，瑞那先生凭他在巴黎的关系，才得以喝令河流改道。不过这份恩典，也是在一八二几年大选之后才得到的。市长是用杜河下游五百步远的四顷地，才换得索雷尔这一顷地。这个地段，虽然于索雷尔老爹（他发迹后，地方上都这样称呼）的松板买卖更有利，但他门槛精，利用邻居的急性子和地产癖，居然敲到笔六千法郎的巨款。这桩交易，事后颇遭当地精明人的揶揄。有一次，一个礼拜天，这事也有四年了，瑞那先生身着市长的礼服，从教堂出来，老远瞧见索雷尔老爹身旁围着三个儿子，望着他直发笑。这一笑，在市长心里投下了一道阴影；此后，他不免常想，那次换地，本来可用更便宜的价钱作成的。杜河之上，大约百步之高，沿山坡有一条公共散步道。道旁修一条长长的挡墙，实属必要；这对沽名钓誉的地方长官特·瑞那先生来说，真是万幸之事！山川形胜，此处成了法兰西最美的景点之一。但是每当春上，雨水刨出条条沟壑，路面冲得坑坑洼洼，简直无法通行。人人都感不便，倒成全了特·瑞那先生：修筑一堵六米高，六七十米长的挡墙，他的德政便可流芳百世了。为这堵挡墙，特·瑞那先生御驾亲征，三赴巴黎，因为此前一任的内务部长公开表示，他死也要抵制维璃叶造这条步行道。如今，路墙已砌得有一米多高了，而且，好像为了气气所有的前任和现任部长，此刻正用大块石板在装贴墙面。有多少次，前胸靠着青灰色的累累巨石，心里犹念昨宵抛别的巴黎舞场，一面纵目俯视这片杜河流域：在那一方，在河的左岸，有五六重曲折的岩壑，依稀能见崦岩问无数细小的溪流。这些小溪，遇到多处落差，便像瀑布似的飞泻而下，汇于杜河。山里的阳光，十分酷热。烈日当头的时候，游人坐在这平台上遐想，梧叶桐影便足可荫蔽他的清梦。这些梧桐长势很快，绿得发蓝的浓阴，是市长派人在长长的路墙后面运泥壅土的结果，因为不顾市议会的反对，他径自把散步道拓宽了两米（虽然他是保王党，我是自由党，这件事还得称赞他）；无怪乎维璃叶丐民收容所走运的所长——瓦勒诺先生，跟市长所见略同，都认为这片平台，堪与巴黎近郊的圣日耳曼一盎蓝长道（terrasse de Saint-Ger-main-en-Laye）相媲美。至于我，对这条“信义大道”，只有一点责难，尽管有十七八块大理石上镌刻着路名，而这些路牌，又为特·瑞那先生赢得了一枚勋章；我所要指责于当局者，是路政上的蛮横做法：替生机勃勃的梧桐修枝打杈，甚至削去冠梢。梧桐本应长得亭亭如盖，像在英国看到的那样；现在却给修剪得低低的，圆圆的，平平的，跟菜园里的蔬菜一个模样。但是，市长大人的意志违逆不得；凡市府辖区内的树木，一年两次，必遭无情的剪削。当地的自由党人声称，也许是言过其实，说自从助理司铎马仕龙做下规矩，剪枝所得，归他所有，一班替公家干活的园丁，下手就更狠了。这位年轻司铎，是省城贝藏松前几年派来的，用以监视谢朗神甫和附近几位本堂神甫。有一位已故的老军医，他曾参加过征意战争，退伍后息隐维璃叶——照市长的说法，此人生前既是雅各宾党，又是拿破仑派——有一天，竟敢当着市长的面，抱怨说不该定期刈夷嘉木。这天，秋日晴朗，特·瑞那先生由妻子挽着，沿着信义大道闲步走去。特·瑞那夫人一边倾听丈夫正儿八经的谈话，两眼却盯着三个孩子的一举一动，不无担心。大儿子约莫有十一岁，常常跑到路墙那边，样子像要爬上去。只听得娇音嫩语的一声喊：“阿道尔夫，”孩子才放弃胆大妄为的打算。特·瑞那夫人，看上去是位年约三十许的少妇，依旧相当秀丽。“他说不定会后悔的，这位巴黎来的漂亮人物，”特·瑞那先生气呼呼地说，脸色显得比平时苍白，“要知道我在宫里也不是没有朋友的……”这位令维璃叶市长头痛的巴黎人物，不是别人，正是阿拜尔先生。两天前，居然给他动出脑筋，不仅溜进了丐民收容所和监狱，而且还参观了市长等社会贤达开办的赈济医院。“他是专门来散布流言的，然后再写成文章，登在自由党的报纸上。”“那种报纸，你不是从来都不看的吗？”“但是那些雅各宾派的大作，老有人在提起，分散我们精力，妨碍我们去做好事。至于我，是一辈子也饶不了那个本堂神甫的。”

图书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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