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湘文化精神与二十世纪湖南文学

书籍目录

自  序第一章  湖湘文化精神考辨    一  湖湘文化精神的基本特质    二  湖湘文化精神形成的时代背景    三  湖湘文化精神形成的区域性因素    四  湖湘文化精神的历史局限第二章  “政治——文学”：创作心理定势之一    一  湖湘文化精神的“心理遗传”与20世纪湖南作家的创作心理定势    二  置身政治风云的生命历程    三  直面政治、经世致用的文本创造第三章  “文学——政治”：创作心理定势之二    一  难解的政治之缘    二  “对人生远景凝眸”的审美追求第四章  毛泽东：一个研究的特例    一  早年的人生道路    二  经世致用的文艺思想    三  “两结合”的诗词创作附  录  沉重的“浪漫”后  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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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序当我踏上满山忠骨的岳麓，总会感到一种灵魂的震颤。无论是在“霪雨霏霏”之时，还是在“春和景明”之际，登斯山也，若走过一条辉煌灿烂的文化长廊，漫步一条尘埃甫定的历史驿道。黄兴、蔡锷、陈天华……他们头枕青山，仰面楚天，忠魂贯长虹。背山而坐，极目苍穹，我耳畔不由响起阵阵吟哦：“万物昭苏天地曙，要凭南岳一声雷!”(谭嗣同语)“中国如今是希腊，湖南当作斯巴达，中国将为德意志，湖南当作普鲁士。诸君诸君慎如此，莫言事急空流涕，若道汉唐国果亡，除是湖南人尽死。”(杨度语)那是多风光的一个湖南呵！一批又一批湖湘巨子在近代以来百余年的中国历史舞台上斩钉截铁，乘风破浪，改天换地，铁肩担道义，大笔写春秋，乃至一举手一投足一吟哦，都与沧海桑田相连。    山下是学府圣殿——岳麓书院。按毛泽东“帝王一代帝王，圣贤百代帝王”之说，那是名符其实的“百代帝王”之殿。这座千年学府，依然宏富，依然雍容，依然大气，依然我行我素地立在历史的风雨和尘埃之中。千年弦诵，始终不绝，为中华惟一。“惟楚有材，於斯为盛”，惟楚有此学府，方有人才之盛。它是湖湘文化的生所，是湖湘文化的集聚中心。湖南之有百年人材之盛，乃近世湖湘文化之势使然，而近世湖湘文化成势，乃岳麓书院育材之功使然。何以近世湖湘巨材皆以书院为精神家园，由於此；何以区区岳麓能成文化圣地，亦由於此。试想诸多英烈长眠于此，能侧耳倾听千年学府的不绝弦诵，且伴以叮哨之清泉，低吟之松涛，是何等惬意的佳境呵!    徜徉岳麓，浮想联翩时，理念的冲动常常升临脑际：湖湘文化为什么会带来湖南近代以来百余年的历史辉煌呢?湖湘文化和湖南的人才景观究竟有一种怎样的联系呢?湖湘文化的内涵和精神内核究竟是什么呢?它在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究竟如何变革呢?等等。其实，学界早有贤者哲人运思于此，碧海索珠、蓝溪索玉者众，成果斐然。然湖湘文化博大精深，贤者所得，启我者多，既有所获，亦有我思。观已有之成果，大多个体剖解，少整合之论，至将凡湖南文明种种皆谓之“湖湘文化”者，此则我诚所不能苟同也。恰有二三学友邀我申报省教委重点课题“湖湘文化与20世纪湖南文学”，为我开一入径之侧门。日之所思，年之所想，终积成于此。因学力不逮，难以深探，亦不求系统详备，庶能“窥一斑而见全豹”。今不避自家之谫陋，奉献于读者，但求与读者共勉。    拙著有四章。一章辨识湖湘文化精神的基本特质等等，为下属之论夯实基础，铸定前提；二、三章则探讨湖湘文化精神影响和规约20世纪湖南文学的表现，从生命历程和文本创造两面观之；四章则探讨湖湘文化精神对毛泽东文艺思想和文学创作实践的影响，此章写否，曾颇费思量，如此之世界级巨人，尚在此中?然深入探析，才知亦当在彀中矣!书末附《沉重的“浪漫”》一文，与本书论题相关，尤对广义和狭义之湖湘文化有辨，可作参阅。身居岳麓，忠魂相伴，为人为文，不可辱我先贤。当今学界玄虚空疏之病端已深，风行草偃，难以“独立不迁”，“深固难徙”。然我绝不可附风随流。研究“经世致用”的湖湘文化，却反其道而行之，  岂不为学界又增添一束黑色幽默的花絮?    面对岳麓，我心永恒，曙光初染，朝日熙熙，如此庄美纯净之境界，将伴我终生，赋予我不竭的生命活力。    谨献此作，不负我居此20余年的岳麓，我心中的那个“岳麓”!

