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凡・哥尔诗选》书评

表现主义时期的伊凡哥尔

今天，当我们谈论起超现实主义，布勒东、艾吕亚、阿拉贡、马松、雅各布这一系列的名字便鱼贯而入，他们的存在成为一种巨大的精神聚光灯，使这个阵营外的人都隐入黑暗。而在这个巨大阵营的边缘，有人手持自己超现实主义宣言的权杖，穿行于超现实和现实的领地，他用一种戏剧式的表现手法力图恢复真实。伊凡•哥尔这位法国超现实主义诗人就这样进入我们的视野。1891年3月27日出生于孚日省的圣迪耶，父亲是位布料代理，母亲是梅兹的犹太人家庭出身，六岁父亲离世后，举家搬到了当时被德国占领的梅兹。早年受到严格的德语和法语教育，十八岁时，母亲为了铺平儿子通向大学成为律师的道路，给他入了“阿尔萨斯/德国”籍。伊凡的法国国籍直到1919年11月他来到巴黎才被恢复。1912年他投入“表现主义”运动，与当时的诗人艺术家开始接触，他先遇到在瑞士的和平主义者，当时这群聚结在罗曼•罗兰和亨利•纪博周围的文人画家中还有让•阿尔普、茨威格、魏菲、鲁比内尔、品图斯、贝歇尔……1916年，在洛桑大学注册登记，逗留苏黎世期间，他在伏尔泰酒吧多次参加了达达主义的聚会，受到启发。1917年结识，C•G•荣格，詹姆斯•乔伊斯，雅弗林斯基，维金等人。1919年与后来的妻子德国女诗人克莱尔来到巴黎，与阿波利奈尔一同发明了“超现实主义”，早于布勒东发表了历史上第一篇超现实主义宣言，而因在诗学观念上不同，后与其决裂。1919年到1939年居住在巴黎期间与其过从甚密的还有阿拉贡、艾吕亚、马雅科夫斯基、雅各布，乔伊斯等诗人、作家、艺术家。1939年为了避难同妻子去了巴西后到美国。1943年至1946年在美国创办了文艺刊物《半球》时，与布勒东之间的矛盾和解。1945年他目睹了美国在广岛和长崎投下原子弹。1947年，携妻返回巴黎，1950年2月27日死于白血病。用法语、德语和英语三种语言写作,又由于的身份、经历、艺术品味以及所处的历史背景造成了哥尔的诗歌里的一种混合感，有从表现主义到超现实主义在他身上的过渡，有超现实与现实的交融，有表现和自然的碰撞，有他各种身份带来的无法认领的尴尬处境，甚至有人说他是德国的大诗人，这显然有些让人啼笑皆非，但正是由于这种游离在各种定数之外的因素造成他的诗歌成为一种新的杂交品种。阅读哥尔诗歌给人扑面而来的首先是他的绝望、孤独、悲观，这种情绪几乎从《哥尔诗选》的第一首《蜡烛》一直蔓延到最后一首。童年的经历，战争，整个世界激情和爱的缺席夹击着他，它们在诗歌中形成了一种很浓厚的氤氲。我思考着无论是提倡“直觉”或“潜意识”表现主义或者超现实主义，流动性始终是其巨大的特色，而哥尔的浓重的味道到底是从何来的，不过很快我就在他早期的诗歌中找到这个问题的线索。我从我虚弱的身躯里我从空洞的眼睛里提取那生长又倾泻我燃烧的生命之光然而从我的生存中生命传向所有漆黑的房间而房子颤抖于我的沉默如果我死去，被轻风所摘，一个世界就因为我而失明它不可能比我更经久——《蜡烛》这首早期诗歌凝练，强调直觉，有很浓的表现主义特征，把蜡烛象征自己的一生别致而贴切，其中另人回味的佳句“而房子颤抖于我的沉默”却又透露出“里尔克”般挺住、承担的味道，这种精神上的自我承担，自我负重其实一直指导着他的整个创作。可以看出哥尔是个极富道德感的诗人，这就是他倾心于不断地重复描摹痛苦、绝望、悲哀，一次又一次涉足死亡、战争、现代文明等主题的原因。其实哥尔的痛苦真正的来源几乎可以说与他的宗教情结以及所处战时背景休戚相关，这宗教情结不但频繁现身他晚期的作品，在早期的作品中也透露出诗人深刻的洞察力，也即是什么成为我们承受的一切痛苦。“秋天有着黄色的手秋天有着红色的鞋去攀爬十字架而骨头森林中没有朋友你听见坠落的苹果之喇叭你听见坠落的坚果之鼓声为死亡而舞蹈//只有最后一只观察着的梨子还悬在空中——《十字架上的苦难》”在这里，诗人甚至认为可以死去就像成熟一般圆满而幸福，而目睹死亡者背负起了痛苦的十字架。此处“目睹着的梨子”，诗人是象征自己么？他留给读者一个思考的空间，这只梨子可以是目睹战争、目睹死亡的所有人，可以是一种自况，可以是上帝。