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界史（第1卷）》书评

从“世界史”到“新世界史”

历史既旧且新。每个时代对于过去的历史都有不同的解读、不同的诠释。尤其是世界史，习惯按照时间轴划分，内容则按照西方中心的思路编排，现在许多历史学家对此有了反省，要求进一步拓展宏观的视野，确立更宽容、更平衡的历史观。以全球史奠基者威廉•麦克尼尔的话来说，历史的学术成就以空前的广度来研究全球整体，而历史概念的进化已经达到了一个经验丰富的水平，使得研究世界历史的许多既有成果，看来也基本上要过时了，明显也需要被取代了。（《西方的兴起》P34，中信出版社）从《新世界史》（中信出版社2015年11月出版）的写作来看，孙隆基在序言里就强调，“统摄‘古’者是‘今’”。孙隆基毫不客气地指出：“在全球化骎骎来临的今天日，还将民族建国时代的意识敷衍于历史叙事者，会予人上演历史穿越剧之感。”全书充满挑战性的个见、有争议的观点、难以解答的问题、开放的答案以及复杂混沌尚需探索的各种事实，以一种犀利洞见的姿态，打破“西方中心论”和狭隘的民族国家立场，颠覆了世界史的叙事传统。就已出版的第一卷，笔者先略谈一二。一、突破“四大文明古国”的窠臼四大文明古国，通常指古埃及、古巴比伦、古印度和中国。孙隆基认为，这是一个陈旧的概念，模糊了远古文明起源的图像。“四大文明古国”乃一种完全从农耕文明角度看世界史的执念。孙隆基用农牧的辩证关系将两河与尼罗河文明连扣，用突破、创新与发明来重新定义“文明”的起源。关键在两者之间的“环阿拉伯游牧—放牧复合带”，它形成于农牧革命诞生地的环两河山侧带西段，在农牧两业中偏向了“牧”，显示“牧”并非是次于“农”的低级阶段，而是平行的发展。“游牧—放牧”并非被农耕进化抛弃后的渔猎经济的残余，而是与农耕文明平行的一种后新石器时代的形态。 20世纪上半期，澳裔英籍考古学家戈登•柴尔德以“二次革命论”来解释文明起源：第一阶段曰“新石器革命”，第二阶段曰“城居革命”。这一学说着眼于两次革命的延续性，在当时是正确的，但其后的考古研究却突显了两次革命之间的断层。根据大量的考古证据，孙隆基以一个较稳妥的“环两河流域”的名称来涵盖“二次革命论”的近东场址。若以“古国”命名地域，“四大文明古国”应当是：（1）伊拉克；（2）至1971年仍称为“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的埃及；（3）巴基斯坦；（4）中国。然而这种归类法乃是法国大革命后“民族国家”的历史潮流，目前已经过时。今日的史前研究已指出农业研究之多源，列举的几块区域里头偏偏没有埃及和印度，更何况，独立发明了驯植而又发展出文明者越发寥寥。驯植的确是文明的基础，但不必自身发明，依靠外来输入者也照样可以建立第一代文明。在人类文明起源的问题上，不应该轻视游牧在其中发挥的作用。孙隆基着重分析了古印度文明，把雅利安人入侵与印度古文明的二度奠基相联系，带来了生活资料、生活习惯以及食谱的改变，特别是对印度宗教和种姓制度的深远影响。在向文明过渡的关键阶段，当创造一个复杂社会所固有的问题尚未找到就地解决的方案之前，外界的刺激至关重要。传统文化天然地趋向于停滞，而游牧民族的尚武精神具有侵略、扩张和征服的欲望，这就像一条鲶鱼，促进并加快文明发展的脚步。很多问题仍是见仁见智，比如，游牧方式和农耕方式对于人类发展孰优孰劣，至今尚无确论。孙隆基并不纠结于互不相容的世界观和生活方式的冲突，他把重心放在冲突中寻找融合的契机。