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威尔文集》章节试读

《奥威尔文集》的笔记-第33页

但是只要他说出来了，不知怎么的，连续性就没有打断。不是由于你的话有人听到了，而是由于你保持清醒的理智，你就继承了人类的传统。
思想罪不会带来死亡，思想罪本身就是死亡。

《奥威尔文集》的笔记-第354页 - 如此欢乐的童年

在世界历史上从来没有一个时候，单纯的金钱财富的庸俗--------而且没有任何贵族的优雅气质来作一些补救--------有像在一九一四年以前那些年那样显眼的。

《奥威尔文集》的笔记-摘抄 - 摘抄

正直的良心 ~ 当你读到任何一篇有强烈个性的文章时，你有这样的印象，你仿佛从这书页的背后看到了一张脸。这不一定是作家本人的脸。
-=-=-=-=-=-=-=-=
我有孤僻孩子的那种编织故事和同想象中的人物对话的习惯，我想从一开始起我的文学抱负就同无人理睬和不受重视的感觉交杂在一起。我知道我有话语的才能和面对不愉快事实的毅力，我觉得这为我创造了一种隐蔽的个人天地，我在日常生活中遭到的失败可以在这里得到补偿。不过，我在整个童年和少年时代所写的全部认真的——也就是说真正当作一回事的——作品，加起来不会超过五六页。

我之所以提供这些背景材料是因为我认为不了解一个作家的早期发展的一些情况是无法估量他的动机的。他的题材由他所生活的时代所决定——至少在我们自己生活的这些动荡不安的革命性的年代里是如此——但是在他开始写作之前，他就已经形成了一种感情态度，这是他以后永远也无法摆脱的。毫无疑问，提高自己的气质和避免在还没有成熟的阶段就动起手来，或者陷于一种反常的心态，是他之责任；但是如果他完全摆脱早年的影响，他就会扼杀写作的冲动。

作家同科学家、艺术家、政治家、律师、军人、成功的商家——总而言之，人类的全部上层精华——都有这种特性。而广大的人类大众却不是这么强烈的自私。他们在大约三十岁以后就放弃了个人抱负——说真的，在许多情况下，他们几乎根本放弃了自己是个个人的意识——主要是为别人而活着，或者干脆就是被单调无味的生活重轭压得透不过气来。但是也有少数有才华有个性的人决心要过自己的生活到底，作家就属于这一阶层。我应该说，严肃的作家整体来说比新闻记者更加有虚荣心和以自我为中心，尽管不如新闻记者那样看重金钱。

任何书，凡是超过火车时刻表水平以上的，都不能完全摆脱审美的考虑。

再说一遍，没有一本书是能够真正做到脱离政治倾向的。有人认为艺术应该脱离政治，这种意见本身就是一种政治态度。

你对自己的政治倾向越是有明确意识，你就越有可能在政治上采取行动而不牺牲自己的审美和思想上的独立完整。

我该做的是把我天性的爱憎同这个时代对我们所要求的基本上是共同的而不是个人的活动调和起来。

不管怎么样，我发现等到你完善了任何一种写作风格的时候，你总是又超越了这种风格。

所有的作家都是虚荣、自私、懒惰的，在他们的动机的深处，埋藏着的是一个谜。写一本书是一桩消耗精力的苦差事，就像生一场痛苦的大病一样。你如果不是由于那个无法抗拒或者无法明白的恶魔的驱使，你是绝不会从事这样的事的。你只知道这个恶魔就是那个令婴儿哭闹要人注意的同一本能。然而，同样确实的是，除非你不断努力把自己的个性磨灭掉，你是无法写出什么可读的东西来的。好的文章就像一块玻璃窗。我说不好自己的哪个动机最强烈，但是我知道哪个动机值得遵从。回顾我的作品，我发现在我缺乏政治目的的时候我写的书毫无例外地总是没有生命力的，结果写出来的是华而不实的空洞文章，尽是没有意义的句子、词藻的堆砌和通篇的假话。

我从西班牙回来后，就想用一个故事来揭露苏联神话，它要能够为几乎每个人所容易了解而又可以容易地译成其他语言。但是这个故事的实际细节在相当时期内一直没有在我的脑海中形成，后来终于有一天（我当时住在乡间一个小村庄里）我看到一个小男孩，大概十岁，赶着一匹拉车的大马在一条狭窄的小道上走，那匹马一想转弯，那男孩就用鞭子抽它，这使我想起，如果这些牲口知道它们自己的力量，我们就无法控制它们，人类剥削牲口就像富人剥削无产阶级一样。

对于把《星期日泰晤士报》上的话信以为真的人来说，生活一定是一场要拼命追赶的长期斗争。

我已在别的地方指出过，把正规的标准用在一般的流行小说上就仿佛在为大家称体重的弹簧秤上称跳蚤。在这样的磅秤上，跳蚤的重量是不会显示出来的；你得先制造另外一个秤来，能够显示出有大跳蚤也有小跳蚤。

一旦你最初犯了把坏书说成是好书的罪过，你就无法逃脱出来。不过话又得说回来，你不犯这一罪过，是无法靠写书评谋生的。而与此同时，每一个有见识的读者都会感到厌恶，掉头而去，而瞧不起小说就成为一种不入俗流的责任了。因此就产生了这样奇怪的事：一部真正有价值的小说很可能无人注意，因为它受到了像无聊之作所受到的同样的赞美。

没有一家依赖出版商广告的报刊能够抛弃广告，尽管比较有见识的出版商也许会认识到，如果废弃护封式书评，他们不会有什么损失，但是他们不能废弃这种书评，其理由是同国家不能解除武装一样，因为没有人愿意第一个开始这么做。在以后的一个很长时期内，护封式书评将继续存在，而且会越来越糟；唯一解救之道是设法使得大家不去理会它们。但这只有在什么地方有一篇实事求是的书评作为比较标准的时候才会发生。这就是说，需要有一家刊物（作为开始，一家就够了）把小说评论作为特色而对无聊作品则丝毫不予置理，在这家刊物上，评论家就是评论家，不是腹语家手中的傀儡，由出版商牵线，张合嘴巴。

任何有思想的人都一定注意到，我们的语言要描述我们头脑中发生的任何事情几乎都是束手无策的。

事实上，描述一场梦就像把一首诗翻译成试卷习题的语言一样；这是复述，除非你知道原文，否则是毫无意义的。

我注意到，许多人在独处的时候从来不笑，我想如果一人独处时不笑，他的内心生活一定比较贫乏。不过，每个人仍有他的内心生活，而且感觉到几乎不可能了解别人或被别人了解——总的来说，感觉到人类是生活在星星一样的孤立状态。几乎所有的文学都是企图用迂回手段逃避这种孤立状态，因为直接手段（原始意义的词语）几乎是束手无策的。

“想象性”写作好像是一种对正面进攻无法攻破的阵地进行侧翼进攻。一个作家要想尝试任何不是冷静的“智力上的”写作，很少能够使用原始意义的词语。他如果要造成效果的话，需要用巧妙的迂回方式使用词语，依靠它们的抑扬顿挫的节奏等等，好像他在讲话时依靠语调和姿势一样。

写作的艺术事实上大部分是词语的歪曲，我甚至可以说，歪曲越不明显，歪曲就做得越彻底。

在目前，正如塞缪尔·巴特勒所说的，最佳艺术（即最完美的思想传递）一定是“生活”在个人之间的。如果我们的语言更加充分的话，就不需要这样。奇怪的是，当我们的知识，我们生活的复杂性和随之而后的（我认为必然有这后果）我们的思想发展得这么快的时候，语言这一主要沟通手段却没有动一动。因此，我认为，有意识地创造新词至少是值得考虑一下的。

对文学的审美态度和政治态度都是一定时期的社会气氛的产物，至少是受其限定。

当时的正统思想口头上表示奉承是容易做到的，但任何有意义的作品只有在你感到所说的话是真实的时候才能产生；没有这个，就不会有创作的冲动。我们所掌握的全部情况都表明，极权主义要求其追随者在感情上作出突然改变，从心理学上来说是办不到的。这就是我为什么说如果极权主义在全世界胜利时，我们所熟悉的文学就会宣告结束的主要原因。

