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大历史的角度读蒋介石日记

作者简介

《从大历史的角度读蒋介石日记》分为五章，前四章通过蒋介石日记，分别介绍了蒋介石一生引起争议最大，也最为复杂的四个时期的情况。第一阶段是从黄浦建军到北伐而清党，这是蒋介石又无名小卒到一跃成为中国历史舞台主角的时期。

第二阶段是中原大战及“围剿”红军时期，这也是他维护个人地位，力图达到中国从表面到实质统一的时期。其中也穿插了“九一八”事变。松沪会战及何梅协定等对日事件的处理，这一时期集中体现了蒋介石的著名理论“攘外必先安内”。

第三阶段是抗日战争的第一阶段，也就是珍珠港事变发生之前的时期，黄仁宇先生具体分析了蒋介石在卢沟桥事变发生以后，面对战场上的一系列失败，如华北失陷，南京失陷，汪精卫投降等等的心态。而其中，还有他与中共产生的摩擦和斗争，包括著名的“皖南事变”，黄仁宇先生分析了这些事件的前因后果，尤其揭示了它们发生的必然性，其结论让人有耳目一新的感觉。

第四阶段是从美国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到抗日战争胜利。中国由于罗斯福的扶植而一跃成为世界四大强国之一，并由于美国的参战，使得中国的抗日战争前景变为极为乐观，但同时，蒋介石与美国仍存在着相当多的矛盾，蒋介石为何如此行事，原因何在？在长期的抗战过程中，蒋介石的心理有何反复？黄仁宇先生都给出了相当详细的答案。

在《从大历史的角度读蒋介石日记》的第五部分，黄仁宇总体上分析了蒋介石与毛泽东在中国近代历史的地位。具体来说，正是由于蒋介石所处历史地位的局限性，使得他无法完成中国社会的彻底改造；而毛泽东则正好从蒋介石的事业入手，通过土地改革，基本完成了中国的长期革命，中国社会也因此而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书籍目录

第一篇 黄埔建军、北伐、清党第二篇 安内与攘外第三篇 不畏鲸吞，而怕蚕食第四篇 “四强之一”及其负担第五篇 卷尾琐语

编辑推荐

　　其它版本请见：《从大历史的角度读蒋介石日记（增订本）》　　蒋介石与国民党，《从大历史的角度读蒋介石日记》是黄仁宇先生的一部历史著作，记叙的时间自1924年国民党黄埔建军始，至1945年抗战结束止。书中对海内外关于蒋介石的评议，多有精彩的辨析；作者拣择与排比史料的方式，别具慧眼，言人所不能言。作者沿袭其大历史观的研究方法，检视蒋介石的历史定位及其历史局限性。作者曾说，写作此书，目的在于阐明中国由"中世纪国家"步向现代的挣扎和转折。

内容概要

　　黄仁宇，（1918-2000），生于湖南长沙，1936年入天津南开大学电机工程系就读。抗日战争爆发后，先在长沙《抗日战报》工作，其后从军，1950年退伍。后赴美攻读历史，获学士（1954）、硕士（1957）、博士（1964）学位。曾先后在南伊利诺大学和纽约州立大学New Paltz分校任教，任哥伦比亚大学访问副教授及哈佛大学东亚研究所研究员。著有《明代的漕运》《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万历十五年》《资本主义与二十一世纪》《地北天南叙古今》《中国大历史》等书。曾参与《中国科学与文明》《明代名人传》及《剑桥中国史》的集体研究工作。