入侵印度的游牧者转变成了统治精英，雅利安人接受了印度文化的某些成分，但他们更多地是以比较强硬的方式传播自己的文化，这是现今印度半岛复杂局势的根源之一。我们也看到，在侵略造成的混乱和破坏中，游牧者给伊斯兰世界带来了动荡，并不断激发穆斯林国家的战争能力，中东缓慢地浮现出一个世界性的文明。对于中国来说，农牧两股力量的拉锯式进退则是构成历史发展的一条主要脉络。先进的文明会悄悄地融入较低层次的文明之中，逐渐将其同化。所有在竞争中取得胜利的文明，在思想层面上较之其他文明往往更深邃、更有普世性，并且拥有更强大的生命力。二、中国文明之起源有待定论我们常说，“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摇篮”， 我们所理解的“中华”一词，“中”指中原，“华”则在黄河平原一带。事实真的如此吗？民国时代疑古派“摧毁”传统古史之倡导，即是强调历史的质疑精神，可惜它多半还是思想理念上的一种推导，无法与现代考古学齐头并进。孙隆基在本书中批驳“大中央主义阴魂不散”。在今日中国境内，“中原”并非先朝文明迈步之区，凭借考古证据关于中国文明的探源，孙隆基形象地称仰韶乃中国新石器盛期的“中央时区”，龙山乃中国新石器晚期的“中央时区”，代表“中原”的仰韶文化与龙山文化的地盘被夸大，其他遗址常常被归入其中、沦为卫星，而“夷夏东西说”死灰复燃，将中国古史舞台固定在中国华北，隐隐包涵华夷对立，更是累积这类成见之一隅之见。就中国文明之起源在中原还是南方的争论，孙隆基重点探讨了苏秉琦和郭静云两位学者的看法。苏秉琦在1994年1月写作《国家起源与民族文化传统(提纲)》，其中指出古代文化区系、条、块的观念，建议今日中国疆域之内，至少有六个地区文化。无论从考古学发现，或是从传统的民族系统，或是从中国各地的自然生态差异，苏秉琦此论在学界得到了广泛认可。我们可以由这六个地区的假设往回溯，六区之内仍有不少个别具有特色的小区；更往后看，黄河流域的文化终于融合为中原文化，而战国以后，南北文化的差异逐渐泯灭，为秦汉一统奠定基础。郭静云的著作《夏商周：从神话到史实》，争议更大。该书将“中原”移至江汉一带，而黄河中游这个旧“中原”则被降为中南核心区的边陲。郭说之依据在于华中南地区乃世界上最早驯植稻米之地。孙隆基认为，苏秉琦的六大区系说并无动摇“中原”区系的地位，而郭静云则并无把“中原观”解构掉，只是将它的重心南移了而已。梁启超先生曾指出，中原的中国经过秦汉一统，成为中国的中国；中国的中国经由与印度、日本等接触，成为亚洲的中国；近世以来，中国进入世界舞台，与欧美竞争，而成为世界的中国（《中国文化概论》）。学者葛兆光在《宅兹中国》中指出：“从历史角度说，‘中国’在空间上是一个边界移动的‘中国’，从文化认同上说，‘中国’是一个边缘虽然有些模糊，但核心区域相当清晰和稳定的文化共同体。”笔者认为，“中国”或“中原”词义的本身也是发展变化的。关于中国文明之起源之争论，并不全可由哪一种理论学说，作为解释的定论。而在分析与考察任何文化与群体的发展过程中，每一个阶段的检验假如都能够如本书一样，借助各种考古事实，审查各种史料素材，方始有资格一点一滴地重建其中细节。三、新世界史和多中心文化论历史的推动力由何而来？正如威廉•麦克尼尔所说：“人类历史上不同文明之间的碰撞与交流是世界历史发展的主要动力。”（《追求真理》序言，浙江大学出版社）我们现在常认为整个地球就是一个单位，但在历史上的大多数时间，地球其实像是星系，各个人类文明各自构成不同的世界。新的文明兴起之时，它们基本上都是相互独立的。