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虑20世纪》章节试读

《思虑20世纪》的笔记-第2页 - 序

我在咖啡馆里用热水洗一遍手，然后到托尼的公寓里再洗一遍：托尼的病况使他饱受冰冷之苦，我希望能握一握他的手。这个细节非常动人T_T

《思虑20世纪》的笔记-第297页 - 第7章 统一体与碎片：欧洲史学家

我认为忽视过去并不是我们最大的危险；当前特有的错误是对它的无知引用。这些意在帮孩子和学生们形成他们自身判断的所谓批判方法，其实是弄巧成拙。它们种下的是混乱而非洞见，而混乱乃是知识之敌。

《思虑20世纪》的笔记-第26页 - 第1章 此名依旧：犹太质询者

斯奈德：我始终觉得，犹太裔波兰人（Jewish Poles）、波兰的犹太人（Polish Jews）和身为波兰人的犹太人（Jews who are Poles）存在着一个规模问题，这也是波兰人整体上存在的一个问题，即它是一个中等大小的国家，因此，其存在让人大为尴尬，与此同时，其他人又令人不快地对其视而不见。
朱特：除这一点外，波兰人和犹太人还有很多共同点。这里面有一种波兰—犹太式的习性——波兰人和犹太人共有的习性——他们觉得，除非夸大自己的中心地位，否则你始终存在被边缘化的危险。在诺曼·戴维斯（Norman Davies）的欧洲（Europe）一书中，欧洲概览图便被调整到华沙刚好位居正中。而且事实上，在戴维斯有关欧洲的论述中，波兰成功地成为其自身历史和其余一切的中心。这在我看来显然是愚蠢的：波兰根本不是什么中心，而且在欧洲历史的大多数时候也从未成为过中心。
但犹太人也是这么做的：比如，他们将自身的历史置于20世纪及其意义的中心。我们很难——尤其是在美国教书时——跟人清楚地讲明，大屠杀在“二战”中跟人们关切和决策的重心相距何其遥远。我并不是指它在当时不重要，更不是说它在今天不重要。但要想对不久前的过往做个公正的论述，便不能优先考虑我们自身的伦理或社群。残酷的现实是，犹太人、犹太人的苦难和犹太人的灭绝对当时的大多数欧洲人（犹太人和纳粹除外）而言并非他们首要关心的问题。我们今天作为犹太人和人道主义者而赋予大屠杀的中心地位，是几十年之后才出现的。
斯奈德：不过在某个重要意义上，波兰确实是一切的中心。就我们关切的犹太人的生存而言，欧洲历史经历了三个阶段。中世纪的中心显然在中西欧。接着发生了大瘟疫和对犹太人的驱逐，在这之后，犹太人和犹太人的生活向东迁移到了波兰—立陶宛联邦（the Polish-Lithuanian Commonwealth）和奥斯曼帝国。最后是现代——我们可以说它始于18世纪末的法国革命和对波兰的瓜分——其结果是，生活在加利西亚的很大一部分欧洲犹太人第一次处在了哈布斯堡王朝的统治秩序。他们的子孙迁往摩拉维亚（Moravia），并最终到达维也纳，他们在那里创造了欧洲的现代主义。我们所一直讨论的正是这些人，正是他们发明了许多我们正在使用的概念，所以在任何有关犹太人的融合、同化和对现代性的参与的讨论中，我们都不得不从波兰开始。
朱特：你若是将时钟停在1939年，那我没有什么可反驳的。这一叙事和其意义必须跟着一进程——以说波兰语的欧洲犹太人的都市化和解放为顶点——以及该叙事对整个欧洲的影响相匹配。那么之后发生了什么？波兰被粗暴地挤出了画面：先是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又由于共产党的接管，接着又由于在之后的几十年中人们对发生在犹太人身上的一切的日益了解；对记忆的这种还原和对犹太人苦难回忆的日益敏感，不仅降低了波兰在犹太叙事中的地位，而且对其进行了负面的根本性重构。波兰，这一犹太人曾经的祖国，如今成为了犹太人毁灭的旁观者和偶尔的参与者。
在我看来，这一阴郁的图景笼罩着波兰犹太人的历史：它开始于20世纪30年代，并可追溯到几个世纪之前。如此所浮现的波兰——毫无疑问，这也是我自小在家中耳熟能详的那个波兰——是个对犹太人来说十分糟糕的地方。犹太人的历史由此成为了一个地理上获得解放的前瞻性叙事：逃离错误的地方和寻找更好的家园。在这一现代叙事中，更好的家园可能是西欧、加拿大、美国或更成问题的以色列。但它从来不是东欧。相反，错误的地方几乎总是位于一个真实的或（更经常地是）想象的东欧，它涵盖了从莱塔河（the Leitha）到布格河（the Bug）之间的区域。这一版本的犹太人受害的地理与早先的论述已如此彻底地叠合在一起，以至于我们很难再将它们分开。
斯奈德：我认为这完全正确。不过我试图要做的是将你关于犹太人历史的两条线索衔接起来，即地方性的东欧与世界主义的中欧。
我们再来看世纪末的维也纳那种静止的、跟不上步伐的犹太人生活的图景。这是我们在茨威格、罗特和休斯克那里获得的美丽肖像。你顺着犹太人所取得的成就看取，你会看到某种有触感、坚固和连贯的东西，然后你等待它的破碎，因为你知道它就要破碎。蛋挞没有那么牢固和连贯过。这些犹太人跟摩拉维亚只有一代人的距离，跟加利西亚也只隔着两代人，因此离18世纪末毁灭的那个更古老的波兰世界一点儿也不远。
这一解释所做的是将19世纪末的那一代犹太青年给具体化，他们与其说继承了这个维也纳世界，不如说实际上创造了它。他们在暮年之时谦逊地将他们的成就归为历史的功劳，而不是抱怨历史破坏了这些成就。伟大的历史学家艾瑞克·霍布斯鲍姆有关其20世纪20年代在维也纳度过的童年和青年生活的评论令人印象深刻：他写道，你感觉就像悬在一个已遭毁灭的世界与另一个行将诞生的世界之间。

