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姻缘

作者简介

《上海姻缘》系“上海书系”之一。该书讲述的是上海这座城市从建国前，一直到今天的婚恋、家庭、情感，以及人的婚姻观念的变化。《上海姻缘》从“姻缘”的每一个重要阶段入手，在展现每一个阶段的不同方面的同时，更是把大量的“上海”元素、特色穿插其间，使书稿在符合主题的同时，又带有了鲜明的“海派”生活特色，展示了一座城市跨世纪的婚姻风情。

书籍目录

找呀找——沧海桑田择偶观　“上只角”·“下只角”　吃菜要吃青菜心　“四大员”　老九不能走　好女嫁老板　今天有谁一见钟情　本地人欢喜大娘子　圣女·剩女结缘——条条路儿通洞房　组织是靠得住的　鲜花重放的红娘　相约荧屏：上海男女的时尚撮合　“肥水”和“近水”　不拆墙也是一家子　爸爸妈妈走上前　求爱：从马路到“网路”　娶个上海女人做太太　找个上海男人当老公甜爱路——爱情是这样炼成的　“荡马路”　情人墙：外滩的传说　公园是个伊甸园　通宵场·伪包厢　男女表白　手榴弹·机关枪·炸药包筑巢——四手联弹定终身　“敲定”终身　从“汤司令”到“吃爷娘”　爱之屋　有脚无脚少不了　同居：摸过河的石头　你就是我的拿破仑　　美人也是江山一座婚礼——人生礼观红地毯　革命时代的婚礼　花样年代的婚礼　甜蜜的开销　红色“罚款单”　披上婚纱之前　婚戒金灿灿　奉子成婚过人家——盐油柴米日常事　夫妻亲算账清　烊烊烊　红花绿叶种出来　丁克那些事　投向刀刃的好钢　男小囡·小姑娘　男生女生　怎一个“闪”字得了　当个宅女不容易　　

编辑推荐

《上海姻缘》编辑推荐：婚姻，可以看做映照城市生活和城市人的一面再好不过的镜子。“上海姻缘”之所以吸引人们的眼球，自然是与上海这座中国最大的城市有关。它生于斯，长于斯；既活跃着传统的因子，一呼一吸间又与全球最新节拍同步。带着鲜明的烙印，磨打不去的胎记。城市使之更美好，它令城市更美妙。

前言

啥人头上有朵花——一座城市跨世纪的婚姻风情这首童谣，是我儿时弄堂里传唱的：“啥人头上有朵花，明朝夜里要结婚。”不光只是嘴里唱叨，还要动口又动手。动手是要为歌儿佐证，就是要把花放到某个人的头上。那时，正是“文革”时期，店里无花可买，身边也摘花较难。放到脑袋上的，当然很少是货真价实的花，甚至连纸花也捞不着；大多是碎纸片、树叶什么的。玩这游戏的，都是小学生和学龄前儿童。让“花”开在人家头上的过程是悄悄的、隐蔽的；绝不能让他在那个“花”儿即将落下之际察觉，发现你的意图。于是，在童谣的掩护下，完成了摆“花”的任务。另一种情形，则是在把“花”放到某人头上之后，儿歌声骤然而起。每当童谣声起的时候，在场的人，要么是伸出两只手在自己的头上扫来扫去，要么就是警惕地左闪右躲。总而言之，就是生怕花落我家，唯恐“明朝夜里要结婚”。现在想想，觉得好笑，有点滑稽。那时，连结婚究竟是怎么回事都弄不清楚的我们，为什么竟然对它要这样的退避三舍？为什么异性相吸的定理，在这里失去了它的功用？难道今天头上有花与明朝夜里结婚潜伏着什么必然的关系？正是应了哲人的那句话：感觉到了的东西不一定能理解它，只有理解了的东西才能更深刻地感觉它。感觉只解决现象问题，理解才解决本质问题。理解有助于我们对新旧感觉的梳理、辨析和把握，理解也有助于我们对事物本质的触及、认识和深化，以至于解决。在这个世界上，只要有男女的地方，就会有姻缘。上海姻缘之所以吸引人们的眼球，自然是与上海这座中国最大的城市有关。它生于斯，长于斯；既活跃着我们民族传统的因子，一呼一吸间又与全球最新节拍同步。带着它独有且鲜明的烙印、磨打不去的胎记。城市使之更美好，它令城市更美妙。姻缘，还可以看作映照城市生活和城市人一面再好不过的镜子。做这样的比喻，不仅是因为世人把镜子的圆破用于表达婚姻的完美程度；它还观照了我们自身的成长，映出了生活中诸多生动传神的面相……我们常把家庭比作社会的细胞，细胞的稳定、和谐和健康，自然是相当的重要；要做到这一切，就要取决于姻缘的状况和质量。哲学家告诉我们，矛盾无处不在，姻缘也不会例外。但姻缘的美满，就是在舌头与牙齿的打架中逐渐完成的。姻缘何尝不是孕育着明天美丽花儿的骨朵呢？城市的童谣绵延流传，串起了上海这座城市丰富多彩而又不断发展前行的姻缘。