不论是谁，只要重视文学的价值的，只要能看到文学在人类历史发展上所起的中心作用的，就一定也会看到抵抗极权主义的生死攸关的必要性，不论这种极权主义是从外部还是从内部强加于我们的。

他们大多数人都是多产作家，他们的作品自然良莠不齐，水平不一。我心目中各类都有一两部突出作品，作者都能够与自己创作的人物认同，想他们之所想，感他们之所感，为他们博得读者的同情，而所采取的那种尽情放纵、没有顾忌的态度，比较聪明的人是很难达到的。这说明了这样一个事实：对于一个说故事的人来说，正如对一个歌舞厅里的滑稽演员一样，太高的文化修养很可能有害而无利。

在小说家身上，几乎像在诗人身上一样，是很难确立智力和创造力之间的关系的。

你能说的只是，在文明仍继续处于这样的情况之下，你不时需要散心消遣，“轻松”文学有它的指定地位；而且有一种单纯的技巧，或者说天赋的才能那样的东西，可能比才学和智力更有生存价值。

某一种语言的退化最终来说必然有政治和经济上的原因，不会仅仅是这个或那个作家的不良影响。但是，效果也可能变成原因，从而加强了原来的原因，并以加重的方式产生同样的效果，如此反复循环不已。有人借酒浇愁，可能因为觉得自己一事无成，但又由于嗜酒而更加一败涂地。

一个一丝不苟的作家，每写一句话就要问自己至少四个问题：我要说的是什么？用什么话来表达？用什么形象或成语使它更加明白？这个形象是否新鲜，足以产生效果？他还可能再问两个：是否能写得更短一些？有没有可以避免的笨话蠢话？不过你也不必非这么认真不可。你完全可以回避这么做，你只需在思想上门户洞开，让现成的短语蜂拥而入。它们会给你遣词造句——甚至在一定程度上代你进行思考——而且如有需要的话可以为你作这样重要的服务，那就是把你要说的意思甚至对你自己也半遮半盖。至此，政治与语言贬质的特殊关系就已大白矣。

在散文写作中，最糟糕的是向词汇投降。你开首想到一件具体东西时，你是不用词汇的，然后，如果你想要描述你心目中看到的那件东西，你就会搜寻看起来是合适的确切词汇。但你若是想到某件抽象的东西，你就比较会从一开首就使用词汇。除非你有意识地努力加以避免，现成的用词就会一拥而来，为你代劳，其代价则是模糊甚至改变你的原意。也许最好是尽可能推迟使用词汇，通过图像或感觉尽可能弄清楚自己的原意。然后你就可以选择——不是简单地接受——最能表达你的意思的词语，然后转过来考虑一下你用的词会给别人造成什么印象。这最后花的脑筋能够去除一切陈腐或混杂的形象，一切预制构件式的短语、不必要的重复，以及总体上的空洞和含糊。不过，对于某一个词或短语，你常常会犹疑不定，需要一些规则在直觉失灵时作为依靠。

一、决不使用你在书报中见惯了的隐喻、明喻或形象化比喻。 二、凡是可以用短词的地方决不用长词。 三、凡有可能删去一字，就尽量删去。 四、可以用主动语态的地方就决不用被动语态。 五、如果能想出对等的日常英语词汇就决不用外来短语、科学词汇或套话。 六、与其违反这些规则的任何一条，不如干脆胡说八道。

对于一个意识到自己有一些抱负的年轻作家，我能给的唯一劝告是不要听别人劝告。当然，在经济上，我有一些经验之谈可以提供，但是，除非你有某种才华，这些经验也是没有什么用处的。如果你只是想把文字写在纸上而靠此谋生，那么英国广播公司、电影公司等等机构是相当有帮助的。但是如果你主要是想做一个作家，那么，在我们的社会里，你是一个受到容忍，但不受到鼓励的动物，——很像一只家燕——你如果从一开始就知道自己的地位的话你就会顺利一些。

我倒在椅上，有气无力地抽噎着。我记得这是我童年时代仅有的一次给打得真的掉眼泪，而奇怪的是，我所以哭甚至不是因为痛。第二次鞭打也不是十分痛。害怕和羞愧似乎为我施了麻醉。我所以哭，一部分是因为我感到这是他们期望我做的事，一部分是因为出于真诚的悔恨，但是一部分也是因为一种只有童年才有而不容易说清楚的更深的悲痛：一种凄凉的孤独无助的感觉，一种不仅给锁在一个充满敌意的世界中而且给锁在一个非常邪恶的世界中，而这个世界里的规则实际上是我所无法照办的感觉。

经过一段较长时间以后，你的记忆反而更加锐利了，因为你是在用新的眼光来看过去，因而能够把以前毫无区别地存在于一大堆事实中的某些事实孤立出来，好像才注意到。

天神们都是性好妒忌的，你交了好运就不应该声张。

说真的，没有体罚，我怀疑以前是否有过或者是否能够有古典教学成功的经验。孩子们自己是相信体罚的效力的。有个名叫比查姆的孩子，根本没有什么脑筋可言，但显然迫切需要考上奖学金。傻包就像鞭打一匹劣马一样驱赶他朝着目标前进。他去参加了厄平姆公学的奖学金考试，回来时自己也知道考得很不好，一两天后因为懒惰而挨了一顿狠揍。“要是考前挨了那顿揍就好了，”他悲哀地说。这句话真让我瞧不起，但是我又充分理解。

你必须记住，孩子很少有比例感和概率感。一个孩子可能遍体都是以自我为中心，全身都是反骨，但是他没有经验的积累可以使他对自己的判断有信心。总的来说，他会接受你告诉他的话，而且他对周围大人的知识和力量的确信到了极其荒诞可笑的程度。

我童年时代的美好回忆，一直到我大约二十岁的时候，大部分同动物有某种关系。而且现在回顾起来，就圣塞浦里安来说，似乎我的所有美好回忆都是同夏季有关。到了冬季，你不断地流鼻涕，你的手指冻僵，连衬衫也扣不上（星期天特别苦恼，我们要穿伊顿硬领），还有每天令你发怵的足球——那寒冷，那泥泞，那向你迎面飞来的肮脏的球，那大孩子们撞你的膝盖和踩你的靴子。还有一部分原因是，我在大约十岁以后一到冬季就很少有健康的时候。我的支气管有毛病，好多年以后才发现一爿肺叶上有个病灶。因此我不仅长期咳嗽，而且奔跑对我来说是一种折磨。

你有了区别的能力以后，在你变得麻木不仁之前，比如说七岁到十八岁之间，你就好像永远是在激流深渊上面走钢索。

有个新来的学生叫哈兹尔的，长得很漂亮，是妈妈的心肝宝贝，他在我离校以前不久才来。我注意到的他的第一件事情就是他的牙齿像美丽的珍珠一样光亮洁白。到了那个学期结束，他的牙齿就显得特别黄。显然，在那个时期里，没有人对他有足够的关心，告诉他要刷牙。

得宠的最高级别标志是在星期天晚上翻脸和傻包有客来吃晚饭时给叫去端菜。在收碗盘时，你当然有机会把剩菜残羹吃掉，不过站在就餐的客人椅子后面，听到要你端什么时恭顺地奔上前去，也有一种做奴婢的乐趣。你只要有机会拍马，你总是会拍马的，一看到对方的笑容，你的憎恨就会化为一种献媚的热情。凡是能有机会让翻脸发笑，我就感到得意。在她的命令下，我甚至写过应景的打油诗来庆祝学校生活中值得纪念的事件。

我在这一生很早就知道，你可能做出你本来不想做的错事来，不久我又知道，你做错事的时候可能还不知道你做的是什么，或者为什么这么做是错的。有些罪过太微妙了，不容易说清楚，也有一些罪过是太可怕了，连提也不能明白地提。

一种这下子可完了的感觉向我袭来。原来我也是有罪的。我也做了那件不管是什么反正一辈子毁了你的灵魂和肉体的错事，最后结果不是自杀，就是进疯人院。在此之前，我一直希望我自己是清白的，而如今，相信自己一定已经犯了罪的想法支配了我，而由于我不知道自己究竟做了什么错事，这种信念就更强了。我是那些遭到查询和鞭打的孩子之一，一直到风波过后很久，我才知道把我的名字牵涉进去的那件小事。即使在那时候，我也一点不懂。一直到两年以后我才充分明白那次关于人体神圣的训话的含义指的是什么。

