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工人生“深喉”回忆录

作者简介

1972年，《华盛顿邮报》两位记者鲍勃·伍德沃德和卡尔·伯恩斯坦根据来自政府高层的神秘人物“深喉”提供的线索，爆出美国有史以来最惊人的政治丑闻之一－－水门事件，最终导致尼克松黯然下台。三十多年来，“深喉”是谁一直是困扰美国政界的新闻界的一大谜团。伍德沃德和伯恩斯坦曾发誓在“深喉”有生之年绝不透露他的身份。所以，当2005年92岁的联邦调查局前副局长马克·费尔特终于公开自己“深喉”的身份时，立即在美国各界引起轰动。

从马克·费尔特决定将他所知道的水门事件内情告诉《华盛顿邮报》的年轻记者鲍勃·伍德沃德的那一刻起，就注定了他将在美国历史上留下重要一页。他相信，这个二十世纪最大的政治丑闻，最终必定会公开，而丑闻的主角尼克松总统，也必将下台。

在这部回忆录中，费尔特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国犯罪浪潮开始说起，讲述了他身为联邦调查局探员在犯罪浪潮中、在六十年代文化革命中，乃至在水门事件中扮演的角色。

本书不仅仅是对水门事件的大公开，也是一个FBI特工的传奇人生回忆、对联邦调查局文化的剖析，和对二十世纪中期美国内部政治斗争的反思。

书籍目录

序言第一章　胡佛的助手第二章　特工文化第三章　间谍与反间谍第四章　青云直上的联邦调查局生涯第五章　在堪萨斯城剿匪第六章　和肯尼迪内阁较量第七章　胡佛的执行人第八章　20世纪60年代：激进分子的进攻第九章　窍听，还是不窍听第十章　盯住马丁·路德·金第十一章　清除联邦调查局的背叛者第十二章　白宫的硬式棒球第十三章　“水门”前奏第十四章　“胡佛死了”第十五章　局长的遗产第十六章　尼克松的联邦调查局亲信第十七章　三天格雷第十八章　水门事件第十九章　在风暴中挣扎第二十章　三小费尔特第二十一章　“你在说谎”第二十二章　黑包工作第二十三章　“有罪”译后记

内容概要

马克·费尔特（1913—），前美国联邦调查局副局长，他从1942年起加入联邦调查局，至1973年退休，三十年间从一名忠于胡佛的普通特工逐步晋升为联邦调查局第二号人物。1980年，他因涉嫌授权联邦调查局特工侵犯极端组织“地下气象员”成员而被判有罪，但被里根总统特赦。他的妻子由于不堪忍受多年来丈夫频繁调动和紧张工作的压力，而于1980年代自杀。2005年，律师约翰·奥康纳说服费尔特及其家人，公开了他“深喉”的身份。奥康纳遂在当年5月31日的《名利场》杂志上撰文公开了这一保守了三十多年的秘密。

目前，马克·费尔特与女儿一家住在加利福尼亚

媒体关注与评论

译后记译后记1972年6月间，美国总统大选鏖战方酣，共和党在任总统尼克松率领他的竞选团队，与试图重夺白宫宝座的民主党之间展开了一场激烈的攻防厮杀。双方勾心斗角，尔虞我诈，各种各样不可告人的鬼魅伎俩层出不穷，而于当月17日凌晨爆发的水门事件则无疑是其中的登峰造极之作。这一震惊美国朝野的丑闻事件，不仅导致尼克松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位被迫辞职的总统，而且直接撼动了二战以来形成的“帝王总统”的权威，从而拉开了美国宪政史上的一次重大变革的序幕，其影响之深远，直及于当代。水门事件的发端貌似只是一起简单的“三级入室窃案”，然而，其背后却隐藏着一场大规模的政治间谍和阴谋破坏活动，而幕后黑手则正是尼克松坐镇的美国权力中枢——白宫。也正是为此，当联邦调查局开始对该起窃案进行调查之后，尼克松政府就不遗余力地试图加以压制，通过安插亲信到联邦调查局，指使司法部、中央情报局等一系列机构设置障碍，甚至由总统的白宫顾问亲自出马，阻挠对水门事件的深入调查，试图将该案的影响消弭于无形。面对来自白宫的沉重压力，负责对该案进行调查的联邦调查局，这个曾经一度被誉为“超越于所有警察机关之上的美国司法的典范”的机构，在其新任领导格雷的带领下，开始退缩避让，甚至与白宫合作欺骗国会、媒体、司法系统以及普通公众。而在此时，《华盛顿邮报》 的两位年轻的新闻记者，伍德沃德和伯恩斯坦，却勇敢地站了出来，对水门事件展开了详尽而周密的新闻调查，并通过一篇又一篇深入的报道，试图挖掘隐藏在这一窃案背后的政治黑幕。也正是在他们的报道中，出现了一个被他们称为“深喉”的神秘人物。伍德沃德和伯恩斯坦坦承，正是“深喉”为他们的调查指明了方向，向他们提供了不为人所知的重要内幕信息，最终才使得水门事件的真相得以大白于天下，并引发了美国近代史上最强烈的一场政治地震。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没有“深喉”提供的这些“重磅炮弹”，就不会有伍德沃德和伯恩斯坦对水门事件如此具有杀伤力的调查和报道，而没有这些调查和报道，水门事件则几乎肯定又会成为一桩扑朔迷离的悬案，最终被历史的尘埃所湮没。水门事件的影响是如此之深远，以至于时至今日，美国所发生的一切丑闻事件都会被冠以“某某门”的字样；而“深喉”则成为所有那些不畏强权，勇于揭批政治黑幕，维护正义者的代名词。然而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尽管水门事件已逐渐淡出人们的眼帘，所有的喧嚣和纷扰也均已归于沉寂，伍德沃德和伯恩斯坦也因对水门事件的报道而功成名就，但是人们却惊奇地发现，在整个事件中发挥了最关键作用的人物——“深喉”——却始终保持着缄默。多年来，人们一直在猜测谁是“深喉”？他所作所为的动机是什么？是为了维护正义？是为了挟怨报复？还是为了追名逐利？这些疑问和猜测也成为了笼罩在水门事件之上的最后的一个谜团。幸运的是，在时隔33年之后，“深喉”终于在他的有生之年，从幕后走上了前台。马克?费尔特，这位水门事件爆发时的美国联邦调查局副局长，第一次向世人表白：他就是那个神秘的“深喉”。在本书《特工人生》中，费尔特不仅向我们讲述了他在联邦调查局的工作经历以及所取得的辉煌成绩，也真实而详细地剖析了他在面对水门事件时的心态，以及最终成为“深喉”的复杂的心路历程。马克?费尔特以他朴实无华的语言，将我们重新带回到了发生水门事件的那个特殊时代。20世纪70年代，笼罩在冷战阴霾之下的美国政坛，诽谤、暴力甚至暗杀事件依然屡见不鲜。费尔特深知他的行为将给他带来的巨大风险，因为他所面对是一个享有帝王一般权势的美国总统，尼克松和他的亲信控制着难以数计的、巨大的资源和权力，一旦他的身份暴露，他很有可能会在某一天被神秘地抛尸荒野，而他的妻子和家人也无疑将会因此遭到迫害和欺凌。这也正是为什么费尔特会在那个他与伍德沃德秘密会面的车库里，以颤抖的声音告诉这个年轻的记者：“我们每个人的生命都面临着危险”。然而令人钦佩的是，在书中，费尔特并没有讳言他也曾有过激烈的思想斗争：是甘心同流合污，成为白宫的政治警察，从而在仕途上飞黄腾达？还是冒着自己的事业、个人乃至家人的安全遭到毁灭的危险，勇敢地站出来揭发这一政治黑幕？最终，面对水门事件这一场突如其来的政治风暴，身处风口浪尖的费尔特没有“遵循常规程序来履行作为一名联邦调查局官员的普通职责”，而是选择了在“良心的指引下”，肩负起“作为一个美国公民所应有的揭露真相的责任”，为了维护联邦调查局——这个他曾经为之骄傲并贡献了一生才智的司法机构——的声誉，为了维护正义而战。利用其自身娴熟的调查能力以及所掌握的大量内部情报信息，费尔特不仅成功地帮助两位年轻的记者拨开了笼罩在水门窃案之上的迷雾，使一位美国在任总统及其一大批亲信身败名裂，更重要的是，他的行为为美国树立了一个永揭黑幕的榜样，同时催生了一个新的新闻时代，重构了现代新闻调查业，也促使美国政府建立了符合现代公民社会所要求的更高的透明度标准。正如美国开国先贤、第三任总统托马斯?杰斐逊所说：“当国家处于危难时保卫国家的法则，才是公民的最高义务。”马克?费尔特以他的行为对杰斐逊的警示做出了最好的注解。很幸运能够有机会翻译《特工人生》这样一本内容丰富生动，同时又发人深思的著作。作为本书的合译者，白璐和程涛这两位毕业于南京解放军外国语学院的高才生与我共同分担了本书的翻译工作，本书的翻译是我们三人集体合作的结晶，衷心地感谢他们的合作。信  强2007年6月18日于复旦园

