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虑20世纪》书评

回顾二十世纪

托尼·朱特是东欧犹太人移民的后代，1948年出生于英国，他的父亲为了纪念表妹，所以给他起了托尼的名字。尽管如此，他的父母并不希望他回归犹太教传统，而是适应英国的生活。不过，显然托尼·朱特显然并不会因此而遗忘他的犹太人身份，特别是他在成为历史学家之后，更是需要面对二十世纪德国屠杀犹太人的历史，这更凸显了他独特的视角。2008年，托尼·朱特因病失去了工作能力，他的同事蒂莫西·斯奈德试图通过口述史的形式，为他编撰回忆录。朱特答应了同事的请求，从2009年冬天开始，两人开始了漫长的对话，这些对话显然是对《霍布斯鲍姆自传》的致敬，无论谈论的内容，还是书的标题都很接近。但是，我们应该注意，霍布斯鲍姆是生活在二十世纪上半叶，经历过两次世界大战和俄国革命的洗礼，所以他与二战后出生，生活在冷战时代与后冷战时代的托尼·朱特，对于二十世纪有着截然不同的评价。虽然，两本书都是要反思二十世纪，但是因为两个人有着不同的人生经历，所以结论显然有着很大的差异。回到托尼·朱特的回忆录，我们会发现，由于朱特出生于1948年，相对整个二十世纪来说，已经过去了一半，而思虑二十世纪，就不能不考虑到之前的历史，因此这部书就出现朱特通过历史学来回述二十世纪上半叶的历史，而这些历史成为了他家族与民族叙事的历史背景，通过这个方式，他完成了对整个二十世纪的回顾。托尼·朱特的祖父是华沙的犹太人，不过生活在二十世纪初的东欧，犹太人的身份显然没有带来更多的好运，波兰以及东欧的居民，对于犹太人有着天然的敌意，而朱特家族不得不迁徙到东欧，朱特的父母移居到英国，而他的表妹则移居到比利时，在二战中被德国人带进了集中营。父亲朱特起了托尼的名字，就是为了纪念死去表妹。朱特的犹太身份，从此就注定影响其一生。除了犹太人身份外，还有一个历史背景，也影响到朱特对于二十世纪的思考。与霍布斯鲍姆投入到社会主义运动不同，朱特出生在冷战时代，此后不久，斯大林去世，赫鲁晓夫秘密演讲对于欧洲马克思主义运动产生了巨大的震动。西欧的共产党员在了解到斯大林清洗内幕后，纷纷脱党，甚至霍布斯鲍姆也逐渐从马克思主义积极分子，变成了同路人，而不再主动参与。受这些环境的影响，托尼·朱特对于社会主义运动就没有好感，因此在他撰写法国知识分子的时候，往往采取了雷蒙·阿隆的视角。在《责任的重负》中，他完成了对布鲁姆、加缪和阿隆的速写，对于二战后法国左派知识分子的谬误、文人气进行了批判，但是对于冷静和理性的阿隆青眼相加，认为他对于左派的批判，恰中要害。在撰写完这部书后，托尼·朱特回到了英国，接受了剑桥大学的国王学院的教职，这种幸运是在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李希特海姆阅读过上述托尼·朱特的博士论文后产生的。恰恰是这种幸运，让一位自学成才的博士成为了历史学家。这不能不说是一件幸运的事。在这里，我们不妨回顾一下朱特的读书经历。托尼·朱特在剑桥读书期间，更多是读书和讨论，与当时的老派、自由主义的英国经验主义史学家，也有对方法论十分敏感的思想史家，还有一些是属于两次大战之间的旧的左派经济史学家。这种读书和讨论，自然能够打开一个年轻人的学术视野，但是却无法帮助他构建出正确的学术研究道路。他只好自己跑到图书馆，去寻找自己认为有用的著作进行研读，并模仿书中的议题和资料之间是如何论证的。这种方法让他在法国乡间的档案馆，搜索一战后法国的出版物时，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也让他能够顺利写出博士论文，并公开发表。托尼·朱特的作品，让他在历史研究领域名声鹊起，美国的大学向他伸出橄榄枝。不过，朱特却拒绝了芝加哥大学的邀请，反而定居在纽约，在纽约大学建立了自己的研究所。在他看来，纽约更接近于欧陆的氛围，整个城市容纳了记者、艺术家、游客和当地的学者，在某种意义上，纽约的大学是融入到整个城市的氛围之中。这让熟悉欧洲知识分子的朱特更有归属感。生活在美国的朱特，自然将注意力放到了美国自身的问题上，特别是911之后，美国的反恐战争，让朱特对于美国的日常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试图探讨美国自身的价值与运作机制。这虽然，都曾经是欧洲研究的问题，但是朱特将其转移到美国，自然也不太费力气。不过，我们仍然能够感觉到他对于美国氛围的疏离，特别是对于美国话语中的犹太人及其大屠杀的话题，认为这是美国在消费这一问题，而不是对犹太人的处境有真正的感触。在跋语中，朱特显然意识到，回忆二十世纪与自传之间存在某种差异，从历史著作中获得的经验与自己经历之间存在某种落差，这种落差反映在他的对话中，就会体现的非常明显。当然，我们应该注意到，作为历史学家的朱特，他的历史回顾与评价，是 建立在他的经历基础上，而不仅仅是某种普世的观念下。因此，我们在阅读这部回忆录，会感觉到他对于时代和人物的评价，带有非常强烈的个人视角。换句话说，这部书是朱特眼里的二十世纪。

