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疆大吏与晚清变局

作者简介

至晚清，经过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起义的打击，清王朝的中央权威大大衰落，权力重心逐渐向地方督抚倾斜，不仅增加了汉人督抚的数量，而且形成了督抚专制的新体制，出现尾大不掉的局面，势力逐渐膨胀的督抚们在相当程度上左右着晚清政局。本书以晚清督抚这个社会阶层为视点，通过清督抚权力结构的变化及其对政局的影响，勾勒出晚清从开关到中兴，再到覆亡的历史过程。在推进近代化的过程中，督抚们既无法超越纲常名教，也不能割舍既得利益，因而在情感与理性的冲突中，左支右绌，左顾右盼，尽管步履蹒跚地开启了中国的近代化进程，但因阶级的局限，他们终将无法成为称职的近代化领导者群体，而逆转时代潮流。

书籍目录

卷  首

督抚制度是明清两代的重要官制，其建立、发展、变化对中国封建社会最后500多年的历史有重大影响。

第一章 睡眼初醒

经过鸦片战争的重创，最先领略到西方文明——坚船利炮的东南各省的总督、巡抚们，面对西方文明的挑战，不能不做出反应，不能不开眼看世界，并在不自觉中产生了朦胧的世界意识。中国人的近代观念由此发端。

挑战与回应

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第一书

沿海督抚的困惑

“海上苏武”的悲剧

第二章 起于军兴

湘军是清王朝镇压太平天国的主要军事力量，其“兵由将选”、“自筹军饷”的特点使其成为具有一定程度私属性质的军队。依靠这支军事力量，以曾国藩为首的湘军集团得以发迹，湘系将领十几人先后担任总督、巡抚要职，地方督抚的权势迅速膨胀，造成尾大不掉的局面，于晚清政局影响至深。

曾国藩和湘军的崛起

李鸿章与淮军

从“祺祥”到“同治”

尾大不掉

第三章 中兴砥柱

如果说在太平天国起义时期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主要依靠军事实力确立了自己的地位，那么他们在同光新政时期则在经济、军事、政治、外交、文化各个领域中扩大了势力和影响。

同光新政

总理衙门和南北洋大臣

清流派——慈禧太后的政治砝码

甲申枢变与书生典戎

春帆楼的耻辱

第四章 无力回天

戊戌变法、庚子事变、新政、预备立宪，清廷为挽救统治危机而做的种种努力最终都失败了，究其原因，时代已不再属于封建地主阶级了，满族亲贵和封疆大吏已经无力回天。

戊戌喋血

山东巡抚与义和团运动

东南互保与江楚会奏

炙手可热的袁世凯

丁未政潮

督抚与立宪

第五章 翻云覆雨

辛亥武昌起义后，各省纷纷响应，督抚们或逃匿，或“翻手为云覆手雨”，附和革命，使共和革命获得廉价胜利，同时也埋下深刻危机。

张之洞“种豆得瓜”

各省易帜

“洹上渔翁”出山

含泪逼宫

从督抚到都督

编辑推荐

二十年以来，大陆第一套有学术含量的历史普及读物。所有作者均为史学界名家，创作时间前后历经二十余年，苦心孤诣。以人物群体为中心，通过其人其事在历史关键处的作为来探究中国历史和文化的特点，并以今天的立场加以分析的历史普及读物。楼宇烈、雷颐、葛剑雄、秦晖、高全喜、杨天石、陈明、张鸣、吴思、马勇等诚挚推荐！季风书园、万圣书园、凤凰读书、新浪历史、搜狐读书一致推荐！

