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一世界

作者简介

杨澜入行20年的传记作品，立体展现杨澜20年非常媒体生涯，告诉你一个真实的杨澜和杨澜眼中的时代真相。

在本书中，杨澜将告诉你：她从1990年到2010年的生命跨越和岁月流转；她与基辛格、克林顿、布莱尔、老布什、李光耀、韦尔奇等高端人物的交往秘辛；她如何在人生每个节点自由潇洒地转换；她对“赢”的重新理解和体悟；她的20年非常媒体生涯和她眼中的传媒江湖……

书籍目录

序

01 你真的那么有远见吗？

02 你不想赢吗？

03 谁能在石头上轻松睡觉？

04 为什么总问女人这个问题？

05 奥运可以是件很浪漫的事吗？

06 你是否曾站在空空的舞台？

后记

编辑推荐

《杨澜:一问一世界》编辑推荐：杨澜亲自讲述她聚光灯下的台前幕后，真实呈现她的“阳光二十载”：与电视偶然结缘、离开央视、出国留学、创办阳光卫视、《杨澜访谈录》、申奥形象大使……杨澜对自己20年媒体人生的审视与展望：以提问为生的她，对“赢”有了新的感悟；对“女性”有了理性的界定；对“问”有了执著的回归。在事业上，杨澜是资深媒体人，具有极强的社会影响力；在家庭中?杨澜是幸福的太太，有着两个可爱的孩子，是什么让她在人生的每个角色里转换自如，让她在事业与家庭之间游刃有余？——杨澜将亲口告诉你她幸福人生的绝对秘密。杨澜儿时照片首度曝光，其与世界政要、商业领袖、文艺名人的百余张合影缤纷呈现，值得珍藏。         ○我们生活在一个渴望成功的时代，我也想成功，我也想证明自己。我跑遍了世界各地去寻找那些成功的人，然后去询问他们有没有什么成功的秘诀。我采访了500 多位精英人士，对成功的定义有了质疑。到底什么算成功？更成功又怎样？我们的社会是不是患了“成功综合征”？我相信幸福要靠运气，但更要靠能力：梦想的能力、创造的能力、感受的能力和分享的能力。总之三个字：幸福力——追求和给予幸福的力量。我要的幸福是丰富而有价值的生命，是充满爱和温暖的情感，请不要让我取舍。我要的幸福是丰富而有价值的生命，是充满爱和温暖的情感世界，请不要让我取舍。所以，也请不要再拿“如何平衡事业与家庭”这个老掉牙的问题来问我啦！当你为了一个理想去努力奋斗，而且经历过挫折的时候，我认为你对整个世界的理解，会更深一步……这是?生非常宝贵的财富，你经历过很大的欢喜，也经历过很大的挫折，但是你还是能够站起来，重新回到你要做的事情上来，我觉得这是对一个人很大的考验，我很高兴我经历了这样一次考验。当一个人决定离开床那熟悉的舒适，去石头上睡觉时，他就已经摆脱了某种惰性，而带来许多种可能。有一天，一块顽石上也会留下他的温度。“你是怎么平衡事业与家庭的？”这是我每次接受采访都会被问到的问题。这问题没什么不妥，只是为什么很少有记者问男性这个问题？男人们就不需要平衡事业和家庭吗？

