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界史（第1卷）》章节试读

《新世界史（第1卷）》的笔记-第271页 - 雅典：直接民权的盆栽

雅典所辖地阿提卡半岛，重要的地点有：雅典市、比雷埃夫斯港口、厄琉息斯神龛、托里克斯银矿区。雅典的保护神是雅典娜，相传她与海神波塞冬竞争成为雅典的主保神，后者用他的三叉戟敲击石地，敲出了盐水，雅典未来靠海称霸，似乎十分合宜，但雅典娜却给了他们橄榄枝，雅典人选了雅典娜—橄榄油是雅典出口贸易之大宗。
希腊城邦在古朴时代的政制演变前，曾经有过君主；到了古典时代，他们只有在斯巴达的政制中仍保存，有如盲肠，而且还是两根。在雅典，君主制的遗留成为执政官（archons）一职，而且是复数；其一即名巴赛勒斯（basileus），乃荷马史诗中的王者称号，但在雅典则降为最高祭祀官；其二为军事执政官（polemarch）；其三为名年执政官（archon eponymous），即以他之名为年号，以便于纪年；执政官后增至9位。
古代雅典最高议事会曰战神山议会（Areopagus），乃贵族元老院，执政官卸任后成为其当然成员。社会变迁造成雅典的动荡不安，促使国家有用立法代替部落法的必要。该过程被恩格斯在《家庭、国家和私有制的起源》（1884）中当作从氏族血缘单位演变至地域单位、从原始公社过渡到国家的典范。私有制与地域单位对血缘亲属关系的腐蚀，是社会阶级分化的症候；第一部成文法似乎代表强势者的利益，在公元前7世纪由德拉古（Draco）所颁布，以严苛著名，如债权人社会地位比负债人高，可将后者沦降为奴。德拉古的法律不论轻重罪皆判死刑，乃因为无刑比死刑更重，因此重罪无法判处更重之刑。此后“draconian”一词在英语里成为“严刑峻法”的代名词。
德拉古的严刑峻法透露出阶级矛盾与地区冲突之尖锐化，其衍生的社会危机有利于野心家夺权，出现僭主政治，雅典宪法也几遭僭主颠覆。公元前594年，战神山议会将权力委托给智者梭伦进行变法。梭伦首先禁止将负债的雅典公民降为奴隶，但为避免太过激进，仍以财产为基础将公民分为四等，但官职已向中等阶层开放，并让全体公民都可以参加公民大会。但公民大会（Ecclesia）有立法权，并拥有人民法庭（Heliaia）的功能——即全体成员都有权利和义务轮流担当审判员，乃以后的发展，但基础却是梭伦奠下的。传世史料还说梭伦成立了400人的议政会，作为每日视事的行政机构，成员只限于最高收入的两个上层，以资产代替出身来决定参政权。梭伦成为古代希腊的“七贤”之一。
梭伦的亲戚庇西特拉图于公元前546年左右利用随扈夺权，成为雅典的僭主，于公元前 546—前527/528年间掌政。庇西特拉图作为违宪的独裁者，其掌权曾三起三落。在其统治期间，庇西特拉图贯彻执行梭伦立法，还采取了一系列有利于工商业者和小农的政策和措施，氏族贵族的权力受到进一步的削弱，雅典变得更加繁荣强盛。他重视雅典文化事业，创办泛雅典娜节，整理《荷马史诗》。其子希庇亚斯却未能继续其父的良政，在公元前510年被推翻。
推翻雅典僭主政权的是克里斯提尼等人。克里斯提尼被史书称作“雅典民主之父”，但从僭主政治至民主政治并不顺利。参与推翻希庇亚斯的伊萨哥拉斯出任了执政官，引斯巴达为外援，试图复辟贵族统治，解散400人议政会，但终被驱逐。和他一般出身贵族的克里斯提尼则顺应大势，在公元前508或前507年，于梭伦变法的基础上往前推进一步。他将雅典的4个血缘氏族打散，改组成按所居地划分的10个新（人工）氏族，其下再按人口比例划分“民区”（deme），只有“民区”的成员才是公民。公民配备身份证（pinakia）：上载己名、父名、民区之名，为任公职时必备。克里斯提尼将梭伦的400人议政会改组成500人的委员会，每个民区提供50员，委员任期限一年，一生不得任两次以上。500人委员会之上有50名执行委员（prytaneis），每月（36日）改选一次。政府机构的成员由抽签而非资产决定。