章节摘录

插图序言约翰·奥康纳一这个事件翻开了历史新的一页。1972年6月17日破晓前，五个身穿西服、戴着医用外科手套的人藏在水门大楼的一间小办公室里时被人发现，那是一幢坐落在波托马克河边的综合大楼。这五个人的犯罪动机十分可疑，他们藏身的地方是民主党全国委员会办公的套房里，可里面似乎没有什么可窃取和窃听的。然而联邦调查局只用了两天就将这次入室事件与白宫联系到了一起。调查演变成了一场暗战：一方面联邦探员们决心查个水落石出；另一方面尼克松政府的高官们却在竭力掩藏真相。这场斗争在随后的两年里持续不断，动摇了美国政府的宪政基础。随着丑闻事件不断扩大，新闻头条也越来越触目惊心：尼克松的手下破坏民主选举程序并妨害司法公正；国家税务局、联邦通信委员会和其他政府机构沦为当局排除异己、压制反对者的工具；白宫派人夜间入室非法监听。参与调查此事的队伍也越来越大，除了联邦调查局，法院和国会也参与了进来。最终理查德·M·尼克松名誉扫地，在1974年8月8日辞去了总统职务。水门事件至今仍可被视为美国政治的分水岭。在这场“国家噩梦”的惊扰下，一任政府以倒台和数十位政府官员遭到刑事指控而告终。留给我们的是一系列的政治改革。如今，华盛顿当局政务的透明度和问责机制都有了更新、更严格的标准。总统必须接受更多来自国会和媒体的监督。自尼克松时代以来，这种监督精密到了总统权力行使的每一个细节。所有够分量的丑闻事件都会被冠以“门”字，像“伊朗门”、“莫妮卡门”等等。但它们中最经典的政治词汇还是“水门事件”，它已成为严重的滥用权力行为和反权力滥用力量的代名词。水门事件所反映的问题早在事件发生的数年前，也就是尼克松政府成立之初就产生了。当时，在海外，美国深陷越战泥潭；在国内，反主流文化的新一代人与他们的父辈——“沉默的大多数人”在越战问题上纷争不断。1969年，尼克松打着从越南光荣撤军的口号当上了美国总统。可他上台后的第一个举措就是将越战升级，甚至下令轰炸越南设在邻国柬埔寨的避难所。不料美军的秘密轰炸行动被揭露了，引发了大规模的反战活动。这令尼克松的幕僚大为光火，在白宫的授意下，联邦调查局监听了许多政府官员和新闻记者的电话，想查出泄密者，可调查行动一无所获，机密信息却还在不断地被泄露出去。接着，尼克松的幕僚策划了一系列更出格的行动——监听、拆看邮件、入室搜查等等。可这些非法活动遭到了联邦调查局和其他情报机构的抵制。于是，白宫就纠集了一个非法组织——“水管工处”——去堵塞泄密的漏洞。这样一支调查队伍一旦开始活动，几乎就会不可避免地卷入到政治斗争之中。尼克松的幕僚们指使他们搜集情报并破坏反对者的活动。直到1972年水门事件被曝光之前，这一切都还只是在暗中进行。真相被揭露后就有新闻记者介入到事件调查中来。其中一名就是《华盛顿邮报》的资深记者鲍勃·伍德沃德。一提起水门事件，我们就会想到鲍勃·伍德沃德和卡尔·伯恩斯坦等参与到事件调查中的记者们。他们的工作体现了现代新闻调查的巨大影响力。无论是好是坏，今天的调查式新闻报道为那些查出政坛上轰动性的事实真相的记者们带来了经济利益和批评家们的赞扬。那些勇于揭发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发现的违法行径的政府工作人员和公司雇员们也因水门事件而拥有了自己的权利和责任。在2001年，有三名检举者被《时代》杂志评为年度人物。他们是联邦调查局的科林·罗利、世通公司的辛西娅·库珀和安然公司的沙伦·沃特金斯。今天，这些敢于揭露实情的人们能得到荣誉和法律的保护得归功于一个人，他就是秘密为伍德沃德提供信息的“深喉”（一名《华盛顿邮报》编辑为他起的绰号）——水门事件中最为神秘和至关重要的人物。正如伍德沃德和伯恩斯坦在他们的著作《无处不在的总统亲信》里所指出的，整个水门事件实际上都是“深喉”一手发掘的。是他引导伍德沃德绕开水门大楼民主党全国委员会总部里发生的那起所谓的“三级入室行窃案”，把目光转向真正罪恶的根源。自从那本著作出版后，猜测“深喉”的真正身份就成了一项高难度的室内游戏。“深喉”为当今社会树立了勇揭黑幕的榜样，他催生了一个新的新闻时代，重建了调查新闻业，使检举者提供的匿名信息成为当今新闻界不可缺少的素材。“深喉”还促使政府建立了符合现代美国公民要求的更高的透明度标准。究竟谁是“深喉”？他为什么要做这一切？用伍德沃德的话说，他有“一位在政府部门工作的朋友，能为他提供‘尼克松竞选连任总统委员会’的信息和白宫内部的情况”。那又是什么促使伍德沃德的这位“朋友”这么做的？他是为了坚守自己的节操而甘愿拿自己的前途冒险说出真相，还是出于不满而报复政府？为什么他不借此机会名利双收，而在尘埃落定多年后仍然隐姓埋名？一切猜测都在2005年5月31日被终结了。那天我在一篇通告中指出了“深喉”的真实身份，宣传了自己刊登在《名利场》杂志中的一篇相关专题文章。在通告中我写道，“深喉”是我的一名委托人，名叫威廉·马克·费尔特，曾是联邦调查局二号人物，如今已经是92岁高龄！在家人的赞同和鼓励下，他终于在水门事件过去近33年后公开了自己的身份。我刊登在《名利场》上的那篇文章讲的是马克的“深喉”身份被发现的始末，以及他是如何在家人的劝说下吐露出自己本想带进坟墓的秘密的。为了帮助年轻的读者更好地理解，文章用了相当一部分篇幅简述了水门事件的经过，也给大家留下了许多疑问。马克是个什么样的人？他的个性、为人如何？他为什么要揭露真相？他怎样克服重重困难，在空前的压力下独自与一个腐败的政府及其安插在联邦调查局的顺从的领导层斗志斗勇的？在伍德沃德的笔下，他是漆黑的车库中一个紧张的线人，颤抖着告诉伍德沃德（后又被伍德转告伯恩斯坦）：“大家的生命都有危险”。那他又是如何由一个理智的官场人物转变为一个秘密线人的呢？本书就是要让马克·费尔特自己来回答这些问题。三十多年来，人们对马克的了解只限于伍德沃德笔下的那个“深喉”——《华盛顿邮报》给马克起的一个不恭的名称。这个名字源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一部流行的三级片名，后来就一直属于这位以巨大的勇气向新闻媒体透露实情的令人钦佩的人。如果本书别无他用，至少它可以撕毁马克在人们心中的滑稽印象。“深喉”这个名字是新闻记者开的一个玩笑，配不上马克·费尔特。当伍德沃德违反他与马克的约定透露他有个线人在政府部门任高官时，当记者们断定他这个线人就是“深喉”时，当他给马克打电话问他对此事的态度时，这位退休的FBI探员怒火中烧，“砰”地就挂断了电话。马克从不觉得自己是个口风不严的饶舌者，也不同意记者把他和其他向媒体吐露机密信息的人称为“泄密者”（尽管他的确向伍德沃德和其他一些记者透过一点小道消息）。马克·费尔特是个典型的“特工”（G-man）（即联邦调查局探员，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至今，联邦调查人员就一直有这个别称）。从根本上说，他是一个敢于独当一面、保护自己的家园和阵地的卫士。在水门事件中，他为了保护联邦调查局的名誉，在十分不利的局势下仍坚持孤军奋战。当时，尼克松政府图谋废弃联邦调查局而另设机构取而代之，马克约见伍德沃德并向他透露了政府大量滥用权力的行为。 伍德沃德充分发挥了马克的作用，而马克则巧妙地调动了伍德沃德，指引着这名年轻的记者一步一步接近事实真相，接近自己记者生涯最重大的报道。伍德沃德在《秘密线人》中写道：“我认为马克并不觉得自己是在‘泄露’信息，他只是在引导和证实我的发现。”但他又写道：“那些引导和证实拼出了一幅指向真相的地图，其效果远远胜过了泄露。”