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拐点处的记忆

后记

我首先要感谢已故的导师、中国人民大学原资深教授林茂生先生。6年前，林老师怀着殷切期待收我为关门弟子，希望我能在陈独秀研究领域有所建树，而我当时也对陈独秀问题情有独钟。可是，当我偶然发现一堆从未被人使用过的湖南自治运动史料后，我决定改变方向重新选题。林老师听完我的理由，没有丝毫责怪，细心指导我将论文做好。今天，在这部原为博士论文的书稿将要付印之际，我怀着十分歉疚的心情，对我尊敬的导师，一位无比仁厚的学者，表达最深的敬意！我的继任导师，对民国政治史有独到研究的张鸣教授，在百忙之中逐字逐句审阅修改了我的论文。论文脱稿后，张老师又欣然作序，向出版方热情推荐。如果没有这样一位古道热肠的师长，我多年心血写就的文字，很可能如大多数博士论文一样，蜷缩在某个不为人知的角落。我还要感谢曾是我硕士生导师的程献教授。程老师从我本科时代开始，多年如一日关心我的成长，总是在我最需要的时候伸出援手。中国社会科学院的陈铁健教授，是我非常敬重的一位民国史学者。我与陈先生虽然只有几面之缘，但先生的学问令我备受教益；同时这本书的出版，也得到了陈先生的有力支持。接下来我要感谢的是博士论文答辩委员会的诸位老师。他们是：中国政法大学的郭世佑先生、丛日云先生；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汪朝光先生；中国人民大学清史所的黄兴涛先生、夏明方先生。几位答辩老师在对论文提出中肯批评的同时，给予我意想不到的赞誉，鼓励我将论文尽快修改出版。另外有五位不知姓名的、对论文作匿名评审的老师，他们同样给予我充分肯定，并就论文提出了许多宝贵意见。湖南人民出版社的戴佐才老师，对书稿作了十分严谨认真的审阅和编辑，并提出了很好的修改和完善意见，在这里一并致谢！我还要特别感谢湖南省社会科学院图书馆以及湖南省图书馆地方文献资料室的工作人员。在我搜集资料的过程中，社科院图书馆从一楼到六楼的工作人员都热情周到地提供服务，特别是文平治、闵群芳、萧喜雨、胡艳辉、常霞、彭慧、高蓉、钱明、尹仁平等几位我熟悉的老师和朋友，他们给了我巨大的帮助和温馨的关怀，让我以一种相当愉快的心情，坐在冷板凳上啃着泛黄的文献资料。我最后要感谢的是我的丈夫吴微波。他是我的经济后盾，也是我的精神支柱。他提供了衣食无忧的生活条件，使我能够静下心来做这种不为稻粱谋的学问。如果我平淡的生活有任何出彩的地方，如果这本书对社会有一点贡献，那是因为有他的付出。何文辉2007年6月4日于长沙德雅村

作者简介

上世纪二十年代一场持续六年，堪称全国第一的湖南宪政民主运动，朝野，轰动海内。然而，半个多世纪以来，它却尘封无闻，被人遗忘，乃至备受诟病。 本书以全新的视角，提示这场民主运动的真实进程，让国人重拾记忆，重新思考。 民主，曾经在中国失败，但绝不意味着不合国情！

书籍目录

前言一  1911年后的中国一·一  约法毁弃南北分裂一·二  联省自治：另一条道路的宪政追求二  湖南实行自治二·一  湘省军民的自救运动二·二  湘人治湘二·三  民治主义潮流与湘人的自治觉悟二·四  自治前提下政治参与的扩大三  政治权威的产生三·一  派系与政潮三·二  又一轮权力洗牌三·三  赵恒惕执政四  制宪运动四·一  “民权是争来的不是送来的”四·二  “官绅制宪”与“公民制宪”的纠纷四·三  学者制宪：一部理想主义宪草的诞生五  宪法审查：谋求妥协有多难五·一  由上层绅士组成的宪法审查会五·二  公民意见之表达五·三  政制问题五·四  审查会之破裂五·五  宪审的结果六  中国第一部省宪出炉六·一  援鄂战争：意外的插曲六·二  全民总投票六·三  宪法文本分析七  1922年湖南的全民直选七·一  省议员选举的法律依据七·二  选举百态：选民、候选人七·三  选举结果及分析七·四  省长选举及新政府成立八  公民社会与省宪法八·一  裁兵运动八·二  教育经费独立运动八·三  平民教育运动八·四  司法独立运动八·五  长沙《大公报》维权纪实九  议会与政府：绅权与军权的制衡九·一  议会行使职权九·二  重大议案个案分析九·三  无法驾驭的权力十  护宪战争与宪法之修改十·一  财政危机与湘西事件十·二  谭赵之争十·三  护宪战争十·四  省宪之修改十一  励精图治十一·一  扼制军人干政的整理内政计划十一·二  1925年的全省县长考试十一·三  裁兵十一·四  统一财政十二  自治之终结十二·一  祸起唐生智十二·二  湘军内战南北兴师十二·三  梦想终归虚五十二·四  结语主要参考资料附录一  《湖南省宪法》附录二  《湖南省省议会议员选举法》致谢