前言

　　前言　　我们生活在一个渴望成功的时代　　2010年是我入行20年，也是《杨澜访谈录》10周年的纪念，有一位媒体朋友不经意当中说，今年正好是你的2010。还真是有这个巧合。　　10年也好，20年也好，在人生中不长也不短。回头一看，其实一直在匆匆忙忙地赶路，顾不上停下来。借这个机会我停下来，回头看看走过的路，再望望前面的天空，是件好事。我们生活在一个渴望成功的时代，我也想成功，我也想证明自己。我跑遍了世界各地去寻找那些成功的人，然后去询问他们有没有什么成功的秘诀。我采访了500 多位精英人士，对成功的定义有了质疑。到底什么算成功？更成功又怎样？我们的社会是不是患了“成功综合征”？为了“成功”，我们常常忘记自己的初衷和内心真正的渴望；为了“成功”，我们急急忙忙地赶路，经常撞着这个碰到那个，我们是不是想过把他们扶起来，说声对不起？为了“成功”，我们忽略了路边的风景，忽略身边的人，我们能不能停下脚步给他们一个微笑，给他们一个拥抱？我曾接到一个短信，“真正的成功，不是赚了多少钱或者做了多高的官，而是有一天你除去这一切身份的时候，还有人愿意在你身边对你微笑。”　　萧伯纳曾经说过：“一个理智的人应该改变自己去适应环境，只有那些不理智的人，才会想去改变环境适应自己。但历史是后一种人创造的。”在我看来成功的首要意义在于做自己。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妄谈创造历史，但做自己是可望可即的事。张海迪以残障之身刻苦学习，终有成就的故事固然让我敬佩不已，更让我感动的是在20世纪80年代的政治环境下，当有关领导告诫她应该把烫成大波浪的长发夹起来以符合“英雄模范”的标准形象时，她在进入人民大会堂，进入聚光灯中心之前的一瞬间，果断地取下了发夹，让一头秀发瀑布般地披在肩头。她不要做被造型的英雄，她要做真实的自己。　　有时出身优裕与出身贫困一样容易让人迷失。人的期待就是自己的牢笼。许多富家子弟仅仅是为了满足父母的期待，就放弃自己真正的梦想，成为某种传承的工具。股神巴菲特的儿子彼得在这一点上是幸运的。他19 岁时做出决定，不进入父亲呼风唤雨的金融界，而选择音乐作为自己的职业追求。当他忐忑不安地寻求父亲的意见时，巴菲特说：“儿子，其实我们俩做的是同一件事——我们热爱的事！”彼得在2010年出版的中文版自传书名就叫《做你自己》。　　我们的社会从要求个体无条件地服从群体，到终于可以让人们理直气壮地做自己，真是不小的进步。如果每个人能够在追求个人成功的同时，一起推动社会变得更开放、更公平、更温暖，这是不是一种更了不起的成功？　　做访谈节目的人是以提问为生的。我们这辈子做的最重要的工作就是不断地提问。但是如果我们回想一下我们从小受的教育当中有多少环节是在训练我们问问题呢？基本上没有。我们一直受到的训练是回答问题，先把老师教的答案记住，然后在考试的时候再还给老师。　　美国学校的老师特别鼓励学生提问。在中国的学校，老师可能对学生说，这儿有三道方程式需要你来解答；在美国学校，老师很可能说，你自己编三道方程式让其他的同学解答。这可能是一种教育方式上的不同，所以实际上大多数中国人，特别是我们这种被学校一步步培养出来的“好学生”，对如何提问没什么概念。我在北京外国语大学读书时，正好有一节是外教上的宗教课，他讲完了以后问大家有什么问题吗？一个大教室里面，100 多个学生，寂静无声，大家都羞涩地低下了头，没有一个人举手。教授非常生气地从兜里掏出了一块美金，说：“谁要是问出一个问题，哪怕是再愚蠢的问题，我就把这一块美金给他。”我们都有一点受屈辱的感觉，作为一个学生难道我们真的没有问题吗？记得后来我举手了，至于硬着头皮问了个什么问题，了无印象。　　同样的事情发生在我在哥伦比亚大学读研究生的时候。我当时选修的一门课是社会学，因为我觉得做传媒的人需要有一些社会学方面的基础知识。我每天上课都准时到，作业按时完成，老师嘱咐看的参考书都看了，论文也写得还不错，可是到期末我发现所有的课程里面唯有这门课得了一个B，其他功课都是A或A－。怎么会得一个B 呢？我就去找社会学的教授理论，我说你是不是搞错了？她翻看了一下我的记录说：“的确你的作业都交了，完成得也不错，但是我要给你一个惩罚，因为你上课从来不问问题，这就说明你上课的参与度不高。”当然后来我据理力争，申辩说因为刚来美国不久，有时组织语言的速度稍慢，往往刚想说就被其他同学抢了先，等等。老师看来是动了心，最终给了我一个B+。　　2010年10月，我参加了我的导师赵忠祥先生广播电视50 年的研讨会。他18岁成为中央电视台的第一个男播音员，今年68 岁还在主持《人与自然》和《动物世界》。他讲当时他进入电视台的时候电视台还是用胶片播出的。所以实际上在那个时候一切都是现场直播，机器上放着胶片，播音员现场配音。时间紧迫时甚至是一位撰稿人跪在地上写稿子，一边写一边改，而播音员就要字正腔圆、不慌不乱、毫无差错地念出来。当时的电视从业人员文字的功底，播报的功底，现场掌控的功底真的不是我辈一朝一夕比及的。　　今天的电视技术已经有巨大的进步，但是同时今天的传统媒体还是有很多的困惑。网络是巨大的挑战之一。