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8年那场未遂政变》书评

做人莫学康有为

做人莫学康有为康有为是一个非常功利的人，他自视甚高，自比圣人，以为天下无出其右者，做事情为了目标都可以不择手段。但他毕竟又是一个书生，从书斋里走出来的人，那点自负与自傲都带着迂腐的书生味。这注定了他是一个失败者，因为他的目标虽然高，手段虽然多，但是在老练的政治家眼里，那点小心思就如三岁孩童的狡诈一样，一目了然。读马勇《1898年那场未遂的政变》可以看出，戊戌变法不是失败于袁世凯，不是失败于慈禧太后，而是失败于康有为。一则失败于康有为的锋芒毕露。皇帝初次召见，一同前去谢恩的时候，康有为遇见荣禄，荣禄向他问起改革的事情，并表示改革阻力较大，康有为竟然说杀一两个一二品大员就没事了。如此霸气侧漏，怎么能不让人反感。他之所以如此锋芒万丈，是因为他内心自视太高，以为自己不是池中之物，一遇风雨便化龙，如今又得天眷，皇帝亲自召见，他以为自己可以只手推进改革。这在他和孙家鼐出事上就可以看出来，京师大学堂初设，孙家鼐是主办官员，康有为不是想着和对方一起办好学，上来就要将孙家鼐排挤出去，自己要独掌大学堂。二则失败于康有为的四面树敌。晚清主张改革并非他一个人，官吏之中如张之洞、李鸿章都是开明的官员，虽然改革方向与他不一样，但如果善加引导，未尝不是助推改革的一股力量。但康有为却不，他先和张之洞闹翻，到了朝廷上，又将一个个大臣推倒对立面。孙家鼐原本和他同一战线上的人，因为大学堂领导之争，又树立了一个敌人。书中说包括慈禧太后本身也是康有为自己创造出来的敌人，本来慈禧太后交政于光绪，这已经还权了，对于改革慈禧太后也是赞成的，但康有为却非要自以为是地以为慈禧太后干政，将朝廷上的实力派一个个推倒了自己的对立面。改革成了孤军深入，焉有不败之理。就这么一个不知收敛的改革孤军竟然要发动一场政变，拉拢的对象是袁世凯，袁世凯是一个天生做官的人，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八面玲珑，从不得罪人，那怕像康有为这样的不靠谱改革家。再加上他作为年轻领导，内心倾向于改革，难免对康有为说两句奉承话，这竟然让他信以为真，谭嗣同上门竟然逼迫人家入伙。我们的“正史”将这段政变的失败的归咎于袁世凯的高密。但是袁世凯手中兵士不过六千人，枪械弹药又是分开保管的，即便他没有高密，即便他像康有为一样头脑简单，见识迂腐，他经谭嗣同一番热血鼓舞，立刻答应一起干，要去把荣禄杀了，他的胜算又有多大？这场政变就能成功？康有为最大的长处在于他能忽悠，戊戌政变失败，他流亡海外，忽悠别人说自己有皇帝的衣带昭，四处找华人华侨骗钱，有人想要看看这衣带昭，开口便被他当头棒喝，而这个衣带昭，按照马勇在书中的分析，那其实就是皇帝给杨锐的一份圣旨，含义就是让康有为出去，表示着皇帝开始讨厌他，想要抛弃他这个改革的导师。康有为却把这个旨意忽悠成了一份救亡图存的圣旨。有趣的是他在海外还四处封赏官员，封赏的条件就是交钱。他因此捞了大笔银钱，过上了钟鸣鼎食地生活。晚年还回国开矿，与人争执，不惜杀人。这样的人，你怎么能相信他能改革成功。

“完全可以想象成”的晚清史与完全可以抄袭成的“编著”