为了编写本书，我们从马克·费尔特那里搜集了大量资料。其中有他1979年写的回忆录，他和他儿子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共同整理的手稿，他在FBI的回忆录，他的生活往事记录，以及从2002年初至2005年末，他的家人、保姆和我同他做的访谈录。由于年老体衰，马克已经丧失了大部分记忆，但他偶尔（有时是在我们用他的回忆录提醒他的情况下）也会联想或回忆起旧时往事，我们就会抓住机会尽可能地把他讲述的内容记录下来。对于马克对自己的受审经历的评述（完成于他的回忆录出版后，换个角度也是对水门事件的观察录），我只做了一些补充，主体仍是他自己的分析，都取自他写下的东西。我写的序和跋，只是给他的故事提供一个背景，并将他的家人、朋友和以前的同事所了解的内容拼接在一起。马克的回忆录——《在联邦调查局的金字塔里》，向我们讲述了他从一名敢于冒险的FBI探员成长为时任联邦调查局局长约翰·埃德加·胡佛得力助手的历程。这部回忆录是马克在自己职业生涯的低谷时写的。当时他正遭受不公正的审判，罪名是授权对一个国内恐怖组织——“地下气象员组织”进行非法的入室搜查。他在法庭上痛斥指控者，否认自己向伍德沃德和伯恩斯坦泄露水门事件的秘密（但他并没有否认自己曾是伍德的消息提供者）。在马克澄清了自己的真名后写的回忆录手稿中，他回忆了自己从事反间谍和打击犯罪活动的时光（有一些是他已出版的书中没有的故事）。那是他在联邦调查局比较开心的日子，心情较为轻松，也更为接近当年的“深喉”。他说出了自己引导伍德沃德（他强调不是泄露伍德沃德所不知道的信息）寻求水门事件真相的根本原因。在那些压力重重的紧张时刻，马克感到自己似乎被白宫、司法部、还有联邦调查局的新领导层围困了，他觉得自己似乎是孤身一人在为联邦调查局的清白战斗。他写道：“当时的情形是我无法用语言形容的，得有一把长剑（Long Ranger）绕过层层阻碍直刺白宫心脏。”这很符合他的公众形象。在人们心中，马克就是藏在停车场黑暗角落中的一个人影，引导着一个年轻的记者去追寻正义。马克把自己看作一个带着面具的执法者，独自为正义而战。现已九十多岁高龄的马克·费尔特仍然思维敏捷，善于表达。尽管双手颤抖的厉害，可他依然有着令人愉快的幽默感和让客人宾至如归的领袖风范。他对自己生命中那些重要的人仍然记忆犹新：他已故的妻子奥德丽，他严厉的上司埃德加·胡佛，特别是鲍勃·伍德沃德。尽管马克已经淡忘了自己作为“深喉”的那段经历——秘密会见伍德沃德，决定如何引导他发现事实，掩藏自己的行踪防止暴露身份等等，可现有的记录已经足以告诉我们世上最著名的线人是如何产生的。我们搜集和整理了马克的大量手稿，排列出造就了“深喉”这一神秘人物的事件和因素，包括最初他追踪纳粹和苏联间谍，打击堪萨斯城犯罪团伙和后来成为联邦调查局里胡佛理念的捍卫者等等。本书将使我们所知的马克·费尔特其人其事变得更加丰富清晰，并带我们深入了解是什么促使他成为了“深喉”。二马克曾经也风度翩翩。他身高六英尺，通过经常锻炼保持了好身材和健康，还是个不错的运动员。他那异常浓密的黄棕色头发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时变成了漂亮的银白色，配着那双明亮的蓝眼睛十分协调。他的嘴唇总是略微向左翘起，使得他的下颚线条显得更为刚劲，并给人一种沉思的感觉，还能稍作改变就扮出一幅怒容或是动人的微笑。他戴一幅黑色角质框架的眼镜，喜欢穿带有明亮蓝色或灰色条纹的西服, 配以笔挺的白衬衫和意大利风格的领带，做工非常精细。他站如松、坐如钟，形象气质令人起敬。马克善于倾听，总是通过别人说的话观察、感受和捉摸对方的心理活动，自己却不轻易开口，而且他所用的语言始终简洁明了。这种少说多听的特点使他能在不同的对象面前展现不同的个性。在一线探员面前，他作为监察部高层官员总是一幅威严、铁面无私和喜欢寻根问底的执法者形象；而在其他联邦探员的妻子眼里，他是一位友善、细心和有魅力的绅士；在白宫里的对手们看来，他是个难以捉摸的同僚，办事审慎高明；在他的上司印象里，他是个刻板却勤勉的下属。一名1970年退休的联邦调查局高级官员卡撒·“德克”·德洛克曾经说：“马克令我想起一位安静的浸礼教徒部长，看上去不像一个领导人，而是一个恪尽职守的职员。”马克是用心培养出这种改变形象的本领的。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身体语言还是个新概念的时候，马克就开始留心学习这种技巧。马克有一个老朋友、老邻居比伊·里德·伯克，是一名销售顾问。他说马克对顾客心理学很有兴趣，所以自己常告诉他这方面的知识及措词和表达的技巧。马克的聪明给伯克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他说：“马克的洞察力异常敏锐，谁也休想骗过他。”正是这些特点使马克成为胡佛，FBI一位传奇人物的得力下属。善于倾听的马克懂得让热衷于发言的胡佛觉得每个决定都是他的主意。毫无疑问，马克深谙与胡佛打交道的方法，他对自己的本事很满意。另一方面，胡佛也同样让马克折服。这令马克传承了胡佛在水门事件前就树立起的FBI的光辉形象：一个追求美国最崇高的价值理念，拥有世界公认的一流的高尚的情报人员的廉洁奉公的执法机构。马克肩负起了捍卫联邦调查局形象的重任。在他心中，FBI是保卫美国的法治和中产阶级价值观的生力军，而在腐败的政局中维护FBI的正直就是保卫国家。在水门事件发生前，马克就表露了这个信念。1972年初的时候，专揭丑闻的作家杰克·安德森公开了一个名叫迪塔·比尔德的游说者写的备忘录，书中内容显示尼克松政府司法部准备解除对国际电话电报公司（ITT）的反垄断诉讼以换取该公司提供的四十万美元政治献金。白宫要求联邦调查局宣布那本备忘录是伪造的，而马克依据局里实验室做出的结论坚持说那本备忘录很可能是真实的。马克还曾一度努力清除联邦调查局内部的问题成员以维护FBI的纯洁。他和FBI反情报部门（counterintelligence）副主管威廉·沙利文较量了多年。与温和、整洁的马克绝然不同，沙利文是个粗暴邋遢的家伙，他凭借反共产主义调查活动（精明的胡佛利用这个来抬升联邦调查局的地位，以向国会争取更多的预算经费）爬到FBI权力高层。作为反情报官员，沙利文的地位主要在电子侦察等秘密行动领域，很少涉及局里的在编人员。而马克则以他在一线探员和监察员岗位上的出色表现以及主管全局的纪律检查工作而在监察部被委以重任。两名FBI官员的差异如此之大是史无前例的。沙利文对所谓“休斯敦计划”的支持（也可能是匿名参与炮制该计划）使两人的争执白热化。那项计划实质上就是一场大范围的侵权行动。白宫发起的这项计划动员了中央情报局、联邦调查局、国防情报局、国家安全局及其他情报机构，进行了大规模的调查，手段包括电子侦察、电话监听、截留邮件和无证入室搜查等，其目的不是维护国家安全，而是尼克松总统的政治前途。这项非法计划最终被马克粉碎，迫使尼克松招集了一个非法的特务组织，即所谓的“水管工处”来继续他的阴谋。马克在这场战役中大获全胜。这起事件沉重打击了沙利文并最终迫使他离开了联邦调查局，可同时也使他更加深入地参加到尼克松的阵营之中。成为尼克松的帮凶后，沙利文不仅协助白宫打击了《华盛顿邮报》，还很可能在后来的水门事件调查中指出邮报的关键信息来源就是马克·费尔特。1972年5月2日，胡佛突然病逝。而在那之前，费尔特就已经成了白宫雷达屏幕上的可疑目标。为了让联邦调查局顺从于白宫，本该顺理成章继任为局长的费尔特被尼克松弃而不用，反而任命了一个平庸而听话的官员取而代之，此人名叫L·帕特里克·格雷。许多分析家认为正是这件事激起了费尔特的不满情绪，并使他扮演起“深喉”的角色，开始对抗尼克松政府。费尔特也承认自己当时很失望，但他还是努力平息了自己的情绪。