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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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三联书店 牛津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7-12
ISBN:9787108011039
作者:[美] 詹明信,张旭东 编
页数:590页
作者简介
本书辑选詹氏的九篇重要论文及三篇附录，反映了詹氏理论的框架和中心思想，在后结构主义和马克思主义这两个似乎互相排斥的领域、詹氏进行了结合的尝试，并据此奠定了自己的地位。在他看来，理论的深刻含义不在于其自成体系，而在于理论所揭示、所叙述的问题。他对资本主义的文化设置和逻辑进行了解构性的分析，并运用“辩证法”的叙事原则，重新审视人与环境及历史变化的无穷尽的搏斗。
书籍目录
编者序言
马克思主义与理论的历史性
――詹明信就本文集出版接受采访录（代序）
上编 理 论
1 文本的意识形态
2 马克思主义与历史主义
3 拉康的想象界与符号界
―― 主体的位置与精神分析批评的问题
4 时间川流中的阿多诺
5 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
6 德国批评传统
7 法国批评传统
下编 境遇
8 60年代：从历史阶段论的角度看
9 后现代主义与消费社会
10 后现代主义，或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
11 处于跨国资本主义时代中的第三世界文学
12 电影中的魔幻现实主义
编辑推荐
《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作者他对资本主义的文化设置和逻辑进行了解构性的分析，并运用“辩证法”的叙事原则，重新审视人与环境及历史变化的无穷尽的搏斗。
内容概要
作者：(美)詹明信 译者：陈清侨
媒体关注与评论
书评詹明信是现今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化批评领域的风云人物。他的咄咄逼人的理论姿态，他对问题关注的敏锐性和现实性，都使他的思想成为引人注目的焦点。
图书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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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总计5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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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詹明信《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来说，我的头脑必定显得逼仄，因为它容不下那些如海一般绵延的语句和若麻一样复杂的逻辑。其实当这本出版于上世纪末的图书由北京快递到我手中时，我已经感受到某种令人沮丧的讯息：它的跋涉已经结束，而我的苦旅才刚刚开始。“你知道什么是后现代吗？”这是本科睡我对面的那个家伙经常挂在嘴边的问题。他是一个西方各种概念的俘虏，总喜欢在寝室里炫耀自己刚看到的各种古怪的名词，但从不进行深入的探究。所以，即便是他反驳我们的言论也经常成为笑柄：“基于形式逻辑和弗洛伊德心理论，我不同意你的看法。”但我万万没有料到，这个标签的守陵人，这个只在乎姿态而不在乎内容的成就者，却恰恰把握了后现代的要义。因为在《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的第440页，詹明信近乎用总结的口吻写到：“表面、缺乏内涵、无深度。这几乎可说是一切后现代主义文化形式最基本的特征。”