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和团战争的起源
出版社: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12
ISBN:9787561736173
作者:相蓝欣
页数:395页
作者简介
由于《义和团战争的起源:跨国研究》在2003年初由Rotledge公司出版发行后在欧美学术界的广泛影响，作者得以荣获美术国会图书馆基辛格讲座教授的资格。这不是一部寻常历史著作。作者以其深厚的国际研究与历史学的学术素养，选择了一个似已为国人耳熟能详的义和团问题作为《义和团战争的起源:跨国研究》题材，却开拓出一片为前人所未见的宽广领域。《义和团战争的起源:跨国研究》对义和团问题的解读既不同于西方中心主义，也不同于现代帝国主义理论的一般理解。而是从事件本身的来龙去脉与广阔的国际背景的互相联系入手，从思想与行动的互动中去探求义和团战争的真谤所在。
作者具有熟练运用多国外语的卓越能力。《义和团战争的起源:跨国研究》是在广泛搜集并掌握中、英、法、意、日、俄等各国珍藏的档案文献，包括大量的私人信件与手稿的资料基础上，以面壁十年的功夫从事写作，因而使得这部著作得以反映百余年前义和团战争恢宏图景中所包含的各种错综复杂的矛盾。这些矛盾既包含晚清中国内部的帝党和后党、维新与守旧、满族与汉族、民间与朝廷、教民与拳民以及南北清流之间乃至于朝廷内部各种派系这间的交合与分争，体现了更为宏大背景之下的晚清政府与各国列强、各国公使与朝廷内部、儒教与洋教、民间社会与教会、各国的中国通与外交官、各国外交官与各国政府以及洋教中的新教与天主教，乃至列强各方之间的纵横交织与抗衡。
凭借作者二十余年海外游学的体察与历练，《义和团战争的起源:跨国研究》也远非仅是一般地记录上述诸种矛盾的展演过程，而是把渗透于列强对华政策中的各种不同的文化活灵活现地中以揭示与比较，因而不仅使得《义和团战争的起源:跨国研究》读来饶有趣味，而且大有裨益于从历史的角度把握西洋各国对华政策的内在思想背景与行为特征。
书籍目录
前言
序幕——神秘的车队
第一章 清廷朝政的失衡
一 一个亲王之死
二 八旗权贵与汉族士大夫
三 南派和北派
四 最后的平衡招数
五 维新与反扑
第二章 失控的洋人
一 列强外交官
二 传教士们
三 冒险家们
四 国际地缘政治与百日维新
第三间 德国式的帝国主义
一 争夺势力范围与多变外交风云
二 安治泰主教和德国的全球政策
三 德国的炮舰政策与胶州湾事件
四 巨野教案
五 中方的回应
六 清廷的困境与义和团的兴起
第四章 意大利的戏剧性表演
一 暖昧的意中关系
二 三门湾最后通牒的由来
三 萨瓦戈的戏剧性表演
四 中方的强硬态度
第五章 群情激愤的山东
一 义和团的起因
二 德军在山东的暴行
三 中国政府的态度
四 列强与山东
第六章 中外沟通的两大问题
一 拳乱无碍大局
二 公使团面面观
三 中外沟通的障碍
四 卜克斯事件
五 公使同盟的成立
六 中方的对策
七 第二次联合照会
第七章 威胁动武
第八章 通往冲突之路
第九章 护馆卫队进京与剿拳政策的结束
第十章 走向战争
第十一章 西摩联军何处寻
第十二章 大沽之战——未宣布的战争
第十三章 驱逐洋人出京
第十四章 克林德男爵暴死之谜
结论
内容概要
相蓝欣，1956年生于南京，祖籍北京市。1974年初到1978年初在安徽淮海郭庄大队插队落户四年整。1978年2月进入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获学士学位。1983年赴美国留学，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问题研究院获欧洲和北大西洋关系研究硕士、博士学位。师从著名的美欧关系专家戴维·卡莱欧教授。曾受保罗·肯尼迪教授邀请去耶鲁大学任国际战略与安全项目奥林博士后研究员。曾出版英文著作三部：《重建帝国主义远东》、《毛泽东的将军们》和《义和团战争的起源》。此外还发表过多篇关于大国关系，特别是中美关系和中欧关系的文章。目前在美国担任基辛格讲座教授，期间写作《中美关系中的民主理念的历史哲学思考——兼论中国传统政治的优势》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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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3年就赴美留学，在美欧学术界泡了二十几年，这样的人物写出来的书，在很多人的期望中，不仅会充满时髦的术语，还应该会按照“普世价值”来排演这一场“极端排外”的活剧。可是，你我都估计错了。“以一弱国敌八强国”的战争，其结果谁都能事先预见到，而战争的原因，多年以来学者们聚讼不休，都未能如相蓝欣这部著作揭示得如此清晰而近情。相蓝欣优胜之处，在于以一个中国人的身份，深入到各个参战国的原始文献中去淘金，这一点，身处国内的学者一般来说无此资料条件和多语言能力。天涯网有位对义和团研究甚有心得的“子乔”先生，曾推荐这个领域三大力作，分别是“土鳖”林华国先生《历史的真相——义和团运动的史实及其再认识》、老外周锡瑞《义和团运动的起源》，以及“海龟”相蓝欣的这部《义和团战争的起源》。在读完这三本书之后，我深深佩服“子乔”的眼力。三部书共同的特点，无他，就是先不预设立场，让材料本身说话，前两本主要利用的是中文史料，相蓝欣则主要利用外文史料。资料来源不同，结果则一：这场运动的“本相”，有望由此得到大体澄清。林华国、周锡瑞的著作中含有的颠覆性结论可能令一些持传统观点的学者不快：义和团不是类似白莲教般传统的秘密会社，而是以华北地区民间社会信仰和民间文化为基础的新型群众运动，以降神附体、吃符念咒、“刀枪不入”为主要特征，没有严密的金字塔式组织，不需要多年的修习，故在适宜的气候下，能如同细胞分裂一样呈现指数级的增长，清廷一直以来对付秘密会社行之有效的“分别首从”政策失效，其爆炸性令朝廷、外交使团均措手不及。相蓝欣关注的是这场运动的第二阶段，即义和团在直隶地区再次勃兴并蔓延到了京城、天津，引起清廷与列强之间持续的紧张危险的心理战，很理性的慈禧太后、公使团等各方阴错阳差，演出了一出非理性的“三岔口”。庚子事变是甲午战后政局演变的结果，国内政局的演变，大家可能都耳熟能详：由败于日本而联俄，由俄、德勾结而发生强占胶州湾，由担心瓜分危机而有激进的“戊戌变法”，变法失败、英日庇护康梁而生出满洲亲贵的极端排外，恭王之死、翁同龢罢职导致中枢权力结构失衡，以端王为首的新势力崛起阴谋废光绪而立新君，华北地区的旱灾引起山东、直隶民众和外国传教士/“教民”之间的冲突升级……。可是我们对于国际局势在这一阶段的演变往往不甚了了，只能大处着眼，而做不到小处着手。相蓝欣为我们填补了这一空白：德国的新崛起，列强瓜分非洲大体完成，欧洲大国之间不断变幻的合纵连横，驻华外交使团成员从“中国通”换成精通瓜分的前驻非洲外交官，对中国的外交政策换成了“尼格罗方法”，赫德的意见不再受到外交使团的尊重。在这个风雨飘摇的时刻，恰好是这么一批完全不熟悉中国内政的外交官在北京驻扎，历史给中国开的玩笑未免太大了。自1961年借“辛酉政变”登上最高权力宝座，慈禧太后掌控这个大国已经垂四十年，在波谲云诡的政坛上能够应付裕如，“稳、准、狠”是必备的素质，在维护自身权力这方面来说，没有什么人比慈禧太后更理性的了。这么一个充满政治现实感的强人，怎么可能真的相信义和团能“刀枪不入”，会真的依靠义和团对付船坚炮利、训练有素的列强军队？中外之所以最终要走到开战这一不归路，是一系列误解和错误行动不断累积、反复激荡的结果。经过漫反复排比史料和细心考证，相蓝欣得出如下令人吃惊的结论：“第一个错误是当时在京的外国人并未受到人身威胁的情况下就将护馆卫队召进北京；第二个错误是组织西摩远征军去解救尚未被围的使馆区；第三个错误是在京外交官自作主张在京城内剿杀义和团，导致京城秩序大乱；第四个错误是决定夺取大沽炮台去解救被困的西摩远征军。这四个错误一环扣一环，都是导致中国宣战的直接原因。应该说，战争爆发于1900年的6月16日，而不是以6月20日的中国宣战为起点。因为在6月16日，列强对华发动了夺取大沽炮台的不宣而战，慈禧太后别无选择，被迫应战”（本书第360页）。德国传教士安治泰及其“圣言会”在山东借教案来获取赔偿、为德国侵华铺路，直接间接促成了胶州湾危机；意大利租借三门湾被拒的闹剧，让清廷产生错误认识，以为欧洲“强国”不过如此，必要时仍需以战逼和；义和团包围使馆，乃是在京外交使团此前疯狂的“猎取拳民行动”所激成；义和团拆毁铁路、电线，一开始是要阻止清廷调兵镇压，到后来则是为了阻止西摩联军；从1899年底卜克斯事件以后直到1900年6月份，没有发生外国人被杀事件，故列强调兵进京保护使馆毫无必要，让清廷怀疑其动机在于用武力让光绪帝复辟……相蓝欣此项研究的结果，几乎处处是在为义和团、慈禧太后辩护，如果不是书后“资料来源”所列出几十页各种文字档案、通信、日记和著作目录能把人“镇”住，恐怕早就被列入“五-毛-党”的行列。 -
花了两天读完此书，此书引用外文资料十分充沛，尤其是对列强的资料和矛盾分析十分透彻，其对西后的决策分析也颇有道理，克林德之死的分析也堪称独特，但本书过于强调了帝国主义新瓜分模式下对造就拳乱战争的影响，但却忽略了对中方资料的引用和忽略了中方的责任１首先本书特别强调了６月１３日西洋外交使馆开始猎杀拳民运动，但却对６月开始拳民阻截杀伤洋人，烧教堂杀教士的事情论之甚少，甚至没有。自六月以来，拳民开始的规模进攻火烧各铁路洋人住所和教士住所，从保定逃亡北京和天津的洋人工程师和工作人员多受阻扰，死伤多人。并开始杀教士。他们逃到北京和天津后对拳民残忍的描述自然会激起北京使馆洋人对拳民的仇恨。同时，拳民大规模贴发揭贴，号称要杀光洋人，这自然也对洋人对拳民的目的和清政府无为无政府状态的目的产生怀疑。至于在６月１３日前拳民所杀洋人不多，不是他们不想斩尽杀绝，而实在是大师兄二师兄们能力太差，法术不够。６月１２日，拳民在北京京城和城外火烧教堂，大发揭帖，在使馆周围运动。惊恐之下，次日洋人开始采取猎杀拳民行动２其次，该书过于强调了治外法权对教案的影响，并把教案的引起和教民冲突归于教民和教士的作用。同样值得讨论。在德国模式之前，教案就大规模的爆发了，同样在西方殖民者进入之前的明末和清初，同样教案发生。且根据台湾和大陆学者分析总结。百分之六七十的教案是中国官绅指导下，愚民无知主动所引起的，观原始资料，中国的官员也一直站在反教的绅民一边，把挖眼睛绑人质甚至吃人肉之类纯粹愚昧无知的东西当作教士和教民的罪行来上奏朝廷，拳乱和教案密切相关，而教案的引起原因则是盖棺未可定论的３西太后是在很晚才下定开战决心的，且其决定开战的原因也确实和废帝有关，西后也未必相信拳民神力，只不过死马当作活马医，既然其深信洋人有废她政治运作的阴谋，那么运用点精壮汉子的人肉，誓死一搏总比被人白白推翻的好。西太后一开始确实对拳民有所限制，但这种限制是不彻底的，说穿了是有所放任的，根据路遥的山东拳民口述，在那极左年代里，也承认当时不光是杀教民，而且开始滥杀无辜，抢劫杀戳非教民起来，以处于无政府状态，西后两可的号令，令顽固派势力在决策中可以放任拳民生存发展。最终酿成大祸另，观人之作为要看实际运作，而并非公开的文字资料，比如李秉衡这个人，如果单看他文字的话，会觉得其在中日战争中的表现非常爱国，非常感人，但实际上其却在关键时刻把驻防官兵脱离战场，转移至安全地带，这种嘴巴爱国实际误国祸国的货色在我们研究历史时是要特别注意的 -
