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誤解的中國歷史》章节试读

《被誤解的中國歷史》的笔记-第1页 - 前言

<原文开始></原文结束>“中国经常有这样一种怪现象，提到某个人的名字是妇孺皆知，但问起该人的生平和事迹时，却又是鲜为人知。汪精卫就是这样一个特殊的人物，在中国可以说是家喻户晓的大汉奸，可是大家对汪精卫的“卖国事迹”却是一问三不知。这也是中国历史教育的一大特色，好在中国学生头脑比较简单，不喜欢刨根究底，所以历史老师还不至遇到太大的麻烦。

《被誤解的中國歷史》的笔记-主和派的艰难 - 主和派的艰难

在中国历史上，每当发生对外战争时，那些坚持对外寸步不让的主战派，总是被尊为民族英雄，而那些主张对外让步和解的主和派，总是被打入民族败类的汉奸行列。尽管如此，在每次发生对外战争的时候，中国从来没有出现过清一色的主战，总会出现一批主张让步和解、不怕当汉奸的主和派，中日战争时也同样如此。

《被誤解的中國歷史》的笔记-汪精卫从拥共到反共 - 汪精卫从拥共到反共

1927年４月５日，汪陈两人一起联名发表了一份《国共两党领袖汪兆铭、陈独秀联合宣言》，宣言说：“中国共产党坚决承认，中国国民党及国民党的三民主义，在中国革命中毫无疑义的重要。只有不愿意中国革命向前进展的人，才想打倒国民党，才想打倒三民主义。”
《汪陈联合宣言》不仅是汪精卫悲剧的开始，也是陈独秀悲剧的开始。
１９２７年４月１２日蒋介石发动了武力清共的命令，这就是所谓的“四一二政变”。
４月１８日，南京的国民政府成立，蒋介石邀请国民党中的老牌反共分子胡汉民出任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自己任中央军委主席和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国民党公开分裂成“汉”“宁”两个政府。
汪精卫是怎样由积极联共转变为坚决反共：《五月指示》是转折点。原来共产党加入国民党是为了从内部颠覆瓦解国民党，并没有和国民党一心合作的诚意。
《五月指示》：一、无视国民党的禁令，实行自下而上的土地革命。二、在湖南湖北组织一只由２万共产党员和５万工农组成的工农革命军。三、改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有旧思想的一律驱逐，由各界工农代表取而代之。四、组织革命法庭审判反革命军官。
陈独秀主张暂不执行《五月指示》的命令，争取和汪精卫继续合作。但是陈独秀的妥协主张却遭到大部分激进共产主义分子们的反对。他们认为陈独秀是“右倾投降主义”。第二天，中共宣布改组，撤销陈独秀的总书记职务。
汪精卫于１９２７年７月１５日召开紧急会议，要求在国民政府和军队中任职的共产党员，在即日声明脱离共产党，否则一律停止职务。汪精卫说：“我们不象蒋介石那样搞武力清党，而是采用和平的‘分共’，这是最稳妥的步骤。”
本来武汉国民政府并没有打算象蒋介石那样武力清共，而是准备让共产党和平地退出国民党，可是共产党在共产国际的激进指导下，于１９２７年８月１日，在南昌发动了武装暴动。
南昌起义使武汉国民政府放弃了和平分共的政策，开始搞武力分共。第一次国共合作终于彻底破裂。
国共合作之所以破裂，根本还是在于两党的方针目标有根本的差异，两党合作其实不过是一种相互利用。国民党利用联共争取苏联的军事经济支援，而共产党利用国民党来发展自己的势力，两党最后走向诀别，也是终究要发生的必然事件。

《被誤解的中國歷史》的笔记-汪精卫反蒋 - 汪精卫反蒋

武汉国民政府开始“清共”后，武汉政府和南京蒋介石政府之间的根本分歧就消失了，很多国民党人开始要求分裂的武汉和南京政府重新统一。
汪精卫提出宁汉政府重新联合的前提必须是蒋介石下台，南京方面的国民党人要求宁汉统一的呼声也很高，特别是在南京的李宗仁桂系军队的势力膨胀，也从侧面催促蒋介石下台。
正巧蒋介石指挥的北伐军在１９２７年８月初的徐州作战中，又败于孙传芳的军队，蒋介石在内外交困的情况下，提出需要“休息一下”，于８月１２日离开南京前往上海，８月１４日正式发表下野宣言，前往日本访问。

《被誤解的中國歷史》的笔记-第51页

面对全国一片讨骂汪精卫的气氛，陈公博找汪精卫说：“签了这个协定，先生遭到各界纷纷批评，我真不知道汪先生为什么要被这个黑锅？”汪精卫说：“我们要复兴中国起码要三十年，不止我这年纪看不见，恐怕连你也看不见。我已年过半百，无其他报国之道，只要中国不再损失主权与领土，就可告慰平生了。”陈公博听后感动地说：“历代王朝危急之秋总有人站出来背黑锅的。其实南宋秦桧也是一个大好人，他看南宋已经无力与金抗战，就挺身而出与金讲和。我看秦桧是一名状元出身的有学问的宰相，绝不是傻瓜，他当初何尝没有想过以后要被世人唾骂？但他还是牺牲自己来换取南宋日后的中兴。李鸿章、袁世凯也都想复兴国家，都不想卖国。可是李鸿章死了，袁世凯也死了，中国还是不振，到今日国难愈加严重。”陈公博继续说：“现在有人说《上海停战协定》、《塘沽协定》是卖国，我看与其说是卖国，还不如说是送国。卖国的人还有代价可得，送国却是没有代价的。今日要送国的人大有人在，又何必要汪先生去送呢？”
汪精卫听后说：“别人去送国，还不如我汪某去送。别人送国是没有限度的，而我送国则有限度，不能让他们把国都送完了。”陈公博又说：“不过我对于先生这种无代价的牺牲总觉得不值得。”汪精卫则说：“说到牺牲，都是无代价的。有代价便不算牺牲。我已五十出头了，我决意当牺牲品。”这番谈话后，陈公博下定决心跟汪精卫一起“牺牲救国”，这为两人后来共同与日本合作打下了思想基础。

