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变良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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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1-5
ISBN:9787301188224
作者:巫仁恕
页数:428页
作者简介
本书以明末清初的城市群众集体行动，即所谓“民变”为研究对象。以史籍记载为基础，借鉴西方新文化史、历史社会学、社会心理学诸学科的理论进行阐释，应用量化分析、集体心理分析等研究方法，对明清城市民变的历史背景、领导人与参与者、行动模式及城市民变的各种不同类型进行了深入分析。从而从各个方面，对城市民变这一“老课题”得出了较为全面和新颖的认识。
书籍目录
导论
上篇 多元面向
第一章 明清城市的发展与城市社会的变迁
第二章 明清城市集体行动事件之量化分析
第三章 集体行动的领导人与参与者
第四章 城市民变的集体行动模式
第五章 信仰、仪式与集体抗议行为
下篇 类型研究
第六章 城市粮食暴动之研究
第七章 城市手工业工人的集体抗议行动
第八章 反地方官与保留地方官运动
第九章 反政府财税政令集体行动
第十章 阶层冲突、社群冲突及科场士变
结论
余论 明清城市群众集体行动的影响与延续
附录 明清城市民变年表
参考文献
后记
编辑推荐
《激变良民:传统中国城市群众集体行动之分析》是中国社会文化史丛书之一。
内容概要
巫仁恕，台湾中兴大学历史学学士，台湾大学历史学硕士、博士，现任“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员。专长为明清城市史与明清社会文化史，主要关注明清城市群众集体抗议、明清物质文化与消费文化等问题。著有《奢侈的女人：明清时期江南妇女的消费文化》(2005)、《品味奢华：晚明的消费社会与士大夫》(2007)与《游道：明清旅游文化》（2010）等。
媒体关注与评论
据我所知，巫仁恕先生是最早用“集体抗议行动”或者“集体行动”解释明清历史上所谓“民变”事件的中国学者。他的《明清城市“民变”的集体行动模式及其影响》等论著旁征博采，借鉴西方社会史学家查尔斯·蒂利等的“集体行动”（collective action）诸理论，以新的理论视角审视晚明至清的“民变”，经过了十几年潜心研究，终成今天这个厚重的研究成果。我们可以从中更深入地了解历史上发生的那些“集体行动”，并由此了解那个时代。 ——商传，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中国明史学会会长
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第二，粮食暴动时群众的心态并非是要反政府，而是因为“正统主义”。对一般市民来说，正如霍布斯鲍姆在谈欧洲19世纪城市的米粮暴动时所注意到的，当时的统治者与市民间存在一种共栖关系与正统主义。即小民与统治者有残余的封建关系，为小民提供救济与平衡物价，是王室与贵族的责任。若王室未能解决这些问题，群众运动就兴起，这样的机制双方都明白。他们宁愿相信政府替他们安排，而不会否定或推翻现有的政权。②汤普森则更进一步指出，18世纪英国粮食暴动中，群众遗留了中古以来的共同信念，当时百姓的心理认为，粮食市场应该是公平交易，不应由任何人垄断哄抬粮价，他们的集体抗争与暴动，就是要保护这个传统的权力，他称此为“道德经济”。就这方面而言，明清城市群众的心态与同时期的西欧颇为相似。如万历二十二年的福州粮食暴动时，参与者包括下级军人、刑吏、水贼等下层的无赖，属于社会的浮游层，也是城市内购买米粮的人，极易受米价波动的影响，又得不到贷银与政府的救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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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上是个农业社会，三农问题关系国势安危，农民起义也因此一度是史学界“五朵金花”之一，相比起来，城市民众的集体行动向来是个容易受忽视的领域。