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的兴起》书评

大学的自由

（“基督教文明史”课程讨论稿。鄙人学养甚浅，惟愿能善用手头资料。多有拼凑，还望见谅）一、大学建立的历史背景　　1、中世纪早期教育制度的影响加洛林王朝对教育制度进行了有效的改革，如查理曼对文化教育的重视、阿尔昆颁布兴建大教堂学校和修道院学校的敕令等。2、知识与学术的复兴在2世纪，新学术的复兴，新知识的增长积累都已经卓有成效。特别是翻译运动中开发阿拉伯文献和希腊文献的努力，使得新学术成为可能。11世纪末，学问几乎完全局限于传统课程中的自由七艺，而在12世纪，除了七艺之外又增加了新逻辑、新数学和新天文学。（《十二世纪文艺复兴》）在1100年至1200年间，一股新的知识潮流以强劲的势头涌入了西欧，其中一部分经由意大利和西西里传入，不过主体部分通过西班牙的阿拉伯学者引进来，包括亚里士多德、欧几里得、托勒密和古希腊医生的著作，新的算术论著以及在黑暗时代里被掩蔽起来的罗马法教科书。费力的罗马数字运算被取代了，现在借助阿拉伯数字。这股新的知识潮流冲破了主教座堂学校和修道院学校的枷锁，创造了学者的职业；它吸引着众多的热血青年——他们就像下一个时代里乔叟笔下的牛津教士“心甘情愿求学，心甘情愿传授”——翻山越岭、越洋过海，汇集到巴黎和博洛尼亚，组成了许多学术团体，这些学术团体给了我们最早的也是最好的大学定义，教师和学生的社团。（《大学的兴起》）3、城市的兴起，职业机构的形成法律、医学和神学职业都逐渐形成。这些职业人员的培养也为大学创造了世俗性的动力。4、城市与行会的影响经济的复苏和城市的兴起：教育和城市化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行会是大学的前身，它的存在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在中世纪的城市里，外来的学者们没有城市的公民权，人身安全得不到保障，就需要一定的形式将他们组织起来。在当时的自治城市中，除了宗教组织之外，行会组织是市民阶级中最普遍的一种组织形式。行会(guild) 是中世纪城市中的商人和手工业者为了在物质上和精神上能互相帮助而结成的个人之间的自由联盟，这种联合，对内可以管理和监督自己的成员，对外可以保护组织的利益不受侵害。行会内部实行严格的等级制度，分为师傅（master）、帮工（journeyman）和徒弟(apprentice)三个权力和义务各不相同的等级。师傅是行会的正式成员，师傅和徒弟之间订立了某种契约作为行会内部组织的章程。徒弟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之后，只有获得了师傅称号才能真正成为行会的一员，才可以独立从业。在中世纪强大的教会势力和封建势力控制下，行会是最能保持一定自主权的组织形式，学者们看到了这种组织形式的好处，也开始模仿工商业行会组成了属于他们自己的行会。这一点很重要，这是大学从兴起的阶段就具有高度自由的理由，也是作为中世纪大学的后代的现代大学之所以要求自治，要求学术自由的理由。　　二、中世纪大学自由和学术自由　　12世纪法国北部发展出了早期的大学，最有代表性的一个就是巴黎大学。巴黎大学“朝气蓬勃，不受某个教师的制约，靠自己的吸引力招揽学生。”“前大学阶段的学习环境非常宽松，为寻求杰出的大师，人们悠闲地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对必修课程、固定的学习时限或学位全然不顾。”（《十二世纪文艺复兴》）在起源时期，中世纪大学没有图书馆、实验室、博物馆，也没有捐助基金和属它所有的建筑物。中世纪大学是“人的组合体”。这样的大学没有理事会；不颁发任何行事一览表；没有学生社团——除非这所大学本身起源就是一个学生团体——没有学院报刊，没有演出活动，没有体育运动，更没有现代美国学院“校外活动”（它们是美国学院内部不活跃的主要理由）中的任何一个。（《大学的兴起》）在这样的大学中主要有三个势力：外界、教师、学生。中世纪俨然是教师管理大学的伟大时代。许多神学家和教会法教师在教会里占据要职。在神学家和哲学家中级别最高的通常是大学教师：阿奎那、马格努斯、博纳文图拉等等。这里没有现代意义上的管理部门，通过召开各种各样的大学会议来自我管理。在博洛尼亚大学，学生作为主体来管理大学。“山南联盟”、“山北联盟”作为同乡会，是学生组织活动的形式。教师由学生雇佣、同乡会的学生选举自己的校长，代表大学拥有司法权。学生团体组成这样一所大学最初只是把它当做对抗市民的一种手段。后来，转向教师，学生通过集体罢课的方式来威胁教师，因为教师最初完全依赖学生的学费生活。教师们在契约的束缚下不得不实践一套缜密的规则，以保证他的学生能够得到与他的学费相匹配的教育。学生的自由可见一斑。与博洛尼亚大学相对的，在巴黎大学，教师作为主体来管理大学。至1231年，大学已经发展成一个法人团体。至此，已经出现了四个系科：文学、教会法学、医学和神学。文学科教师组成了四个“同乡会”。