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年战争史

作者简介

席勒的名字在中国读者中并不陌生，特别是他的名剧《阴谋与爱情》早在20世纪50年代末就已经搬上中国的舞台。但是席勒作为德国伟大的文学家和著名学者（历史学家），他的活动的历史地位，我们却知之甚少。现趁翻译席勒名著《三十年战争史》的机会，根据我们之所学，对此作一个简略的介绍。

弗里德里希·席勒（Friedrich Schiller，1759-1805）是德国著名的诗人和剧作家，同时是一位学者，在德国的文坛上与大文豪歌德（J.W.Goethe，1749-1832）齐名，被喻为“德国文坛上的双子星”。两人整整十年的合作，谱写了德国文学史上最辉煌的“华彩乐章”，主创了德意志的古典文学，并使德意志的民族文学决定性地提升为世界的进步文学。德意志民族不仅把席勒视为民族的骄傲，而且是把席勒当作“统一和自由的”象征而加以纪念的。

书籍目录

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第四章第五章主要国名、地名译名对照主要姓名译名对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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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年战争史》是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

章节摘录

第一章从德意志兰爆发宗教战争至明斯特和约的签订，欧洲政治世界中如果不把最先期的宗教改革计人的话，几乎不曾发生别的重大和特殊事件。在此期间世界上所发生的一切均与信仰改宗相联系，尽管它们起先并非与宗教信仰有任何关系。每一个国家，不论其大小，均或多或少、直接或间接地受到了这一影响。西班牙王室利用其强大政治势力所做的一切，几乎都是针对新的教义或它的信仰者的。由宗教改革点燃的阋墙之战，根本上动摇了四届狂热政府统治下的法国，招致外国军队进入（德意志兰）王国腹地，并使它成为遭受最悲惨破坏达半个世纪之久的战场。宗教改革使尼德兰人感到难以忍受西班牙的奴役，唤醒了该民族砸碎这种桎梏的愿望和勇气，宗教改革也极大地给予这个民族这方面的力量。腓力浦二世决定对英国女王伊丽莎白所干的一切恶事进行报复，因为女王把反对他的新教臣民置于保护之下，且担任了他想取缔的宗教派别的首领。教会分裂导致了德意志兰长期的政治分裂，使它经历了100多年的混乱，但同时也堆积起一道反对政治压迫的永久性堤坝。北部的一些强国，如丹麦、瑞典，能首先纳入欧洲国家体系多半由宗教改革所致。新教国家联盟由于它们的加入而变得强大了，而这种国家联盟对它们来说是必不可少的。一些先前几乎不为彼此而存在的国家，通过宗教改革开始找到一个重要的共同点，并相互间连成一种新的政治同情。正如宗教改革使市民之间、统治者与臣民间出现另一种关系那样，国家彼此问的地位亦发生新的变化，因此必须借助事物的特殊进程达到教会分裂。从而导致国家间集成为一个紧密的联合。但第一个作用是可怕和有害的，因为这种普遍的政治同情宣告了一场长达30年之久的毁灭性战争。战火从波希米亚内部燃烧至舍尔德河河口，从波河沿岸延伸至波罗的海的沿岸国家。由于战争，这些地区的人15急剧减少，庄稼被毁，城市和乡村沦为废墟，成千上万名士兵牺牲了生命。德意志兰刚发出的微弱的文化火焰被熄灭了半个世纪，尚未完全振兴的社会道德又重新让位于古老的野蛮习俗。但欧洲不受压制地、自由地从这场可怕的战争中走了出来，它在这场战争中首次意识到是一个密切相连的国家性社会，刚真正形成的国家实行相互参与，单凭这一点便足以抵消世界公民在这场战争中所遭受的惊吓。勤劳之手不知不觉地再次抹去了战争所留下的灾难性痕迹，战争所带来的好的结果，却被保留了下来。正是这种普遍的国家同情向半个欧洲宣告了在波希米亚的军事冲突，现在它护卫着使战争结束的和约。破坏的火焰从波希米亚内部、摩拉维亚和奥地利找到了一条点燃德意志兰、法国和半个欧洲之路，则文化的火炬也应从这些国家开辟一条照亮那些国家之路。宗教造成了所有这一切，所发生的一切都是因宗教而引起的，但所采取的军事行动不全是为了宗教。倘若不是个人利益和国家利益迅速达成了一致，神学家和人民的呼声就不会有那么多热心诸侯来响应，也不会有那么多勇敢和无畏的战士为新的教义而战，显然参与教会革新的绝大多数人相信真理或被误认为真理的力量能取胜。旧教会中的滥用职权、某些乏味的教义及一些过分的要求使人感到异常气愤，大家预感到会出现一种较好的光明，企盼着皈依那种更好的宗教。一些君主急欲实行宗教改宗是为了谋求独立，指望从教会创立者那里获取丰厚的猎获品，并大力增强他们的内心信念力。然而单凭国家利益至上原则就能促成这一点。倘若查理五世在成功而纵情欢乐之际未抓住德意志兰诸等级渴望帝国自由这一点，则新教联盟也很难为信仰自由而武装起来。假如基兹家族没有统治欲，则法国的喀尔文派教徒也绝不会由孔代或科利尼来领导。