作者在导言里提到以为研究义和团战争的三种理论：文明冲突论、帝国主义理论，还有一个视角：怪罪在华外交官和传教士。作者的研究证明：理论都是靠不住的。恰恰相反，认同一个理论，无疑限制了研究的视角。中国学者也好，西方学者也好，都犯了视野狭窄的毛病。当把清廷与列强在华公使团的互动，结合起来看之后，一切都清楚了，义和团战争也并不像上述三种理论的研究所言，是不可避免的。相反，正是误会造成了这场战争，原本是可以避免的。作者几乎是以日为单位，展示了1900年6月20日之前五年，清廷与列强公使的互动。所引外文材料还原了列强决策的进程和核心担忧，以及慈禧太后决策的剿抚两难、战和两难。此作证明，理论视角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有能力划定一个研究题目的真正范围（视野狭窄和过于空泛都难以做到），同时也有能力在划定的范围里面做细致的勾勒，结论自然水到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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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说要论述教案引起的原因和谁的责任，那么最好把所有的教案集结起来做一个定量分析，哪些教案是中方的所谓民引起，那些教案是教民引起。在确认这些原因时，无异要引用中外双方资料并进行逻辑推理，如果这些都没有做，那么所谓的结论又是什么东西？站不住脚没有根据
如果说到太平洋战争，只说美国投了日本原子弹，而不说南京屠杀，那么对所谓大东亚战争会做如何的评论？同样，对教案也好对拳乱也好，不管你采取什么价值观念，反帝也好近代化也好，但也必须对这些史料予以对等的叙述和推理，不能只说一面，而隐去或者无视另一面，否则战争的起源的结论如何令人信服？如果是明明知道有这些历史资料，而为了达成某种政治目的，断章取义到处篡改原始资料，那就是和党史御用学者一路货了，他们是有意为之的。如果是没有见到这些资料，所以造就自己结论有所偏差，那么这就是无心之失，是个人主观的局限性，如此而已
相蓝欣既然能接触到如此之多的外文原始资料，难道会对基本的中文或者西人对拳民暴行的史料会接触不到？他后面引用的书籍众多，为什么对引起战争的这些中方排外愚昧暴行视而不见？这对他的结论得出推论可是起到关键作用的，没有这些，那所谓的结论客观性何在？所谓接近历史的真实性又何在呢？
相蓝欣此书的作用，堪比泰勒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起源和约翰托兰的日本帝国的衰亡，这些修正主义历史学者眼里，邱吉尔和罗斯福对战争起源所起的负面作用比希和东条要严重的多，他们同样也强调了美国和英国的战争责任，而过于忽略了纳粹德国和日本的战争史料和动机，是不全面和片面的。所以我要说盖棺未可定论就是这个道理 -
刚刚把这本书读完，感觉书中的史料十分丰富，客观。特别是引用了大量的西方资料，可以与中方的史料进行对照，将那段历史很客观详尽地展现在读者面前。
对于这本书全书在论述中强调义和团战争的起源主要是中西之间的沟通障碍，彼此之间缺乏有效的双向的沟通，双方都用自己的视角来看待方，造成了一系列的恶果。作者一直强调中西彼此应该置于同一平台进行沟通而不是造成一种不对应的消极交流·。这点作者在《传统与对外关系中》也详尽地阐述了。在当代中国的对外交流中我们的确应吸取历史的教训。然而现在崛起中的中国与晚清是不同的我们在考虑到双向交流的同时也应考虑到自身的立场不能为了求同而一味站在西方的立场或者迫不及待地挤入西方的立场来赢得西方国家对于中国的接受。 -
大量的中方资料和西方资料,从两方面都证明了教民教案不是纯粹因为什么帝国主义压迫引起的,而很多是由于愚昧无知的排外所引起,而你却无视这些资料和史料.在没有做任何研究的情况下,在没有任何根据的情况下无视这些史料,而是有意识的选择和解释史料.把教民魔鬼化,歪曲篡改事实,这可是保持不偏不倚的纯客观态度把史料考证和解读清楚，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的作风?
我说的很清楚了,人的主观是不可能完全克服的,即使你保持不偏不倚的纯客观态度把史料考证和解读清楚,事实上你写作和描述的东西事实上也正在体现出你的价值观念和尺度,承认人文科学有价值观念和尺度,和客观与否根本就不矛盾,无论你是采取何种价值观念去评判历史,革命历史观或者近代化历史观或者后现代主义,绝对不允许有意识的对历史资料断章取义的篡改和歪曲引用,而是建立在有一份证据说一份话上 -
简直笑话，６月开始拳民阻截杀伤洋人，烧教堂杀教士的事情是不是事实？台湾和大陆学者分析总结。百分之六七十的教案是中国官绅指导下，愚民无知主动所引起的。（苏萍的谣言与教案一书）这都有相关学术著作和论文做引论的。而且曾国藩等和醇亲王等议定以官绅主导进行反教排教行为也确有其事（见李细珠关于倭仁的著作）
这叫没有证据？什么东西叫做证据，简直笑话
研究历史，当然要秉承一定的观念，而不是处处以所谓还原于当时历史处境来为历史逆流和罪人辩护，如果按照这种所谓可笑逻辑，纳粹和希特勒你何以来批评和否定？日本军国主义和南京屠杀你有什么资格来否定？这些货色都是有当时时代背景来决定的，难道可以因此来对他们进行历史肯定和逃避历史评判吗！简直笑话 -
在清末新政之前，乡绅是失去话语权？简直笑话，在红色革命之前，乡绅何处失去话语权？每次民教冲突，当被猪狗一般族灭，从小孩到老人的哪个不是所谓加害者的教民。在这种情况下，竟然高叫所谓乡绅失去话语权，纯粹瞎扯而已
所谓基层官僚打破地方自治体系平衡，也根本是革命史学带来的鬼话，清政府从上到下都是为乡绅辩护维护他们利益的，就是开明如李鸿章，在碰到教案的前提下，也在奏文中处处言语敷衍欺骗洋人，处处维护官绅的排外行为，更别谈其他的愚昧无知的蠢徒了
高喊挖眼睛吃人肉，而到处屠杀无辜的，本来就是愚昧无知的蠢货行为。这根本谈不上任何爱国，只是最廉价的排外和愚昧。而幕后的支持者就是清政府和其支持下的乡绅，而把这种无知无脑愚昧行为视为爱国，真是天下之滑稽 -
軍襲貝爾格萊德使館，暴民襲北京使館，雙方相互賠償問責了事（真 -
历史的天空 -
小黑兔同学，你的引证材料和论证方法上，数卷残编在前面的论述中作了分析，认为是不全面、不完整。即使，你提出的材料和你的方法超过了数卷残编，我觉得也是一件好事、一件正常事，不必来句“您的“历史学”是跟师娘学的？”的话，何况你未必是正确的。 -
花了两天读完此书，此书引用外文资料十分充沛，尤其是对列强的资料和矛盾分析十分透彻，其对西后的决策分析也颇有道理，克林德之死的分析也堪称独特，但本书过于强调了帝国主义新瓜分模式下对造就拳乱战争的影响，但却忽略了对中方资料的引用和忽略了中方的责任
１首先本书特别强调了６月１３日西洋外交使馆开始猎杀拳民运动，但却对６月开始拳民阻截杀伤洋人，烧教堂杀教士的事情论之甚少，甚至没有。自六月以来，拳民开始的规模进攻火烧各铁路洋人住所和教士住所，从保定逃亡北京和天津的洋人工程师和工作人员多受阻扰，死伤多人。并开始杀教士。他们逃到北京和天津后对拳民残忍的描述自然会激起北京使馆洋人对拳民的仇恨。同时，拳民大规模贴发揭贴，号称要杀光洋人，这自然也对洋人对拳民的目的和清政府无为无政府状态的目的产生怀疑。至于在６月１３日前拳民所杀洋人不多，不是他们不想斩尽杀绝，而实在是大师兄二师兄们能力太差，法术不够。６月１２日，拳民在北京京城和城外火烧教堂，大发揭帖，在使馆周围运动。惊恐之下，次日洋人开始采取猎杀拳民行动
２其次，该书过于强调了治外法权对教案的影响，并把教案的引起和教民冲突归于教民和教士的作用。同样值得讨论。在德国模式之前，教案就大规模的爆发了，同样在西方殖民者进入之前的明末和清初，同样教案发生
。且根据台湾和大陆学者分析总结。百分之六七十的教案是中国官绅指导下，愚民无知主动所引起的，观原始资料，中国的官员也一直站在反教的绅民一边，把挖眼睛绑人质甚至吃人肉之类纯粹愚昧无知的东西当作教士和教民的罪行来上奏朝廷，拳乱和教案密切相关，而教案的引起原因则是盖棺未可定论的
３西太后是在很晚才下定开战决心的，且其决定开战的原因也确实和废帝有关，西后也未必相信拳民神力，只不过死马当作活马医，既然其深信洋人有废她政治运作的阴谋，那么运用点精壮汉子的人肉，誓死一搏总比被人白白推翻的好。西太后一开始确实对拳民有所限制，但这种限制是不彻底的，说穿了是有所放任的，根据路遥的山东拳民口述，在那极左年代里，也承认当时不光是杀教民，而且开始滥杀无辜，抢劫杀戳非教民起来，以处于无政府状态，西后两可的号令，令顽固派势力在决策中可以放任拳民生存发展。最终酿成大祸
另，观人之作为要看实际运作，而并非公开的文字资料，比如李秉衡这个人，如果单看他文字的话，会觉得其在中日战争中的表现非常爱国，非常感人，但实际上其却在关键时刻把驻防官兵脱离战场，转移至安全地带，这种嘴巴爱国实际误国祸国的货色在我们研究历史时是要特别注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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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挺好读和有趣的。许多地方我不太分得清是史料还是推测，尤其是许多有如“在场”的描述，对作者结论持保留态度。 -