等待你的火是真正的火，它会像你烧伤手指一样烧伤你，而且是永远地烧伤你，但是在大多数时间里，你能够在想到它的时候不必怎么放在心上了。

当时我没有认识到向我们提出的各种理想互相抵消。我只看到就我而论，它们是完全，或者说几乎是完全达不到的，因为它们不仅全都取决于你的作为而且也取决于你的出身。

你靠奖学金往上爬，挤进文官系统或者印度文官系统，或者可能当上了律师。但是一旦你稍有“放松”，或者“倒退”，在往上爬的阶梯上踩空了一脚，你就成了“四十镑一年的办公室小当差”。但是即使你爬到了最高一层那个向你开放的神龛，你仍只是个当差的，供真正有权有势的人使唤的仆从。

对苏格兰的崇拜的真正原因是：只有非常有钱的人才能在那里消夏。假装相信苏格兰的优越性只是一种掩护而已，为了掩盖占领者英格兰人的感到内疚的良心，他们把苏格兰高地的农民赶出他们的农田，而把这些农田改为猎鹿的森林，然后又逼迫他们作佣仆来报答他们。翻脸说到苏格兰的时候，脸上总洋溢着天真的得意笑容。有时她说话还装腔作势地带上一点苏格兰口音。苏格兰是他们私有的天堂，只有少数宠儿才能谈论，使得外人自惭形秽。

社会出身可疑的新学生有时会受到各种各样的询问，这种问题提得十分具体，存心使你感到难堪，实在令人惊异，特别是你考虑到提问的人只有十二或十三岁！

足球的爱好者都是吵吵嚷嚷的出身贵族的大孩子，他们擅长于把小一些的孩子踢倒在地并且在他们身上踩踏过去。这就是学校生活的模式——强者不断胜过弱者。美德在于取胜：在于比别人身材高大、强壮、英俊、有风度、有人缘，能够不择手段，在于支配别人，威吓别人，使他们吃到苦头，显得愚蠢，在各方面都胜过他们。生活是有等级的，不管发生什么事情都是对的。强者有资格取胜而且总是取胜，弱者只配失败而且总是失败，永远如此。

我对流行的标准没有提出怀疑，因为就我所能看到的而言，没有别的标准。有钱的、强壮的、优雅的、时髦的、有势的人怎么会错呢？这个世界是他们的世界，他们为这世界制订的规则一定是正确的规则。但是，我从很小的时候起就意识到不管怎样从主观上做到从俗随流是不可能的。在我的内心之中，我的自我总是觉醒的，在向我指出道德义务与心理事实之间的不同。在所有的问题上都是如此，不论是此世的还是来世的。

不过这种自惭形秽和注定失败的感觉被别的什么东西给抵消了：那就是生存的本能。即使一种软弱、丑陋、怯懦、体臭而且无论如何再没有生存理由的生物，仍希望按其自己的方式生存下去并保持快乐。我不能逆转现有的价值天平，或者使自己成功，但是我可以接受失败，反过来使它为我所用。我可以自己认命，然后努力在这种条件下求生存。

求生存，或者至少是保持任何哪种独立性，基本上是犯罪性质的，因为这意味着要违反你自己承认的规则。

我考上了两个奖学金，可我还是个失败者，因为成功不是用你的成就而是用你的出身来衡量的。我并“不是好的一类孩子”，不可能为学校带来荣誉。我没有什么性格或者勇气或者力量或者金钱，甚至没有彬彬有礼的举止，而这是显出你是绅士的本钱。

在未来的厄运降临之前，还有时间可以享受一点点幸福。但是我知道，未来是黑暗的。失败、失败、再失败——既有失败在后，又有失败在前——这是我随身带着的最最深刻的信念。

也许，你能够比爱成人那样更加爱一个孩子，但是不能由此就仓促断定孩子会对你有任何爱的回报。

人们太容易忘记孩子是不愿同成人发生身体上接触的了。成人那么大的个子，他们的笨拙僵硬的身体，他们的粗糙多皱的皮肤，他们的厚厚松弛的眼皮，他们的发黄的牙齿，他们的发霉衣服、汗水、啤酒、烟草交杂的气味动不动就从他们身上散发出来！在孩子的心目中成人之所以丑陋，一部分是由于孩子往往得抬头看他们所造成的，

流浪汉很少能不谈这些事情；他们除了所谓“行话”以外，就没有什么可谈的了。他们没有什么可以称作是“交谈”的话题，因为肚子空空使他们灵魂空虚。世道对他们是太过分了。他们吃了上一顿就从来不知下一顿在哪里，因此他们心里想的就只能是下一顿吃什么。

大多数流浪汉在这单调的屋子里已连续呆上十个小时。很难想象他们是怎么熬过来的。我开始觉得，无聊是流浪汉最难熬的事了，比饥饿和颠沛还难受，甚至比经常在社会上被人瞧不起还难受。把一个粗人整天关在那里没有事可做，是一件残酷的蠢事；这就像把狗拴在一只大桶里一样。只有受过教育的人可以从内心求得安慰，能够受得了这样的监禁。流浪汉几乎全都不识字，他们在贫困面前心里一片空白，没有办法。让他们在硬板凳上呆坐十个小时，他们不知怎么打发时间是好，他们想的就只是抱怨运气不好，但愿有什么活可干。他们没有忍受闲着无事可做的能耐。由于他们一生之中有这么多的时间给闲荡掉了，他们深感无聊的痛苦。

我于是把济贫所厨房里食物浪费的情况告诉他，还有我的看法。一听到这个，他马上改了腔调。我发现我唤醒了每个英国手艺工人内心深处的正统教徒意识。虽然他同其他的人一样挨着饿，但是他立刻看到这些食物应该扔掉而不应该给流浪汉吃的理由。他相当严厉地教训我一顿。

看到他怎样巧妙地把自己同这些流浪汉同伴区分开来，是很有趣的事。他已流浪了六个月，但他似乎是说，在上帝的眼里，他不是个流浪汉。他的身体可能在收容所，但是他的灵魂已经高高地升起，飘在中产阶级的更加纯洁的太空里。

时钟的指针走得令人难熬的慢。我们如今无聊得连话都不想说了，唯一的声音是咒骂声和此起彼伏的呵欠声。你强迫自己不去看钟，过了很长时间，仿佛一辈子似的，回过头去再看，指针才走了三分钟。无聊仿佛冰凉的羊脂油蒙了我们心似的。连骨头都痛了。指针还只停在四点钟，晚饭要等到六点才开。

这是一件很奇怪的事，但是一直到这时候为止，我从来没有认识到杀死一个健康的神志清醒的人意味着什么。当我看到那个囚犯闪开一边躲避那洼水时，我才明白把一个正当壮年的人的生命切断的意义，它的无法用言词表达的错误。这个人并不是病得快死的人，他像我们一样是活人。他身上的所有器官都在工作——肠子在消化食物，皮肤在更新，指甲在生长，组织在形成——所有这一切都在一本正经地傻忙着。他站在绞刑台上时，他吊在半空中还有十分之一秒可以活时，他的指甲仍在长。他的眼睛看到黄色的沙石和灰色的墙头，他的脑子仍在记忆、预见、思考——甚至想到那洼水。他和我们都是一起同行的人，看到的、听到的、感觉到的、了解到的都是同一个世界；但是在两分钟之内，啪的一声，我们中间有一个人就去了——少了一个心灵，少了一个世界。

我们看着那站在绞刑台上被绳子捆着、脑袋蒙着的囚犯，听着他的喊叫——叫一声就是一秒钟的生命，我们心里都是一个想法：唉，快点杀了他吧，快点把事办完，别让他再发出这讨厌的叫声了！

他们一长排蹲在那里，每人手里端着一只铁皮缸子，两名狱卒提着饭桶舀饭给他们；在绞刑以后，这个景象看上去很安宁祥和。我们大家因为该做的事已经做完而感到松了一口气。你感到有想要唱歌、奔跑、大笑的冲动。刹那间大家都开始在轻松愉快地交谈了。

我一方面认为英国统治是无法打破的暴政，一种长期压在被制服的人民身上的东西；另一方面我又认为世界上最大的乐事莫过于把刺刀捅入一个和尚的肚子。这样的感情是帝国主义正常的副产品；随便哪个英属印度的官员都会这么回答你，要是你能在他下班的时候问他。

