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折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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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折年代：中国的1947年》书名中所用“转折年代”，正是在这意义上说的。发生了这样的转折，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个历史性巨变的到来，便成为顺理成章的事情了。将1947年史册的第一页和最后一页进行对照，可以感受到这种转折造成的强烈反差。这里，我想先把国共双方的 主要领导人蒋介石和毛泽东在这年前后的言论及其反映出来的各自心态比较一下，可以给我们留下一个清晰的印象。这也许比列举种种具体事实更容易说明问题。

蒋介石在这一年将要到来的时候，刚刚攻占解放区在华北和华东的两大政治中心，张家口和淮阴，单方面召开国民大会，把和谈的大门关死。他那时候真是趾高气扬，踌躇满志，以为只需要三个月或半年时间就可以消灭中国共产党。他在这年2月所做的《对于最近社会经济军事情势之分析》的讲演中得意洋洋地说：

“一年余以来，政府要收复什么地方，就收复什么地方，长春如此，张家口也是如此，而最关重要的要算收复苏北和鲁南，因为苏北湖沼纵横，鲁南丘陵起伏，交通不易恢复，最便于匪军的藏匿和逃窜而终于被国军所收复，这是前方将士英勇奋斗的成绩。政府于去年计划在五个月内收复苏北，直至今年1月底正式将共产党驱逐时为上，比预定期间，也不过只超过了一个月。最近共产党在鲁南如果完全失败，则黄河以南便不复有容身之地。所以在这种交通和军事情势之下，共产党绝对不能流窜幸存。现在共产党还想把政府拖倒，这无异是一个幻梦，不料某报反而替他们宣传，真是可笑之至！”

最受蒋介石信任的参谋总长陈诚，1946年10月17日在攻下张家口后在记者招待会上斩钉截铁地表示：“如用军事，三、五月内可以告一段落。任何一条铁路，两星期内可以打通。”1947年初他又一再重申这个看法。这反映出他们那时多么地充满自信。

但到这年12月，蒋介石再也没有年初那股神气了。当讲到一年多来的战场形势时，他说：

“他们（注：指解放军）并没有我们这样好的武器，也没有我们这样多受过严格训练的官兵，更没有什么军需资源的经济基础，这些条件我们都远胜过他们，而为什么我们不能剿灭他们？并且较之初期，匪区更扩大，匪势更嚣张，我们曾有许多将领被俘虏，许多部队被消灭，成为我们国民革命军有史以来的大耻辱！过去我们无论是东征、北伐以至抗战，没有一次战争不是光荣胜利的，现在剿匪，匪是愈剿愈多，我们却是愈战愈挫，这是我们从来没有受过的耻辱！”

他甚至感觉到：自己也好，国民党的统治也好，已经处在“生死成败的关头”。这年的最后一天，他在日记中写道：“本月忧患最深，尤以最后十日，各方告急与失败之报，几如雪片飞来，蓐食宵衣，兢兢业业，未敢或懈，自省俯仰无愧，信道益笃，成败利钝，一惟听天命而已。”

再看毛泽东，他的态度一直是冷静而从容的。1946年11月21日，面对国民党军队气势汹汹的大举进攻，他在中共中央的会议上说：前一段时间，在中国人民中间以及我们党内部存在着内战打不打得起来的问题，人们部希望国共不打仗，现在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剩下的便是我们能不能胜利的问题了。要胜利就要搞好统一战线，就要使我们的人多一些，就要孤立敌人。在军事上，我们还是用袭击的办法，集中优势兵力，消灭敌人。解决土地问题，这是一切工作的根本。他强调指出：“我们只要熬过明年一年，后年就会好转。”1947年2月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通过《迎接中国革命的新高潮》的党内指示。毛泽东在对这个文件作说明时指出：“根据最近的形势来看，高潮是确定地快要到来了。凡是出现革命高潮，总是敌人有弱点，给我们可乘之机，否则就很难。”“这次革命的动力是两条战线，就是解放区和蒋管区的人民运动，而以解放区为主。”对革命胜利的时间，他做出这样的判断“少则三年到五年，多则十年到十五年。假如以少则三年到五年来说，那末，从日本投降时算起到现在已经过去一半了，，即一年半了，但最后的困难我们还要估计到。”

毛泽东在1946年底所说“我们只要熬过明年一年，后年就会好转”，用了一个“熬”字，是十分贴切的。对中国共产党来说，1947年这一年确实很不容易熬过，而在这一年里把整个局面扭转过来就更不容易了。毛泽东在十九年后还对外国朋友说起：蒋介石打我们的时候，要算1947年上半年是最困难的时候，很多重要的根据地被它占去了，比如延安就被占去了，陕北它都走遍了。只是整个局势的好转，来得比毛泽东原来预计的更早。