格雷上任后保留了费尔特副局长的职位，并将大部分事务交给长期在局里工作的专家决定，而他自己则很少去总部办公室上班，因此被人称为“三天格雷”。这样费尔特就心满意足地担负起了联邦调查局的日常管理工作。在水门事件之前，他掌管着联邦调查局所有的重要案件和重大决策，在他的领导下，FBI成了一部高效运转的机器。同时，费尔特还捍卫了联邦调查局的廉正，顶回了那个有道德问题的政府发出的一连串指令。“长剑”（Long Ranger）掌控着当时的局势。费尔特深谙如何在工作中发挥媒体的作用, 这一点在他成为联邦调查局代理局长后很快就被展现了出来。胡佛死后不到一个月，联邦调查局就接手了一件大案——亚拉巴马州州长乔治·华莱士在马里兰州劳雷尔市竞选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时遭遇暗杀，并因中弹受伤而瘫痪在床。费尔特预感到这个事件可能会引起一场政治风波，到时政坛的左右两派都会指责对方为了争取竞选优势而策划了这场暗杀，以除去保守的民主党对手。于是他将联邦调查局奋力调查出的结果透露给了《华盛顿邮报》记者鲍勃·伍德沃德，随后一个长篇报道出炉了，证明刺杀未遂的亚瑟·布雷默是个无组织的狂热分子。两派的互相猜疑被攻破了，“长剑”平息了一次潜在的风暴，保卫了联邦调查局和美国。水门事件发生数年后，费尔特仍在保卫着FBI和美国。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期，由水门事件（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深喉”）引发的对政府权力滥用的大范围整顿活动已经波及到了联邦调查局自身。对于费尔特而言，那场运动的顶点是在1976年8月，他独自出庭为自己的探员作证的时刻。事件起因于联邦调查局对“地下气象员组织”的查处，那是一个恐怖组织，在五十个政府机构大楼制造过爆炸，其成员还在美国的敌对国北越和古巴接受过训练。然而许多FBI的一线探员被指控在1972和1973年调查该组织成员的亲属和朋友的过程中无证入室搜查。费尔特在华盛顿大陪审团和国家级的媒体面前承担了下令入室搜查的责任，把检察官的目标转向自己，从而让那些一线探员免遭指控。结果费尔特被起诉定罪，他承担了一切后果是因为他坚信联邦调查局与外国势力支持的恐怖组织的斗争是正义的。费尔特在被起诉前的几年里一直遭受着政府的折磨，在作证的过程中饱受压力。水门事件发生后，公众对政府的不满情绪被宣泄到了地下气象员一案上，那几年费尔特随时可能从一名证人变成此案的被告。坚强的费尔特依然沉着而坚决地为联邦调查局和自己的行为辩护，否认联邦调查局在行使职权的过程中有不当之处。他毫不让步，决不为得到从轻处罚而将责任推向格雷和其他联邦探员，甚至在当局私下提出给他定不入狱的轻罪以了结这个困扰他的案子时，他都一口回绝。在尼克松以证人的身份为他辩护时，费尔特冷眼相对，因为他知道这位不光彩的前总统曾在一个看不起他的城市陪审团面前攻击过被告。费尔特曾期望退休后与他美丽的妻子奥德丽·费尔特一起过平静的生活。可由于在丈夫遭受的调查和指控中承受了过大的压力，奥德丽的心理问题越来越严重，甚至在1981年费尔特获得了里根总统的赦免，最终摆脱了缠身多年的官司后也没有好转。1984年在费尔特出差的时候，她在华盛顿一个公寓的客用浴室里用费尔特的点三八左轮手枪自杀了，子弹穿过了她的太阳穴。费尔特回到家中才知晓这一切。可除了他们的儿子小马克得知后从附近的住所赶来安慰父亲外，费尔特没有将妻子自杀的事告诉别人，包括他们的女儿琼。费尔特只告诉琼她母亲死于心脏病。就像为了联邦调查局的声誉自己承担了责任，费尔特又为了家人和朋友少一些不必要的悲伤而独自承受了人生的痛苦。三2002年4月底，我在加州一座中等城市圣罗莎第一次见到了费尔特，他与女儿琼一起生活。琼是一个单身母亲，有三个孩子, 她在大学里教西班牙语，为生计奔波着。在她的家里，我看到了那个白发苍苍的老人，他的手不停地颤抖着，可依然面带友好的微笑，和善地看着他的客人。他大部分时间都是在一间改造成公寓的车库里度过的，这样可以免于上下楼梯，更方便他到院子里。费尔特借助助行器，在一个温和的斐济护士的看护下行走。 很早之前我就觉得马克·费尔特就是“深喉”。1970年夏季，我在司法部当实习生，1974到1979年我在旧金山任助理联邦律师，在那期间我主要和FBI探员们一起工作。这些经历使我了解了司法部里案件信息的传递过程。根据伍德沃德和伯恩斯坦的畅销书披露的信息和我对联邦调查局执法程序的了解，我推测只有费尔特有成为“深喉”的动机、手段和机会。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正当我对此深信不疑的时候，繁忙的法律事务和家庭生活使我无暇去证实自己的猜想。正如我在《名利场》上发表的文章里所写，到2002年初时，对“深喉”的猜想变成了我无法摆脱的一个念头。一个春季的夜晚，我和妻子简用意大利面和烤鸡招待我们的女儿克里斯蒂和她在斯坦福大学的七个朋友。这些年轻人有的刚从南美度假回来，大家在我们马林县的家里互相讲述着自己的探险经历，那里能俯瞰到圣拉斐尔山，宁静宜人。我跟这些年轻人说起了自己父亲的故事，他是一名检察官，在二战期间被联邦调查局派到里约热内卢执行秘密任务。克里斯蒂的朋友尼克·琼斯）听到后说，他的祖父也是一名检察官，与我父亲是同一时期进入联邦调查局的，也就是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早期，后来在联邦调查局成就了一番事业。我问他：“你祖父叫什么名字？” 尼克说：“你可能听说过他，他在联邦调查局工作的时间非常长…叫马克·费尔特。” 我真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当时我已经认识尼克三年了，他是一个聪明，勤奋有前途的青年。在许多方面都很像年轻时的我。我甚至鼓励他像我一样去学习法律。而那个时候他是第一次告诉我他祖父就是我认定的伍德沃德的秘密情报内线，联邦调查局曾经的头号人物。“马克·费尔特！”我禁不住喊了出来，“你不是在开玩笑吧。你祖父就是传说中的那个“深喉”你知道么？”尼克平静的说：“约翰先生，我很早前就听说了。最近我们开始觉得有可能就是他。”我又和尼克谈了一会他祖父不愿公开自己的身份的原因……也许是担心他以前的同事对他会见伍德沃德有看法。我提议说，我曾是一个检察官，理解他的心情，也许我能打消他的顾虑。我们交谈了一会后就放下了这个话题继续与其他人聊。没想到几天后尼克给我打了个电话，说他母亲想请我去与马克谈谈。我同意了，表示将在那个周日开车去圣罗莎拜访费尔特一家。我如约前往，见到了马克和他女儿琼·费尔特。琼是个有吸引力的女性，当过演员，后来改行做了教师，辛勤地在两个教学岗位上同时任教。马克当时已年近九旬，依然随和友好。据我所知，马克从未向他的家人透露过他的秘密身份。我开门见山地谈起了“深喉”的历史贡献，希望籍此引起他的某种反应。我说到我所认识的一些年轻的检察官十分钦佩“深喉”捍卫联邦调查局和司法系统荣誉的行为时，注意到他的眼神变得欣慰了，似乎是得到了我的赦免。尽管如此，他仍然紧守自己的秘密。他最后说:“我会考虑你的话，请等我想好后再告诉你。”大约十天后，尼克又打电话给我，请我再一次造访。他说这一次他祖父有可能承认自己就是“深喉”。我看出了费尔特家人如此急切弄清真相的原因。《环球文摘》的一名记者唐纳·考夫曼曾给琼打电话问她父亲是否就是透露水门事件真相的人。琼对他提到伍德沃德曾在三年前未提前打招呼就到家里来看望她父亲。考夫曼随即写了一篇名为“深喉浮出水面了！”的文章。琼又提起一个名叫蔡司·丘尔曼－贝克曼的年轻人说的话。他说1988年他参加一个夏令营时遇到了一个朋友雅各布·布伯恩斯坦，卡尔·伯恩斯坦和作家诺拉·埃夫罗的儿子。雅各布说他父亲曾告诉他“深喉”是一个叫马克·费尔特的人。