前言

畅游中国历史的长河历史学术走到了今天，突然面临着巨大的冲击。这个冲击来自两方面：一是商品化趋势的冲击，一是学科内部发展的冲击。历史学术能否作为商品进入市场、创造效益？从一个方面来看，答案是否定的，因为历史学创造的是精神产品，它必须通过“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的方式潜移默化地影响人们的心灵，而无法立竿见影地创造利润价值。从另一个方面来看，答案又是肯定的，因为中国人本是一个具有深厚历史感的民族，对历史一直存在浓厚的兴趣。从唐宋时期说书场上的“或笑张飞胡，或笑邓艾吃”，到今天大量历史题材的影视、小说的流行，甚至各种历史古迹、文物古董全都被卷入了商品化大潮。来自学科内部发展的冲击也同样猛烈。从哲学上看，历史学术是否能像以往人们确信不疑的那样肯定获得客观的真实？历史学的真理性靠什么来检验？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已经变得多种多样，起码人们认识到了史学研究中存在的大量主体因素是几乎无法避免的，人们只能相对地接近历史的真实，而无法绝对地获得历史认识的真理。意识到这一点，并不等于说让我们干脆放弃对历史真理性的追求，而是让我们的头脑更清醒一些，认识到我们自身的和学科所固有的缺陷。从内容上看，历史学术如果仍然把自己的目光局限在极狭小的政治史领域、局限在“英雄们的历史”和重大事件的历史上，而不注意人们的日常生活和“小人物”的历史，不注意了解“人”而只是面对一个个无生命性格的政治机器或军事机器，那肯定是要“自绝于人民”，或者只能成为“影射史学”或类似的政治工具。一位史学史专家曾经对我说，古代史家讲过“逆取”与“顺守”的道理，就是说打江山的时候要扭转乾坤，与命运搏斗，而守江山的时候则要顺乎民心，顺其自然。从历史上看，“逆取”的时间要比“顺守”的时间短得多，历史学家为什么总是愿意盯着前者不放呢？从方法上看，为了让广大群众接受历史学家从历史发展过程中提取出来的经验和思想精华，首先就要设法增强他们对历史的兴趣，加强他们的历史感，这本来就是历史学家的职责。我非常钦佩已故的吴晗先生等人，他们编出来的历史小丛书，也许在社会效益上比一本博大精深的学术著作还要大。如果通过这样的努力，使普通读者的历史认识水平有了很大提高，这对于历史学术来说，贡献有多大呵！人们始终在期望着能让读者看懂、而且看得有兴趣的历史学术著作，这应该是史学工作者的努力方向。我们究竟应该怎样面对这来自两方面的冲击呢？想到这里，不能不提到几部令我印象颇深的海外历史读物。一部是《光荣与梦想》，称为本世纪30年代到70年代的“美国实录”，作者自由纵横的笔法和译者高超的译笔使我了解了美国的现代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百态，尽管读后已有十几年过去，但我依然认为，现在还没有一部中国人自己写的美国现代史能比它更出色。另一部是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它的写法完全不同于传统的中国史著作，尽管对书中的某些观点我始终不能苟同，但那种跳跃的思路、活泼的笔调和自由的议论，正是我们的历史著作所缺乏的。除此之外，关于美国史的《美国人：开拓历程》三部曲、关于中国近代史的《在中国发现历史》，以及没有翻译过来的、史景迁的《王氏之死》（The Death of Woman Wang）等等，都在不同程度、不同角度上引起人们的兴趣。