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理学中的解释

作者简介

《地理学中的解释》，本书简介: 大卫·哈维的《地理学中的解释》是西方地理学的一本当代名著，专门论述方法论的系统著作。《地理学中的解释》共六编二十四章，讨论了哲学与方法论的关系，地理学解释中理论、定理和模型的作用，地理学解释中的语言等，是地理工作者为提高理论水平，掌握西方当代地理学方法的一本必读书。

书籍目录

序　言

第一编　哲学、方法论与解释

第一章　地理学的哲学和方法论

第二章　解释的意义

Ⅰ．解释的意义

Ⅱ．经验、语言和解释

Ⅲ．解释作为一种活动

第二编　方法论背景与地理学中的解释

第三章　地理学与科学——方法论背景

第四章　科学的解释——自然科学的模型

Ⅰ．通

编辑推荐

作者在数年教学经验的基础上，先后发表了了八篇论述地理学方法论和理论问题的论文，由轮廓性的概念上升到完整的理论体系，终于完成了这本著作。本书是第一本关于新地理学哲学的重要著作，至今对西方地理学界的影响仍然很明显。

内容概要

作者:(英)大卫·哈维 译者:高泳源、刘立华、蔡运龙

媒体关注与评论

序言让我从解释这本论述地理学中的解释的书是如何产生的作为开头。往往有这种情形，为写作一本书而私下辩护和把它出版而公开辩护，多少有点不同。我写作这本书主要是教育自己。我想把它出版，因为我的确感到有许多地理学家，无论是年轻的和老的，与我开始写作以前处于相似的无知状态。  假如他们读了这本书，能于我从写作中所获得的理解和洞察有所得的话，即便是一小部分，他们亦将获益。让我解释一下在我落笔以前，我所存在的自己的无知的性质。    以华盛顿大学为革新中心的所谓“计量革命”缓慢地渗透进地理社团中去，在六十年代早期，在一批先锋人士中，以计算相关系数、进行“t”试验等等为时髦。不愿落在后面，我自然而然地沉溺于这个风尚之中，但我只落得积满了一抽斗未发表的和不可能发表的论文，我感到狼狈。我必须向几位有识见(也许他们有偏见)的编辑致谢，他们拒绝发表这些论文，无疑是保护我的学术声誉不致受未成熟的损害!我更感狼狈的是，发现我常常不能阐明自己分析的结果。最初我归咎于我没有统率统计学和数学的才能(从学校和大学中一种强烈的“文科”背景所产生的可悲状态)。缺乏一种适当训练，无疑说明了我著作中的许多技术的缺点(最显著的印刷出来的例子是一个回归方程计算完全错误——我不懂得倘若X被回归到r，得出的结果不同于从r回归到X)。但我愈钻研我的技术(它看来永无止境)，使我愈感到包含着更多的重要事物。所以我决定以某些时间致力于计量革命和它的含意的系统研究。我有幸得到允许在布里斯托尔大学向大学生讲授地理学方法论的课程，我并愿意感谢连续几班的大学生在五、六年中间忍耐地听我暗中瞎摸，试图理出比较复杂的概念问题和方法论问题。我必须同样感谢在宾夕法尼亚州的一个毕业生研究班，在1965—6年学期宽恕了我。从这一研究中产生了一个中心的对我说来是至关紧要的结论。计量革命含有一种哲学革命的意思。如果我不调整我的哲学的话，则计量化的方法将真正地把我引进死胡同。我没有掌握新的方法论的失败，完全是试图将新酒注入旧瓶的结果。我强迫将我的哲学态度转向一种不相容的方法沦。我必须决定究竟是放弃我的哲学态度(从我在剑桥6年只能称之为“传统的”地理学的灌输中所稳步累积起来的)，还是放弃计量化。我极为仔细地考虑了这个问题，并惊奇地发觉当冒险走上计量化道路上的时候，我能够保留我所看重的大部分哲学见地。那些我必须放弃的我的地理哲学各方面，站在其他立场上，我就能轻而易举地摆脱。那种事物确实是独特的或是人类行为是不能量测的等等假定(常常是隐蔽的和含糊的)：  当受到严格的思考之后，就转变成抑制并毫无意义。我也发觉我常常错误地阐述许多假定，它们必定奠定于统计方法之上，一旦去掉了错误阐述，则我的地理哲学和新的方法论之间的冲突也就烟消云散，当我设法把传统的地理学思想的积极方面和计量化所蕴含的哲学汇合在一起时，我惊奇地观察到地理学的全部哲学变得多么生气勃勃和至关重要。它开辟了一个全新的思想世界，在其中我们可以理论地和分析地思考而所畏惧，在其中我们可以同样的语句谈论个体和群体，在其中我们从同样的角度来概括类型和详论各种区位。关于传统地理学的目的和任务(的确它们要受到嘉奖和鼓励)，在我看来似乎没有错，但是作为一个学术事业，它要想办法处理，否则就有这样许多清规戒律为自己划地为牢，以致无法实现为自己设置的目的和任务。特别是，就总的说来，地理学家们不善于利用科学方法的神奇力量。这就是科学方法的哲学，它蕴含在计量化之中。……