转杜树人先生文章一篇，同是批评马勇的笔法，写得比鄙文好太多了：《完全可以想象成的晚清史》（东方早报）http://www.dfdaily.com/html/1170/2013/9/29/1076294.shtml最后两段太刻薄，没发。方舟子应该来收拾这类书才对。如今纠结在韩寒的身高上，实在是可惜了。如果将这本《1898那场未遂的政变》交到方舟子手上，他肯定会如获至宝。因为书中大量吸收了他人的研究成果而没有作任何说明。例如，袁世凯第二次觐见光绪之后所收到的荣禄电报，其实是在茅海建的《戊戌变法史事考》中得到澄清的，即，所发电报是对当时社会谣言而做出的正常反应，而非有意要欺瞒袁世凯。然后马勇先生却在书中完全不提茅海建的功劳，而巧妙地将成果都归到了自己的头上。他这样写道：“荣禄的电报是一个客观存在……”然后就将茅海建的成果简述在后面，继而以一种高姿态宣布：“对于这个大背景，史料记载很明白，但过去由于受到康有为、梁启超戊戌话语的深刻影响，许多研究者以为荣禄的电报指示在制造一种紧张空气……”继而说道：“这个说法太具想象力了。显然也是对荣禄人格的侮辱，具有很鲜明的康有为色彩……”（页390）仿佛过去包括茅海建在内的学者都是被康梁瞒骗了，而只有他马勇一人看穿了历史的迷雾。运用同样的方法，马勇在书中地大量地吸收了茅海建、孔祥吉、黄彰健、汤志钧等人的成果而没有加以任何说明。什么方法？具体说来就是，虚构出一个当下已经没有人主张的“当下主流观点”，然后将别人的研究成果拿来，自己摇身一变成为了英勇地和这种官方欺骗世人的“主流观点”作战的真猛士。于是，世人皆醉我独醒，大家别被教科书欺骗啦，快跟着我来读历史吧。有人或者会说，这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学术著作，所以不能要求作者给出引注。这其实混淆了编和著的分别。如果是编辑一本书，声明书中所写都是他人创造的话，就可以在书中不给出引注。例如，教科书就可以不处处引注。但是，如果是“著”的话，情况就不一样了。如果是虚构性著作，那同样也可以不注，比如写小说。但如果是像这本书这样，是属于非虚构性著作的话，那大部分都是要引注的，散文集、游记之类的例外。因为知识是财富，而用他人的财富则要声明，如果没有引注，就要在正文中说明。引注最重要的作用之一，就是告诉别人这项财富拥有者。如茅海建的《苦命天子》同样不是学术著作而只是社科科普书，但同样给出了必要的引注，在引用到孔祥吉的研究时专门给予了说明。又如蔡鸿生的《学境》，不过是随笔，但用到他人成果时都是引注了的。此前方舟子被指抄袭其导师的论文，并因此被其导师发邮件责难，就仅仅是因为他在一篇科普文章中用到了其导师的研究成果而没有注明。当然，当今中国引注不规范的情况俯拾皆是，按照这个标准，当今中国大多数的文史消遣读物，像《明朝那些事儿》和于丹的书，都能算是抄袭。但马勇先生作为一个多次感叹学术风气不善的学术圈中人，就应当做一番表率才对。所以学者写学术要引注。张鸣在《辛亥：摇晃的中国》里头说引注导致文风不畅，因此就不引注了。然而学术规范不应该是一句文风不畅就可以丢开的。若说文风不畅，那能不能等全书写完之后把引注加上去？若说为了是要为大众普及文史常识，那加上引注难道就会把大众吓住了于是不看这本书了？如果大众真的是为了兴趣爱好想看着玩的话，他们大不了不看引注、翻过就算，你加了引注又有何害？所以，窃以为，学者在写作之时不加引注，人们至少可以怀疑其居心叵测。尤其让人感觉不易的是，马勇在大段大段地吸收了茅海建和孔祥吉等人的研究之后，其最后得出的成果居然还能落后于他们。例如，在记述袁世凯和谭嗣同的夜会时，马勇在大量吸收了前人的研究之后，试图自己指出谭嗣同所持的密诏是没有依据的：“只见这份所谓硃谕并非朱笔所写，而是墨笔所书，字甚工，口气倒很像皇上，大意是‘朕锐意变法，诸老臣均不顺手，如操之太急，又恐慈圣不悦，饬杨锐、刘光第、林旭、谭嗣同另议良法’等。很显然，这份所谓硃谕只是皇上交给杨锐的那道密诏抄本，且不是逐字逐句照抄，而是归纳大意的记录。大约是杨锐交给林旭看过之后，林旭凭借记忆口述给康有为，然后再由康有为凭记忆默写出来的。”（页395）由此可见，马勇甚至可能连研究戊戌变法最基本的史料之一，袁世凯的《戊戌日记》都没有看过，上引的引文只是从别人处引得。因为《戊戌日记》中非常清楚地记着，在马勇的那段引文后，就记载谭嗣同如此说道：“硃谕在林旭手，此为杨锐抄给我看的，确有此硃谕，在三日前所发交者。林旭等极可恶，不立即交我。几误大事……”[ 中国史学会编：《戊戌变法》（一），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552页。]谭嗣同这里讲得一清二楚，硃谕在林旭手上，他看到的是杨锐抄给他看的。如此，试问又怎么会是“杨锐交给林旭看过之后，林旭凭借记忆口述给康有为，然后再由康有为凭记忆默写出来的”？？？而且谭嗣同所出示的是原硃谕的由杨锐抄下的抄本，而非什么归纳大意的记录。《戊戌日记》为日后袁世凯追忆所记，因此归纳大意的是袁世凯，而非康有为。就连这么基本的层次都看不出来，马老师是粗心，还是学疏？此处马勇很可能吸收的是黄彰健的《戊戌变法史研究》，然而却没有看仔细，因为在黄书中，在这段被他吸收的段落后面马上就有和他上文相抵牾的内容：“……光绪赐杨锐密诏，杨锐需传知刘光第、林旭、谭嗣同，又需照例将密诏缴回给光绪，则杨锐势需用墨笔过录数份。谭八月初三日见袁时，所持光绪密诏为杨锐墨笔过录本，与事理相合，袁《戊戌日记》所记这一点确凿可信。”[ 黄彰健：《戊戌变法史研究》，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70年。第434页。]马勇如此，真是用真人真事告诉了我们一个感人的真理：学者是超越其时代的，陈寅恪那样的学者是超前于其时代的，而有人则是反方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