章节摘录

书摘    秦汉之时，关中风气会聚，田野开辟，人物殷盛；吴楚方脱蛮夷之号，风气朴略，故金陵不能与之争胜，今关中人物不及吴会久矣。在这种中国政治、经济、文化重心南移的背景上，湖南开始在中国历史上崭露头角。北宋的周敦颐是继屈原之后湖南本土产生的第一颗耀眼的大思想明星，成为宋明理学的开山之祖。南宋时期即形成湖湘学派，胡宏、张拭都是中国思想文化史上的宗师级人物，张拭讲学的岳麓书院成为“道南正脉”所在。到明清之际的大思想家王夫之集其大成。而在鸦片战争前后由陶澍、魏源挖掘光大王夫之的学说，使湖湘文化终成影响湖南和中国百余年历史进程的文化思想流派。但是到当代，尤其是新时期以来，在越来越走向开放、走向世界的中国，处在华中腹地的湖南曾经拥有的地理优势已逐渐失去，而沿海沿边的省区越来越显示出地理优势。交通制约使经济发展滞后，工商基础相对薄弱，人们的观念相对保守。尤其处在广东和湖北经济发达省区的南北夹击之下，作为农业大省处于十分被动尴尬的境地。由此，湖湘文化精神的历史局限性也越发凸现出来。近世湖湘文化的形成离不开地理之母的孕育，它的创造性转换则有赖于对地理局囿的超越。    固然，一种区域性文化的形成总要受地理环境的影响和制约，但是人文环境的影响和制约无疑更有着决定性作用。丹纳在《艺术哲学》第四编的“种族”一章里，对希腊的自然环境和气候于希腊艺术的影响作了十分细密精彩的分析，揭示“自然界的结构留在民族精神上的印记”。但他更强调的是“精神”的环境和气候。他说：“的确，有一种‘精神的’气候，就是风俗习惯和时代精神，和自然界的气候起着同样的作用。”他所说的“精神”的环境和气候不仅包括时代精神和风俗，而且也包括了当时的社会审美心理、观念形态和群众的艺术风格倾向等精神的文化因素。当我们分析近世湖湘文化的成因时，他的研究同样给我们以启迪，使我们去关注区域的“精神”的环境和气候所起的作用。    首先，“屈贾情结”成为近世湖湘士人强韧的区域性文化心理凝聚点。屈原、贾谊是忠君爱国、忧国忧民的人格范本，他们特有的人格结构和处世态度，和儒家经邦济世的文化特质高度吻合，故成为数千年儒家知识分子摹拟追求的典范。“屈贾情结”是中国历史上入世的知识分子一个文化的幽结，它的影响至今不减。现代的鲁迅精神可以说就是屈原精神在新的历史环境中的承续和扬弃。屈原《离骚》中的诗句“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被鲁迅作为小说集《彷徨》的题记，这是他对屈原精神的提纯，也是他对自己精神的提纯，但屈、贾首先是属于湖南的，他们一生中最重要的时刻，他们对中国文化史、文学史影响最为深远的一段人生，是在湖南的土地上度过的，湖南士人对他们别有情钟，就是理所当然的了。乡情本是人类最原始、最基本的一种感情，尤其在以农耕自然经济为基础，以宗法血缘关系为社会网络纽结的中国社会，乡情就表现得特别执著，在人的一生中显得特别重要，甚至成为一个人的“精神家园”。俗话说“亲不亲，故乡人”，“叶落归根”，都是乡情意识的深刻表达。故中国人对“老乡”、“同乡”这层关系特别看重，“湘军”这一概念本身就包含着这种文化情愫。在这种文化背景上，湖南士人对屈、贾的特别推崇和张扬就属情理之中的事了。有研究者提出“屈原的故乡，就是在他长期‘放流’的沅湘地区，屈原的出生地就是在湖南汉寿”，“屈原‘无罪弃逐’在湖南沅湘地区达几十年之久，屈原的光辉作品绝大多数是在沅湘地区创作的，屈原以身殉国也是沅湘地区，这充分证明屈原的‘放流’，实际上是被楚王罢了朝廷官职，被迫离开国都，回到沅湘地区的故乡”。如果这种说法还不足以为据的话，那么屈原的后半生流寓沅湘，他的多数作品是在沅湘创作的，他的伟大之作《离骚》产生于南楚巫文化的土壤，却是不争的史实。