全球史通常并不以各类事件作为串联以构建历史演变过程，而是以不同文明之间的碰撞和交流作为历史发展的主要动力，新的世界史叙述对文明之间的相互渗透予以了更为密切的关注。孙隆基说，本书目的在于回应欧美“全球史”学域的挑战，将“西方中心论”调整为“多中心论”，以重构人类的共同过去。比如，本书将波希战争放在波斯帝国一章来讲解，是一种创新，孙隆基风趣地说，“历来的通史都是将波斯当作希腊史的阴暗部，只在它侵略本土时以及被马其顿消灭时亮一下相”，而本书如此尝试，既是为了突出希腊在外敌与内讧相互缠绕时的困境，也是给了波斯文明更完整的阐述。各群体文化因为各有特色而开拓无限的可能潜力，又因不断的融合而将潜在的可能性发挥得更加周到与细密，从而又开拓出更多的潜在可能。这是文化空间中的辩证发展，与地理空间中群体的辩证发展相依相扶，互为表里。 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提出“枢轴时代”的命题。他修正了黑格尔的耶稣降临乃世界史“枢轴”之基督教中心论，将此定义扩充，以涵盖先秦诸子、伊朗的祆教、巴勒斯坦的先知运动，以及古希腊的荷马及众哲学家。欧亚大陆当时有四个高度文明的地区。中东文明版图最广，位于古老的、已受到部分侵蚀的中东高原。在波斯帝国后来多少有点衰落的世界主义中可以识别出中东远古文化的遗产。与中东文明相邻的两个文明较为年轻：一个以爱琴海为中心，它的枝桠一直伸展到意大利和西西里；另一个分布于印度北部的印度河和恒河流域。中华文明则屹立在遥远的东方，正在以成熟后的独立形式发展。这几个大文化圈在边缘上犬牙交错，彼此进退，构成了亚欧大陆上数千年历史的种种悲喜剧。差不多同时期，秘鲁和墨西哥也出现了文明社会，这些文明相对较为弱小，但它们也在本书中独占一席之地。星罗分布的人类文明既相互独立，又经历着接触、冲突、交流、适应、融合的文化演变，这更有利于理解世界作为整体与部分的系统构造。为了上承第二章的文明起源说，本书一反传统通史格式之先交代两河与埃及古代史，然后才轮到印度与中国的习惯排序，先说明南亚与东亚的文明历史，然后才转回两河流域与埃及。这种在时间序列上的不拘一格，本书尚有几处，显见得作者更注重思考的逻辑。这亦是本书通史写作的“新”法。本书另外一个优点，对于目前尚未解决的疑难包括争议，采取并置叙述的方法，罗列学界现有的各种观点，作者并不轻下结论，而是留给读者自己思考。因此本书主要在于提供问题意识，这也是锻造历史观的一个开放的做法。请勿随意转载，豆邮联系。

全球视野下的世界史

人们阅读传统的世界历史教材或书籍，会发现一个普遍的编撰倾向，即皆以国家为单位书写历史，比如通俗意义上的“古代阶段”，就是从古代两河流域的巴比伦开端，渐次古埃及，古希伯来，一路写到古印度，古代中国，最后以古希腊，古罗马收尾。但是历史学家孙隆基先生却独出心裁，站在全球一体化的角度，舍弃原先各地相互脱钩的编排方式，以全球史观的宏大格局，给予读者一部全新的世界史。正如孙先生所言，“在全球化意识来临的今日，还将民族建国时代的意识敷泛于历史叙事者，会予人上演穿越剧之感……只就地域论地域，各自摸到的只是历史的鼻子、腿、尾巴和象牙。”我一向认为一个出色的历史学家最大的特质是具备敏锐的洞察力和广阔的视野，在掌握历史实证的基础上，能从他人没有看过的角度想问题，发人所未发，把自家的思想框架融入历史，还原历史场景，找出暗藏其中的真相与规律。在这点上，孙先生无疑是出彩的，这部《新世界史》便是明证。书里传递出的一个观点是，不论是“西方中心论”，还是“东方中心论”，“单核心”史观是过时的文明模型，而世界上任何脱离全球统一框架的地方，比如中国，比如印度，在其漫长的历史发展进程中都与其它地区相互影响，互相交融。