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波》书评

第三波未完就开始退潮了吗

亨廷顿把全球历史上的民主化过程分为三个时段的长短波浪潮来论述，重点通过对始于1974年葡萄牙康乃馨革命的第三波民主化进行分析，以求探索持续二十余年的民主化过程的共性，探索民主转型发生的原因、发生过程、民主支持者和反对者的策略以及新兴民主国家面临的问题，并对未来民主制度的可持续扩散进行预估。这本书不是单纯的历史书，也不是探索因果关系的社科理论书。作者的努力是为了理解而解释，而不是为了总结出精炼简洁的普适性民主化理论。但另一方面在探讨民主化过程时，作者前后从五个方面向民主化人士提出了指导建议：改革威权体制；推翻威权政体；就政权变更进行谈判；处理威权政权官员的犯罪问题；控制军方权力，提高军队职业化水平。从这五点看来，本书又似乎是一本推进民主化的指导工具书。在讨论促进第二波和第三波发生因素的区别时，亨廷顿认为第三波中有五种变量起作用：1. 政权合法性和政绩困扰。民主价值受到普遍认可时，威权体制的合法性问题严重起来，依赖于绩效合法性也导致外来石油经济危机冲突、军事行动失败也使得威权政体危如累卵。2. 20c60s世界很多国家经济快速增长扩大了城市中产阶级的力量，对于扩大政治参与的诉求激增。3. 宗教变革。包括基督教在全球范围内的传播、天主教在教义和行为上与威权政体分裂，改变为支持民主化。4. 国际环境的变化。体现在欧共体吸收新成员的条件促使欧洲其他非民主国家民主化，美国从卡特政府时期开始的人权外交以及苏联戈尔巴乔夫推行自由化等政策5. “滚雪球”效应。西班牙葡萄牙的民主化对其拉美前殖民地的示范效应促使大范围的民主化发生。亨廷顿归结民主化过程主要有三种途径，这三条途径都取决于三对重要关系的博弈，政府A-反对派a，执政联盟中的改良派B-保守派b、反对派中的温和派C-极端派或激进派c.待续

作者序言（节选）

本书探究的是20世纪后期重要的、或许也是最为重要的全球性的政治发展：大约有30个国家从非民主政治体制向民主政治体制发生的转型。本书试图解释发生在1974—1990年间的这一波民主化浪潮发生的原因、方式及其所带来的直接后果。本书兼具理论与历史色彩，但它既非一部理论著作，也不是一部历史著作。它介于二者之间，它首先是一部解释性的论著。一种好的理论不但应该精确、严谨和优雅，而且还能凸显出若干概念变量之间的关系。不可避免的是，没有任何一种理论能够充分解释一个孤立事件或一组事件。相反，其解释难免杂乱无章、晦涩难懂，而且在知识的意义上并不能令人满意。理论解释成功的法宝不在严谨，而在它的全面。一部好的历史著作，通常按编年方式对一连串事件进行描述，做出令人信服的分析，并且说明一历史事件引发了另一历史事件的原因。本项研究不做这种描述和分析。它并不去详细说明发生在20世纪70年代和20世纪80年代的民主化的一般过程，同时也不去描述个别国家的民主化情况。反之，它尝试去对发生在一个有限时段内的一组特定的体制转型进行解释与分析。用社会科学的行话说，本研究既非研究一般规律，也非研究特殊规律。因此，理论家和史学家都可能认为本书并不能令人满意——它并没有提供前者珍视的一般规律，也没有后者所看重的深度。因此，在研究取向上，本项研究与我其他几部著作有着很大不同。在我其他那些著作中，我试图得出有关一些关键变量间的一般性概括或理论，诸如政治权力与军队职业化、政治参与和政治制度化、政治理想与政治行为等。关于这些关系的理论主张一般是作为不受时间限制的真理提出来的。然而，在本书中，这些理论概括仅仅限于发生在20世纪70年代和20世纪80年代的一系列孤立事件。诚然，本书的一个要点是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不同于早先发生的民主化浪潮。在本书的写作中，我曾不时地想要提出诸如“政权取代要比主动转变更为暴力”的永恒真理。然后，我又不得不提醒自己，我的证据仅仅来源于我所研究的有限的历史个案，而且我正在撰写的是一部解释性的著作，而非一部理论专著。因此，我不得不放弃无时间限制的现在时，而在行文时以过去时代之：“政权取代在过去表现得比主动转变更为暴力。”除了少数几个例外，我都是这样做的。在有些情况下，命题的普遍性看起来是如此明显，以致我情不自禁地用更为超越时间界限的语气来表述它。然而，还有一点，几乎没有一项命题能完全适用于所有第三波的个案。因此，读者会发现一些“倾向于是”、“一般来说”、“几乎总是”以及遍布全文随处可见的诸如此类的修饰语。而从我的最终行文看来，上述命题应该解读成：“政权取代在过去通常表现得比主动转变更为暴力。”本书写作于1989—1990年间，当时有关的一组事件还正在发展之中。所以，本书会遇到同时代性的所有问题，并且必须看做是对这些体制转型的初步评估与解释。本书借鉴了对这些特殊事件有着详尽论述的史学家、政治学家和其他学者的著作。同时，本书还广泛依赖于对这些事件的新闻报道。这样，当第三波民主化宣告结束时，才有可能对这一现象作出更为详尽和更尽如人意的解释。