【译】托尼·朱特：最后的胜利（朱特遗孀谈《思虑》）

托尼·朱特：最后的胜利文/珍妮弗·霍曼斯（Jennifer Homans）译/宫保鸡丁我嫁给了托尼·朱特。当他面临ALS（也称卢·格里克症，即肌肉萎缩性侧索硬化症）病痛困扰时，我们和两个孩子在一起生活。从2008年他被诊断出患病到2010年去世，在这长达两年的痛苦折磨中，托尼克服了所有困难写下三本书。在《沉疴遍地》和《记忆小屋》之后，最后这本《思虑20世纪》是在他和蒂莫西·斯奈德的对话基础上完成的。在确诊后不久，托尼就开始着手这本书的工作；短短数月内他已四肢瘫痪，不得不使用呼吸机，但他依然勤奋工作。在他去世前的一个月，他和蒂姆终于完成这本书。这本书伴随他整个疾病过程，是他疾病的一部分，也是他死亡的一部分。本书记录了20世纪思想史，以托尼对犹太理想主义和犹太人在欧洲遭遇的反思为开端，以他对美国政治在后冷战世界的失败的惊人描述为结尾。我们也能勉强把本书看做一部精神自传，说“勉强”是因为托尼几乎不以第一人称写作，本书所有自传性内容都是后来插入的——几乎是不情愿地——因为那些观念、历史、政治和伦理困境才是他生活的中心。这并不意味着这本书没有个人色彩。对托尼来说，观念是某种情感，是他可以感知和在意的，就像大多数人在乎悲伤或爱之类的情感。正如本书所展示的，这可以追溯到托尼的生命开端——甚至在生命开始之前：他的名字“托尼”取自他父亲的表妹托妮（Toni），年轻的托妮在奥斯维辛集中营惨遭杀害。长大后，他父亲将自己对左翼政治和东欧历史的热爱传给了托尼，他非常珍惜的13岁生日礼物就是艾萨克·多伊彻（Isaac Deutscher）的三卷本托洛茨基传。对他来说，观念以及对历史解释的需要根深蒂固，贯穿着他的过去和这本《思虑20世纪》。在托尼所有的著作中，我觉得需要对这本书做些解释——背景介绍或场景描述，因为这本书的成书过程太灰暗了，正是这种灰暗造就了这本书的形式和内容。我对《思虑20世纪》有一些话要说，因此我写了这篇文章，我相信这也是托尼希望他的读者知道的。当托尼被诊断患有ALS时，他知道他很快就会死去。在所有医生告诉他之前，他已清楚知道；即使当我们尝试了所有可能的治疗方案，他对此依然深信不疑。他清楚地知道这一切，因为疾病每天都在他身上扩散：手掌、手臂、腿，甚至呼吸的速度也不受他的控制。这段日子令人精疲力尽，坚持下去几乎是不可能的：医生每天都带来坏消息，难以承受的结果接踵而至，这一切混杂着困惑、决心、怒气、悲伤、绝望和爱。某种意义上，大约就在他开始构思这本书的时候，我们进入了一个所谓的“泡影世界”（bubble）。这个世界类似一个平行世界，我们在这里居住，在这里观察。这个世界存在透明的、薄膜似的围墙，它们更像是单面镜：我们可以看到外面，但外人无法看到里面，至少我们的感受是这样的。我们深知这个世界奇怪而分裂，支配世界的是病态和死亡的法则，而非生命的法则。有时候，当我散步或仰望天空时，我能穿透这个世界的围墙。但托尼不能，而且这种可能性越来越小。当他的病越来越严重，他开始变得恐惧。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有太多东西是他不能控制的，从呼吸机的电源插座到轮椅，以及对此一无所知的人们投来难以忍受的善意。他只能把书房当作避难所，而封闭的、如监狱隔间一般的病房只能安放他衰弱的身体和被困住的头脑。他越是从公众视野中淡出，他就变得越有公共性。对他来说，和亲友相伴的私人生活是最大的安慰，同时这也非常令人悲伤，因为托尼不能成为他想成为的那个人，那个过去的自己——他称之为“老托尼”（the old Tony）——不断纠缠他、使他蒙羞。但也有一些地方能让他感觉自在——在那个世界的入口，他走出“泡影世界”重新做回自己，哪怕只有短暂的一段时间。比如邮件和互联网这个虚构的空间，又或者是文字和记忆。在家人和朋友的帮助下，托尼能够坐在电脑前，我们代替他的双手，向世界传达他的文字和思想。尤其要感谢托尼杰出的助手尤金·卢森尼亚（Eugene Rusyn），他隐去自己的存在，以和思考、谈话同样敏捷的速度做着记录。因此，托尼才能写越来越多的文章，接受越来越多的邮件采访或其他远程采访。《思虑20世纪》也是此种结晶，即世界的入口。过去依然是托尼的思想源泉——并非是“历史”，而是“记忆”。记忆是他唯一可以确定的事物，他就像紧握救生索一样紧握记忆，这也是疾病唯一不能从他身边夺走的东西。记忆是托尼逃离“泡影世界”的唯一方式，也是他至死保存的一种独立性。在调取这些记忆的时候，他不需要任何人的任何帮助，记忆就保存在他的大脑里，只要他还能与人交流，他可以一直使用这些记忆——这些他的记忆。这就是为何《思虑20世纪》是一本有关记忆的著作，而不是一本历史著作，尽管20世纪是本书的研究主体。这本书和托尼的其他著作不一样，没有从数以百计的泛黄纸页中收集到的大量注解、参考文献、资料、图表、事实和信息。《思虑20世纪》一直存在托尼的脑海中。在他刚刚生病的时候，他就开始着手20世纪思想史的研究。