这个观点和今年的另一本新书《回到古典世界》中关于东西方文明之间的激越碰撞，融合共生的想法不谋而合。当然这部书还有一大突破是，摒弃了“四大文明古国”的陈说。要知道，人类文明伊始有26个之多，不仅仅只有我们耳熟能详的4个，这些遍及全球的文明发源地对人类历史的演变都有不可估量的作用与影响。而且孙先生还质疑了农耕文明为文明的高级阶段、游牧文明为次等文明的观点。他援引了大量的考古学、地理学的实证材料，如以色列高地和土耳其境内的史前文明遗址，说明畜牧业和农业在文明起源初期就紧密联系，体现农牧的辩证关系在人类文明发展中的平行作用，推翻了从农耕文明角度看世界史而生发的“四大文明古国”的老旧观念。显然孙先生提出的文明起源多元化多样化的观点更加客观，更能触碰到历史的真实。那么，为什么孙先生能从全球化的视野下的解读世界史？我认为和他的人生经历不无关系，生于重庆，长在香港，去台湾念本科，再到美国攻读博士，这种地域和文化环境的变迁，使他看问题不会陷入某种地方、某个时代。事实上，如果不能掌握全盘的概况，局部的细节也很难了解。因此孙先生所具备的大历史观，为他的研究奠定了气象宏大的格局基础。他不限于某个国别或民族，并把西方中心史观调整为多中心论，以当下全球化的视野重新书写一部相当精彩的《新世界史》。

汉语语境下的世界历史

匆匆浏览过孙先生的《新世界史》，读到末尾了，才注意到书的封底写着该书从文明史的西方中心主义转向多中心主义，也才该书的新颖之处有了个更深入的人士，即作者的述史思路，就是对世界文明的几个中心进行阐述，多线齐头并进，并对各中心文明之间的交叉点进行大胆推测，这样，看起来就比较新颖了。唯一不爽的是，作者授业于西方，许多的专有名词翻译非常拗口，加上讲述的语言带有一种外国或者是台湾的强调，读起来让人气不是很顺，语言的推进方式与我们的阅读习惯不同，自然读起来有些吃力。如何看历史，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毕竟牵涉到如何认识人类文明的来源，也绕不开如何看待人类的起源。经过近一两百年科技的发展，人们精神上可能还信仰神的存在，但科技研究大体还是认为人类是进化来的，否则，考古界不会对东非大草原类人猿遗骨进行如此多的挖掘和考察，在讲述历史的开端，会如此地专注于新挖掘出土的遗址、遗体，从而做出符合科学的推理。意大利史学家克罗齐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下史，除了指明现在人叙述历史是带着我们的企图和偏见去开展工作，同时也是依托新考古成就去做合理地推演。因此，有各种各样的史观，历史的内容或许也不太一样。但目前，西方文明中心论的历史脉络梳理得太清楚了，很容易就让人觉得非常科学可信，但对于非西方人来说，这种中心主义，有时是带着强烈的西方优越论论调，很容易抹杀其他非西方地区文明发展的真实历程和实际功绩。《新世界史》是写给中文世界的人看的，作者吸纳的是西方史学的各种成果，自然就带着浓重的异域风味，很新颖，但同时也不容易消化。正如一双新鞋，美观是美观，但如果要穿起来舒服，那还得磨合一段时间。因此，这种新史观带来的新历史风貌，其传播史，现在很难去断定功绩的大小，而应该给予作者更长的时间，观察中文世界的读者，如何去接受这种多中心主义的历史学，从而改变我们的认识观，影响我们对整个世界和自身的认知。或许因为作者主线太多，左右开弓，在叙述历史时为了节省篇幅，用笔极为简约，许多的背景资料都欠缺，完全是靠着历史发展的主干来开展描述，让人感觉到是一种史纲。