章节摘录

　　第一篇 黄埔建军、北伐、清党　　有些人所作的蒋介石传记写来唯恭必敬，读来有如新添了一部《二十七史》，内中又来了一篇《太祖本纪》。殊不知他蒋先生易箦之日还以为自己是一个大革命家。还有些人恣意批评，不顾及客观条件及各种背景上之层次。凡是“贪污无能”、“放弃群众，不知改革”和“迷信军事力量”的各色罪名，说时也不费力，即可信口盘出，随手抛来。好像中国人聚全国之精英，经营几十年，连门前一团秽水尚没有看到。倒是外国的一个研究生，作了一篇博士论文便将如此疏忽大意的地方指正过来。　　世间无这样的“历史”。以上只代表各人以极窄狭的眼光，面临历史上空前未有的动态，所产生的一种局部反应。　　别的不说，这样写下的历史也就平淡无奇，读来索然寡味。中国过去一个世纪的经历，既包含着极大规模的颠簸，也有无数的纵横曲折。不仅人与人之关系间产生了各种惊险离奇的波澜，尚且在各人心目中引起无限块垒之起伏。如果当中激昂忧怨的情节概可以用“善恶”两字形容，也可见得作者并没有将笔下题材通盘掌握。如果中国亘世纪的历史尚是如此的简陋单调，则我们如何可以产生肠断魂回的文艺读物和看来胆战心惊的艺术杰作？　　在实用的场合上讲，以上的情形也亟待纠正。如果我们想增进海峡两岸文化上的接触，则先必须对中国现代史之展开，有最基本之共识。再以美国而论：白宫及行政部门与众院参院对中国大陆方面之态度不同，相持业已多年。其间之差异源远流长，也仍是由于对中国历史之看法立场上已有差异。　　至此我们也可以问及：要是蒋介石与毛泽东及他们之接班人所走路线全属错误，所做工作又彼此对消，则何以中国尚能生存至今，而且从1920年间至1990年问尚有显著之差别？难道今昔之不同全是负因素作祟？并且我们如果更正，则尚须将历史向后推七十年，恢复到创立黄埔军校与北伐以前的阶段中去？　　倘非如此，则可见得我们过去所写的历史并未将中国长期革命的积极性格全盘托出，更没有将前述三段人物所领导的群众运动之所产生的连贯关系研究得明白。他们在人身关系上或为对头，可是在大范围内却又不经意地彼此支持。有如蒋介石曾在他的日记里写出：　　凡事有败必有成，亦有成必有败。今日认为恶因者，或适为他日之善果。而今日所获恶果，在昔日反视为善因者。以此证之，无事不在矛盾之中，并无绝对之善果也。（1944年5月31日）　　在这种因果循环的过程中，各种行动在历史上的长久意义，可能与当事人眼中所看出的不同。我一向提倡的“大历史”，也无非将他所说的因果关系，拉长放大，使之超过人身经验。　　在这种要求之下将他自己所作日记公布，首先即会大规模地充实了现有的原始资料。他开始作日记于1915年，以后即未间断。据说只有最前三年的业已散失，那么自1918年至他去世（1975年）前五十多年的记录都应当存在。无论他是否中国的领导人，在政治舞台上会否产生作用，仅以此资料之雄伟与完整，已是世间难得，也必致使所有关心中国现代史的人物拭目以待。　　可是目下我们尚面临着两重困难：第一，刻下我作此文时尚无从确定此日记现藏何处。第二，他的日记不是我们一般人心目中所想象的日记，只将所面临的人物与情事，并带着个人观感记录下来。这样无主旨之客观不是他立身做事之方案。我可以断言：他在写日记时即存心以笔下之文字作为修养和施政的工具。有时所记不仅是直觉上的个人观感，而强迫地带上了一段“应当如此”的想法。他在1944年和蒋经国交换批阅彼此之日记，即在当年元月2日写出：　　此最有益于伦理与修养也。　　即此一点，对未曾受过中国儒教和其实践主义的影响之读者讲，已是“不真”；有些人更因为他引用传统文墨，可能斥之为保守与反动。　　以上两种困难都有应付之办法。现在先说我们自己评阅蒋介石言行之前应有的准备。　　中国的抗战动员了三百万至五百万的兵力，在统一的军令之下，以全国为战场，和强敌作生死战八年，其情形已是洪荒以来所未有。而紧接着又是毛泽东及中共领导之下的土地革命，其程度与范围亦超过于隋唐之均田。此后自1949至1979共三十年仍未有定局。当中经过“三面红旗”和“文化大革命”之酝酿，最后才有邓小平所主持的对外开放与经济改革。　　除非我们认为历史全无意义，以上的牵扯反复全是愚人蛮汉做坏事之记录，则可以自此看清：以上各节综合起来，已经具备着人类历史里最庞大的一次长期革命之轮廓。纵使当中有局部之重叠反复，大致却仍是呈直线式地展开。亦即次一段之工作，利用前一段之成果。　　在这种情形之下，我们治史者不能首先即利用分析法。迎在目前的现象既是庞然大物，超过了以往的历史经验，其组织尚未具定型，那我们如何分析？凡分析先必在此庞大的形象之中割裂一部，和既有的经验对照。所以过去引用西方传统治学办法的，以费正清教授为代表，所得纯系以欧美之寻常标准，衡量中国非常时期之大规模动态。其以小权大不说，尚且忽视两者时问上之差异。这一派人物之指责中国之不彻底改革，有时读来似乎躯壳未备之前，先指责其不注重健康。　　既称大历史，则在分析之前必有一段归纳，使治史者自己看清当前问题之全貌。　　中国的长期革命，旨在脱离旧式农业管制之方式，进而采取商业原则作为组织结构之根本。