《思虑20世纪》的笔记-第390页 - 第9章 平庸之善：社会民主主义者

斯堪的纳维亚的经济计划跟英国的比起来，更多的是指示性的，而更少管制性，它更关心的是努力将私人投资引向特定方向。法国的计划是集中化和指示性的，它尤为关心无须直接的强制实施而得到某些种类的产出。战后联邦德国的社会经济政策要更为地方化，或得到地方化行动的支持。国有化在联邦德国远不如在英国那么重要。意大利人则借助庞大的伞状组织，如伊利（IRI）、埃尼（ENI）等，或南方基金（the Cassa del Mezzogiorno），来将公共资金引入特定的区域性目标。所以“计划”有着许许多多不同的含义。p390所以我们未来20年所面临的抉择并不是资本主义vs.共产主义，或历史的终结vs.历史的回归，而是“基于集体目标的社会凝聚性政治”vs.“恐惧的政治对社会的腐蚀”。p428如果我们审视过去20年的历史，便会看到全然不同的东西：一个关于美国的社会和经济停滞的故事，它被极少数人的非凡机运给掩盖了，因此平均下来仍显得像在持续增长。p429

《思虑20世纪》的笔记-第147页 - 第4章 国王学院与基布兹：剑桥犹太复国主义者

如果唯有犹太人能够识别彼此这一判断是真实的话，那么美国必定长期对犹太复国主义的前提构成了挑战。毕竟，如果你可以去一个国家，在那里，久而久之，除非你希望他人知道，不然人们不会意识到你是犹太人，那么我们便已经实现了同化主义者的一个伟大雄心。在这一状况之下，我们为什么还需要以色列？我那些信奉犹太复国主义的老师们对这些悖论有一个答案：即便异教徒喜欢你，将你当作他们中的一员，你也不会喜欢你自己。事实上正是出于这一原因，你会更不喜欢你自己。你会找别的办法来申明你独一无二的犹太性。而同化的代价是，你所申明的犹太性是乖谬的、不健康的。
有时候，我觉得这些犹太复国主义者有他们的道理。50年代的人宁愿继续睁只眼闭只眼……那时候以色列就像一个远方亲戚：你会充满深情地提到他，也会定期给他几张生日贺卡，但如果他来拜访你，并逗留过久，你就会觉得为难并最终懊恼了。