所以当他的同事和朋友，同为历史学家的蒂莫西·斯奈德向他提出系列对话的主意，他很自然地把那本计划中的书变成了和蒂姆合著的《思虑20世纪》。连续几月，蒂姆带着他的录音笔，每周来到我们家和托尼坐在客厅里谈话；他们会不知疲倦、没有间断地长谈两个小时。托尼不会提前准备，也不会做笔记。我们对自己最相信的事物往往记得最清楚，托尼对事实和历史的记忆尤其清晰。我经常在厨房听他们的交谈，每次都为托尼的广博和宏大的视角而震惊，尤其当他谈到世纪之交纷繁错杂的政治、法西斯主义的思想起源和战后右翼民主政治的命运时。我对托尼的渊博和自如的控制力习以为常；而现在，他毫无障碍，畅所欲言。这是一次知识的洪流，所有他亲身经历的事情和所有他所知的事物结合在一起。蒂姆坚持认为托尼不止是在“说”20世纪，更是把他自己放在这个时代背景里。比如说，他们把犹太复国主义视为犹太思想中的一个重要时刻，给予这场运动在整个历史中应有的地位。同时，犹太复国主义也是托尼第一次感到失望的政治寄托，他再一次回顾了他曾对犹太复国主义在意识形态上深深的热忱，而他这段年轻时的经历（在他加入基布兹并主动成为“六日战争”的志愿翻译之后）以及随之而来的觉醒，使得他“得以辨认其他人身上同样存在的狂热、短视和狭隘的排外主义”。这段经历也让他在描述和分析20世纪意识形态的灾难时多了一些历史的同情。对托尼来说，完成这本书的动机（必须是一个强有力的、能克服朝夕相伴的不适和绝望的动机）主要是为了阐明思想史。蒂姆深知这一点，当他们的谈话进入状态的时候，托尼就变成了另外一个人：生病的、脆弱的和痛苦的托尼，不能自如地吃饭、涂写甚至呼吸，他的身体饱受瘫痪的苦痛；当他和蒂姆谈话时，竭尽各种形式的交流，在精神世界中寻回一些慰藉和欣喜。这其中有蒂姆的功劳，他的严谨，他的知识深度，以及他如新教徒般的品德，在各个方面激发托尼做到最好。在这个不合时宜的时代，思想意味着一切。托尼对思想的关注超过了任何事物，甚至超过了对朋友——以及某种意义上对他自己的关注。他真的相信，思想远比他自己更重要。他无法不朽，但思想可以。所以，当托尼病得越来越重，这本书的意义也就越来越大。他花了点时间回顾旧作，比如他在2003年写的一篇关于以色列一国解决方案（a one-state solution in Israel）的文章，又比如他坚持认为当代政治专家误解了哈耶克关于经济和国家计划的观点，忽略了当时奥地利处于两次战争之间的历史背景，这导致了一个令人遗憾的后果，即“奥地利的经验……被升华成了一种经济理论”并且“不仅影响了芝加哥经济学派，也影响了当代美国有关公共决策的讨论。”蒂姆会根据他们商量好的章节大纲把对话整理成文本，然后把草稿发给托尼。之后，托尼和他的助手不断打磨文本，这项工作往往进行到深夜。文本并不总是托尼想说的话，确切来说他为文本里缺少他的声音和一贯的优美行文而困扰。他曾是一个作者，而将谈话直接转录成文字——哪怕经过数小时辛苦编辑——对他来说仍然是怪异而缺少平衡的，尽管他具备出口成章的能力。诚然，这本书最后呈现是结果是托尼和自己的妥协、托尼和蒂姆的妥协，以及托尼和ALS的妥协。这仅仅是本书的价值之一，我认为它还象征着托尼最后一次记录下自己的思想的决心。尽管本书有自传的成分，这并不意味着本书是托尼的忏悔自白：出于保护他们和自己远离公众关注的愿望，托尼谨慎地绕过或略过了他最关心的人。他从来不记笔记，也从来不会写下他内心深处对自己和周围人的思考。也许部分原因是他非常注重隐私，托尼一直为他即将离世而感到痛苦，并非对死亡本身（他和任何现实主义者一样坚强），而是对两个儿子感到抱歉。他太想教导他们，去爱他们，在儿子们成人前一直陪伴他们。他去过哪里，他认识什么人，他读过（写过）哪些书，他如何理解这个世界，托尼有太多故事想告诉儿子们。他做了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情：对自身的设定超越了死亡的局限，找到一条从深渊“回返”的路。那时候我并不完全理解托尼的想法，但现在我意识到死者也能跨过重重阻碍表达思想，将生命和死亡彻底剥离。但最重要的一点是，只有在真正死去之前就开始考虑此事，我们才能做到这点。托尼做了这件事。他迅速失去了对生命的控制，但讽刺的是他还能牢牢掌控身后事。他并非为了自己，而是为了他留下的亲朋。我们所说的并非某些超自然事物（尽管有时我们也会谈到这些），而是有关历史的文字和记录，托尼深知他写下的文字才是最重要的。《思虑20世纪》就是他为那个无法再分享的未来留下的一份努力。而书中的自传部分，很大程度上是为了丹尼尔和尼古拉斯（译者注：托尼·朱特的两个儿子）。这本书是在那个“泡影世界”里写成的，隐约存有那个世界的痕迹。未来，以及托尼的计划和我们共同想象的生活就这样被突然抹去。过去也改变了，每段回忆都成为一个令人悲伤的注解，提醒着生命正逐渐离他而去。正如他所说，在一个正常的世界里，人们承认自己无法预言遥远的未来，但当下却是实实在在的。我们也许不知道十年后的自己会变得如何，但多数人知道自己今天在做什么。对托尼来说，这一切突然颠倒了。未来——甚至是不久之后的未来——变得无比清晰：他将不久于人世。