内容概要

袁念琪　生于上海，高级编辑。上海市作家协会会员。中学毕业后上山下乡，1978年考入大学，获法学士学位。毕业后，分配在中学任教。1983年，被招聘考入上海电视台至今。 
    多次获中国广播电视协会专题一、二、三等奖，全国报纸副刊作品年赛一等奖，并在上海新闻奖和上海广播电视奖评比中获二、三等奖。迄今已发表诗歌、散文、报告文学和评论数百万字。曾出版《上海：穿越时代横马路》《处处见门槛——上海人日常生活经济学》《十字街头》《钻钻铜钿眼——一个上海人的日常经济观察》《上海品牌生活》《上海门槛》等。

章节摘录

“上只角”·“下只角”“上只角”和“下只角”是上海人独创的语汇。在我的印象里，这一对名词诞生和盛行于20世纪80年代。可也有这样的一个说法，说是在20世纪的20年代，就有“上只角”这词了，指的是租界。由来是源于地理原因，因租界在华界之北，上北下南，“上只角”就是指租界那一块地方。那时，还无“下只角”一词。到了我们耳闻目睹“上只角”之时，其本意已经与过去有了差异，指的是地段繁华、环境幽静、住宅高档以及所住居民收入、职业和文化程度较高的地区。不仅有意义的不同，而且还同步诞生了个相对应的词汇“下只角”。按“上只角”、“下只角”的概念来观照我们这个城市，其中有“上”、“下”两只角泾渭分明的，另有一种是你中有我，即在“上只角”里包囊了若干的“下只角”，对此，也是有个说法的，叫做“都市里的村庄”。这么一说，“上只角”和“下只角”的指向就很清楚了然了，与20世纪20年代的含义是有所不同的。不管是“上只角”还是“下只角”，生活在那里的人都是要恋爱结婚的。同在一“角”的男女结合，这里暂且放下不表。要说的是跨“角”的姻缘，因为月老也时时把一根红线串起了不同“角”的男女，于是也就挑起了_个千古话题：门当户对。朋友采访过一对新人。新郎是住在“上只角”——原来的法租界，今徐汇区复兴中路和乌鲁木齐路交界一带。而新娘住在“下只角”——南市老城厢靠黄浦江边的一个棚户区。那里的人口密度高，当地人有一个玩笑说：张家宅前宅后宅左宅右宅中宅，五个宅子就可以征兵一个师。生长在“上只角”的新郎讲：“原来，他们是一百个里面也不一定有一个能嫁到我们‘上只角’的。‘文革’的时候，打乱了。有些‘下只角’的人和我们结婚，现在又没有了。”而来自“下只角”的新娘说：“我一定要寻一个有本领、有地位的爱人，我寻到了。‘上只角’就是地位。”新郎的父亲解放前是银行的职员，有钱有地位；新娘的爸爸是街道运输合作社的工人，是踏黄鱼车的。新郎的父亲竭力反对这门婚姻，两人是在老人过世后才结的婚。违抗父命的新郎对我朋友说：“自己比老婆长得矮一点，反正是在1米70以下。这样的条件找老婆，尤其是要找个容貌出众的，的确是有困难的。”在现实生活中，大多相爱的男女，他们各自的家庭、学历和经济状况等，并不是门当户对的。而在过去注重政治面貌、家庭出身，讲究几代根正苗红的年代，尤其是在“文革”期间，这些都是门当户对要“当”要“对”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因为这不但会影响当事人，还会波及他们的子女。“门当户对”就是男女双方要相匹配，而匹配是有着一系列具体内容的。譬如在年龄上要相当，一般是女不能大，当然也有“浦东人喜欢大娘子”一说。还有是高矮得当，大都是男高女矮，但也不能差距较大。有一男生1米80出头，女的却不到1米60，两人一牵手，男的就像拎了只热水瓶。甚至还有籍贯方面的考虑：南方人最好找南方人，江北人不考虑，宁波阿婆难服侍等等。此外，还有学历、家庭、住房和居住地段等匹配的要求。