编辑推荐

《历史拐点处的记忆》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前言

民国的前半段，所谓的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在一般人看来，是个乱世。人们对于乱世，评价向来不高，因此，这一时期执掌权柄的军人和政客，在后来的历史叙述中，鼻子大多是白的，宛如京戏里的丑角，还没有登台，扮像就已经定了。说良心话，那时的军阀，登场的时候，其实扮的是英俊小生，这一点，看那时他们的戎装照就知道。他们是中国现代化奋斗的产物，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中国人的精英。对所有后发国家而言，军事的现代化，是启动最早的现代化，国势愈弱，国人挣扎奋斗，首先的着力点就是军事，最多的钱砸进去，最优先的进口，最后连最好的人才，也投身于此。到了庚子以后，一部分“先进分子”，终于意识到国人一向重文轻武的积习其实很糟，因此提倡尚武精神，投笔从戎，有些人进新式军队做士兵，有些人出国进军校，凡是进了军校的，有几个不是热血的有志青年！更不用说那些吃尽鬼子的苦，学成毕业的人们。后来在军阀中混的很开的政客王揖唐，在历史上的名声很差，先是组织安福俱乐部，后来又投降日本人做了汉奸，就是这样一个人，当年也是一腔报国之志，以进士的身份跑到日本士官学校读书，被带班的日本军曹打得鼻青脸肿，最后严重受伤，才不得不离开，回国后就跟军队搅在一起。自袁世凯小站练兵开始，新建陆军也进行一点爱国主义的教育，北洋系的军事学校，更是如此，说人家让官兵只知有袁宫保不知有大清，多少有点冤枉。当然，等这些军人变成割据一方的老大的时候，情况有点变了。骑的马换成了八抬大轿，戎装换成了长袍马褂，指挥刀成了摆设，小老婆讨了一房又一房。地皮刮得，买卖做得，烟土贩得，银元外国银行存得。一旦吃了败仗，丢了地盘，就躲进租界做寓公，钱多的，几辈子都吃不完。不过大体上，他们对舆论还尊重，对学界更尊重，被学者和记者骂了，骂也就骂了，除了东北的胡帅，一般都不会动枪整人，这大概是引进的西方民主政治，余下的唯一好处。但是，同样是这辈军人，也有不一样的，比如吴佩孚，公开打出“五不主义”，力矫时弊，不，军弊——不讨小老婆，不抽大烟，不借外债，不进租界，不畜私财，一辈子身体力行，还真就没有违背过诺言。这样的有操守的军阀，还正经有一些，比如冯玉祥，比如陈炯明，还有吴佩孚的好朋友，湖南军阀赵恒惕。赵恒惕和陈炯明，是两个在中国试验过联省自治的实力派人物，但是比较起来，赵恒惕做的，要更好一点。从这个意义上说，赵恒惕在历史上的地位，要比前面提到的几位都要重要，只是，我们的历史学家，到现在为止，还没有意识到这一点。