写到这里，我必须向各位道歉，由于我个人把热情释放成文字的快感早已淹没了一个更为重要的关联：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与后现代主义到底是什么联系？感谢詹明信，这位富态而和善的当代马克思主义者，在他著作的目录中，便洗练地帮我解答了这个纠结的问题：后现代主义，或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但是，事实并没有如我预设的那样轻松，毕竟一个“或”字实在一语双关：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等量代换，也可以把它理解为供二选一。而张新军，一位名不见经传的湖南人，却在他的《走向文化政治学》中极为学术地表示：“如果把后现代主义看做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他就落入了卢卡奇‘表现整体论’的窠臼；另一方面，把后现代主义看做文化主流，则又显示出阿尔都塞‘结构整体论’的倾向。”于是，这位从事当代西方文学理论研究的学者，将这个令人头晕目眩的话题归咎在一句话上：“詹明信始终缺乏对后现代文化和晚期资本主义之间的首要关系的有力解说。”就这样，在还没有对一个关键问题作出正解的前提下，我便粗暴地将“后现代”视为解读的核心——反正它与书名有着暧昧的瓜葛！我是一个在反复收看《戏说乾隆》和《新白娘子传奇》的爱好下成长起来的男生，对赵雅芝古典气质的迷恋弥漫于我几乎全部的童年与青春。这似乎注定了我与蓬皮杜或798缺乏彼此的吸引，但本能的宽容惯性却告诉我，后现代是当代某个集体抒解自己的渠道，并不值得大张挞伐。可是，詹明信却在其著作中不厌其烦地表示“后现代主义的那种新的平淡，换个说法，就是一种缺乏深度的肤浅”、“后现代主义不再要求关于稳定的真理的老观念，只是玩弄文学表面的游戏”……这些言论似曾相识？是的，范曾早就诅咒道：“蓬皮杜，越早拆掉越好！”可见，在年长的智者们眼中，后现代也许乏善可陈，但作为一个无知的晚辈，我也想斗胆指责一下先贤的苛责。在对后现代特征的总结上，詹明信使用了一个明显过分的措词：剽窃。在他看来，以《China Town》为代表的怀旧电影“就是这样一套可消费的形象，它经常以音乐、时装、发型和交通工具或汽车为标志”。不可否认，在这些电影中，时代的风格成了重要内容，好像是有所谓的“剽窃”之感，但影片本身所表达的导演意志就这样被无情又轻而易举地抹杀了吗？当《China Town》以“Forget it，Jack，it's china town。”结尾时，为什么这位被誉为当代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没有辩证地看到主人公的正义与无奈呢？当然，也有可能是我太过一厢情愿地把詹明信的字句注入世俗的情感，也许他本人只是在对一个社会现象进行客观描述罢了，不过是因为对象本身的负面而情不自禁地影响了我对作者的理解——很难想象，即便要求以客观的标准来介绍芙蓉或凤姐，我们可以使用上动人而不是雷人的词藻。总之，对于这本书的理解从一开始便踉跄不已，之后的踽踽而行只能加剧蹒跚的程度，唯一值得庆幸的是，我还是侥幸走到了如今的终点，而不至于过分的自责。毕竟，以理智著称的德国人C.G.利希滕贝格早在18世纪便嘲讽了我今天的阅读：“一本书是一面镜子：当一个傻瓜往里瞧，你不能期待一个使徒往外望。” -
狂风过后，落叶飘下，脚踩在枯黄的落叶上时，心中是否有一丝悲凉？20世纪也许是人类史上死亡人数最多的一个世纪。在这一百年中，由于战争、革命、宗教冲突、种族屠杀而失去生命的人数，也许超过了过去几百年的总和。也许正因为如此，许多人喜欢将刚刚终结的百年称作“虐杀的世纪”，“流血的世纪”亦或是“惨死的世纪”。在这个世纪中，人类所流淌下的血液，鲜红地映射在世纪末的荧屏上，与这一百年中红色的记忆形成了一组极具讽刺意义的符号。在20世纪的一百年中，60年代应当占据一个什么位置呢？当60年代来到的时候，20世纪前半叶的战争硝烟已经消逝了将近10年，但对于战争的回忆却仍然牢牢地扎根在许多人的脑海中。在这十年里，人类为着追求永远的平等与解放，进行了历史上最宏大，也许也是最后的一次实验。