《相约星期六》是上海电视台一档开办多年且极有影响的节目，专为青年男女的婚姻牵线搭桥，门当户对也是其操作的一项原则。比如，推出过高学历专场。能来的，都是高学历者，需要出示硕士以上的文凭才能换得一张入场券。节目的编导们是绝不会让文盲或是只有大中小学文化程度的人混进场内的。一个硕士同事，就在这个专场里赢得佳人归，结成一对高学历夫妇。可以说，男女匹配的基本原则就是：高不攀低不就，门当户对乐悠悠。因为无论是高攀还是低就，实际上就是造成了事实上的一种不平等——对高者是一种倒贴，对低者则是一种透支。对于婚姻来说，任何一个小小的不平等，都可能是埋下的一颗定时炸弹，就是产生裂缝的一处内伤。尤其是建立在经济不平等基础之上的，更是不太坚固和长久的。找对象讲“门当户对”，其实就是在寻找配偶的最佳组合。而且，它可以通过后天的努力达到平衡，实现般配，从而结成夫妇。为了使不匹配变得匹配起来，为了缩小两者之间的距离，那就要进行互补工作。男女双方中的一方，或者是双方都要在某些方面做互补的工作，在改变中提升自己，进而实现“门当户对”。好比踢足球从“甲级”升入了“中超”，你才能交上“中超”的朋友。也有这样的事例，退一步海阔天空，也能达到门当户对。但是，人都是想往高处走的呀。努力匹配的积极意义，不仅让婚姻稳定，而且在这种不断地从低向高的跳跃和与时俱进之中，人有进步，经济和社会有发展。也有人说“门当户对”是世俗，甚至是庸俗。但要看到，高调只能是画饼充饥，跛脚就埋下了倾覆的危险。爱情是伟大的，现实也是要面对的，而且要脚踏实地地面对。“门当户对”是讲实际，也无可厚非。结婚是要过日子的；人生在世岂能不食人间烟火，而且哪个不想食得有滋有味。国外的经济学家注意到一个现象：为什么不同的环境中，人们却相似地注重财富、教育程度及其他元素，以此来选择配偶。很显然，造成这一连串差异，也就是造成门不当户不对的根本原因不是别的，就是经济。经济决定你所受的文化教育、见识经历、居住条件、衣着打扮、品位和消费方式等，一句话：经济决定你走上婚恋舞台的整体形象和综合竞争力。而且，结婚之后还要受制于这些因素。戏剧大师萧伯纳有句名言，“经济是充分利用人生的艺术。”这就告诉我们，经济不仅存在于生活的各个角落，而且是个天性活跃的分子。在结婚这一人生大事上，它肯定是不会袖手旁观、默默无为的，还要发挥重要的作用。我们要做的，不仅是要有自知之明，还要懂得如何以己之长克己之短。说到底，就是“门当户对”了，也是就总体而言，不会平等得如天平两端。能“门当户对”最好，退而求其次也可。“门当户对”在中国，不是上海人独有；在世界，也不是中国人独有。被世人视为浪漫和自由奔放的法国人，讲起“门当户对”来同样是慷慨激昂。有个为法国王后讲道的弗朗索瓦·巴莱竟然这般陈词：“有多少不般配的婚姻啊!有多少婚姻是凭激情结合的啊!社会是何等的混乱啊!家庭是怎样的蒙羞!高贵血统与低贱血统混合到了一起，富庶与贫穷混合到了一起，低级而粗俗的教育与出色的基督教教育混合到了一起，默默无闻或臭名昭著的名字与闻名遐迩、对国家民族说来十分珍贵的名字混合到了一起。”就连写过《论不平等的起源》的卢梭，也提出“门当户对”在爱好和性格等方面的“天性的般配”的观点，认为它比门第、财产和地位等方面的“门当户对”显得更为重要。他的观点是，“应该使那些不管在什么形势下、不管住什么地方、也不管会沦落到何种社会地位都合适的人结为夫妇。”倘若，这样放之四海皆“门当户对”，恐怕连扫帚配簸箕都不行，而是需要扫帚配扫帚，簸箕配簸箕了。

图书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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