于是，这些著作不仅在原出版地，而且在中国，都引起了读者的浓厚兴趣，它们虽然是历史著作，但却有大量非历史专业的读者；它们虽然是百分之百的学术著作，但却一次、两次地再版，成为畅销书或者常销书，从而获得了精神和物质的双重效益，这难道不应该对我们有所启示吗？以上的一些想法，就成为这套图书产生的思想背景。摆在读者面前的这一套书，就是一些中青年历史学家在更新传统历史撰述面貌方面所做的一点尝试。相对比较“正统”的历史学术著作来说，这套书的写法似乎有点不伦不类，但仔细阅读下去，又发现它们的确就是学术著作：不仅言之有据，置有大量注释，而且作者的议论和分析充溢于全书之中，不乏精彩的思想火花。酝酿这样一套书，大约是在5年多以前。当时，我与这套书的主要作者之一、《历史研究》编辑部的王和先生商量，能否创作一套雅俗共赏的历史学术著作，而这套书的要求是，每部书都要用一个人物群体作为主要线索，通过这个人物群体的活动，反射出他们所处时代的精神风貌和时代特色。这套书绝不能写成特定人物群体的合传，人物只是穿针引线的引子，最终目的是写历史。但这一历史又不要求面面俱到，要重点突出。同时，要切忌写成呆板的叙述史，而要充分展开议论，即所谓老生常谈之夹叙夹议、史论结合。甚至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跳出第三者冷静评判的圈子，加强主体的投入，如果可能的话，在自己多年研究的基础上，写出自己的秦史观、唐史观、明史观等等。在写法上，可以学习同类优秀著作的风格特征，可以大幅度地跳跃，可以采用电影中的蒙太奇手法，总之在革新历史撰述体裁方面做一点尝试。以上的想法得到了许多有共识者的赞同，可是落实起来实在困难重重。许多作者虽然答应下来，但经过一番尝试，发现这比他们熟悉的传统写法要难得多，这也正是此书问世艰难，拖延了如此长时间的原因之一。此书终于完成之后，也未必每一本都达到了我们预先设想的那个水平，有些差距小一点，有的差距大一点，这也是集体创作过程中较难避免的。但我们毕竟走出了第一步，虽然步履蹒跚，但总比原地踏步的好。在此，我们仅把此书当做引玉的砖石。这套书的组织编撰，使我再次认识到了寻找作者之难，也使我又一次认识到了历史专业人才培育上的缺陷。按我们的初衷，本书作者应该是既在史学理论方面有一定造诣，又是某一断代史的专门研究者，这样，本书的质量就能得到保障。可一旦着手去做，就发现这样的作者屈指可数，而且这些人既有这样的特点，就必然工作极其繁多，无法保证工作的按时完成。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努力这样去做了。目前的这个作者队伍，仍然是有相当实力的一支学术力量，没有他们的合作，本书的完成是无法想象的。他们日常的工作都极其繁忙，或是担任部门的领导工作，或是承担着许多国家的研究项目，或是忙于自己的研究计划，或是身体多病，家庭负担繁重，但为了共同的目标，他们都先后完成了自己的任务，使我由衷地感动。中国青年出版社不仅排除干扰，承担了此书的出版工作，还将其列为他们的重点图书，也使我满怀谢意。古人讲，一部好的历史书，要“精意深旨”，“笔势综放”，要“于序事中寓论断”，而且“事出于沉思，义归于翰藻”，要“闳中肆外”，“居今察古”。尽管不知道通过我们的如此这般的努力，能否对付得了前面所讲到的来自两个方面的冲击，但我仍希望我们能不负古人的期望。是为序。赵世瑜