在拉美，卡斯特罗与切格瓦拉共同缔结了关于古巴的革命神话。但是67年理想主义者切格瓦拉的死，却不得不为这一神话打上了一个惨烈的句号。在东欧，布拉格之春的尝试似乎预示着逐渐僵硬的社会主义体制有了回春的可能性，但斯拉夫民族用冰冷的装甲坦克无情地将之碾碎。在东南亚，美利坚无敌的现代化武器正在越南潮湿炎热的原始丛林中腐烂发锈，而英俊的肯尼迪先生的意外死亡将新美国的理想主义精神淹没在了枪声中。在中国，古老文明史上最大的反智运动才刚刚拉开序幕，而隔海相望的日本，无数信奉毛主义的青年学生走上街头，开始了日本史上最大的学生运动。这场被称作“全共斗”的运动虽然理所当然地在短短一年之内即告结束，但更为激进的红色革命却才刚刚开始。最后，在西欧，年轻的结构主义者、后现代主义者以及未来的新浪潮艺术家们跟随着萨特的脚步走上街头，在砖瓦石块的暴风骤雨中追寻着他们心中的正义。很难说他们的努力到底是失败了，还是成功了。但至少有一点可以肯定。如果没有60年代全世界范围的反体制浪潮，无论是结构主义，解构主义，后现代主义，想必都不会出现在人类文明史的书页上。从这个意义上来说，60年代的确可以像本书作者所阐述的那样，是人类社会，特别是发达国家从高度资本主义向晚期资本主义转变的一个拐点。当我们在新的世纪里再来回顾那个曾经一度在人文科学的各个领域占据统治地位的后现代主义时，到底要如何对其下定义呢？作者将后现代主义视作晚期资本主义文化逻辑最重要的一个特征，并将其概括为两大特点，主体性的消亡与模拟文化的泛滥。主体性消亡的始作俑者大概有两个，一个是存在主义对于先验主体的否定，另一个则是源自于索绪尔语言学关于符号能指、所指及指涉物之间搭配的任意性的指摘，又经常被称为语言学转向。简单的来说，存在主义否定任何先于存在的事情（超越的神，先天的才能，与生俱来的人性等等）。而人的存在的样态只能通过人的行为本身来创造。而索绪尔语言学否定的则是语言与世界，语言与人类所要表达的意思之间的必然联系。人的语言被认为不再能完全地表达人心中的所想，人之于语言，好比一个司机拿着一张随时变化的地图，他虽然极力地想要依靠地图的指针走向最终的目的地，却因为指针的任意性只能永远徘徊在无望的迷宫中。模拟文化的出现与主体性的消亡基本上属于同一现象的两个阶段。由于主体性的消亡，人们不再相信有任何具有独创性的个体的存在，人们更注重的是各个事物之间的互文性。既然语言的符号已经不能确切地到达他的目的地，那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去追寻一个符号与另一个符号之间的联系。而无数的符号所构建出来的就是一个个交织在一起的文本。模拟文化这个词（simulacrum）据说源自柏拉图，指的是“无原型的但因立体感强而显得逼真传神的油画的扩散”。如果单单这样解释的话可能谁也不懂是什么意思。更简单的来说，模拟文化也许可以看作这样一种东西。一种本来没有现实来源，却通过人为的方式制造出一种假称的来源，又通过不断的加工、复制、引用、包装后将空洞的来源隐蔽掉的文化产品制造过程。这一文化的产生正是主体性消亡和语言学转向的直接结果。因为在一个主体消亡，并且语言的符号与语言的意义发生断裂的世界中，事物的意象和它们的“意念”便开始用来代替事物本身。在著名的《后现代主义与消费社会》一文中，作者将后现代的时空特征概括为剽窃与精神分裂。也许，我们可以将其看成是作者对于后现代文化特征的一种更为通俗的解释。 -
一 马克思主义与后现代主义詹明信乃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重镇，他的理论著作自译成汉语之后，近年来已引起国内学界的重视。然而，因为詹氏学殖渊博、语言艰涩，涉猎复超乎寻常的广泛（从现代主义的高深经典到通俗的侦探小说无不论及），而其行文风格又是游走于理论与文学之间的所谓“后现代写作”：突兀牵强的概念和含义不明的隐喻错杂其间，往往令人难以索解，如此诸多原因，再加上翻译方面的不力（译者已已昏昏，如何能示人昭昭？），致使詹氏之学虽然表面上似乎已成当下的一种显学，但其实却鲜有真正的解人，遂有降低为一次浮躁的学术炒作之危险。詹明信自命为马克思主义者，这是夫子自道，未足轻信，还需考察一番才能见出他与马克思主义的真正关系。