可伯恩斯坦和他的前妻埃夫罗（两人在1999年早已离婚）都否认他泄露了“深喉”的身份，称他们儿子是在重复埃夫罗以前的猜测。2002年4月底，就在《环球文摘》那篇文章登出不久，琼接到伊薇特·拉·加德打来的一个电话。加德在琼的母亲死后就成为费尔特的亲密朋友。她问琼：“他为什么会现在说出来呢？我以为他会至死都不透露呢。”琼问她：“说出什么？”加德犹豫了一会还是说出了藏在心中多年的秘密：费尔特曾告诉她自己就是伍德沃德的线人，并让她发誓保守秘密。琼立即告诉了她父亲和加德通话的事，她说：“现在我终于知道了，你就是‘深喉’。”马克的回答是：“既然是这样，那我承认我就是。”于是琼劝他父亲尽快公开这个秘密，以了结一桩心事，得到自己应有的荣誉。费尔特同意了，但随后又改变了主意。但在1987和1988年，伊维特·拉·加德已经把这个秘密告诉了她的儿子米奇和儿媳妇迪伊。米奇是美国驻欧部队的一名中校，一贯守口如瓶。他表示自己从没有跟任何其他人透露过此事。后来我们从伍德沃德最新出版的一本书里得知至少还有一个人知道这个秘密。他就是斯坦·波廷杰,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期曾担任助理总检察长（assistant attorney general）。他是偶然发现费尔特的身份的。波廷杰后来跟我们谈到这件事：那是在马克为联邦调查局探员在地下气象员一案中作证时的事，他一如既往昂首阔步地走到大陪审团面前。在作证时马克开玩笑地提到白宫里有些人认为他就是“深喉”。这时一个陪审员举起手来顺势就问马克：“那你就是‘深喉’么？”波廷杰当时负责法庭记录，他回忆说马克听到这个问题时脸色苍白，连忙否认。于是波廷杰停止记录，离开检察官席走到马克面前提醒他作证前他曾发誓不说谎。并告诉他考虑到刚才那个问题与本案无关，如果马克同意他可以把这一段从记录里删除。满脸通红的马克听到这断然说：“删除这个问题。”随着水门事件过去三十年，“深喉”的神秘面纱也慢慢褪去，至少在他的朋友和家人看来已不是什么秘密。因而马克开始退一步设想如果整个世界都知道他的隐秘身份会怎样。一天下午，他像往常一样由生活助理阿塔马·巴蒂萨雷萨尔开车带出去兜风，可他却不能像以前那样享受外面的风光，而不禁不住想起自己的过去。阿塔马后来告诉琼和我：“他跟我说，‘一名探员应该忠于联邦调查局’，可他并没有说他就是‘深喉’。他还说他并不想那么做，但‘在尼克松的事情上我有责任那么做’。”一个星期天我又去找费尔特谈这件事，当时他正在思想斗争，不知他以前的联邦调查局同事知道了他就是“深喉”还会不会尊重他。我告诉他现在联邦调查局的探员和检察官们都认为“深喉”是一个爱国的人，所以他完全可以以他的方式公开这一段鲜为人知的故事了。后来费尔特又跟琼说他还担心如果一切大白于天下，“那法官们会怎么想”，换句话说，他会不会因为自己是“深喉”而受到司法审判。于是我们继续和马克分析这种可能性的大小，随着我们的不断劝说，马克对透露秘密的顾虑也越来越少。可他似乎还有些在意他头顶那个绰号可能的影响，一方面他承认这个绰号属于他，另一方面他又感觉这个绰号代表的是泄密者。有几次他跟我说：“我不是‘深喉’。”但又承认《名利场》的那个标题：“我就是那个他们叫做‘深喉’的人。”当大家都确信马克·费尔特已经准备好公开自己的身份时，马克的家人便委托我去商谈出版马克自传的事宜。马克的家人希望马克在世的时候就出版自己的传记，因为如果马克的故事是在马克死后由伍德沃德来讲述，那马克的历史就成了伍德沃德的附属品，琼不想看到这样的事情发生。家人都希望公众和马克本人都能以他的英雄事迹为荣。可马克即使承认了自己的身份后，还是固执的拒绝将自己的故事出版。琼无法以家族的荣誉为由来说服他，便想出了一个更好的理由。她告诉马克，为了支付三个孩子的学费自己已经负债了，如果马克的书能出版也许能解决一点家里的开支问题。马克从来都很爱自己的儿女，甚至溺爱着自己的孙子们，听到琼这么说终于同意了，但前提是要伍德沃德参与进来。尽管马克的记忆随着年事已高已逐渐模糊了，但他在作决定时依然很有主见，依然被家人尊敬和爱戴着。我第一次给伍德沃德打电话是在2002年5月。我告诉他马克已经把自己的身份透露给我和他的家人了，并问他是否愿意与我们合作出版一本“即将完成的”书。此后我又给伍德沃德打了几次电话，琼和小马克也找他商谈过这件事。伍德沃德拒绝证实马克的身份，而是要求跟马克自己谈一谈以确认他是在清醒的情况下自愿透露自己的身份的。伍德沃德安排了两次和马克的会面但又都取消了。后来琼告诉伍德沃德如果他不帮忙马克就不愿公开自己的故事，伍德沃德听后对书的事避而不谈。过了一段时间，伍德沃德给琼发了封电子邮件，可只是一些对马克健康的问候和闲聊，没有说到出书的事。看得出来伍德沃德在马克在世时对披露他的秘密身份仍然心存犹豫，他担心高龄的马克承认自己就是“深喉”时并不知情或不是他的本意。而我向伍德沃德建议在马克死后合作出版一本关于马克的书时被他一口回绝了。我努力去改变他的主意，提出如果他支持我们的想法，那马克一家一定不会撇开他公开马克的故事。可每当我强调我们非常确信马克就是“深喉”时，伍德沃德两次提醒我，“有一些事情是你们想不到的”。马克的家人认为他这么说是在暗示“深喉”并不是马克一个人的角色，还包括其他人。当时琼这么想，小马克比琼更相信这一点，可我从未为之所动，因为我觉得伍德沃德不愿合作是另有原因的。我能看出伍德沃德在与“深喉”交往中的总体目的是获利，而马克作为他的内线向他提供信息丝毫没有利已的动机。“深喉”这个名字意味着伍德沃德的信息来源于“很深的幕后”，也就是说他使用马克提供的信息时不能透露信息的来源，甚至不可承认存在一个信息提供者。可在1974年，伍德沃德在他的《无处不在的总统亲信》一书中却披露了“深喉”的作用，这在一定程度上暴露了马克的身份。从那本书中透露的关于“深喉”的一鳞半爪的信息中，我确信马克就是伍德沃德的信息来源。我还从那本书中得知，伍德沃德和他的信息提供者是朋友，因此我猜伍德沃德不会没有得到马克的同意就披露“深喉”的身份，以制造轰动效应提高书的销量。从道德上说，马克完全可以在1973年退休时公开一切，从而可以从那本书的销量中获取部分收益。从这一点也不难看出伍德沃德不愿接受我的提议，给马克第二次公开身份的机会的原因。根据这些推测，我通过伍德沃德的新书《秘密线人》吃惊的发现，伍德沃德从没有与马克达成过任何公开“深喉”身份的约定。伍德沃德也承认他一开始就对马克承诺过永不以书面的形式透露自己有一个类似“深喉”的秘密信息来源。可是到了2002年5月，数百万甚至可能上亿人都听说了“深喉”，所以很明显伍德沃德没有信守这一条诺言。费尔特和伍德沃德在水门事件上的历史合作中都充分发挥了对方的作用。他们的不同之处在于费尔特总是信守自己的承诺。费尔特的家人在近几年和伍德沃德来往较多，视他为好朋友，但他们清楚伍德沃德没有义务与他们合作出书。不管伍德沃德出于什么理由，既然他不愿参与合作出书, 那费尔特一家人就可以从他们自己的角度来讲述马克的故事了。家里人都知道马克热爱联邦调查局，努力地保持着它的公正，捍卫着它的荣誉，这些是伍德沃德所不具备的品质。他们还清楚马克是一个非常有智慧、有才能且勤奋努力的人，如果不是一名社会公仆而在商界工作的话会比现在富有的多。但马克相信联邦调查局是保护美国的卫士，他为埃德加·胡佛而骄傲，为他的出众业绩而骄傲。所以，在水门事件后当联邦调查局的形象被玷污时，马克感到伤心，也许一本出自他和他家人之手的书能帮助联邦调查局恢复名誉。马克曾写过的那本回忆录《在联邦调查局的金字塔里》出版量很小，没有推广，没有经过仔细的编辑，没有索引，甚至没有目录。马克决意隐藏自己的“深喉”身份使那本书失去了新闻价值。而他在书中对埃德加·胡佛的坚定拥护也没引起什么反响，因为当时正是水门事件曝光后公众对整个政府部门包括联邦调查局滥用权力反对的高潮。马克向公众发出的针对国内外恐怖主义的警告被许多人视作是为联邦调查局侵犯民权行为所做的辩护，直到“911”事件的发生使他的警告不幸成为灾难性的现实。