尚未结束的“战争”：民主与威权

自从产生政治以后就逐渐出现了民主、专制等各种政治体制，现在很难说人类社会政治生活最早采取的形式到底是哪一种，尽管现今主流观点就是原始社会政治模式就是民主的。实际上在当今世界各国政治体制研究中，专制政体已经基本上被排除了，当然不能否认现在仍有个别国家还采用专制政体。亨廷顿这位政治学的耆宿通过《第三波：20世纪后期的民主化浪潮》已经充分的说明了一点，现当代世界已经从民主与专制的对立转化为民主与威权的“战争”。民主政体自产生之初就有着很鲜明的特点，即每个个体都能将自己的意见表达出来，并且以少数服从多数的规则表现出来。这种政治体制有着很顽强的生命力以至于在几千年的世界历史中没有断代，在专制制度替代了它并长期实施后，民主并没有甘心的退出历史舞台。这些都证明了民主的生命力是非常顽强的，人类的理性始终会因为民智的开启得到解放，最终将不文明社会的奴性彻底的清除。可以说不论世界历史还是中国历史，在私有制产生后民主制就很自然的消失了，一种所谓的丛林法则即“胜者为王，败者寇”就成为诸种专制政体的重要渊源。然而人始终不是动物，在人的理性不断得到启蒙、思想不断深化的基础上，专制政体的奴性思维几乎被清除殆尽，经历了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西方世界的思想、制度都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实质上自启蒙运动和法国大革命等重大历史运动和事件之后，西方世界基本上就已经没有了专制制度的存在，然而即使有所谓的复辟也会因为没有基础而迅速垮台。在我看来这就是一种思想的力量和制度本身生命力的重要体现，民主制度在西方建立的比较彻底，直接决定了它们不可能有成功的专制复辟甚至反民主的东西，当然这也不是绝对的因为民主制度的本身也是需要外部的力量维护的，这就是真正的法治而非一些虚假的法治。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出现的意大利、德国就是典型的专制复辟，但也恰恰出现在一个文艺复兴的发源地和一个思辨哲学发达的国家，这说明思想本身是没有约束力的，只能依靠真正的、完善的法治以及社会普遍对法律的尊重，法西斯主义兴起以后专制思想贯穿到了社会的各个角落，作为群体的专制政党成功的展现了自己的权威，让社会大众或认同、或臣服最终建立起了不同于君主专制的政党专制。法治的失败让民主制度变得苍白无力，亨廷顿在《第三波：20世纪后期的民主化浪潮》突出的理念则是民主威力的巨大，当然他说的也不错民主的浪潮始终是世界政治进程的唯一方向，因为民主中蕴含着太多的人文、人性的东西，它能让人类社会发展的更为正常、更为多元、更为精彩，但是民主本身的所谓“抗毒性”是比较差的。随着世界政治文明的不断进步，民主政体确实已经在世界的大多数国家占据了制高点，更重要的是它已经让最大多数的民众相信专制确实是一种坏的体制，专制政体也基本上在世界消失，但这并不意味着民主政体就此能够在人类社会独一无二，因为出现了另一种非常有生命力的政治体制——威权政体。实际上，威权政体的历史并不很长，它实际上是一种介乎于专制政体与民主政体之间的体制，它的出现实际上是一种外部环境以及政治实体特性所决定的，亨廷顿认为在所谓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中的一些国家就是典型的威权国家，这些国家包括一些新兴的市场化国家、社会主义阵营的国家，在我看来这样的划分是有道理的，他们大多数因为领导人的个人魅力、军事政变后的军人政权或是一党执政建立起自己的政治体制，那就是典型的威权政体，他们最大的特征就是对国家的大政方针以及基本路线有着最终的决定权，但是他们的施政并不能任意而为，经常会受到包括本国民众在内的力量的影响，因此常常会有民众认为这种体制并不坏，它能够让自己在一定的渠道内表达出自己的看法，而且这些国家还会因为体制本身的特点，必须强化政绩、经济等现实物质问题的解决，也因此往往这些国家的发展动力是非常强，甚至会超过一些西方发达国家。同时也会有人拿民主国家与这些国家作对比，其实这也是情有可原的，西方等发达国家始终将自己的发展成就与自己的制度联系起来，总是试图让一些欠发达国家相信只有建立西方民主制度才能从根源上摆脱贫困，甚至用了他们认为是权威主义产物的“勃列日涅夫主义”来进行价值观输出，最终这些所谓的硬手段反倒起到了反作用，在经济竞争上威权政体的国家往往能够通过意识形态的动员、民族主义的煽动做到西方民主国家无法在短时间内做到的事情，也自然就有了所谓的“亚洲四小龙”其中的新加坡、韩国在当时就是典型的威权国家，如此成功的发展经验确实会让一些国家产生兴趣，尤其是欠发达国家就更加愿意采用这种政治体制。当然还有一些国家被美国用武力强制推行民主化进程，最终这些国家不是陷入战乱就会经济停滞和衰退，显然让一些本来在观望的国家的领导层最终放弃，甚至都得不到普通民众的支持。俄罗斯、罗马尼亚等国家近几年出现的怀旧风实际上就是一种客观的反映，民众的心中对国家的政治体制都有自己的选择，即使在政治冷漠最为强烈的国家依旧不会有什么变化。民主始终是个好东西，尽管现在明白了民主制度本身与经济发展、民众生活水平提高没有直接必然的关系，但毫无疑问民主制度会带给国家、社会、民众更多的东西。只有在民主化的国家才能更多的让作为社会个体的人的重要性得到凸显，当集体和个人发生矛盾的冲撞时就会出现制度间的争论，到底应该更尊重个人还是应该舍弃个人利益而维护一个集体？在我看来个人的权利是否能够得到尊重实际上更大程度上反映的是一种公平、公正能否实现的问题，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更容易被平等化。为什么相当一部分人崇尚美国，实际上并不是他们认为在美国一定会比在其他地方更好，而是因为所谓的“美国梦”更大程度上是在强调尊重个人权利，这种政治哲学直接的成果就是在美国人人都可以得到同样起跑线的机会，在威权国家却很难得到，威权国家的哲学就是集体主义，但这与其领袖或领导集团的英雄主义并不相违背，也就是说这些国家在领导层自身与对待民众的态度上有双重标准，他们在领导的过程中很少提及所谓的公共情怀，而他们希望民众始终坚持民族大义、国家利益高于一切，这样就是直接造成了种种的不平等，包括苏联在内的所谓威权国家的情况就很贴切的说明了这个问题，领导层腐化、特权阶层产生并不断壮大、民众生活水平长期得不到提升并在与特权、官僚阶层的对比中反差强烈，此外民众的向上流动可能性急速降低等问题才真正是威权国家的真正弊端，而这种弊端必须依靠民主制度来解决，这个问题往往被一些人所认识但是在实践操作的过程中总是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亨廷顿在《第三波：20世纪后期的民主化浪潮》中认为类似于戈尔巴乔夫等威权国家领导人主动进行民主化改革是最好的效果，其暴力和社会混乱的危险可以降低到最小，但是他仍旧忽略了一个问题即民主化改革在威权国家到底如何进行才能真正的软着陆，现在可以肯定的是绝不是戈尔巴乔夫在苏联进行的改革，致使俄罗斯等国家在10多年的时间都难以恢复自身元气，绝不能陷入所谓的“宁要穷的民主化，也不要富的威权化”，因为任何社会的基础还是物质。在我看来民主化改革在威权国家的改革只能是渐进方式的，此外还必须认真分析本国的历史和现实国情，不能盲目的进行西化，同时要加强引导主流舆论以及民众意识，在民主化的进行称中要避免出现撕裂社会、秋后算账的结果，只有这样民主化的改革才能真正成功，威权的政体也才能真正放心的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威权与民主在政治文明的发展进程中是两种不同的发展形态，我认为两者没有什么善与恶的定性问题，采用威权或是民主来治国都是一种现实考量，可以说是一种政治实用主义的思维。因为政治体制最终都是要作用到人的发展上来，作为工具的他们民众和社会不应该带有色眼镜和情绪化来评论，而应以更加宏观、睿智的立场来分析，并存于世的这两种政体模式目前仍在“战争”，而在我看来它们不应该有战争，应该有的只有相互间平和的转化罢了。