在詹明信为中译论文集《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一书出版所做的访谈中，他罕见地用较为普通直白的语言阐述了自己的学术观点和理论立场，是研究詹明信思想的珍贵的第一手资料。詹明信声称：马克思主义不是本体论，不是哲学；马克思本人的独到之处正在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我觉得苏联马克思主义，或者说马克思主义的‘东正教’最可悲之处就在于它抱着这样一种观念，即人们可以绘出一幅世界整体的无所不包的画图”（《晚》P17）。显然，正象对大多数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一样，马克思主义并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总集或不可置疑的正典教义，而毋宁是一种“问题领域”，一种批评的典范，一种方法论， 一种理论工具或倾向。既然马克思主义并非真理的化身，那么，是什么吸引了詹明信，使他成为或自认为成为了一名马克思主义者呢？詹明信说：“如果你打算对一系列由不同学科专业造就的人发言，那么你就得在某种程度上在不同的语言间翻译……人们以为的将我作品统一起来的信仰或哲学成分，不外是这样一种翻译机制……我要捍卫这一点：在其微妙和灵活方面马克思主义是一种远胜于其他系统的在不同语言间翻译斡旋的模式。”这句话里有一种功利主义的论调可以令正统的共产主义马克思主义者感到不快——虽然詹氏用了最高级的形容词来颂扬马克思主义，但实际上却把马克思主义从凌驾群伦的高度上降低下来，摆到了同其他“信仰或哲学”可以比较（甚至是可以量化比较）的水平上。下面这句话恐怕更让人难以忍受：“那些伟大的带有普遍性的体系莫不如此。天主教思想就曾经是，或许目前仍然是这样一种体系”（《晚》P21）。这里，把马克思主义和天主教思想体系相提并论的相对主义是轻率的，从而昭示出詹明信作为一个后现代主义者的多重身份。作为后现代主义的一个主要阐释者，詹明信对真理的看法是极端谨慎乃至于显得有些灰暗的。显然，黑格尔或类黑格尔式的无所不包的唯心主义的总体叙事是被抛入历史的垃圾堆了，对宏大叙事、连续性、启蒙理性、本质主义等等一切旧有信念的普遍怀疑也已成为一种既定的理论背景，在这样的背景下，没有人会轻言真理，一切都是支离破碎的、断裂的、难以把握的。因此，詹明信在表达了对马克思主义的信心之后，很快又说：“你可以在一瞬间洞悉真理，但你自己的意识形态会卷土重来，把你湮没在有关世界的种种假象以及你自己的主观愿望之中。于是你又被逐出了真理。……真理的瞬间是一种倏忽不定的、痛苦的瞬间。你注定失败，但有时却出其不意地夺回了阵地”（《晚》P39）。为了这样的“倏忽不定的、痛苦的瞬间”，就需要“在不同语言间翻译斡旋”，詹明信的追求真理的道路并非我们常说的“螺旋式上升”，而是“敌进我退、敌退我扰”的理论游击战——我们不断地洞悉真理，又不断地失去真理，但永远不会有把真理牢牢握在手中的时候。何以会如此呢？这与詹明信对辩证法的看法有关。他认为，所谓辩证思维有三个要点：1）强调环境的恒常变化性；2）不断颠覆已有的历史叙事；3）对矛盾的强调（《晚》P35-36）。而作为他的主要研究对象的“晚期资本主义”在环境的多元、变化的频繁和矛盾的复杂上，是较早的历史时期所无法比拟的，这也就使得真理的获得非常困难；同时，作为一个膺服法国思想的思想者，先锋性和颠覆性也必然成为詹明信的理论强迫症，这就逼使他要不断放弃已经到手的“真理”，不断地再次出发，去寻找洞悉真理的新的可能——在此，辩证法和先锋性的混合，再次标示出詹明信作为马克思主义者和后现代主义者的双重身份。真理之所以难以认识，乃是因为认识者头脑中根深蒂固的意识形态幻象，而马克思主义之所以是追求真理的优良工具，正在于它“是一种十分有力的非神秘化的形式”。但是，“要获得这种非神秘化工作的真正的、最富创造性的成果，我们就必须把它同探索不同于资本主义的社会发展道路的广阔视野结合起来，我们就必须把非神秘化同某种乌托邦冲动联系在一起”（《晚》P31）。詹明信在这一点上出人意料地重新把马克思主义从单纯的工具性中拯救出来，赋予其某种半宗教的意义。然而，在我看来，这种把马克思主义和乌托邦思想联系在一起的向度在詹明信那里是半心半意的，至少在他的理论和实践活动中很少有什么具体的表现。