屈原的《离骚》是一首衣被千秋、可与日月争辉的政治抒情诗，它的灵魂就是经邦济世的精神。《离骚》亦是一首崇高人格和不朽灵魂的赞歌，成为一块高悬于历史源头的明镜，历代正直有为之士，皆以此鉴照自己，激励自己，它荡涤着历代士人灵魂中的卑污，陶冶着他们的人格、情操。特别是屈原在汨罗江自沉，把这位伟人与历代湖南士人的人生牵得更紧。贾谊则是西汉杰出的政治家和文学家，在屈原自沉汨罗约一百年后因遭贬谪从遥远的长安来到湖南，度过了他人生中最重要的一段旅程。贾谊的一生是短暂的，仅活了32岁。他“年十八，以能诵诗书属文称于郡中”，20余岁，为博士，提出许多改革主张，表现了他深邃的历史洞察力和卓绝的政治敏锐性，受到汉文帝的赏识，但因此触发了朝中群臣的不满和忌恨，“绛、灌、东阳侯、冯敬之属尽害之，乃毁谊曰：‘洛阳之人年少初学，专欲擅权，纷乱诸事。”由于这些小人的谗毁，终于使“天子后亦疏之，不用其议，以谊为长沙王太傅”。转眼之间，贾谊就由天子的近臣被发落到离都城数千里之遥的异姓诸侯王国当太傅。在贬谪往长沙途经湘水时作的《吊屈原赋》中，他借凭吊屈原来抒发自己的抑郁不平之气，明悼逝者，实为自悼。他猛然抨击了屈原所处时代“鸾凤伏窜”、“鸱枭翱翔”、“谗谀得志”、“贤圣逆曳”、“方正倒植”的黑暗政治，以此寄寓自己的遭际之慨。他愤激地喊着：    彼寻常之污渎兮，岂容吞舟之鱼?横江湖之鳣鲸兮，固将制于蝼蚁。    在前面一节中，我们就湖湘文化对20世纪湖南作家人生价值取向及其规约下的人生行为主导方向作了一些探讨，本节我们则主要在文本的层面展开研究。湖湘文化对20世纪湖南作家创作心理定势的规约，无疑集中地反映在文本中，文本是展现历史、文化和人生的屏幕，是作家智慧、人格、文化精神凝集沉淀的湖海。    湖湘文化对20世纪湖南文学文本的影响是深刻的，亦是多维度的，选择一个什么角度切入，以便统摄综观，是我一个颇费思量的问题。经过反复的思考，我拟从审美视角和叙事视角来切入，对湖南20世纪文学的文本作一次解读。审美视角是创作主体的政治倾向、文化心理、哲学观念、美学观念等等相综合而形成的一种对生活作艺术观照的基本立场，它表现出对文本的题材、人物、主题及艺术表达的处理方式的根本规约，什么样的审美视角就会有什么样的艺术构型。叙事视角是现代叙述学中的一个轴心概念，它可以看成是一种纯形式的概念。但是现代叙述学认为，在小说写作技巧中，叙事视角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它表述的是叙述者和他所叙述的故事之间的关系。因而，叙事视角的处理对小说艺术是非同小可的问题。寻找多样的视角，成为现代小说的艺术追求之一。不管叙述者是作者还是别的角色担任，这个叙事视角无疑是由作者确定的，因而作者的创作心理定势无疑对他的作品叙事视角的选择起着重要的规约作用。    就像一种命定的安排，20世纪湖南文学是由《猛回头》的泣诉和呐喊开端的：    俺也曾，洒了几点国民泪，俺也曾，受了几日文明气，俺也曾，拨了一段杀人机，代同胞愿把头颅碎……走遍天涯，哭遍天涯，愿寻着一个同声气。拿鼓板儿，弦索儿，在亚洲大陆清凉山下，唱几曲文明戏。    拿鼓板，坐长街，高声大唱，    尊一声，众同胞，细听端详……《猛回头》的这个开头所表现的政治情结、革命精神、忧患意识、经世原则以及统摄全局的叙事观点、叙事方式、叙事语态，纵贯20世纪湖南文学史，构成20世纪湖南文学的一种占主导地位的审美形态。这个开头是一个世纪文学的开头，是一个世纪的文学的定型定调。我常常产生着一种幻觉，世纪之初的这个叙述人，他那么高大地站立着地忧心如焚的叙述，是面对一个世纪的叙述，他已不仅仅是“坐长街，高声大唱”，他是在百年历史的驿道上横槊豪唱。