简单的说，马克的那本书尽管形象地刻画了联邦调查局的内部文化，可在观点基调和出版的时间上都是个错误。马克和联邦调查局的其他领导人因批准对国内恐怖主义嫌疑人实施无证入室搜查而遭到起诉，探员们入室搜查的行为被人们称作“黑包工作”，因为他们行动时都携带着装开门工具的背包。今天我们都认识到了反恐措施的重要性，也该重新看待1980年那个非法法庭对马克做出的错误判决了。马克领导下的联邦调查局是平定水门事件的一支力量，而不是造成水门事件的一个原因。回首看那段历史，他对国内的恐怖主义采取的措施是适当而有力的。马克的作为也使水门事件中的另一个现象成为公众的议题，那就是调查式报道。伍德沃德和伯恩斯坦的成就开创了新闻报道的新时期，因为他们摧毁了新闻业的一项潜规则：对“敏感”信息保持沉默，比如肯尼迪总统的不检点行为和林登·约翰逊的不道德交易。可是这些华盛顿邮报的记者们并不是孤军奋战的，现代的调查性报道的主要创始人也不是那两个精力充沛的记者，而是经验丰富的政府调查人员。正是马克与伍德沃德的合作将复杂严密的专业调查手段与吸人眼球的新闻报道手法结合了起来。水门事件和“深喉”这个人物向新闻媒体敞开了大门，引入了对新闻事件的深入调查报道的标准和对政治事件采用综合记述的手法，而不仅仅是零散的报道。伍德沃德在深入报道这个新闻业的新领域树立了后人难以企及的高度，在水门事件后他在这方面还屡有建树。同时这种报道形式还极大地改变了公众对新闻事件的态度并促使政商两界的权力层负起更多的责任。“深喉”与媒体的秘密合作不仅使联邦调查局免受政治腐败的侵蚀，他的勇敢事迹的公开还激励了许多政府和公司的低层雇员，给了他们在压力和威胁之下揭发非法行为的勇气。如果不是《华盛顿邮报》对水门事件的披露，尼克松政府就会在荣耀中完成它余下两年的任期。我们原本透明的政府机构就会被黑幕遮挡，那些诚实的雇员就会受到威胁和压制而无法伸张正义。对于马克为何能勇敢地揭露水门事件，最好的解释不是1972年时他与联邦调查局内部敌人的斗争，而是他在1922年就已形成并信奉的价值观。马克之所以能在最关键的时候平静而坚定的做自己认为正确的事，在良心的指引下甘愿拿自己的事业和家人的安全冒险，其原因可以归结到在他成长的过程中对他影响至深的人和事。在美国的一个小镇上，电视还没有出现的时候，他的母亲，他所经历的道德教育和他养过的狗就对他的人生奠定了重要的基础。四在二十世纪最初的几年，爱达荷州双瀑城居民的生活代表了美国小镇人的普遍人生观。马克的父亲厄尔·费尔特在双瀑城外的几亩土地上为他的一家建造了一幢房子，他毕业于芝加哥大学，是一名慷慨的承包商。马克的母亲罗斯·迪格特·费尔特在当时的女性中，特别是美国西部的中产阶级女性中的受教育水平十分出众。她毕业于爱荷华州得梅因（Des Moines）的一所宗教附属文科大学——得雷克大学。费尔特一家有两个孩子——马克和他的妹妹珍妮特 (现已病故)。在家庭为后代保留的回忆录里，珍妮特回想起她在父亲栽的苹果树、樱桃树和梨树下用梅森食品瓶捕蜜蜂；马克和一个朋友在小棚旁挖了一个游泳池；到了冬天，他们用真正的蜡烛点亮了整棵圣诞树。珍妮特还写道：“三月是风和风筝的世界，四月有愚人节，五月的五朔节（我们会去跳五月花柱舞）给我们带来满篮的鲜花和糖果。在迷人的六月，我们熬夜玩踢可乐罐（Kick the Can）、捉迷藏和绑架游戏（Kidnapping）。七月四日是我们最向往的，那天每一个孩子都能等到一角钱，那的确不少。那天总有一些政客在音乐台上大声地演讲很长时间。而我们则会去玩摩天轮和旋转木马。”费尔特双亲的家族都能追溯到最初来到美洲大陆的威尔士、苏格兰和德国先辈 。这个多样化的家族以长老会成员为主，同时还有贵格会、清教、浸礼教和公理会的成员。厄尔·费尔特和他的儿子摒弃了那些繁琐的宗教礼节，保留了长老会的慷慨和社会正义感作为他们人生观的基础。马克和珍妮特在十岁上下时常常参加教堂舞蹈。他们跳的舞显然不是福音派教徒跳的那种复活的风格，而是更加理性和柔和的长老会传统风格。自制，关注别人的需要，周到体贴的言行以及很强的责任感是长老会教义的核心。因此从六岁起，马克就担负起了夏天切割和搬运干草以及冬天早起喂马的任务，尽管他的活还干得比较笨拙。厄尔·费尔特在马克犯错的时候也偶尔会惩罚他，但主要管束马克的是他的母亲。马克到了中年还会想起他小时候“宁愿被父亲打十次也不愿听到母亲说一次对自己感到失望。”罗斯·费尔特始终保持着理智和冷静，可对马克的要求相当高。她的声音不大，却十分坚定，常常教育马克要自律和自制。在水门事件及随后的岁月里，马克常对朋友说，自己还是个顽皮的男孩时要学会自制是多么困难的一件事，而学会这一点对自己在联邦调查局的成功又是何等的重要。马克在中学时代就显示出了领导才能，他赢得了学生会的竞选。从十几岁开始到成为联邦调查局的关键人物，马克的领导才能不断提高，可那并不是起步于对权力的追求，而是源于他母亲交给他的任务。罗斯常教导马克：“你肩负着对别人的责任，去履行它。”少年时期参加的宗教活动并没有给马克的成年生活带来多大影响，这可能是因为在他孩童时期发生的一件事。马克的父亲曾带了一只长着棕色卷毛的小狗回家，他们给它起名叫米奇。用珍妮特的话说，“大家都为这只可爱的小狗着迷。”在随后的三年里它成了马克一家不可缺少的部分，可有一天它被人下了毒。珍妮特写道：“大家都很恐慌，特别是马克（当时十岁），整整一天他都在大声祈祷，不安地从一个房间走到另一个房间，不停地上下楼梯，最后回到厨房看米奇的状况。米奇躺在炉子旁，尽管很难受可马克躺在它身边时它还是不停地摇着尾巴。” 后来小狗还是死了，珍妮特说：“在那一刻马克失去了所有对上帝的信仰，无论爸妈说什么都没用了。”马克通过努力工作和勤于观察他人的需要培养出了一种平静的态度。在事业生涯中，他总是有条不紊的工作，从不抱怨工作时间太长。然而没有一个人说马克出现过情绪过度紧张、压抑、焦虑或崩溃的情形。小马克说：“他决不是伍德沃德在《无处不在的总统亲信》一书中所形容的那样一个急躁不安的人。一旦他做出了决定，不管有多困难，他都会毫无顾虑的去实施。”马克的律师回忆说，在他被审判的时候，他比其他人更坚强，情绪更稳定。马克·卡明斯当时是马克的一名辩护律师，现在已成为华盛顿特区一名经验丰富的白领律师。他说：“当法庭宣布不利于马克的判决时，他竭力安慰我，似乎我才是该难过的人。”拉里·卡拉汉曾是一名联邦检察官，现在当了辩护律师。他当年也参与了马克的案子，代表一个关键的证人。他这样形容马克的镇定：“在审讯中他保持着令人吃惊的超然态度，似乎更愿意谈他女儿的问题而不是他自己的。”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大萧条时期，马克勤工俭学完成了在爱达荷州立大学的学业。他为大学生联谊会烧锅炉，为女生联谊会洗盘子，同时还保持了良好的学习成绩，并被选为他所在的大学生联谊会的主席。他就读于乔治·华盛顿大学法学院时也是这样，不仅完成了学业，还在参议员詹姆斯·波普办公室里全时工作（后来波普在竞选中被击败，新任参议员D·沃思·克拉克又把马克留在了他的办公室里）。除此之外，马克还成为第一个被选为爱达荷社团（由生活在华盛顿的爱达荷州人组成）主席，而此前担任该职的无一例外都是国会参众两院的议员。爱德华·希尔医生现在是旧金山的一名退休内科医生，当时也在参议员办公室里工作，是马克的同事。在他的眼里马克十分细心和勤勉，处理了大量的信件并认真地回复了选民的要求。而他在工作的同时还要完成法学院的学业，后来还要为进入律师界继续学习。希尔回忆道：“他是个天性顽皮的人，跟我弄过几次恶作剧。”有一次希尔到办公室发现他的桌子上什么都没有了，起初他还担心自己是被解雇了，后来才发现是马克把他桌子上的东西都装到一个袋子里挂在天花板角落的一根管子上了。正如马克的母亲所期望的，马克的志向被定位在了公众的利益上。