事实上，詹明信关心得更多的还是如何“在不同的符码间进行‘中介’”（《晚》P22），而不是如何做一个纯正的“马克思主义者”。置身于晚期资本主义的各种意识形态和理论思潮中间，詹明信努力使自己成为“一种纪录仪，一个捕捉现实内容的机制”，为此，他试图将他认为最犀利和最具世界语性质的马克思主义和敏锐捕捉晚期资本主义表象的后现代主义结合起来。《后现代理论》一书指出：“他不仅始终致力于批判后结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而且还吸收了它们的贡献，以此来丰富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后》P238）。《后》还对詹明信的这种结合努力提出了置疑：“他的著作很好的说明了一种折中的多视角理论所具有的潜在危险：试图将大量的观点结合起来，但其中有些视角却互不相容，彼此处于一种紧张状态”（《后》P250-251）——这也正是笔者对詹氏的所谓“马克思主义”要表示的疑惑。二 政治与文化詹明信在《政治无意识》第一章《论阐释：文学是社会的象征性行为》中断然声称：“一切事物‘说到底’都是政治的”（《政》P11）。这里，我们首先必须意识到，“政治的”一词在后现代语境中的宽泛含义，其中包含着社会的、集体的、公共的、历史的、权力的等多重含义，其反面则是诸如私人的、心理的、诗歌的、形而上的这一类（代表着“永恒不变的人性”的）范畴；事实上，通过法兰克福学派和诸如福柯、德勒兹和加塔利、鲍德里亚等等一系列法国思想家的努力和诸如少数民族和女性主义这样一些群体的实践，“政治”已经从国家、党派等巨大的公众场合弥漫到了日常生活之中，现在几乎用来意指与社会现实的历时性相关的暗藏着人与人之间斗争的一切人类活动。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看，“政治”的本质就是阶级斗争，但后现代主义者则避免把两者等同起来，这是因为在当今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里，一方面阶级的界限越来越模糊难辨，另一方面斗争也趋向多元化，出现诸如地域、文化、族裔、性别、环保等多方面的斗争，不能简单地归入阶级斗争的范畴当中。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詹明信相信（政治和经济的）基础对文化的终极决定作用，但他所着意者的既不在作用的施力方，也不在其受力方，而在作用的方式和机制，以及用来缓冲这个作用力的“中介”。在《论阐释》这篇纲领性文献中，詹明信援引阿尔都塞，提出从“物质基础”到文化制品的三种作用方式，即三种“因果律”：1）机械的因果律；2）表现的因果律；3）结构的因果律。所谓“机械的因果律”既包括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庸俗化的简单公式，也包括诸如麦克卢汉的传媒理论和布尔迪厄的艺术场理论，其中麦氏致力于用当代的印刷、电报、电话、电视、广告等传播媒体和技术的性质来解读当代文化，而布氏则努力用社会学的方法来分析出版界和艺术界的策略互动如何造就了自主的艺术场及其基本的运作规律。詹明信并不完全反对这种所谓“臭名昭著”的机械因果律，而只是把它当作“我们这个特别物化的社会和文化生活的许多法则和次系统之一”，它能“使人想起文化生产的最终的物质基础”，因此是“有所裨益的”（《政》P17）。所谓“表现的因果律”则针对一切缩减式的、还原式的阐释方式，包括黑格尔式的唯心主义体系、施本格勒的文化分期理论乃至福柯的权力观和德勒兹和加塔利的欲望观等一系列涵盖十分广泛的思想架构。所有这些阐释理论的共同点在于认为一个社会乃至一个时期内的所有现象（包括文化现象）可以还原到一个核心的内在本质（无论是黑格尔的世界精神还是施本格勒的历史循环），这个作为整体的内在本质可以决定作为其组成部分的一切现象，因此，所谓文化阐释就是把一切个别的、偶然的文化生产及其产品的叙事改写为一个更基本、更一般、更“本质”、更“深刻”的宏大叙事的一部分或者一个例证，从而这个过程中丧失掉自己的特殊个性。