在东方，情况总是这样：在远处的时候，事情听起来总是很清楚，可是你越走近出事的地点，事情就越模糊。

他们并不喜欢我，但是由于我手中有那支神奇的枪，我就值得一观了。我突然明白了，我非得射杀那头大象不可。大家都这么期待着我，我非这么做不可；我可以感觉得到他们两千个人的意志在不可抗拒地把我推向前。就在这个当儿，就在我手中握着那支步枪站在那儿的时候，我第一次看到了白人在东方的统治的空虚和无用。我这个手中握枪的白人，站在没有任何武装的本地群众前面，表面看来似乎是一出戏的主角；但在实际上，我不过是身后这些黄脸的意志所推来推去的一个可笑的傀儡。我这时看到，一旦白人开始变成一个暴君，他就毁了自己的自由。他成了一个空虚的、装模作样的木头人，常见的白人老爷的角色。因为正是他的统治使得他一辈子要尽力镇住“土著”，因此在每一次紧急时刻，他非得做“土著”期望他做的事不可。他戴着面具，日子长了以后，他的脸按照面具长了起来，与面具吻合无间了，我非得射杀那头象不可，我在派人去取枪时就不可挽回地表示要这样做了。白人老爷的行为必须像个白人老爷；他必须表现出态度坚决，做事果断。手里握着枪，背后又有两千人跟着，到了这里又临阵胆怯，就此罢手，这可不行。大家都会笑话我，我整个一生，在东方的每一个白人的一生，都是长期奋斗的一生，是绝不能给人笑话的。

我扣扳机时，没有听到枪声，也没有感到后坐力——开枪中的时你总是不会感到的——但是我听到了群众顿时爆发出高兴的欢叫声。就在这个当儿——真是太快了，你会觉得子弹怎么会这么快就飞到了那里——那头象一下子变了样，神秘而又可怕地变了样。它没有动，也没有倒下，但是它身上的每一根线条都变了。它一下子变老了，全身萎缩，好像那颗子弹的可怕威力没有把它打得躺下，却使它僵死在那里了。经过很长时间，我估计大约有五秒钟，它终于四腿发软跪了下来。它的嘴巴淌口水。全身出现了老态龙钟的样子。你觉得它仿佛已有好几千岁了。我朝原来的地方又开了一枪。它中了第二枪后还不肯瘫倒，虽然很迟缓，它还是努力要站起来，勉强地站着，四腿发软，脑袋耷拉。我开了第三枪。这一枪终于结果了它。你可以看到这一枪的痛苦使它全身一震，把它四条腿剩下的一点点力气都打掉了。但它在倒下的时候还好像要站起来，因为它两条后腿瘫在它身下时，它仿佛像一块巨石倒下时一样，上身却抬了起来，长鼻冲天，像棵大树。它长吼一声，这是它第一声吼叫，也是仅有的一声吼叫。最后它肚子朝着我这一边倒了下来，地面一震，甚至在我趴着的地方也感觉得到。

我事后心中暗喜，那个苦力死得好，使我可以名正言顺地射死那头象，在法律上处于正确地位。我常常在想，别人知不知道我射死那头象只是为了不想在大家面前显得像个傻瓜而已。

我在一家旧书店工作的时候，使我印象最深刻的事主要是真正爱书的人之少见。如果你没有在旧书店工作，你很容易把旧书店想象为一种天堂那样的地方，总是有可爱的老先生们永远在小牛皮封面的珍本书中间徜徉浏览。我们书店的存书特别丰富，但是我怀疑有没有百分之十的顾客能够识别一本书的好坏。收集初版本的比文学爱好者普遍，而为了廉价的教科书讨价还价的东方学生更普遍，但最普遍的还是为儿侄们寻找生日礼物的没有明确主意的女人。

战争的基本经验之一是永远无法躲避发自人体的令人恶心的臭味。

当时在民兵队伍里，对偷窃处罚很严厉，从理论上来说，可以枪决犯偷窃罪的人。那个可怜的小子被他们押到警卫室搜身。使我最惊异的是，他简直不作任何解释说他是清白的。从他的听天由命的态度中，你可以看到他所生长的环境是多么的贫贱。官长命令他脱光衣服。他以令我感到可鄙的恭顺态度脱光了身子，给搜查了衣服。当然搜不到雪茄或钱，事实上他没有偷。这一切最令人痛苦的是，在确定他清白无辜之后，他似乎同样并不感到羞辱。那天晚上，我带他去看电影，给他白兰地和巧克力。但这样做也是很可鄙的，我的意思是说希望用钱来抹掉所加给他的伤害。我曾有几分钟也有些相信他是小偷，这是不能抹掉的。

安全和文明生活的一个结果是过于敏感，这使所有基本感情都有些令人接受不了。慷慨大度同抠门小气一样令人不好受，感激涕零和忘恩负义一样令人憎恶。

圣人在没有证明清白无辜之前应该总被认定是有罪的，但是，应用在他们身上的试验，当然，不是在什么情况下都是相同的。

他的性格是极其混杂的，但是其中几乎没有任何东西可以让你指责，说它不对，我相信，甚至甘地的最大敌人也会承认，他是个令人感兴趣的不平常的人，仅仅由于活着就丰富了世界。

对一个普通人来说，如果爱不是意味着爱某个人胜于爱别人，那么爱就是没有意义的。

他真正痛恨那些他能理解的弊端，他在一系列的小说中揭露了这些弊端，这些小说尽管荒谬可笑，但极有可读性，而且他也许的确起了作用，改变了舆论对一些虽然小但是重要的问题的看法。但是要他理解在现有社会的形式下有些弊端是不可能改正的，就超过他的智力了。抓住这个或那个小弊端，揭露在光天化日之下，把它送到英国的一个陪审团之前，一切就万事大吉了——这就是他的观点。狄更斯至少从来没有想过，要医治小脓疱，你可以把小脓疱割去。在他的书中，你可以在每一页上都看到，他意识到这个社会从根本上来说是有毛病的。只有当你问“哪一条根”时，你才开始理解他的地位。

如果你痛恨暴力而又不相信政治，剩下的唯一办法是教育。也许社会已病入膏肓，无可救药，但是对个别人总是有希望的，如果你能在他还年轻的时候抓住他的话。这个信念是狄更斯关心儿童的部分原因。

看来好像是，狄更斯在对社会的每一次攻击中锋芒所向总是精神的改变而不是结构的改变。要想断定他主张什么明确的解救办法，更不用说信奉什么政治学说，是没有希望的。他的方针总是在道德层面上，他的态度可以用他说到斯特朗博士的学校与克里克尔先生的学校的不同“就像善与恶的不同”一样那句话来充分概括。两件事情可以既是十分相像，又有天渊之别。天堂和地狱都在同一地方。不“改变心”而改变制度是没有用的——这基本上是他一直在说的话。

城市小资产阶级分子的最大缺点，也是优点，是他的有局限性的世界观。他把世界看成是一个中产阶级的世界，一切在这个世界范围之外的东西，不是可笑的便是有点邪恶的。一方面，他与工业或土壤没有接触；另一方面，他与统治阶级也没有接触。

狄更斯有一点非常突出，特别是考虑到他所处的时代，那就是他没有庸俗的民族主义。所有达到民族国家阶段的人民都有瞧不起外国人的倾向，而且没有太多疑问，英语民族是其中最甚者。你可以从他们一旦对某个外国人种有了充分意识，就给他们起个侮辱性的外号这一点看出。

要了解一个小说家在阶级问题上的真正感情，有一件事情常常可以作为线索，那就是他在阶级与性发生撞击时所采取的态度。这是一件要说假话是太痛苦的事情，因此，这是“我不是个势利鬼”的姿态往往要守不住的几个要害点之一。

狄更斯从来不写农业，却没完没了地写吃的食物，这不仅仅是巧合。他是个伦敦佬，而伦敦是地球的中心，就像肚皮是人体的中心一样。这是个消费者的城市，是极其文明但不是怎么有用的一种人的城市。你在审视狄更斯作品的表层以下的情况的时候，有一件事情会使你特别注意，那就是，作为十九世纪小说家，他是相当无知的。他很少了解事情的实际情况。乍看之下，这样说似乎纯属胡说八道。但是，这话需要一些解释。