内容概要

房德邻，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研究方向为中国近代史。主要著作有《儒学的危机与嬗变——康有为儒学思想研究》《清王朝的覆灭》《清通鉴•道光朝卷》等，并参与翻译《同治中兴：中国保守主义的最后抵抗（1862—1874）》。

媒体关注与评论

历史，不在教科书里。它在更新的史料里，在逼近真实的多方叙事里，在学人借助新的方法论和史观获得的洞见里，在当代人站在前人肩膀上看到的清晰风景里。——《新周刊》

名人推荐

我们研究的历史，就是人的历史，历史中的国家、民族、阶级，包括我们要研究的问题、事件及其后果等，其基本构成和生成的原因，也就是人或人的作用。历史不是“无用之学”，它能清楚地告诉我们，过去的很多错误，包括当今的很多问题，到底是怎么来的。它能够提醒我们，注意历史的渐进性，避免无谓的冒进与牺牲。它因而也就能为我们今天的政治家、经济学家、法学家、社会学家提供很多解决问题、避免犯更多错误的经验和教训。                             ——杨奎松

章节摘录

“历史创造者”系列01：《士人与战国格局》           被当做了蠹虫——诸子世界的终结自秦始皇统一六国，拿士人当做蠹虫，焚毁他们几百年创造并积攒下来的精神产品，诸子世界便成了昨日黄花，一去不复返了。尽管如此，诸子所创造的这段辉煌的历史及精神财富仍不可磨灭，仍不断给予后人以深深的启迪。战国时期，如果从司马迁的《史记•六国年表》开始之年算起，到秦始皇统一六国为止，共254年时间。这两个半世纪，是以士人为社会历史主角的时期，也是士人在中国历史上最为辉煌的时期，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把战国社会称作诸子的世界。然而曾几何时，他们的命运便发生了逆转。秦始皇统一六国后，为了加强皇帝的专制权力，首先就拿了士人做他的专制统治的祭品。先是大规模地焚毁他们几百年来创造并积攒下来的精神产品——也是他们赖以生存的精神支柱——书籍。这不仅是要把他们创造的价值贬得一钱不值，而且干脆把他们的活动宣布为背时和不受欢迎。据说这场大规模的焚书之举是由一位齐国出生的博士淳于越不合时宜的进言引发的。始皇三十四年（前213年），也即是他统一后的第九年，为了庆祝自己威加四海的胜利，他在首都咸阳的宫廷中大摆酒宴，命博士70人前来为自己祝寿。此时的博士已非稷下流行的那种对学士们带有尊敬意味的称呼，而已沦为受国家豢养只会对君上歌功颂德的职务名称。作为这班博士之首的仆射周青臣带头对皇帝唱起了颂歌：“旧时我们秦国的地盘不过千里，赖陛下神灵明圣，平定海内，驱逐蛮夷，使得日月所能照耀到的土地上的人们，莫不前来归服；使过去独霸一方的诸侯，都变而为国家统一管理的郡县；人民安居乐业，不再有战争之患。陛下所建立的这万世不朽的功勋，真是自上古以来谁也赶不上啊！”［1］青臣的赞颂虽然并不是在无根据地胡夸乱道，但在齐国博士淳于越的眼里，却有当面阿谀奉承之嫌。他或许就是稷下先生淳于髡的后代，去不掉旧时博士的傲气，或许本来就对秦始皇改列国为郡县的做法不满，因而当即引经据典地对青臣的话加以驳斥道：“我听说殷、周两个朝代维持了千余年之久，都是因为分封了子弟功臣，使他们作为朝廷枝辅的结果。今陛下拥有海内望不尽的土地，子弟们却无尺寸之土，若是遇到齐国田常、晋国六卿那样的叛臣，陛下没有一个辅弼，将何以相互救助呢？”末了，他留给始皇一句令他思考的警语：“事不师古而能长久者，非所闻也。”始皇本来为众人的颂扬而兴高采烈，想不到却让一位不识时务的傻博士弄了个没趣。他一言不发，将淳于越的这番议论交给臣下讨论。已擢升为丞相的李斯明白皇上的意思，未等大家充分讨论，便站出来首先给淳于越先生的进言定了个“不师今而学古，以非当世，惑乱黔首”的罪名，并斥他是个无知的“愚儒”。接着，又对社会上众多的像淳于越一样不达时务的学究先生们相沿袭的作风提出严厉的斥责：古者天下散乱，莫之能一，是以诸侯并作，语皆道古以害今，饰虚言以乱实，人善其私学，以非上之所建立。今皇帝并有天下，别黑白而定一尊。私学而相与非法教，人闻令下，则各以其学议之，入则心非，出则巷议，夸主以为名，异取以为高，率群下以造谤。如此弗禁，则主势降乎上，党与成乎下。为了禁绝学者们以古非今、随意议论朝政的痼习，李斯建议：1.烧书——烧掉他们赖以援引古圣和古代历史以非毁当世的典籍：“臣请史官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判处黥刑，并罚四年的苦役）。