倘若不征收10芬尼和20芬尼税收，则罗马教廷也绝不会失去联合的尼德兰。君主们为自卫和扩张而战，而宗教热忱为他们招募了军队，为他们打开人民的财富。大批的参战者并非是抱着在战旗下能获得猎获品的希望上阵的，他们认为是在为真理而流血，而实际上他们是在为诸侯利益而战。这一次诸侯的利益和民众的利益不悖一致，对民众而言是件令人欣慰的事，这种偶然性应归功于他们要摆脱教皇的统治。臣民自以为在为自己的事业而战，而事实上他们是在为诸侯而战，这对诸侯来说，实在是太幸运了。在现在谈论的那个时代，欧洲还没有一个诸侯在遵循自己的政治构想时，不顾臣民的良好意愿，实行如此专制的统治。要把民族的良好愿望引导到他的政治构想上来且付诸实施，是多么的困难啊！臣民们对假借国家利益至上原则而强调的一些动机反应冷淡，他们鲜能理解这种动机，更不用说会令他们感兴趣。在这种情况下，擅长玩弄权术的君主无计可施，只得把内阁的利益同任何一种比较贴近人民的利益联结起来，倘若不存在这种利益，那就设法创造它。当时参与宗教改革.的君主们均处于这种情况之中。事物的特殊关联使得教会分裂恰好与两种政治情况碰在一起。倘若没有这两种政治情况，教会分裂也许会朝着完全不同的方向发展。这两种政治情况是：奥地利王室的突然崛起对欧洲的自由构成了威胁以及该王室对旧教表现出的执著热情，第一种情况唤醒了君主们，第二种情况使他们把这个民族武装起来。在自己的国度里废除象征着宗教事务最高权力的外来审判权，制止作为教会创立者的丰厚猎获物的金钱流向罗马，是为优先利益，这些利益对每位统治者来说同样是诱惑人的。人们不禁会问，为什么这些对奥地利王室的亲王们就不会产生同样的诱惑力？是什么阻碍着该王室，特别是该王室的德意志世系，不去满足众多臣民的急切要求或仿效别国的榜样，供养无自卫能力的教士来完善自己？令人难以置信的是，该王室认为罗马教会是非常可靠的，而新教诸侯是注定要失败的，因此它对罗马教会相当虔诚。当时有许多原因促使奥地利亲王们成为教皇统治的中坚力量。奥地利从西班牙和意大利两国吸取了很大力量，而这两个国家是绝对顺从罗马教廷的。这种顺从西班牙人在哥特人统治时代就已表现得很突出了。倘若西班牙统治者对路德教或喀尔文教等异教教义稍加接近，他就会无可挽回地失去其臣民的心。背离教皇统治对他来说就意味着失去整个王国。西班牙国王必须是一位正统的王子，或者是正统地登上王位的。他的意大利各邦国也给他套上了同样的束缚。他得尽力保护意大利诸邦国，胜过对他的西班牙臣民的保护，因为意大利各邦国最难以忍受这种外来的束缚，也最容易摆脱这种束缚。此外，意大利各邦国促使西班牙国王把法国当作竞争者，而把教皇当作邻居。所有这些原因已足够阻碍他去赞同有损于罗马教皇声誉的那一派，要求他以满腔的热情承担起维护旧教的任务。这些一般性原因对每一位西班牙君主都显得同样重要，而每一位西班牙君主除这些一般性原因外，又有一些特殊原因。查理五世在意大利的危险对手是法国国王，此时意大利正投向法国国王的怀抱之中，查理的一些异端准则使他在意大利受到了怀疑，他满腔热忱地想拟定实现一些设想，而正是这些设想引起了天主教徒的怀疑，并与教会发生了争端，这对他非常不利。当他得对两大宗教派别作出抉择时，新教还未能引起他的足够重视，而当时两大教会进行和解的可能性最大。他的儿子和继承人腓力浦二世受过僧侣教育，具有独裁的秉性，对信仰上的一切革新怀着刻骨仇恨。他把政治上的劲敌同时视为宗教大敌。由于其欧洲的邦国被众多的外来国家搞得支离破碎，外来教义对这些邦国无孔不入，因此他不能对其他邦国的宗教改革等闲视之。此外，他最直接的国家利益也要求他去支持旧教，以堵住异教传播的口子。事物的自然进展迫使这位诸侯成为天主教信仰者和罗马教皇为反对教会革新而缔结的联盟首领。查理五世和腓力浦二世所要达到的和一些善于行动的政府所遵循的仍然是这样一条准则：教会的裂痕越大，西班牙就应更坚决地维护天主教。奥地利王室的德意志世系显得比较随意。但是倘若排除了上述这些障碍，则会有其他关系来束缚德意志世系。皇冠的据有把斐迪南一世的继承人与罗马教廷连在了一起，因为皇冠落在新教头目身上已是匪夷所思，人们怎么会让一个罗马教会的变节者来戴罗马的王冠呢？斐迪南一世出于良知相当屈从于罗马教廷。此外，德意志一奥地利的亲王们还不足以强大到无须西班牙的支持，而西班牙的支持却由于他们对新教的庇护而大为削弱。皇帝的头衔要求他们以皇帝自居，致力推翻信仰新教的部分帝国，以维护德意志的帝国体系。只要回顾一下新教徒在皇帝陷入窘迫时及在帝国面临全面危机时表现出的冷漠，他们对教会的世俗性实行的猛烈攻击及当他们自以为是强者时所表现出的敌意，则不难理解这么多相互作用的因素是如此地把皇帝们维系在教皇一边；皇帝们是如此地把自己的利益与天主教宗的利益紧密联系起来的。也许由于天主教的整个命运依赖于奥地利王室的决定，因此全欧洲把奥地利亲王们视为教皇统治的柱石。新教徒对教皇统治的愤怒很自然地一致发泄到奥地利身上，并渐渐地把保护者和受他保护的东西掺杂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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