民主的真意

亨廷顿的第三波曾经被称为是民主化的圣经，这本书总结了20世纪后期全世界各地发生的民主浪潮。这本书出版后在全世界范围内引起了重大影响，而就在近年来不管是东欧的郁金香革命还是发生于中东的民主浪潮，反映出在目前全球一体化和互联网成为越来越重要的沟通方式和传播媒介的条件下，民主的传播出现了一些新的特征，但是第三波当中概括的一些元素仍然没有出现大的变化。在这本书中亨廷顿详细分析了民主的集中特征选，指出经济发展和民主化存在相关性，但并不表示存在因果关系。 民主不单是需要经济的发展，但也需要国民素质的不断提高，但如果借国民素质提高的问题来拖延民主，那是一个非常不客观的说法。民主但有一定的偶然性，但如果说不看到现实表面下深刻的民主需求，那么国家治理是非常失败的。　　书中对于民主的概念进行了分析，详细的将几种民主进行了区分。亚洲属于不自由的民主，崇尚权威、等级和秩序。（和文化有关） 。伊斯兰世界，原教旨主义者占据少数，但是影响很大，实现民主，需要市民社会的壮大。 还有威权主义，个人独裁等等，对于合法性危机有着非常细致的描述。而如何消除合法性危机，方法也有着讲解，这一切是不是有些似曾相识？世界正在变化，曾经的第三波可能会变成继续滚雪球似的壮大。这一次民主浪潮的原因企业都很偶然，但原因都是深刻的，蕴藏着必然的因素。让人吃惊的是曾经的民族英雄如果恋权不愿退位，曾经的荣誉和丰功伟绩都不会被人们所记住。所以依靠经济增长的合法性是不能长期维持的，并且在目前全球经济增长趋缓的大环境下，经济增长的持续性是值得怀疑的。当时代进行到今天，有关普世价值的争论可以逐渐休息了。全世界人民都有着对政治公平和决策民主的渴望，这是一种对程序正义的渴望。权威国家，向民主化进程中，进行公开选举（重拾政治合法性、民主价值观是世界潮流），八成几率原来的执政党会让位于反对党。（台湾、智利、波兰、苏联（戈尔巴乔夫）、罗马尼亚等） 。但是这是一个必然的过程。目前已经结束了君权神授的年代，任何一种政体正当性都要经受合法性的考验，由此看来，孟子说的民为贵今天必须有新的解读

第三波民主化——对强国的模仿

本书是作者对1974-1990年间发生的民主转型进行的研究。正如作者所言，他并不试图去总结民主转型的一般规律，因为这只是在有限时段内发生的一组特定事件，并且有些事件在本书写作时仍在发展之中。 　　 书中指出，第一波民主化植根于美国革命和法国革命，主要是从十九世纪到二十世纪早期。第二波民主始于二战后，更多是由外部因素引起的，即西方民主国家在二战中获得胜利从而将民主强加给德国、意大利、日本、奥地利和韩国，以及民主国家在战后去殖民化从而将民主带到前殖民地国家。第三波民主始于70年代，原因则各不相同，有油价上涨带来经济困境、威权国家内部政策失败，军政府军事行动失败，以及外部因素（美国和欧洲将推行民主、人权作为其外交政策）和滚雪球效应（西班牙、葡萄牙对南美洲的示范效应）等。 　　 个人感觉，第三波民主可能更多地来自示范效应：由于美国在战后的强盛和繁荣，别国往往将美国的成功等同于其制度的成功，进而归因于民主的优越性。后起国家和转型中的威权国家在寻找新的道路时，往往会将旧制度中具体问题等同于体制的失败，并会模仿胜利者的政治和经济制度，从而采用民主。这些都是和美国的强盛密不可分的。 　　 但是，将民主等同于程序民主，程序民主即获得合法性，有其内在缺陷。正如作者在《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中所说的，“国家之间最为重要的政治差别不在于它们的政府形式，而在于政府统治的程度。”民主并不能保证绩效合法性。有了程序合法性，就可以不依赖绩效合法性，也是很多新获民主国家最后走向幻灭的原因。书中提到的民主转型，在很多案例中人民在投票时其实是在对原有体制投否定票，而不是对民主投赞成票。如果民主无法解决旧问题，对民主的失望，甚至在有些国家出现回潮，重新出现威权体制，也就毫不奇怪了。 　　 随着中国的强盛，人们可能会认识到另一种可能，即威权政府未必不合法，将合法性等同于程序可能过于狭隘。最终，对制度好坏的评价，要以结果来评价，或者说制度本身是中性的，而效果则取决于治理。威权和民主各有各的长处和弱点，各个国家的道路选择要从本国实际出发，没有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制度。 　　 王岐山推荐的《旧世界与大革命》中提出，为什么繁荣反而加速了大革命的到来，为什么最危险的时刻通常就是开始改革的时刻。在本书和《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中都可以找到一定的答案，即：快速的经济增长、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推进、识字率和教育水平的提高、以及大众传媒的广泛传播提高了人们的预期，加剧了人们对社会不公平的认知和挫败感，并刺激了政治动员和政治参与的要求，而旧的政治制度安排不能适应政治参与迅速扩大的要求，从而引起社会动荡，甚至激发革命。繁荣并没有使人们变得更为满足，反而是预期的提高和觉悟使人们更为认识到广为存在的不公平，改革甚至促使人们开始意识到不公平，并对旧的不公平感到无法再忍耐。 　　 书中有一些分析框架，拿来看中国的问题也比较有意思。如书中提到民主化转型中政府和反对派中各派系相互作用的模式，拿中国的情况看，在可预见的将来，中国的反对派都不可能强大到能与政府对抗的程度，因此，除非中共自上而下地放弃一党制（即所谓中央出现戈尔巴乔夫），否则不太可能出现民主化转型。此外，正如文中提到的一党制国家转型中军队去政治化的问题，除非中共想放弃自己的统治，否则军队国家化也是不太可能的。另外，由于威权体制下反对派往往可能缺乏执政能力，通过对抗方式进行的政权取代和民主化转型有可能带来长期震荡，对国家的伤害最大，也是最不可取的（如最近阿拉伯之春中的多个政权变更）。 　　 作者还给出了不少民主化的指导原则，正如作者自己指出的，有些都象马基雅维利的骗术和权术了。