同时，作者引用的，多数是西方世界古代历史研究的成果，以作者看来，是具有科学的理论依据，但从我们中文读者的角度上看，这些史料、论点，有些是过于新颖，有些过于陌生，加上作者叙事的必掉有时还蛮调皮的，所以就有让人摸不到头脑的时候。但假如，我们对历史的背景比较熟悉，那对作者的叙事还是比较容易理解的。譬如说，对中国古代文明、希腊罗马古代史的描述，因为我本人稍有涉猎，因此比较容易就搞懂了作者的观点，也能很快认同作者的新论述，对作者的存疑和假设，也就心有戚戚焉了。

《新世界史》（第1卷）：用美文格调灵动历史

《新世界史》（第1卷）：用美文格调灵动历史——感谢 “柒书坊”小站提供阅读资源 ——华人学者孙隆基所著的《新世界史第1卷》，一册在手，的确感到了与既往的历史书的不同样的风姿与品质。目前这套书国内出版的仅仅是第一卷，其容量相当于周一良编撰的《世界通史》第一卷的“上古部分”，主要内容涉及史前文明史、四大文明古国的相关历史（本书对此通行体系进行了颠覆），接下来就是大家都耳熟能详的波斯、希腊、罗马史，这三个板块内在贯通，互有交集，构成了历史书尤其是本书的一个精彩绝伦的壮剧式章回。在这本书的前言中，作者特地写了一个长序，标以“《新世界史》之‘新’”，作者现身说法，亲自下海，指点迷津，告诉读者他的“新”在哪里。其实作者的“新”，并没有必要由作者跳出来自己通告天下，一位作者在学术研究上，有所开创，只要你亮出来你的底细，大家都会知道你有没有。况且，在历史学研究中，“新”与“旧”之间并不能代表学识上的进步与晋级，就像《汉书》是比《史记》来得“新”，但后者的史识却是前书难以望其项背的。《新世界史》我觉得最突出的优点，就是它撇开了那种高高在上、勿容置疑、零度情感的教科书的写法，抛弃了大缸套小缸的、甲乙丙丁、一二三四环环相扣的叙述结构，而采用了一种散文式或者美化一句叫“美文”的笔法，把历史上通常用“某某社会”标定的发展阶段，分割成几个核心主题，进行一番上天入地的巡视与回顾。所以在书中，我们看到，根本见不到通常教科书中层叠的框架结构，而只有一篇篇独立成章的散文类文章，标题还相当的吸引人，有的充满着诗意，如第一章第一节，叫“大地的形成”，“大地”是否带有一种浪漫的宏大风格？《人民日报》的副刊不就是叫“大地”吗？有的充满悬念，吊人眼球，让人欲罢不能地读下去，比如“人类的源始是否说得清楚？”，“古代西南亚文明起源模式具有多少普世性？”、“多中心论还是群星拱月论”等等，这样充满着设问标题的段落，在书中占据了相当大的篇幅，简直像是《十万个为什么》那样，令全书弥漫着一种强烈的知识情结，吸引着读者的阅读兴趣；有的则抓住要点，一剑封喉，直接拎出历史的本质属性，凸出最醒目的阶段性标志，冠之标题，作出不由分说的判断。如“中国文明探源蒙于‘四大偶像’”、“雅典帝国=雅典的黄金时代”。可以看出，作者对历史事件阐述的标题可以说是因时而用，别具匠心，根据历史史实的详细与否，时而雾里看花，勾勒轮廓，给人一种神秘的美感，时而鞭辟入里，纪功碑一般竖起历史本质，时而又吞云吐雾，挥展历史难探真相的朦胧面纱，撩人牵挂，令一部上古史，在作者的笔下，呈现出曲折多姿、幻影无形的丰富性。而这种写法，正是散文的经典性格调所特有并决定的。而作者的语言在叙述时，时常抛开教科书一丝不苟、严谨呆板的叙述风格，不惜采用想象与比喻，使文章增添了几分灵动与美感。如“像涧水流过滑石，南岛语系冲洗过新几内亚后，又开始占主导地位”， “波利尼西亚像是在地球这个大西瓜最深绿处切割出来的一个庞大三角片块（P121），包括“投奔怒海”（P119）这类形象词汇的运用，等等，都可以看成是一种归属于散文范畴的文学语言。