章节摘录

书摘    对本书来说，哲学家和方法论者活动的区别是绝对重要的。总之，本书着重的是方法论，而不是哲学。所以，基本内容是完善准则，使它和地理学中的解释一起发展，并分析各种不同的方法，以此来保证健全和前后一贯的解释。自然，强调方法论一半是出于个人偏好，但一半也是一种反作用，反对在地理论文中流行讨论哲学问题而对方法论问題很少一顾，或者最好的情况也是将哲学和方法论混杂起来，以致很难辨别孰为何者。我的感觉，涉及到地理学思想基础的文献有百分之八十左右是理论性的，并且在风格上是哲学的。自然，这点本身没有错。但从许多例子看来，好像思考的能力总为特殊的方法论观点所约束，这些观点经过分析，证明是不必要的，或者简直就不健全。毫无疑问，现在方法论和哲学互相作用。它们彼此不能分离。但总的说来，我们误解了相互作用的性质，因为我们没有理解它们之间的差别。    地理学与其他学科之间的关系从来不易说清楚。地理学家们常常形成大相径庭的归属。有些人认为他们自己身处自然科学传统之中，有些人将他们更多地包括于社会科学之中，而其他一些人则和人文学科特別是其中的历史学联系起来。在这方面，不同国家发展着相当不同的传统。法国有与历史学保持密切联系的传统，英国则与地质学保持联系，等等。在众多的各国地理学派之内，又有着重大的区别。所以，在美国地理学中，伯克利学派在卡尔·苏尔(1963)的熏沐之下，留意于人类学；计量学者留意于行为科学或数学，而地貌学家在他们寻求解释的过程之中，很自然地以地质学和物理学为支持。有时，地理学家似乎反对任何归属，而完全在他们自己的学科范围内寻求安身。在其他一些时候，他们采取一种异乎寻常广泛的观点，甚至认为他们自己是在空间名义之下所有系统知识的综合者。    我通过为解释建立一种简单结构着手，在这种结构中把初始条件和覆盖定律放在一起，能以演绎来解释事件。在操纵这种结构时的主要困难是，我们需要一些适当的法则(我们可能宁愿避开法则这个术语，而谈论普遍化、原理、法则式陈述等等，但为说明起见，我们将从现在起把这些陈述都称为法则)。然后就产生了关于我们怎样才能发现和控制法则陈述的使用这个问题。一般同意法则是在经验上合~理。的o，相互之问是一致的。有人还希望法则是有力的(非常普遍的)，因为如果我们掌握更带普遍性的陈述，解释就将是一种胜任得多的过程。一般同意我们通过构筑理论并使之合法化来探讨这个问题。理论都是思辨构成物，而思辨不管我们喜欢与否，是一种形而上学和哲学的事业。因此，若对所面临要思索的是东西没有某种清楚的概念，地理学者就不能进行工作。即使我们选定把理论看成是一种抽象句法结构(一种演算或一种特别构筑的语言)的观点，我们仍然必须面对借助某一主题来解释那个理论的问题，该主题在其它一些事情之中，把那个理论与一定事件的领域联系起来。其哲学含义是，地理学者需要鉴定他所特别关注的一定领域(或一系列领域)。但是，方法论的考虑导致我下这种结论：当我们掌握了充分明确表达的而且非常合理化的理论时。……书摘1A．证实问题    证实或是确立一种理论必须依靠归纳的推理。我们可将这个问题的思想粗分为三个学派。   (a)有几位科学哲学家注意到没有理论能经受一切可能关联的检验，所以试图提出评价一个理论的指标，即在证据对照之下，理论是真实的概率究竟有多少。这些学者如内格尔(1939)、卡纳普(1950)和亨普尔(1965)等已对这个问题作了详细探讨。这些学者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归纳的逻辑系统，使科学家在争雄显长的各种理论和可选择的解释的系统之间，尽可能作出客观的选择。亭普尔(1965，4)说：    当科学研究进行之际，对于在检验一个假说中所得到的    试验数据，予以肯定或否定的判断，往往是毫不犹豫地与得到    广泛的一致意见而作出的，难以说这些判断建筑于一种明确    的理论之上，即这种理论提供了肯定或否定的一般指标。    规定这类“肯定的逻辑”面对着两个问题。第一个是对于给定的假设如何来确定有关的检验，第二个是制定归纳的法则，有了这些法则，我们才得估定假说所具有的真实性程度。二个问题均已被证明难以处理，看来在近期的将来，要为肯定假说获得公认的归纳的逻辑系统，肯定没有什么希望。但在解决这个明显难以处理的问题上所取得的进展，已产生出某些重要的见识。    把科学家当作一个决策者并不难，事实上，如丘奇曼(1961)所指出的那样，科学家的行为能用决策理论来分析。第一个要点是如不明瞭他的价值系统、他的目标、他的任务，我们就不能瞭解任何特定的科学家的决策。一个科学家优先选择这个理论而不是另一个，可能试图以他所持的价值系统来使他达到最佳选择。目标和任务为主观所决定。