《思虑20世纪》的笔记-第437页 - 跋

20世纪的教训、记忆和成就是什么？哪些东西留存下来了，又有哪些需要挽回？围绕着这一问题的是，当代人和研究者们都认为20世纪如今已成过往：这是一份最好忘却的关于独裁、暴力、专制与压迫的污秽记录。人们称21世纪会更好一些——即便只是因为它将建基于某种最小国家（minimal state），一个所有人都享受到全球化好处的“扁平的世界”和不受限制的市场自由的话。
随着我们对话的展开，出现了两个主题。其一是更狭义的“专业性”主题：一份有关两位历史学家讨论新近的历史，并试图在回顾中对其加以理解的记录。但另一系列的关切层出不穷：将20世纪置诸身后，我们失去了什么？这些新近的过往中有哪些是最好被抛到脑后的，又有哪些是我们期望挽回并用于建设一个更好未来的？这些都是更为介入性的论辩，在这里，当代关切和个人喜好都必然会闯入学术上的分析。在这个意义上，它们的专业性更弱，但同样重要。其结果是一系列颇为热烈的交流：这是我所能期望的最好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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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谈论”的是20世纪。但为什么是一个世纪？简单地将这一概念斥为老生常谈，并根据其他因素——经济创新、政治变革或文化变迁——来重订我们的纪年表，这是很有诱惑力的。但这有一点点不诚实。正因为它是一项人类的发明，所以按十年或百年来编排时间在人类事务中至关重要。人们很看重转折点，结果这些转折点便赢得了某种重要性。
有时候，这纯属机缘巧合：17世纪的英国人清楚地意识到了从16世纪到17世纪的转变，因为它恰好是伊丽莎白女王驾崩、詹姆士一世登基之时——在英国政治中，这是一个真正意义重大的时刻。1900年也大抵如是。尤其对英国人来说是如此——1900年后不久便是维多利亚女王的驾崩，后者在位64年，并以其名字定义了一个时代——不过对法国人来说也同样如此，他们敏锐地觉察到了文化的变迁，这些变迁本身共同形成了一个时代：世纪末（the fin-de-siècle）。
但即便没什么特别的事情发生，事后看来，这些世俗的里程碑也几乎总是形成了一个参照点。当我们提到19世纪时，我们清楚自己所谈论的是什么，这正是因为这一时代呈现出一些独有的气质——并远在其结束之前便已如此。没有人认为，世界在“1800年左右”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但到了19世纪60年代，当时的人便十分清楚，是什么让他们的时代区别于他们18世纪先辈的时代——而这些区别对人们理解他们的时代来说变得至关重要。我们必须加以认真对待。
那么，20世纪究竟是什么样子？我们能够对之说些什么——或如据传的周恩来关于法国大革命的妙评，现在还为时过早？我们不能迟迟不做回应，因为20世纪被贴标签、阐释、援引和抨击要多于任何一个世纪。新近关于它的最知名论述——著者为艾瑞克·霍布斯鲍姆——将“短暂的20世纪”（从1917年的俄国革命到1989年的苏联解体）形容为一个“极端的年代”。这一关于20世纪诸多事件的颇为阴郁——或至少发人深省——的解释回荡在许多年轻历史学家的作品当中：马克·马佐尔可以说是一个代表性例子，他将其关于欧洲20世纪的论著取名为“黑暗大陆”。
对一段令人毛骨悚然的记载所做的这样一种可信概括，其问题恰恰在于，它们太执拗于人们在当时对这些事件的经历。这个时代始于一场灾难性的世界大战，并终于这一时代大多数信仰体系的瓦解：事后看来，我们很难期望有何救治的良方。从亚美尼亚大屠杀到波斯尼亚大屠杀，从斯大林的崛起到希特勒的覆灭，从西方前线到朝鲜前线，20世纪是一个不间断的关于人类不幸和集体苦难的故事，我们从中吃了一堑长了一智。
但如果我们不以一段恐怖叙事作为开始，那会如何？事后看来，且仅仅事后看来，20世纪见证了人类一般境况的显著改善。医学发现、政治变革和制度创新的一个直接后果是，世上的大多数人都比1900年的任何人的预期寿命更长，也更健康。他们也更为——从我刚写的那部分内容来看，这可能显得有些怪异——安全，至少大多数时候如此。
这或许可被视为这一时代的某种矛盾性：在许多业已成立的国家里，生活得到了显著改善。但由于国家间冲突的空前高涨，与战争和占领相关的风险也急剧增强。因此从一个视角来看，20世纪只不过延续了19世纪所引以为豪的进步与发展。而从另一个视角看来，这是向17世纪——在《威斯特伐利亚条约》（1660年）让国际体系稳定了长达两个半世纪之前——国际无政府主义和暴力的令人沮丧的回归。
事件呈现在当时人面前时的意义，与我们今天看待它们的方式似乎有极大的不同。这可能听起来很明显，但实际则不然。俄国革命和之后共产主义向东西两个方向的扩张，铸就了一种强有力的必然性叙事；在这一叙事里，资本主义注定要失败——不管是在不久的将来，还是某个未经明确指明的时刻。即便是那些对这一前景感到绝望的人，在他们看来，这似乎也绝非没有可能，并且其影响塑造了这个时代。
这是我们很容易便能理解的——1989年尚未遥远到我们已然忘记，共产主义的前景对那么多人来说曾是如此可信（至少在他们经历过之前是如此）。我们已经完全忘却的是，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那些年里，最有望替代共产主义的并非自由资本主义的西方，而是——特别是意大利形式的法西斯主义，它强调了威权统治与现代性之间的关系，同时公开抛弃（直至1938年）了纳粹版本的种族主义。到“二战”爆发时，认为选择法西斯主义还是选择共产主义是最重要的问题——自法西斯主义成为强有力的竞争者之后——的人，比我们今天所愿意承认的数量要多得多。