今年，老字号的美国《新闻周刊》也是因为受不了年年的亏损，开始叫卖，很多历史悠久的大型的报纸已经纷纷倒闭。网络的第一波冲击的可能是平面媒体，第二波则可能是电视媒体。视频网站、网络电视的蓬勃兴起不可阻挡。虽然它尚未找到成熟的收益模型，但是人们接受信息的习惯已经发生了巨大的改变，从坐在电视机前守候着一个节目开播，到像在网络上自由地摄取各种个人需要的资讯娱乐组合。　　而我发现电视观众也已经呈现出两极化的发展，两大收视群体分别是青少年和退休人群，低龄化的趋势和老龄化的趋势日益明显。而20～50岁左右的社会中间力量、精英力量更多地从网络上获取他们需要的资讯和娱乐，即使是电视节目也常常是在网上搜索收看。在收视率的压力下，电视人必须要满足这两极化的需求，最后的结果往往是电视剧和综艺类的节目占据黄金时段。放眼全国的各省级卫星频道，几乎都把新闻压缩到最小，每晚连续播放2～3集的电视剧，再加上原创或引进的综艺类节目，访谈类、专题类节目已经都被移到11 点以后了。这似乎是一个潮流趋势。我并不觉得这有什么好或不好，这就是我们所处的时代的现实，所有做电视的都必须面对这样的一个现实。　　两个月前我到台湾，专访了电视主持人蔡康永。数年前他在做《康熙来了》之前曾经主持一个电视节目《真情指数》。我当时看到这个节目在形式上与《杨澜访谈录》很相像，就主动跟他联系，希望两个人能联手做一个海峡两岸不同领域代表人物的交叉采访，但是后来由于电视台等方面的原因就失之交臂了。在采访中我们俩探讨电视生态对于电视形态包括主持人风格的影响。他说他其实很羡慕我能把高端访谈做10年之久，它不一定是收视率最高的节目，但是能够影响那些有影响力的人，所以就会有高端产品，比如汽车、电脑、酒类品牌，为了维护品牌的定位和影响力来赞助这样的节目。在台湾，电视节目不能有品牌冠名赞助。在一切唯收视率是瞻的情况下，即使是晚间七点档或者八点档的新闻节目也变得更加娱乐化。如果大家更喜欢看一个醉汉跟警察打架，那么它一定会代替伊朗核危机的新闻。加上台湾独特的地缘政治因素，对国际事务的参与比较少，所以台湾的民众，特别是年轻人对国际事务不是特别关心，对于大的政治事件也并不是特别的关心，而是专注于一个相对封闭的地区中的各种娱乐和八卦新闻。即使电视台的主流新闻节目，也变得碎片化、娱乐化、世俗化。蔡康永说：“我们面对的现实是：你要想找内涵吗？那就不要到电视上来找。杨澜你如果能把深度访谈节目再做上10年，就太了不起了！”　　……　　美国谈话节目主持人拉里·金从业60年。早年他训练采访基本功的方法就是搬把椅子坐在超市门口，随机采访每个进门的人：你叫什么名字？做什么职业？买什么东西？干什么用？你最擅长的事？最烦恼的事？他说，一个好的主持人要做到无论面对何时、何地、何人都能有话题、有问题。而简单的问题，好过复杂的问题。一个这么善于沟通的人却以离婚次数多而著称。他说觉得最对不起朋友的事，就是让他们刚记住他上一任妻子的名字，就又要记新一任妻子的名字！看来这就像医生很难自诊，沟通大师也有盲区吧。　　有时在访谈中难免会问及令对方尴尬的问题，我觉得这时诚意很重要。要让对方知道你并非刻意为难，而是更关心事实真相，这样对方才不会拂袖而去。其次，功课很重要，这样才不会让对方觉得对牛弹琴，影响谈兴。第三，当然是随机应变，灵活以对了。采访美国前总统克林顿前，导演和制片人都说，杨小姐你一定要问问他莱温斯基的事情。这让我有些为难，即使是一位离任的总统也应得到尊重，怎么去问人家这种难堪的问题？后来我了解到克林顿离任以后建立了克林顿图书馆，并在图书馆里设立展厅，展示了莱温斯基事件始末。所以我就问他说：“通常总统们在自己的图书馆里都会布置那些让自己感到非常骄傲的历史，您为什么要设计这样的一个展示呢？”克林顿不愧是有涵养的政治家，他直面这个问题，谈及他意在告诉后人美国党派之争的恶性发展。我又问道：“您在自传里说过，在莱温斯基事件初期您一直是过着双重生活，什么时候您才从这种痛苦中解脱的呢？”他说：“当我跟我的妻子陈述了这件事情的真相的时候，我就知道我可以面对大陪审团了。因为我从小生活在一个父母离异、充满暴力的家庭里，我觉得别人不会理解我，我只有自己来处理自己的痛苦和麻烦，所以我一开始拒绝任何人进入我的空间。但是我最终决定把真相告诉我的妻子，我突然觉得我的痛苦解脱了，可以面对任何人了。”　　我觉得采访其实像是一次探险，是一种对人心的探险。做专访常常是交浅而言深，一个从未见面的入坐在你面前，短短的半个小时、一个小时的时间，你希望挖掘出一些更深层的东西，人家凭什么要告诉你呢？这就好像你进入一个丛林，你只是大概知道一个方向，并不知道你中间会遇到什么河流，什么沟壑，是否会在山穷水尽之际突然柳暗花明，眼前开阔。如果一直能有一份好奇心，访谈就变成一次有趣的旅行。这也是为什么我一直乐此不疲的原因吧。　　一问一世界。在探索世界的同时，我们有机会更好地认识自己。在生命的旅程中其实我们每个人自问的问题可能比问他人的问题更重要，简单的问题比复杂的问题更重要。比如“我是谁？”“我从何处来？”“我往何处去？”“我快乐吗？”美国前财政部长罗伯特·肯尼迪曾有一句名言：“当我们回首历史，我们要问‘为什么’，当我们面向未来，我们要问‘为什么不’。”生命有无数的可能性，你的梦想还在沉睡，为什么不把它唤醒？　　杨澜