但在这类目标互相关联的范围内，讨论最佳程序是可能的。所以不能离开他本人的价值系统来理解科学家。究竟一种归纳的逻辑能否从这种情况中提取出来，还有待分晓。(见丘奇曼，1961，第14章；亨普尔，1965，73—96；卡纳普，1950)但这点是清楚的，按照近代的观点，假说的证实与统计的决策理论关系极为密切。统计的决策理论和它的哲学根据，我们将在第15章中作详尽的讨论。        (b)波珀(1965)想以证伪来代替证实的概念。按照他的观点，假定一个理论是真实的，就得先证明它是虚假的。这个观点的困难之处已为特·库恩(1962，145—6)所指出：    如果任何或每一失败都足以否认理论，则所有理论在任何情况之下都应被否定。另一方面，若只有严重的失败才合于否决理论，那么，波珀学派就需要“概率”或是“证伪的程度”的某些指标。    (c)库恩本人提出一种较丘奇曼更行为化的证实观点。他认为对某一假说或理论的接受或否决，是一个信仰问题而非逻辑问题。证实和肯定的程序是科学团体作为一个有权威的范式部分而接受的规则的一部分。在“正常的”科学活动期间，科学家只解决在这些规则的关联范围内，假定可以解答的那些问题。出现的异常成为产生新范式的酵素。但在范式之内，对于肯定的规则，即使一个限制更严格而难以对付的问题，是以演绎的论证为主中所包含的归纳式陈述。这就使人误解演绎法和归纳法为互不相容的推理方式。虽然一般都认为科学知识应当按假说一演绎的系统组织起来，并且认为包蕴在那一系统之内的定律，根据演绎的解释程序可以最好地应用，在这些演绎的框架之内有许多机会来采用归纳的步骤。最重要的情况是那些概率陈述，不是求助于假说一演绎的系统就是求助于解释本身。但也有另外一些情况，其中初始的假说或是初始的条件只为结论提供了部分的支持。    (a)概率陈述的运用一归纳的系统化  亨普尔(1965)注意到了用来指无限大总体的概率规律来解释无论是个别事件还是数目有限的事件所遇到的逻辑难题。假定待解释的事件为“乔迁移”。我们试图按下列方式来解释：    初始条件1乔居住在A镇，月收入50元。    初始条件2住在B镇的约伯兄弟，可月得100元。    初始条件3 A镇与B镇之间的距离为50英里。    定律陈述  一个人迁移的概率和他因移动所赚的额外收    入成正比，而和他所移动的距离成反比。    结果    乔迁移。    初始条件和定律陈述(在一特定情况下它可能更为专门)为乔必定移往B镇的结论提供某一支持。但这支持只是部分的。亨普尔称这类论证为归纳的系统化。论证的构造基本上是演绎的，但其中包含的各要素并不需要支持结论，所以前提中的信念也不需要暗示结论中的信念。在一个解释的过程之中运用概率陈述，常常包含着归纳的系统化。同样地，在假设一归纳系统中，概率陈述可能也暗示着系统中的较低层次假说不必需从初始的假说演绎而来。但倘若低层次的假说是指无限的总体，那末，概率陈述能够从其他的概率陈述演绎出来。所以，整个概率理论本身可以作为演绎系统的公式化(见第15章)。但概率陈述在将解释形式应用于事件中往往包蕴着困难，且在试图将科学理解统一于陈述的假说一演绎的系统中，有时也出现困难。    (b)不完全的理论系统应用演绎的推理，需要初始条件或初始前提的完全无缺。照这种解释观点本身看来，一切有关的初始条件必需弄清楚，以使应用定律陈述保证必需的结论。倘若一切有关的初始条件不能规定，那末，解释是不完整的，已知初始条件和已知定律中的信念就不能转变为结论。同样，在组织假说一演绎的系统时，对某些初始前提不一定明瞭。正如我们将在后看到(下文第118—122页)的，许多理论陈述是不完善的，所以在结构上是半演绎的，而不是真正的演绎。在大部分学科中，理论陈述都属于这类方式，完全是因为我们的所知有限，不足以使理论完整地公式化。在一个学科发展史的初始阶段，大多数假说一演绎系统都采用归纳方法。所以凯恩斯(1962，241)注意到：        当我们积累的知识渊博时，……论证中的纯归纳部分可    以无足轻重；但当实际的知识欠缺时，那就必须大大借重纯归    纳法。在一门先进的科学中，这是一种最后的手段——方法    中最不令人满意的。但是有时它必定是我们首先的凭藉，即    当知识萌发和在重大探索中无线索可寻对，我们必须依赖这    种方法。    但在这儿，我们回到了归纳法在“发现的来龙去脉”中的重要作用。我们可以从这一概述中得出结论：科学家利用假说一演绎系统来把知识组织起来，并设法通过演绎的解释方法来应用那些知识。……

图书封面

---

 地理学中的解释下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