由于这两种形式的极权主义如今都已经（在制度上，如果不是在智识上的话）烟消云散了，我们很难回想起某个时刻；在那时，跟为它们所共同鄙视的宪政民主比起来，它们更有望获得成功。而这样的文字则无迹可寻，即宪政民主会赢得人心，更不用说赢得战争了。总之，虽然我们可以正确地认为，20世纪被暴力的威胁和意识形态上的极端主义给主宰了，但除非我们明白这些极端主义吸引了比我们所乐意承认的多得多的人，否则我们便无法理解20世纪。自由主义最终取得胜利——尽管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在各个不同制度基础上的重建——是真正意料之外的时代发展之一。自由主义——与资本主义一样——证明了它惊人的适应能力：其何以如此，正是本书的主旨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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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非历史学家来说，亲身经历过人们所叙述的这些事件似乎是有好处的。时间的流逝造成了许多障碍：物证可能不足，我们主人公的世界观对我们来说可能很陌生，而习以为常的范畴（“中世纪”“黑暗时代”“启蒙”）给人们的误导可能比解释更多。距离也会成为一种障碍：对语言和文化缺乏了解，即便最勤奋者，也会被引入歧途。孟德斯鸠笔下的波斯人或许对一种文化的理解比当地人更为深入，但他们也并非永不犯错。
然而，熟悉也有自己的困境。历史学家可能会让传记性的洞见影响其冷静的分析。我们被教导说，学者应与其作品保持距离，而且大体上这是审慎的建议——看看当历史学家变得比历史更为重要（至少在他自己眼里如此）时会有何后果。但我们都是历史的产物，都带着我们自身一生中的偏见和记忆，而且有时候这些偏见和记忆会派上一些用场。
以我自己为例，我出生在1948年，是我近年来一直撰写的这段历史名副其实的同代人。我至少亲身观察到了过去半个世纪里的一些最有趣的事件。这不能确保拥有一个客观的视角，甚或更为可靠的信息，但它有助于提供某种鲜活感。在场需要一定程度的介入，这是不带感情的学者所缺少的：我认为这就是人们在形容我的作品“自以为是”（opinionated）时所指的意思。
这又有何妨？一个没有自己观点的历史学家（或事实上任何人）不会太有趣，而且如果一位作者在论述自身时代的著作中对人和主导性观念没有主观的看法，这也着实怪异。一本自以为是的著作与一本为作者偏见所扭曲的著作之间的区别在我看来是：前者承认其看法的根源和性质，且并不佯称绝对的客观。就我自己来说，无论在《战后欧洲史》还是在更晚近的回忆性文章中，我都小心翼翼地将自己的视角立基于我所出生的时代和环境：我的教育、家庭、阶级和世代。这些都不应被理解为一种解释，更不是对与众不同的阐释的一种辩护；它们只是给读者提供一种对它们进行评判和情境化的手段。
当然，没有人完全是自己时代的产物。我自己的生涯便时而紧跟思想和学术的动态，时而与之偏离。由于成长于一个马克思主义家庭，我很大程度上对我同时代左翼人士的狂热无动于衷。在以色列所待的近两年时间——投身于犹太复国主义——让我只是间接受到了60年代的一些狂放热情的影响。我很感谢蒂姆揭示了这些变化：它们于我而言颇为朦胧，而且我承认事实上在此之前自己也很少加以留意。
在剑桥——在观念史和英国史学史领域，这里是新学术的温床，但在当代欧洲史领域，它基本上已奄奄一息——对法国史的研究，让我学会了摸索自己的研究路向。其结果是，我从未像那些跟剑桥的约翰·普拉姆（John Plumb）爵士或牛津的理查德·科布共过事的同龄人那样，成为某个“学派”的一部分。因此我自动地成为了我天然感到亲和的那一类人：对专业化的学院史学界来说，我差不多是个局外人。
这有一些弊端，正如从外部加入一群社会——学院精英也有一些不利之处。其一是始终对“局内人”抱有一些怀疑，包括他们的文献、方法和传承的做法。这被证明在美国更为不利，在那里，专业上的因循守旧比在英国更受尊崇。在伯克利和其他地方，我常常被人追问，对我年轻的同行们为之倾倒的某某著作有何看法，而我只能坦诚自己从未听过：我从未借助“该领域的文献”来开展研究。相反，这些同行们会惊讶地发现我正在读政治哲学，而我正式的“职位”却是社会史。在我还年轻的时候，这让我很没安全感，而到了中年，它却成了一种骄傲。
回顾过去，我很高兴自己坚守历史的领地，而拒绝了从小到大各位老师们劝我成为一名文学或政治学的研究者的诱惑。与历史有关的一些东西——强调通过时间来解释变化，以及主题的开放性——在我13岁时吸引了我，且迄今依然。当我最终找到时间来写一部关于我自己时代的叙事史时，我十分确信这是理解它们的唯一方式，今天依然如此确信。
一位在剑桥给我授过课的老教师曾因为我迷恋自然界和地质的构造（我当时正在研究普罗旺斯的社会主义，并对风景和气候的重要性很感兴趣）而对我横加训斥。“地理，”他告诉我说，“是跟地图（maps）有关。而历史是跟伙计们（chaps）有关。”这句话我从未忘记，既因为它不言而喻是正确的——我们塑造了我们自身的历史——也因为它如此明显是错误的：我们不能将塑造这段历史所置身的背景视为既定的，它需要全面和深情的描述，在这里面，地图可能扮演核心的角色。
事实上，地图与伙计的区别，虽然不言而喻是真实的，但也是误导性的。我们都是地图的产物，无论是真实的还是隐喻性的。我童年时的地理——我去过的地方，见过的事物——对我个人的塑造不逊于我的父母或老师。我青年和少年时的“地图”同样十分重要。其独特的既犹太又英伦的特质，20世纪50年代的伦敦南部——仍弥漫着爱德华时代的习俗（mores）与社会关系的气息，在那里，地域是如此重要（我来自普特尼，而非毗邻的富勒姆）：若没有这些坐标，后续的事情便难以解释了。60年代的剑桥，及其贵族义务（noblesse oblige）与精英向上流动的混合；70年代的学术界，衰败中的马克思主义与个人化的狂热之间不稳定的结合：这一切都是我的著作和后来学术轨迹的背景，任何有兴趣了解这些的人很可能发现，那幅地图是个可用的指引。
我若是没有写过十几本著作和数百篇特立独行的文章，可能还会担心，这些对话和反思不过是无足轻重的唯我论。我还没写过自传，尽管最近几个月里我发表了回忆录的一些梗概，而且我仍然十分确信，对历史学家来说，恰当的默认模式便是修辞上的隐身。不过在得到鼓励而透露了我个人的些许过往之后，我承认这对理解我个人在关于其他过往的研究上的贡献很有帮助。希望其他人也有同感。