然而，现在却变得不可预知。今天他的手臂还能动吗？他还能呼吸吗？托尼脑内的定时器，这种令人不安的“红移现象”（译者注：红移现象，最初是针对机械波而言的，即一个相对于观察者运动着的物体离得越远发出的声音越浑厚，相反离得越近发出的声音越尖细。）也改变了托尼的政治观点。所有事情都变得紧急起来，当下是他唯一能指望的。他的写作变得更加激进，我和他都认为《沉疴遍地》里关于美国经济增长不平等的论述，关于社会民主原则被普遍践踏的观点，以及其他论述，使这本书称得上他个人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而在《思虑20世纪》中，托尼对正义的思考更加超前。本书涵盖了一些其他东西，正义、不平等、好的政治等等，这些一直是托尼思考的基石。现在又多了一些别的思考，这些思考更加私人也更具情感色彩：耻辱、羞愧、恐惧、怒气；但同时它们又塑造了托尼以及他的思想，它们不仅是情感，也是政治理念。耻辱是其中最重要的。在他和其他ALS患者接触时，这种情感最为强烈。这其中许多人比托尼年轻，他们非常贫穷，没有医保，生存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他们需要实际的社会和医疗服务。耻辱是一种糟糕的情绪，但同时也是——或者说应该被视为——一种丑陋的社会现实。他的文章《夜》（译者注：本文收录于《记忆小屋》）中写道的这种“无法被假释的监禁”部分是为了这些新朋友所作。因此，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也是《思虑20世纪》——托尼尽力攀登的高峰——的终点，为了我们能够“思考社会”——使人们不再仅仅考量社会政策的财政效益。但这并非残障人士或特殊利益者的政治，这是共同的责任以及我们每个人对彼此的义务。当他快要完成这本书的时候，疾病已蔓延全身，由于呼吸道问题和注射吗啡，托尼能清醒思考的时间有限而无法预知。疾病对托尼的身体造成了巨大的痛苦，同样痛苦的还有他脆弱的自尊心，一旦发生了任何让他对世界更加忧虑的事情，他几乎难以承受，随时可能离去。就拿他在这本书最后对我们时代——“恐惧的时代”——的讨论来说。对失业的恐惧，对失去养老金的恐惧，对经济衰退的恐惧，对可能出现投下炸弹的陌生人的恐惧——政府无法再掌控我们居住的环境，我们对此深感恐惧。这种恐惧不能让我们变成一个以一己之力对抗全世界的孤立团体，这样一切都会失控。我想美国人深知这种无能力为的恐惧，当他们意识到曾经远离恐怖主义的人身安全不再时，恐惧感被加强了。对恐惧的政治操控使托尼愤怒，不是苦恼、失望或沮丧，而是真正的愤怒。恐惧是一种终极的情绪，托尼一直与之相随：恐惧自己无助地倒在坚硬的水泥地上；恐惧呼吸机突然失灵（如果真的发生了，在那之后还是会恐惧再次发生）；恐惧被陌生人把导管塞进鼻子和喉咙（他一直希望是我来做这件事，即时我根本不知道如何处理，这个想法不理性但可以理解）；以及对死亡的长久的、无法忽视的恐惧。在托尼看来，对恐惧的政治利用，就像“9·11”事件一样，是最严重的道德滥用。面对社会不公，托尼一直是一个坦率的批评者，如今他对此更是零容忍。但这并不意味着对折中解决方案的零容忍——折中解决方案也是一种解决方案——而是对政治欺骗和在智识上的不诚实的零容忍。某种意义上，他保留着孩童般的智慧：为什么人们没有更生气呢？当然一些人确实发起反抗，托尼没能看到“阿拉伯之春”或”占领华尔街”运动，这些原本是他最有兴趣研究的问题。这些并没有使他成为一个“公共知识分子”，至少他是这么想的。他不喜欢这个词语，在他看来，这恰好证明了试图在学院和公共生活之间建立联系的学者的失败。这种划分意味着知识分子对原则的背弃（trahison des clercs），托尼后半生的职业生涯都试图通过清晰的授课、思考和写作来弥补这一裂痕。托尼一直在孤军奋战，而他关于如何成为一名知识分子的思考就根植于这种孤独感中：远离知识分子群体，坚守原则，不加入任何组织或派别，同时独立地衡量某个事件或问题，实事求是，而不是根据任何宏大的蓝图（他支持对波斯尼亚的干预，但反对出兵伊拉克）。事实上，疾病给托尼带来的最大折磨是他不能再保持孤身一人了。当他口述《思虑20世纪》时，他失去了他的学生、他的教室、他的书桌、他的书本，他不能再到处旅行或散步。换言之，他失去了那些帮助他厘清思绪的地方。也许其中最严重的是，他失去了阵地：他的自我意识越来越弱，对生命的实际存在感到疲惫不堪。写作包含了身体的动作——通过笔、纸、键盘——将思想传达到页面；写作是有韵律、感觉、姿势和节奏的，这是一种身体的搏动。但是托尼已经失去了写作能力，或者说被严重削弱了，这种迷失感原始而深切。如果没有疾病，一切又会如何？这种没有位置感和自我意识的写作，在我看来几乎是不可能的，但是托尼做到了。公众——托尼所面对公众——出现在他的写作中，说来有些矛盾，事实上公众成了他不得不保持独立和思考的“场所”。他确实在公众场合中“自言自语”，他听见自己的声音通过邮件、采访、博客等电子形式不断回响，继以评估它们的影响。