1920年代的湖南自治，是一场很认真的宪政运动，那里有西方标准的宪法，有正经八本的选举，有像模像样的议会运作。这一切还都不是最惊人的，最令人感到不可思议的是，那里，以赵恒惕为首的若干手握兵权的军人，居然能自我约束，不仅给自己造就了批评者，而且能面对舆论和议会批评弹劾，遵守议会的决议。这样给自己找麻烦，找人管的军人，哪儿找去？比白乌鸦还稀罕。在那个枪杆子说了算的时代，那个谁打得赢谁说了算的时候，真有空谷足音之感。在这里，我们看到，当年的精英，并没有全体堕落，他们给这个苦难深重的国家，还是留下了一些有益的东西。当然，在这个运动中，湖南的各界，也都积极的掺和，学生教员自不消说，阵阵不落后，绅士和商界也以中坚自居，一些著名的学者，李剑农、王正廷、蒋百里等等，不仅贡献了思想，而且贡献了一个中规中矩的省宪。对中国近代历史稍微熟悉一点的读者，一定会在历史的各个场合，看到他们的只鳞片羽。当时已经做了小学的主事，在湖南学界格外活跃的毛泽东，也是其中的活跃人物，留下的相关文章，至今还有人在研究解读。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那个时代，惟有湖南选举出了女性议员。回想起民初国民党成立之时，同为辣妹子的唐群英，为了争男女平权，不惜在会场大打出手的日子，感到这场宪政运动，还真是让国人跌破眼镜。何文辉是我半路拣来的学生，但是原来就有很不一样的关系，因为她实际上是我导师第一个硕士，说起来，进师门比我还早，按过去的规矩，我应该叫她一声师姐才是。仅仅因为我留在了母校，有地利优势，等到她再度深造的时候，我已经摇身一变，成了老师，占了大便宜。何文辉是个有心人，很早就发现了有关湖南自治的资料宝库，经过长期的艰辛收集，我敢说，现在的中国，对1920年代湖南自治的了解，没有人比她更全面，更透彻，当然，她写的更好。摆在我们面前的，是一本花费6年多功夫写出来的博士论文，在这期间，她本可以花少一些的力气，对付一本，依今天的博士生培养惯例，大概早点毕业不成问题，但是她不肯，她的论文，如果说每句话都有出处，也许有点夸张，但其材料之扎实，却是近年来少见的，基本上取之第一手的原始资料。何文辉也是一个头脑清晰的作者，文字的字里行间，透着女性的细腻，清醒，如此头绪众多，复杂纷纭的自治运动，在她的笔下，娓娓道来，脉络清晰，即使对那段历史不甚了解的人，读了之后，相信对这件事肯定是会明白的。不客气地说，这是一本关于湖南自治运动的开山之作，以后的研究，将无法绕过它，这是一个很好的开始。为自己的学生作序，难免让人有点感觉是自卖自夸，但是，这本著作，其实我的贡献基本可以忽略不计，在这里，我只是在就书谈书，就学论学，我，绝对是认真的。爰为序。2007年5月26日