1983年就赴美留学，在美欧学术界泡了二十几年，这样的人物写出来的书，在很多人的期望中，不仅会充满时髦的术语，还应该会按照“普世价值”来排演这一场“极端排外”的活剧。可是，你我都估计错了。
“以一弱国敌八强国”的战争，其结果谁都能事先预见到，而战争的原因，多年以来学者们聚讼不休，都未能如相蓝欣这部著作揭示得如此清晰而近情。相蓝欣优胜之处，在于以一个中国人的身份，深入到各个参战国的原始文献中去淘金，这一点，身处国内的学者一般来说无此资料条件和多语言能力。
天涯网有位对义和团研究甚有心得的“子乔”先生，曾推荐这个领域三大力作，分别是“土鳖”林华国先生《历史的真相——义和团运动的史实及其再认识》、老外周锡瑞《义和团运动的起源》，以及“海龟”相蓝欣的这部《义和团战争的起源》。在读完这三本书之后，我深深佩服“子乔”的眼力。三部书共同的特点，无他，就是先不预设立场，让材料本身说话，前两本主要利用的是中文史料，相蓝欣则主要利用外文史料。资料来源不同，结果则一：这场运动的“本相”，有望由此得到大体澄清。
林华国、周锡瑞的著作中含有的颠覆性结论可能令一些持传统观点的学者不快：义和团不是类似白莲教般传统的秘密会社，而是以华北地区民间社会信仰和民间文化为基础的新型群众运动，以降神附体、吃符念咒、“刀枪不入”为主要特征，没有严密的金字塔式组织，不需要多年的修习，故在适宜的气候下，能如同细胞分裂一样呈现指数级的增长，清廷一直以来对付秘密会社行之有效的“分别首从”政策失效，其爆炸性令朝廷、外交使团均措手不及。相蓝欣关注的是这场运动的第二阶段，即义和团在直隶地区再次勃兴并蔓延到了京城、天津，引起清廷与列强之间持续的紧张危险的心理战，很理性的慈禧太后、公使团等各方阴错阳差，演出了一出非理性的“三岔口”。
庚子事变是甲午战后政局演变的结果，国内政局的演变，大家可能都耳熟能详：由败于日本而联俄，由俄、德勾结而发生强占胶州湾，由担心瓜分危机而有激进的“戊戌变法”，变法失败、英日庇护康梁而生出满洲亲贵的极端排外，恭王之死、翁同龢罢职导致中枢权力结构失衡，以端王为首的新势力崛起阴谋废光绪而立新君，华北地区的旱灾引起山东、直隶民众和外国传教士/“教民”之间的冲突升级……。可是我们对于国际局势在这一阶段的演变往往不甚了了，只能大处着眼，而做不到小处着手。相蓝欣为我们填补了这一空白：德国的新崛起，列强瓜分非洲大体完成，欧洲大国之间不断变幻的合纵连横，驻华外交使团成员从“中国通”换成精通瓜分的前驻非洲外交官，对中国的外交政策换成了“尼格罗方法”，赫德的意见不再受到外交使团的尊重。在这个风雨飘摇的时刻，恰好是这么一批完全不熟悉中国内政的外交官在北京驻扎，历史给中国开的玩笑未免太大了。
自1961年借“辛酉政变”登上最高权力宝座，慈禧太后掌控这个大国已经垂四十年，在波谲云诡的政坛上能够应付裕如，“稳、准、狠”是必备的素质，在维护自身权力这方面来说，没有什么人比慈禧太后更理性的了。这么一个充满政治现实感的强人，怎么可能真的相信义和团能“刀枪不入”，会真的依靠义和团对付船坚炮利、训练有素的列强军队？中外之所以最终要走到开战这一不归路，是一系列误解和错误行动不断累积、反复激荡的结果。
经过漫反复排比史料和细心考证，相蓝欣得出如下令人吃惊的结论：“第一个错误是当时在京的外国人并未受到人身威胁的情况下就将护馆卫队召进北京；第二个错误是组织西摩远征军去解救尚未被围的使馆区；第三个错误是在京外交官自作主张在京城内剿杀义和团，导致京城秩序大乱；第四个错误是决定夺取大沽炮台去解救被困的西摩远征军。这四个错误一环扣一环，都是导致中国宣战的直接原因。应该说，战争爆发于1900年的6月16日，而不是以6月20日的中国宣战为起点。因为在6月16日，列强对华发动了夺取大沽炮台的不宣而战，慈禧太后别无选择，被迫应战”（本书第360页）。
德国传教士安治泰及其“圣言会”在山东借教案来获取赔偿、为德国侵华铺路，直接间接促成了胶州湾危机；意大利租借三门湾被拒的闹剧，让清廷产生错误认识，以为欧洲“强国”不过如此，必要时仍需以战逼和；义和团包围使馆，乃是在京外交使团此前疯狂的“猎取拳民行动”所激成；义和团拆毁铁路、电线，一开始是要阻止清廷调兵镇压，到后来则是为了阻止西摩联军；从1899年底卜克斯事件以后直到1900年6月份，没有发生外国人被杀事件，故列强调兵进京保护使馆毫无必要，让清廷怀疑其动机在于用武力让光绪帝复辟……相蓝欣此项研究的结果，几乎处处是在为义和团、慈禧太后辩护，如果不是书后“资料来源”所列出几十页各种文字档案、通信、日记和著作目录能把人“镇”住，恐怕早就被列入“五-毛-党”的行列。 -
“废后立帝”的感觉不也是拳匪闹出来的么。外国公使更关心拳匪闹事的处理结果，和太后所关心的事情不同，这当然是拳匪之乱因出的事情啊，如果没有闹大的匪乱，哪会有这个破事情，外国公使也不会天天吵着要解决这个事情。 -
这个太好了。 -
相蓝欣 -
M，回头研究 -
翔实生动，细节丰富，读之如在现场亲历，非常精彩 -
当然有矛盾。我觉得乡绅没什么错，乡绅的反应基本上是正常的，最开始有大错的是基层官僚。 -
主观性是难以避免的，但tradtion至少做到或力求做到兼听则明， 基于史料提出自己的观点，而不迷信于权威和意识/形态。敢问那些所谓科班出身，学术上乏善可陈，却又在职称，待遇方面斤斤计较的专家们，又做了些什么. -
你所谓从我文字看你应该是本科生,这又是明显的主观和无知和偏执,这恰恰显示出你的主观价值偏见.我能否从你的言论来看,你是个小学生水平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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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呀 -
事实上我在同样的史料，不同的解读一文中阐述，对西后的所谓喻令本书和义和团研究和侯宜杰的书完全做了不同的阐述，我赞同后者的阐述，西太后的喻令采取的就是首尾两端的态度对待，态度不明确不清晰，以便于顽固派可以纵然放纵拳匪的壮大。事实上，以清廷这样的专制王朝，对于白莲教之类类似的团民运作，如果下定斩尽杀绝的态度，早就被镇压下去了，但是西后要把他们当狗用，所以采取所谓良团萎团之分 -
佐藤公彦 义和团战争的起源
http://book.douban.com/subject/2161684/ -
说的不错，这本书过于六经注我了 -
党”的行列 -
优点是对外国资料引用比较广泛，不足是中国资料比重相对少，而且对事件发展中的一些细节推测（如克林德之死）有些理想化，感觉不够严谨。 -
乡绅的反击是对自己逐渐在基层失去话语权所作出的回应，这种回应当然是正当的了。
如果不是怕惹麻烦的基层官僚打破了地方自治体系的平衡，至于地方乡绅会如此吗？
归根到底，事情的起源在基层官僚，是他们的不作为把事情闹大了，怪罪把责任推给拳民，教民，乡绅，中央，外国人，这些其实都不太合适。 -
fatman谢谢了 -
备课用。 -
是逐渐失去话语权，这个逐渐怎么个逐渐法？我前面已经阐述过，所谓的反教运动固然是因为教民等出现影响了官绅对这部分人民的管理，因为他们的宗教信仰和官绅不同，所以拒绝了官绅认为的所谓的天经地义的事，所以官绅把他们视为异端，处处发动愚民要把这异端消灭干净，这和所谓的爱国有个屁关系？
官绅有什么资格来主导基层社会的一切？官绅有什么资格来压制基层社会的一切？捍卫他们的利益和爱国有个屁关系？但在红色革命之前，官绅势力作为基层主控从来没有动摇过，历来教案也都是官绅主导为主，利用下层社会的无知愚昧来消除对他们统治认为异端。所谓的后果也是他们惹出来的结果，教民从来一直是清末社会的基层的弱势群体，而从来构成不了主流，前因后果搞不清楚研究什么历史 -
中央政府是在拳匪运动闹大以后才跟进的。那是西太后大人感觉到了洋人对他统治的威胁，所以从首尾两端到下定用狗。祸害国家，这当然需要过程
如果不威胁到她统治，以她这么聪明的人会不知道愚民难以成事？既然她认为西人要废后立帝，那国家就等于她，拳匪再是废物，那也是人肉，作为疯狗随便咬两下总是有作用的，这才是她下定决心，反正她统治保护不住，不如找群疯狗咬死几个她恨之入骨的洋人也好，这就是伟大的爱国
所谓官绅养愚民发动教案和西后洋狗咬人没有区别，只不过后者是国家层面的总爆发 -
1983年就赴美留学，在美欧学术界泡了二十几年，这样的人物写出来的书，在很多人的期望中，不仅会充满时髦的术语，还应该会按照“普世价值”来排演这一场“极端排外”的活剧。可是，你我都估计错了。
“以一弱国敌八强国”的战争，其结果谁都能事先预见到，而战争的原因，多年以来学者们聚讼不休，都未能如相蓝欣这部著作揭示得如此清晰而近情。相蓝欣优胜之处，在于以一个中国人的身份，深入到各个参战国的原始文献中去淘金，这一点，身处国内的学者一般来说无此资料条件和多语言能力。
天涯网有位对义和团研究甚有心得的“子乔”先生，曾推荐这个领域三大力作，分别是“土鳖”林华国先生《历史的真相——义和团运动的史实及其再认识》、老外周锡瑞《义和团运动的起源》，以及“海龟”相蓝欣的这部《义和团战争的起源》。在读完这三本书之后，我深深佩服“子乔”的眼力。三部书共同的特点，无他，就是先不预设立场，让材料本身说话，前两本主要利用的是中文史料，相蓝欣则主要利用外文史料。资料来源不同，结果则一：这场运动的“本相”，有望由此得到大体澄清。
林华国、周锡瑞的著作中含有的颠覆性结论可能令一些持传统观点的学者不快：义和团不是类似白莲教般传统的秘密会社，而是以华北地区民间社会信仰和民间文化为基础的新型群众运动，以降神附体、吃符念咒、“刀枪不入”为主要特征，没有严密的金字塔式组织，不需要多年的修习，故在适宜的气候下，能如同细胞分裂一样呈现指数级的增长，清廷一直以来对付秘密会社行之有效的“分别首从”政策失效，其爆炸性令朝廷、外交使团均措手不及。相蓝欣关注的是这场运动的第二阶段，即义和团在直隶地区再次勃兴并蔓延到了京城、天津，引起清廷与列强之间持续的紧张危险的心理战，很理性的慈禧太后、公使团等各方阴错阳差，演出了一出非理性的“三岔口”。
庚子事变是甲午战后政局演变的结果，国内政局的演变，大家可能都耳熟能详：由败于日本而联俄，由俄、德勾结而发生强占胶州湾，由担心瓜分危机而有激进的“戊戌变法”，变法失败、英日庇护康梁而生出满洲亲贵的极端排外，恭王之死、翁同龢罢职导致中枢权力结构失衡，以端王为首的新势力崛起阴谋废光绪而立新君，华北地区的旱灾引起山东、直隶民众和外国传教士/“教民”之间的冲突升级……。可是我们对于国际局势在这一阶段的演变往往不甚了了，只能大处着眼，而做不到小处着手。相蓝欣为我们填补了这一空白：德国的新崛起，列强瓜分非洲大体完成，欧洲大国之间不断变幻的合纵连横，驻华外交使团成员从“中国通”换成精通瓜分的前驻非洲外交官，对中国的外交政策换成了“尼格罗方法”，赫德的意见不再受到外交使团的尊重。在这个风雨飘摇的时刻，恰好是这么一批完全不熟悉中国内政的外交官在北京驻扎，历史给中国开的玩笑未免太大了。