散文的写作中，始终要求存在着一个“我”的视角。而一部历史，能够呈现出不同的风姿，正是因为看的角度与视野之间的偏差。作者对历史采取的态度，正是废弃了全知全能的教科书视角，而将“我”的视角或隐或现地体现在文字的述说中。比如，在“希腊化之拓展与深化”一章中，在分析“希腊化城市分布图”时，用了这样的一句话教科书语言中绝对不可能使用的句子：“如今，让我们在这样一盘围棋子的摆放中试图看出个道理。”因此，作者在铺陈他的散文化历史叙述时，有了更多的自己的个性化设置与考量。作者在他的谋篇布局中，对于通常的历史叙述中的“经济元素、文化元素、人物元素、事件元素”进行选用时，比较突出的是选用了“文化元素”，因此，这部《新世界史》更像是一部人类的文化史。经济因素，在书中涉及很少，与周一良主编的《世界通史》相比，可以明显地感到后者是一部纯粹的世界经济史打底的通史。而在这部《新世界史》却少有对经济状况的交待，它更多地着重于人类的文化层面的发展走向。而在这些文化因子中，作者又始终抓住了几个重要的核心因素：一是地理因子，从书中选用的地图就可以看出，很多地图选择的是地形图，把历史发生事件的地理地貌给表现得非常清楚，而正是这些地形上的犬牙交错的纵横沟壑，最终导致了历史事件在平面上移动的趋势与走向。比如，书中42页有一张伊朗高原的图片是一幅典型的地形图，在“伊朗高原”的两侧，分别出现了两河流域文明与印度河流域文明，作者注明了伊朗高原“具备了在环境学甚至文化上的统整性”，清楚地表明了地理面貌在书中所叙述的历史走向中担负了什么样的角色。特别是这幅地形图，对于读懂在书的后半部分占据了核心舞台地位的波斯、希腊、罗马之间的勾打连环交锋有着非常重要的辅助性资助作用，可以让我们更好地看清楚，波希之间的持续较量乃至到后发的希腊化的马其顿打破波希之间的均势都有着地理上的因素在起着重要的决定作用。二是语系因子。在史前文明的研究中，作者引用了最新的语言学成果，以语系来辅助对历史上走马灯来去无踪的民族痕迹进行身份鉴定，即使在希腊、罗马的段落中，作者也注重要用语言的分析，来甄别这些城邦制国家的性质与民族归属。如349页，论述意大利的地缘形势与族群分布时，专门列出了“意大利半岛上的古语系分布”，呈现出这个狭小岛弧上的来来往往的各种种族的身影族别真相。给人印象最为深刻的对语言因子的考证，当属第六章“大洋洲的文明”对太平洋一线的星罗棋布岛链的民族属性进行探讨的时候，主要的判断工具就是这些岛国上民众使用的语言，通过这些难以置信的横向岛链上的原住民竟然使用着一种近亲式的语言，以及这些语言在他们之间的纯正与疏远程度，来考证岛民们在星散太平洋时的前后顺序与足迹留痕。语系的亲疏成为甄别民族远近，成为揭示人类迁徙的一个重要指标与信号。三是遗传因子。在“台湾是否南岛语系的祖家？”一章中，通过人类染色体的比较研究，来论证人种之间的血缘关系。这种最新科学成果的应用，正是本书“新”的一个重要体现。书中引用的资料最新的已经跨入到2000年之后，对于一本上古史来说，确实给人感到一种旧史新说之感，全书给人鲜活与灵动之感，也就不言而喻了。在布局中，作者的确规避了一些传统史书上的习惯写法，如书中特别点名旧有的史书，通常按照摩尔根的习惯划分方法，将人类史的进程分为愚昧、野蛮、文明三阶段，家庭从母系到父系，社会发展则从原始公社进展至国家，点明此类学说成为马克思主义经典的一部分，“支配着中国考古界（P67），而作者的雄心壮志显然意在对这种传统结构进行一次全盘创新。