内容概要

杨澜

资深传媒人，著名节目主持人，现任阳光媒体集团、阳光文化基金会董事局主席。

朱冰

中国传媒大学知名学者，资深策划人，独立作家。

章节摘录

插图：我们生活在一个渴望成功的时代2010年是我入行20年，也是《杨澜访谈录》10周年的纪念，有一位媒体朋友不经意当中说，今年正好是你的2010。还真是有这个巧合。10年也好，20年也好，在人生中不长也不短。回头一看，其实一直在匆匆忙忙地赶路，顾不上停下来。借这个机会我停下来，回?看看走过的路，再望望前面的天空，是件好事。我们生活在一个渴望成功的时代，我也想成功，我也想证明自己。我跑遍了世界各地去寻找那些成功的人，然后去询问他们有没有什么成功的秘诀。我采访了500 多位精英人士，对成功的定义有了质疑。到底什么算成功？更成功又怎样？我们的社会是不是患了“成功综合征”？为了“成功”，我们常常忘记自己的初衷和内心真正的渴望；为了“成功”，我们急急忙忙地赶路，经常撞着这个碰到那个，我们是不是想过把他们扶起来，说声对不起？为了“成功”，我们忽略了路边的风景，忽略身边的人，我们能不能停下脚?给他们一个微笑，给他们一个拥抱？我曾接到一个短信，“真正的成功，不是赚了多少钱或者做了多高的官，而是有一天你除去这一切身份的时候，还有人愿意在你身边对你微笑。”萧伯纳曾经说过：“一个理智的人应该改变自己去适应环境，只有那些不理智的人，才会想去改变环境适应自己。但历史是后一种人创造的。”在我看来成功的首要意义在于做自己。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妄谈创造历史，但做自己是可望可即的事。张海迪以残障之身刻苦学习，终有成就的故事固然让我敬佩不已，更让我感动的是在 20 世纪80 年代的政治环境下，当有关领导告诫她应该把烫成大波浪的长发夹起来以符合“英雄模范”的标准形象时，她在进入人民大会堂，进入聚光灯中心之前的一瞬间，果断地取下了发夹，让一头秀发瀑布般地披在肩头。她不要做被造型的英雄，她要做真实的自己。有时出身优裕与出身贫困一样容易让人迷失。人的期待就是自己的牢笼。许多富家子弟仅仅是为了满足父母的期待，就放弃自己真正的梦想，成为某种传承的工具。股神巴菲特的儿子彼得在这一点上是幸运的。他19 岁时做出决定，不进入父亲呼风唤雨的金融界，而选择音乐作为自己的职业追求。当他忐忑不安地寻求父亲的意见时，巴菲特说：“儿子，其实我们俩做的是同一件事——我们热爱的事！”彼得在2010 年出版的中文版自传书名就叫《做你自己》。

图书封面

---

 一问一世界下载 精选章节试读 更多精彩书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