这种阐释方式实际上是我们过去一直沿用的文本分析模式，在这种阐释中，我们把文学（或其他艺术作品）完全看作阶级斗争的皮影戏，因此文本分析唯一可做的就是将文本中间接映射的阶级角色及其相互关系辨认出来，改写为千篇一律、清晰可辨的阶级斗争叙事，在此过程中，文化文本之所以为其自身的特异性和等级都宣告消失，剩下的就只有政治观点的进步性及其与作者的阶级出身的相互验证了。最后，所谓“结构的因果律”中的“结构”即结构主义的“结构”，这种结构意指整套政治、经济、生产方式、意识形态的总体，这是“只有一个结构的结构主义：即生产关系本身，或是整个社会关系的共时系统”（《政》P26）。被笼统的称为“生产关系”的这个结构作为文化现象（乃至整个上层建筑）的“终极决定行动因”，是“缺场的原因，因为它在经验上并未作为一个因素而存在于任何地方，它不是一个整体的一部分或许多层面之一，而是这些层面中的整个关系系统”（《政》P26）。与“表现的因果律”的总体论不同的地方在于，结构的因果律强调这些构成整体的层面各自的“半自治性”，如国家相对于经济、文化相对于生产力基础结构的独立自主，这些不同的层面不仅是通过它们的统一，而且是通过它们相互的差异而形成关系，构成作为关系系统的整体。社会结构的各个层面的差异并不会造成学科专业化的闭锁，这里我们又回到上文中提到过的马克思主义的翻译斡旋功能——詹明信指出：“马克思主义可以重新宣称它作为一门跨学科和普遍科学的明显理由就在这个特殊的问题框架之内”（《政》P28）。紧接着，詹明信提出一个（笔者以为最为）关键性的概念：中介。“中介是一个经典辩证法术语，用指对艺术品的形式分析与其社会基础之间、或政治国家的内在动力与其经济基础之间关系的确立”（《政》P29）。“中介概念在传统上一直是辩证哲学和马克思主义本身借以阐述其使命的方式，即打破（资产阶级）学科专业化了的分割，把普遍社会生活中看上去各不相关的现象联系起来。如果需要对中介进行更加现代的描述的话，我们说这种运作被理解为，符码转换（transcoding）的过程：作为术语的发明，对特定符码或语言的策略性选择，以便用相同的术语分析和表达两种相当不同的客体或“文本”，或现实的两个非常不同的结构层面。因此，中介是分析者的一个手段，借助这个手段，破碎性和自治化，社会生活不同领域的分割化和特殊化，至少在特定分析的场合得到了局部克服。……分离的领域，破碎的领域，符码爆炸和学科多元化的领域，这不过是表面显示：如黑格尔所说，它不完全为自身存在，而是为我们而存在，是晚期资本主义制度下我们日常生活和生存经验的基本逻辑和根本法则”（《政》P30）。这一段较长的引文可以说是詹明信全部学术思想的基石，有必要特别加以阐述。首先，詹氏把“中介”看成是辩证哲学和马克思主义的首要的（至少是重要的）理论方法，马克思主义通过打破资产阶级学科化的分割，得以在经济基础和生产方式的统一背景核动力下对社会结构的各个层面展开批判，其洞察力超越了其他各种各样的理论符码，其“深入全面，远非这些符码本身所能及”（《晚》P22），这一点表明了詹氏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能力的坚定信念。其次，中介即“符码转换”，是用相同的术语来阐释现实的不同的层面。这里，我们发现，语言成了将差异的结构层面连接起来的要素，超越了我们通常认为语言所具备的交流和表意功能，而拥有了某种认识和解放的功能，这种把语言实体化和本体化的思想倾向带有浓厚的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气味——语言不仅是一种工具，还是一种实在的物质，甚至是一种魔术，通过相同术语的理论表述，差异的、“半自治化”的社会层面奇迹般地在不损失其差异性（以免堕入表现的因果律或总体论的泥沼）的情况下连接在一起，构成了“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在这种符码转换中，如上文已述，马克思主义扮演了一种类似于理想中的世界语的统一的翻译和斡旋的共产国际般的“中介”角色。最后，可以看到，中介是一种对话、交流、综合。詹明信如此重视在不同的学科、不同的理论符码、不同的社会现实层面（乃至不同的思想谱系——法国、德国、美国）之间进行 “中介”，固然有其个性偏好上和学术建构野心上的需要，更与他所谓的“认知图绘”紧密联系在一起。