在具体叙述上，作者颇为自得地对”四大文明古国“一说，进行了重构，指出“四大文明古国”的说法，是法国大革命后“民族国家产生的概念模糊了远古文明起源的图像”（P13），在时代上也不匹配，且是一种农耕文明角度看世界史的执念（P33），为些作者采用了历史学上勃兴的“环阿拉伯游牧——放牧复合带”等概念，以更吻合历史的真实发展走向。这种新观点的引用，还包括作者标心立异地在旧史中不会出现的文化阶段添加一个综述性节点，这就是书中第十四章“枢轴时代”，将出现“中国先秦诸子、伊朗的祆教、巴勒斯坦的先知运动及古希腊荷马及众哲学家”的公元前800——前200年间作为这一时间段，认为这个时代“颠覆了旧的精神秩序，宣告神话时代的结束，其成就是人的‘精神化’”。在历史事件的摆布上，作者也改变过去因为观看方向的问题导致了中心偏倚的现象。比如，作者把过去习惯将“希腊与波斯”之间的战争称之为“希波战争”改变为“波希战争”，而且将战争的历史交待放在“波斯”段落，这主要原因还是“希波战争”的历史记载，多出于希腊的典籍，而实际上，“波斯卷入希腊城邦之间的战争，希腊并未统一（P244），出于这样的考量，作者把“波希战争”放在了“波斯”的章节里予以叙述，而在希腊的段落中，则将涉及希腊的战争叙事予以省略，只提希腊的文化与思想，这样，使得书中后半部分从波斯到希腊再到罗马之间围绕亚欧陆桥的跨地域的上古世纪最为盛大的一场持续性交锋能够以完整的链式结构一气呵成地表现出来，让我们清晰地看到远古世界舞台上你方唱罢我登场的核心人物如何上演了一场荡气回肠、连绵接踵、独霸历史天空的战争史诗。值得注意的是，作者的华人身份，使得作者在他的散文化构建历史架构之时，时常让历史对应中国的文化语境与事态典故，便于我们中国人感同身受，更贴近地理解历史上的陌生事件。如在论述古埃及的神殿位置时，作者立刻拿出中国的惯例来比照：“秦汉帝国都兴起于关中，但封禅大典必须到齐鲁的泰山去进行即其一例。”在对亚历山大离世后希腊的四分五裂，作者立刻用中国的文化经典去作出设想：“可惜希腊并无出现一部《三国演义》将此群雄角逐的时代更传奇化。”（P329）。在论及罗马的制度体系时，比拟道“这简直是制度化的包公或海瑞（P355）”，这可以视着作者的“中为洋用。”同时，作者还将他的思想触角伸到了现代，将历史事件与今天发生的国际问题紧扣起来，这当属于“今为古用。”比如，提到波斯“这类古代的帝国对地域的控制程度，“与‘二战’期间侵华的日军差不多，是在掌控富庶地带外，只控制点与线，控制不了面（P243）。再比如“赫悌帝国的死亡可能是慢性的，因此它的消失引起的涟漪并不大，远不如现代苏联的解体。（P191）。作者这样的做法，是努力拉近历史与读者的距离，让读者设身处地去感受历史氛围。当然，作者毕竟在台湾接受的大学教育，又在美国大学深造，这可能导致作者的用词、语言与我们习见的风格存有差距，所以有些叙述给人一种词不达意之感，如“特洛伊的考古纪录也是屡毁屡建（187）”究竟是什么意思？令人费解。作者有些议论，往往不得要领，落笔于大大的问号，看似留下了不绝如缕的余音，但却把交待不清的迷障搁置到读者的头上实在令人觉得不妥。比如在论述以色列子民的先知运动时，作者议论道：“这种狭窄的民族主义有什么普世性，值得后世将它定位于枢轴时代呢？它无疑强化了以色列子民的‘选民’心态，但他们生存的整个大环境却指向亡无日矣的终局；……先知运动从最狭窄的民族主义出发，建构了选民中心的历史一元论，乃人类第一部历史哲学。”此段议论，过于晦涩，也没有细致通透地予以解读，与整个文体的通俗性大相径庭，令人不解。