马克和参议员办公室的另外两名律师阅读和讨论了一些共产主义著作, 这在大萧条时期的美国还是能被人们接受的，因为当时离斯大林臭名昭著的大清洗还有一些年。资本主义加重了人们的利己心，而这正是共产主义所批判的，因而马克对共产主义的理论有些兴趣。所谓“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乌托邦式理想正是罗斯·费尔特所向往的，也正是她儿子为人的真实写照。马克不是思想家，可他的观点与那些常去克拉克会所的孤立主义的参议员们不同。他们总是为自己对纳粹的软弱立场辩护，说这样能制衡共产主义苏联。而意识形态领域的两派在马克的眼中是平等的。尽管马克对共产主义着迷，可他还是选择了一条更现实的道路去实现他的社会理念。从法学院毕业后，他申请到联邦商务委员会工作。联邦商务委员会的职能是通过取缔不公平和误导性的商业行为来矫正资本主义制度的弊病，这符合马克的价值观。然而后来马克发现了宣传与现实的差别，他的工作总是围绕着商业斗争的双方，而无论是投诉者还是被投诉的对象都少不了贪欲。另外，这份工作还十分枯燥，马克最初的任务就是调查人们使用卫生纸的习惯和态度，这并不是项理想的入门任务。马克在1940年通过了华盛顿特区律师考试，他有资格申请进入联邦调查局工作了。这时马克不再是个爱幻想的小伙子了，他理智地看到自己有机会进入的这个组织是真正有实效的，公众对这个组织的态度是积极的，如果谈不上崇拜的话也是广泛的支持。当时联邦调查局的主管埃德加·胡佛很善于利用媒体，他向公众展示了一个整洁、阳刚的联邦探员形象，要消灭所有美国的敌人，包括约翰·狄林杰尔犯罪团伙，纳粹的间谍，共产主义分子、暴力犯罪者以及林德伯格一类的绑匪。马克同其他许多在胡佛部下工作的探员一样，都对胡佛领导的这个严密、高效的组织深怀敬意。胡佛在公共关系上的出色成绩也令马克十分钦佩。由于胡佛的努力，联邦调查局赢得了广泛的支持，这方便了探员们在工作中寻求市民们和地方执法人员的帮助。一位老探员菲尔·巴舍说：“在关上车门之前，我们的工作已经完成了一半。”马克·费尔特真诚地相信联邦调查局是个可靠的系统。他处理人际关系的能力，对勤奋工作的热爱，细心的个性以及沉着冷静的风度使他成为一名有提升前景的模范探员。但马克在逐级上升的过程中从不表露出过强的提升欲望。他的一名同事乔·庞德说：“马克从不把自己的雄心写在他的袖标上。”正像马克有一次对他女儿说的：“最好的外套要能隐藏优势。”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早期，在马克的职业生涯的开始阶段，他所从事的工作——反间谍活动——就需要他讲究策略和善于分析。当时一个逃脱了许多老练探员视线的重要纳粹间谍被马克发现了，这使得马克一举成名。在那些年马克掌握了许多间谍技巧：甩掉跟踪者、暗中传递情报、避免引起自己人的怀疑等等。这在他日后与伍德沃德建立的秘密联系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马克在联邦调查局工作的期间一直都在监督反间谍人员，同秘密特工一起工作。琼回想起有一次她回到家，发现有一个穿着破旧的“激进分子”坐在她的起居室里——其实是一个联邦探员前来报告马克他所打入的一个左翼组织的情况。马克还是联邦调查局设在弗吉尼亚州匡恩提科市（Quantico）的专科学院的课程主管，负责培训新探员基本反间谍技术。因此当马克被提升到联邦调查局最高层时，他对沙利文负责的那个声名狼藉的反间谍计划了如指掌，那个计划的内容就是协调渗透到极端组织里的线人和探员。总而言之，马克比联邦调查局里大部分人都了解间谍技巧。这种技巧中的一部分是为渗透到对方内部的探员杜撰一段经历以掩盖他的真实身份。杜撰经历的手法通常是制造一份“介绍信”，比如犯罪记录，以证明对敌人的绝对忠诚，或是抹掉真实的个人历史记录。马克在成为伍德沃德的秘密线人后隐匿了他们已有两年友谊这个事实，伍德沃德在此事上也十分谨慎。因此在伍德沃德报道水门事件期间直至在接下来三十年里，在人们不断寻找“深喉”本人的情况下，都没有人能肯定邮报记者和联邦调查局官员这两个人之间有私人来往。在联邦调查局，探员们都要学习保密和隔离，可没有人像马克·费尔特那样善于隔离。他划清了家庭和工作的界限，私人生活和职业生涯的界限，当然还有他的秘密身份和他的公开身份之间的界限。伍德沃德在《秘密线人》一书中提到一件事：在2000年初他出乎意料地突然给马克打电话说：“我希望你能回忆一下往事并多吐露一些实情出来。”他的这个老搭档犹豫了一会说：“让我们只是……我要挂断电话了。关上这扇门，一切就到此为止吧。”在担任监察部副主管的时候，马克能接触到局里每一位探员的敏感信息，他也以谨慎而闻名。在一开始他还没有得知一些机密的任务，如根据白宫的命令在国务卿基辛格电话里安装窃听器以监听国家安全官员和记者的通话。在胡佛领导下的联邦调查局里，谨慎是被提升到顶层的重要条件。另一项重要条件就是善于与主管相处。胡佛的首要纪律十分明确：不许损害联邦调查局的名誉。局里的教官和监管者反复向新成员灌输这条纪律，监管者负责执行纪律，检察员则负责惩处那些违纪者。这项禁令覆盖了每个探员生活的方方面面，从工作时的穿着（西装革履）到工作的时间（大量而漫长）。一个想有所作为的探员不得不每两到三年就搬一次家以获得更多的工作经历，因为按胡佛的要求这是提升所必须的。胡佛自吹高效的这套制度有一个能引以为荣的特点，那就是探员们从一地调往另一地的过程中甚至都不会耽误任何一个任务（skipping a beat）。可另一方面，探员们的家人却因无休止的搬家、转学(常常是丈夫不在家的情况下)承受了巨大的压力。许多探员的妻子因不堪忍受而自杀，而甚至在这种情形下胡佛的首要纪律依然适用。据说一名探员的妻子把家中过冬所需的水果装罐后，写了一封简短的遗书就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在马克·费尔特的事业生涯中，他的妻子奥德丽始终鼓励着他去实现自己的雄心壮志。奥德丽·费尔特是一名爱达荷州大学荣誉团体的毕业生，同那个年代许多其他的女性一样，她把自己的一生融入到了丈夫的事业中：帮他挑选整洁的服装和领带，帮他装饰他的办公室。马克成为联邦调查局二号人物后，奥德丽在他的办公桌上方装了小聚光灯，以让桌子看起来更加明快一些。然而马克在联邦调查局的工作同样给有着敏感个性的奥德丽带来了压力。马克一周工作六天，频繁搬家，不能脱离联邦调查局风格的拘谨的社会生活，一连几十年下来，奥德丽终于在1954年因心力交瘁而病倒，当时马克一家生活在西雅图。后来她总算恢复了健康，可依然很脆弱。当琼长大成为一个美丽而倔强的女人后，她们母女又常常发生争执。马克不得不在忙碌了一天后晚上又在家中调解她们的矛盾。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是马克职业生涯的尾声阶段，也是美国社会发生巨变的时期。费尔特一家也亲身感受到了这种变化，琼离家去了加利福尼亚一个农场，开始了一种完全不同的生活，并加入了一个宗教社团。全国反对越战的呼声越来越高，新的生活方式——性解放，毒品，摇滚乐等等拉远了两代人之间的距离，城市里充斥着激昂的情绪，激进的政治思想十分流行。这样的社会潮流联邦调查局也难免卷入其中，它的许多行动都引起了政治和司法领域的广泛注意。在肯尼迪政府的授意下，联邦调查局在马丁·路德·金的房间里安装了窃听器，试图监视两名与共产主义组织有联系的顾问的社会影响。从不偏离胡佛政策的马克支持联邦调查局对马丁的监听行动，而不赞同他的对手——反间谍行动负责人沙利文主张的威胁恐吓那些民权领袖的行动。马克退出了沙利文参与筹划的休斯敦计划，该计划最终也被胡佛否定了，因为那是尼克松政府利用来向自己的对手开展情报战的。马克同沙利文之间的无声战斗并不仅仅反映了他们在政策上的分歧，还关系到联邦调查局的未来。白宫的幕僚们所推行的那个休斯敦计划是他们制约政治对手的关键手段，特别是那些反对政府越南政策的人。