哥尔就是以这样一个目睹者的身份从事他的诗歌事业的。而对日常生活的审视也一度成为诗人写作的对象之一，“厨房”“水龙头”，“阳台”都曾进入过诗人的诗歌，但在转向超现实后这部分东西消失了，而这种视角直到诗人之后移居美国写下“拉克万腊哀歌”时又才得到恢复。在这部分诗歌中，他处理的对象的手法往往仍旧与时代、情绪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如果我们说这部分诗歌很容易看出它在岁月里的陈色，那么哥尔《地铁》这一首诗歌如今看也绝对看不出它写于八、九十年之前。那环绕地球的无性的一代，是一条可感于水泥天空下的溪流……没有花朵的女孩没有愤怒的男人没有智慧的老人用你的铅鞋践踏那离开你的唯一的神圣的那源于痛苦的沉默的影子吧——《地铁》事实上哥尔对时代理解还是丰富的，除了痛苦，这里还存在着“麻木”、“被阉割的”人群。甚至最后表达痛苦必然性的诗句写到了无需阐释的境界，质朴自然。当然，无论从何处着手，在行文，在结尾，哥尔诗歌还是和“虚无”“苦痛”联系在一起。这种苦痛几乎要溢出黑夜遮蔽白日。战争带给那个时代诗人们的创伤是难以言喻的。也许除去他童年和天生敏感的心，身陷敌占区、目睹了残酷的战争使他与其他超现实主义诗人不同，他从外省流浪至巴黎，他从一开始就把握了时代痛苦的本质。“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可耻的”这就足以让人理解二战期间的诗人们究竟经历了怎样的万劫不复。哥尔有首写他这一族人的诗在我看来就和同时代的诗人发生了“共振效果”。共同记忆，确切地说共同经历诞生了相同的“黑色牛奶”，保罗•策兰在其名诗《死亡赋格》中反复吟唱“黑色的牛奶我们早上喝/我们傍晚喝/我们晚上喝/我们喝呀我们喝”在哥尔这里是“痛苦的黑色乳汁/我们畅饮你/在通往屠场的道路上/黑暗的乳汁”《未被征服者之歌》他在诗中用了平时极少使用的反复手法，不但这一段里有呼应，整首诗这段也一头一尾遥相呼应。而策兰的诗歌中“黑色牛奶”这一段也被当作副歌部分，一唱三叹。这不谋而合，恰好证明了直觉的合理性，他们作为遭受厄运的犹太一族，用同样的方式承担起命运的负重。钟铃在所有市镇里更加深沉地鸣响因为总有人刚被一粒子弹击倒——《宣叙调安魂曲》”哥尔是写痛苦的高手，丧钟之鸣源于总有人在不停地死去。他动用一种巧妙的因果思维，产生了这句有震惊效果的诗句，只有不断直面生死，有宗教感和道德感的诗人可以写出这样的诗句，然而在“极其痛苦地理解”中，诗人似乎作为人又发出希望得到解脱的声音，他不禁发出这样的感叹 :“要是我能扔掉这张人类的脸该多好”《你的躯体》“要是夜晚终将而至/把我像树影一样从这片土地上抹去该多好。”《枫树里的那只鸟儿歌唱它》诗人的矛盾正隐藏于力图承担，又反复感受到这种承担的折磨。他似乎走到了生/死荒原的尽头，使自己不得不面对只剩下的这两者，而就诗歌来说，渐渐会产生流于模式化的危险。但所幸的是，在此之前哥尔每次都以精湛的诗艺避免诗沦陷入粗糙的呻吟泥淖。隐喻、联想是哥尔的主要手法。他表现主义时期的诗歌，意义明确，隐喻贴切，可以说真正地做到了“奇而确”。他从生活中挖掘出了事物之间微妙的联系，这点说他师承兰波并不为过。Delteil指出“以布勒东为中心的超现实阵营借助“梦”“潜意识”、模糊性发挥的作用以及思维的怪诞的力量。对布勒东来说弗洛伊德成了他的新缪斯，他的超现实主义更像是精神病学的复制品。而伊凡•哥尔的超现实主义，直接起源于兰波、拉佛格和阿波利奈尔，吸取了他们在心灵、感觉、晦涩以及对一切的爱之中的心醉神迷和高贵。艺术避免去刻意安排，让它自然而然地发生。”哥尔似乎选择了往后退，退回到词语，从生死对立的前线撤退，给诗歌留下更大的空间。其实同布勒东他们最大的不同在于，哥尔始终没有放弃他诗歌早年“黑夜”“玫瑰”的抒情传统，“黑夜”指的是他内心的道德律令，“玫瑰”是他自己说的“对世界的爱以及信仰”。之后，他摒弃了“平庸的表现”，力图捕获一种“精神的自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