当然，如果由此说狄更斯是个含糊不清的或者不过是以情节取胜的作家，那是荒谬的。他写的许多东西都是极其讲究事实的，而且在造成视觉形象的能力方面，也许是从来没有人可以与他媲美的。狄更斯曾经描写过的东西，你是一辈子也不会忘的，总是看到它。但是，在某种意义上，他的视觉描述的具体也说明了他所欠缺的是什么。因为，那毕竟是不经心的旁观者总看到的东西——外表现象、非功能性现象，事物的表面。真正牵涉到风景中的人是不会看到风景的。狄更斯尽管能够出色地描写外表，但他并不常常描写过程。他成功地留在你的记忆中的生动画面几乎总是在闲暇的时刻看到的东西的画面，在乡下旅馆的咖啡室里，或者透过马车的车窗；他所注意到的那种东西是旅馆招牌，铜门环，漆水壶，店铺和私人住宅的内部装饰，衣服，脸庞，尤其是食物。一切东西是从消费者的角度去看的。

因此，所追求的理想似乎是这个模样的东西：十万英镑、一幢爬满常青藤的老房子、一个温柔体贴的妻子、一窝小孩子，而不需要工作。一切都是安全、舒服、太平的，尤其是温馨的。在路的那头长满青苔的教堂墓地里，有在大团圆结局发生之前亡故的亲人的墓。仆人们都是滑稽可笑和封建奴性的，孩子们在你膝下咿咿啊啊，聒噪个没完，老朋友坐在你的火炉边说着过去的旧事，丰盛的餐宴没完没了地一个接着一个，喝着冰镇的潘趣酒或者暖暖的雪利酒，鸭绒软床的被窝里放着汤婆子，圣诞节晚会上玩字谜和捉迷藏游戏；但是除了母亲产子以外，一切照旧，没有什么事情发生。奇怪的事情是，这是一幅真正十分幸福的图画，或者说，至少狄更斯能够做到使它显得十分幸福。一想到这样的生活，他就心满意足。仅仅这一点，就足以使你明白，自从狄更斯的第一部作品问世以来，已过去一百多年了。现代是没有人能够把这种漫无目的生活写得如此生气盎然的。

每一个作家，特别是每一个小说家，都有一个“寓意”，不管他承认不承认，而且他的作品中的最细微的细节都受到这个“寓意”的影响。所有艺术都是宣传。

审美偏好照例都是很难说清楚的，或者，它受到非审美的动机的腐蚀，以致使你觉得，整个文学批评是不是一个庞大的谎言网。

但是，所模仿的不过是狄更斯本人从以前的小说家那里学来的和发展的一种传统：“性格”，即怪僻的崇拜。无法模仿的东西是他的创造力的丰富，这不完全是创造人物，更不是创造“情景”，而是创造词语的变化和具体的细节。狄更斯写作的突出的、没有疑问的标志就是不必要的详尽。

但是，无可置疑的狄更斯笔法，没有别人会想到的事情，是烤羊腿和下面垫衬的土豆。这对这个故事有什么帮助？回答是没有帮助。这是完全没有必要的东西，是书页边上的小花边。不过，正是这种小花边创造出了狄更斯的特殊气氛。另一件你在这里会注意到的事是，狄更斯讲故事的方式是要耗很长时间的。

作为一个作家，他天生的丰富想象力却大大地妨碍了他，因为他从来无法抗拒的谐谑天性经常闯进原本是严肃的场景

但是小说写作是没有规则的，对任何艺术作品来说，只有一个考验值得操心——流传后世。

这是因为狄更斯的人物没有内心生活。他们恰当地说了他们该说的话，但是无法想象他们说任何别的事情。他们从来不学，从来不想。也许他的人物中想得最多的是保尔·董贝，而他的思想是一锅粥。

如果一定要我比较托尔斯泰和狄更斯，我要说，托尔斯泰的吸引力从长远来说大概会更广泛一些，因为狄更斯在英语文化以外是很少能懂的；而另一方面，狄更斯能够达到简单的人，而托尔斯泰则不能。托尔斯泰的人物能够跨越边界，狄更斯的人物可以画在香烟画片上但是你不必在他们两人中间作一选择，正如你不必在香肠和玫瑰之间作一选择一样。他们的宗旨并不交错。

大家总是要求流行作家一而再再而三地写同样的作品，却忘记了，会把一本书写两遍的人，连一遍也写不出。任何作家凡是不完全没有生气的，都是按一种抛物线行动的，上升的曲线已经预示了下降的曲线。

他总是在讲道，而这就是他的创造力量的最终秘密。因为你只有有所关心，你才能创作。

值得一笑的笑话总是有个想法在背后，往往是一种离经叛道的想法。

他的激进思想是最模糊的一种，但是你总知道它存在那里。这就是道学家和政治家的不同之处。他没有建设性的建议，甚至对他所攻击的社会的性质也没有清楚的理解，他只是有一种感情上的知觉，感到有什么事情不对头。他最后能够说的只是，“行为要放规矩些。”

大多数革命家都是潜在的保守派，因为他们想象，只要改变社会形状，一切都会走上正轨；一旦实行了这种改变——有时就如此——他们就认为没有必要进行任何其他改变了。狄更斯没有这种粗枝大叶的心态。他的不满的含糊性是它的永久性的标志。他所反对的，不是这种或那种制度，而是像切斯特顿所说，“人类脸上的一个表情”。

凡是长大了的人，读狄更斯时无法不感到他的局限性，但是他的本性的心胸宽广大度仍不容抹杀，这起了一种船锚的作用，几乎总是把他牢牢地固定在他应有的去处。这大概是他受人欢迎的中心秘密。

狄更斯表达了一种过去是而且总的来说现在仍然是甚至那些违反的人也相信的准则。除此之外，很难解释为什么他既可以被劳动人民所阅读（这样的事从来没有发生在其他像他那样身价的小说家身上），又可以安葬在威斯敏斯特教堂。

当你读到任何一篇有强烈个性的文章时，你有这样的印象，你仿佛从这书页的背后看到了一张脸。这不一定是作家本人的脸。

但是，我在狄更斯的作品里看到的脸不完全是狄更斯的相片中的那张脸，尽管很像。这是一个大约四十岁的人的脸，有一撮小胡须，脸色红润。他正在笑，笑声中有一丝怒意，但是没有得意，没有恶意。这是一个总是在对什么东西进行斗争的人的脸，但他是在公开斗争的，而且并无惧意，这是一个虽有怒意但生性宽容的人的脸——也就是说，一个十九世纪自由派，一个有自由思想的人，一种被所有如今正在争夺我们灵魂的发出臭味的小气的正统思想以同样的憎恨所憎恨的类型的脸。

莎士比亚不是一个思想家，说他是世界上伟大的哲学家之一的那些批评家是在胡说八道。他的思想完全是一团糟，一袋破布。在虽然有行为准则但却没有世界观，没有哲学头脑方面，他像大多数英国人。而且，说莎士比亚很少在乎概率并很少下一些功夫让他的角色前后一贯一些，这话又是完全正确的。我们知道，他往往偷别人的情节，匆匆忙忙地编进剧本里，常常出现原作中所没有的荒诞可笑和前后不一贯的现象。

显然，诗人不止是一个思想家和教师，尽管他也要是一个思想家和教师。每一篇写作都有其宣传的一面，但是任何一本书或剧本或诗歌或不论是什么的作品，要有持久价值，必须有什么东西留下来，根本不受它的道德或意义的影响——这种留下来的东西我们只能称之为艺术。

托尔斯泰然后又重述了几段他在别的地方比较详尽地表达过的艺术理论。说得再简短一些，这就是要求保持题材的尊严、用意的真诚和写作的技巧。一件伟大的艺术作品必须采用“对人类生活有重要意义的”题材，它必须表达作者的真正感受，它必须使用会产生预期效果的技巧。由于莎士比亚观点鄙俗，手法马虎，在态度上连片刻也不能做到真诚，显然理该遭到谴责。