自1961年借“辛酉政变”登上最高权力宝座，慈禧太后掌控这个大国已经垂四十年，在波谲云诡的政坛上能够应付裕如，“稳、准、狠”是必备的素质，在维护自身权力这方面来说，没有什么人比慈禧太后更理性的了。这么一个充满政治现实感的强人，怎么可能真的相信义和团能“刀枪不入”，会真的依靠义和团对付船坚炮利、训练有素的列强军队？中外之所以最终要走到开战这一不归路，是一系列误解和错误行动不断累积、反复激荡的结果。
经过漫反复排比史料和细心考证，相蓝欣得出如下令人吃惊的结论：“第一个错误是当时在京的外国人并未受到人身威胁的情况下就将护馆卫队召进北京；第二个错误是组织西摩远征军去解救尚未被围的使馆区；第三个错误是在京外交官自作主张在京城内剿杀义和团，导致京城秩序大乱；第四个错误是决定夺取大沽炮台去解救被困的西摩远征军。这四个错误一环扣一环，都是导致中国宣战的直接原因。应该说，战争爆发于1900年的6月16日，而不是以6月20日的中国宣战为起点。因为在6月16日，列强对华发动了夺取大沽炮台的不宣而战，慈禧太后别无选择，被迫应战”（本书第360页）。
德国传教士安治泰及其“圣言会”在山东借教案来获取赔偿、为德国侵华铺路，直接间接促成了胶州湾危机；意大利租借三门湾被拒的闹剧，让清廷产生错误认识，以为欧洲“强国”不过如此，必要时仍需以战逼和；义和团包围使馆，乃是在京外交使团此前疯狂的“猎取拳民行动”所激成；义和团拆毁铁路、电线，一开始是要阻止清廷调兵镇压，到后来则是为了阻止西摩联军；从1899年底卜克斯事件以后直到1900年6月份，没有发生外国人被杀事件，故列强调兵进京保护使馆毫无必要，让清廷怀疑其动机在于用武力让光绪帝复辟……相蓝欣此项研究的结果，几乎处处是在为义和团、慈禧太后辩护，如果不是书后“资料来源”所列出几十页各种文字档案、通信、日记和著作目录能把人“镇”住， -
那么怎么才叫还原历史？还原历史是建立在对史料的研究分析和论证上的，而不是说取消研究者自己的价值取向，价值取向和主观是不可能取消掉的，各种各样的价值取向或者主观认同在历史研究中都有存在的空间，有讨论的空间，对历史资料和论述上有不同观点，则可以讨论辩驳，从而接近历史的真相，有价值判断和取向和以论带史不是一回事情，研究历史肯定学者有自己的价值判断和取向，但不代表他就一定要对史料断章取义，到处篡改，歪曲事实，和研究党史那样，那是存心和有目的的对史料篡改和删选。我说的有价值判断和取向，是你对事物评判有自己的标准和尺度，但却是建立在摆事实摆论据之上 -
不过也不是单这本书,目前出版的好几本拳民书籍,无论中外,肯定让右派朋友们失望,日本佐腾的书籍是以中国民族主义为视角展现的,而美国周锡瑞是个大左派,何伟亚的英国的课业等更象是我方官方观点,对帝国主义痛加抨击.很多中国学者关于教案和拳民的著作更是充满民族主义的味道
原因很简单,西方汉学长期是把拳乱看成是愚昧运动看待的,长期沿用的是费正清的冲击反应论,而费正清是认为不存在帝国主义的,到了80年代,西方汉学出现对费正清派的抨击反击,无论加州学派和是中国中心论等,都是对西方中心论和冲击反应论的修正(在中国叫做翻案).就如同西方人在18世纪把清朝和中国捧到天上,在19世纪又把中国说的一钱不值一样的道理,西方人是站在自己文化和视角及学术发展角度上看待中国历史的,难免隔靴搔痒.触到核心
所以作为中国人,不要因西方人说中国崩溃论而丧失信心,也不要因西方人鼓吹中国多么强大而盲目自大,这些观点都是西方人站在自己文化和视角角度上的他者的视角,比如18世纪鼓吹中国强大,因为欧洲封建林立,需要建立一个象中国一样的中央极权统一国家,所以把中国文化政府都吹到天上.而19世纪西方绝对的崛起.中国却被打得一败涂地,所以中国又变成愚昧无知落后的象征,我们不可盲目轻信西方汉学的观点(美国汉学一向以方法胜过史料著称,而且外国人研究中国史难免隔靴搔痒),而要有自己的认识和把握,最重要的还是要自己研读一手资料.自己分析,否则只能给别人玩了 -
作者在导言里提到以为研究义和团战争的三种理论：文明冲突论、帝国主义理论，还有一个视角：怪罪在华外交官和传教士。作者的研究证明：理论都是靠不住的。恰恰相反，认同一个理论，无疑限制了研究的视角。
中国学者也好，西方学者也好，都犯了视野狭窄的毛病。当把清廷与列强在华公使团的互动，结合起来看之后，一切都清楚了，义和团战争也并不像上述三种理论的研究所言，是不可避免的。相反，正是误会造成了这场战争，原本是可以避免的。
作者几乎是以日为单位，展示了1900年6月20日之前五年，清廷与列强公使的互动。所引外文材料还原了列强决策的进程和核心担忧，以及慈禧太后决策的剿抚两难、战和两难。
此作证明，理论视角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有能力划定一个研究题目的真正范围（视野狭窄和过于空泛都难以做到），同时也有能力在划定的范围里面做细致的勾勒，结论自然水到渠成。 -
大量的材料运用论证义和团起源是由列强外交与中国沟通不畅造成，不是偶然，不是专业人士，看得很累。 -
研究历史的人最重要的是以尽可能的不带价值判断的视角回到现场，或者试图回到现场。楼主显然是个不错的政治学学者，但“愚民”等词的使用看出作者明显的价值评价和缺乏起码的史学训练。 -
感觉作者也许是太想披露一些此前未被研究的史料，在中间章节部分着墨过多，略显累赘 -
事实上不带一点价值判断（主观）是不可能的~历史学要成为科学，最重要的是取消研究者自己的价值取向，即使不可能，也要尽力为之。不要因为困难，就放任自己的评价惰性。因为人之患，在好为评价。如果我们连真相都不能还原，如何评价？历史学要做的就是还原历史，虽然这点都很难，别说妄为评价了。党史学学界最大的问题就是以论带史，最终毁掉的就是一个学科，人们对他的尊敬。无论是革命史还是现代化的价值评价来研究历史，毁掉的都是历史学的学科尊严。 -
而且说到西后的纵容放纵拳匪壮大，而不是所谓本书阐述的西后因为对拳匪恐惧而只能让他们壮大，这完全是不同的概念，后者西后是无奈选择，前者西后是有意放狗
事实上，西后在发布所谓良团萎团等含义不清楚的指令时，对待严厉镇压拳匪的官员采取的也是严厉打击的态度，如聂士成之类忠勇之士严酷镇压拳匪，西后等非但不予奖励，而是予以责罚，说穿了你镇压拳匪死了也白死，因为你没分清楚良民，你是朝廷罪人。相反对于放纵拳匪的蠢类愚昧派却予以奖励，简单一句话，只要拳匪不反清，不反政府，愿意做政府的狗，西后就包容壮大他们
在这种局面下，拳匪才得以壮大，镇压拳匪者得惩罚，放纵拳匪者得赏，上行下效，凭官场里混了这么多年的官员会不明白西后是怎么回事？至于发布对外的命令不敢公开灭洋，那是因为西后还被准备最后摊牌，当然不可以明说
研究中国史，中方资料从来不看，这研究个狗屁中国史？相蓝欣不正是此类 -
使館受襲，東道國須尽賠償問責義務。若東道國不能或不欲尽護館之責，出使國自可護館撤僑。美 -
事实上清廷一直对洋人仇恨入骨，所以才有醇亲王和曾国藩等议定几条对付洋人，其中最重要一条就是发动官绅反教排外，只不过实力不济，所以在拳乱之前中央政府还相对理性，对于地区性的排外和教案采取控制措施，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惹出事来了派派李中堂去打打太极拳
西太后不一直秉承这种所谓平衡策略来治国吗。但到了康梁维新，这批人跑到外国广受外人支持，到处攻击西后人品，再加上西后和国际沟通不畅，西后以为洋人有取代她统治的计划，于是才破坏了这一顽固保守派和开明改革派的平衡，把拉主愚民头上的绳子放送了，让他们主动出去大咬狂咬，把地区性的排外发展到国家层面上的排外，这就是两党党奴鼓吹的伟大爱国，不过这种爱国法，象孙狗奴这样的货是首当其冲要被杀的祸 -
如果说有价值评价来研究历史，就是毁掉历史学学科尊严的话，那历史学从来就没有“尊严”过，就拿西方历史学者，环境宽松不宽松，自由不自由，民住不民住？他们的学术著作无一不打上自己的主观和价值评价的，无论是冲击反应论的费正清，还是加州学派的柯文，彭幕兰。还是后现代主义的何。在某种程度上，加州学派和后现代主义在以论带史上比中国学者更严重，无非是西方学者观点众多，可以讨论辩驳的空间比我国宽松而已
同一个事件，同样的史料，你站在不同角度，也会产生不同观点和结论，价值取向是不可能在历史研究中消失的，比如非洲黑人文明和西方文明相比，从近代化角度来看，西方近代文明肯定比黑人吃人族文明来的高来的先进，但如果你从后现代主义角度看，凭什么说黑人吃人族文明比西方近代文明差？没有文字的文明也未必比有文字的文明差。这就是价值取向问题，这种差异是不可能取消的，历史学是人文科学，人文科学是不可能完全取消主观性的
我们所说的还原历史，还原客观，不是说研究历史没有角度没有尺度问题，而是要尊重原始资料，尊重理性，有一份证据说一份话，摆事实讲证据，而不是故意为了达到某种目的去篡改历史歪曲史料。这正是革命史观点学者所做的事情
我们以现代化角度为视角，不是叫你去否定帝国主义的杀戳和侵略，而是要正视中国文明在近代体现中的盲目性和愚昧性排外，这和爱国和民族国家自强是背道而驰的，而恰恰是相蓝欣，佐腾等在研究拳民历史中过分强调了帝国主义的侵略性，而对拳民愚昧盲目排外造就的罪行和责任的历史资料却视而不见，不予引用，这可是客观研究历史的态度！
所以我说盖棺未可定论就是这个道理，一切观点都是要摆事实摆论据来论的 -
兰克所谓"排除自我”，事实上他自己也不能排除自我,所谓持纯客观的不偏不倚立场不是你嘴巴说的,而是你嘴巴这样说着的时候,作为主观的人类本身在研究历史时就体现着自己主观的价值评判,
至于说不要让自己的政治或宗教观点影响自己对史料的选择和解释，保持不偏不倚的纯客观态度把史料考证和解读清楚，就能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这句话我正要还给你,面对屠杀教民和教士的暴行,在没有保持不偏不倚的纯客观态度时就予以否认和不用,把教民恶魔化,这种断章取义的篡改作风是不是弄清历史真实真相的客观风度?如此来作史,又谈什么按照历史的本来面目
你所谓从我文字看你应该是本科生,这又是明显的主观和无知和偏执,这恰恰显示出你的主观价值偏见.我能否从你的言论来看,你是个小学生水平呢?
历史当然不是左或者右,历史当然应摒弃任何意识形态和情绪化描述,而你恰恰违背了这些,又如何客观研究历史呢?