亨廷顿的威权国家民主化操作手册

亨廷顿的威权国家民主化操作手册——读亨廷顿《第三波：20世纪后期的民主化浪潮》包刚升老师：“民主与民主转型”课程读书笔记如果我们相信亨廷顿的判断，发生在上个世纪后半期的“第三波”是“最为重要的全球性的政治发展”（第1页），那么对于这次整治变革提供一些理论上的解释就显得迫在眉睫。亨廷顿对于第三波的事实作业一个概括性的描述，诚然，从这一次民主发生国家的范围来看，这项“追求民主的运动变成了一项全球性运动”（第19页）。然而，正是因为这次民主化浪潮的广泛性，也带来了解释上的复杂性，用亨廷顿自己的问题来说就是：1、为什么是这些国家？2、为什么在这个时间？对这组问题的回答构成了亨廷顿“第三波”理论的核心，政府的合法性危机、经济发展的困局、宗教势力的影响、国际力量的干预、滚雪球效应等影响一国民主化进程的因素都被纳入亨廷顿的考虑范围当中来。亨廷顿胪列了七八十年代以来实现民主化国家在民主化之前国内各种政治、经济、社会条件，希望描绘出各国实现民主化的社会背景。但是，正如亨廷顿自己所认识到的，哪怕他在本章的论述已经完备之极，但这些条件却只能构成民主化的必要而不充分条件。（事实上，我认为这些条件是既不必要也不充分）亨廷顿最终不得不丧气地承认，哪怕具有这些条件，民主化的最终开关依旧掌握在旧体制当中，尤其是那些旧体制的领导者（这个口吻是多么像托克维尔对于法国革命的论述）。而且，从他的论述看来，这些推动民主化的因素，大多是因为现代化的发展和近几十年国际局势的巧合，近代化固然不可逆，但国际局势到底会走向何方，却是个颇费思量的问题。因此，为了更好地描绘第三波的民主图景是如何完成的，亨廷顿需要进一步描述具体的“第三波”过程。他认为，民主化的实现途径有三种，分别是政权的主动转变、反对派的政权取代和反对派和政权的共同作用。通过不同政治力量的博弈，这些民主化国家形成了千姿百态的民主制度，但是，对于亨廷顿来说，民主化之后的最终采取何种政治形态并非研究的重点，重点是人民获得了决策的权力，民主体制建立起来了。（第106页）“民主是用民主方法制造出来的，舍此别无他途。”亨廷顿强调，何为民主的方法？这就是“第三波”最重要的特点，也是第三波民主国家的共相所在，即“妥协、选举和非暴力”（第157—158页）。由于吸取了前人的教训及全球范围内民主环境，这一波民主化的国家更多地不会采取激烈的对抗，尽管有操纵选举和少数的军队干政，但民主化总体还是以一个平和的姿态稳定地推进着。但是，紧接着的问题是就是那个著名的鲁迅式提问，“民主之后怎么办？”对于这个问题，亨廷顿开出的药方是，削弱军队等因素干预政治的可能，坚定不移地推动原先有利于民主发展的那些因素强化下去，并且巩固已经实现的民主化制度使其制度化。最后，需要“政治领袖希望维系民主制度，以及愿意为此付出代价”。（第261页）某种程度上，这本名为《第三波:20世纪后期的民主化浪潮》可以改名为“民主化操作手册”。亨廷顿以20世纪后期国家的民主化为样例，向读者展示的，与其说是民主化转型的历史图景，倒不如说是“威权国家民主化转型路线图及相关操作步骤”。从书中随处可见的策论性话语以及亨廷顿反复强调的“政治领袖”等方面都可以看出来，这本书的言说对象是威权体制下有志于推动民主化的人士们。（更不要提那露骨之极的五处“民主化人士指导原则”）这一切正如亨廷顿在全书的结尾所说的，虽然民主化被他视为一种历史的进步，“但是当历史得到了英明果敢的政治领袖的推动时，历史就的确会前进。”（第297页）我并非指摘亨廷顿的“第三波”理论化色彩不够强，他自己本人也在序言里提到，这是一部半历史半理论的著作。正如达尔所言，我们不能以脱离实际的理论自欺欺人，只有天真的读者才会以为“理论比他本来的面目更加准确”（达尔：《多头政治》，第227页）。亨廷顿只是对于“第三波”这样的历史现象做一个描述，并试图归纳出一个一般性的民主化路径，并希望给未来以指导，这正是这部书对于那些“渴望实行民主的人”最大的意义。现实情况错综复杂，民主化的历程怎能一帆风顺，在诸多不确定因素的影响下，第三波到底何去何从实在是个难以回应的问题，亨廷顿也只能以“路远不须愁日暮”的乐观口吻来推动民主化。（尤其是在政治领袖层面）但是，正如他自己描绘的那些复杂而多元的推动民主化的条件能否持续，这将会带来些什么影响却始终难以确定，我们对民主化前途的估计恐怕只能是“长夜漫漫路迢迢”。