归根结底来说，除了是否能流传长久以外，并无测试文学优劣的标准，而流传本身又只能当作多数人意见的索引而已。

如果把托尔斯泰仅仅看作是一个道学家在攻击一个艺术家，而不屑一理，那就大错特错了。他从来没有说过艺术本身是不好的或者没有意义的，他甚至也没有说技巧上的多才多艺是不重要的。但是在他的晚年他的主要目的是收缩人类意识的范围。一个人的兴趣，一个人对物质世界和日常斗争的关心点，应该越少越好，而不是越多越好。文学必须以说教寓言来组成，去掉细枝旁节，几乎独立于语言。关于说教性寓言，托尔斯泰有别于普通的庸俗的清教徒，认为本身应该是艺术品，但必须从中排除享乐和好奇。科学也必须与好奇脱离。他认为，科学的任务不是发现发生了什么，而是教导人们应该如何生活。历史和政治也是如此。许多问题（例如，德雷福斯案件）根本不值得为它们伤脑筋去解决，他宁可让它们听之任之。说实话，他的整个“狂热”或“传染性暗示”的理论（他把十字军东征和荷兰人种植郁金香的狂热等等这种事情都归于这一类）说明，他愿意把人类的许多活动看成不过是蚂蚁一般来往忙碌，不可解释，缺乏兴趣。显然，他对于像莎士比亚那么一个结构混乱、细节烦琐、东拉西扯的作家没有耐心。他的反应是一个爱吵闹的孩子打扰的脾气容易生气的老人的反应。“你为什么老是这样跳上跳下？你为什么不能像我这样安静地坐着？”在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个老人是对的，但问题是，孩子的四肢好动，这种感觉老人早已消失。如果老人知道有这种感觉存在，结果只有使他更加生气，要是办得到，他会让孩子也马上年老体衰。

莎士比亚一开始就假定，放弃你的权力就是招致攻击。这并不是说人人都会同你作对（肯特和弄臣始终站在李尔王一边），但极可能有人会这样。如果你抛弃你的武器，不怎么讲规矩的人就会拣起来。如果你凑上另一面颊，你会比第一面颊挨更重的一记耳光。这事不一定总会发生，但是可以预料到的，真的发生时你不应该抱怨。第二记耳光可以说是你凑上另一面颊这个行动的组成部分。因此，首先为弄臣得出的庸俗的、常识性的寓意：“别放弃权力，别送掉你的土地。”但是还有另外一个寓意。莎士比亚并没有明言，他是否充分意识到这一点并不十分重要。它包含在故事之中，而故事毕竟是他自己编的，或者是改编来适合于自己的目的的。这就是：“如果愿意尽可以送掉你的土地，但是你别指望会因此得到幸福。十之八九你不会得到幸福。如果你为别人活着，你就必须以为别人活为目的，而不是为自己谋好处的迂回手段。”

我们必须明白，一个圣人与一个普通人之间的不同是种类的不同，而不是程度的不同。这就是说，不能把一个看成是另一个的不完美形式。

最后，自私的和享乐的态度是基督教的态度，因为目的总是脱离人世的痛苦斗争，在某种天堂或极乐世界中找到永恒的和平。人道主义的态度是，斗争必须继续，死亡是生命的代价。“人必须承受自己的死亡就像他们承受出生：成熟就是一切”——这是一种非基督教的感情。在人道主义和宗教信徒之间常常似乎出现一种休战状态，事实上，他们两者的态度是不可调和的：你必须在今世和来世之间作一选择。大多数人如果了解这个问题就会选择今世。他们继续工作、生育、死亡，而不是摧残他们的官能而希望在别的什么地方重获新生，他们就是作了这一选择。

像和平主义和无政府主义那样的信条在表面上似乎意味着放弃权力，实际上却鼓励这种思想习惯。因为如果你抱有一种似乎已摆脱政治的肮脏的信条——一种你本人不能期望从中得到物质好处的信条——那就一定证明你是正确的吗？你越是以为自己正确，那么也就更自然胁迫别人也抱有同你一样的思想。

此外，凡是在开始时对人生采取悲观反动观点的人往往为事实所证明他们是对的，因为乌托邦从来不会实现，而吉卜林所称的“陈腐之见”总是要回来的。

克莱门斯太太是不可能制止马克·吐温写任何他真正要写的书的。她可能使他比较容易向社会投降，但是这种投降之所以出现是因为他自己性格上的天性毛病：他不能够视功名如粪土。

他不过是个小说家，不论他的进账可能有多大，不是属于拥有阶级。即使他的进账一年达五万英镑，他也不过在外表上像个百万富翁。他是个圈外的幸运儿，碰上了财运，通常是极为短暂的财运，就像赛马中了头彩。因此，沃德豪斯的失言成了很好的宣传缺口，可以有机会“揭露”一个有钱的寄生虫而不至引起人们对真正举足轻重的任何寄生虫的注意。

在赫胥黎的书里，“人的本性”问题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已经解决，因为它假定，用产前处理、服用药物和催眠提示，人的机体是可以按任何要求方式予以专门改造的。可以像制造傻子一样容易地制造出第一流的科学工作以来，不论在前者还是后者身上，原始本能的残余，如母性感情或者自由欲望都是很容易对付的。同时，书中没有提出明白的理由说明为什么要把社会作它所描写的那样细致的分层。目的不是经济剥削，但动机似乎也不是威吓和支配的欲望。没有权力欲，没有虐待狂，没有任何种类的铁石心肠。在上层的人并没有留在顶层的强烈动机，尽管大家都是傻乎乎地快活的，生活却变得没有什么意义，使人很难相信这样一种社会是能够维持下去的。

从《我们》中可以明显地看出，他对尚古主义有一种强烈的倾向性。他在一九六年遭到沙皇政府的监禁，一九二二年又遭布尔什维克的监禁，关在同一监狱的同一过道的牢房里。因此他有理由不喜欢他所生活的政治体制，但是他的书并不是简单地表达一种不满。它实际上是对“机器”的研究，所谓“机器”就是人类随便轻率地把它放出了瓶子又无法把它放回去的那个妖魔。

金钱是一件讨厌的东西，不仅仅因为没有它你就要挨饿；更重要的是，除非你有很多钱——比如说，三百镑一年——社会是不会让你活得体体面面，甚至平平安安的。女人是一件讨厌的东西，因为她们较之男人更相信禁忌，甚至在她们冒犯体面的时候也仍受到体面的奴役。因此，金钱和女人是社会藉此来向有勇气和有见识的人进行报复的两个工具。吉辛很愿意自己和别人更有钱一些，但是他对于我们今天称为社会公正的东西不感兴趣。他并不钦仰工人阶级本身，而且他也不相信民主。他不是要为芸芸众生讲话，而是要为鹤立鸡群于野蛮人中间的不同寻常的人，感情细腻的人讲话。

在这个意义上，小说是一个要想刻画人的故事，它不一定使用自然主义的手法，但是要表现人在日常动机的支配下怎么样行事，而不仅仅是经历一系列不大可能的冒险。根据这个定义，一部真正的小说也包括至少两个人物，或许还更多，他们是从内心而且是在同样的或然性水平上来加以刻画的，这实际上就排除了用第一人称写的小说。

他的理想是相当令人悲哀的，不过是有一笔起码的个人收入，住在乡间一所舒服的小房子里，最好是没有结婚，那么他在那里就可以沉湎于书本中间，特别是希腊文和拉丁文的经典。要是当初在得到了牛津大学奖学金后没有行为失检而致被捕入狱，他也许可能实现这个理想。结果他一生都在从事他视为为人作嫁的卖文生涯，最后终于达到可以不再抢时间写作时，马上就不幸亡故，年仅四十五岁。赫·乔·威尔斯在《自传试验》中把他的死说成同他的生是一致的。他在一八八○年到一九○○年之间出版的二十部左右的小说可以说是他为了争取悠闲生活的斗争中的血汗之作，这种生活他从来没有享受到，而且即使享受到了他也不可能充分利用的：因为很难相信他的气质真正适合过学术研究的生活。无论如何，也许他的才华的天然力量会迟早把他吸引到小说写作上来。否则，我们就得感谢他少年荒唐干了蠢事，这才使他不可能

对于一个仍有政治前途的政治家来说，要透露他所知道的一切事情，是很困难的；而且在一个五十岁才是个婴孩，七十五岁才入中年的职业里，任何人只要没有实际上丢过脸蒙过耻都会觉得自己仍有前途，这是十分自然的事。