到这年年底，情况已经发生根本的变化。毛泽东认为可以断言胜利已经在望。12月25日，他在中共中央于陕北米脂县杨家沟召开的会议上做《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报告一开始便说：

“中国人民的革命战争，现在已经达到了一个转折点。这即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已经打退了美国走狗蒋介石的数百万反动军队的进攻，并使自己转入进攻。”“中国人民解放军已经在中国这一块土地上扭转了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蒋介石匪帮的反革命车轮，使之走向覆灭的道路。这是一个历史的转折点。这是蒋介石的二十年反革命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这是一个伟大的事变。”

为什么在短短一年时间里，竟会出现如此巨大的转折？看起来似乎是个奇迹，其实，根本的原因在于人心的向背，在于谁能得到中国最大多数民众的支持。人心向背，是最终能左右一切的决定性力量。当然，主观的指导方针是否正确也是至关重要的。如果指导方针不正确，即便有良好的客观机遇仍会白白地丧失掉。具体说来，这个变化是由解放区和国民党统治区人民运动这两条战线的发展所造成，而以前者为主。无论两者中哪一个方面，走过的都不是平坦的道路，而是经历过一个艰难的发展过程。正是在这样一个历史转折年代，各种矛盾冲突表现得比平时更加错综复杂，更加尖锐激烈，因而使这段历史的内容异常丰富。

《转折的年代:中国的1947年》所要考察和探讨的是：这个转折究竟是如何到来的，它一步一步地经历了怎样的发展过程，力求把这个波澜壮阔的历史场面重新呈现在读者面前。至于能在多大程度上做到这一点，只能有待于读者的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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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前言

一、中国是怎样进入1947年的

二、新年前后的抗议美国暴行怒潮

三、主战场上第一回合的较量

四、从进攻延安到孟良崮战役

五、席卷全国的反饥饿、反内战风暴

六、局势急转直下的巨大震撼

七、美国政府的两难处境

八、拦腰突破挺进大别山

九、品字形阵势的形成

十、北线战局相继变化

十一、农村土地制度的大变动

十二、中间派政治力量的新抉择

十三、南京政府越来越孤立

十四、历史的转折点

附录：抗日战争后期中国政局的重要动向―论1944年大后方的人心剧变和“联合政府”主张的提出

征引文献

后记

编辑推荐

　　1947年，国民党政府在这一年间由强者转化为弱者，共产党的情形则刚好相反。这个历史性的转折是怎么发生的？《转折年代：中国的1947年》回溯历史源头，简略回顾了从抗战胜利到1946年底一年多的经过，而后全方位审视1947一年间风云变幻，广引各方文献，目的即是想让读者对事实得到比较完整的了解，以便自己来思考和做出判断。