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2.严禁非毁当世之言论：“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杀头），以古非今者族（灭族）。”3.取缔私学：“若欲有学法令，以吏为师。”几条建议奏上，始皇立命付诸实行。分析起来，这里面最厉害的自要数烧书一项了。因为杀掉几个以古非今的知识分子，还有其他知识分子存在，而且以后还会有下一代知识者阶层产生；把文化的典籍烧掉，则是永久的损失。而在被烧掉的书籍中，所谓“百家语”，即诸子的著作无疑又占了大多数。这真是我国文化史上的一场大浩劫。接着便是以消灭诸生肉体为目的的坑儒运动。此事在始皇三十五年（前212年），也就是焚书的第二年。据说这场灾祸是由两位为始皇寻求仙药的方士卢生和侯生的逃亡引起的。他们二位不满意于始皇的以刑杀为威，又害怕求不到仙药而招致罪责，遂畏惧潜逃，以致引起始皇的恼羞成怒。实际上，诸生的被坑杀是早已成为定局的，他们与这场案子并无关系，且大都不属方士之类人物。我们看在这前一年颁布的焚书令中便有“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的条款，如今早应积攒下不少犯禁的诸生。故侯、卢二生的案子一出，始皇便立即想到了咸阳市内被以“妖言惑乱黔首”罪名拿获的诸生们。他令御史案问诸生，使他们转相告引，一下子检举出了460余位倒霉的学究，于是便趁着这次追究侯、卢二生的机会，一齐将他们坑杀于咸阳城外，“使天下知之，以惩后”。这残忍使得始皇长子扶苏也感觉到过分，他向始皇进谏说：“诸生都是诵法孔子的读书人，今皇上用重法治之，我恐怕天下人心从此不安宁。”始皇大怒，竟将他打发到北方边境去做监军。鉴于始皇的残忍，人们相信他不止坑杀了这460位诸生。《通考•学校考》记载：始皇使御史案问诸生，转相告引，至杀四百六十余人。又令冬种瓜骊山，实生，命博士诸生就视，为伏机，杀七百余人。二世时，又以陈胜起，召博士诸生议，坐以非所宣言者，杀数十人。总之，秦始皇在全国的专制网络建立起来之后，士人就成了他的牺牲品，诸子的世界就不再复存。千百年来，人们对秦始皇这项残灭中国文化的暴戾行为予以谴责，自属理所当然的事情。人们也在同时思考，为什么始皇对于口诵《诗》、《书》，恭行礼义道德的读书人如此忌恨？为什么非要把他们置之死地而后快呢？当始皇宣布坑杀诸生的诏令下达之前，他也曾为自己的杀戮行动编造过借口，说是“吾前收天下书不中用者，尽去之；悉召文学方术士甚众，欲以兴太平”，没想到诸生竟在下边制造诽谤，惑乱百姓，云云。这番话看似冠冕堂皇，实际透露出始皇早已把文学诸生视作不中用之物的实情。你既然把诸生诵读的各国史记、《诗》、《书》、“百家语”都视作“不中用”之物，又怎样偕同他们“兴太平”？可以说，视诸生为累赘，视诸子百家之书为废物，即是始皇帝欲铲除诸生的本来的动机。学者指出，始皇的这种偏执，来自于商、韩等一两位法家理论的逻辑。法家作为战国诸子的理论之一，讲的是集权社会的组织和领导的理论与方法。这套理论虽然对于促进中央集权政体的建立及促进七国的统一起过不容忽视的历史作用，但它却是建立在对于社会人际关系的冰冷无情的算计之上的。它只讲霸道，而不讲仁义；只讲法治，而不讲道德伦理；只强调君主的权势，却漠视臣民的意志。因而对于传统中国社会一般标榜自己是民之父母，体仁归德，“维民之则”的封建君主来说，尽管他们内心倾向于这套理论，却因它的过于暴露而不得不离它稍有些距离。只有在不讲求仁义道德，纯以铁血手段为能事的秦王国中，它才拥有广泛的市场。故而著名的法家代表人物如商鞅、韩非、李斯等，都先后跑到秦国去求发展和求重用。其中像商鞅在事业上确实取得了成功，虽然他使用的高压手段与督责的做法在后世引起了人们的非议。与理论上的刻薄寡恩相适应，几位法家代表人物在与自己同类的关系上又都显得那样的冷酷无情。他们鼓吹人主除了相信自己的权势以外，不要相信任何人，包括自己的夫人、父兄、爱子、被亲幸者及左右近臣［2］。商君认为，对于治理一个强大的君主集权的国家来说，凡诵习《诗》、《书》、礼、乐者，修善行孝之人，讲求诚信、贞廉、仁义之士，非兵羞战之人，都如同有害的虱子［3］。韩非则更进一步，干脆把“学者”、“言谈者”（游说之士）与“带剑者”（侠士）、“患御者”（逃避兵役之人）及“商工之民”同列为国家的五种蠹虫［4］；又或将“贵生之士”、“文学之士”、“有能之士”、“辩智之士”、“磏勇之士”、“任誉之士”这六种士人列为“奸伪无益之民”，劝人主必加以诛除之［5］，认为只有如此国家方能修明法治，树立君主权威，也才能够做到富国强兵。