成形后的雅典民主体制大致如下：公民大会代表雅典全民，下设由抽签选出的500人委员会，讨论公民大会提出的法案并决定是否通过。公民大会直接选出执法与行政官员，包括权柄最大的10位将军（strategoi），而非经由抽签。至于人民法庭的运作，则从30岁以上的男性公民中每年抽签选出6000位审判员，10个新氏族每族的名额是600，分成10组，余额当后备；从一组中抽出哪些人判案，乃现场抽签决定，判案很少超出一天，杜绝了贿赂的可能性。
据说克里斯提尼建立“贝壳放逐法”，亦称陶片放逐法，首次用于公元前487年：只需有6000以上的公民选中某人，无须罪名，就可以将一名公民放逐10年，此乃提防僭主崛起的措施。萨拉米斯海战的英雄地米斯托克利有一政敌，乃贵族党阿里斯提德，即遭此法放逐；传说他本人被一个不认识他的文盲请求将阿里斯提德之名写在一陶片上，阿里斯提德好奇地问：“他做错了事吗？”文盲回答说：“我从未见过该人，不过他的外号叫作‘正义者’，我听着讨厌罢了。”阿里斯提德应他所求，将自己的名字写了上去。
波希战争促进了雅典的民主进程，尤其是第二次波希战争，雅典靠海军获胜，参加海军者多为平民，与能自备甲冑和坐骑的有产者分属不同党派。鼓吹雅典建立强大海军的地米斯托克利即成民党领袖。他于战胜后被斯巴达人与雅典的贵族党联手驱逐。他的民党继承人厄菲阿尔特将战神山议会的权力全部架空了，令其沦为审讯凶杀案的法庭。厄菲阿尔特遇刺后，民党的领袖伯里克利于公元前451年通过向审判员发薪案，便利贫民履行公民义务，他甚至津贴国家节庆节目的入场券，让贫民共享，并将充任“执政官”之资格开放给雅典少产与无产的第三、第四等级。“执政官”的选拔在此以前已凭抽签，但入选的资格很严，候选者必须证明：双亲皆雅典公民，生理无缺陷，生平无丑闻，尊崇祖宗，从未逃避兵役与赋税，他的一生在国民眼中变成透明的。
历史上少有出现雅典这般的直接民权，每位公民非但无须他人代表而直接参加治理国家，并且治国变成履行义务，不会出现现代民主政治底下“政府于我何有哉”的现象。在全体公民参加公民大会，500人委员会与审判员大家有份承担，而500人委员会中每月轮值的50名执行委员又每日抽出一名主席，全体公民都有出任国家元首一天的机会。
雅典民主的基础唯其是直接的，必然是狭窄的。雅典民主底下，妇女基本上无参政权，外国人和奴隶更不用说，后者在雅典全盛期常超出半数。人人都轮流任一天国家元首的制度哪容得下移民？伯里克利于公元前451年通过公民必须父母都是公民之法，结果作法自毙，伯里克利的女伴阿斯帕西娅乃古希腊女性青史留名之凤毛麟角，与他智力上相匹配，但她是米利都人，雅典黄金时代民主领袖的子女遂无法得到公民权。
雅典民主有沦为暴民政治的倾向，尤其在伯里克利的黄金时代过去以后，雅典暴民政治的最大污点是判处苏格拉底死刑。然而，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西方的学术思想中，暴民心理学式微，代之而兴的是理性的群众以及“三个臭皮匠赛过一个诸葛亮”的思想，因此又出现修正主义的风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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