章节摘录

作为舆论重地的湖南报界，是鼓吹和推进自治运动非常重要的社会力量。1920年9月，长沙10家报刊——《大公报》、《民国日报》、《新国民日报》、《湖南日报》、《新湖南报》、《民言报》、《大中国日报》、《民意日刊》、《觉民新报》、《学生周刊》等，组织“报界联合会”，以“联络感情、交换意见”为宗旨，规定每月开常会一次，必要时召集临时会，以便在相关问题上采取一致行动。报界联合会成立后的第一件事，便是向新省长请愿，要求保护言论自由。此后，报界为各项自治事业摇旗呐喊，竭尽所能维护言论权利，不但扩大了自治运动的声浪，也对自治政权起到了一定的监督作用。湖南自治，不仅以民治主义相标榜，还以“法治”相标榜。对法治的高调推崇，使法律界人士有了用武之地。而各种以改良司法促进法治为宗旨的法律团体，也先后成立。这些团体，大都是由法界权威——律师公会派生出来的，如法政学会、司法研究会、司法促进会、律师公会联合会，等等。除了以上提到的这些团体外，还有大量其他职业的和非职业的团体，也在这一时期涌现，比如湖南自治期成会、各县自治期成会、湖南自治各县联合会、自治研究会、湘西善后协会、湘南善后协会、实业协会，等等，都是很重要的社会团体。这些团体的名称反复出现在报刊上，从中可以看出它们很直接地介入了当时的政治生活。至于社会团体参与政治的形式，多种多样，不一而足。教育会、商会、农会作为最重要的法团，其会长享有与政府各机关长官和议会议长同等的待遇，有事可以直接到省署面谒省长，“随到随见”。一般团体多采用舆论宣传或联合起来向政府和议会请愿、游行示威等方式。而最令人感兴趣的一种形式是，当时一些重要的社会团体可以直接列席政府召集的军政绅商各界联席会议。这种联席会议起源于驱张战爭胜利时，其时谭延闾为表示尊重民意，邀请各界人士参加政府重要会议。谭氏离湘后，此例仍维持不变，每当省内发生重大政治事件，政府便召集军政要人、绅商领袖、各公团代表和新闻记者开会，就重大事件作出决策。因此，联席会议被视为一省的最高会议。这一现象反映了当时虚弱的政权对社会力量的强烈依赖，致使政治过程表现出令人惊奇的公开和透明，各种各样的社会团体也因此有了相当大的活动空间和参与政治的机会。虽然，真正的决策者仍然是军政要人，但他们必须对各团体及其所代表的民意表示尊重，才能换取各种社会力量支持，否则就会招致大规模抗议声浪，乃至使问题悬而不决。后面的章节中会有不少事例证实这一点。自治运动中政治参与的扩大，固然由于自治背景下政治空气的相对宽松，以及在此宽松气氛下公民团体的发展。而更重要的，则是由于社会本身存在一种相当有力地介入政治生活的群体——绅士阶层。前面说到的社会团体，有许多便是以绅士为主体，特别是商会、教育会、律师公会等法团，可以说是完全的绅士团体。除此之外，还有为数众多遍布城乡的大小绅士，他们作为传统上管理社会事务的精英阶层，在很大程度上掌握着城乡社会权力。在晚清社会的政治变迁中，传统绅士阶层的角色和地位有所改变，其人员构成也发生了一定的变化。受过新式教育，举办西式产业以及从事新兴职业的人，越来越多地进入传统的绅士集团，甚至占踞了领导地位，成为清末新政的领导者和受益者，甚至成为王朝末年革命运动的受益者。在清末民初地方势力扩张的过程中，绅士阶层的权势也随着皇权的衰落和政权的嬗变不断扩张，特别是对地方事务的支配方面，以至于形成了陈志让所谓的“军绅政权”的政治格局。就湖南的情形言，绅权的扩张自扑灭太平天国的湘军兴起后便成为一个长期的趋势，清朝廷一度出现“全国巡抚半湖南”的局面。荣归故里的湘军将领，以及层出不穷的总督巡抚，造就了湘省境内一大批手眼通天的豪门巨室，弄得许多人以到湖南做官为畏途。因为那些朝廷大员，不但一上任就要去拜访豪门巨室里的权绅显贵，而且始终要对他们言听计从。甲午战争后到湖南任巡抚的陈宝箴，将湖南的新政搞得轰轰烈烈，但在时务学堂开办时得罪了内阁学士张百熙之兄张祖同，原因是时务学堂招考时张祖同没能到场。由于像张祖同这样的巨绅的存在，又衍生出许多不同级别的权绅，对不同级别的地方官吏颐指气使，致使湖南的绅权，甚或有凌驾于官权之上的迹象。绅权扩张的另一个证明，是绅权的制度化。还在戊戌维新时期，湖南上层绅士谭嗣同等人就成立了一个地方议会性质的机构——南学会。清末立宪运动中咨议局之设，是湖南绅权扩张和制度化的又一次重大事件。1909年，由谭延闾、龙璋、陈炳焕等82名地方高级绅士组成的湖南省咨议局权倾一时，最后与督抚分庭抗礼。民国初，随着武人政治的发展，绅权有普遍萎缩的趋势，民国元年成立的湖南省议会几度被解散，直到民国10年还不曾改选，但随着省宪自治运动的兴起，湖南绅权附和着民治主义的声浪再次扩张，包揽了从宪法审查到议会选举等等重大的政治事务，使绅权获得了至高无上的法律地位，并在政治制度的建构中得以具体化。正是由于绅权的扩张，以及各种职业的、非职业的公民团体的兴起，使社会力量参与政治的范围迅速扩大，程度不断加深，从而影响了自治运动的方向和进程，使“湘人治湘”不至沦为军阀武人的独角戏，也使得我们有可能在自治与民主，而不仅仅是在军阀割据的意义上，来探讨上个世纪湖南省的这场立宪自治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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