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疆大吏与晚清变局》书评

封疆与裂土（嵇嘉理）

　　　 封疆与裂土嵇嘉理看到书名中的“封疆大吏”一词，很容易想到一个与它相关的词语“列土封疆”。而在晚清遭遇到前所未有的大变局之时，列土封疆的大吏们真正的将“列土封疆”这个词做实，成为“裂土”。从督抚到都督，从将军到督军，封疆大吏头顶上的乌纱帽的名称不断变化着，不变的是做实“裂土”的趋势。“列土封疆非为诸侯，皆以为民也”，渐行渐远，终致军阀割据……　　　在“睡眼初醒”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出此时的封疆大吏与历朝的封疆大吏似乎并没有什么不同。与历代封疆大吏一样，大清的督抚们也是“华夏中心观”充溢于心。他们看惯了邻国的那些前来进贡的人，看惯了那些前来向皇上致敬的人，看惯了那些慕义而来的归化之民。可能他们看不惯的就是中外贸易的日趋扩大，几成不可逆转趋势，“不能禁绝”。　　　那一年，那些皇帝与大吏们看不惯的“丑类”打败了大清。于是，大吏们也只好与“丑类”打交道。　　　帝国最南方省份的总督耆英因着“夷务”获“殊荣”，后来也因着“夷务”获罪以至极刑。同样是这个最南方的省份，它的巡抚——叶名琛，“恃民无恐”，结果“不食周粟绝粒而死”于异国的加尔各答。在叶的身后，留下的却是“贪生怕死”的名号。“而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外国傀儡柏贵却得到咸丰皇帝的认可”，作者在书中写道。　　　尽管“战争之后，……不知怎样才能战胜那些陌生的‘丑类’”，但是皇帝“也想振作起来，报仇雪耻”。于是皇帝手下的那些封疆大吏们，便不能不顾及皇帝的意旨，不能不顾及社会环境。书籍也开始实际了一些，中国不在比外部世界更大。“夷夏之防”，依如先前那样根深蒂固；不过此时，“师夷长技”已经开始发声。不管 “制夷”，还是“制民”，“师夷长技”显然已成为“显学”。封疆的大吏们竞相走在这条“师夷”之路上。　　　不过终究是旧人办新政，总要照顾皇帝的脸面，地方督抚处理“夷务”过程中纰漏百出。先是同治九年发生了天津教案，后有辛丑年毓贤、刚毅、徐桐等封疆大吏、中央大员以“民心可恃”对外宣战，终酿成帝后西狩。　　　话又说回来，“师夷”总有“师夷”的好处。虽然圣谕不可更改，“总理各国通商事务衙门”名称不可变，皇帝不愿处理涉外事务，“总理衙门不便遥制”，但是做臣子的显然不能这般傲娇。开工厂、修铁道、造枪炮。不傲娇的疆吏在共襄了中兴伟业的同时逐渐掌握了军权、财权与事权。虽“非为诸侯”，但实为诸侯。　　　1901年，“李鸿章、张之洞、刘坤一、袁世凯。他们中有三个任总督，一个任巡抚。”　　　以督抚为中心的“地方专权体制”的形成了，“内轻外重”的局面也表面化了。中央与地方的矛盾也随之尖锐起来。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督抚大员的汉族占比过高又激起了满汉矛盾。“政潮迭起，纷争不已”。以中央集权为目的的官制改革，给疆吏带来了严重的失落感，随之而来的还有离心倾向。　　　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既然能够共襄了中兴，也能送走大庆朝廷。“不用掐，不用算，宣统不过两年半。”当革命军起的时候，封疆大吏借势附和了革命。1912年，前清直隶总督袁世凯就任中华民国总统，专制朝从此成为过去。“但晚清形成的督抚专政的局面并没有实质性改变，非但没有改变，反而愈演愈烈，直闹得军阀割据，战乱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