《被誤解的中國歷史》的笔记-一个人的一生，读《真实的汪精卫》 - 一个人的一生，读《真实的汪精卫》

一个人的一生，读《真实的汪精卫》
以时间为线，（）补述，【】关键词。
抗战时代远去了，远去了战火硝烟，远去了爱恨情仇，剩下的，
供一大批好事者，在重重烟雾里，
翻历史小肠，给某人找回历史地位，把翻转的历史再翻转过来。
有两本书把我引到汪精卫身上来，
《梦幻石头城：汪伪国民政府实录》、《伪军：强权竞逐下的卒子》。
《梦幻石头城：汪伪国民政府实录》第一篇文章，
是汪精卫妻子陈璧君的远房侄子陈春圆所作，陈春圆曾长期追随汪精卫左右。
很难想象陈是以什么心态来写的这篇文章，大概是为自己脱罪，写的某种自白书吧。
这种自白书在一个时期内很常见。“沐猴而冠”、“吹捧”，
带感情判断的词表明这是一篇真话假说的文章，引起了我的好奇。
汪精卫是官方论定的，天字第一号大汉奸。
就像本书序里提到，1980年后期，因为环境的放宽，出现了一批汪精卫的书籍，蔡德金的《汪精卫评传》，黄美真的《汪精卫传》，秦亢宗的《走向深渊》等。
国内的书都有一个共通的问题，有意识地贬低丑化汪精卫，把重点放在猎奇和艳史方面。
历史人物“因需要”可以随意抹黑涂白，因为“历史是一个美人”嘛。
在日本也有不少书籍写汪精卫，上板东子的《汪精卫的真实》，杉森久英的《汪兆铭传》，今井武夫的《支那事变的回想》，
特别是亲身参加过汪精卫和平运动的松本重治的回忆录《近卫时代》和《上海时代》，犬养健《扬子江仍在奔流》，披露了不少鲜为人知的事情。
（扬子江仍在奔流已入手，未读。）
与中国资料比，日本书籍还是比较严肃的，因此这篇《真实的汪精卫》以日文资料为主，中文为辅。
本书有一些我很不喜欢的大段行为解释和心理描写，
为汪精卫开脱嫌疑处，需要谨慎辨别来读，这不是客套话。
1.光辉岁月
1893年5月4日，广东番禹。祖籍浙江的番禹客商汪椒这天喜气临门，在他62岁的时候，
仍能鼓起余勇，由填房吴氏生下一名男子，这是汪椒的第十个孩子，取名汪兆铭。
史铁生在《关于詹牧师的报告文学》里提到，出生日期也不无阶级性，
5月4日，日后的青年节，没有南飞的雁阵，滚滚的天雷，却注定生就一个经历非凡的男子。
汪兆铭13岁时，母亲病逝，14岁时，父亲也病逝，
从此汪兆铭同比他大22岁的大哥一起生活。
1901年汪兆铭参加科举考试，以广州府县第一名的成绩考取秀才。
1904年，两广总督岑春煊在广州招考前往日本政法大学速成科的公费留学生，汪兆铭、胡汉明同期录取。
1904年9月，汪兆铭杂挤在三等客舱里，前往日本求学。
1905年8月20日，革命党派大杂烩“中国同盟会”在东京成立，孙中山任总理，汪兆铭为评议部部长，此时汪22岁。
这时期，同盟会机关报《民报》创刊，特邀章炳麟担任主编，主要编辑为汪兆铭、胡汉民、吴稚晖等。
汪兆铭以精卫为笔名发表文章，鼓吹革命，这是“汪精卫”名字的由来。
此时《民报》的主要对手是以保守派梁启超为首的《新民丛报》，他们在报纸上你来我往好不热闹，留下一段文坛佳话。
1906年6月，汪兆铭从政法大学速成科毕业，260名毕业生中成绩第二。但汪毕业后并未回国，而是滞留在日本继续革命。
1907年初，日本政府迫于清政府的压力，请孙中山离境，此时汪精卫、胡汉明跟随孙中山到南洋各地活动。
驱逐孙中山事件中，日本朋友公开赠送孙中山款项就有20000余元，彼时日本普通工薪阶层月薪不过二、三十日元。
而孙中山只给《民报》留下2000元经费，其余自己全部带走。
这事情后来导致同盟会的一次倒孙狂潮，把同盟会搅得四分五裂，大伙分家干革命了。
1908年3月，汪精卫在马来西亚的槟城认识了华侨巨富陈耕基的女儿陈璧君。汪精卫26岁，陈璧君17岁。
1908年3月，陈璧君来日本，在孙中山特批下，宣誓加入同盟会，到《民报》编辑部帮忙，和汪精卫一起工作。
汪精卫同志，有着严肃的生活作风，不吸烟、不酗酒、不赌博，相貌堂堂，口才一流，笔杆子耍得滴溜溜转，是天妒人怨的文学青年。
1908年冬，同盟会诸子，运动会党，六次革命全失败了，
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上批评革命领袖们：“徒骗人于死，己则安享高楼华屋，不过‘远距离革命家’而已。”
汪精卫感觉山穷水尽，非舍身作烈士别无他策。乃留下血书不辞而别，有女友陈璧君向乃母逼出八千元(此为陈璧君自报，实数犹待考)，
乃偕璧君及同志喻培伦、黄复生等数人辗转入京，谋剌摄政王载沣。
据说，当时最坚决和汪精卫北上的就是陈璧君，有人半开玩笑地说：你有一张英国护照，当然不怕死。到关键时刻，你把英国护照一抛，
英国领事馆自会来救你。陈璧君听完二话不说，拿出英国护照撕个粉碎。
其性格大致如此。
1910年3月31日深夜，黄复生、喻培伦前往银锭桥埋“铁西瓜”准备动手，
被人发现，乃走漏风声。
有一个荒诞的故事，讲这段情景。
说有一个悲剧的男人，妻子和别人私奔，自己戴了顶大大的绿帽，
大绿帽气得他睡不着，在寒冷的深夜出来散气，走到银锭桥边，
看见两个人影在桥下挖土，他立刻想到人们埋藏财宝的故事，
打算潜伏一旁，然后大发绿帽子横财，
看到那人影在埋完财宝之后还拉出电线，吓了一跳，
赶快跑去报告了警察叔叔。
多亏黄复生、喻培伦也看见了这个告密者，逃离了现场。
1910年4月，清朝警方破获这起预谋行刺摄政王的大案，
抓获了朝廷钦犯汪精卫、黄复生二人。
狱中生活，每日三餐不过一碗霉变的陈米，一条咸萝卜。
五天加餐一次豆腐，逢年过节有一顿肉吃。
汪精卫在狱中无事，每日做诗，最广为流传的一首是《被逮口占》，其中颈联：
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
1911年10月10日的武昌起义是清末革命党人所发动的武装暴动。
1911年11月6日，清廷宣布汪、黄是广阔天地中的大有作为的青年，
误会了清廷，释放了二人，
北京各界一千余人前往法部大狱门前，欢迎这两位刺杀摄政王的义士。
1911年12月，汪精卫乘船到上海，和陈璧君结为夫妇，
完成了他革命成功再娶亲的革命誓言。
1912年9月，汪精卫功成身退，携陈璧君赴法国里昂大学攻读社会学。
2.党争
1912年3月10日，袁世凯就任中华民国大总统。
（袁老四并没有偷窃国民政府什么，因为这时的国民政府本来就是一盘散沙，
试想想，此时身无分文，只带回“革命理想”的孙中山，如何统御他下面大大小小的革命派别，
袁是凭借强劲的军事实力，深厚的个人威望，狡猾的政治手段抢到了这个宝座。）
1913年3月20日，国民党实际领导人宋教仁在上海被暗杀，留下了一笔糊涂账。
这导致了南方革命派别反袁的二次革命，汪精卫应孙中山之招参加了革命，失败后亡命法国。
1915年12月，袁世凯废除共和，称帝洪宪。1916年3月，又不得不取消帝制。
1916年6月6日，袁世凯一命呜呼，留下了一身的骂名。
1925年2月，孙中山病情加剧，汪精卫代孙起草了“总理遗嘱”，遗嘱得到了孙中山的肯定。
1925年6月26日，汪精卫主持召开了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
孙中山没有指定接班人，会上决定，国民党就取消总理制，
把总理这一称呼永远留给了孙中山。
此后国民党的领导体制，名义上采用的是集体领导的委员会制。
国民党内部也是派阀林立，左派支持孙中山联俄联共的三大政策，
代表人物是财政部长廖仲恺。
右派反对联共政策，代表人物是外交部长胡汉民。
孙中山去世之后的国民党中，汪精卫是呼声最高的接班人，汪精卫的立场偏左。
1925年8月19日，廖仲恺在国民党部门前，遭5名枪手刺杀而亡。汪精卫亲自组成特别委员会，查出胡汉明为幕后黑手，胡被迫离职出国。
（廖仲恺、胡汉明、汪精卫，是跟随孙中山革命的广东元老，互相攻讦如此，难怪张学良说，广东帮十分特别，专弄广东人。
谁想到，这三位长期追随孙中山的同志，胡汉明策划，刺死廖仲恺，又策划射了汪精卫三枪。其中一颗弹丸最后也给汪精卫带来致命的伤害。）
【名词：西山会议，西山会议派】
廖仲恺一死，汪精卫就成为国民党的左派代表，遭到右派的强烈反对。
右派的台柱胡汉民又被迫离职出国，国民党右派在广州政府已经无法立足，
于是他们就跑到北京另立中央。
1925年11月23日，戴季陶、林森等一批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中央监察委员，
跑到北京西山碧云寺孙山的灵前，召开了自称的“国民党一届四中全会”，
这就是所谓的“西山会议”，与会者也被称为西山会议派，
西山会议反对联俄联共、反对汪精卫“左倾”，
通过了一系列的决议，罗列了汪精卫“为共产党护符”的九大罪状，
宣布开除汪精卫党籍半年，以观后效。
1926年4月1日，广州国民党召开了“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
汪精卫重申了孙中山联俄联共的三大政策，
汪精卫评价西山会议派是“打出反对孙中山先生的旗帜，成为总理的叛徒，革命的蟊贼。”
（这里作者，提及汪精卫为人诚实，不贪恋财物，个人生活检点，但国民党内也从来没有形成所谓“汪精卫”派，我想这大概是受到了传统中国士大夫的影响吧。）
因孙中山生前的策略，国民军武器、军费靠苏联人提供，苏联还派遣了大批军事顾问进入国民党革命军的各个师团。
苏联顾问们不懂得尊重中国的礼节和习惯，以施舍者的姿态对国民党内部事务指手画脚，引起了一批国民党军人的反感。
接替鲍罗廷的苏联顾问季山嘉见到蒋介石，不是冷笑就是挖苦，几乎反对蒋介石的每一项计划。
更为糟糕的是，季山嘉改变了以前逐步改造国民党的计划，开始公然帮助共产党在国民党中扩充势力，试图从内部颠覆国民党。