《思虑20世纪》的笔记-第69页 - 第2章 伦敦与语言：英国作家

因此布伦特（Anthony Blunt）尽管是一名间谍、共产主义者、伪君子、说谎者和一个可能对英国特工的身份暴露和死亡负有责任的人，但在他的一些同行看来，他并没有犯下什么严重到可以正当剥夺他在皇家科学院的院士资格的罪行。那些在美国犯有为莫斯科从事间谍活动罪的人所背负的污名，这些剑桥间谍从未背负过。……甚至正好相反，他们的行为在大众眼里已经被浪漫化了；不过最重要的是，他们因为其英国统治阶级的出身而受到了保护。苏联间谍“剑桥五杰”(the Cambridge Five)在某种程度上幸运的是，他们无法战胜自己的出身，不管他们对自己的政治立场和生活做了什么样的选择。这只不过进一步证明了间谍出生于英国之幸运，至少在20世纪是如此；与那几十年中的几乎其他任何地方相比，英国是一个可以对其进行背叛或批评的安全国家。智识上的介入，甚至在从事间谍活动时，所带来的风险似乎比海峡对岸和大西洋对岸都远远要小。

《思虑20世纪》的笔记-第440页 - 跋

以我自己为例，我出生在1948年，是我近年来一直撰写的这段历史名副其实的同代人。我至少亲身观察到了过去半个世纪里的一些最有趣的事件。这不能确保拥有一个客观的视角，甚或更为可靠的信息，但它有助于提供某种鲜活感。在场需要一定程度的介入，这是不带感情的学者所缺少的：我认为这就是人们在形容我的作品“自以为是”（opinionated）时所指的意思。
这又有何妨？一个没有自己观点的历史学家（或事实上任何人）不会太有趣，而且如果一位作者在论述自身时代的著作中对人和主导性观念没有主观的看法，这也着实怪异。一本自以为是的著作与一本为作者偏见所扭曲的著作之间的区别在我看来是：前者承认其看法的根源和性质，且并不佯称绝对的客观。