《他们最得意的时刻》中最令人感兴趣的几章中有一章谈及以美国驱逐舰交换英国在西印度群岛的基地。丘吉尔和罗斯福交换的信件成了一种对民主政治的评论。罗斯福知道，英国得到这些驱逐舰，符合美国利益，而丘吉尔知道，美国得到这些基地并不会对英国不利，而是相反。但是，除了法律上和宪法上的困难以外，不可能未经讨价还价就简单地把驱逐舰交给对方。选举即将来临，又要提防孤立主义者，罗斯福不得不作出竭力讨价还价的姿态。他并且要得到保证，如果英国作战失败，英国舰队无论如何绝不交给德国人。这个条件当然是没有意义的。丘吉尔肯定不会交出舰队，但是，要是德国人征服英国成功，他们会成立某种傀儡政府，对于他们的行动，丘吉尔就无法负责了。因此，他是不能够作出所要求那样的坚决保证的，谈判就相应拖延下来。一个迅速的解决办法是取得全体英国人民的保证，包括舰队的船员。但是令人奇怪的是，丘吉尔似乎不愿意公开这些事实。他说，让大家知道英国多么接近失败是件危险的事——也许这是他在这一时期里低估英国民意士气的唯一一次。

从一九二二年到一九二七年，我在缅甸的印度帝国警察部队服役。我后来放弃了，一部分原因是那里的气候毁了我的健康，一部分原因是我已含糊地有了写书的念头，但主要是因为我不能再继续为我已认为在很大程度上是个大骗局的帝国主义服务了。

从感情上来说，我肯定是“左派”，但是我相信，作家只有摆脱政党标签才能保持正直。

我最喜欢而且百读不厌的作家是莎士比亚、斯威夫特、菲尔丁、狄更斯、查尔斯·里德、塞缪尔·巴特勒、左拉、福楼拜，现代作家是乔伊斯、托·斯·艾略特、戴·赫·劳伦斯。但是我认为现代作家对我影响最大的是毛姆，我极其钦佩他直截了当地讲故事而不加修饰的本领。

《奥威尔文集》的笔记-第66页

《奥威尔文集》的笔记-新词 - 新词

我注意到，许多人在独处的时候从来不笑，我想如果一个人独处时不笑，他的内心几乎不可能里了解别人或被别人了解——总的来说，感觉到人类是生活在星星一样的孤立状态。几乎所有的文学都是企图用迂回的手段逃避这种孤立的状态，因为直接手段（原始意义的词语）几乎是束手无策的。
电影内涵的特殊力量——歪曲的力量，幻想的力量，一般来说就是逃避现实世界的限制的力量。我想大概只是由于商业上的必要，电影才主要用于对舞台剧作幼稚的模仿，而不是像应该的那样集中注意于舞台以外的事物。电影如果正确运用，是传达思想心理活动的唯一可能媒介。例如，我在上面已经说过，一场梦境是完全不能用语言来表述的，但它可以很好地表现在银幕上。
成人只是在比例上比儿童少一些迷信，因为他们对周围的环境有更大的控制力量。在大家都无力控制的困境中（像战争、赌博），人人都迷信。

《奥威尔文集》的笔记-第297页

“我相信文学能生存下去的希望在那些自由主义根深蒂固的国家，非黩武的国家，西洲和美洲各国，印度和中国。我相信——也许这不过是虔诚的希望——虽然集体化的经济一定会出现，但这些国家会知道如何发展一种不是极权主义的社会主义形式，在经济个人主义消失之后，思想自由仍能维持下去。”——刊于1941年六月十九日《听众》
原来在奥威尔看来，那个年代的中国是这样的国家

《奥威尔文集》的笔记-我为什么要写作 - 我为什么要写作

在大约十五年以上的时间里，我还在进行一种完全不同的写作练习：那便是编造一个关于我自己的连续“故事”，一种只存在于心中的日记。我相信这是许多儿童和少年都有的一种共同习惯。这个习惯一直继续到我二十五岁的时候，贯穿了我还没有从事文学活动的年代。

《奥威尔文集》的笔记-第82页

“他们只记得许许多多没有用处的小事情，比如说，同伙伴吵架、寻找丢失的自行车打气筒、早已死掉的妹妹脸上的表情，七十年前一天早晨刮风时卷起的尘土；但是所有重要有关的事实却不在他们的视野范围以内。他们就像蚂蚁一样，可以看到小东西，却看不到大的。在记忆不到而书面记录又已经篡改伪造的这样的情况下，党声称它已经改善了人民的生活，你就得相信，因为不存在，也永远不会存在任何可以测定的比较标准。”
个人的生命因细碎而充实，也因细碎而渺小。见微而不能知著，平凡便只能流于平庸。统治者也藉以这样的平庸而去肆意施加自己的意志，而罔顾任何真实、历史、人性。除了自我觉醒，没有任何人会为你的生命负责。

《奥威尔文集》的笔记-第三部 - 第三部

谁能控制过去就控制未来，谁能控制现在就控制过去。
你是空无所有。我们要把你挤空，然后再用我们自己把你填满。
“老大哥存在吗？”
“当然存在。有党存在，就有老大哥存在，他是党的化身。”
“他也像我那样存在吗？”
“你不存在。”
这句话不是包含着逻辑上的荒谬吗？但是这么说有什么用呢？
你知道党的口号“自由即奴役”。你有没有想到过这句口号是可以颠倒过来的？奴役即自由。
那张脸永远在那里给你践踏。异端分子、社会公敌永远在那里，可以一而再再而三地打败他们。间谍活动、叛党卖国、逮捕拷打、处决灭迹，这种事情永远不会完。
神志清醒只是统计学上的概念。这只不过是学会按他们的想法去想问题。只是——！
他第一次认识到，你如果要保持秘密，也要对自己保持秘密。你必须始终知道这个秘密在那里，但是非到需要的时候，你绝不可让它以任何可以叫上一个名称的形状出现在你的意识之中。
他把这幅景象从脑海之中排除出去。这个记忆是假的。他有时常常会有这种假记忆。只要你知道它们是假的，就没有关系。

《奥威尔文集》的笔记-第354页 - 如此欢乐的童年

你从城里出来时，腰缠着你赚来的十万英镑，可是你已身体发胖，年纪衰老。而上层精华分子真正令人羡慕的事是，他们年轻的时候就很富有。

《奥威尔文集》的笔记-小说卷-一九八四-第一部 - 小说卷-一九八四-第一部

党有一句口号说，谁控制过去就控制未来，谁控制现在就控制过去。
温斯顿不知道维瑟斯为什么失宠。也许是由于贪污，也许是由于失职。也许老大哥只是为了要除掉一个太得民心的下级。也许维瑟斯或者他亲近的某个人有倾向异端之嫌。也许——这是可能性最大的——只是因为清洗和化为乌有已成了政府运转的一个必要组成部分。
你能够创造死人，却不能创造活人。如今存在于过去之中，一旦伪造工作被遗忘后，他就会像查理曼大王或者凯撒大帝一样真实地存在。
温斯顿突然相信，总有一天，赛麦要化为乌有。他太聪明了。他看得太青春了，说得太直率了。当不喜欢这样的人。有意一天他会失踪。这个结果清清楚楚地写在他的脸上。
赛麦身上有着他所缺少的一些什么东西：谨慎、超脱、一种可以免于患难的愚蠢。
这不是一个真正的人，而是一种假人。说话的不是那个人的脑子，而是他的喉头。
党的真正目的虽然未经宣布，实际是那个是要使性行为失去任何乐趣。不论是在婚姻关系以外还是婚姻关系以内，敌人与其说是爱情，不如说是情欲。唯一的到承认的结婚目的是生儿育女，为党服务。性交被看成是一种令人恶心的小手术，就像灌肠一样。不过这也是从来没有明确地说过，但是用间接的方法从小就灌输在每一个党员的心中。
满意的性交，本身就是造反。性欲是思想罪。
温斯顿写道：如果有希望的话，希望在无产者身上。
他们不到觉悟的时候，就永远不会造反；他们不造反，就不会觉悟。当然，党自称正把无产者从羁绊下解放出来。
这张报纸是具体的证据，这是被抹掉的过去的一个碎片，好像一根骨头的化石一样，突然在不该出现的断层中出现了，推翻了地质学的某一理论。如果有办法公布于世，让大家都知道它的意义，这是可以使党化为齑粉的。
正是由于他出于极端危险的状态，却使他失去了采取行动的毅力。他先搞碰到危急状态，你要对付的从来不是那个外部的敌人，而是自己的身体。