在《后现代主义，或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一文的末尾，詹明信以个体在陌生的城市为自己定位和定向来象征辩证思维在晚期资本主义错综复杂的政治、经济、文化现实中为自己定位和定向。正如在地理定位中以制图法、指南针和测量仪器作为中介来把握“那外在的、广大的、严格来说无可呈现的（无法表达）的都市结构组合的整体性”（《晚》P511），在“社会绘图”上，则需要将经验资料跟非经验的、抽象的、涉及整体性的种种观念配合调节，需要某种在不同的“语言和媒介的语码系统”之间的会通（《晚》P514）。“‘认知图绘’的美学，必须……掌握极其繁复的再现辩证法，创造出全新的形式。‘认知图绘’正可提供这样一个具教育作用的政治文化，务使个体对其自身处于整个全球性世界系统中的位置有所了解，并加以警觉。”——这就是詹明信政治文化阐释的目标，比起他在访谈中赋予马克思主义的那种半宗教性的乌托邦功能恐怕要来得真诚和切实得多。三 文化批评詹明信十分强调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从他的著作来看，对此信念他是身体力行的。詹明信的著作总是理论建树和批评实践并行不悖，在《政治无意识》这样的专著中，既有抽象的理论探讨与辨析，更有对具体作品（文化文本）的精细的分析。对他来说，批评实践并不只是既定的理论的推广、实现或例证，而本身即是探究理论的方法。上文已经提到过，对詹明信而言，真理不是可以一劳永逸地握在手中的实在之物，而只是“一种倏忽不定的、痛苦的瞬间”，因此他对现实境遇的态度是谦卑的、敞开的，他要做“一种纪录仪，一个捕捉现实内容的机制”——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中出现的一切新鲜的文化现象，无论是后现代主义思想家们艰涩险奇的颠覆性理论，还是流行文化中的侦探小说、好莱坞电影、电脑朋克，都是使詹明信深感兴趣的现象。在对所有这些文化现象的分析中，詹明信立足于马克思主义对政治经济和社会物质基础的重视，但并不介意从形形色色的现代-后现代思想中攫取理论分析的工具，从学术训练上他受到欧陆（特别是德国和法国）思想的巨大影响：阿多尔诺、海德格尔、阿尔都塞、拉康、德里达、格雷马斯等人的理论创造都被詹明信引入自己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工具箱，这一方面丰富了他用来从事其“中介”的会通的手段，另一方面也造成他的理论文章的驳杂和费解，更为严重的情况是，常常导致异质性思想之间的彼此抵牾。詹明信的文化批评实践几乎涉及以美国为主体的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中一切文化领域，尤其以建筑、电影和文学为著，其论旨皆极深邃晦涩，所论之物又往往非国内所能见，故有隔山打牛之感，读之往往难以索解。不过如名文《后现代主义，或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中所讲之主题，如：“感情的消逝”、“欣快症和自我湮灭”、“拼凑掩盖戏仿”、“示意链的崩溃”、“歇斯底里的崇高”等，如今已成为常谈，倒较为易解。詹明信文化批评中的政治问题，如谈电影的《作为阴谋的主体》和谈音乐和建筑的《建筑与意识形态批判》，前者不厌其祥地分析了个体和集体的对立在侦探电影中各种排列组合的表现形式，后者则讲述了后现代建筑对破碎和无序的认可，都是针对第一世界中的特殊经验，早已远离作者所服膺的马克思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那样的政治批判文本的生存空间和理论语境，因此，虽然詹明信自称马克思主义者，但在他的文本中，是很难见到诸如“阶级斗争”这类经典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语汇，更多反而是结构主义符号学、精神分析和后殖民主义之类后现代理论的语汇。在詹明信看来，文化虽最终由“生产方式”（按阿尔都塞的用法）决定，却又有其相对大的自主性，因此这种“决定”并非直截了当的，而是间接的、扭曲的、延迟的、甚至是无意识的，而承受这一中介张力的缓冲物，詹氏或称之为“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或称之为“政治无意识”，而笔者则冒昧简单地统一命名为“中间层”。