《第三波》书摘

第三波：20世纪后期的民主化浪潮/（美） 亨廷顿著；欧阳景根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2P3 作为一种政府形式的民主概念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的哲学家们。然而，它的现代意义却只能追溯到18世纪末西方社会的革命动荡。20世纪中叶，在对民主含义的争论中出现了三种一般性的进路。作为一种政府形式，民主分别是根据政府权威的起源、政府所服务之目的以及组建政府的程序来加以界定的。P4 民主的核心程序是，由民主政府所管治下的人民通过竞争性选举来选拔领袖。P4 在以下意义上把一种20世纪的政治体制界定为民主体制：它的最有影响力的集体决策者是经历由公平、诚实和定期的选举产生，在这些选举中，候选人自由地竞争选票，并由既无所有成年人都具备投票资格。根据这种定义，民主就包括了竞争和参与这两个维度。…它还以为着言论，出版、机会、结社这些作为政治争论和竞选之必要条件的公民自由与政治自由的存在。P6 如果说民主的精髓是最高决策者通过普选产生，那么民主化进程中的关键就是，用一个通过自由、开放和公正的选举途径产生的政府取代一个并非由这一途径产生的政府。…自由化却仅仅是指那些尚没通过自由竞争选举途径产生政府的威权体制的部分开放。 P7 民主是一种公共美德，但并非唯一美德，只有把民主与其他政治体制的特征明确区分开来，民主与其他公共美德的丑恶之间的关系才能得到理解。P7 当最有影响力的集体决策者不是经由选举产生时，这一体制就可以说是非民主的体制。…如果那些以民主方式选举产生的决策者只是非民主选举产生的集团行使它们大得多的权力的幌子，那么显然，那一体制也是非民主的体制。P8 民主和非民主的体制可以被创造出来，但它们既可能延续下去，也可能不行夭折。一种体制的稳定有别于这一体制的本质。P8 存在一个把民主与非民主看成二分变量还是连续变量的问题。P8 非民主国家没有选举上的竞争和广泛的投票性参与。除了这些共同的否定性特征外，它们鲜有其他共同点。P9 前者（极权主义国家）的特点是：一个通常由用人独裁的单一政党；一支无处不在、权力强大的秘密警察；一套提出了一个理想社会的高度发达的意识形态，而极权主义运动誓言要实现的就是这一类理想社会；对大众交流和所有或大多数社会经济组织，进行政府生头与控制。…传统的威权主义体制国家的特征是：有一位领袖或一个小型的领袖集团；没有正当或只有一个比力量弱小的政党；没有大众动员；可能有一种“意识”，但没有意识形态；一个有限政府；一种“受到限制的、但又不用问责的政治多元主义”，并且没有冲个社会和重塑人性的任何努力。P11 一波民主化是指在一个特定的时间期限内发生的一组由非民主政权向民主政权的转型，并且在这一时段内，这种转型在数量上明显超过反向转型的数量。P33 在最简单的层次上，民主化包括：（1） 威权政权的终结；（2） 民主政权的建立；（3） 民主体制的巩固。促成着三个发展的原因，可能并不相同，甚至还互相矛盾。P35 Barrington Moore 言简意赅的话来说就是，“没有资产阶级，就没有民主”P40 如果A和D用来指相对稳定和持续时间较长的威权体制与民主体制，而a和d用来表示更不稳定和持续时间更短的威权体制与民主体制的话，那么这五种体制的发展模式就可以描述如下：（1） 周期循环模式：a-d-a-d-a-d（2） 二次尝试模式：A-d-a-D（3） 中断式民主模式：A-D-a-D（4） 直接转型模式：A-D（5） 去殖民化模式：D/a-DP43 合法性是一个政治分析家应尽量避免使用的模糊不清的概念。P43 作为非民主统治基础的民族主义的功效，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是否的确存在着整个民族同仇敌忾的死敌。P44 因此，在共产主义国家，马克思-列宁主义最初提供了意识形态的合法性，但是合法性受到削弱时，马克思-列宁主义却不能以经济表现为基础来发展合法性。P45 自我更新却是威权体制的一个主要问题，而且恰恰是自我更新机制的缺乏，才从根本上导致了那些体制合法性的销蚀。P46 （民主体制下）统治者的政绩合法性的丧失，导致了人们对这一体制的程序合法性进行重新确认。然而，在除了一党制之外的威权体制下，人们无法在统治者的合法性与体制的合法性之间做出区分。糟糕的政绩既削弱了统治者的合法性，也削弱了这一体制的合法性。P50 即便一个威权政权确实兑现了它的承诺，它的合法性也会遭到削弱。因为一旦实现了目标，也就意味着它失去了目标。P51 面对合法性的这种衰减，威权领袖可以也确实通过下列五种方式中的一种或多种做出过回应。第一种选择是，他们可以简单地拒绝承认他们的合法性正在日益降低，并对他们将继续执掌权力抱有希望或坚信不疑。… 第二种选择是，这一政权可以尝试通过不断强化专制的手段——而实际又是用强制服从来取代渐趋消失的义务感——以苟延残喘。着通常要求领导层的更替…第三种选择是，挑起外部冲突，并尝试诉诸民主主义来恢复合法性。第四种选择是尝试为他们的政权披上某种民主合法性的外衣。第五种选择是，威权领袖可以迎难而上，不畏艰险地主动结束威权统治，并引入民主体制。P54 经济因素对民主化有着深远的影响，但并非决定性的因素。P60 如果经济发展涉及重要的工业化并因而具有广泛的基础，那么它就可能会有助于民主化，但是源于石油出口的财富增长并不会导致民主化。得到石油收入好处的是国家，因此，这些收入加强了国家官僚机器的权力，并且国家借此可以降低或取消征税。P65 韩国与中国台湾地区…因为以下两个原因而…发展…缓慢。第一，强调等级、权威、集体与忠诚的儒家文化传统，迟滞了社会团体强烈政治要求的表达。第二，与其他社会相比，韩国与中国台湾的快速经济增长，是在相对平等的收入分配模式的环境中发生的。P67 韩国把韦伯的命题倒转过来了：经济发展促进了基督教的扩张，而基督教会以及它们的教会领袖和教友，成立1987年和1988年促成民主转型的一支重要力量。P127 有限的开放可能会引发进一步变革的预期，而这种预期又可能会导致社会动荡不定甚至出现暴力行为。P130 改革派领袖首要的任务是，对政府、军队的官僚机构进行清洗，如果合适，还对政党的官僚机构进行清洗。P136 学生一般总是站在反对派一方，无论他们的社会存在什么样的政权，他们都一概加以反对。P172选民投出的是反对现行威权统治者的抗议票…可能是也可能不是支持民主的赞成票P177 如果反对派中的民主人士接受政府的任命，他们就会鲜有收获，并且还会为这些政府提供合法性。P182 政治暴力是指为了影响政府行为或政府构成而对人身或财产所造成的物质伤害。P187 统治者的最后王牌不是枪炮，而是那些掌握枪炮的人代表政权使用它们的意愿。P206 威权政权的官员之所以遭到起诉，并不是因为他们消灭了宪政民主，而是因为他们杀害了个别民众。