季山嘉向国民军各个师团派共产党的党代表，
在蒋介石的第一军中，80%的党代表都是由共产党员担任。
季山嘉激进的赤化行动，遭到国民党的强烈反对。
1926年3月18日，国民党中山舰忽然驶入黄浦江，除去炮衣，停靠在黄埔军校旁。
【争议：中山舰事件颇有争议，不过结果是肯定的，蒋收缴了工人纠察队的枪械，将第一军中的党代表全体免职，并逮捕中山舰长、共产党员李之龙。】
1926年3月22日，在临时召开中央政治会议上宣布引咎辞职，说中山舰事件他有责任，责己不责人，一切善后工作，由蒋同志去办。
1926年5月11日，汪精卫离开广州前往马赛。
中山舰事件后，蒋介石没有和苏联人摊牌，
苏联接受了蒋介石的要求，撤回了态度傲慢的顾问季山嘉，
重新派态度比较谦逊的鲍罗廷出任国民政府顾问，
使苏联和国民党的关系得到了缓和。
【名词：北伐】
1926年7月，在苏联的支持下开始北伐，目的是消灭盘踞在中国的三个大军阀，吴佩孚、孙传芳、张作霖，实现统一。
苏联对国民党政府提供了按照当时价格高达数百万美元的军事援助，
使得国民党的军事装备大大优于北伐军。
当然苏联的援助也是有条件的，这就是要允许共产党人在北伐所到之处，
发动工农，并在军队中进行帝国主义问题、农民问题的激烈宣传。
1927年2月，尽管中山舰事件大部分国民党领导人站在蒋介石一边，但蒋介石表现出来的独裁霸道，又让人回想起作风民主的汪主席，于是孙科等人组成“迎汪行动委员会”，
以国民党临时中央会议的名义，致电汪精卫，敦促他回国复职。后来蒋也只好也打电报请汪回国。
1927年2月下旬，汪精卫离开法国，乘火车经苏联归国。
在途径莫斯科时，斯大林专门接见了这位国民党左派领袖。
斯大林希望汪精卫回国后重用陈公博等左派人士，
嘱咐汪精卫说服蒋介石不要赶鲍罗廷回国。
鲍罗廷虽然谦逊，但是和蒋介石仍然有龌蹉。
北伐军占领汉口后，在广州的国民政府迁往汉口，
而蒋介石的北伐军总司令部设在南昌，
北伐军占领南京后，蒋介石的又将司令部迁往南京，
双方都让对方来迁往自己的地方来，展开了激烈的争论。
这样就形成了汉口的国民政府和南京的北伐军司令部两大阵营。
1927年3月10日，在汪精卫回国途中，国民党中央在武汉召开了二届三中全会。
这次会议是不折不扣的反蒋会议，汪精卫在缺席的情况下，被选为国民政府主席。
【名词：南京事件】
1927年3月27日，北伐军占领南京后，激愤的士兵狂乱的行动，
造成了很大国际麻烦的“南京事件”。
北伐军进入南京后，对外国领事馆、教堂、商社进行了武装袭击，
打死英美法意等国6人，打伤数十人。
特别是英国领事被北伐军士兵拉到市中心用青龙刀斩首示众，英国领事夫人被27名北伐军士兵轮奸，此外还有上百名外国妇女被北伐军士兵强奸。
英美在长江上的数艘军舰开始对南京城进行报复性炮击，打死南京市民2000余人。
日本军舰被政府下令不得开炮，日本舰队司令驶回上海后自杀谢罪。
他遗书中说：他奉命不开炮，以至海军保护侨民不周，无面目以见国人。
据报道，日本在南京事件中重伤5人，被强奸者35人。
（有一种说法，是说此举是逼蒋介石同帝国主义决裂。）
1927年4月1日，汪精卫到上海，4月3日，汪精卫到法租界孙中山故居，
和蒋介石以及在沪的国民党高级军政干部会谈。
吴稚晖、蒋介石劝说汪精卫要复职分共，汪精卫以总理手定为由，不可。
吴稚晖激动地说：“汪兄弟，现在是什么时候，你还要讲什么组织原则，
还要对共产党心存幻想。”
接着李宗仁等人也纷纷发言，反对汪精卫的意见，要求汪精卫不要偏袒中共。
汪精卫坚持不干，吴稚晖忍不住激动，扑通一省跪倒在汪精卫面前，流着眼泪说：“汪先生、汪主席，看在党国面上，你就放弃袒共立场，留在上海领导吧！”
汪精卫被吓了一跳，拔腿逃避到楼上，连声说：“稚老，您是老前辈，这样我受不了，我受不了。”
最后只达成了初步协议，准备召开二届四中全会，
通告共产党暂停国民政府内一切活动听候决定，一切武装团体服从蒋总司令的指挥。
1927年4月5日，汪精卫、陈独秀联名发表了一份《国共两党领袖汪兆铭、陈独秀联合宣言》。
这是，汪精卫知道蒋介石是暂时妥协，为了从政治上压倒蒋介石，汪精卫私下找中共领导人陈独秀，要求陈独秀发表一个不反对国民党的宣言，堵住蒋介石说共产党要搞暴动的口实。
宣言上说，两党将为革命鞋收到底，绝不受人离间。
宣言发表后激怒了国民党右派，也激怒了共产党的激进分子，此宣言可以视为陈独秀悲剧的开端。
共产党也非常不满国民党越来越明显的排共政策，要求共产党不再寄人篱下，主动离开国民党单独搞革命，陈独秀的宣言被视为一个“右倾投降主义”的宣言，此后不久就罢免了陈独秀总书记的职位。
宣言发表后，汪精卫就赶往汉口的国民政府。
【名词：四一二政变】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武力清共的命令，
关闭共产党在上海的总工会和党部，解散了工人纠察队，
抓捕共产党员，三天处死300余人，逮捕500余人，还有数千人失踪。
（既然国共双方各怀鬼胎，何必在后来在教科书上抗着牌坊满街跑。
试想，如果蒋不清党，势必像后来阎锡山抗日时一样难受，
那样结局是国民党从内部被攻破。
历次的合作都是在同床异梦的达成，对抗才是必然的结果。）
蒋介石清共之后，汪精卫痛斥了这种行为，以国民党中央的名义，发通电，
“开除党籍，免去本人所兼各职，着全国将士及各革命团体拿解中央，按反革命罪条例惩治。”
【名词：宁汉分治】
1927年4月18日，既然汉口国民党中央要把蒋介石开除党籍，拿解中央，蒋干脆就在南京成立国民政府，自己担任中央军委主席、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让老右派胡汉民当人国民政府主席，对抗武汉。这样国民党公开分裂成“宁”、“汉”两个政府。
汉口的国民党官员中反共情绪越来越明显，特别是共产党的农民运动过于激烈，
而国民党中下层军官多为中小地主出身，他们的父母亲友在故乡被共产党农会揪斗。
如革命军三十五军军长何健的父亲，也被绑游街示众，
何健一怒之下，命令三十五军三十三团团长许克祥，
在湖南长沙发动了“马日事变”，捕杀共产党相关人员。
马日事变后，共产党向国民党武汉政府施加压力，要求惩处“不法军官”，
但是许克祥得到国民党官员的袒护，安然无恙。
【名词：五月指示】
共产国际也感到武汉国民党靠不住，密令武汉的中共自己组织“工农革命军”，改组武汉国民政府，没有地主的土地实行公有制。共产国际派印度鲁易将此秘令，所谓《五月指示》转交武汉的中共中央。
1927年6月1日，鲁易到达武汉后，在把《五月指示》交给中共前，先交给了汪精卫。
汪精卫看到《五月指示》，大吃一惊，密令中写到：无视国民党禁令，实行自上而下的土地革命；在湖南组织一只由2万党员、5万工农组成的工农革命军；改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有旧思想的一律驱逐；组织革命法庭审判反革命军官。
《五月指示》与苏联内部进行，斯大林和托洛斯基权利斗争有关。
在中国问题上，斯大林比较现实，要求中国共产党在统一中国以前，保持与国民党的合作。而托洛斯基比较激进，要求抛开国民党干革命，通过暴力革命建立苏维埃政权。
斯大林通过苏联驻国民政府顾问来指导中国革命，苏联顾问鲍罗廷是斯大林的代表。
托洛斯基却通过共产国际来指导中国革命，也给中共带来很多麻烦。
中共内部也分分斯大林派和托洛斯基派，在当时似乎是托洛斯基的人占了上风。
在南昌起义问题上，1927年7月23日，斯大林派来阶梯鲍罗廷的苏联代表罗米那兹强烈反对，但是没有说服成功。
（关于苏联“瞎指挥”，一些人颇有微词，但有句话说得好，吃人家的嘴短，拿人家的手短，你全部家当来自苏联，能不听人家的么。如果彼时苏联指导成功，中国会不会变成苏联的卫星国，傀儡国？不可知。后来打击“托派”，好像还进行过清洗，给不少人惹上麻烦。）
一石头激起千层浪，《五月指示》传到中共后，很多领导人也十分恼怒，
1927年7月4日，在鲍罗廷的主持下，中共在汉口紧急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
陈独秀、鲍罗廷主张对汪精卫妥协，暂不执行土改运动，争取和汪精卫继续合作。
但是这个主张被大部分人反对，
张国焘、李立三、周恩来等人均明确反对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
第二天，中共宣布改组撤销了陈独秀的总书记职务，由张国焘、李立三、周恩来等五人组成领导小组，组成临时中央常委会。五人领导小组起草了一份《宣言》，说革命已处于危急存亡之时刻，武汉国民党中央、国民党政府已经公开准备政变，因此共产党决定撤回参加国民政府的共产党员。
（应该说，这个决定是正确且及时的，合作已经走到危急的边缘，再妥协很可能就要连窝端了。）
1927年7月15日，汪精卫看到共产党宣言后，召开紧急会议，汪拿出《五月指示》，国民党军政要人，孙科、李宗仁、唐生智等，纷纷发言分共，只有宋庆龄代表陈友仁反对，原因和华国锋的两个凡是相似，及时总理手订不得更改。陈友仁的发言遭到与会者一致反对，最后陈友仁不得不退出会场。最后通过《统一本党政策案》，要求国民政府和军队中任职的共产党员，即日起声明脱离共产党，否则一律停止职务。汪精卫打算和平“分共”。
1927年8月1日，在共产国际的指导下，张发奎第二方面所辖的二十军军长贺龙等人，在南昌发动了武装暴动。
1927年8月8日，汪精卫召开了国民党和中央紧急扩大会议，由于南昌起义导致武汉国民政府放弃和平分共政策，通过了“武力分共”决议案，在武汉也开始了对共产党人的打压，至此第一次国共合作彻底失败。