很大的一个原因当然是中国直到16世纪的晚明时期才开始涌现出民众集体行动的事例，且大多孤立而分散，并未导致重大的政治后果——总之，来得太迟、太散，又不够震撼。但并不是产生重大后果的事件才是历史，相反，回顾这些过去将丰富我们对那一时期的认识。中国城市的民众集体行动发端于晚明是可以理解的：传统社会演进到这个时期，城市的经济技能不断得到强化，也开始出现了较为成熟的城市文化，形成了一个与农村有所区别的城市社会；与此同时，晚明时期国家力量衰弱，朝政腐败，使都市居民的反抗有了合法的根据和机会，一时粮食暴动、罢市、罢工、反地方官暴动、抗税暴动等等在各地纷纷出现。从最早的时代起，中国政治思想一直强调国家控制社会，如果两者分离，常常意味着国家失控的乱世。出于最聚众闹事的极度担忧（“聚众”之后尾随的就是“闹事”二字，可见一斑），汉朝律法规定：“三人已上无故群饮，罚金四两。”连三四个人聚在一起饮酒都怕出事，当然更不必说大规模的公开行动了。为了避免事态不可收拾，历代也通常对倾听民意有制度性的安排，使人有申诉渠道，同时严厉打击那些过分欺压行为，《大清律例•兵律》“激变良民”条规定：官吏因“失于抚字”或“非法行事”而导致良民反叛者，处斩监候；平民煽动、唆使良民造反，亦处重刑。这形成了一种既有所控制又有所安抚的平衡架构，也正因此，民众在抗争时常常又会强调自己行为的合法性：他们只是被欺上压下的官吏“激变”的良民，而他们相信正义的最高权力将还他们清白并给予他们应得的权利。在这种情况下，除非处置不当，一般不至于过分走向极端。这不仅是因为一般人民对政府还未有明显的政治权力诉求，也在于双方之间还有一种“共栖关系”，即人们抱怨的只是低层官僚的错误行为未能获闻，从而妨害了原先那种“养民”职责的共识。他们常常打出“为朝廷除害”的口号，要的是更好的治理，而不是另一种政治制度——那实际上是他们无法想像的。按巫仁恕的分析，明清市民集体行动的目标原本就通常是有限的：通常是受经济性因素激发，一旦罢市或抗税的目的达到，行动也就随之平息。自晚明时起，印刷术和民间文化的大发展，使人们得以通过小说、戏曲、揭帖、歌谣、诗文等手段来塑造出一个舆论空间，表达不满的声音，甚至将之运用作为集体行动的动员工具。这些传播手段的发达和互动程度实际上都有赖于一个高度繁荣的城市环境，因此，也不难想见为何明区域清城市化的程度与当地城市集体行动的频率基本成正比了。繁荣的城市环境也吸引了大批离土离乡的农民涌入，像明末苏州的踹匠多来自江宁、宁国与太平等府，景德镇的陶工来自附近的农村以及乐平、都昌等县，他们之间彼此大多仍有同乡或亲缘关系，在异地谋生时形成一种新的社会关系。官府多称这类集体抗争者为“流棍”，某种程度上也是因为他们事实上已在一定程度上脱离了原有的宗法社会。按王学泰的研究，从宋代起，这类脱离了宗法社会束缚的游民就常常在社会秩序变动时扮演最为活跃的角色，也因此，巫仁恕认为把明清的城市集体事件都称为“市民运动”是值得怀疑的，因为在他看来，这些行动中的领导人和参与者，以数量计算依次是绅士、平民、无赖、工商业者。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这些集体行动在动员时，那些经常成为聚会地点的常是庙宇、公馆公所、文庙、茶馆等公共场所，尤其是庙宇，起事者常常借城隍神来获得抗争动力。这不仅是因为人们深信神灵会主持正义，抗衡阳间的官绅势力，也因为抬神、哭庙的举动本身就能吸引大众注意，并将自身的行为合法化。也正因此，《大清律例•礼律》“禁止师巫邪术”条规定：“若军民装扮神像、鸣锣击鼓、迎神赛会者，杖一百。罪坐为首之人。”显然国家也注意到这是集体行动的重要动员手段。相较于晚明，清代的城市民变没有那么频繁。对其背后的原因则解释不一：日本学者岸本美绪认为是因为人民的不满有了申诉渠道并逐渐制度化了，而在巫仁恕看来，则主要是因为清代公权力强盛且执行高效，同时明亡的历史经验使得清代士大夫不再对民变参与者具有深切的同情。但晚清时清廷仍推行相似的高压政策却使整个社会出现了国家认同危机。从某种意义来说，本书是“填补空白”的著作，使这一领域首次得到如此深入的研究，时时可看出作者力图将社会学理论运用到这一历史研究中去。