沙利文参与筹划休斯敦计划的目的是在与胡佛的权力斗争中赢得政府的支持。而费尔特则站在了胡佛一边，因为他明白如果这个计划得到了批准，白宫就将派出一个代表来协调和指挥联邦调查局去从事一些最为敏感的行动，其中许多行动的合法性都值得怀疑，那样联邦调查局可贵的独立性便会荡然无存。在1970年10月，沙利文与胡佛公开决裂。沙利文在一次演讲后说，新左派运动成为对美国的新威胁，效仿苏联的美国共产党则大势已去。胡佛已经通过常年宣扬苏联威胁论从国会那里争取了不少经费，而他的苏联威胁论的根据大都来自于沙利文搜集的情报，他听了沙利文的论调后大为震怒。沙利文的意图也很清楚：那些言论多半是在白宫的授意下发表的，因为当时白宫正在设法平息公众对共产主义的恐惧，以便为总统即将参加美苏武器谈判进而在1972年访问中国打下基础。1971年8月，沙利文给胡佛写了一封信大胆地建议他退休，可他打错了算盘，反而被胡佛解雇了。这使马克成了联邦调查局内部唯一的局长候选人。可这并没有为马克的进一步提升铺平道路，八个月后胡佛去世的时候，白宫从外部任命了新的局长格雷。格雷上任一个月后，水门事件就发生了。对于马克和联邦调查局来说，那是个空前脆弱的时期，马克和胡佛的拥戴者们失去了为他们顶住各方压力的局长，也失去了胡佛手中赫赫有名的私人文件，据信那些文件里有许多政客的把柄，专门用来对付那些干涉联邦调查局的政客。尽管还有一部分没有销毁的文件被格雷和马克掌握了，可没有了把柄，马克从胡佛那里接手的也只是一个没有应变能力的主管职权。一句话，联邦调查局局长的威慑力随着胡佛一起走进了坟墓，这使联邦调查局面对政治干涉十分无助。马克在本书中表示，他在那个夏天充当“深喉”的目的就是让白宫处于公众的视线下，以阻止它干涉联邦调查局的调查行动。这种初衷在华盛顿是相当寻常的。可没想到一开始并不引人注目的内幕揭发行动却变得越来越大胆。1972年10月，马克与伍德沃德开始了他们勇敢的合作, 这对日后推翻尼克松政府起了关键的作用。直到现在，公众还认为水门事件的披露是两个勇敢机智的年轻记者的英雄行为，就目前的情况而论的确是这样。可真正在整个事件浮出水面的过程中起核心作用的是提供情报的那个联邦调查局高层人士，要知道，在那之前他已经为检察官们和大陪审团撰写了三十年的调查报告。马克在扮演“深喉”的过程中遇到的最大难题不是防止在与伍德沃德会面时被发现, 而是在与同事共同查找泄密者的过程中避免被怀疑。在1972年夏天，他和格雷命令对下属进行盘问，并要求每一个下属在接受提问前宣誓说实话。后来司法部长理查德·克兰丁斯特对他产生了怀疑。马克说服格雷不要相信那些荒唐的怀疑。据马克的回忆录第一版的记载，他当时对格雷说：“帕特，我没有向任何人泄露任何事，他们错怪我了。”格雷当时说：“我相信你，可白宫不相信。克兰丁斯特跟我提了三四次要把你开除出去，我都拒绝了。尽管他没说，但我相信那是上司的意思。”在那个版本中，马克直接向读者表明：“我从未向伍德沃德和伯恩斯坦或其他人泄露过什么。”马克的支持者们这样为他的这句表白辩解：他没有撒谎，他只是玩了个文字游戏。（意思是说，马克只和伍德沃德会过面可从没见过伯恩斯坦。）而在马克心中，他也从不认为自己是在撒谎。就像他把自己的不同角色完全分隔开一样，在这里也可以认为他白天担当联邦探员查寻泄密者，同他晚上扮演的帮助伍德沃德理解内部信息的非官方情报提供者也是完全分开的。最终，历史把引路人的角色赋予了“深喉”，让他去指引伍德沃德发现水门事件入室行窃的表象背后隐藏的复杂犯罪网络。经过在停车场的一个漆黑夜晚后，伍德沃德突然就了解了水门事件的关键要素。他与伯恩斯坦在1972年10月10日写出了轰动性报道，将一个小的入室行窃事件里隐藏着的国家政治危机挖掘了出来。他们在报道的第一页第一段里给整个事件定了性：联邦调查局探员已经确定，水门事件中的窃听行为的背景是一场大规模的政治间谍和阴谋破坏活动。其目的是使尼克松总统成功连任，其幕后指使就是白宫官员和总统竞选连任委员会。五马克·费尔特没有料到联邦调查局的声誉会受到水门事件的间接影响，这种结果不是任何人可左右的。胡佛在位的最后一段时间里，他已无力维持自己在公共关系方面的骄人成就。联邦调查局的老规矩是同在任政府合作，胡佛按这条规则组织了对里维伦德·金的调查，对政府官员和新闻记者进行了监听。可尼克松倒台后，这些老规矩给联邦调查局带来了巨大的麻烦，因为那些调查都成了有损于社会的行为。另一件事也给FBI的名誉造成了损害，1971年极端分子贝里根兄弟闯入联邦调查局设在宾夕法尼亚州米堤亚市的办事处，并取走了一些机密文件，那些文件中有FBI针对左派极端分子采取秘密反间谍行动的内容。1973年，联邦调查局对印地安人占领南达科他州伤膝镇一事的草率处理，又在FBI “滥用权力”的帐上加了一笔，尽管马克也指责了司法部的策划人违反联邦调查局的执法程序。水门事件是联邦调查局各种新麻烦的催化剂。伍德沃德和伯恩斯坦从1972年10月直到1973年4月期间发表的一系列报道（其中许多都是在马克的引导下写出的），直接引发了欧文委员会召集的水门事件听证会和罗迪诺委员会召集的总统弹劾听证会。而这些活动反过来引发了1975年丘奇委员会召集的针对情报机构——中央情报局和联邦调查局——滥用权力的听证会，在当时这个听证会便引发了激烈的争论。水门事件引发了一系列听证会，给媒体在联邦调查局的问题上大做文章提供了素材，可那些报道中有一些是不公正的。在那些报道里，马克·费尔特成了关键证人，FBI成了一个暴力的、不公正的执法组织，凌驾于法律之上。这给联邦调查局的社会声誉造成了极大影响。在那段时间里, 对现存体制的不满情绪迅速扩散，在这种情况下，白宫的政治阴谋遭到了谴责，比如非法闯入精神病医生丹尼尔·埃尔斯伯格（他泄露了五角大楼关于越战的文件）的办公室，可同时联邦调查局为了维护国家安全采取的合法行动也被横加指责。在极端左派组织地下气象员组织前往古巴接受训练，煽动革命，组织暴力活动的情况下，联邦调查局跟踪其成员，在马克的领导下对他们采取措施——这些都是履行FBI的职责，可却导致马克承受了数年的审判和调查。在1973年4月底，马克厄运的前兆就显现出来了。就在L. 帕特里克·格雷出席联邦调查局正式局长批准任命听证会之前，《时代》杂志曝光了联邦调查局对基辛格的监听活动——消息来源就是马克·费尔特（他同时还把这个消息披露给了伍德沃德）。这种披露行为可能是针对沙利文的（基辛格案的重要参与者），目的在于消除沙利文在格雷之后继任?bkbk729821??图书目录??目录?火烧身了。当在听证会上被问及监听是否属实时，格雷说：“局里没有任何窃听新闻记者和白宫人员的记录。”这个回答聪明过头了——“没有记录”的原因就在于沙利文将基辛格的通话记录隐藏在了自己的办公室里，这一点格雷很清楚。由于格雷笨拙的回答，检察官转而向马克施加压力，并以伪证罪调查为由，逼迫他提供不利于格雷的证词。从不轻易屈服的马克拒绝了他们的要求，使格雷逃过了一劫。于是检察官们把矛头直接指向马克。《纽约时报》一名记者约翰·克鲁森据称得到了联邦调查局对唐纳德·塞格雷蒂的大量调查记录。唐纳德是白宫所谓“肮脏计划”的参与者，这个计划阴谋在1972年选举中破坏民主党的竞选活动。也许是受了尼克松政府的指使，特别检察官开始了针对马克的泄密调查，尽管马克否认自己曾与克鲁森会过面。但如果正像尼克松及其手下所怀疑的马克就是“深喉”，那他就很有可能将对塞格雷蒂的调查记录泄露给克鲁森。伍德沃德对“深喉”的描述大大刺激了他的书的销售量，可同时也增加了他的消息提供者遭到刑罚的危险。就在马克终于击败了这些指控后，他又面临一项新的起诉，罪名是授权暗中潜入“地下气象员组织”成员的住所。这场马拉松式的痛苦审判持续了将近五年，不仅毁了马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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