【宁汉合流】
汪精卫的“容共”政策使他在国民党内的威信受到很大影响。
武汉开始“清共”后，与南京蒋介石政府之间就没有根本区别了。
1927年8月，冯玉祥分别致电宁汉政府，要求重归于好，合二为一。武汉政府坚称自己是正统政府，斥责蒋介石违背党纪，在南京立政府是“以军治党、以党窃权”，搞个人独裁。
汪精卫提出，宁汉联合前提必须是蒋介石下台。南京的桂系李宗仁势力膨胀，也侧面催促蒋介石下台。
1927年8月初，蒋介石在徐州指挥作战，败于孙传芳手，内外交困提出要休息一下，8月12日离开南京前往上海，14日，发表下野宣言，前往日本访问。
1927年8月19日，汪精卫代表武汉政府发表迁都南京宣言。
汪精卫本以为蒋下台可以消除军人独裁的疾患，可是在各路“武人不讲理”的强权社会，将军们拥兵自重，搞民主政治几乎是一种空想。
蒋介石宣布下野后，支持蒋介石的人纷纷离开南京，南京又称为桂系李宗仁、白崇禧的天下，所谓“才驱走了虎，有来了狼。”
桂系手握兵权，不服从汪精卫文人政府的领导。桂系虽然势力大大扩张了，但是在党内却没有什么地位，于是把在上海的西山会议派元老请来，帮他们在政府中撑腰。
汪精卫不同意沪方西山会议派加入政府，在剑拔弩张的情况下，孙科提议，由宁、汉、沪，三方共同组成一个特别委员会。
在桂系和西山会议派的操纵下，推举出14名中央特别委员会代表，汪精卫虽然名列第一，但是桂系和西山会议派占据多数，这遭到了汪精卫、胡汉明、蒋介石等人的反对。
1927年9月13日，汪精卫通电下野，表示抗议特委会。
1927年10月21日，汪精卫前往广州。原来汪辞职后，张发奎、李济深在广州召开了迎汪会粤大会，联名邀请汪精卫回广东指导革命。
1927年10月30日，汪精卫召集在粤的中委会成员开会，通电全国，否认南京的特别委员会的合法性。
1927年11月10日，在宁越对峙之时，蒋介石从日本回到上海，一到上海蒋介石就给汪精卫拍电报“负荆请罪”，电报上说“此后党国重任，惟兄是赖。凡能于党国有益，则弟必尽我心力，依照兄之意图，不渝始终，以尽区区之意。若兄能来沪晤商一切...”
1927年11月16日，汪精卫见蒋介石有诚意，就乘船赴上海，准备和蒋介石谈论国民党各派联合问题。
没想到，汪精卫一离开广州，张发奎就发动了一场倒桂运动，将桂系在广州的部队缴械，而后张发奎指挥粤军在梧州一带和桂军相持。
共产党人则乘广州城内空虚，在叶挺、叶剑英的领导下于12月11日发动了广州暴动。
张发奎第四军回师镇压暴动，于共产党自称的“红军”发生激战，造成了广州大量平民的死亡。
广州暴动之后，全国哗然，各派攻击汪精卫，后来虽然查明广州事件和汪精卫没有直接关系，但作为广州政府首脑，1927年12月16日发表了隐退政界的生命，和陈璧君一起前往法国。
汪精卫前往法国临行时，陈公博来送行，汪精卫劝陈公博也一起去法国，陈公博提出反对意见，汪精卫说：“蒋介石既然容我不得，我又何必留在他身边合作？合则留，不合则去，这是我的办事原则。”
陈公博说：“我的想法与汪先生不同。合则留，不合则去，虽然有古君子之风，但我认为每个国民对国家都有一份责任。我的处事原则是：合则留，不合则打，打不过才去。”
（汪的一段话，几乎可以作为汪自己一生的一段注解，陈的话则可以作为汪精卫一生的一段批评。）
【名词：改组派】
陈公博说，自己手下没兵，但手中有笔，要同蒋介石展开理论上的战斗！汪走后，陈公博联合国民党内一批反蒋人士，组成了“改组同志会”，即所谓的改组派。改组派以党内知识分子、青年学生为主，要求再国民党内实现民主。他们在上海办杂志和蒋介石进行理论上的斗争，汪精卫是改组派的精神领袖。
1928年2月，汪精卫一走，在蒋介石主持下，国民党召开了二届四中全会，统一了国民党各派。
1928年4月，重新开始北伐。
1928年6月8日，占领北京，宣告北伐成功。
1928年6月15日，根据孙中山的理论，蒋介石宣布“军政阶段”正式结束，10月3日，发表进入“训政阶段”的宣言，按照五权分立的政治理想，分设“行政、立法、司法、考试、监察”五院。立法与司法处于国家政府领导地位，这与司法、立法机构要求独立于国家政府之外的“三权分立”体系背道而驰。
1928年12月29日，张作霖死后不久，张学良宣布“东北易帜”，名义上全国统一在青天白日旗下。
由于全国刀兵遍地，蒋介石在北伐胜利后提出裁军，本来是有充足理由的，但是蒋的裁军计划，只裁旁系，不裁他的直系部队。
当时，第一集团军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第二集团军是冯玉祥的西北军，第三集团军是阎锡山的晋军，第四集团军事李宗仁、白崇禧的桂系。此外张学良的东北军，张发奎的粤军，唐生智的川军，以及一些地方上的杂牌军。
带私心的裁军方案，引起各路部队将领的强烈反对。蒋介石首先拿李宗仁桂系部队开刀，结果李宗仁害怕蒋介石暗算，于1929年2月潜出南京，重返广西。
1929年4月，蒋介石在“三大”结束后，开始讨伐桂军，分兵三路进攻广西，结果桂系大败，6月，李宗仁、白崇禧逃亡香港，蒋介石取得军事上的胜利，但是在政治上，蒋却陷入众矢之的。
1929年5月，以改组派为核心，联合其他国民党的反蒋派别，在上海成立“中国国民党护党革命大同盟”，唐生智、张发奎、李宗仁等派代表参加，阎锡山、冯玉祥也与之建立联系。
他们发表宣言，要求“铲除判断蒋中正的一切势力”，不承认蒋包办的“三大”，尊远在法国的汪精卫为领袖，号召“迎吾党领袖汪主席归国护党”。
1929年9月17日，张发奎在湖北打出“护党救国军”的大旗，发表《拥汪讨蒋宣言》。
1929年10月上旬，汪精卫来到香港，虽然汪和桂系组成的“特委会”有很深的隔阂
，但是反蒋的共同目的使他们又走到一起来。他们以“中国国民党第二届中央执监委员联席会议”的名义发布命令，发出“护党救国军”的委任状和番号。第一路、第二路的番号给实力最强劲的阎锡山、冯玉祥，张发奎、唐生智、石友三、胡宗峰、何键、李宗仁，分别委以第三、四、五、六、七、八路军总司令。
这拼凑的部队，指挥不灵，步调不一，不到半年，除了阎锡山、冯玉祥之外，都被各个击破。
1930年4月1日，阎锡山在太原宣誓就任“中华民国陆海空总司令”，冯玉祥、李宗仁分别在潼关、桂林宣誓就任副总司令，三个司令部下辖七十万军队，组成八个方面军，向南京围攻，浩大的“中原大战”爆发了。
1930年9月17日，张学良发出拥护南京中央政府的声明，派东北军入关，使阎、冯，腹背受敌，11月4日，阎锡山、冯玉祥见大势已去，联名发表通电，声明“即日释权归田”，中原大战以蒋介石胜利告终。
1931年元旦，在阎锡山、冯玉祥失败后，汪精卫在天津发表下野声明，此时蒋介石不仅任国民政府主席，又兼行政院长，独揽国民党的党政大权。
1931年2月28日，蒋介石以宴请议事为名，将胡汉明骗取总司令部，逼胡汉民辞去立法院职务。次日，胡汉民提出辞呈，将党部、政府职务全部辞去，被宪兵押送南京郊外汤山温泉别墅软禁。这引起了又一轮了反蒋高潮。
1931年5月28日，汪精卫主持下，陈济棠、李宗仁等人在广州成立国民政府，否认南京国民政府的合法性。这个政府是反蒋势力的大集合，包括了改组派、西山会议派、有新添了胡汉民派，后来南京的林森、孙科也来参加。派别之多，矛盾之复杂，使汪精卫经常处于左右为难的境地。
1931年9月初，广州政府派军北方讨蒋，宁粤战争爆发。
1931年9月18日，东北关东军发动“九一八事变”，改变了中国历史的进程。
1927年到1931年这一段国民党人反对蒋介石独裁斗争的历史，台湾历史书称作，蒋介石消灭新军阀的派系斗争；大陆的历史书，称作国民党内部狗咬狗的权力斗争。
【争议：田中奏折的真伪】
3. 抗日往事
张学良是一个放荡公子，张学良在北京掌权的3年里，对政事并不专心，每日沉迷酒色。和他老爹有妻妾6人不同，张采用“抛弃式”。朱铁生将自己的姐姐、妹妹献上，晋升为张学良的副官，朱光沐将自己的女儿献上，当上了总务长，沈熊毅提供自己的妻子，当上了财务局长，奉天省长翟文选的妹妹被张学良强奸，翟文选敢怒不敢言，只好出家当了和尚。
（原书这段有名有姓叙述应该是真实的。）
张学良的不抵抗，不是无条件执行蒋介石的命令，因为东北军只有他指挥得了，汪精卫曾代表国民政府下令张学良对日出兵，遭到张学良的拒绝。
九一八事变是日本关东军单独策划的。日军少壮派将校也怀疑日本政府高层被中国行贿收买，才不愿对中国采用强硬政策，关东军从张学良的保险柜中搜出53张日本政要的收款单，最巨额的是政友会主要干部床次竹二郎50万日元。
日本政要的腐败引起日本国民的强大不满，军人们乘势发起打败腐败政党的军人夺权运动。当时日本社会舆论普遍倾向于军人，声称“宁要清廉的军人，不要腐败的政治家。”
关东军侵占东北，激起全中国人民的愤慨，热血青年学生对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非常恼怒，各地学生爆发了大规模的示威活动。南京中央大学学生冲入外交部将王正廷殴成重伤，王正廷被迫辞职。各地学生也到北京请愿，请求蒋介石亲率中央军北上抗日。
九一八事变，使国民党内部燃起停止内斗，一致对外的呼声。蒋介石迫于形势，将软禁的胡汉民释放，并派蔡元培、张继携带他的亲笔信赴广州与汪精卫议和。
1931年10月22日，汪精卫、蒋介石和胡汉民，在上海举行了首次会谈，提出南京、广州两政府合并，团结一致，共赴国难。胡汉民提出联合的前提必须是蒋介石下野，所谓“讨蒋第一，抗日第二”，汪精卫则表示要“团结宽容”，在消减蒋介石权利的情况下，留蒋执政，所谓“抗日第一，讨蒋第二”。和平会议最后决定南京、广州分别召开国民党第四次代表大会，各自选出中央委员后，在南京召开四届一中全会，重组国民政府，广州政府随即取消。