他借此融入这些场所，指导这些人们。“他们”成为他的学生和同事，这些陌生人向他施以援手，不是通过赞美，而是通过争论。这很重要，因为公众构成了他的写作场所，也是他重要的交锋对象——这才是他最终的对手。让疾病、命运、身躯、过去和未来都见鬼去吧。托尼可以让对话一直进行下去，不断增加论辩的难度；他面对的公众会回击——当你在战斗时，你才感觉自己是活着的。介入（Engagé），他需要让对话进行下去，这就是为何他坚持完成《思虑20世纪》的理由，这本书是战斗的一部分，从他对支持伊拉克战争的知识分子的猛烈批评，到他充满先见之明地捍卫国家在公共生活中的角色。他有着士兵般的纪律，即时他在战斗时处境险恶，他依然坚持下去，说出那些必须说的话，精炼和打磨每一个字。这才是他唯一认可的公共知识分子。《思虑20世纪》包含了多年的思考和学识，也包含了长久的病痛折磨，最后成就了一个终生的理想主义者。在这样的环境中，为维持这种理想主义需要保持极度自律的头脑，需要付出巨大的个人代价。我并不是说托尼相信有一种所谓理想的社会，他唯一保持理想主义的领域是严肃的公共辩论。除了爱，这是疾病唯一不能夺去的。托尼称它是“核心”；对我来说，无尽的黑暗把托尼和我们分开，而这是一束微弱的光。如果说《思虑20世纪》涉及的是“是什么”和“应该怎么样”之间的无人岛屿，部分原因是本书的完成过程中除了黑暗相伴，还有点点光源。两者包围了这本书，就像托尼一样。如果你能，请想象一下，当他快要完成本书手稿时，他的房间、他的书桌、他周围的环境是什么样的：浑浊的空气和永远擦不干净的灰尘，浓重到几乎可见的杀菌剂、鲜花和吗啡的气味，扩音器里滋滋的电流声；保持空气流动和光线敞亮而打开的窗户，因为托尼感到难以承受的寒冷，不得不再关上。就在这个书房里，托尼完成了《思虑20世纪》。充满讽刺意味的是，当他快要失去所有行动能力的时候，他最后一个公众任务——他是这样看待这本书的——竟然是编辑自己说过的话。他说，“思虑20世纪”这个书名并不精确，不过已经“够好了”。对什么来说够好了？对谁来说够好了？当然，对丹尼尔和尼古拉斯来说是这样。也许还有他所面对的公众，还有那个为了留住他而做了很多努力的“外面”的世界。疾病改变了所有事情——但没有留下任何改变的印记。托尼的文字终止于2010年7月5日，他于8月6日去世。原载于《纽约书评》2012年3月22日http://www.nybooks.com/articles/2012/03/22/tony-judt-final-victory/有错都是译者的锅，请多指正【顶锅盖跑

【转载】郑渝川：最为睿智的头脑，对历史和人类命运的思考

托尼·朱特（1948-2010）是当代最为卓越的历史学家、思想家。他成长于英国伦敦，是二战后西欧福利社会的受惠者，而他也因此树立了对于社会民主主义的信仰。朱特先后就读于剑桥大学国王学院和巴黎高师，而后执教于纽约大学，主要研究议题包括法国史、战后欧洲史、20世纪思想史。他对于欧洲联合以及自由主义、社会主义、社会民主主义在欧洲和北美的兴衰演化等重大命题有着独到和深刻的理解，基于这种理解而写成的《战后欧洲史》，被认为以百科全书式的视角所写成的、描绘了战后欧洲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多方面复杂面貌并解释了相关原因及影响的最佳作品。朱特2008年被诊断出患有肌肉萎缩性侧索硬化症（简称ALS，著名物理学家霍金也患有此症，2014年风靡一时的“冰桶挑战”就旨在唤起全社会对ALS的重视），2009年颈部以下瘫痪，2010年去世。我们所看到的这本《思虑20世纪：托尼·朱特思想自传》，是朱特的挚友、耶鲁大学历史系教授、现代东欧史研究专家蒂莫西·斯奈德，在2009年，即朱特生命的最后一年里，探访朱特，以后者就专门话题展开讲述，然后启动两人之间的对话交流，再由前者整理成稿的方式写成。可以认为，《思虑20世纪：托尼·朱特思想自传》是一本宝贵的作品，以抢救性的方式写成，向人们传递出一个生命接近终结但思想水平臻于圆融纯青的历史学家，对于人类历史和未来命运的深刻思考。这本书紧紧围绕20世纪国际政治、地缘关系、意识形态的重要命题，穿插对朱特本人个人成长及学术生涯的介绍。书中所涉及命题包括，犹太问题、德国问题（两次世界大战、纳粹、战后清算与重建）、犹太复国主义及其欧洲起源、英国例外论与法国普遍论、马克思主义20世纪在欧洲的兴衰、自由主义在冷战后的东欧复兴、凯恩斯主义对公共政策的影响、法西斯主义与反法西斯主义。蒂莫西·斯奈德说，写作这本书，以传记+思想史的混合文体，旨在让读者“看到一个毕生孜孜以求的人”，理解21世纪的一项关键的智识挑战：“如何在捍卫真理本身的同时，接受其多种多样的形式与基础”。朱特本人是居住在英国的中东欧犹太移民的后代，他也一度成为犹太复国主义者。犹太问题是他生长过程和学术历程都绕不过去的一个命题。但成长在英国的朱特，犹太意识的萌发是在青年时期才出现的，英国迟至二战之后，民间的反犹情绪依然浓厚（英国民间并无德国二战期间反犹的历史负担和道德束缚）。