既然《新世界史第1卷》采用了散文化的文体，注重引导读者的体验（古代与当代），善于提出问题并运用地理、语系、遗传密码来破解历史上“烛光斧影”的重重迷案，给人一种强烈的新鲜感与趣味性，读起来一点不觉得枯燥无味。不足之处，就是历史人物被淹没在文化与事件之中，作者也有意采用了散文范畴里才能容许的八封情怀，对历史人物的情史偶作蜻蜓点水，但是显然是作了最极度的压缩，所以作者偶然提及了政治交锋与战争角逐中的隐秘的人际关系问题，但都是一笔掠过，反留下很不好的断垣残壁的秘闻痕迹，让人无从捉摸。如书中在大幅章回表现亚历山大东征之时，也穿插了他的风流韵史，但是书中都语蔫不详，无法看到其中人物的情感因素以及对历史大局的影响。书中的事件的叙述与人物的情感叙述，都是弱项所在，给人支离破碎之感，难比书中的文化叙述给人的印象深刻。其实，如果索兴将这些复杂的情感纠葛理出条理，铺陈出来，倒很配合整本书的散文化文体风格，不知作者为什么露出了两手对人物关系的兴趣，但很快就藏之南山，最终难见鲜活的人影？

反世界史

在科技飞速进步的今天，各学科理论都在不断地进化，而历史学显然也要经历着新的体系架构。本书名为新世界史，代表的就是当自然科学的认知不断加深，尤其是地理学、生物学的新的发现，对于历史学界其实都是认知上的颠覆，但由于之前的历史学观一直禁锢在旧的条条框框之中，以至于我们的历史教材万年不变。而本书就在于用目前最新的各个学科的新发现来改变对于旧有观念的忙守，所以本书不单是一部新世界史，也是一部“反世界史”。本书作者孙隆基，著名美籍华裔历史学家，曾在美国、加拿大多所大学任教，现为台湾中正大学讲座教授。本书作为新世界史系列的第一部，从史前文明一直讲到了公元前44年，一代雄主凯撒大帝遇刺为止。在匆匆几笔交代史前人类之后，本文先对四大文明古国的历史，做了一次颠覆式的修订。关于四大文明古国的地理区位进行重新划分，这里面完全用地理上的山川河流作为划分各个文明的区块，而不是之前的简单以现在流传的国家名定义这四大古国。除了这四大古国，本书也把眼光并不像以前那样完全聚焦在亚欧大陆，而是也介绍了中南美洲、大洋洲等地的古文明发源。对于这些文明的介绍，本书也着重对于之前旧观念的辩驳。例如在中国文明起源一章，孙先生就两点事情进行阐述：首先就是对于中原中心观的挑战，作者通过新的考古发现认为，其实在中国南部文明的起源是早于中原地区的，而不能只聚焦于黄河流域，从而忽略其他流域对于中国文明的起源所做的影响。另一点就是不能割裂的去看中国文明的发展，即使在古代，也要将整个世界文明圈成一个整体去考虑，尤其是例如长江流域的文明是否是南岛语系以及南亚语系的祖先这一点，可以做深入的研究。而在后面的罗马时代的章节，我们则看到了罗马的雄起与其制度暗含的弊端，最终造成了元老院与平民阶级的斗争。当一部分私以为还是很按照大家固有的历史观在叙述的。所以本书在架构上我们可以看到，其对于一些新的观念和新的学说，会着重笔墨去讲述，而在一些共识上，则基本按照原有理念，加以简单叙述。本书每章基本独立成文，最后都将引用的文章一一列出，可以说每章都是一篇单独的历史小论文。如果读者对于某段历史格外有兴趣又不打算通读全文，完全可以进行选择性阅读。可以说本文在构思上并不是一本入门级的世界通史，而是给那些对于世界历史有一定了解，又希望对于一些旧有观念进行修正的历史爱好者进行阅读。这里我觉得其实并不能一味的排斥就有历史观念，虽然这些历史观具有一些局限性。但这些历史观有时更容易被世人所接受，从而让更多的人更容易了解世界史学。而在有了一定基础之后，当然本书可以给读者带来更不同的全新世界史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