1931年11月12日，南京政府召开“四大”，蒋介石主持，蒋介石做了《党内团结是我们唯一的出路》的讲话，恢复了汪精卫、陈公博等481人党籍。
1931年11月18日，广州政府召开“四大”，孙科主持，表示宁粤合作的前提必须以蒋介石辞职为前提条件。由于会议各派争吵不休，改组派、西山会议派代表200余人赴上海另召开四大。
1931年12月3日，分裂出来的156名代表，在上海法租界召开，汪精卫主持，主要进行中委选举，当天结束。
1931年12月22日，三个“四大”的中央委员在南京召开四届一全会，
蒋介石下野，为了搞好团结，汪精卫、胡汉民也没有担任政府职务。
这次组成国民政府，主要由广州政府人马组成，林森任国府主席，不负实际责任。
孙科任行政院长，负责政府实际领导，
陆海空总司令暂缺，蒋介石虽下野，他的军队别人是指挥不动的。
孙科为首的新政府为争取民心，开始对日本采取强硬态度，
1931年12月28日，新国民政府下令张学良死守锦州，
张声称自己兵力武器不足，请求中央增援，孙科召集将领讨论，
没有一个将军愿意去东北增援张学良。
东北军不战而撤出锦州，全军退入关内，试图保住北平附近最后一块地盘。
1932年1月18日，上海租界5名日本僧侣忽然被一群中国人围打，
一死两重伤，二战后调查发现，
该事件是关东军的高级军官委托日本上海总领馆的武官，雇中国国无赖所干。
中国人打死日本僧侣一事，在日本社会引起巨大骚动，
日方向国民政府发出“限期要求”，要求中国政府道歉、赔偿、惩罚作案者，
取缔解散上海民间反日团体。
1932年1月28日，孙科政府拿不出对策，
日方则以没有限期回应要求，出兵中国管区，
同驻守在上海闸北地区的十九路军发生激战，十九路军顽强抵抗，给日军造成了重大伤亡。
上海事变之后，孙科感觉无力处理重大事件，请求汪精卫出马，
1月25日辞职，1月28日，汪精卫出任行政院长，负责领导政府。
汪精卫上台后，宣布迁都洛阳，积极抗战。
1923年2月8日，汪精卫代表国民党中央慰勉上海十九路军将士“忠义之气，照耀天日”，犒劳十九路军5万元。
汪精卫下令其他部队增援十九路军，蒋介石私下指示不支持十九路军抗战。
汪精卫又下令北平的张学良起兵，牵制日军，并派陈公博到东北说服张学良，
张学良只以上宾招待陈公博等人，一谈出兵之事则支吾过去。
1932年3月6日，由于没有蒋介石出面国民政府无法统领军队，
所以蒋介石出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此后国民政府由汪精卫主政，蒋介石主军。
【名词：《淞沪停战协定》】
在列强的调停下，中日开始进行和平谈判，于1932年5月5日达成《淞沪停战协定》，停战协定消息传出后，在中国民众中间引起了愤怒，上海愤怒的民众把谈判代表，外交次长郭泰祺责骂为卖国贼，并将其打伤。
1932年6月，汪精卫率行政院副院长宋子文、外交部长罗文干去北平会见国联调查团长李顿，共同调查日军占领东北三省的问题。
汪精卫与张学良此后打起了电报战，
7月17日，汪精卫以行政院长名义发表通电，命令张学良立即出兵热河，收复失地，张学良声称汪精卫无权过问军事，蒋介石又偏袒张学良，汪精卫只好宣布辞职，前往欧洲养病。汪精卫最后要求张学良“惟有引咎辞职，以谢四万万国人，毋使热河平津，为东北锦州之续。”
1932年10月2日，国联调查团发表调查结果，否认了“满洲国”成立的理由，要求一切退回到“九一八”事变以前的情况。
1933年2月21日，国联进行了表决，以41票对1票（1票是日本自己投的）通过了要求日本从东北撤军的决议案。日本的松冈代表在表决后微笑退场，宣布日本推出国联，使大会一片愕然。松冈代表回到日本，送到日本国民的夹道欢迎。
（强硬的立场总是能够得到国民的欢迎）
1933年1月，日军进攻山海关，2月占领承德，热河沦陷，国民党内部再次出现请汪精卫归国主持抗战的呼声，汪精卫提出条件，他回国主持前提必须是张学良辞职。
1933年3月9日，蒋介石与张学良在保定会晤，说服张学良出国考察。
（蒋介石说船上三人的故事，想必是指蒋介石、汪精卫、张学良。）
1933年3月10日，张学良通电辞职。3月底，汪精卫回南京复职。
（汪精卫说，“榆关以一日而失，热河以七日而陷...敌必日益骄横...势必影响对日外交。”这是有道理的，军队打得一塌糊涂，有什么谈判筹码呢。）
【名词：《塘沽协定》】
1935年5月31日，何应钦与日军代表冈村宁次在天津塘沽会谈，共同签订了《塘沽协定》，这个协定承认冀东为非军事区，准许日军在该地区视察，实际上是默许了日本对东北三省和热河的占领。
《塘沽协定》已公布，社会舆论又是一片沸腾，抨击蒋、汪批准这一丧权辱国的协定。
【疑问：说道秦桧事，历史真实的岳飞能够抗金，以致于收复失地么？是否为无力与金对抗，只能媾和，后世以各种事捏造在秦桧身上？】
（对于媾和上，汪精卫的理由几乎和袁崇焕一样，只是国民政府一场实际的漂亮仗都打不出来。）
彼时，华北五省的实权，察哈尔的宋哲元，绥远傅作义，河北商震，山东韩复渠，山西阎锡山。蒋汪联合政府实际控制范围只限于长江流域。
1935年7月，南京政府监察院对汪精卫主持的行政院提出弹劾，指责汪精卫大搞媚日外交。在这种情况下，汪精卫离开南京前往青岛，8月8日，提出辞去行政院长和兼任的外交部长职务。
蒋介石一反常态，表示“绝对支持”汪精卫，并派元老蔡元培飞抵青岛慰留汪精卫。国民政府主席林森也发电请汪留任。汪精卫提出三个复职条件，负责制定对日外交方针，行政院的政治外交不必均提交中政会决议，中央财政归行政院独立主持。在蒋介石的支持下，汪精卫的要求完全被国民党中央委员会接受，汪8月23日复职。
【汪精卫被刺，身中三枪】
1935年11月1日，国民党召开四届六中全会开幕式后中央委员合影，大礼堂秩序混乱，蒋介石临时决定不参加合影。汪精卫见蒋介石迟迟不到，去休息室催促，蒋说：“今天秩序很不好，说不定要出事，我决定不参加摄影，我也希望你不必出场。”汪精卫说：“各中委伫立良久，专候蒋先生，如我再补参加，将不能收场，怎么能行，我一定要去。”
摄影完，孙凤鸣高呼打倒卖国贼，向正在转身的汪精卫连发三枪，一弹从后背射入第六、七胸脊柱骨旁，一弹从后贯通左臂，一弹射进左眼外角下颧骨。
陈璧君首先赶来，见汪精卫倒在血泊之中，悲愤地说：四哥，你放心罢，你死后有我照料儿女。革命党反正要横死的，这种事我早已料到。
蒋介石也从休息室赶来，汪精卫以为自己要死了，对蒋介石说：“蒋先生，今天你大概明白了吧，我死后，要你单独负责了。”
汪的伤势虽重，并非致命，南京中央医院将左臂、左面颊子弹取出，后背子弹去不出来。汪在遇刺后，见到报社记者还说，恳请国府，将牵连犯人从宽赦免。随后，汪精卫离开南京前往欧洲疗养。
1935年12月2日至7日，国民党五届一中全会，选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为胡汉民，蒋介石为副；最高决策机关的中央政治会议主席则为汪精卫，蒋介石亦为副主席。但胡汉民、汪精卫都在国外养病，实际国民党已由蒋介石一人掌权。
九一八事变使张学良丢失了东北，塘沽协定又使张学良完全丢失地盘，等张学良周游欧洲各国回来之后，被任命为西北剿匪副司令，东北军移驻西北，执行剿灭共产党红军的任务。
张学良在丢失地盘后，才一改过去对日妥协政策，成为坚决的抗日者。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武力扣押了蒋介石，试图以“兵谏”的方式迫使蒋介石改变“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
包括苏联在内的各国督促张学良无条件释放蒋介石。
蒋介石开始拒不接受张学良的建议，后来在周恩来的劝说下，口头答应，“准备向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方向努力”，没有签署任何文书。
1936年12月26日，张学良陪同蒋介石返南京，东北军失去领导人后发生了内讧，被中央军改编接收。
国共合作对于南京政府和苏联改善关系有重要的作用。在蒋介石后来的抗日战争中，也得到了苏联的多方面的援助。
西安事变后，汪精卫从欧洲回国，因为身体的原因并未在国民政府任职。此时，国民党三巨头胡汉民已经病逝，就剩下汪、蒋两人。
1937年7月7日，爆发卢沟桥事变，引发了中日全面战争。
【争论：本文提供了卢沟桥事变的另一个解释，特别地提出，中共中央在卢沟桥事变发生数小时后就发出号召全面抗战的《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让人感到似乎中共已经预知卢沟桥事变的发生。】
日本国内舆论对蒋介石一片恶骂，指责蒋介石有意挑起事端，军部内，九一八事变主谋石原莞尔少将根据“胜利的极限点”理论，坚决反对日本得陇望蜀，再继续向华北进出。而大多数人却支持“支那一击论”，认为只要给中国一个强大的打击，中国政府将会屈服。
（德国入侵苏联时斯大林面临抉择，日本入侵中国蒋介石也曾面临，某些地方他们历史还有些相像。比如所谓的一击论。）
1937年7月17日，卢沟桥事变发生，蒋介石和汪精卫等在路上邀请政府要员和社会名流召开国事座谈会，蒋介石发表了著名的“最后关头”演说，“如果战端一开，只有牺牲到底。那就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