朱特也指出，在二战前后，不光是德国，中东欧的其他许多国家也都默认反犹主义的存在。这证明，纳粹德国对犹太人的迫害，的的确确存在超出德国的、更具广泛性的社会基础，实际上，这跟19-20世纪的欧洲民族主义潮流有关，尽管各国的犹太人群体都努力融入所在国，却依旧因其更强的组织性和相对独特的种族习俗而被视为异类。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一战前存在的奥匈帝国，王室扮演了犹太族群的保护者，而在一战之后，犹太人就再也找不到之前日渐衰微的保护，成为民族主义革命的直接受害者。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新兴的欧洲民族国家不得不依附于大国强权的存在（二战之后同样如此），感受到普遍的不安全感，寻求安全感也驱动出一轮又一轮反犹思潮。犹太人尽管发明出“一套关于自我欺骗，必要的受苦和衰颓，以及随后出现的自我意识、自我认知、自我克服，再到最终痊愈的叙事”，却依然难以摆脱饱受挤压的存在。汉娜·阿伦特提出“平庸之恶”的概念，深化了二战战后欧美民间对于反犹历史问题的讨论，也迫使之前那些试图把从众为恶责任推托得干干净净的人们重新反思。在那之后，反犹被定义为政治、社会领域的不正确和不道德，才正式成立，多元包容渐渐为公众接纳。当然，多元包容的理念，恰恰也促成了欧洲国家在20世纪60年代之后接纳更多的中东和北非地区移民，允许其保留原有族群的生活方式，而这成为了21世纪初席卷欧洲社会的不稳定潮流的来源。犹太问题就是这样深刻的影响了20世纪及之后历史演进的方向。20世纪，以英国为代表，欧洲国家的知识界发生了历次分化，不但有沉浸于日不落帝国“光荣传统”的老派知识分子，也有自由主义、社会民主主义（这其中又以看待苏联的观点分歧，出现了更细的划分）的分流。在二战正式打响之前，法西斯主义在英国、法国及部分北欧国家的知识界，也有着大量的拥趸。这些分流可以理解为对于社会变革、社会危机，当时的知识界已经很难形成一套具备广泛共识的解决方案——在任何争论之中，更具激进意味的论点都更可能吸引受众，更可能在公众舆论议程中获得更多的关注和传播，而这反过来又将促成争论观点的极端化。在朱特看来，法西斯主义源自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一代人在面临战争，以及战争残酷性表现出的不确定感。祛除不确定感，才能获得安全感，为此可以牺牲政治和社会民主的权力，为扭曲的国家主义登上舞台提供便利。而法西斯主义的大行其道，跟自由主义、社会民主主义都善于批判现象、提出问题却不善于解决问题从而丧失了民众信任有关。在今天的欧洲，中东移民的大批到来，引发了大量的骚乱和不安，为此包括德国等二战后原本已经有过深切反思的国家，类法西斯主义的势力又重新涌现。东欧国家二战后被动的成为苏联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而这种附庸地位事实上冲击了这些国家对于苏联式意识形态的信任。冷战后的东欧国家，在意识形态图谱中分布远比西欧国家甚至美国还要偏于右翼，美式自由主义因而占据了统治地位。一个什么样的欧洲，才是欧洲人普遍想要的欧洲？讨论这个问题实际上得不出一个权威的、统一的答案。关于欧洲史、冷战史以及具体各国的民族主义历史，在各国的社会、教育、文化领域所呈现的版本各不相同，这实际上才是欧洲迄今难以整体捏合的主因。特别是在冷战之后，因为苏联阵营的解散，东欧国家整体性的进入自由主义阵营，甚至比美国和英国还要偏右，历史叙述很大程度上成为了为民族主义神话提供合理性依据的工具，“抹消过往，或为了无关的目的而利用他们”——这种背景下的欧洲一体化，自一开始就存有无法修复的硬伤。知识分子最应引起警惕的，其实不是政府如何如何（做了什么）、应该如何如何，而应意识到，随着大众传媒的发达化，历史本身的主观性被增强，历史学家等知识分子为了迎合受众，会努力“重写”历史。一些历史读本为此成为了煽情+造假的格式文本，也不管是否深刻到位，肤浅在很多情况下反而会受到青睐。正因为此，从各国的政治家，再到普通民众，因为不具备最为基本的历史素养，会表现得轻易接受谎言，就像伊拉克战争期间，美国及其他一些国家的知识界精英对于小布什政府给出的拙劣开战理由和证据深信不疑，而大众也同样因为可以看到现场直播的战争欢呼雀跃。与之同时，因为经济学理论和逐利思维渐渐主导了人的观念，普通人在讨论政治、国际关系问题时，也仅仅着眼于利益：打一场战争是否划算，制裁某个国家会带来还是损失更多利益。当自由主义以新自由主义形态，成为主导20世纪末至今全球范围的意识形态后，无论是政治家还是普通人，也非常轻率的接纳了非此即彼的意识观念。美国的农民、工人坚决反对国家干预经济，却很少提及他们之所以获得工作机会和赚钱空间，恰恰源自大政府逻辑下的补贴。朱特不无讽刺的指出，个人自力更生已经成为全球性神话，但实际上，如果没有政府给予的公共产品，现代人的生活方式是根本不能维系的，但这并不影响人们在接受公共产品的同时，继续尖锐的反对政府介入经济和社会。原载于界面2016-05-30http://www.jiemian.com/article/671115.html