对史料的选读和辩驳,都是建立在摆事实摆论据上的,而不是因为你不喜欢就去否定就去无视,这种作风正是革命历史观的意识形态的象征,你抽的正是你自己坚持的东西 -
用功很深，理据充分，观点启发，值得一读。 -
和爱国没关系，我又不认为拳匪运动是爱国事件，要不我也不会称之为拳匪。
乡绅当然有资格主导基层社会的一切，这就是这个帝国郡县体制发到的必然结果呀。所以到如今，为了打破地方乡绅主导的情况，于是建立了5级形成体系，把魔抓都伸到村了。
在体制转轨时期，各个阶层之间广泛的摩擦是必然的，正因为如此，作为缓冲的基层官僚更应该担负起该担负的责任，疏导理顺这些摩擦，而不是就算事关己那也要高高挂起，这绝对是在捣乱。正是因为这些基层官僚的捣乱，才造成了拳匪之乱闹到无法收拾的地步。实际上，也只有基层官僚有足够的信息，足够的相应速度就对付这些时刻都在发生的摩擦。难道你指望中央去管？ -
这位“数卷残编”可真逗，不知是NC还是怎么了。
人家相蓝欣举出了大量关于“猎取拳民行动”的原始档案，完全是当事人的自述（见原书），而且中方资料中也有不少这一事件的记录。现手头无书，随便找两个：
如袁昶说：“门吏等方与步军统领议弹压京城内外，遵旨严拿首要，以靖地方而弭邻衅。不意德克使闇于事机，擅自拿办拳匪，以致激变。”（《上庆亲王请急剿拳匪书》），其时为公历6月13日，与外方文献时间相符。
又如一位在京晋商的家书说：“京都慌乱一事，皆因北京洋鬼子大闹，现有义和团民等在京剿灭洋鬼子，”（新发现的义和团史料，见《北京晚报》2006年1月2日），其时为公历6月30日，但“洋鬼子大闹”显然是说围攻使馆之前在京洋人的举动，而“剿灭洋鬼子”显然是指围攻使馆。
请问，这时候联军进京了吗？我们不一定认可说话者的价值判断，但却可以从中提取事实信息——围攻使馆之前，在京洋人确有暴力行为。
“数卷残编”肯定的说“誅殺拳民，實有其事，然其事在聯軍入京後”，不知是哪里来的底气？
“数卷残编”想否认围攻使馆之前的“猎取拳民行动”，就应该直接针对这些原始档案，特别是洋人的自述，通过考辨指出其虚假之处。
这才是正途，可是“数卷残编”是怎样反驳的呢？
首先，从逻辑上推断：“使館人員幾何，守衛且不足，何能剿賊？”
其次，说萧一山、蒋廷黻比相蓝欣更“大牌”。
大家看看，这是做学问吗？这种水平也敢来现眼，真是毫无自知之明。
您一个从常理出发的推断，就把人家那么多原始档案给否定了？听说过“事实胜于雄辩”吗？
谁“大牌”谁就一定正确？萧一山、蒋廷黻都是老一辈学者了，这一领域的研究也是不断发展的，拿相蓝欣和他们比，根本没有可比性。就象爱因斯坦刚提出“狭义相对论”的时候，牛顿绝对比他要“大牌”，但结果呢？
再说，萧一山、蒋廷黻的书中有明确否认“猎取拳民行动”的内容吗？ -
-毛- -
T兄的阅读量真够大的，敢问T兄弱冠还是而立？呵呵 -
很见功力的学术著作，作者通过多国史料，用活泼的语言讲述100多年前的故事，让人感慨 -
解剖 -
历史有时就是如此吊诡，造成中国如此惨局的事件竟是由如此之多的偶然性造成 -
日本那本叫什么名字啊，我一在外国学历史的朋友告诉我，研究中国史的可以不会中文，但绝对不能不会日语…… -
所谓绝对的价值中立只是一种主张学术独立自主的提倡，不可能绝对化，不然解决不了应然的问题。那样历史学岂不仅成了史料学？政治学，社会学又该怎么办？社会科学不提供价值完全向自然科学靠拢，在西方也只是比较流行的一种学术理念，不是不可冒犯的天条，否则批判主义是否还有价值？是否意味着对现实的认可或妥协回避？？那样相当于把一切都消解了，遁入顽空以为那就是大成，岂不知那是另一种无明。作为一种绝对化的学术理念可以自己去遵守，但绝对没有权利以此为真理要求别人也必须遵守。道不同不相为谋。 -
文献引用丰富，比较有可信度。可书里主要是对西方的分析，关于国内的东西是不是少了点 -
所谓的历史处境，当然是需要的，我们要站在当时的历史处境下，评判什么是进步还是落后，什么代表历史的主潮流还是逆潮流，而不是像党奴这样跨越时代，要洋务运动的诸君去做红色革命的事，这才叫带自己强烈的政治强暴古人，强奸历史，猪狗不如
晚晴之际，内忧外患，内有恭亲王，文详，曾左李张等执意改革强国之时代巨子，他们站在时代的潮流上引导国家和民族走向进步，而更有倭仁，徐桐，翁师傅之流蠢类，引导愚民拳匪祸乱国家。他们固然自己人格高尚，然而思想腐臭不堪，根本承担不了时代改变所赋予的责任，相反却把国家民族引向退步和逆转。
近代的时代性潮流就是从器物到制度到思想的近代化改革的过程，谁进步谁落后在当时的时代潮流下是非常清楚的。连这都看不清楚，来谈什么历史。近年来，西方后现代主义烂货泛滥，处处混淆无识概念。如果说以所谓历史处境为借口处处来混淆进步和落后的明显认识，那么黑人吃人族和近代文明何来文明野蛮之分？吃人文化也有其历史处境和超越近代文明之处，难道后现代主义蠢货如罗志田之流认为近代文明和黑人文明就没优劣之分？简直笑话 -
天涯上子乔先生严重推荐此书~~~ -
http://book.douban.com/review/3222280/?post=ok#last -
恐怕早就被列入“五 -
再贴一篇别人的反驳文章http://bbs.gxsd.com.cn/viewthread.php?tid=305255&extra=page%3D2
相蓝欣：《义和团战争的起源》 《义和团战争的起源》的作者相蓝欣，是一位华人国际政治学者，具有熟练运用多国外语的卓越能力。他先后花费了近十年的时间，详细研究了包括中国在内的十个国家的史料，尝试从义和团战争的来龙去脉与广阔的国际背景入手，从思想与行动的互动中探讨义和团战争的起源（即到1900年6月20日为止，当时清廷已决定宣战，臭名昭著的围攻使馆事件亦已开始），力图创作一部“超脱、持平和跨国度”[1]的作品。该书详细揭示了“百年前义和团战争的恢宏图景中所包含的各种错综复杂的矛盾，包括晚清中国内部的帝党与后党、维新与守旧、满族与汉族、民间与朝廷、教民与拳民以及南北清流之间乃至于朝廷内部各种派系之间的交合与分争，体现了更为宏大背景之下的晚清政府与各国列强、各国公使与朝廷内部、儒教与洋教、民间社会与教会、各国的中国通与外交官、各国外交官与各国政府以及洋教中的新教与天主教，乃至列强各方之间的纵横交织与抗衡”[2]，文笔生动，故事性和逻辑性强，具有一定的可读性。特别是第六章，作者对于驻华外交官群体作了深入细致的研究（包括其个人履历、性格、家庭、工作团体等），于中外关系也不乏独到见解，这些都是值得肯定的。尽管如此，该书仍然有一些瑕疵，主要是译名和档案使用上不够规范，若干论述太过随意，某些观点失之主观。
一）首先，译名不够规范。如来华考察的英国退休海军上将“别瑞斯福德”，应译为“贝尔福”；俄国外长“莫拉维耶夫”，应译为“穆拉维耶夫”；意大利公使“萨瓦戈”，应译为“萨尔瓦葛”；西班牙公使“卡洛干”，应译为“葛络干”；奥匈公使“济坎”，应译为“齐干”；荷兰公使“克罗伯”，应译为“克诺尔”；法国临时代办“当都阿”，应译为“唐端”；法国外长“德尔赛”，应译为“德尔卡赛”；另，刑部尚书“赵书翘”，应为“赵舒翘”。此外，作者在引用档案时，大多都未注明时间，而这直接影响到文章的叙事结构和读者对于作者论述的判断。在研究事件史时，此点尤其重要。
二）论点上的商榷及史实错误
在此，我主要围绕着该书的核心观点展开。相先生指出，以文明冲突论、现代帝国主义理论来解释这场战争，或者将战争的罪魁祸首定为驻华外交官和传教士，都不是一种科学的态度，甚至义和团运动本身也“完全不足以解释义和团战争的起源”[3]，并总结自己的观点称：“义和团战争的起源存在于几种因素之中。首先是满清政治在睿智的恭亲王去世后出现内在的失衡。其次是外国传教士与普通中国人民的矛盾不断加深。再者，帝国主义在华争夺势力范围的竞争在甲午战争后迅速加剧，特别是后起的列强德国和意大利以进取姿态挑战脆弱的英——美体系。满清王朝的百日维新以悲剧和光绪皇帝被软禁而告终。年轻的锐意改革的光绪虽未被黜，但帝号已名存实亡。与此同时，旱涝灾害肆虐华北地区，而谋立光绪接班人的危机开始危及摇摇欲坠的帝国体制”，且重点分析了清政府同时向“全世界最强大的11个国家同时宣战”的原因，认为“列强各国政府和它们的驻华使节在这段时期与清政府之间存在的种种误解恐怕更能说明问题”。[4]
A.关于睿智的恭亲王的死引起了清朝朝政的失衡一说（见本书第一章）。
首先，“朝政的失衡”中所谓的“失衡”作何解？作者并没有给出清晰的定义，而这一定性极为模糊的词，正是他论述清朝政情的基点。而且作者花费了诸多篇幅，大谈恭亲王早期的作为，而对于他在甲午战后的处境并不真正了解。其实，相较之下，甲午战后的帝后党争，戊戌变法时期的朝局变动，尤其是戊戌政变后慈禧太后的立场、朝臣大换血、保皇派的活动、顽固派对于保皇派的清剿等等，才是与义和团战争关联更为密切的因素。“太后乃深恨新党，以致并及洋人。且以洋人保护康党，各国报馆又从而和之，上海西报尤甚。各西报尝言中国将次瓜分，断难幸免。致太后因是生惧。旋见胶州，旅顺，威海，广州湾等处，果为洋人所夺，三门湾又为意大利所索，致更深信洋人有瓜分中国之意，故不得已而入于顽固一路。”[5]至于作者称：“1895年，整个权利中心都是八旗王公贵族和守旧士大夫官僚的地盘”，更是错误论断。因为当时汉族官僚帝师翁同龢、李鸿藻都是权倾朝野的人物，张荫桓深受光绪帝器重，孙家鼐则日趋维新，满汉矛盾尚未激烈地凸现出来。再者，以南北清流的模式来分析甲午战后的格局，实属作者的“虚构”。如称“李鸿藻死后，北派落入守旧大臣手中。军机大臣孙毓汶，汉军机大臣徐桐以及满族大臣刚毅成了北派领袖。……除了张之洞这样的清廉的北派地方大员，其他人都是敛财高手。更重要的是，此时的北派都是甲午战争中主和的‘后党’中坚分子……南派官僚多供职于礼仪和外交部门……南派在军界更无势力，因此，翁同龢只好设法吸收新鲜血液，这就为广东激进分子康有为和梁启超参与朝政提供了机会”[6]云云。而事实上，经由中法战争的洗礼，清流党早已“大受掊击，几于尽绝。朝臣皆以言事为戒，相与酒食征逐，其上者为诗文金石之玩而已。”[7]作者称孙毓汶、徐桐、刚毅为北派领袖，翁同龢与康有为等都属于南清流，完全是自出心裁；张之洞更非以北派清流而是以洋务官僚来凸显自己的身份。其次，诸多的史实错误。谨略举几例，如作者称恭亲王与翁同龢“私交甚好，政见也大同小异”、“在政治上力保翁同龢”等等。而事实上，二人乃是政敌，翁曾在日记中不止一次地发泄对恭亲王的不满。如光绪二十四年二月十四日，翁曾写到：“是日海靖请晤恭亲王画押，于是王请派画押大臣，以李鸿章、臣龢充之，臣辞不获，……今日之事盖有意排挤，书以志慨。”又称，“甲午战后，翁成为替罪羊，在朝中非常孤立。”[8]而事实却是翁同龢在战后同时担任军机大臣、督办军机处大臣、总理衙门大臣、上书房师傅等职，达到了其一生权力的最高点。再者，称“1895－1897年间，康有为的《上清帝书》总被朝廷亲贵抛在一边”。[9]但康的上清帝第三书于1895年上达御前，光绪帝还将其与胡燏棻等人的九件折片一起下发给各地督抚将军，引发了一场延续半年之久的“关于战后改革问题的大讨论”。又称，李鸿章担任两广总督是被贬出朝廷。而实际上，当时朝廷一心一意想要对付康有为，明则任命李鸿章为商务大臣兼两广总督，实则是让他诱捕康有为及镇压革命党，恰好是对李的极度信任。[10]
B.外国传教士与普通中国人民的矛盾不断加深一说。