但也正是在这里，他表现出自己更多的是一个历史学家而非社会学家：尽管详尽地梳理了明清城市民众抗争的各个侧面，但作者并未提出一个具有解释力的全新社会学模型。他也激发起了一系列还有待进一步回答的问题：城市化程度与集体行动频率之间的正比关系，是因为什么引起的——经济结构？人口结构？市民承受力的不同？传播手段？还是一种社会意识？如果说城市集体行动大多只有区域性，与农民起义的那种全国性流动反差巨大，那么这又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虽然民众常以“为朝廷除害”为口号，但这究竟是他们真实的目的，还是希望借以实现其它目的的手段？一项好的研究不是告诉我们一个完美无误的标准答案，而应当是能永远激发我们的思考和想象力。 -
很干净的一本书。思路很清晰，整个结构很均衡，前后照应，读来很顺畅，整本书倒像是一个报告一样。学术著作倒也能感受到阅读的愉悦。不看作者的介绍，单看整本书的风格和结构就看得出是台湾学者的风格。之前看台大的一系列硕士论文就是这个感觉：完全可以作为学术榜样和规范来学习。就和民国的知识分子一样的感觉，标标准准的学问人，四平八稳，规规矩矩。读来虽然不会有眼前一亮的感觉，但会让人觉得很充实，结构和内容都看得出经过了推敲的，而文章的最后一定会有厚厚的附录。 就我看过的有限的海外研究那一系列的西方汉学家的著作，我总会怀着莫大的热情去阅读，即使是学术作者，我也觉得是在同他对话一样，他能用他的语言和思维方法来启发我。文章风格也更为活泼，而且更加注意方法。 而对于日本汉学家的书，我主要是看的中华书局92年出的那一套十本日本学者的选集，主要感觉是他们功力了得，十分注重史料，文章风格就和日本人做事一样，谨慎小心，绝不过分。只是说说个人感觉，读的越多才能感觉的更加真实。 -
导论第一页，作者引用霍布斯鲍姆的话，来证明研究社会冲突的意义。反而是这段与本书中心关系不大的文字，给了人很多鼓舞：目前这一方面的研究之所以会引人注意，理由很明显：这些行动永远是剧烈化社会结构里关键性的部分，因为毋庸置疑的，当暴动或社会革命发生时，社会紧张程度已经达到突破点；再说，某些问题除了透过这种激烈行动是不可能被了解清楚的，社会冲突已经把某些隐晦不易察觉的事物暴露出来，吸引社会的注意力，同时扩大了我们有关事件的资料。——霍布斯鲍姆
精彩短评 (总计42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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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学者相当严谨，而且善于从新的角度说明问题 -
送给同学一本 -
使用了Hobsbawm 的范式，但是忽略了霍氏的现代性意味。很多问题的发现非常有启发意义，但总有隔靴搔痒之恨。 -
不懂。 -
既然无法直说，还是借古讽今？没想到此书多是时代周报、南都、广日等纸媒的推荐，但还是太小众。相对刁民，城市之良民亦会在某个冲突临界点激变成群。只不过，安抚也好，镇压也罢，都是历史长河中的登场散去无穷尽的类似故事。作为一本博士论文修编而成的社会学著作，可读性会比一般的书籍差了点。作者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的呼吁：多听听民心所向，确是很实在的结论。 -
其实，就像看古代的微博， -
有一种说法，认为有明一代塑造了今日中国人的性格。别的不知道，反抗模式倒是和明末清楚有太多的共同点。 -
我觉得这本比消费的那个好 -
网评殊异。国内叫好者投射现实，嫌弃者指结论模糊，未见模型。海外或社会学学人觉其机械套用社科方法，统计简单。相较王国斌中西政经社捭阖对比，毛汉光计量史学初探，本书堪称细厚。但社会史九分材料一分话让人憋死。历史社会学模型高举材料空疏让人担忧。如何平衡复杂历史与明确结论？ -
史料丰富，每读几段就要记些笔记以便今后查阅史料。以所谓“集体行动”模型为骨架，以明清众多的民变案例为内容填充进去，因而对于很多读者来说实是枯燥冗长，堆砌起来的章节终归无法让人酣畅尽兴，不过对于我这种选题狗来说，简直可爱，而且也确实能对明清的社会民众心态有较深刻的理解。 -