章节摘录

　　揭开1947年中国历史的第一页，国民党报纸上宣传得十分热闹的，是在1月1口这一天公布“国民大会”所通过的《中华民国宪法》和《宪法实施之准备程序》。蒋介石在同一天主持举行隆重的谒陵典礼，并发表告全国军民同胞书，说：“今天政府颁布中华民国宪法，国家即已进入民主宪政的坦途，从此全国同胞要认真行使民权，善尽义务，这是民国成立以来一件划时代的大事。”　　同蒋介石那样兴奋的口气形成鲜明反差的是，国民党统治区的老百姓对这部《宪法》的公布也好，对当局宣布进入“宪政”时期也好，普遍反应极为冷淡，没有觉得这是什么“大事”，更谈不上“划时代的大事”了。叶圣陶在1946年12月26日的日记中说得很坦率：“国民大会已闭幕，宪草已议定，此原是国家大事，而以基础之不稳固，操纵者之别有用心，人皆以玩戏视之。”在1947年1月1日的日记中又写道：“今日起放假三日，算是功令，名义为庆祝宪法完成。实则此次宪法，一般民众固未措意，有识之士多不与承认。”此刻最吸引人们注意力的，却是因驻华美军在北平强行奸污北京大学先修班的女生激起的抗议美军暴行运动正以迅猛之势席卷全国。　　《观察》特约南京通信中作了这样的鲜明对比：“三十六年（注：即1947年）的首都，以两个不同的游行来开始。元旦天气晴朗，国旗飞扬，街卜增加厂不少‘普天同庆’的彩牌楼，只有在各大学中似乎并不欣赏这三天庆祝假期，偏［遍］川占了抗议美军暴行、要求美军退出的提议、文告、宣言、标语、漫画、剪报，几乎是每五分钟贴一批，每一小时开一次会。”这种简单明了的用事实来比较，也许比千言万语的评论更能使人清楚地了解当时的民众情绪，了解中国是在怎样的情况下进入1947年的。　　抗议美军暴行运动，在抗日战争胜利后不久能够以这样的声势席卷全国决不是偶然的，因为这个问题正触及到亿万中国人心灵深处最为敏感的痛处。中华民族在一个多世纪以来受尽了外国列强的欺压和侮辱，伤透了中国人的心，特别是经过八年浴血抗战，终于打败长期骑在中国人头上作威作福的日本侵略者以后，每个中国人都觉得扬眉吐气，可以抬起头来做人了。他们最无法忍受的，是重新看到外国列强义以征服者的姿态，无视中国的主权，无视中华民族的尊严和利益，在中国国土上耀武扬威地为所欲为，甚至任意杀害和污辱中国的同胞。这使每个有爱国心的中国人，都会立刻联想起一百多年来民族的屈辱和苦难，都会抑制不住满腔热血的沸腾，奋不顾身地起来抗争。　　抗日战争期间，不少美国军人、特别是空军人员来到中国的大后方。他们的人数不多。在中国人看来，他们是盟军，是来帮助中国抗战的，因此对他们怀着一种亲近的感情。当美国军人乘坐军车经过街道时，人们常常友好地伸出大拇指向他们喊道“顶好！ ”　　但战后这种情况很快发生了变化。著名的白山主义知识分子储安平多少带有伤感地写道“在战争时期，中国人对于美国都怀有一种广泛的好感。这种感情，包含着感激和敬佩两种成分。”“但是这种感情在过去短短几个月中，已经起了很大的变化。”“这诚然是一个不幸的变化，不幸丰这又竟然是一个不可否认的变化。的确，中国人对美国的感情在短短的几个月内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是谁也是无法否认的。这种变化，是事实教育的结果。　　为了使胡军“达到十分疲劳和十分缺粮之程度”，西北野战兵团制订了一个十分巧妙的计划：一方面迎合他们“不顾疲劳粮缺，将我军主力赶到黄河以东”的企图，引诱胡军主力大举北上，远离后方，奔赴边区北部的绥德一带；另一方面又乘他们后方空虚的机会，以主力突然袭击胡军的粮弹补给基地蟠龙镇。这两个方面是相互联系、不可分割的，前者正是为后者创造必需的前提。　　蟠龙镇地处延安以北、羊马河以南，在咸榆公路西侧，是胡军在陕北的补给总站。胡宗南部主力每次“武装大游行”后，就得到这里来休整并补充粮食和弹药。守军第一六七旅是蒋介石嫡系整编第一军的主力，装备精良，战斗力比较强，加上地方武装，兵力近七千人。蟠龙镇周围，依托起伏的山脉和地形，修筑有众多形成交叉火网和纵深防御的碉堡群，并且有深宽各六七米的外壕，壕外和山凹要道又设有地雷、铁丝网等障碍物。如果胡军主力依然留在蟠龙镇或者位于离蟠龙镇不远，能够及时增援的地方，兵力不足的西北野战兵团要攻克这样坚固设防的重镇是不可能的。　　这时，从延安撤出的中共中央和陕甘宁边区党政机关的部分工作人员正在边区北部东渡黄河，向山西转移。国民党空军在空中侦察，发现绥德、米脂以东的黄河各渡口正集中着不少船只，解放军又有多路小分队正向绥德方向前进，以为西北的解放军主力准备从这里渡河。蒋介石立刻急电胡宗南，要他迅速以主力沿咸榆公路北上；又令驻守榆林的邓宝珊部南下夹击。4月26日，也就是羊马河战斗结束后十多天，刚在陕北无人无粮地区武装“游行”几天后疲惫不堪地回到蟠龙镇的胡宗南部主力整编第一军和第二十九军九个旅，又整装从蟠龙镇出发，经瓦窑堡向绥德、米脂推进，要打通咸榆公路，同邓宝珊会师，想把解放军赶过黄河东岸去。　　