当我清醒时抑或是糊涂时，当我瞻望未来抑或回顾历史，常常会听到蓦地从半空间传来“拿鼓板，坐长街，高声大唱，尊一声，众同胞，细听端详”这一响彻一个世纪的呐喊和诉说之声，尤其是在世纪的最后一个年头，这幻觉常常震颤着我的心魂。    当我检阅这一个世纪湖南文学的文本时，我发现我的感觉，或许说一种心灵的感应是没有错的。在下面展开对具体文本的剖析时，我们首先检索一下湖南作家的文学观念、审美观念，使我们先有一种理性的辨识。为了更有说明力，我取这些作家在文学生涯开始时就具备的一种观念，有意地排除从1942年至1976年这一全局性的文学政治化、意识形态化的时期这些作家关于文学观念、审美观念的表达，以说明这些作家的观念是自己意志的表达，是在一种较为自由的境况下的思想表达，是由文化积淀所形成的创作心理定势的表露。    陈天华有着“以笔为刃”的理想抱负；宁调元有“诗坛请自今日始，大建革命军之旗”的呐喊；被沈从文先生誉之为“中国近代戏剧运动史第一章上必须提到的名人”的欧阳予倩，少年时就“专爱高谈革命”，他说，“谭嗣同、唐才常两先生都是我祖父的门生，和我家关系最深，唐先生并是我的蒙师；我从小就知道有：《铁函心史》、《明夷待访录》、《大义觉迷录》诸书。谭、唐相继就义，那时我虽是小孩子，当然也不能不受刺激”，故他进入剧坛就演出“警醒国人”的《黑奴吁天录》，1913年他创作的第一个话剧剧本《原动力》，就是揭露当时的腐败政治之作；丁玲在1932年写的《关于创作上的几条具体意见》一文中提出，“不要使自己脱离大众，不要把自己当一个作家。记得自己就是大众中的一个，是在替大众说话，替自己说话”；周扬在1933年写的《文学的真实性》一文中说，“只有站在革命阶级的立场，把握住唯物辩证法的方法，从万花缭乱的现象中，找出必然的、本质的东西，即运动的根本法则，才是到现实的最正确的认识之路，到文学的真实性的最高峰之路”；周立波则在1935年发表的《文艺的特性》一文中说，“一切文学都浸透了政治见解和哲学思想”，“一切文学史上有名的作品，不论是浪漫的或写实的，甚而至于‘古典主义’的，都有浸透着政治及一切意识形态的特质”；田汉在20年代初为南国电影剧社写的启事就宣称“以纯真之态度借Film(电影)宣泄吾民深切之苦闷，努力不懈，期于大成，略述所怀以召同志”；叶紫在《自序》中说他的作品“只有火样的热情，血和泪的现实的堆砌”，在《我怎样与文学发生关系》一文中又说他的创作“只是老老实实地想把我的浑身的创痛，和所见到的人类的不平，逐一地描画出来；想把我内心中的郁积统统发泄得干干净净”；肖三被称之“政治诗人”，在他认为可作他的诗集的序言的《希望》、《诗人，起来!》、《我的宣言》等诗里，一再表达他的文学观念，他认为“诗人，诗歌可比子弹和刺刀”。到了80年代，湖南的作家们的文学观念还是与他们的前辈一脉相承。古华说他的《芙蓉镇》是“寓政治风云于风俗民情图画，借人物命运演乡镇生活变迁”；韩少功说，“作者必须很讲求政治功利——这个命题曾一度是革命文学的宗旨。文学离不开政治，当代的政治与人们生活的联系日趋紧密，想完全超脱政治岂不是疯人呓语?……我写《西望茅草地》和《回声》等，主要动机十分明确，希望由此配合党和人民所进行的政治改革，歌颂真理，抨击时弊，紧紧盯住政治不放。形式的选择，也基本上是从有利于政治宣传这一考虑出发。我以为这是完全必要的，也为自己能尽微薄之力而欢欣”；王跃文则说他的作品是为“人民和历史”“提供一把把试验单，一张张透视底片”；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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