汪精卫有一些话不方便公开讲，他私下说：别看现在全国一致高喊“彻底抗战，牺牲到底”的口号，实际上真的准备为国家牺牲的人能有百分之几？大部分人嘴上高喊牺牲，但他们内心里牺牲的概念是让别人牺牲。为什么不肯讲出不愿牺牲的老实话？是因为他们害怕卖国罪名，害怕承担亡国责任。
（汪精卫同志指挥不动抗战，并且见识了太多了虚情假意，今日打你，明日打他，他得出这样结论也是理所应当的。）
【德国调停】
全面抗战打响后，德国愿意出面调停中日战争，主要原因是因为中国和日本都是德国的友好国家。中国虽然没有石油，却是镍等战略金属的主要供应国，德国的战略金属主要依靠中国供应，作为交换，德国以向中国借款的方式，“借”给中国大量的军事装备，这是抗战初期蒋介石德式装备的由来，也是蒋聘用30多名德国军事顾问的原因。
中日战争爆发，日本以同盟国的身份向德国提出抗议，要求德国停止向中国供应武器，召回在中国的军事顾问，军火和顾问都没，但是中德仍是友好国家。
德国大使陶德曼担任调停的主角。
1937年11月5日，陶德曼向中国方面透露了日本讲和的条件、
12月2日，蒋介石、顾祝同、白崇禧、唐生智等国民党高级将领开会，与会者认为日本没有要求成立华北自治政权，没有要求承认满洲国，也不要求赔款，条件不算苛刻。当日下午，蒋介石会见了陶德曼，表示和中国愿意接受德国的调停，可以以日本提出的条件作为和平谈判的基础，但华北的主权和完整不得侵犯，和谈始终由德国担任中介人。
1937年12月6日，汪精卫在汉口主持召开了国防最高会议常委会，讨论日方停战条件，与会者也基本同意接受日方条件。在郑州部署军事的蒋介石打来电话：和谈可依照国防最高常委会的决定，通过外交途径进行。这暗示蒋介石不准备直接主持和谈，把卖国的帽子扔给汪精卫。
1937年12月13日，日军侵占首都南京后，使日本人以为中国的抵抗已经穷途末路，与12月22日又增加了三项苛刻的和谈条件，设立中间地带的亲日政权、承认满洲国、战争赔款。日方请陶德曼将新增三项条件转达中国，并把谈判期限规定为1938年1月15日，中国政府没有按期答复日方条件。
1938年1月16日，日本向中国施压，通过了《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声明》，宣布“期望能与帝国合作之中国新政权的建立与发展，并将与此新政权调整两国邦交，协助建设复兴的新中国。”
1938年1月18日，国民政府发表声明，表明了中国的强硬态度，“全力维持主权与行政之完整，任何恢复和平方法，如不以此原则为基础，决非中国所能忍受。”
日本在中国发表声明后即日撤回驻华大使，中国也于1月20日撤回驻日大使，两国外交关系正式断绝，调停失败。
由于英法美不肯出兵干涉，蒋介石考虑请求苏联干涉，用苏联这张牌时也非常犹豫不决，苏军进入东北后，会不会把东北交给中共呢？战场上的被动局面，使蒋介石不得不铤而走险，虽然斡旋没有取得预定的效果，不过苏联还是答应向中国提供20个师的装备。由于苏德战争爆发，苏联放慢了中国的军事援助，此时苏联已经向国民政府提供了900余架飞机，2000余辆军用车辆，1000余门大炮，弹药1亿8000万发，3000多苏联志愿军在中国直接参战。
【焦土抗战】
从英美法苏都没有取得预定的援助，国府决定采用“焦土抗战”，日方采用“以战养战”来应对。焦土战术最大的受害者不是日军，而是平民百姓，国民党内部对这种残酷的焦土战术也有不少反对之声。
（首先提出“焦土抗战”思想的人是李宗仁，举国一致，痛下决心，不惜流尽最后一滴血，更不惜化全国为焦土，以与侵略者做一殊死之抗战。）
【花园口决口】
1938年6月9日，国民党在没有预警的情况，炸开黄河大堤，当时直接淹死和饿死的群众多达八十九万人，造成了历史上人为的一次大灾难。
黄河下游故道逐渐干涸，黄河水全部从花园口下泄，黄河彻底改道。由于没有固定的河道，新黄河滚来滚去，这样在豫、苏、皖三省之间就形成了一个沼泽区，也就是黄泛区。
【文夕大火】
1938年11月13日凌晨发生在长沙的一场人为毁灭性火灾。因应日寇的进犯，国民党当局采用焦土政策，制定了焚烧长沙的计划。但在计划正式实施之前，一系列偶然因素却让这场火灾变得完全不受控制，最终导致长沙3000多人丧生，全城90%以上的房屋被烧毁，经济损失约10亿元。也让长沙与斯大林格勒、广岛和长崎一起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毁坏最严重的城市。
（代表12日的电报代码是“文”，大火发生在夜间故用“夕”。）
【低调俱乐部】
1932年“一·二八”抗战之后，周佛海在南京西流湾8号建造了一幢花园洋房，特在花坊下造了一个大地下室。1937年全面抗战后，顾祝同、朱绍良、梅思平、陶希圣、罗君强、胡适、陈布雷、陈立夫、张君励等人，常来此躲避空袭。他们常常讨论时局，都对中日战争前景持“战必大败”的悲观情绪。于是胡适为这里的这个非正式的组织起了个名字“低调俱乐部”，以表示其成员们对当时盛行的“歇斯底里的风气”的不满。
“低调俱乐部”批评主战派：“蒋委员长等主战的结果，一个是丢，一个是烧，丢不了也烧不焦的地方，都给了共产党的游击队。共产党以游击战争回避对敌作战，人称‘游而不击’，他们是想借抗战保存实力。”
1938年7月，日本军方由于中日战争长期化感到头痛，就对影佐祯昭的和平计划发生了兴趣，在影佐的斡旋下，高宗武与日本陆军大臣板垣征四郎进行了会谈，日方提出由汪精卫出马，从政府外部掀起和平运动的计划。日方同意以“不要领土、不要赔款”优惠条件，支持汪精卫出马进行“和平运动”，7月21日，高宗武返中国。
后来高宗武肺病复发，周海佛改派梅思平进行秘密谈判，1938年8月29日至9月4日，梅思平与近卫首相私人代表松本重治在香港进行了五次谈判，初步确定了日本政府以“不要领土、不要赔款、两年内撤军”为条件，支持汪精卫搞和平运动。
1938年10月22日，汪精卫与周佛海、梅思平、陶希圣、陈璧君等人秘密召开会议，讨论和平运动的具体计划，当时计划分五个阶段，
一、汪精卫离开重庆，在外地宣布下野，脱离国民政府。然后日本政府立即发表声明，提出不要领土、不要赔款、两年内撤军的条件，倡议与中国进行和谈。
二、汪精卫以个人身份发出响应日本政府的和平倡议，建议国民政府结合搜日本的条件和平停战。
三、云南等地的地方实力者通电响应汪精卫的和平号召，在云南等日本未占领区建立新的独立政府。
四、日本承认新政府，与新政府进行和平谈判，日军撤回长城以北，将日军占领区转交新政府。
五、新政府统一全国，实现中国两国真正和平。
（这些步骤怎么感觉这么幼稚。）
汪精卫派陈璧君找龙云秘密商谈和平计划，龙云对蒋介石改编他的军队，调用云南的物资耿耿于怀，龙云表示支持。
1938年11月12日，汪精卫派梅思平、高宗武为代表，日本派影佐祯昭、今井武夫为代表，在上海虹口公园附近的“重光堂”进行最后的谈判，双方讨价还价8天，最后达成“重光堂协议”：
一、缔结华日防共协定，内蒙为特殊“防共”地区，日本在“防共区”驻兵。
二、默认满洲国。
三、日本废除在中国的治外法权，归还日本的在华租界。
四、日华经济提携，在开发领用华北资源方面，为日本提供特殊方便。
五、补偿因事变而造成在华日本侨民的损失，日本不要求赔偿战争费用。
六、恢复和平后，日军在两年内撤军。
梅思平把重光堂密约抄在丝绸上，缝在西装马甲里，于1938年11月26日带回重庆
最后时刻，汪精卫比较动摇，决定有推翻，推翻又决定，在周佛海等人的劝说下，终于下定决定选择“和平救国”的道路。
1938年12月18日，汪精卫到达昆明，当晚和龙云作了一次恳切的谈话，汪精卫把自己的和平运动的计划告诉龙云，说到达河内后即公开提出与日本议和的建议，接着由龙云发表拥汪通电，四川、云南纷纷行动起来等等，龙云听后满口表示赞同。
1938年12月19日，汪精卫夫妇、周佛海、陶希圣、曾仲鸣等乘龙云代为包租的专机离开昆明，飞抵法属殖民地越南的河内。据说汪精卫离开重庆前，给蒋介石留下一封长信，信中最后写道：“君为其易，我任其难。”
日本“主和派”也阻力重重，需要陆、海、外务三省协商后批称正式文本，然而首先最重要的陆军参谋本部就发生了意见分歧，参谋本部要员坚决反对明确指出日本撤兵日期，最后近卫首相向强硬派妥协，在声明中删除最为重要的日本撤兵一项。
近卫在得知汪精卫12月19日到达河内后，于是1938年12月22日，发表了第三次对华声明。
汪出走，蒋介石担心影响人们对国民党的信心，最初只对外声称汪精卫前往河内治病。
蒋介石派正在河内洽办武器运输事务的外交部长王宠惠劝汪精卫回重庆，不果。
1938年12月29日，汪精卫又发表了所谓的“艳电”。
“艳电”这个词没有什么特殊含义，当时电报为了节省字数，把日期用了一个字代替，12月29日的电报代号，为“艳”字，故称之为艳电。（韵目代日法）
1938年1月3日，就在汪精卫给蒋介石发表艳电5天后，发生了近卫内阁总辞职。
龙云也没有按照当初承诺发表对汪精卫和平运动的响应。
近卫内阁倒台后，继任者平沼见汪精卫发起和平运动后，西南省份没有像预计那样通电支持汪精卫，因此对汪精卫的号召力和影响力产生怀疑，在1939年最初几个月里，日本方面对汪精卫十分冷淡。
河内发生暗杀汪精卫事件后，日方召开了首相、陆相、海相、外相、藏相的五相会议，决定派人前往河内营救汪精卫，把汪精卫转移到安全的地方。（上海，法租界）
1939年5月26日，汪精卫在上海召集即干部会议，拟定出《关于收拾时局的具体办法》。
国府“还都南京”，王克敏的北平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和梁鸿志的南京中华民国维新政府自动取消，宣布重庆国民政府为非法政府等。
