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真话的勇气》章节试读

《说真话的勇气》的笔记-第11页

总之，要实现“直言”就必须在说真话的活动中具备：第一，在所说真相和说话人的想法之间展示出根本联系；第二，两个对话者（说真话的人和听真话的人）之间的关系出现问题，于是就出现了“直言”的新特点：牵涉到某种新形式的勇气，其最低形式是直言者冒着拆开、解散与对方关系的风险，虽然对方赋予了他讲话的权利。从某种程度上说，直言者总是冒着破坏这层关系，而该关系恰恰是他得以讲话的条件。

《说真话的勇气》的笔记-第94页 - 1984年2月15日 第二课时

所有这些线条都在阿斯克勒庇俄斯这件事中最后一次集结在一起。正是这项关于照管自己的任务，导致了苏格拉底的死亡。苏格拉底超越死亡遗留给别人的，正是这条“照管自己”的原则。神灵们有利于人们“关心自己”，他把自己最后的想法向神灵倾诉。
我认为，苏格拉底之死确实在古希腊思想现实中，因此也在西方历史中建立了作为说真话形式的哲学，它不是预言说真话形式，不是智慧说真话形式，也不是传授知识说真话形式；而是哲学话语特有的说真话形式，直到死都要充满勇气，死亡考验灵魂，这种说真话的形式在政治讲坛上没有自己的一席之地。

《说真话的勇气》的笔记-第135页 - 1984年2月29日 第一课时

我试图向你们和我自己指出的是，通过建立和呈现苏格拉底的直言，生命在希腊思想中如何被建构为一个美学对象、美学的规划和观察的对象：生命作为美的作品。这样就打开了一个丰富的历史领域。当然要研究的是灵魂的形而上学的历史，还要研究的是生命的风格学的历史——把生命当作可能的美得历史，这就构成两个选项中之一。主体性把生命构建为审美形式的对象，主体性历史的这整个方面，很久以来都被遮蔽起来了，统治它的当然是人们所说的形而上学的历史，灵魂的历史，人们建立并确定灵魂本体论的方式的历史。生命作为美的形式也被另一种更有影响力的研究遮蔽，即赋予事物、东西、颜色、空间、光、声音和词语以美学形式的研究。但是无论如何，必须记住，对于人来说，其存在的方式，他的行为，他的生命在其他人和他自己的眼中所表现出来的外观，他的生命可能留下的印迹，以及死后可能在别人的记忆中留下的印迹，这种生存方式、这个外观、这个印迹曾经是美学考虑的对象。它们在他那里激起对美、光明和完善的关切，不间断地赋形，不断更新这一工作，至少与那些艺术家一样努力，后者所努力的是给神像、庙宇或词语的音乐感赋予形式。这种生存的美学是重要的历史对象，不应该因为灵魂的形而上学或者可感知的词语和物体的艺术美学而遗忘这一点。

《说真话的勇气》的笔记-第105页 - 1984年2月22日 第一课时

说真话的道德问题，其形式是主体的纯洁和净化问题。从毕达哥拉斯主义一直到现代西方哲学，都存在整个真话的陶冶问题。意思是要了解真相，主体就得通过切断与感官世界、错误世界、利益和享乐世界的联系，进行自我建构，与相对于真相的永恒、纯洁而言的那个不纯洁的世界切断联系。不管怎样，从纯洁过渡到不纯洁，从黑暗过渡到透明，从过渡性、短暂的到永恒的事物——这就建构、标志着一条道的轨迹，主题借此建构成能够说真话（能够看到真相、说出真话）的主体。这整个陶冶过程，从毕达哥拉斯主义就有，你们在现代哲学中还能见到。因为毕竟，笛卡尔的方法也正是一种陶冶性方法：主体得符合和中条件，才能自我建构为纯净的目光，独立于一切个人利益，能在捕捉净化之真相时具有普遍性？而陶冶（主体的净化条件，主体从而能够成为说真话的主体）只是真话道德的一个方面而已。