这点毋庸置疑。不过令人惊讶的是，作者在义和团的问题上，却给出了许多骇人的说法。如将义和团等同于秘密社团，称“很多秘密社团于1899年先后出现，这些社团自称‘义和拳’或‘义和团’……这些秘密社团的一个共同特点是利用武术活动传播反洋思想和发动民众。地方政府的势力越弱，秘密拳会的吸引力就越大，其中有些拳会确实有很长的反清历史。为了争取民众支持，这些拳会有意识地掩饰其反叛的宗旨，只以仇洋为口号。它们在组织上有严密的规章，思想上有神秘主义的特点，尤以道家思想为主导”；“求雨仪式一般以道家为主，其中道教对西教的抵触情绪恐怕最大。所以，旱情愈严重，道家思想愈是深入人心。……儒家与道家结成战术上的反洋同盟势在必行。应该说，这是自清朝建立以来的第一次”，甚至将义和团定为“农民造反”。[11]又如断言：“反洋群众运动起于山东是自发的，但是他们在1898年以后采取的新的政治口号‘顺情灭洋’却并非源于山东，而是受到四川反洋教运动的直接启发。……余栋臣的纲领、口号和策略对北方的拳会发生了决定性的影响。1898年，大足起义的消息传到山东，一些山东籍在四川的官员起了传播作用。……事实上，并不是由于山东民风保守才有仇洋偏见，而是由于德国强占胶州湾，才把四川和山东这两种本无关联的反洋运动结合在一起”，实属无稽之谈。因为两地并无直接关联，口号的相似性，只是反映了国人民族感情的共通性。再如，作者认为：“义和团运动从山东移植到直隶和北京地区后，性质上已经发生了极大的变化”，“直隶义和团的首领多是由于西方技术引进之后的牺牲品，很多成员确实是无业游民和盗匪。事实是，直隶义和团首领中，真正懂拳术、精习拳的人寥寥无几，装神弄鬼、请符念咒是他们设坛办场活动的主要特点”[12]但是另一位研究直隶义和团的资深学者黎仁凯先生却指出：“直隶、山东义和团的关系还表现在两省义和团宗教仪式的相互融合趋同和对斗争方式的认同上。……两省义和团运动始终存在着相互影响、相互渗透、联合斗争和团民互动的关系。其中二省团民政治大方向的一致，组织上的相互支援和渗透，宗教仪式上的融合趋同，是两省义和团关系的主流。”[13]很显然，作者对于目前学界关于义和团的研究似乎相对隔膜，由此我们不得不置疑，既然作者对于义和团的论断如此随意，其对义和团战争的解读能否真正做到全面客观？
而且义和团能在短期内遍地开花，除了深得民心外，地方官对于传教士的不满及对义和团的支持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尤其自甲午战后，凡有教案发生，上自总督巡抚，下自当地官员，轻则受到警告申饬，重则革职查办（不过作者称，在山东“由于安治泰所制造的种种麻烦，没有一位巡抚大人能在山东任职超过两年”[14]，实属夸张。）导致官员们对于外国传教士既惧又恨。加之义和团本身的“扶清灭洋”口号和爱国性质，很容易在官员中引起共鸣。例如光绪二十六年三月间，在保定曾有万名义和团约集于南门外，散布“定二十日举事”之说[15]；城内文昌宫内也暗设拳会，地方官对此并未严办。[16]而朝廷上层以端王为首的满族权贵及刚毅等顽固派同样持支持态度，不仅“默许义和团进城”[17]，还给予了物质支持。
【在此，附加指出，作者称，清廷在镇压义和团时所犯的重要错误之一，就是“一直在民、教冲突上坚持自1870年以来的传统政策，即‘曾国藩原则’”[18]，还解释道“分清良莠，不一概而论”，就是所谓的曾国藩原则。而实际上，“分别良莠”并非一种如何高妙的政策，它在清朝上谕中经常出现，孤立反叛分子更非曾国藩的独创，何况曾在处理天津教案时，大受舆论抨击，以至于朝廷后来又另调李鸿章协助办理。不知作者何以视其为曾国藩的独创，而且反复申说。】
C帝国主义在华争夺势力范围的竞争在甲午战争后迅速加剧。特别是后起的列强德国和意大利以进取姿态挑战脆弱的英——美体系。
甲午战后，瓜分呼声甚嚣尘上。尤其是胶州湾事件发生后，德国作为后起之秀走上历史舞台，给东亚政治造成了巨大冲击。但是胶州湾事件仅仅是列强在华争夺势力范围的一个导火索，真正引发瓜分狂潮的是俄国盘踞旅大及英俄之间的疯狂竞争。在当时的中国，英、德矛盾远比不上英俄矛盾尖锐，而且当时尚谈不上有一个所谓的“英美体系”存在。尽管英国在俄国的强大竞争压力下，一度有意向德国、美国伸出橄榄枝，但都没有得到对方的积极反应。至于意大利，更无向英国挑战的意向。它当时国力贫弱，只不过是想趁火打劫，所以连清政府也未将其放在眼里。作者自己也写道，当英国首相索尔兹伯里电询驻华公使窦纳乐对意大利问津三门湾的态度时，“窦纳乐声称，意大利的行动固然会对英国的利益有一定影响，但从外交上说，对意大利表示支持也无妨大局”。[19]
【此外，作者还称：“《中俄密约》打破了法俄连手制英的传统策略。此外，法国外长德卡塞对在华争夺势力范围兴趣不大”[20]；“迫于国内压力，恭亲王奕訢改变了原来支持李鸿章的初衷，不愿与《中俄密约》有任何干系。当李鸿章派人将《中俄密约》文本原件送达恭亲王府事，恭亲王拒而不收”[21]；“百日维新的失败反映了英国和日本在华势力的下降，而俄国影响力却在上升”[22]；“从1897年以后，俄国在华采取的是守势，意在保护既得利益”[23]云云，都是错误的论断。】
D.最重要的，关于作者将义和团战争的起源归结为“双方的误解和偶发事件”一点。
相先生的分析确实道出了诱发义和团战争的一个重要事实，即中外之间的误解。对此，赫德也批评称：“外国人观看事务的立场与中国人不同，并且根据他自己认为是在理的，且稳妥和无懈可击的观点行事”[24]，“（中国）大多数人还没有摆脱原先的自我感觉，并且相信西方人的蛮横可恶行为只会引起反抗和暴行。用这样的眼光来看待自己，看待别人，中外交往就是在这一基点上展开的，当然就不难明白为什么每走一步都会遇上障碍，连最小的事都会引起麻烦。小事就是小事，只要把它当小事看待，要是把小事看大的，小事就变成大事了。思想习惯已使得中国人只愿意接受同一模式的行为和语言，但是西方人的独立自主常常让他们看到相反的做法，结果他们总是有一种被侮辱的感觉，因为西方人的做法叫人愤怒至极而又无可奈何不得不接受。这样根本相反的两种本性必然会经常发生冲突”[25]不过，我们更要看到，自西学东渐以来，中西之间一直存在着各种各样、大大小小的误解。这是一种常态。相较之下，更值得注意的是双方在现实利益上的根本冲突，尤其是甲午战后，因列强加紧侵华步伐，中外摩擦不断加剧，特别是胶州湾事件后，瓜分狂潮的到来及路矿权利争夺战，已经陷清政府于极度危难之境。以至于连慈禧太后在也一度赞成变法，只是当光绪帝的行动触及到其切身利益时，她才下手反扑。戊戌政变发生后，驻华公使的态度更加嚣张，不仅要求为光绪帝诊病，拒绝参与立储庆典，公开表示对康梁的同情，还在内政外交上处处指指点点。如光绪二十四年十二月十九日，德国公使海靖竟然在照会中指称：“本大臣查国家大员常行更换，必无利于大局，或以政府用人竟无纲领，专听钻营买嘱之人挑唆，以致朝令夕改。又查本年八月初六日大变以后，中国大局震动，各国官商信服之心未免大见其减。窥度中国大员升降如此无常，犹豫不定之情形，难免令人设想，必有隐匿小人，从中夤缘干预，擅论是非。所被谮之人多系练达外国事宜、能办交涉之事者，谅当今秉政诸人多不知此，有如将善视之人迫而令其盲，善行之人迫而令其跛也。中国如此，何能不败？”[26]至于其他公使也不乏类似的言论。这种对于慈禧政权的公开批评和毫不掩饰的蔑视态度，势必会加重当局对外国人的恶感。结果只能走向对立。光绪二十五年四月，当弱国意大利也想从中国分羹时，朝廷即下旨两江总督刘坤一：“与其动辄忍让，不如力与争持。”[27]正是这种心态的集中表现。在清政府对列强积怨已久、已深的情况下，任何风吹草动都极容易引发灾难性后果，何况驻华公使们采取的还是一种赤裸裸的强盗逻辑？所以林华国先生就指出：“列强从逼迫清廷按它们的旨意发布上谕，到以海军示威胁迫清政府，到强行派卫队进驻北京，到派西摩尔进犯北京，直到进攻大沽炮台，向清政府开战，这是一个按帝国主义的逻辑行动的必然发展过程。”[28]
再者，作者对于义和团战争的分析，只是集中在清政府和驻华公使两者之间。而实际上，除了驻华公使外，外国军官和驻华领事们的态度同样不容忽视。天津领事团在促成西摩尔进军中起了关键作用，以英国领事贾礼士的表现最为突出。6月5日，他即向驻大沽的英国海军司令西摩尔呼吁“派遣强大的援军”；同时给窦纳乐施加压力，暗示津京间的联系可能随时中断。[29]而且他对清军的保护铁路的行动视而不见，反而将聂士成军退守芦台解释为：“总理衙门声言可以信赖的唯一的部队，已经放弃了保卫北京的企图”。[30]而攻占大沽炮台——这一直接引发战争的导火索，是由列强在大沽的海军将领们一手点燃的。北京公使馆方面，当时并“不知道己方已然进攻并占领了大沽炮台”[31]，他们一致认为联军在大沽的行动是不成熟的，用窦纳乐的话说，是对中国进行的“不必要的刺激”，甚至有人认为大沽的行动使他们变成了“集体人质”。换句话说，这里凸显的是在华外国人对于清政府和中国团民的普遍敌视，而这种心态显然非一日所能形成。而且作者也没有真正了解在国人中普遍存在的仇洋心理。赫德当年就分析道：“外交官员群体，包括在北京的外国公使和在各口岸的外国领事，……他们作为各国政府的代表，却无视中国的国家权力，强求中国让与特权，或分享其他国家强使中国让与的特权，所以，中国总是用怀疑的目光看待他们，……外国人在中国的出现是不受欢迎的，标志着外国人到来的那些事件都引起了中国人的不满，因此中国人的情感中有一种潜在的意识，就是想要叫中国人尽快离去，而不愿意他们留下来。”[32]更重要的是，作者没有给予义和团以足够的重视，甚至忽略了义和团在这场战争中所起的作用。实际上正是1900年初义和团在北方各地迅速扩展的情势，“使得神经紧张的外国人的反应日趋强烈。这种情况反过来又迫使态度一直游移不定的清廷最终对义和团和洋人采取了更明确的政策。这样就形成了义和团、外国政府和中国当局三方互斗的局面，任何一方的行为变化都会影响到其他两方。”[33]
另外，作者将“皇位继承问题”[34]简单归结为中外双方的误解，也不甚准确。因为不仅仅是慈禧政府存有这种怀疑，连列强也彼此心照不宣。俄国公使格尔思就“老是担心会上德国、美国，更不用说英国人设的圈套。他认为德、美、英、德的目标是推翻太后政权。”[35]1900年5下旬，他又指出：“我只希望中国自己能够恢复秩序，而不至于给他国干涉提供机会，如果外国干涉发生，比义和团暴乱的更大灾难将会发生。”[36]6月2日，格尔思还向英国公使窦纳乐坦称：“各国使节必须对一切可能发生的事情做好准备，虽然他没有得到消息证实以上传闻”，并透露“俄国政府已授权他支持在北京的任何中国当局，如果它在政府崩溃时能够而且愿意维持秩序。”对此，窦纳乐则复以：“我完全相信女王陛下政府希望由任何合法的中国当局维护法律和秩序，并且将支持为该目的而采取的任何措施。”[37]6月11日（战争尚未爆发时），日本代办也奉命至英国外务部，探询：“如果中国政府证明他们自己无力恢复和平和秩序，并且无力保护在华的外国人，女王陛下政府奖采取什么行动？”[38]作者称“误解主要是心理上的”[39]，未免有些后见之明。
概括言之，我认为，引发这场看似突兀而且参与面空前广泛的义和团战争的因素，除了作者所列举的一些原因外，更有其深层次的现实矛盾、历史因缘，并受到国际政治的影响，绝非可以简单用误解和偶然来解释。正如金冲及、胡绳武先生所指出的，“在历史上，某些偶然事件在一定条件下起了某些作用是可能的，但它也是有着一定的客观基础的，并且终究只能起暂时的和次要的作用”。[40]而且假如真像作者所意图表达的，中外政府都不想开战，最终却引发了一场惨烈的战争，恰好说明了其必然性，而非偶然性。