解读民主化浪潮的代表作

这本书的作者亨廷顿是已故的美国赫赫有名的政治学家，可以说是世界上最有影响力的政治学家之一，以“文明的冲突”理论被世人所熟知。这本书最初以英文版于1991年问世。书中比较细致地分析了从1974年到1990年间，大约30个国家从威权体制或者从不民主体制转向了民主体制的转型问题。书出版后，马上就引起了学界的关注。到现在为止，中文版也已经出版过好几个，这次人大出版社推出的是一个新的译本。虽有重复之嫌，但对于这样的名家名著，多出几个版本也无妨的。这本书一共分成六章。第一章回答的是什么的的问题，在这一章中作者界定了民主的含义，民主的核心程序是，由民主政府所下的人民通过竞争性选举来选拔领袖。或者换句话来说，政府领导经由公平、诚实和定期的选举产生。当然这样的选举制度要真正民主的存在，必然意味着言论、出版、集会、结社这些作为政治争论和竞选的必要条件的公民自由与政治自由的存在。第三波的民主化浪潮（1974年——）当然是一本书的重点论述对象。在第二章中，作者对民主化化浪潮为什么发生做了比较详尽的解释。这一章重点探讨了民主化呈波浪式运动的原因，通过归纳推理的方法指出了第三波民主化的如下五大原因：合法性的衰落和政治的困局、经济发展与经济危机、宗教变革、外部力量的新政策、示范效应或者滚雪球。在书的第三章中，作者进一步分析了第三波民主化是如何发生的，比较仔细地分析了民主化的过程。在这一章中，作者把在第三波中发生民主转向的政权大致划分为三种类型：一党专制、军人政权和个人独裁。根据第三波民主化浪潮过程，执政集团跟在野或者反对集团的互动关系和斗争方式，概况出三类民主化的变迁过程：一是主动转变，由执政精英推动走向民主化；二是交相改变，执政集团与反对集团达成妥协, 合作走向民主化；三是政权取代，原来的威权政权垮台或者被推翻。第四章探讨了民主化的特点，第三波民主化的共同特征。大致有如下三个特征：谈判与妥协、选举、暴力的低水平。第五章试图回答新的民主政权如何巩固，能持续多久的问题。在这一章中分析了新的民主政权可能遇到的一些问题，并提出了一些如果应对的原则方法。第六章探讨了民主化何去何从的问题，实际上了是展望了民主化的前景。作者认为“时间属于民主的一方”，我认同这种说法，毕竟这是世界潮流，至于具体是何种民主形式，那又是另一回事情了。