《思虑20世纪》的笔记-第297页 - 统一体与碎片：欧洲史学家

托尼·朱特谈历史与历史学家
1
斯奈德：我想问问你，历史知识和一种对当代政治的意识之间有什么样的关系。认识历史的一个理由是，你可以避免某些错误。
朱特：事实上，我认为忽视过去并不是我们最大的危险 ；当前特有的错误是对它的无知引用。拥有政治学博士学位，且担任过斯坦福大学教务长的康多莉扎·赖斯（Condoleezza Rice），曾援引美国对战后德国的占领来为伊拉克战争辩护。究竟对历史多么无知，才会做出这样一个类比？假定我们要想为当前的公共行为辩护，就必须要利用过去，那么真正认识历史的理由便是无法回答的。国民越是见多识广，就越不可能被欺骗说要为了当前的错误而滥用过去。
对一个开放社会来说，熟知其过去是极为重要的。操控历史是20世纪的封闭社会——无论是左的还是右的——的一个共同特征。操纵过去是最古老的知识控制形式：如果你掌控着对过去发生之事的解释（或纯粹是欺骗）权，那么现在和将来便任凭你摆布了。所以，确保国民对历史的了解，纯属民主的审慎。
在这里，我担心的是“进步”史学的教诲。在我们小时候——当然，是我小时候和我设想的你小时候——历史便是一堆信息。你是以一种连续而有条理的方式——通常按照一个年代顺序——来学的。这一训练的目的是给孩子们提供一幅他们所继承的世界——在时间上回溯性——的精神地图。谁要是坚持认为这一方法是不加批判的也没有错。但用过去只是一系列需要纠正的谎言和偏见——譬如是一些有利于白人和男性的偏见，是关于资本主义或殖民主义的谎言，等等——这样一种直觉，来取代堆砌史料的历史，则是一种更严重的错误。
你不能这么来教孩子们美国史：人们普遍认为内战跟奴隶解放有关，但哈哈！我可以向你们保证，它实际上完全是跟别的东西有关。坐在前排的那些可怜的小家伙们都面面相觑，问道：“等等，她在说什么？什么是内战？它什么时候发生的？谁打赢了？”
这些意在——我们可以大度些——帮孩子和学生们形成他们自身判断的所谓批判方法，其实是弄巧成拙。它们种下的是混乱而非洞见，而混乱乃是知识之敌。在任何人——无论是孩童还是研究生——能够沉浸于过往之前，他们都必须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件的前后经过和产生的后果。相反，我们却培养了两代彻底丧失共同参照系的公民。结果，他们对自身社会的治理做不了什么贡献。历史学家的任务——如果你愿意这样来思考的话——在于提供知识和叙事的维度，没有这一维度，我们无法成为一个完整的公民。如果存在一种历史学家的公民责任的话，那么这就是了。
2
斯奈德：历史和记忆是否有亲缘关系？它们是盟友还是敌人？
朱特：它们是同父异母的姐妹——因此，她们相互憎恨，但同时又有着足够多的共同点，使她们无法分离。而且，她们的争吵局限于一份她们既无法放弃又无法分割的遗产。
记忆更年轻，也更有魅力，她更容易引诱别人和被人引诱——因此她交游更广。历史则是姐姐：有点儿消瘦、朴素和严肃，她喜欢回避而不是参与无聊的闲谈。因此，她是一位政治上的壁花（wallflower），一本留在架子上的书。
如今，有许多人——出于一片好心——模糊和混淆了这对姐妹。比如，我想到一些犹太学者，他们援引犹太人长期以来对记忆的重视：记住（zakhor）。他们强调，一群无国籍者的过去始终有被他人出于自身的目的而加以记录的危险，因此记住过去是犹太人义不容辞的责任。这话不错，我自己也颇有些同感。
但在这一点上，记住过去的责任和过去本身被搞混了：犹太人的过去和那些适用于集体记忆的东西混为一谈了。因此，尽管有几代犹太历史学家的杰出工作，但关于犹太人过去的选择性记忆（苦难、流放和受害）还是和对共同体的回忆性叙事融为了一体，并成为历史本身。你可能会惊讶于在我认识的受过教育的犹太人中，居然有那么多人相信他们的“国家故事”，这表现为，就算告诉他们关于美国、英国或法国的类似的神话，他们也始终不以为然。
这些神话如今作为对以色列国的公开辩护而被列进了官方记载当中。这并不是什么独一无二的犹太式缺点：像亚美尼亚这样的小国，或像希腊、塞尔维亚和克罗地亚等那样的现代巴尔干国家，都是在类似的神话叙事的基础上应运而生的。这里所牵涉到的敏感之处在于，这使得还原真实的历史变得几乎没有可能。
但我深信历史与记忆之不同，也深信让记忆来取代历史是危险的。历史不可避免地体现为一种记载，它无止境地对新旧证据进行重写和重新检测，而记忆则适用于公共的、非学术性的目的：一个主题公园，一座纪念馆，一座博物馆，一幢建筑物，一套电视节目，某个事件，某个纪念日和一面旗帜。这种对过去的记忆性呈现必定是片面的、粗线条的和有选择性的；编排这些记忆的人迟早得告诉人们片面的事实，甚至是彻底的谎言——有时是出于善意，有时则不然。但无论是哪一种情况，它们都不能替代历史。
因此，华盛顿大屠杀纪念馆里的展览并不是对历史的记载或为历史服务。它是被有选择地挪用的记忆，被应用于一个值得称道的公共目的。在抽象层面上我们可能会予以认可，但至于结果，我们就不要自欺欺人了。如果没有历史，记忆便容易遭到滥用。但如果历史是第一位的，那么记忆就有了一个它可以发挥作用并得到评判的模板和向导。那些对20世纪史有过研究的人可以参观一下大屠杀纪念馆，他们可以思考呈现给他们的都是什么，在一个更大的背景下对之加以评判，并带给其一种批判性的智慧。在这一点上，该纪念馆服务于一个有用的目的，它将它所记载的记忆跟观众头脑中的历史并置在了一起。但那些仅仅知道正被展示的东西的观众便（且大多数时候如此）处于不利地位：由于切断了跟过去的联系，他们被填鸭式地塞进了一个他们没有能力做出评判的说法。
3
斯奈德：我想知道，是否历史学家的职责便在于拒斥那种彻底的行动自由的要求，这种自由事实上伤人伤己，并为政治上的不自由铺平了道路。有一些东西——即障碍——是我们都需要知道的。就像房间里的家具。
朱特：我不敢苟同。你我并不是给房间布置家具的人——我们只是给它贴标签的人。我们的职责是告诉别人：这是一张木结构的大沙发，而不是一张塑料桌子。如果你认为这是一张塑料桌子，那么你不仅犯了一个分类错误，也不仅每回碰到它时都会伤到自己，而且你是在以错误的方式使用它。你会在这个房间里生活得很狼狈，而你没有必要在这个房间里生活得如此狼狈。
换句话说，我深信，历史学家在这里并不是要重述过去。我们给过去重贴标签，不是因为我们对如何看待“家具”这个门类有了新的想法；我们这么做是因为我们认为，我们对正在探讨的家具属于哪一类别有了一种更深的理解。一件被标为“大橡木桌子”的家具可能并不总是这样来标记。必定有那么一些时候，它对人们来说意味着另外的东西：比如橡木在过去可能是它如此毋庸置疑的那一部分，因为每一样东西都是橡木做的，没有人会专门提到。但现在，橡木更常被人谈到，因为这是一种不寻常的材料。所以我们正讨论的是一张大橡木桌子，我们的职责便是标明重点。
斯奈德：我想你是对的，这是给家具贴标签。或者，它也许更像是通过留线索来开辟道路。你知道的，有点儿像在欧洲的公园里，这些路都是有指示牌的。有人已经过去了，他们在每第50棵树上标了个红色的叉或一个绿色的圈。如果你是顺着标有绿圈的那条路走，那你就跟着这些树，以此类推。无论你是否喜欢，这些树都一直在那里，但这些路却是被创造出来的：那里可能还有其他的路，也可能无路可走。但如果没有某条路，你就无法看见森林。一定要有人在那里标明去路。
朱特：我喜欢这个比喻，只要我们将其理解为是由我们来标明去路的话，但我们无法强迫人们接受它。
斯奈德：有无数条路可以通过这片森林，有实际的，也有潜在的，有标好的，也有没标好的。过往塞满了东西。但如果你不找条路穿过它，而只是盯着地面寻找驻足之处，那你就没法欣赏这些树。
朱特：我可以卖弄一点儿说，我们应当这样来考虑：首先是教人们认识树木。要是人们不知道树是什么，他们就不应当踏进森林，即便有了已经标好的路。接着你教他们，许多树一起组成了一片森林。然后你教他们，看待森林的一种方式——但还有其他方式——是把它视为一个能包含许多条路的地方。
接下来，在你承认还有其他路——尽管在你看来那些路不太令人满意——的同时，指明你（历史学家）觉得哪一条路是穿越这片森林的最佳路径。只有在那时，你才有可能自由地将这些路径给“理论化”：它们是不是为人类的创造物，它们是否扭曲了森林的“自然”面目，等等。我的担忧是，我们越来越多的年轻同行已对单纯的对树木的描绘感到厌倦了，他们从教导路的成因中得到了最大满足。