再进一步，鉴于作者对于中文材料有不少误读，我十分怀疑他对西文，而且还是多国西文的解读水平和驾驭能力。例如在该书中，作者曾指出英国公使“窦纳乐意欲动武的强硬姿态，只获得美国公使康格一人的积极支持”，并称“法国政府也想避免在华动武”等。[41]但葛夫平先生却在《论义和团运动时期的法国对华外交》一文中指出：
“对英国公使窦纳乐(C. M. MacDonald)提出的向清政府进行海军示威的建议，法国积极响应、支持。3月12日，当英国驻法大使芒逊(Edmund Monson)就海军示威一事询问法国政府的态度时，法国外长德尔卡赛(Delcassé)明确回答说：“如果我国侨民的安全确实需要一次海军示威的话，我肯定不会对此予以拒绝”。后因英国政府认为此时举行海军示威的时机尚未成熟，此事作罢。但到3月底毕盛报告英、美、德已决定派军舰示威的消息后，法国外长德尔卡赛又马上做出反应，他一面致电法国驻华盛顿、伦敦及柏林大使，要求他们确切告知他各驻在国政府的态度，一面致函海军部长拉纳桑(Lanessan)，向他通报中国局势，并要求海军部长给法国驻远东舰队司令柯莱耀尔(Courrejolles)下达训令，让他在必要时将舰队的所有军舰交由驻华公使支配。4月21日，德尔卡赛再次致函海军部长，要海军部长给予远东舰队司令必要的自由处理权，并令他准备足够的军舰，以便需要时毫无困难且及时地集合和登陆在那些需要它们的地方。而尤其需要指出的是，为了维护其在华利益，法国在列强中最先于是年5月22日前即赋予驻华公使毕盛自由处理权，“以便他采取一切可能的措施保证我们在中国北方的侨民的安全”。此后，这位法国驻华公使果然秉承法国政府意旨，极力促成列强联合武装侵华。
对于毕盛和公使团会议做出的派兵进军北京的决定，法国政府在收到毕盛6月3日的电报后，即予支持。6月5日，法国外长德尔卡赛致电毕盛，对他的决定予以肯定，“表示政府绝对信任”，并告诉他，政府已决定命令远东舰队司令马上率领全部舰只在大沽重新集合，供他调遣。[42]
此外，关于1900年1月27日的联合照会，相先生指出：“经过一番谈判，英、法、德、美四国公使决定向清政府公开指出它在支持义和团。因此，四国公使同盟正式成立，这在历史上还是头一次。”[43]但是据窦纳乐致英国首相的报告，却称：“我已经同我的英、法、德、意等国同事们会商……1月27日，我和上述那些同事们一起，向总理衙门提出一件同文照会，要求发表一道上谕，宣布镇压两个反对外国人的秘密结社，……所有五国使节已于2月27日向中国大臣们提出另一件同文照会，又于3月2日亲自访问了总理衙门。”[44]显然，当时成立的是五国同盟，意大利公使也在参与之列。
[1] 前言，相蓝欣著：《义和团战争的起源》，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12月第一版，第2页。
[2] 内容提要，相蓝欣书。
[3] 前言，相蓝欣书，第3页。
[4] 前言，相蓝欣书，第3页。
[5]《西巡回銮始末》，（上）
[6] 相蓝欣书，第12页。
[7]《光绪诸臣应诏直言》，《清稗类钞》。
[8] 相蓝欣书，第12页。
[9] 相蓝欣书，第14页。
[10] 致罗使，光绪二十五年十月二十五日巳刻，顾廷龙、戴逸主编：《李鸿章全集》，电报六，第26册，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7年4月第一版，第466页。
[11] 相蓝欣书，第148页。
[12] 相蓝欣书，第175－176页。
[13] 黎仁凯：《论直隶、山东义和团运动的关系》，《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六期，第28－30页。
[14] 相蓝欣书，第55页。
[15] 佐原笃介《拳匪纪闻》，《义和团》（一）第110页；林学瑊《直东剿匪电存》，《义和团运动史料丛编》第二辑，第90页。
[16] 刘春堂《畿南济变纪略》，《义和团史料》上，第308页。
[17] 林华国：《历史的真相》，第96页。
[18] 相蓝欣书，第112－113页。
[19] 相蓝欣书，第84页。
[20] 相蓝欣书，第44页。
[21] 相蓝欣书，第49页。
[22] 相蓝欣书，第43页。
[23] 相蓝欣书，第123页。
[24] [英]赫德著，叶凤美译：《这些从秦国来——中国问题论集》，第78页。
[25] [英]赫德著，叶凤美译：《这些从秦国来——中国问题论集》，第87页。
[26] 《德国公使海靖照会》，光绪二十四年十二月十九日，《清代孤本外交档案》，第二十八册，第11910－11913页。
[27]《清朝军机处电报档•电寄谕旨类》，第二十册，第554件，光绪二十五年四月初八日，第143－144页。
[28] 林华国：《历史的真相——义和团运动的史实及其再认识》，第111页。
[29] 贾礼士领事致索尔兹伯理侯爵电，1900年6月5日，《英国蓝皮书有关义和团运动资料选译》，第26页。
[30] 窦纳乐爵士致索尔兹伯理侯爵电，1900年6月8日，《英国蓝皮书有关义和团运动资料选译》，350页。
[31] [日]佐藤公彦著，宋军、彭曦、何慈毅：《义和团的起源及其运动——中国民众nationalism的诞生》，第736页。
[32] [英]赫德著，叶凤美译：《这些从秦国来——中国问题论集》，第103页。
[33] [美]柯文著，杜继东译：《历史三调：作为事件、经历和神话的义和团》，第34页。
[34] 相蓝欣书，第141页。
[35] 相蓝欣书，第202页。
[36] 相蓝欣书，第217页。
[37] 窦纳乐爵士致索尔兹伯理侯爵电，1900年6月2日，《英国蓝皮书有关义和团运动资料选译》，第24页。
[38]《英国蓝皮书有关义和团运动资料选译》，第44页。
[39] 相蓝欣书，第153页。
[40] 金冲及、胡绳武：《义和团运动时期的各阶级动向》，《学术月刊》，1960年第11期，第25页。
[41] 相蓝欣书，第156－157页。
[42]《近代史研究》，2000年第二期。
[43] 相蓝欣书，第144页。
[44]《英国蓝皮书有关义和团运动资料选译》，第11件，第4页。 -
即便只是确定责任，那列强不顾清政府的限制，派遣2倍的卫队强行进京，算不算“战争行为已成”？
事先使馆受到了哪些实在的威胁，使得他们有理由不顾清政府的限制？
不能只是推测，那太随意了。
我门家邻居新买了一把菜刀，我推测是针对我的，于是我先下手为强，行么？ -
视角比较新颖，但解读似乎出了很多问题。 -
详实的内容，流畅的文笔，中肯的评判，新颖的视角。 -
“数卷残编”说：“誅殺拳民，實有其事，然其事在聯軍入京後，其詞曰‘剿除拳匪’。蓋‘猎取拳民行动’一類語匯，不知007故事者實無所有權及使用權。”
“数卷残编”之弱Z，由此可见。所谓“剿除拳匪”，乃当时之汉译，而“猎取拳民行动”乃现今之汉译，有何矛盾？
补充中方资料：
《石涛山人见闻志》（公历6月14日）：“比使姚士登亦开枪，东单牌楼迤北大街上击毙者有数十人。”
《上庆亲王请急剿拳匪书》（公历6月14日）：“是夜子初，崇文门外，拳匪麕（麋）集千余人，喊叫开城，神机营兵把守，并上城堵御，洋兵随亦上城，放排枪击毙拳匪十余名。”
《石涛山人见闻志》（公历6月15日）：“东交民巷、前门东城根、南御河桥、中御河桥、台基厂、东长安街、王府井大街，皆不准中国军民人等往来，有洋兵看守。东城往前门者，只有北御河桥北半桥可以东西往来行人，南半桥有英兵持枪站立，其势凶凶。……夜内枪声四起，比馆开放炸炮，二拳匪不识，皆说‘红灯照’。人人往灯下迎接，被炮子落下，炸死六七十人。”
《石涛山人见闻志》（公历6月15日）：“法国洋兵开枪打死骡马，看热闹之人及行路官员车，伤者甚重。”
至于外方的记录，几乎是众口一词，而“数卷残编”却说：“技術上不可行之事，縱有文件，亦不出炫功、意淫、自鼓士氣範圍。”
说不同国家的这么多洋人都是“炫功、意淫、自鼓士氣”，本来就令人难以信服。
要想证明这一点，从而否认“猎取拳民行动”，只能依靠与之地位相当的档案，比如另有更多的洋人说，使馆卫队只是固守待援，根本不敢出去杀人，最好能有洋人站出来，直接揭露那些当事人的记录是“炫功、意淫、自鼓士氣”，或者有足够的相反的中方档案，能够推翻上文那些记录了“猎取拳民行动”的中方档案。
而“数卷残编”则完全是消极论证，只说了几句“使館人員幾何，守衛且不足，何能剿賊？”、“外使自身難保，欲撤且無門，被獵者除自身外，尚有何人？”、“技術上不可行之事……”就完事了。
“数卷残编”张嘴“历史学”，闭嘴“历史学”，把自己妆扮得跟个专家似的，却连最基本的逻辑和处理史料的方法都不掌握。
敢问：您这种根据常理进行的想当然的推断，能够推翻中外档案的直接记录，尤其是当事人的自述吗？
那我是否也可以说：“日本人也是人，怎么会那么残忍？而且大屠杀只能使中国人更加同仇敌忾，还有国际法的约束，所以南京大屠杀是不可信的”？
您的“历史学”是跟师娘学的？ -
在研究这段历史之前，好好去读读近代史资料丛刊清末教案和义和团之类历史资料去，看看清政府官员自己的奏报去，再去谈官员乡绅是屈于洋人的势力破坏所谓的平衡，还是他们本身就是教案的幕后策划者和主使者，自己因为利益受损，因为教民破坏了他们在基层的独裁体系，他们自然视其为异端，比如社戏之类教民可以有不出钱的自由，因为他们的信仰问题，而在清代官绅眼里，这就是大逆不道，这就是叛变他们指挥的行为。这和爱国有个屁关系？于是乡绅就到处贴所谓揭贴，说基教是吃人肉挖眼睛，鼓吹民众处处滥杀无辜，当洋人压力来时，官绅就找出几条愚民来做替死鬼，说是他们的责任，然后对民众又说，我们迫于洋人压力，保不住你们的爱国，你们要恨就去恨洋人。这种猪狗和爱国有何关系？
所谓卫道者和顽固愚昧是分不开的，从明末所谓的南京教案到仪和团匪乱，哪一个不是这种路子的具体体现？排外就是排外，别谈什么爱国
两党党奴长期运用这种低价排外当作民族主义，无非是孙文狗奴把本族奴隶主宣称为国家民族的代言人这种逻辑一脉相承 -
你认为乡绅没错，我认为乡绅有错，因为所谓的官绅一体，官员就是乡绅的代表，乡绅认为教民因为外力干涉，影响了他们对基层的专制，所以发动愚民反教，而背后纵容支持他们的往往就是基层官员，这在众多教案中表现的很清楚，这些基层官员本来就是愚昧无知，他们是支持者，而不是所谓的压制者 -
此书今天翻了几页，发现有所结论不妥。第２页上说袁世凯马上密告荣，导致维新失败，此说已为多位维新历研究者认定不实，袁并没有马上，而政变早预谋于其告诉荣之前（参见杨天石，茅海建，黄等相关著作
第６页说西太后和恭亲王相反，用人偏信满族权贵与太监，此说也不妥，西后与恭亲王用人上没多大区别，张之洞，李鸿章等汉族重臣正是在西后扶植下担当大任，且洋务运动众位汉族大佬的进行也是西后支持分不开
总之，本书好象擅于国外西文资料，而短于对本国资料和政治的摸索研究，不知看下去是否还是如此 -
理部從不報道相互二字）。今之領事館亦然。南也門政變，暴民劫我朝使館，我朝亦添兵撤僑，一如西摩爾。而也門絕無效西后封鎖退路、肉體消滅外交人員、以官軍助暴民攻館之事。 -