《第三波》书摘

第三波：20世纪后期的民主化浪潮/（美） 亨廷顿著；欧阳景根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2P3 作为一种政府形式的民主概念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的哲学家们。然而，它的现代意义却只能追溯到18世纪末西方社会的革命动荡。20世纪中叶，在对民主含义的争论中出现了三种一般性的进路。作为一种政府形式，民主分别是根据政府权威的起源、政府所服务之目的以及组建政府的程序来加以界定的。P4 民主的核心程序是，由民主政府所管治下的人民通过竞争性选举来选拔领袖。P4 在以下意义上把一种20世纪的政治体制界定为民主体制：它的最有影响力的集体决策者是经历由公平、诚实和定期的选举产生，在这些选举中，候选人自由地竞争选票，并由既无所有成年人都具备投票资格。根据这种定义，民主就包括了竞争和参与这两个维度。…它还以为着言论，出版、机会、结社这些作为政治争论和竞选之必要条件的公民自由与政治自由的存在。P6 如果说民主的精髓是最高决策者通过普选产生，那么民主化进程中的关键就是，用一个通过自由、开放和公正的选举途径产生的政府取代一个并非由这一途径产生的政府。…自由化却仅仅是指那些尚没通过自由竞争选举途径产生政府的威权体制的部分开放。 P7 民主是一种公共美德，但并非唯一美德，只有把民主与其他政治体制的特征明确区分开来，民主与其他公共美德的丑恶之间的关系才能得到理解。P7 当最有影响力的集体决策者不是经由选举产生时，这一体制就可以说是非民主的体制。…如果那些以民主方式选举产生的决策者只是非民主选举产生的集团行使它们大得多的权力的幌子，那么显然，那一体制也是非民主的体制。P8 民主和非民主的体制可以被创造出来，但它们既可能延续下去，也可能不行夭折。一种体制的稳定有别于这一体制的本质。P8 存在一个把民主与非民主看成二分变量还是连续变量的问题。P8 非民主国家没有选举上的竞争和广泛的投票性参与。除了这些共同的否定性特征外，它们鲜有其他共同点。P9 前者（极权主义国家）的特点是：一个通常由用人独裁的单一政党；一支无处不在、权力强大的秘密警察；一套提出了一个理想社会的高度发达的意识形态，而极权主义运动誓言要实现的就是这一类理想社会；对大众交流和所有或大多数社会经济组织，进行政府生头与控制。…传统的威权主义体制国家的特征是：有一位领袖或一个小型的领袖集团；没有正当或只有一个比力量弱小的政党；没有大众动员；可能有一种“意识”，但没有意识形态；一个有限政府；一种“受到限制的、但又不用问责的政治多元主义”，并且没有冲个社会和重塑人性的任何努力。P11 一波民主化是指在一个特定的时间期限内发生的一组由非民主政权向民主政权的转型，并且在这一时段内，这种转型在数量上明显超过反向转型的数量。P33 在最简单的层次上，民主化包括：（1） 威权政权的终结；（2） 民主政权的建立；（3） 民主体制的巩固。促成着三个发展的原因，可能并不相同，甚至还互相矛盾。P35 Barrington Moore 言简意赅的话来说就是，“没有资产阶级，就没有民主”P40 如果A和D用来指相对稳定和持续时间较长的威权体制与民主体制，而a和d用来表示更不稳定和持续时间更短的威权体制与民主体制的话，那么这五种体制的发展模式就可以描述如下：（1） 周期循环模式：a-d-a-d-a-d（2） 二次尝试模式：A-d-a-D（3） 中断式民主模式：A-D-a-D（4） 直接转型模式：A-D（5） 去殖民化模式：D/a-DP43 合法性是一个政治分析家应尽量避免使用的模糊不清的概念。P43 作为非民主统治基础的民族主义的功效，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是否的确存在着整个民族同仇敌忾的死敌。P44 因此，在共产主义国家，马克思-列宁主义最初提供了意识形态的合法性，但是合法性受到削弱时，马克思-列宁主义却不能以经济表现为基础来发展合法性。P45 自我更新却是威权体制的一个主要问题，而且恰恰是自我更新机制的缺乏，才从根本上导致了那些体制合法性的销蚀。P46 （民主体制下）统治者的政绩合法性的丧失，导致了人们对这一体制的程序合法性进行重新确认。然而，在除了一党制之外的威权体制下，人们无法在统治者的合法性与体制的合法性之间做出区分。糟糕的政绩既削弱了统治者的合法性，也削弱了这一体制的合法性。P50 即便一个威权政权确实兑现了它的承诺，它的合法性也会遭到削弱。因为一旦实现了目标，也就意味着它失去了目标。P51 面对合法性的这种衰减，威权领袖可以也确实通过下列五种方式中的一种或多种做出过回应。第一种选择是，他们可以简单地拒绝承认他们的合法性正在日益降低，并对他们将继续执掌权力抱有希望或坚信不疑。… 第二种选择是，这一政权可以尝试通过不断强化专制的手段——而实际又是用强制服从来取代渐趋消失的义务感——以苟延残喘。着通常要求领导层的更替…第三种选择是，挑起外部冲突，并尝试诉诸民主主义来恢复合法性。第四种选择是尝试为他们的政权披上某种民主合法性的外衣。第五种选择是，威权领袖可以迎难而上，不畏艰险地主动结束威权统治，并引入民主体制。P54 经济因素对民主化有着深远的影响，但并非决定性的因素。P60 如果经济发展涉及重要的工业化并因而具有广泛的基础，那么它就可能会有助于民主化，但是源于石油出口的财富增长并不会导致民主化。得到石油收入好处的是国家，因此，这些收入加强了国家官僚机器的权力，并且国家借此可以降低或取消征税。P65 韩国与中国台湾地区…因为以下两个原因而…发展…缓慢。第一，强调等级、权威、集体与忠诚的儒家文化传统，迟滞了社会团体强烈政治要求的表达。第二，与其他社会相比，韩国与中国台湾的快速经济增长，是在相对平等的收入分配模式的环境中发生的。P67 韩国把韦伯的命题倒转过来了：经济发展促进了基督教的扩张，而基督教会以及它们的教会领袖和教友，成立1987年和1988年促成民主转型的一支重要力量。P127 有限的开放可能会引发进一步变革的预期，而这种预期又可能会导致社会动荡不定甚至出现暴力行为。P130 改革派领袖首要的任务是，对政府、军队的官僚机构进行清洗，如果合适，还对政党的官僚机构进行清洗。P136 学生一般总是站在反对派一方，无论他们的社会存在什么样的政权，他们都一概加以反对。P172选民投出的是反对现行威权统治者的抗议票…可能是也可能不是支持民主的赞成票P177 如果反对派中的民主人士接受政府的任命，他们就会鲜有收获，并且还会为这些政府提供合法性。P182 政治暴力是指为了影响政府行为或政府构成而对人身或财产所造成的物质伤害。P187 统治者的最后王牌不是枪炮，而是那些掌握枪炮的人代表政权使用它们的意愿。P206 威权政权的官员之所以遭到起诉，并不是因为他们消灭了宪政民主，而是因为他们杀害了个别民众。

可以训练的民主

可以训练的民主评《第三波》曾经有一段时间，《民主是个好东西》在中国的各阶层广泛流传，印证着这个国家开始改变一些执政观念，直到今天，“增量民主”依旧是为大家广为接受的一个改革方式，对于西方的先进理念应用于我们的国家，这是改革的一大进步。2008年的经济危机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开始，并席卷了全球，似乎给西方诸强的“优越性”增添了不少负面影响，列国甚至开始考虑是否还要向欧美国家学习，欧美再宣扬民主等工具时也稍显底气不足。那么，民主是可以借鉴和学习甚至照搬照抄的么？民主的发起、成长和带来的国家变化又是什么？已故经济学巨擘亨廷顿以最近一波民主化浪潮为研究对象，试图去解释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同时发生的一组民主转型的原因、方式及后果，以及去尝试理解这些转型可能给民主在这个世界的未来带来何种启发。在1974—1990年间，大约有30个国家从非民主政治体制向民主政治体制发生的转型，这是在美国革命、法国革命以来第三次的大批量国家的民主化转型。亨廷顿教授的《第三波》就是致力于分析其中的原因，解释民主化浪潮的发展进程，并试图从中总结出一定的规律和经验，探究民主化之后对于国家、世界的影响，以及民主本身的自我发展，以供世人对民主的更好理解和研究。书中不断地从墨西哥跳跃到波兰，从民主德国到台湾；从政治理论到经济发展，从威权政府到宗教改革，各种跨国、跨专业学科的知识令人眼花缭乱，也体现出了影响民主发展的各种因素种类繁多，因国而异。既然影响因素众多，从中提炼出来的必定是需要一定的研究深度和理论高度；但也是因为因素众多，其中提炼出来的因素能否具有代表性，也会遭到一定的质疑。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中，亨廷顿教授把当今的国际冲突简单地概括成文明的冲突，让人眼前一亮，但仔细思考起来又有问题：如果是这种冲突能概括成文明的冲突，那么文明的融合会不会缓解世界的冲突？世界文明的发展是朝着独立还是合并发展？这种现象同样出现于这本《第三波》中，只是这回，亨廷顿教授显得更加严谨了很多。从对30多个国家的统计、归纳中得出的各种关于民主化的原因，经济发展虽然对于民主化有推动作用，但也有可能会带来阻碍作用，因为快速的经济发展会提高人们对于民主的预期，加剧了不平等，并且会刺激政治动员和政治参与的要求，从而给社会结构带来紧张和压力。美国作为世界上最发达的民主国家，它对于民主推动的作用无疑是正向的，但作者的结论是：不可知。正是这种把各种因素对于民主影响的正反两方面都清晰描述的研究，给我们留下很大的想象空间。至于亨廷顿教授在这本《第三波》给我们的启示，则应该是民主是一种可以训练出来的统治方式，这种方式的成长成熟取决于很多外部因素。民主的主要特征是多数统治，它的这种特征预示着脆弱性：其中的一个因素改变则会改变民主化的进程，即我们所说的“一着不慎、满盘皆输”。还好，民主的特征也预示着他存在发展的可能性，历史正是广大人民群众创造的，民主也是需要一种需要循序渐进、不断训练才能得到的工具，在自由深入人心、人民素质不断提高、执政当局不断放开约束、为了民族与国家的长远利益各方达成一致下，民主将会在自由的温床和威权的战场中逐渐为人所知，并广为接受。2013-6-24