《奥威尔文集》的笔记-第二章 - 第二章

没有一种感情是纯真的，因为一切都夹杂着恐惧和仇恨。他们的拥抱是一场战斗，高潮就是一次胜利。这是对党的打击。这是一件政治行为。
这一代人是在革命后的世界中长大的，不知有别的世界，把党视为万世不易的东西，就像头上的天空一样，对它的权威绝不反抗，只是千方百计加以回避，就像兔子躲开猎狗一样。
你做爱的时候，你就用去了你的精力；事后你感到愉快，天塌下来也不顾。他们不能让你感到这样。他们要你永远充满精力。什么游行、欢呼、挥舞旗帜，都只不过是变了质、发了酸的性欲。要是你内心感到快活，那么你有什么必要为老大哥、三年计划、两分钟仇恨等等他们这一套名堂感到兴奋？
她不能接受个人总要失败乃是自然规律的看法。她不懂得，世界上没有幸福这回事儿，唯一的胜利在于你死了很久以后的遥远的将来，而从你向党宣战开始，最好把自己当作一具尸体。
他们并不像篡改历史。他们有自己的不加置疑的爱憎作为行为的准则。他们重视个人的关系。一个完全没有用处的姿态、一个拥抱、一滴眼泪，对姜丝的人说一句话，都有本身的价值。他们并不忠于一个政党，或者一个国家，或者一个思想，他们却相互忠于对方。
问题是，如何维持经济的轮子继续转动而又不增加世界上的真正财富。物品必须生产，单不一定要分配出去。在实践中，要做到这一点的唯一办法是不断打仗。
战争的基本行为就是毁灭。不一定是毁灭人的生命，而是毁灭人类的劳动产品。有些物资原来会使得群众生活得太舒服了，因而从长期来说，也会使得他们太聪明了。战争就是要把这些物资打得粉碎，化为轻烟，沉入海底。
生活必需品有一半长期短缺，但这被认为是个有利条件。甚至对受到优待的一些阶层，也有意把他们保持在艰苦的边缘上徘徊，其所以采取这一方针，是因为在普遍匮乏的情况下，小小的特权就能够显得更加重要，从而扩大各个阶层间的差别。
第一章 无知即力量
世上有三种人，上等人、忠等人、下等人。这三种人的目标是完全不可调和的。上等人的目标是要保持他们的地位。忠等人的目标是要同高等人交换地位。下等人的特点始终是，他们劳苦之余无暇旁顾，偶尔才顾到日常生活以外的事。
不错，我国的社会是分阶层的，而且阶层分明，非常严格，乍看之下仿佛是按实习的界限划分的。
过去所有寡头政体所以丧失权力，或者是由于自己僵化，或者是由于软化。所谓僵化，就是它们变得愚蠢和狂妄起来，不能适应客观情况的变化，因而被推翻。所谓软化，就是他妈嗯变得开明和胆怯起来，在应该使用武力的时候却做了让步，因此也被推翻。那就是说，他们丧失权利或者通过自觉，或者通过不自觉。
双重思想最巧妙的运用者就是发明双重思想、知道这是进行思想欺骗的好办法的那些人。
他知道了方法，但是他不知道原因。实际上并没有告诉他什么他所不知道的东西，只不过是把他已经掌握的知识加以系统化而已。“甚至清醒不是统计数字所能表达的。”

《奥威尔文集》的笔记-第329页

　　我倒在椅上，有气无力地抽噎着。我记得这是我童年时代仅有的一次给打得真掉眼泪，而奇怪的是，我所以哭甚至不是因为痛。第二次鞭打也不是十分痛。害怕和羞愧似乎为我施了麻醉。我所以哭，一部分是因为我感到这是他们期望我做的事，一部分是因为处于真诚的悔恨，但是一部分也是因为一种只有童年才有而不容易说清楚的更深的悲痛：一种凄凉的孤独无助的感觉，一种不仅给锁在一个充满敌意的世界中而且给锁在一个非常邪恶的世界中，而这个世界里的规则实际上是我无法照办的感觉。
　　实在是太贴切，小时候挨打如果哭了差不多就是这样的感觉。那时候知道生活是多么可怕，有了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什么是聪明，什么是愚蠢的概念。但是现在看来，那不过是孩童的天性。

《奥威尔文集》的笔记-第57页

“如果你因为生活艰苦、污秽肮脏、物质匮乏而感到不快，为没完没了的寒冬、破烂的袜子、停开的电梯、寒冷的自来水、粗糙的肥皂、自己会掉烟丝的香烟、有股奇怪的难吃味道的食物而感到不快，这岂不是说明，这样的情况不是食物的天然规律？除非你有一种古老的回忆，记得以前事情不是这样的，否则的话，你为什么要觉得这是不可忍受的呢？”
除了记忆中的美好让人会产生对现在的不可忍受之外，对未来的期待也会产生一样的效果。不论哪种，都是对于事情更好的一面的不灭的希望。

《奥威尔文集》的笔记-无知即力量 - 无知即力量

这一章句句经典！

《奥威尔文集》的笔记-第355页 - 如此欢乐的童年

势力风气和浪费习惯当然又回来了，不过这种风气和习惯有些感到不自然，处于防守的地位。在战前，金钱崇拜完全是不加思索的，没有因为任何良心的谴责而感到内疚。

《奥威尔文集》的笔记-第319页 - 一个书评家的自白

我必须说，根据我在两方面的行业经验，书评家的日子比影评家好过，影评家不能在家中工作，他需要参加上午十一时的内部放映，而且也许只有一两次例外，他往往要为一杯廉价的雪利酒而出卖他的荣誉。

《奥威尔文集》的笔记-第63页

“满意的性交，本身就是造反。性欲是思想罪。即使唤起凯瑟琳的欲望——如果他能做到的话——也像是诱奸，尽管她是自己的妻子。”
在这样的社会里，要扼杀的是人之为人的天性。一切有关美好、愉悦、快乐、轻松的享受都被禁止。称之为行尸走肉都嫌不足。

《奥威尔文集》的笔记-新话的原则 - 新话的原则

例如，《泰晤士报》社论中这样一个典型句子：“Oldthinkers unbellyfeel Ingsoc”。用老话来译，最简短的译法是“those whose ideas were formed before the revolution cannot have a full emotional understanding of the principles of English socialism”。Ingsoc：英社
新话有些词，其特殊职能部室表达意思而是消灭意思。
缩称能把原来的大部分发生联想的含义减少而巧妙地改变了该缩称的含义。例如communist international使人想到的是全世界人类友爱、红旗、街垒、马克思、巴黎公社等何在一起的图像。而comintern却仅仅是一位这一个严密的组织和明确阐释的学说。

《奥威尔文集》的笔记-第295页 - 文学和极权主义

极权主义废除了思想自由，其彻底程度是以前任何时代闻所未闻的。而且认识到下面这一点很重要：他的思想控制不仅是被动的，而且是主动的。它不仅不许你表达——甚至具有——一定的思想，而且它规定你应该怎么思想，它为你创造一种意识形态，它除了为你规定行为准则以外，还想管制你的感情生活。它尽可能把你与外面的世界隔绝起来，它把你关在一个人造的宇宙里，你没有比较的标准。反正，极权主义国家企图控制它的臣民的思想和感情，至少像它控制他们的行动一样完全彻底。

《奥威尔文集》的笔记-第353页 - 如此欢乐的童年

一方面是低教会派信奉圣经教义和禁欲主义，坚持辛勤工作，重视学业成绩，不赞成自我放纵；另一方面是对‘书卷气’的轻视，崇拜运动，鄙视外国人和工人阶级，对贫穷几乎有一种病态的恐惧，而尤其是，认为金钱和特权不仅是重要的，而且最好是继承而来而不是必须靠工作所得。

《奥威尔文集》的笔记-为小说辩护 - 为小说辩护

小说以一天十五部的速度向你射来，每一部都是令人不能忘怀的杰作，你如错过就会危及你的灵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