我非常赞成兰克的"排除自我”，保持纯客观的不偏不倚立场，切忌带着这样那样的理论、观点研究和解释历史，完全“让史料说话”, “让史实说话”，主张“史学即史料学”认为历史学家只研究历史时“排除自我”的好恶情感，不要让自己的政治或宗教观点影响自己对史料的选择和解释，保持不偏不倚的纯客观态度把史料考证和解读清楚，就能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19世纪西方史学界中占据主导地位的兰克和兰克学派是主张这种史学认识的突出代表。该学派承认客观上存在着真实的历史，而历史学家的任务就是要弄清历史事实的真相，按照历史的本来面目来写历史。
另外从你的文字看你应该是本科生，文章充满意识形态色彩，无非就是以右攻击左，把革命史叙事描述成篡改历史就是明证。历史学家必须摒弃任何意识形态和情绪化描述！ -
http://bbs.gxsd.com.cn/viewthread.php?tid=305255&extra=page%3D2
再看一篇其他网友对此书的驳论文章 -
拳乱的扩大政府完全能够控制和压制，而西后首尾两端不想控制，才导致其涌入京师，这和维新失败后西后对洋人的看法是分不开的，其关键点当然是权力 -
“数卷残编”说：“清廷無意或無力解除使館封鎖，且武衛軍業已加入封鎖，而後聯軍入援，而後始有圍攻。”
前文说了，将义和团为阻止列强增兵而进行的拆路活动——远在直隶境内——视为对使馆的封锁，本身就有将这一历史事件概念化之嫌。
而联军入援是6月10日，敢问此前武卫军是如何封锁使馆的？
6月上旬，北京义和团的破坏活动主要在郊区和外城，而且规模也不大，内城的使馆、教堂并未受到任何攻击，这是清政府防范的结果。
清政府不加强防范，你说清政府不作为、纵容义和团，清政府加强防范了，你又说其真实意图是封锁使馆，怎么理都让你占了？ -
CN评论……可笑至今 浪费时间吧…… -
不错的书，写得很清楚，而且绝对不枯燥。 -
好久没读纯学术书了，整啃了一个假期。书中并未直接讲义和团战争，到了火线点戛然而止，但光是叙述前戏就有巨大的容量。这本书充分证明，对于真实的历史，想要搞清楚是多么的困难，甚至是不可能的。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国近百年的罪与罚都与这场战争有点关系，现在回看一下，真像看一场大戏。 -
角度挺好~ -
所以说你和我讨论的根本没有矛盾。官绅是引起事端的一个重要策源地和策划者，因为教民破坏了他们所谓的“秩序”，愚民的背后是官绅，而清政府之所谓从教案到拳乱，正是把这一势力从地方放松到国家政策层面上的结果，最终导致清室的毁灭 -
好烂的评论
带着自己强烈的政治观念贬斥百年前的人，而自己却无任何的证据
任何的时间和人物都要还原于当时的历史处境 用百年后的政治视角来批判，可笑至今。 -
在网上所谓近代史推荐书单里看到的。有的时候会多国语言真好 -
书尾几次提到“文革”和21世纪初的中国，作为国际关系专家，作者从外交关系和列强格局的角度分析义和团的起源，另辟蹊径，是分析中外关系的范例之作。 -
相蓝欣这厮也成了受保护的敏感词了？ -
出色的历史整理。具有启发性。个人感觉后几章略有松懈。 -
精彩。 -
外交史维度的义和团战争 -
研究历史的人以尽可能的不带价值判断的视角回到现场，或者试图回到现场。事实上不带一点价值判断（主观）是不可能的，无论相蓝欣，林卫国，周锡瑞，佐藤的著作都是带着价值判断的视角回到现场，在没有充沛论证的前提下，以教民教士为原罪，无非是以民族主义角度，反帝角度，反西方后现代主义还是近代化角度插入而已
我不否认，我的角度和视角就是近代化，和茅海建的角度和观点差不多，我之所以说愚民两字，实乃因为他们的作为虽然类似“恐怖分子”，却和“恐怖分子”大不一样，“恐怖分子”也是出于政治目的滥杀无辜。但他们是在接受了近代观念后有意为之，目的就是为了造就影响和威慑从而达成政治目的。而之所以说愚民，是因为他们确信挖眼睛吃人肉等罪行是基督教士和西人百姓所做的事情，他们确信电线铁路造就的是恶魔诞生和祖堂毁灭，他们并不能认识到近代化和近代文明对中国进步的促进作用，他们的排外愚昧行为和滥杀无辜行为乃无意识所作下的，所以称为愚民有何不可呢 -
美国周锡瑞的运动起源,得列文森奖,不过感觉一般,不如他写的辛亥革命在两湖.书店阅过
日本佐腾的运动起源,此书优点在于资料非常详细,而且是从中国民族主义阐述拳民运动,半价已购
此本中国相蓝欣的战争起源,是从外交角度来阐述拳乱的事情.是中西外交的沟通缺乏和误解导致了联军之役的产生,图书馆借阅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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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始终认为， 相蓝欣 根本就不懂欧洲。 -
历史学不懂，不过不管哪种故事版清廷本国际法上需负责任是毋庸置疑的。 -
你看明白，是逐渐失去话语权，不是已经失去话语权！
乡绅的话语权当然在逐渐失去了。在洋人进来以前，县级以下的管理主要靠乡绅来完成，知县必须依靠本地的乡绅才能完成对本县的治理。但是在洋大人进来以后，这种情况发生了变化，腐败无能的地方知县，为了怕惹麻烦，在洋大人的事情上，很多时候就不跟地方乡绅沟通了，这对地方乡绅来说，当然意味着话语权的逐渐失去了。
中央政府是在拳匪运动闹大以后才跟进的，早期拳匪在基层活动的时候，中央就没怎么把它当回事好么。 -
一本写给决策者而非史学界的书，将“战争”这一政治行动从通常被视为整体的义和团“运动”中抽离出来，放置在世界历史和国际政治的视野下予以考察，深入揭批了西方列强欺凌中国时的肆无忌惮和丧心病狂，以及列强之间面对在华利益时的各怀鬼胎和勾心斗角。 -
该书结论：义和团战争的根本在于中外关系。论证有理有据，赞同。我的意见是世界在全球化的初期过程中，被动的中国被迫付出的惨痛代价。而今，两个甲子的轮回快要到了，局势又是多么的相似啊 -
我举个很简单的例子，就可以说明兰克所谓"排除自我”，没有价值取向是根本不存在和不可能的事情，除非不是人，而是机器。如果有十个女的，让来自于世界各地的人去选出其中最美的一个，完全可能发生不同的选择，而每个人认为自己选择最美的标准，这个就是价值取向问题，白人黑人黄种人评选出来的美女标准完全可能大相径庭，一个民族里每个人的标准也不一样，就是所谓世界公认的黄金比率标准，本就是一种价值取向和主观问题，非洲部落就认为嘴巴弄的象脸盆，脖子套圈，肚皮肥的象猪一样就是美。而所谓的黄金比率标准，恰恰在他们眼里是极丑，你认为的美的标准，恰恰在别人眼睛里是丑的标准，这就是人的主观性和价值取向问题，是不可能做到统一和超我的，因为你无论怎么做，你都是以你主观的标准和价值取向来做
保持不偏不倚的纯客观态度把史料考证和解读清楚，搞清楚了，不偏不倚的纯客观态度是对不同来源史料来说的，而不是说超越自己的价值取向，无论你的价值取向如何，都要对历史资料采取尊重和实事求是的态度，有一份证据说一份话，而不是象革命历史学者对待史料有用有利的用之，不利的不用，断章取义篡改史料，对史料有怀疑和驳论，也是运用逻辑推理驳论等方法来证伪，而不是以自己的意识形态和情绪性偏向好恶来删选资料。这才是我们要反对的和我们要坚持的 -
你举的例子恰好说明了，是基层官员摆不平这些洋大人和乡绅之间的关系，而又故意放任自流，造成了拳匪之乱，这不是恰好证明我之前的，基层官僚的腐败无能是根源么。 -
基层官僚的腐败无能是一方面，基层官僚明显的诱用愚民进行排外导致教案个匪祸导致这才是根本原因 -
思路奇僻!!但是,却是最精彩思路之一，为什么才有人研究它？微观基础的寻绎。 -
义和团战争的国际背景，中国之被视为“非洲”！ -
作者的结论不是很令人信服 -
写的是战争，不是运动。侧重点在于中外关系。如果要了解运动的话还是读另一本周锡瑞的比较好。 -
活到老学到老 -
这一段历史，可以从“国际法”的角度考察，确定法律责任，但这只是研究的一个方面或层次，止步于此是远远不够的，这将会掩盖很多有价值的东西。
而只满足于进行道德批判，更是肤浅之至。
历史学的根本任务，是在弄清历史事件的真相（包括其时间坐标）的基础上，揭示历史事件之间的因果关系（说“弄清”只是理想状况，实际上只能尽可能地接近真实）。
而这种因果关系对人们有什么用，人们如何用，则属于应用层次，不属于历史研究的范畴。
至于“责任”之类，也只是研究中的一个方面，或一个层次，而道德批判则根本不属于历史研究。
好比一个犯罪嫌疑人，你把他抓了、判了，他也被执行了，从司法的角度来说，就已经结果了。
但是就整个社会来说呢？这远远不够，人们还会关心这个人为何会犯罪？如何减少犯罪？
这才有“犯罪心理学”等学科，不能只有法学和刑侦学等。
而“犯罪心理学”也远非给人贴上“自私”、“贪婪”等标签就能了事的。
袁伟时、“数卷残编”等等，正是喜欢喊口号、玩概念、贴标签、满足于道德批判的浅薄之辈。 -
说到“封锁”和“围攻”，“数卷残编”将义和团拆毁京津铁路视为对使馆进行“封锁”，先不说这种认识的可商之处，姑且算是“封锁”吧。
可是，这种封锁也是在列强派遣远远超过清政府限制的卫队强行入京，并继续增兵之后。
这400多人的卫队能对慈禧构成多大的威胁，尚在其次——但也是实际存在的——最关键的是列强这种无视慈禧感受的举动，向慈禧传达了怎样的信号，引起了慈禧哪些心理变化。
慈禧逐渐倒向顽固派，放松对义和团的围剿，正是在此之后，裕禄见风使舵，纵容义和团，也正是在此之后。
义和团拆毁京津铁路主观上主要是为了阻止列强增兵（也含有报复和迷信的成分），客观上也起到了一定的效果。
可以说，如果列强的卫队数量符合慈禧的规定，也就是尊重慈禧的权威，不向慈禧传达危险信号，那就不会有京津铁路被毁的情况。即使有义和团企图拆路，也会遭到裕禄、聂士诚的有效镇压。
（义和团企图阻挡的只是后续的使馆卫队，先前的400多人没等义和团有所反应，就已经到京了。因此，如果列强没有继续增兵的话，义和团也不会大规模地拆毁京津铁路。）
显然，是5月底6月初的使馆卫队强行入京，特别是远超限额，导致了后来的使馆被“封锁”，又经过一系列的冤冤相报，导致了最终使馆被“围攻”！
“数卷残编”不提使馆卫队进京，只从义和团拆毁京津铁路说起，来确定双方的责任，实在荒谬。
而使馆卫队进京的导火索是“涞水教案”，此案历时数十年，义和团最终杀人放火当然是错误的，但事情激化的这种地步，则主要是列强及其教会的责任。此不赘述。 -
誤譯論尤为可笑，“獵殺”之于“剿除”，無論英德華文，形義皆異，20世紀晚期譯作，同樣有剿無獵。《瓦德西拳亂筆記》述剿拳之始尚在瓦帥入京就職、清方已經合作之後，無從提至聯軍入京前。
華洋沖突自馬神父、豐大業至濟南事件不絕，拳民之有無且不能證明，烏論其他？
使館並非清國領土，衛隊多少須由人定，不能達成一致只有逐使閉館，不准衛隊通行則為“封鎖西柏林”，原可强行護航通過。
拳民先斷京津道路，使館通行受阻，要求國內加派衛隊，國內反應遲緩，援軍未到，武衛軍已加入圍攻。
以上不過糾正史事，其實爭執先後並不影響結論。凡有外使卷入，但有沖突即為清方毁約，對方不必負責。真以為猶如街頭鬥毆，以誰先動手、誰死人多為曲直耶？清使在外無恙，外使在清隕身，文明野蠻之别已定。 -
资料搜集得详细，行文很拖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