1939年5月31日，汪精卫、周佛海、梅思平、高宗武等十一人，在在影佐侦昭和犬养健的陪同下秘密飞往东京，日本首相平沼召开政府首脑会议，平沼说：“原来我国政府鼓励汪氏出逃重庆，是为了促进重庆政府内部分化与帝国政府议和，这样战事就可以更加顺利些，原来我们只是计划从经济上支持汪氏进行和平运动，现在汪氏要求我国政府支持他在南京组织中央政府，这是我们未曾想过的。”日本政府对汪精卫提出建立政府的设想意见很不一致，经过激烈的争论后，日方终于统一意见，同意汪建立新政府。
1939年6月10日，汪精卫与平沼会谈没什么实质性内容，11日与陆军大臣板垣（音同元）谈判是最主要的重头戏，最后只让步到如果能说服王克敏、梁鸿志同意，可以建立政府。
日本原指望汪精卫在日军占领区之外建立政府，分化瓦解中国的抗日力量。至于占领区之内，王克敏、梁鸿志这样的人更加可靠。汪精卫回国后，走访王克敏、梁鸿志，两人均支支吾吾，没有表示愿意放弃地方政府的意思，这样汪精卫在日占区建立政府计划濒临绝路。
1939年8月，平沼内阁倒台，原陆军大将阿部信行出任首相。阿部上台后开始积极支持汪精卫，同意取消临时、维新两个政府，由汪精卫领导成为一个统一的中央政府。
1939年10月，日本兴亚院起草了一个《日华新关系要纲》，以此作为汪精卫谈判成立中央政府的基本条件。要纲比近卫首相提出“亲善友邻、共同放共、经济提携”三原则有很大的倒退。
（《日支新关系要纲》，日本要的地域从黑龙江到海南岛，所包括的事物，下至矿业，上至气象，内至河道，外至领海；从东南至西北，一切中国的权益，包括主权、领土、港湾、河流、矿藏、银行、交通、军警、武器……日本都要毫无遗漏地持有或控制。）
1939年11月1日，以周佛海为首的汪方代表开始与日方代表举行秘密谈判，汪方要求以近卫声明、上海重光堂协定、东京谈判的三个文件没有的东西。日方则态度强硬，坚持《要纲》方针。由于双方一度争执不下，只好中途休会。汪精卫听完陶希圣的谈判汇报后，流着泪说：“日本如能征服中国，就来征服好了。他们征服不了中国，要我签一个字在他的计划上，这种文件说不上什么卖国契。中国不是我卖得了的，我若签字，就不过是我的卖身契罢了。”
汪精卫贮备搬到上海法租界私宅暂住，发表声明停止和平活动。
1939年11下旬，影佐也没有带回满足汪精卫要求的让步。
1939年12月，双方的谈判再开，日方同意在协约书上附加一份《绝密两节事项》，其中加入汪精卫的一些要求。
1939年12月30日，周佛海代表中方在协议草案上签字。高宗武和陶希圣都借口生病拒绝参加签字仪式。
（1940年1月2日，高宗武去寓所看望陶希圣，两人商定，立即秘密离沪，在杜月笙、万墨林的援救下，1月4日他们被悄悄护送上由上海驶往香港的“胡佛号”轮船，翌日顺利抵达香港。）
（1940年1月22日香港《大公报》发表了高宗武、陶希圣致该报的信，以及他们带出的《日支新关系调整要纲》暨附件全文。同一天重庆、昆明、上海及国内外许多报纸也刊载了这一卖国条约全文。）
1940年3月20日，新政府在南京宣布成立。与其说日本人扶持汪精卫在日占区成立一个傀儡政府，不如说这个傀儡政府是汪精卫自己争取来的。
1940年4月26日，新政府在南京举行“还都”仪式，此时日本阿部信行内阁已经倒台，1月16日新成立的米内光政内阁派前首相阿部信行作为特使和日本众议院议长、贵族院议长、以及日军总参谋长等要人出席了还都仪式。
1940年11月30日，在南京举行《华日基本条约》签字仪式。
1941年12月8日，日军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造成日本对美开战的直接原因是美国的石油禁运。当时日本90%以上的石油依赖美国进口，现代化战争中，没有石油将意味着失败。
1942年以后，日本在太平洋战线上投入了主要兵力，在中国战场上已捉襟见肘。南京政府也看到日本的窘境，逐渐采取一些强硬的态度和手段。
1943年3月7日，由于日本已经渐露败绩，南京政府投向哪一方将改善该方的力量。因此中共代表冯龙在上海与周海佛秘密接触，冯龙说他是受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刘少奇的直接指派，中共知道这件事的只有最上层的三、四人，但中共和南京政府的交涉似乎没有什么成果。
1943年10月30日，南京政府与日本重新签订了《华日同蒙条约》，大大改善了1940年签订的《华日基本条约》中主权丧失部分。
【汪精卫之死】
1943年8月，汪精卫的健康开始恶化，1935年遇刺的子弹留在背部造成隐患。11月21日，日本政府派内科专家黑川到南京为汪精卫检查身体，黑川认为还是保持现状不取为好。专家走后，病痛日益加剧，又请南京日军陆军医院院长后藤治疗，后藤认为病痛是由于子弹压迫神经所致，认为非取出弹头不可，并保证手术能够成功。
1943年12月19日，后藤亲自主刀，为汪精卫取出子弹，但手术后汪精卫的病情突然恶化，体温上升，下肢麻痹。1944年元旦后，汪精卫已不能从床上坐起。
1944年2月，日本政府再派黑川到南京为汪诊治，黑川认为到头取出后汪的两腿才变得麻木，是脊椎压迫神经所致，形成多发性骨髓肿。骨髓肿是以后总外伤引起，没有有效的医治办法，死亡率高达90%。黑川建议汪精卫前往日本，用其先进的设备为汪治疗。
1944年3月1日，日本神经外科医学权威，斋藤真教授奉首相东条英机之命，到南京为汪精卫会诊。斋藤会诊后认同黑川的诊断，认为汪有必要到日本进行治疗，宜早不宜迟。
1944年3月3日，汪精卫在陈璧君以及子女的陪同下去日本就医。
1944年3月4日，黑川、斋藤真等八名教授对汪精卫进行会诊，再一次确诊，因为子弹头在体内过久，诱发成为多发性骨髓肿，第四至第七胸椎骨的肿胀已由背部向胸扩散，严重压迫脊髓神经。会诊结束后，斋藤亲自主刀对汪施行“椎弓切除”，手术后，汪精卫感觉尚好，失去知觉两个月的双腿也回复了知觉。
1944年9月，汪精卫的病情又开始恶化，10月病势转危，11月8日，美军对名古屋进行大规模空袭，医院将汪精卫转入地下室，因为没有暖气设备，地下室非常寒冷，汪精卫因此得了肺炎。
1944年11月10日午后，病房传来王夫人的大声呼叫，黑川赶如病房，汪精卫吃力地说：“我要回中国...”，这是汪精卫最后的话。
1944年11月10日下午4时20分，汪精卫停止了呼吸。
（此时日本又换了首相，小矶在台上，东条英机、近卫文吕都赶来参加遗体告别。前首相近卫在遗体面前默默站立了一个多小时，汪精卫今天的下场是他一手造成的，也许他感到内疚吧。）
1944年11月12日，汪精卫的遗体由专机运回中国，葬于南京郊外国父孙中山陵墓左侧的梅花山。
1946年1月，蒋介石通知何应钦，必须将汪精卫在梅花山上的坟墓处理掉。
1946年1月21日，工兵用炸药炸开墓壳，棺木里没有任何陪葬品，尸体的上衣口袋里有一张3寸长的小纸条，上书“魂兮归来”，是陈璧君在名古屋医院汪精卫去世时写的。汪精卫的棺木尸体被运往清凉山火葬场彻底焚化，梅花山坟地由工兵铲平建了一座小亭，四周培植了许多花木。
1994年事，汪精卫原墓地上面修建了一座汪精卫跪像，但到1999年1月，汪精卫跪像被撤除，原因尚不明了。
1945年10月3日，陈公博一行7人被引渡回国受审。1946年4月4日，江苏高等法院开庭审讯陈公博，1946年4月12日，判处陈公博死刑，6月3日执行。临行前，陈公博要求向陈璧君告别。在陈公博想陈璧君深深鞠了一个大躬，双手捧上自己用过的一把茶壶，说：“夫人，我先随汪先生去了，牢中别无长物，一把茶壶，权做一个纪念吧。”
（陈公博的苦笑录已待，有时间可以恭读一下。）
陈璧君被捕后，表示坚决不服罪。1946年4月16日江苏高等法院开庭，陈璧君在法庭上说“南京统治下的地区，是日本的占领区，并无寸土是汪先生断送的，相反只有从敌人手中夺回权力，还有什么国课卖？汪先生不但无罪而且有功。”法庭最后判陈璧君无期徒刑，陈璧君接到判决书时说：“本人有受死的勇气，无坐牢的耐性，所以希望法庭改判死刑。”
陈璧君个性十分刚烈，1949年共产党解放大陆的时候，境界是把陈璧君留给了共产党，因为汪精卫和孙中山、廖仲恺一起革命，所以陈璧君和宋庆龄、廖仲恺夫人何香凝私交不错，汪陈结婚时，何香凝还是伴娘。她们两个去监狱探望陈璧君，她们告诉沈璧君，中央已经决定，只要沈璧君承认汪精卫有罪，写一篇悔过书就可以释放出狱，陈璧君立即拒绝，汪精卫无罪。
1959年6月17日，68岁陈璧君死于监狱中。
1943年11月23日，罗斯福、丘吉尔、蒋介石在开罗发表《开罗宣言》，声称将联合向日本侵略势力作最后的反共，抗战胜利后将东北、台湾、澎湖列岛归还中国。
1945年2月，美、英、苏三国首脑举行雅尔塔会议，制定最后对日作战方针时，没有邀请蒋介石参加。
1945年8月，美、英、苏三国发表敦促日本政府立即无条件投降的《波茨坦公告》时，也没有邀请对日抗战最久的中国参加，这使蒋介石感到屈辱。
（结：从开坑阅读到最后，这篇文字是3天夜以继日的结果，阅读之后，开始笔记整理。
没想到一下弄出这么多玩意来，始料未及。
本文主要的目的是按时间顺序整理出来，备记忆和以后查看。
对汪精卫一生的梳理，对阅读这一段混乱时期各种书籍都有不小的补益。
本书有不少争议的地方。但是我敢保证，即使持有极其谨慎态度的人，
如果仅仅从历史教材上了解过汪精卫的话，本书将大大改观读者对汪精卫的印象。
或许可能还有一些人，不再抱着谩骂，不再使用恶毒的字眼攻击这位在时事浪潮中如浮萍般飘荡，可怜的人。
大草原上有句话“狼也可怜，羊也可怜。”
行政需要实力和手腕，直呼真理不讲手段的人意味着鸠酒自斟，
何况只有经历过那么多磨难之后，我们才认识到，真理是那么不容易掌握。
或者只有上帝才知道他自己的秘密。
抱怨的话就不多说了。）