此中间层既存在于社会总体的结构之内，亦存在于文化文本的表面以下，复存在于文本作者的下意识之中；这个广阔而阴暗的领域，其基本的运作规则是各种各样的密码编码：遮掩、转换、扭曲、压抑等等，其适用的理论因此就是结构主义、符号学和（佛罗伊德乃至拉康的）精神分析（相形之下马克思主义反而退入背景），而其最卓越的理论家和解读者正是詹明信本人——而也正因为其理论活动作用于这个独特的“中间层”，才造就了詹氏之文化批评——既不同于传统的（经验的或美学的）文化艺术批评又不同于传统马克思主义者那种单纯的阶级社会分析——的独特面貌和学术魅力。2001
精彩短评 (总计33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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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马克思主义批评，后现代的解构手法 -
后现代主义课程课外读本 -
没事读读，不当真。 -
当年译本很粗糙，也是难为了大学僧。本来就是扯蛋啦~~ -
虽然读的时候很累，感觉很多看不懂，也许是因为没有看过文艺批评类的文章。但读后却发现经常用它的语言来分析后现代的一些现象，由此可见其魅力。 -
文风依然是后现代特色的拼贴，方法多使用解释学循环，以马克思主义为学术背景为出发，对现实、现代、后现代予以分期和解读。 | @snnu List -
关于晚期资本主义的后现代分析真是透彻入里。 -
翻译傻逼 -
这是美国著名的马克斯主义学者詹姆逊的代表作！很值得一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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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089/2262 -
对后现代社会高屋建瓴式的总结与反思 -
太难了 -
詹明信very好懂 -
PDF -
第一次找到令文学和建筑学相通的东西... -
好象课本一样的书 -
一半 -
不如政治无意识严谨，就……看来看去看多了没意思……四种深层结构赞，一下子就把各种后学一并罩在马克思主义框架下。文化分期理论赞，早期中期晚期，以语言学上所指和能指的关系分别阐述每个阶段，很灵。跨国资本主义时代的第三世界文学，日后被批的很惨，但仍然很能理解詹明信把“第三世界”的民族文学国家整合到他的时间轴上的意识。发现有趣的一点，是他从来不提福柯，以历史对历史的深层焦虑。极其喜欢文本的意识形态一篇，游刃有余于福楼拜和各路理论之间，方显大家本色。 -
補。 -
看了 访谈 和其中的一篇“后现代主义，或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 -
论文狗常用 -
作为批判理论的重镇，杰姆逊不可不读。 -
读了《后现代主义，或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一篇。。 -
我的第一本文学理论书 -
累感不爱 -
本书不友好…… -
好多章节木有看懂，是真心看不明白。另：个人感觉本书内容和书名木有什么实质联系。。。 -
比较对口味的一本书 -
这本书本身还是可以的，就思想和学术性来讲，比较深入的分析了资本主义以及现代社会文化的弊端以及预期，买这本书的时候看着封面还行，可是没想到到手的时候却是很简装版的，书皮薄薄的，很硬，而且翻到100多页的时候居然发现又一页居然折页了，而且上面印刷的字也断层了，看着很心疼，唉，可是没办法，已经过了好多天了，希望以后不要碰到这样的问题。 -
虽然没有看懂……但是可好看了！为什么新版要换一个暗黑系的封面？！ -
他方世界没看懂，这本看懂了。嗯。 -
除了熟悉一些术语之外别无所得 -
这翻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