我们，会是第几波？

塞缪尔·P·亨廷顿，美国当代最负盛名的政治学巨擘，是过去50年中世界上最具影响力的政治学家之一，学术影响逾半个世纪。他以“文明冲突论”闻名于世，其理论在1996年甫经问世，便在全世界掀起轩然大波，饱受争议。而《第三波——20世纪后期的民主化浪潮》则是此前他最重要的著作之一。在这本书中，亨廷顿针对20世纪后期最为重要的全球性的政治发展——1974年到1990年之间大约有30个国家从非民主政体向民主政体转型，从发生了什么、为什么发生、如何发生、持续多久、何去何从5个方面，对这一波席卷全球的民主化浪潮发生的原因、方式、过程、特征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对其前景做出了预测。之所以称为第三波，是因为他把此次民主化浪潮置于自美国革命和法国革命以来民主和专制的更替轮回过程中来看待的。他认为，威权体制的合法性危机（只能单纯依靠政绩）、经济发展的困局（向好会培植民主意识，向坏则激发社会变革）、宗教势力的影响（由支持威权政府向支持民主变革转变）、外部力量的干预（主要是美国，以及西方发达国家），以及首先实现民主转型国家的示范所引发的“滚雪球”效应这五个变量共同促成了这一波民主化浪潮，而其民主转型存在政权的主动转变、反对派政权取代以及当权派与反对派交相改变三种不同的方式，并且具有妥协、选举和低暴力水平等特点。虽然亨廷顿在第一章的结尾明确指出，自己并非要提出一种关于民主前提条件或民主化过程的一般理论，但他对此一过程中民主转型问题的一般性归纳和所作的政治学理论的解释，以及为威权体制下民主派的行为提出的5项重要准则，为仍在黑暗中奋斗的非民主体制国家的人们提供了行动指南，给出了一条一般化的民主化路径，可谓民主化转型的教课书。当然，它对于威权体制的当政者而言，也是一个警醒，会适当调整自身的政策，从而加速民主化进程。就在他此书出版的1991年的12月，世界上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解体，由此达到了第三波民主化浪潮的最高潮——前苏联加盟共和国全部按照西方政治原则和价值观念建立了民主政治体制。如果我们将眼光再放长一些，从亨廷顿书中所写的1990年再往后看直到现在，则会发现，正如亨廷顿所预测的那样，民主化浪化在苏联解体后进入回潮阶段——一些建立民主政体的国家并没有完全贯彻民主原则，成为威权体制与民主体制奇妙的结合。进入21世纪后，在各种原因的综合作用下，自2003年起在苏联前加盟共和国格鲁吉亚、乌克兰、吉尔吉斯斯坦等国接连爆发颜色革命；2010年利比亚、埃及、也门等中东国家相继爆发国内战争，叙利亚的战火更是至今仍在继续，开始了流血的民主化转型。这对于主张“首要的问题不是自由，而是建立一个合法的公共秩序。人当然可以有秩序而无自由，但不能有自由而无秩序。”的亨廷顿来说，未必是他所乐见的。然而，他已经于2008年去世，无法得知他将会对此作何评价——只是第三波的余波呢？还是第四波袭来？局势的发展的确验证了他这种波浪——回潮理论的有效性，但民主转型绝对不是一种简单的、机械的化学反应，这还有待于有人作出新的总结与解释。现在都在呼唤政治体制改革，这本书对于当下中国的意义，可能不在于他所指出的实现民主化的路径，而恰恰在于他对民主的客观认识。在当下的中国，存在着一种对民主的迷思，以为民主可以预防腐败、可以减少污染，可以解决一切社会问题。实际上，这是不切实际的。亨廷顿在书中明确指出——民主并不意味着问题将得到解决，但它确实意味着统治者可以被罢免、更换，民主行为的精髓恰恰在于后者……当人民了解到，民主只是解决暴政问题的一种办法，而未必是一种包医百病的良方时，民主就已经得到了巩固。当前一些精英对于民主的宣传与呐喊是不理智的，只是简单的在贩卖几个概念，挑动民众对民主做出不切实际的期望，把太多的民主根本无法解决的东西、无法完成的任务都寄希望在民主体制上，这是在把民众引向另外一个极端。所以，我们必须认识到，民主的确是个好东西，但是秩序更重要，它先于自由、先于民主——秩序与无政府状态之间的不同，要比民主和独裁之间的不同更为根本（亨廷顿语）。实现民主转型也许需要经济发展、宗教影响、外部干预等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但培育一种民主政治文化，让民众抛弃对民主不切实际的幻想、提高民众的民主素质，增进民众的民主价值认同，无疑是其中最为核心的条件，无疑是建立一个长久的、持续的、巩固的民主体制的根本所在。如果急功近利，妄想毕其功于一役，以期通过暴力和革命来迅速实现民主化，来解决当下社会的诸多深层次社会矛盾，则可能会适得其反——即便一朝成功，但也绝对不会稳固，甚至会在民众对民主的失望中覆灭民主。很多人都因为这本书对我们的政治体制改革产生联想，但有一点尤其需要我们注意——不管现在是第几波，我们会是第几波，只有水到渠成、自然而然的那一波，才是属于我们的最佳时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