27日，彭德怀、习仲勋致电中央军委报告：“董、刘两军二十七日十五时进抵瓦市，有犯绥德模样。蟠龙留一六七旅直及四九九团守备，似有粮弹未发完。”“我野战军本日隐蔽于瓦市东南及西南，拟待敌进逼绥德时。围歼蟠龙之敌。”中央军委复电：攻击蟠龙，决心很对，如胜利，影响必大，即使不胜，也取得经验。彭德怀、习仲勋作了周密的部署。为了尽可能将胡军主力引得更远，他们还以第三五九旅一部为主，并从每个旅抽出一个排，配合地方武装，伪装成西北野战兵团主力向北撤退，节节抗击胡军主力，沿途有意丢弃一些军用物品，制造假象，引诱胡宗南部主力加快北上。“当胡军主力由蟠龙地区向绥德前进时，人民解放军在山头上看着他们蹒跚通过，每个兵背着武器、工作器具、背包和九天干粮，穿的是露出背脊和屁股的烂棉衣，笨重和褴褛得像狗熊一样。专挑没有道路的黄土高山爬上爬下。天气也好像故意与胡宗南作对，在胡军前进时下了一场透雨，弄得胡军个个滚得像落汤鸡，跌得像泥菩萨。　　胡军主力走了一个星期，离蟠龙镇已经够远了，5月2日到了绥德。西北野战兵团主力却得到了足够的休整，也在5月2日黄昏把蟠龙镇包围起来。胡军主力突然得知后方危急，这是他们　　根本没有想到的，一时不知所措，米脂不去了，黄河边上也不去了，在绥德周围转了三天。就在这三天里，西北野战兵团对蟠龙镇发动了猛攻。和前两次的伏击战不同，这是一场攻坚战。彭德怀说：“如果说青化砭和羊马河之战，我们吃了两块肥肉，那么蟠龙镇一仗，我们要准备啃骨头了。”由于西北野战兵团装备弱，缺乏攻坚火炮，对付坚固设防的守军，主要靠对壕作业来排除对方地雷、铁丝网、外壕等障碍，靠突击、爆破、火力支援和近战夜战等手段来突破和占领对方的阵地。到5月4日午夜12时，全部肃清从四周各个山头阵地溃退到蟠龙镇的守军，蟠龙攻坚战胜利结束。　　正当国民党政府和它的支持者美国当局因在各方面严重受挫而陷入一片混乱时，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抓住有利时机，果断地做出一个人们难以料到的大胆决策：由刘伯承、邓小平率领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十二万人强渡黄河，千里跃进大别山。在国民党军队的进攻还没有被粉碎、人民解放军的数量和装备还没有超过国民党军队时，立即以主力打到外线去，把战争引向国民党统治区，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这是一个了不得的决策。邓小平在四十多年后回顾道：“解放战争开始时没有提出反攻的问题，那时反攻时间还捉摸不定。从1946年7月开始，到1947年6、7月，打了一年就很有把握地确定反攻。要说原因，一个是第一年歼灭了近百个旅的敌人，相应地我们的装备也有所改善。另一个原因是客观形势迫使我们要早反攻。”　　这两个原因部很重要。拿第一点来说，解放战争开始时国民党军队的兵力大大超过解放军，双方的武器装备和火力更是悬殊，许多地区的解放军还只是抗日战争时期游击队的集合体，缺少打大仗的经验。当时，对解放军应该实行外线作战还是内线作战的问题曾几经周折。经过同第一线指挥员的反复讨论和实践的检验，最后确定以内线作战为主。这样做的好处是：可以依托老根据地群众全力的支持和掩护，兵力补充、粮食供应以至伤病员安置等都没有多大困难，指战员对地形熟悉，便于诱敌深入后能在运动中伺机歼灭敌人。苏中、鲁南和陕北等战场上都是这样打的，取得明显成效，并且在一定程度上起着试验和探索的作用。经过一年的作战，情况发生了重大变化，不仅消灭了国民党军队九十七个半旅，包括它的精锐主力整编第七十四师在内，而解放军士气高涨，编制充实，在连续作战中得到锻炼，指挥员积累起大兵团作战的丰富经验，还获得大量的武器装备和俘虏补充。战斗力大大增强。如果没有这些条件。转入战略进攻是不可能的。邓小平在挺进大别山后不久．对毛泽东的战略思想作了这样的说明：“他告诉我们，开始必须在内线打，打到一定时候，也就是削弱敌人到相当程度之后，就要打到外线，到蒋管区去打。”“因为在战争初期，我们的装备还不够优良，作战经验还不丰富，内线便于消灭敌人，便于组织和发展我们的力量，便于积累经验，所以先在内线打是完全必要的，也是取得了胜利的。”“时机成熟了，就应该转到外线，否则就要吃亏。”　　再说第二点，那时国民党仍在向解放区进行大规模进攻，主要集中两翼：陕北战场有二十一个旅，共二十万人；山东战场有五十六个旅，共四十万人。但这两翼之间的兵力却很薄弱，主要依靠改道后从风陵渡到济南的千里“黄河防线”来阻拦解放军南下，自夸可以用来代替军队四十万人。解放军转入战略进攻的矛头正好对准他们这个防守力量薄弱的腹部，强渡黄河。直插大别山。　　……

图书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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