只需看看巴黎大学的校史，就会发现这其实是一部不断挣脱锁链、追求自由的大学发展史：　　1208年，罗马教皇伊隆桑三世批准巴黎大学师生可制定自己的章程。据此，1215年，罗马教皇特使库尔松为巴黎大学制定了第一个章程，取消圣母院主事对巴黎大学的控制权。章程对艺术和教育进行改革，对教师资格作了具体规定。1231年，长达两年的罢课使得罗马教皇格列高利九世出面调停。这位法学家出身的教皇确认了大学的法权自治和结社权、罢课权、授予学位的专一权等特权。在与教士进行过无数次争执和斗殴后，巴黎大学付出了流血的代价，取得国王特许证书，摆脱了主教们的监督、控制和干涉。1252年，巴黎大学有了自己的校印，印上刻有中世纪拉丁文----巴黎师生行会，这是巴黎大学获得独立和权力的象征。巴黎大学原址坐落在巴黎市内第五区，是个知识密集的地区。因为13世纪的大学里以拉丁文传授知识和交谈，所以该区又称为“拉丁区”。作为文化象征，老巴黎大学周围的地区有五多：学校多、书店多、咖啡馆多、旧书摊多、旅馆多。　　而在学术自由方面，就更不像我们通常所认为的那样受到了极大的压制。除了哲学和神学，其他学科的学术自由是普遍存在的。法学、医学、文法和数学教师通常可以依据自己的意愿自由授课和辩论。尽管个别人的著作可能被当众焚毁了，如同发生在罗马帝国后期的事情，但16世纪之前并未出现有组织的书籍审查制度。哲学在不涉及神学问题的时候是自由的。不过在当时，哲学非常倾向于论述神学问题。经院哲学不是一个学说体系，它包含许多学派，千差万别的派别和形形色色的观点之间争论的激烈程度不亚于古希腊人或我们现代人之间的争论。另外，哈斯金斯在书中说过这样一句话：“自我感觉自由的人就是自由的。”这更让我觉得中世纪大学的自由程度远远超过我的想象。　　三、民国时期中国大学的自由　　在西南联大时期与梅贻琦先生一同任常委会委员的蒋梦麟先生曾说：“一个大学中有三派势力，一派是校长，一派是教授，一派是学生。在这三派，如果有两派联合起来反对第三派，第三派必然要失败。”众所周知，中国近代大学一开始便是依靠模仿西方的教学制度而建立起来的。中国近现代大学教育在冲击、碰撞、交汇中不断变革、更新、转换，一些具有时代特征和创新精神的著名大学校长的大学理念也在改革大潮中应运而生。比如蔡元培、梅贻琦等人。蔡元培先生就多次呼吁要“教育独立”、“大学自治”、“思想自由，兼容并包”；梅贻琦先生更是要求“教授治校”、“学术自由”。1927年，国民政府定都南京，结束了南北分割、军阀混战的局面，开始了重建国家权威的努力，其中重要内容就是加强对社会思想的整肃和控制。于是，20年代自由开放的风气逐渐被国家主义、党化教育所替代。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梅贻琦等教育家学习西方大学管理制度，初步确立了“教授治校”的传统。当时的大学教授不仅具有学术权利，即使在参与、决策学校公共事务方面，教授群体也具有绝对发言权。也就是说，教授作为一所大学中相对固定的群体，在某种程度上充当了大学的主人，这保证了大学的持续性健康发展。　　四、现代中国大学的自由　　在今天中国的大学中，大致有三派势力：校长、行政管理集团、教师和学生。众所周知，在当代中国大学中，普遍实行的是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绝对的“一把手”是一所大学的党委书记，并不是校长。从某种意义上讲，当代中国大学校长的地位是很尴尬的。你想在一所大学中推行自己的教育理想，往往受到各种权利关系的制约，当然不仅仅是来自学校“一把手”的，还包括其他方方面面的。从历史的角度看，一所大学办学的成败，却往往与是与校长联系在一起的。也就是说，大学校长面对的不仅是当时当下的问题，他面对的还有一个历史评价的问题。这实际上是每一个想有所作为的校长关心的事情，而行政管理集团一般不会顾及历史评价的问题。这也是我将校长与行政管理集团划分开来的最主要的原因。大学校长与行政管理集团的关系问题。民国时期在大学中之所以没有行政管理集团的提法，原因就在于“教授治校”传统的初步确立。大学中公共事务，由教授代表集体商讨解决，并不需要一个专职的行政管理集团。当代中国大学中的弱势群体除学生之外，还有教师。虽然从数量上看，这两者构成了大学的绝对主体。曾有高校管理人员称，一所大学可以没有教师，但不能没有管理者，他们的理由是可以通过聘请的方式解决教师问题。我们先不论这种管理万能的论调是否科学，至少我们可以从中得到这样一种信息，中国的大学教师已经彻底沦为“雇工”了，他们随时有被解聘的危险，当然是以冠冕堂皇的名义。由此可见，将教师归为当代中国大学弱势群体中的一部分，也不是全然没有道理。至于学生，他们是天生的弱者。我所看到的现象是，他们除了每年要交纳高额学费之外，没有任何其他的权利。对于当今之事，民国诸先生若地下有知不知该作何感想。中国的“大学”作为一个“单位”，与12世纪基督教社会中大学伊始的景况已经相去甚远。然，随着整个社会民主自由风气的逐渐兴起，大学之前程还是可以期待的，我们需秉承和发扬先代的传统，相信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