《被誤解的中國歷史》的笔记-第555页

不过在当时的社会舆论中，汪精卫和蒋介石被认为是卖国主谋，激进的爱国者们把两人列为暗杀的对象。1935年11月1月至6日，国民党在南京召开四届六中全会，开幕式后中央委员合影照相时，大礼堂内的秩序比较混乱，于是多疑的蒋介石临时决定不参加合影，返回会议厅休息室。汪精卫见蒋介石迟迟不到，去休息室催促，蒋说：”今天秩序很不好，说不定要出事，我决定不参加摄影，我也希望你不必到场。“汪精卫说：”各中委已伫立良久，专侯蒋先生，如我再不参加，将不能收场，怎么能行，我一定要去。“
摄影刚完，爱国军人孙凤鸣高呼打倒卖国贼，向正在转身的汪精卫连发三枪，一枪射进左眼角下颧骨，一枪从后贯通左臂，一弹从后背射进第六、七胸脊椎骨旁。汪精卫被刺后，陈璧君首先赶来，见汪精卫倒在血泊中，不由想起当年两人赴京暗杀摄政王的情景，悲愤的说：“四哥，你放心罢，你死后有我照料儿女。革命党反正要横死的，这种事我早已料到。”蒋介石也从休息室赶来，汪精卫以为自己要死了，对蒋介石说：“蒋先生，你今天大概明白了吧。我死之后，要你单独负责了。”不过汪精卫的伤势虽重，但所中的三枪并非致命伤，在南京中央医院将左臂、左颊的子弹取出，但后背的子弹取不出来。汪精卫在遇刺后会见报社记者时说：“窃思本人生平并无私仇，而最近数年，承乏行政，正值内忧外患重重煎迫之际，虽殚心竭力，而艰难周折，外间何从得知？倘因此误会，致生暴举，与情不可无原。拟恳请国府，将牵连犯人从宽赦免。”

《被誤解的中國歷史》的笔记-五月指示？ - 五月指示？

共产国际指示中共抛开国民党干革命的《五月指示》密令，是造成武汉国民政府“分共”的直接原因。为什么共产国际会突然传来一个《五月指示》呢？这与当时苏联内部进行的斯大林和托洛斯基的权力斗争有关。（靠！凭什么苏联的权利斗争要波及到中国o(｀ω´ )o怨念！）
在中国问题上，斯大林持比较现实的态度，要求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统一中国以前，保持与国民党的合作。而托洛斯基却持比较激进的态度，要求中国共产党抛开国民党干革命，通过暴力革命建立真正的苏维埃政权。
斯大林通过苏联驻国民党政府顾问来指导中国革命，而托洛斯基却通过共产国际这个组织来指导中国革命。这样的双重指导，也给中共带来了很多麻烦，中共内部也分为现实的斯大林派和激进的托洛斯基派，在当时似乎支持激进革命论的人占了上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