《思虑20世纪》的笔记-全文 - 全文

20世纪30年代奥地利瓦解之后的四分之三个世纪：凯恩斯与哈耶克的对决
凯恩斯：为获得稳定干预
哈耶克：经济计划导致政治独裁，不要干预－－》 芝加哥经济学派
弗洛伊德和马克思的叙事中关键性因素“只要过程本身正确，结果必会成功
最先出现的是宪政、法治和分权。民主几乎总是最后出现
希腊人便知道，民主不太可能亡于极权主义、威权主义或寡头政治的吸引力，而更可能亡于自身的堕落
知识分子是为了填补出现在民主的两个部分——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空间
社会越是民主，真正的知识分子的影响便越是有限。（小圈子）
福利国家构建的高明之处在于，主要的收益者是中产阶级
中国借钱给美国政府，维持美国经济的运转，并把美元塞进美国人的口袋，这样他们就能出去购买中国制造的商品了

《思虑20世纪》的笔记-第207页 - 第5章 巴黎、加州：法国知识分子

巴黎是清谈之所，而西班牙则是当去之处。跟许多最优秀的左派思想家一样，奥威尔和库斯勒都去了西班牙。但为什么西班牙在1936年变得如此重要？部分原因是，对大多数观察家来说，这个国家正依循着一个我们已经熟悉的模式：这是一个处在法西斯——或至少是反民主——力量威胁之下的民主共和国。在西班牙的例子中，我们所说的这些反民主的力量都是明显的反动派：军队、地主和教会。地主格外——从他们的观点来看，也是合情合理地——感受到了获胜的人民阵线联盟的政策给他们带来的威胁：对中等规模的农场征收累进税，以及大谈土地集体化。这对南方新政府的支持者来说很有吸引力，但对中西部的小业主来说就不是那么一回事了。因此在那些年里，将潜在的中间选民推向右派，左派负有部分的责任。但1936年西班牙的核心事实显然是那场针对民选政府的军事政变。从历史上看，这是一场相当传统的西班牙政变，在这场政变中，军队跟以往一样，声称他们的一言一行都是为了国家，是为了反对一个背叛了国家利益的政治阶级。但这一次，军队和政治家之间的内战被并入了一系列的国内冲突和地方内战，它们的每一方都因为跟国家层面的分裂的联系而被激化了。因此，西班牙的冲突变成了一场欧洲的思想、政治和军事的冲突，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国外对它的重述：是共产主义反抗法西斯主义，工人反抗资本家，而非加泰罗尼亚反抗马德里，南方的无地工人反抗西部拥有土地的乡村中产阶级，或坚定信奉天主教的区域反抗大体上反教权的区域。西班牙共产党人自称扮演着核心角色，而事实上他们起初处于十分边缘的位置；地方的社会主义者和中央的共和军都竞争不过他们——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迫切地需要一切可用的支持，他们也就更处于下风了。