在这样一套理论指导之下，试想有几个士人能够保全首领苟延存活下去！甚至连炮制这些理论的商鞅、韩非、李斯几位最后也都不免陷入自己编织的法网里去，遑论其他！尽管他们几位的具体死因各不相同，但皆与秦法的森严及刻削少恩有关，则是无疑的。照此下去，别说几个士人，恐怕连整个中华文明都将难以复存！所幸的是，秦始皇的暴政并没有维持多久，仅仅在他发布坑儒令的第三个年头，他即因欲求过甚及心劳力绌而过早去世；二世胡亥继承他的衣钵，照样大施杀戮，结果在他即位的当年就爆发了陈胜、吴广领导的农民大起义，秦王朝在这两年之后即告灭亡。不然的话，若让始皇父子的统治多延续几年，恐怕士人（连同秦的其他臣民）还会遭到更大的惨祸。《史记•儒林列传》借孔鲋之事对这一段历史作了如下总结：及至秦之季世，焚《诗》、《书》，坑术士，六艺从此缺焉。陈涉之王也，而鲁诸儒持孔氏之礼器往归陈王。于是孔甲为陈涉博士，卒与俱死。陈涉起匹夫，驱瓦合谪戍，旬月以王楚，不满半岁竟灭亡，其事至为微浅，然而缙绅先生之徒负孔子礼器往委质为臣者，何也？以秦焚其业，积怨而发愤于陈王也。因为积怨于秦，连孔子的八世孙孔鲋（字甲）都忍不住要抱着自家的礼器参加进陈涉造反的队伍，不惜向一位瓮牗绳枢之子的农民领袖委质称臣，并不惜为之而死难。由此可见秦与六国士人对立之深。秦想以残酷的手段根除知识分子对自己的威胁，结果却走向反面，这也算得上是一段历史的教训。秦朝灭亡了，知识分子松了口气。汉政府解除挟书的禁令，大张旗鼓地征求秦火之余残存下来的古旧书籍，又为诸经立博士官，对知识分子相对宽容与尊重，颇有复兴学术的气氛。可是，如前所说，汉家实行的仍然是“霸王道杂之”之术，法家的专制主义理论仍然为汉王朝骨子里所吸收，因而士人虽然获得了生存下去的机会，也得以从事自己的学术工作，但他们的学术思想却必须限制在统治者当局所允许的范围之内。他们必须以封建王朝的从属体的身份，为统治者出谋划策、制造舆论、歌颂升平，而不得追求学术自由和在认识上的自主独立。像先秦士人那样，“从道不从王”，在认识对象面前不受权力制约地自由探讨，无所顾忌地驰骋自己的思维并坚持自己的信仰，那是再也不可能的了。汉景帝时期有位《诗》博士辕固生，坚持相信孟子的汤武受命说，以此同信奉黄老之术的黄生在景帝面前发生争论。黄生说，汤武并非受命，乃是篡弑。辕固反驳他：照你所说，那么我汉高帝取代秦王朝而即天子之位，也是非正义的吗？黄生不能回答。景帝却站出来替他辩护，说什么“食肉不食马肝，不为不知味；言学者无言汤武受命，不为愚”。大家看出皇上倾向于黄老，都不敢吱声，“是后学者莫敢明受命放杀者”。景帝的母亲窦太后亦好黄老之言，召辕固前来问对《老子》书的内容。辕固轻蔑地称《老子》书是“家人言”，太后大怒，命辕固站到兽圈里去和野猪搏斗，弄得辕固差点儿送了命［6］。两汉之际，谶纬流行。光武帝刘秀以谶纬中有“刘秀”、“赤九”之类预言，对之大加崇信。他企图用它来证明自己称帝是“天命”所归，令“宣布图谶于天下”，凡诸经的解释，都以图谶为旨归，甚至用人行政也要以图谶来“决定嫌疑”。殊不知他碰上一位在朝廷上任议郎的古文经学者桓谭。这位笃信经学古义的宿儒不信谶纬，却反而向刘秀上疏，指斥“今诸巧慧小才伎数之人，增益图书，矫称谶记，以欺惑贪邪，诖误人主……而（陛下）乃欲听纳谶记，又何误也！”弄得光武皇帝老大不高兴。正好碰上朝廷在灵台（观测星象之所）召集百官议事。大约是观测到了一次特别的星象，皇帝也亲临出席。他向桓谭有意问道：“我想用谶纬来决定这次星象的凶吉，你看如何？”桓谭默不作声，良久方说：“臣不识谶。”光武问他缘故，他索性当着皇帝的面再次申明图谶的妖妄非经。刘秀大怒，斥桓谭“非圣无法”，要将他拿下问斩。桓谭叩头流血，半天才得到赦免。随后他被贬出京都，在途中生病而死［7］。辕固和桓谭所坚持的，从总体上讲，并没有超出封建意识形态的范畴，但是，因为忤犯了最高统治者的意志，他们仍然遭到了不幸。就是说，在权势与一两位知识分子所坚持的“理”的矛盾冲突中，“理”常处在屈辱的地位。这与列国时代拥有权势的国王和显贵们多少有点儿肯于迁就恃理不屈的先秦诸子的情况相比较，是完全不可同日而语的。再往后，随着专制统治的日渐强化，这种“以势压理”的现象更加严重，甚或有如明代李贽那样，因为坚持自己的理论观点，被明政府以“敢倡乱道，惑世诬民”的罪名逮捕下狱，迫害致死。一句话，战国诸子的世界确实已成了隔日黄花，一去不复返了。尽管如此，诸子世界创造的价值仍永远地留给了后世，激励人们去创造更加美好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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