渐冻人托尼·朱特的精神世界

1、渐冻人托尼·朱特前两年冰桶挑战风靡一时，人们由此知道了“渐冻人”的存在。所谓渐冻人，是指肌萎缩侧索硬化症（ALS）患者，得这种病的人，肌肉逐渐萎缩、无力，最终导致全身瘫痪、呼吸衰竭而死亡。这是一种罕见的病症，目前尚无有效的治疗方法，得了它只能慢慢地等死。托尼·朱特就是这样一个渐冻人。斯蒂芬·霍金也是，但霍金的“冻结”过程慢得多，现在还活着，托尼·朱特的病发展得很快，2年的时间就彻底“冻结”了。本书的访谈人蒂莫西·斯奈德描述了这个“渐冻”的过程。为了完成这本思想对话，斯奈德与托尼·朱特共同度过了三个季度的时光，冬天、春天、夏天。2009年1月份的时候，托尼还能行走，那时他已经无法转动门上的把手，但是还能站在门里面欢迎斯奈德。到春天的时候，托尼的头部已经被呼吸机器包围，肺已经无法工作。夏天，托尼除了头部、眼睛和声带以外，已经几乎完全无法动弹。托尼·朱特与家人这是一个多么残酷、折磨的过程。斯奈德说：“亲眼目睹这一毁灭性疾病的进程，着实令人难过”。然而托尼·朱特又熬了一年的时间，最终在2010年8月逝世。在逝世前一个月，他为这本书写了跋。介绍这个过程令人唏嘘。我相信本书的每一个评论者都无法绕开这个过程，当你读那些清晰、富有洞见的文字时，尤其是读到托尼·朱特逝世前一个月所作的跋时，想到这是一个几乎不能动弹的、正在不断萎缩的人所表达出来的思想，它依然逻辑缜密、条理清晰，你会有什么样的感觉？2、游离于局外的局内人但我们还是要将视线转回到书的内容本身。托尼·朱特的声誉并非因渐冻人而起，他早已因自己对欧洲史的研究而享有盛誉，被誉为当代最著名的史学家、思想家之一，他的巨著《战后欧洲史》被视作一个难以超越的高峰。在他的身上，有着多重的身份。他出身于祖籍东欧的犹太人家庭，从小在英国长大，接受英式教育，但家族信奉马克思主义，受家族影响，托尼·朱特曾是个马克思主义者。青少年时代，他也是坚定的犹太复国主义者。他在剑桥念大学，在巴黎高师念研究生，研究法国知识分子，毕业以后回到剑桥的国王学院任教，然后在美国和英国之间辗转，先后任教于伯克利、牛津等多所名校，其间由于结识东欧自由主义者而一度对东欧史产生兴趣。最后定居纽约，担任纽约大学教授、系主任，开始公共写作，写出《未竟的往昔》、《责任的重负》、《重估价值》等一系列著作，写作《战后欧洲史》，创建著名的雷马克研究所以提携年轻的学人。可以看到，这份经历里面对应了多种思想身份：犹太复国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东欧自由主义者，社会民主主义者，美利坚的公共批评家，还有他的本来面目——历史学家。他与斯奈德的思想对话，就是围绕着这些思想身份而展开。左：托尼·朱特 右：蒂莫西·斯奈德具有如此众多的思想身份，而且对每一个领域都能有深刻的观察与批评，他是如何做到的？斯奈德提出了这个问题，朱特的回答是：在这些各式各样的身份之中，他始终是一个局外人。这让我想起雷蒙·阿隆所说“介入的旁观者”，以一个局外人、旁观者的视角去介入，似乎更能触及事件的真相。但托尼·朱特并非旁观者，并非局外人。他在每一个研究领域都留下了重量级的作品，他对自己曾经深入其中的思想都有杰出的批判。所以斯奈德说：“托尼的才智似乎源于他既是局内人，也是局外人；他先进入内部，用心看，留心听，然后又退回到外面去思考和写作。”3、投入而疏离读这些对话的时候，最让人感到惊讶的是托尼·朱特身上那种独立思考能力和敏锐的洞察力。这种能力让年轻的托尼在接受一种思想的时候，不会过于投入，不会将其视作颠扑不破的真理全盘接受，而是始终保留有自己的一种清明理性，一种质疑的精神，帮助他透过思想和意识形态的外衣而触及真相所在。他在青少年时代一度是坚定的犹太复国主义者，但两次到以色列参与基布兹劳动的经历很快让托尼发现犹太复国主义的丑陋之处，它的沙文主义倾向，狭隘与排外，短视和狂热，令他很快产生了厌恶之情，从此变成了犹太复国主义的局外人。并且，这段经历让他对狭隘的排他主义倾向终生保持警惕。朱特家族出身于东欧，祖父一代起就是社会主义者，父亲是英国某个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成员。托尼·朱特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可以说是家传，少年时代开始阅读马克思主义的文献，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幸运的是，他所接受的是“冷战岁月里有异见的左翼教育”，对于苏式的共产主义抱有警惕和反感。相对温和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让托尼·朱特尽管参与了1968年的学生运动，但这种参与反而令他对激进产生了怀疑，因而，艾瑞克·霍布斯鲍姆的演说才会在年轻的托尼心中产生共鸣：“最吸引我的始终是那个善于分析的卡尔·马克思，那位政治的评论家，而非革命的预言家”。