《思虑20世纪》的笔记-第3页

我只是想当然地认为，一些经久不衰的东西出自对话。

《思虑20世纪》的笔记-第334页 - 第8章 责任的年代：美国道德家

你的参照系越是宏大，你所把握的细节和地方性知识就越为薄弱——这也是为什么探究事情原委的最佳人选通常不是知识分子，而是记者。你没法在成为一名具有“全球视野”的人的同时，仍希望保有常规的、实地（on-the-ground）的知识。但人们很难一直对缺少这类知识的知识分子予以尊重：他们迟早会在自己的主题上原地打转——哪怕是找一个超越于它的视角也好。总之，无话不谈者会面临无力谈论任何话题的危险。智识活动跟诱惑有点儿相像。如果你直奔目标，几乎肯定不会成功。在大多数地方，令人不快的真理通常是，你被骗了。而知识分子的职责便在于揭示真相；揭示真相，然后解释为何它就是真相。调查记者的职责在于揭示真相，知识分子的职责则在于，当真相尚未揭开时，解释出了什么问题。我认为，将知识分子视为启示者的危险在于，我们会再次向他们乞求宏大叙事或大道理。而道理越是重要，叙事越是宏大，他们便看起来越像我们认为自己想要的那类启示性知识分子。我认为这不是我们想要的。p345我们以为自己生活在一个全球化的世界里，但那是因为我们是从经济上而非政治上来思考。因此，我们不太清楚如何来应对那些明显不是由全球化或经济所塑造的行为。这里存在一个有趣的悖论。美国是所有发达国家中全球化最弱的。它最不容易受国际性交流、民族的国际性流动，甚或货币与贸易的国际性转移的后果的直接影响。p357社会越是民主，真正的知识分子的影响便越是有限。p365

《思虑20世纪》的笔记-第188页 - 文中略去的部分

P188页谈到权力
斯奈德：法西斯主义者可能是最后的相信权力之美的人。
朱特：的确，对他们来说权力是美的......但我想知道，对非欧洲的世界来说，你的判断是不是对的。想一想一些国家，有最明显的例证。
原文最后一句为：Think of China, after all, the most obvious case in point.
斯奈德：恐怕是一个极佳例证。
原文为：I fear that China is an excellent case in point.

《思虑20世纪》的笔记-第6页 - 序

仁慈的真理不同于批评的真理。激发起我们自己和他人心中最好的一面，既需要仁慈也需要批评，但它们无法一道出现。我们无法将这些成对的范畴中的任何一个简化为某种根本性的真理，更不用说将它们都简化为某种最高形式的真理。因而存在着多种探究真理的方式。这便是多元主义：它不是相对主义的同义词，相反是其反义词。多元主义接受不同类型的真理的道德实在性，但拒斥这一观念，即它们能够用某种单一的尺度来评判，用某种单一的价值来衡量。

《思虑20世纪》的笔记-第438页 - 跋 托尼·朱特

这个时代始于一场灾难性的世界大战，并终于这一时代大多数信仰体系的瓦解：事后看来，我们很难期望有何救治的良方。从亚美尼亚大屠杀到波斯尼亚大屠杀，从斯大林的崛起到希特勒的覆灭，从西方前线到朝鲜前线，20世纪是一个不间断的关于人类不幸和集体苦难的故事，我们从中吃了一堑长了一智。
但如果我们不以一段恐怖叙事作为开始，那会如何？事后看来，且仅仅事后看来，20世纪见证了人类一般境况的显著改善。医学发现、政治变革和制度创新的一个直接后果是，世上的大多数人都比1900年的任何人的预期寿命更长，也更健康。他们也更为安全，至少大多数时候如此。我们不能将塑造这段历史所置身的背景视为既定的，它需要全面和深情的描述，在这里面，地图可能扮演核心的角色。我们都是地图的产物，无论是真实的还是隐喻性的。

《思虑20世纪》的笔记-第116页 - 第3章 家传的社会主义：政治上的马克思主义者

1917年之后，共产党知识分子与法西斯知识分子的共同之处在于他们对世俗斗争及其有益的社会或美学后果的深切迷恋。特别是法西斯知识分子，他们将死亡同时作为战争和国内暴力的正当理由和魅力所在：从这样的混乱中将诞生一种更好的人类和一个更好的世界。在我们开始庆贺自己说出“再见了，这一切”之前，一定要记得，这种浪漫的情感绝没有被我们抛诸身后。他人的苦难再一次被证明是形成一个新世界的历史方式，并从而为那些不然将不可原谅和难以解释的事件赋予了意义。如果一位保守的美国国务卿在21世纪还可以诉诸这一番托辞，那么为何欧洲的知识分子就不能在半个世纪之前援用类似的理由？

《思虑20世纪》的笔记-第243页 - 第6章 理解的一代：东欧自由主义者

美国重回孤立；英国变成了半孤立的国家；西班牙在内部瓦解；意大利处在墨索里尼统治之下；而德国则陷入了纳粹主义；法国是欧洲硕果仅存的民主力量。斯奈德：法国人唯有在人们倾听他们或不倾听他们时才显得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