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解文化》书评

全球视野下的消解文化

这是英国社会学家迈克*费瑟斯通关于经济全球化进程下，后现代主义以及相关文化表现的述说。后现代化主义指向的就是文化的去中心化和文化复杂性的引入。奴隶制是现代性的奠基石，暴露出启蒙事业的普适性、意义的固定性、主体的统一性等观念所蕴涵的根本的种族中心主义。全球文化不要把它理解为一种共同的文化，而是差异、权力争斗、文化声望的竞争将在其中进行到底的一个场所。应该把注意力集中到经济与文化的不同中间状态，对于各个民族（国家）的社会来说，所谓的团结性和整体性正在全球化的进程下逐渐瓦解。文化的整合性、同质化、统一等进程虽然还在发挥作用，但是所受到的挑战也是明摆着的。把社会看作一个团结的整体性实体，这种观点的主导型就涵盖了‘亚系统’、‘亚文化’、‘层次’和‘维度’等概念。对社会内部维度的这类关注，忽视了很多社会间和跨社会的进程，比如：社会之间的相互作用；跨越边界的宗教、政治、经济和文化进程；移民、遭放逐者和难民的流动；军事、文化和经济的扩张。不要把现阶段所谓的后现代状态理解为一个状态，而应理解为一个过程。现代化理论其实是建立在如下设想之上，即各个社会是沿着内部的发展轨迹在发生变迁。‘结构’、‘分化’、‘复杂性’等则被认为是在所有的时间和空间中都发挥效用的普遍性变量。要研究特定群体间和阶层派系间的力量争斗与相互依赖，它们提高或削弱了文化专业者的力量，以及社会对它们文化产品与理论的评价。需要关注的是他们之间必然联系与向理论化的发展这两方面，强调处于相互依赖与力量争斗的不同个体或起或落时，这两种理解在解释力上具有的相互排斥性。我们的过去意识并不主要来自于书写文本，而是靠行动的仪式操演和仪式语言的形式。‘没有地方感’这一类的观点存在着一个危险，即仿佛所指出的都是那些可以普遍施加影响的进程，而且这些进程永远都不会在历史中发生变化。新中产阶级拥有对地方不同的依附感，在构建想象共同体方面有不同的适宜性。不了解学者、知识分子和艺术家的文化生产，以及文化中介将文化产品包装和传递给不同的受众与公众的方式，就不能断定文化专家所说的危机必然跟他们宣称那样，是普遍的社会和文化危机。价值只有被不同群体实际地使用调配，才会有效地存在。接纳融合、多元信仰、宽容差异和他者性，这是后现代理论倡导的一个特征。在西方现代性中发展的启蒙观有一个假设，即可以通过理性与科学去发现自然和社会世界的结构。还会制造出有用的技术只是以驯服世界，但同样也带来相似的社会技术以改善社会生活和开启‘好的社会’（推动韦伯的是在其背后一股源自强烈的责任伦理而永不停歇的巨大力量）。世界的多元主义概念可以说是一种鲜明的对当下系统碎片化的西方的理解模式。在愈加复杂的全球实体中面对其变幻莫测的权力平衡关系，如何从理论上对复杂性做出解释，正是后现代主义的出现与西方现代性的基础和价值体系越来越明显的相对化所面临的核心问题（特征：符号与影像漫无目的的混战、风格的折中、符号游戏、规则的混肴、缺乏深度、虚幻与古怪价值的杂烩、强烈的情感承载、形象凌驾于语言、历史现实感和传统现实感的丢失以及主体的去中心化）。外来群体获得了社会权力与信心，社会的对比与紧张感增强了。现代性打开了一个欧洲自我认知的过程，在其中东方与世界上的其他地方都被框在前现代的传统主义的形象当中。欧洲通过殖民主义在空间上的扩张，以及由此造成的物品、人口与信息的流入，在一系列的社会与文化生活形式与空间中制造了各式各样的含混与失序的模式，这都有助于产生一种越来越强的‘新奇感’、‘当下感’，以及时间飞速即逝的感觉。文化存在着某种一致性模式的假定，不仅难以适用到与封闭社会相对的开放社会，也难以适用到与统一社会相对的多元和分化的社会。后现代主义时代，越来越多的人知道历史的多元性，那些在历史中被压抑的叙事也表明不存在统一的特权式的历史，只有各种不同的多元历史。后现代文学出现一个趋势，好批评牢固不变的认同观念，而赞扬无序、融合与杂糅。20世纪后半叶，全球的力量平衡朝着不利于西方的方向发展；跨越民族国家边界的跨国的商品、人口、形象与信息的流动强度越来越大。广告不仅在利用、转变或替代传统的高雅文化，以促进商品的消费和加深大众蒙骗，而且还把注意力放到了商品的象征层面。经济学的兴起是建立在一个独特的经济领域的崛起的基础上，取决于经济专家在数量和权力上的逐渐增长。经济交换的胜利并不必然会导致传统文化和高雅文化出现残缺，但这意味着一种新的‘人造’文化从‘底层’被生产出来，并遵循商品生产的逻辑要来取代它们。消费阶层的界定与三类物品的消费有关：主类消费品（比如食物）、技术类消费品（旅行和资本装备）以及信息类消费品（信息产品、教育艺术品、文化与闲暇消遣）。后现代主义特征：首先是一场运动（从强调整体、系统和统一的宏大叙事的普遍主义抱负转向强调地方性知识、碎片、融合），其次是对象征等级的消解（高雅与大众文化的区别坍塌），三是一个日常生活美学化的趋势，四是对主体的去中心化。在生活环境的格局和日常见闻中四处可见的广告、影像和出版物的发展，足以说明消费文化加强了日常生活这种美学化的程度。注重再生产、生计维持、共同惯例、女性领域、待人接物的能力的日常生活，随着注重工具理性、变迁和牺牲的生产世界的绝对合法性出现问题而获得了自己的生命力。民族国家和政治集团之间日益激烈的竞争不应被排除在外：这将以包括贸易战和不同形式的战争在内的生死竞争为主题。民族是通过一系列或多或少具有一致性的形象与记忆来加以表述的，这些形象与记忆关注的核心问题是群体的起源、差异和特殊性。集体记忆指向群体在过去的经历，在与其他那些共享着原初经历的人的相互接触中，这些记忆定期得到了强化。民族国家的重要他者所产生的外部压力，以及不断升级的权力斗争，都使得为民族构建一种认同变得越来越重要。依靠赋予创造民族大业的优先性以及它所具备的权力资源，民族国家可以重新发明抵制、调整、甚至是控制市场渗透的记忆、传统与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