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学“中国化”的历史困境》书评

西学“中国化”的历史困境评论

西学“中国化”的历史困境王铭铭是国内一流的人类学学者，这个书名比较托大，实际上讲的只是人类学的中国化。王铭铭对于人类学的中国化、本土化的问题一向比较关注，这本书却不是这方面的专著而是一个多多少少和这个主题有点关系的文集。第一篇讨论英、法、德三个国家的人类学国别差异，文章的角度很好，思路很清晰。但是它的优点似乎也只限于此。大的问题框架，比如忽视西方人类学内部的差异，人类学的普遍主义等等勾勒得非常不错。但是具体内容不过就是介绍了几位西方学者的观点，这些观点介绍的也很不错，但是一方面对于我们这样的外行来说细节上还是有不甚了了之处，另一方面也还有意犹未尽的感觉。感觉深度和力度上都远远不如《人类学的哲学之根》一书作者对美国人类学剖析的那么深刻透彻。如果能够有那么一本书，作者的问题基本可以得到解决了。这可能是因为作者学力不够，因为他毕竟没有在欧洲人类学领域长期浸润，即便《人类学的哲学之根》的作者也只是讨论美国人类学，而不敢谈欧洲人类学。另一方面可能也是工夫下的不够。第二篇谈中国人类学。一开始简述西方人类学的部分和上一篇内容上多有重复，还是华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费边（Johannes Fabian）和埃里亚斯(Norbert Elias)的观点介绍。作者把人类学在中国的发展分为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建立时期，突出的特点是滞后，在西方已经开始人类学的转型时，中国还是以启蒙价值观建立起人类学学科。这部分有些地方值得注意。作者说元代异族统治迫使汉民族强化自身的文化认同，在明代通过确立理学的官方正统地位而确立下来。理学一旦成为官方学说，在政治治理不力时就会受到民间抵制。这个很适合用来解释明代民间宗教的勃兴。对于中国哲学的发展也引入了社会学的解释方式。作者是用来解释近代中西文明冲突发生后，中国人开始把理学作为批评的对象。作者提出了类似李泽厚的启蒙和民族主义的双重变奏。基本的基调是文化上的启蒙和政治上的民族国家的强化。第二个时期时建国以前，作者指出中国人类学者虽然接受了西方的人类学理论，但是很少做异文化的研究，而是主要有两个研究方向，一是少数民族研究二是乡村社会。这个特点提的非常好。至于第三个时期建国以后实际上意义不大。总体上说我觉得作者的这个论述和西方哲学东渐史那套书的论述走了两个极端。那套书体现着哲学工作者视野的狭隘，完全从哲学内容的角度讨论西方哲学在中国的传播，二完全没有讨论当时的社会背景以及学者的特质的问题，那样的研究实际上意义不大，因为哲学的特性，那个时代的研究水平显然大大不如现在，看了以后基本上是比较失望的，不会有什么收获。而这本书作者又似乎过分的在权力与知识的关系的框架下讨论问题，对于人类学理论的传播没有清晰的介绍。使得此书成为了完全的中国人类学史的研究，而不能够给予我们现在的研究工作太多的启发。我想我们真正关心的不是权力与知识关系这样的社会学问题，而是如何在以前的人类学研究思想资源中得到启发，从而在现在的研究中创造出一种真正既具有中国特色又有高超学术水平的研究成果出来。我想作者也应该是这个目的吧。第三篇谈民族国家问题。从作者的本义来看，大概是想说明作为中国学者的吴文藻在讨论民族国家这个问题的时候，针对中国面对的问题，而做出的特殊的论述。读后我并没有感觉到吴文藻的文章有什么特别高的价值，当然有机会应该直接读原文。倒是这篇文章可以成为我了解民族国家理论的一个助益。民族国家的理论似乎头绪很多，谈论起来极为困难。特别是我始终觉得民族这个概念不够清楚。结合上一篇文章我们可以看到民族国家这个问题正是和如何建设一个新的中国有很大关系的。但是这里的问题在于我们不大能够看到西学的影响。恰恰正如作者所说西方人对于民族国家问题的细致学术讨论是在七八十年代才开始的。吴文藻的讨论比他们早了很多。后面的几篇文章主题各异，我阅读地不是那么认真。重访西南联大的一篇很有意思，人类学的这个“再研究”颇有一种物是人非的感觉，如果同一个人相隔几十年做一个再研究，一定能够带给他很大的情绪上的冲击，而绝不仅仅有学术意义。具体的细节我已经没有能力理解，特别是没有读过先前的研究。作者最后对我们这一代的研究者做的点评让我印象深刻。作为现在活跃在学界的这批学者，他们眼中我们这一代的人不知是个什么样子。从时代和个人，从政治到文化，我们这一代的人都感到先天不足后天失调，实在感到力不从心。只有从大学开始我们才开始接受真正的教育，实在是太糟糕的事情。作为我们老师的这一代人何尝不也是如此呢。也许现在的那些小孩子会比较有前途吧。但是总体情况没有变化，只是家庭条件会好些，社会的情况甚至变得更糟糕。我们拭目以待吧。我看过赵汀阳讨论天下，觉得还有点意思，但是语焉不详。如果说赵汀阳这样的人讨论天下概念一点都不意外的话，王铭铭讨论天下就有点奇怪。虽然王铭铭对天下的兴趣显然和他对民族国家的兴趣是一脉相承的。但是毕竟这个话题不是一个可以实证研究的课题。这和我印象中的人类学没有什么关系。内容上甚至都没有什么关系，从他使用的材料看也是史学材料比较多。虽然我们可以看出王铭铭有明显的当代关怀，但是一旦要对这个问题做一个学术的讨论就必然落入史学的框架中。王铭铭这里也是一样，史学的材料和现代关怀显然没有联系起来。无论如何，王铭铭的讨论比起赵汀阳来那是学术的多了，但是味道欠缺了些。赵汀阳毕竟是有艺术气质的，文笔也略胜一筹。只是一些史学家的著作有机会还是应该看看的，特别是苏秉琦。其他两篇基本没怎么认真看，也没什么评论。总体来说，这本书的水平和王铭铭的学术地位是不相称。我们有理由期待他写出更精彩的书来。但是作为社会科学的人类学本身其实更重视一些细小研究，那种细小研究如果做的好也能给人启发，比如阎云翔的《礼物的流动》。但是王铭铭又显然不是那种埋头做那种意义上学术研究的人。所以我们还是期待他能做出更好的研究。还有特别不明白他为什么对国家问题那么关心，难道还是他们那个年代的人遗留下来的对政治特别关心？整本书里似乎没有突出书名里的困境这个词。而这恰恰是我想看到的东西，因为困境中才能看出差异。困境中才能看出出路。也许这是出文集需要一个醒目的书名的需要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