《说真话的勇气》的笔记-第155页 - 1984年2月29日 第二课时

就我所知，在18世纪末和19实际，欧洲文化中出现了非常特殊的东西：艺术家生活。于是，有了一种观念，认为艺术家要作为艺术家，必须过一种特殊的生活，它不能还原为一般的规范……我认为这个现代的观念，即艺术家通过其形式，构建了某种其艺术之真实性的证明。不仅仅是艺术家的生活要足够特殊，使他可以创作其作品，而且还意味着他的生活在某种意义上应当是艺术在“真”中之展现。这个艺术家生活的主题，在19世纪如此重要，其基础是两条原理。第一个：艺术可以给人一种与其他人截然不同的体验，一种真实生活的形式。另一个是：如果它具有真实生活的形式，那么生活本身就反过来是全部作品的担保，作品的根基是生活而且是从他的生活出发的，生活属于艺术的王朝和领域。艺术家的生活是艺术作品的条件，是艺术作品的证明，我认为这种观念是犬儒的原则：生活作为光天化日之下的断裂性展示，通过这种方式，真理得以表现，让人看见，并获得其存在的形式，在艺术领域所使用的是另一种方法，另一个时空，有另一些轮廓。
这还不是全部，艺术在现代成为犬儒的载体还有另一个原因，就是这样一种观念：艺术本身，无论文学、绘画还是音乐，都应当与现实建立一种联系，这种联系不是装饰、模仿的范畴，而是剥光、打碎面具、铲除锈迹、发掘洞穴，强烈的还原和缩减为生命的基本状况。剥光和还原为生命的基本状况，这种艺术实践也许是从19世纪中叶开始变得越来越敏感。艺术（波德莱尔、福楼拜、马奈）把自己构建为一个涌出的场所，从一种文化之中本来没有权利或者说没有可能性表现的东西从下面涌出。因此，在现代艺术之中有一种反柏拉图主义。现代艺术的反柏拉图主义，它是马奈的轰动性展示，我认为这不是当代所谓的艺术的全部特征，而是一种深层的趋势，你们在马奈那里看到的，也可以在培根、波德莱尔和贝克特或柏乐思那里找到。反柏拉图主义，艺术作为一个场所，生存的基本状况涌现出来，被剥光。
在这里，艺术与文化、社会规范、美学价值和经典之间建立了一个争论性关系，还原（缩减）、拒绝和越轨。从19世纪以来，这使得现代艺术成为一种运动，每一个通过之前的行为订立、推论、划定和得到的而规则，都不断被后一个行为所拒绝和抛弃。在全部的艺术形式之中，相对已经接受的艺术都有一个持续不断的犬儒行为。这就是人们所说的现代艺术的反亚里士多德特征。
现代艺术，反柏拉图和反亚里士多德；缩减和剥光为生存的基本状况；不断拒绝和抛弃所有已经既成的形式。这个现代艺术在两个方面，具有了人们可以称之为反文化的功能。面对文化的共识，有勇气在原始的真理中进行艺术活动的勇气。现代艺术，是文化中的犬儒主义，是文化反过来针对自己的犬儒主义。其实这些并不仅仅是在一书中，应当说在艺术中，现代世界，我们的世界中，不惧怕造成伤害的说真话的勇气得到最集中的表现，其形式最强烈和突出。

《说真话的勇气》的笔记-第24页

预言、智慧、传授知识和技术、直言，这些概念所指远非人物，而应该被视作说真话的基本模式。有一种模式以谜一般的方式谈论人们觉察不到的东西。有一种说真话模式，谈论存在、事物的本质和秩序时具有毋庸置疑的气度。有一种说真话模式，指明知识和技能究竟是什么。还有一种说真话以论战的风格，谈及关乎个人和现实情况的主题。我认为这四种说真话模式，绝对是分析话语的基础，在话语中，说真话的主体相对于本人和他者建构起来。

《说真话的勇气》的笔记-第143页 - 1984年2月29日 第一课时

犬儒学派并不满足于使某种话语和生活与话语中宣示的原则相符合，他们不满足于言行一致。犬儒学派把生活方式和真相的联结更为紧密，更为精确。他把生活的形式作为说真话的基本条件。他把生命的形式作为缩减的实践，给说真话留下空间。最后，他使生命形式成为一种表现形式，在其行为动作中，在其穿衣的方式中，在其言谈举止中，使真相显现出来。总之，犬儒学派使生活、生命、bios成为人们所说的αληθυργιε（真理的发生），真相的表达。
……
生活作为真理发出光芒的和原始野性的东西直接在场，这就是犬儒学派中所表现出来的东西。或者进一步说，真理作为戒律（discipline）、作为禁欲和生活的贫穷。真实的生活就是真理的生活。在他的生活中，通过他的生活，实践骇人听闻的真理，这就是犬儒学派所实践的，从古希腊的公元前4世纪开始至少直到罗马帝国结束，我想说，实际上远远晚于此。在生活中，通过生活，实践骇人听闻的真理，这就是犬儒学派的核心。这就是为什么我觉得，如果我们要研究真理的历史或真理与主体关系的历史，那么犬儒学派就如此重要，值得重视。
犬儒主义并非仅仅是一个比较特殊、奇特的形象，就像很多人想象的那样最终尘封在古典哲学之中，而是一个穿越整个西方历史的历史范畴，其间有不同的形式，有不断变化的目标。犬儒主义与西方思想史、生存史和主体性的历史融为一体。

《说真话的勇气》的笔记-第74页 - 1984年2月15日

作为勇敢的哲学话语的基本主题，作为这种直言、勇敢的哲学说真话的主要目标，最终出现的是对自己的照管，衔接着与神的关系、与真相的关系和与他人的关系。因此我认为，贯穿整个苏格拉底之死这个传奇的，就是一种话语形式的建立、建构，其特性是非政治性，关心、顾虑的是照管自我。

《说真话的勇气》的笔记-第106页 - 1984年2月22日 第一课时

比较《拉刻斯》和《阿尔喀比亚德》，就会发现哲学思考和实践演变的两大主线的出发点：哲学作为引导、促使人们照管自己的东西，将人们引向一个形而上的现实、灵魂的现实；哲学作为考验生活、考验存在、建立某种生活形式和模式的东西。当然这两个主题并不会完全冲突（考验生活的哲学—认识灵魂的哲学）。但我认为，尽管两者根本不是水火不相容，尽管尤其是在柏拉图的思想中两者深深联系在一起，但某种程度上西方哲学活动和哲学实践的这两个方面、两根主线，还是存在各自的出发点。一方面是一种置身于认识灵魂氛围中的哲学，把对灵魂的认识转变为关于自身的本体论；另一方面是一种考验生活的哲学，考验作为道德材料和自身艺术的生活。

《说真话的勇气》的笔记-第182页 - 真爱这个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