激变良民 -
借了Tilly的壳子，貌似想要回答很多问题。但对数据的分析让人产生很多疑虑。嘉靖到乾隆，大约300年时间，只找到大约458件“城市民变”，然后统计出很多百分比——这种描述性数据的说服力并不高。而在有记载参与人数的145起民变中，人数上千的只有36%，也就是几十起。。 -
政府镇压措施往往使得集体行动发展为集体暴动。 -
20130710 -
无聊的博士论文使人昏昏欲睡 -
借鉴了西方群众运动的理论，对中国史料进行分类和量化，还是看出了一些东西。 -
台湾学者写出的书的质量还是很高的 -
1.民间对公道的渴求，或是人类不至于德风德草被无约束上层拖到无限制恶的深渊的保险索吧。2.吾辈没有卫护最低权利的方法武器，宜乎代代无如之何，无论主观如何奋张，客观上都不得不作受害者。 -
后1/6的參考文献对于学习明清史的书虫来说足够用了~~是篇不折不扣的好论文~~ -
http://ishare.iask.sina.com.cn/f/35689256.html -
主要看了导论部分Charles Tilly关于集体行动理论 （Collective action）的介绍和适切性分析（为什么要选择 Tilly的理论模型来处理“民变”问题）。 -
思路清晰，逻辑缜密，读来很享受。 -
唔……博士论文。 -
不痛不癢的研究，沒有太過鮮明的研究風格，另外，史料選擇也存在可商榷的地方，是不是現有的民變記載就足以涵蓋或者說體現明清的集體行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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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691/1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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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变良民”明清律中设有专条，主要用于科地方官之罪。试读部分到量化统计。可看，收藏之，等有活动买。——四年后重翻，原来是这位！倒底读没读过全本全无印象啊，就是有谜之自信觉得买过他的书嘛 -
感觉是为求完整而保留了很多可以删减的内容……写太长了。 -
冗杂的史料堆积,不断重复的结论,使得整本书的学术价值和字数并没有形成正相关.但是通过对明清和民初城市群众集体行动的比较,再结合时下,可以引发很多值得玩味的思考.明显当下群体抗争并没有沿着所谓"现代化"集体抗争的发展模式走下去,而是产生一种变相逆退,而这种逆退的结果又是对于社会运动 -
明清城隍信仰之变迁 -
在豆瓣阅读上试读了头两章，然后发现格格巫同学的附注很到位，所以也就没必要买了。城市史研究当然可以借用当代的理论，但是毕竟是史学之一种，不能用不靠谱的简单统计方法来获取结论吧…… -
我能说是导论第一页给了我鼓励吗。。。。 -
风格像学位论文。一看后记，果不其然。资料性很强，特别是最后几十页的民变年表，很详尽 -
同一叙事框架的不断重复，太冗长了 -
如果把台湾的教育制度复制到大陆，那得出多少人才精英 -
由博士论文修订而来，充实但少见光辉！ -
比常建华那本好看的多~不过缺点也比较明显，为他人做注脚。下篇写的一般了~ -
很厚重！ -
跨年一读 -
史料整理有功，但辨析梳理思考都不行。 -
清季城市民变与明清城市集体行动的近亲关系；地域性/全国性 -
条分缕析，如此生动。作者没有生硬地套用常见的社会学模型或是理论，也没有给明清民变戴什么高帽，更没有渲染任何感情色彩（大概是看透了）。缺陷是研究得广而不深。 -
从某种意义来说，本书是“填补空白”的著作，使这一领域首次得到如此深入的研究，时时可看出作者力图将社会学理论运用到这一历史研究中去。但也正是在这里，他表现出自己更多的是一个历史学家而非社会学家：尽管详尽地梳理了明清城市民众抗争的各个侧面，但作者并未提出一个具有解释力的全新社会学模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