这种投入而又保持疏离和超脱的状态，或许就是托尼·朱特说自己始终是一个局外人的原因。之所以能如此，原因首先在于他所受的英式教育与家族传统（犹太、社会主义）之间的天然张力，英式教育中潜藏的英国性在托尼日后的成长中所起的作用，如托尼自己所说，“使我这样的人能够很自然地从激进的青年政治观游回到后来的自由主义主流里来”。4、从法国、东欧到纽约这个回归的路径，经历了托尼对法国知识分子的批判，经历了他发现、寻觅、回归东欧的过程。尽管他的家庭出身东欧，但直到与东欧的知识分子如扬·格罗斯等人接触之后，托尼才意识到自己“对另一半欧洲历史的无知”，意识到东欧政治经验对于整个欧洲的意义。当一代法国知识分子拥抱左翼，为斯大林主义辩护和正名的时候，东欧的人们正在一步一步陷入威权政治的罗网中。西方左翼知识分子对东方的幻觉，要到1968年的布拉格才彻底破灭。而此时东欧的自由主义思想家们在无法反抗权威，也无法与之有效谈判的情况下，正在“行动”，他们将一切虚伪的言辞、法律看作“像真的”（as if）一样，严肃地予以对待。这是一个充满勇气的选择，也是一种真正“介入”的政治，这种“介入”无法旁观，而是必然要承担相应的后果。参与者知道那些法律和言辞的虚伪，却不将它视作虚伪，而是以“明知为假、待之如真”的态度，通过自己的行动，让那虚伪“弄假成真”，让那矛盾和谎言显露于世间。托尼由此发现了东欧对于欧洲的意义。当西欧的冷战自由主义者在70年代陷入危机的时候，东欧异见者的政治经验提供了另一个自由主义的源泉，因为在那里，“自由主义从来不是一种无须审视的政治默认状态，而是一个需要相当的个人风险才能获得的激进目标”。由东欧国家的政治经验出发，托尼·朱特重新理解欧洲，奠定了他写作《战后欧洲史》的思想基础。在其中，战后的欧洲不再只是欧盟崛起的历史，东欧不再是“俄国共产主义边陲”，而是作为整体的欧洲史的一部分。作为历史学家，托尼强调还原历史真相，反对以当下的政治关切遮蔽历史，反对因某种价值追求、某种“真理”而歪曲、利用历史，但他并不否认历史与当下政治的关系，强调历史学家在承担自己作为历史学家的责任之外，还有一种公民的责任，不仅要原原本本地书写历史，还要防止历史被滥用。因而，除了追寻历史事实，历史学家还应当建立一种历史叙事，告诉读者如何看待历史。这需要一定程度的介入，在《战后欧洲史》中，托尼·朱特被批评“自以为是”，这正是因为他试图介入，基于自身的时代和环境，对于历史给出自己的阐释。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可以看到，历史学家的责任和公民责任，历史事实和历史叙事之间，存在一种张力。托尼承认需要有一种叙事，但这种叙事如何避免扭曲真相？他清醒地意识到了这种张力的存在，这同样体现在他的公共写作上。“一个接受了某种更宏大的政治真理或叙事真理的人，能否靠贴近更小的真相或真诚本身来挽回其作为一名知识分子或一个人的声誉？”定居纽约之后，托尼·朱特积极介入公共写作，从历史领域扩展到政治哲学、社会理论、欧美外交政策等公共问题。他似乎要用自己的公共写作来证明宏大叙事真理和微小真相在同一个人身上的并存。而且在公共写作上，他更注重的是后者。当回到某个具体问题之时，微小真相解构宏大真理的作用似乎更容易体现出来。在“911”之后，身为犹太人的托尼·朱特不为当时一边倒的舆论倾向所动，清醒地反对布什政府出兵伊拉克。后来的事态发展证明他的理性和洞察力。2002年时的托尼·朱特5、精神世界与思想叙事尽管回归了自由主义主流，但在人们的心目中，托尼·朱特还是更多被视为一位左翼的思想家。除了历史印象的惯性作用，还因为他即使回归自由之主流，却仍然保持着疏离的状态，对自由的主流价值观发出诸多批判。托尼童年时代的记忆，火车，穿过伦敦的公交车，这些福利国家的产物，在新自由主义的浪潮中被私有化，被消失，这种切身的感受让他持守社会民主主义的立场，强调公共力量在平衡市场分化中的作用。有趣的是，托尼·朱特与以赛亚·伯林的立场大体上一致，都是中左立场，但后者几乎被看作自由主义的代言人，而托尼·朱特却从未享有过这一殊荣。他们一个是从马克思主义出发，经历对自身的批判而投身自由主义，一个是从极权经验出发，经历对极权的批判而自然而然地形成自己的自由立场。两人殊途而同归，颇有中道之风。托尼·朱特的思想在本书中的呈现是庞杂的，试图为其梳理一条清晰的路径非常困难。就像托尼说历史，“一种准确的杂乱无章比之优雅的谎言更接近于真实的生活”。我们也可以说，一种杂乱无章的思想呈现更接近于真实的托尼·朱特。尽管如此，托尼·朱特仍然力图给历史一个前后一贯的解释和一条明晰的叙事线索，我们阅读托尼·朱特，也应当尽量给他一个清晰的思想发展路径，才能更好地理解他。2016年7月2日（《思虑20世纪》，托尼·朱特、蒂莫西·斯奈德著，苏光恩译，三辉图书/中信出版社，2016年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