传统农业社会各事一成不变，人与人之关系为单元，有如中国传统所标榜之“尊卑、男女、长幼”的秩序。商业着眼于广泛之分配，务必促成社会内各事物概能公平而自由地交换，所以在“权利与义务”之大前提下，人与人之关系为多元，自此也才谈得上自由平等。　　可是要将前者蜕变而为后者，有等于脱胎换骨。首先即须创造一个高层机构，次之又要翻转社会之低层机构，以便剔除内部阻碍交换之成分，使各种因素统能接受权利与义务之摊派，然后才能敷设上下之间法制性之联系，构成永久体制。因为牵涉广泛及于全民。干预之程度又深，影响到各人思想、信仰、财产、职位，以及衣食住行，所以每一国家必受有内外至大之压力，才如是豁然改图。在过程中也难免流血暴动，并且旷日持久。举凡英国亘17世纪之动乱，经过内战、弑君与复辟各阶段，最后由光荣革命完成。法国亦经过大革命，又演变而为拿破仑战争，震荡中外数十年，同出于这一范畴。美国将英国业已改造完成之系统加于一个空旷地区之上，好像避免了这段煎逼。只是南部用奴工，违反了公平而自由交换之原则，仍待数十年后因南北战争而改正。　　从上述程序看来，蒋介石和国民党因借着北伐与抗战替新中国创造了一个高层机构，使中国能独立自主。毛泽东与中共则利用土地革命剔除了乡绅、地主、保甲在农村里的垄断，使社会上下层因素同有平均发轫之机会（台湾由“耕者有其田”法案及其他政策替代）。今日海峡两岸一体重商，亦即希望在商业条例中觅得上下之联系，使整个组织能依数字管理。即是香港的基本法，也仍着重地提出既有的普通法（原有农业社会里的习惯法）和衡平法（适应商业社会中之需要）除经立法程序修订者外，仍在1997年后有效，也仍是继续着英国自光荣革命以来所获成果。　　我第一次知道蒋介石有日记是在“西安事变”后。他的《西安半月记》在我们学生时代曾经广泛地传诵。内中提到张学良读到他的日记被内容感动。这本小册子又提及他批评张为“小事精明”，可见得他日记里也有个人角度的观察，而且涉及机微。1942年我在重庆卫戍总部工作数月，更体会到他蒋先生对文字档案之重视。这时候他经常向军事机关下手令，手令色于亲笔，但是受令者无从保有，只能阅看抄录，原件仍由传令官携回侍从室归档。后来更获悉侍从室尚保存国民政府及国军各重要官员之自传。自传奉命撰写，其格式一定，所用纸张尚由侍从室发给。再则蒋传见人员之谈话，均有侍从秘书记录。他的演讲稿也保存完好。在这多方面他保持了中国宫廷里重视记录之传统。有朝一日这些文件全部公开，可能使不少学者终生阅读不尽，预卜当中有些将成为“蒋介石专家”。　　我既无能力也无此宏愿成为中国现代史专家。此间文字不过指出，如果读者引用“次级资料”（secondary source），则此种资料早已泛滥到无可下手。1945年，我所在的中国驻印军（时称x-Force）和滇西国军（时称Y-Force）在缅甸南坎附近会师之前夕，曾在新三十师前进指挥所见到艾萨克斯（Harold Issacs），那时他在《新闻周刊》任特派员。因在战斗行军状态，我们都蹲在地上吃饭，晚餐只有米饭及酸白菜。我们既为贴邻，不免打开话匣。他即用中国话和我说起：“中国的老百姓好，政府里的人不好！”如此笼统批判，既无逻辑，也不能分辨，我即此已想到他成见已深。前美国驻沈阳总领事克劳浦（Edmund Clubb）后执教于哥伦比亚大学。他的标准教科书里提及1946年春国军人长春时云：“五月二十五日蒋介石去沈阳，在隔着相当的距离去照顾郑洞国率领国军收复长春。”我那时在郑副司令长官处任低级幕僚，就知道幕后指挥国军进入长春的，实为克劳浦指摘为“无能”的司令长官杜聿明，而非克认为“能干”的郑洞国（因为杜聿明在缅甸时与史迪威冲突，郑则受蒋介石指示，百般迁就）。而且我又在5月30日在长春大房身飞机场眼见蒋委员长莅临，向高级将领训话，并非“隔着相当的距离”遥制。如是意见及传闻多于事实之资料已不胜枚举。这也就是我们必须借重于原始资料的原因；亦即坚持综合先于分析之用意。　　迄至今日，我们尚无从确切证实此日记现存何处，究有多少册，其纸张与装订如何。只能自最熟悉此中人士之口头获悉，见及原件的人员屈指可数，因仍属蒋家私有，唯暂交台北国家安全局保管。至于传闻某人曾见此日记，或谓阅看此日记为现下台湾高级官员的职务之一部，大概所指为抄件。此抄件原属《大溪档案》。档案自大溪迁出后分属“总统府”及国民党党史委员会，但“总统府”资料室仍总揽其成。大概传抄此日记之一部，在蒋生前已开始。现下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即藏有《蒋介石日记类抄》。　　原件尚未公开，以日记为主体所编修之史料已有数起。在目下情形我们只能倚以代替无从窥见之原件。流传较早者为毛思诚所编《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共二十册，分为八编。所记至1926年年底，蒋三十九岁（足岁，下同）开始北伐时为止，刊印于1937年3月，可算作抗战之前夕。其《例言》内称，书为“个人纪年史传”，而又“所印极少”。可见得当日仅供内部人士参阅。编者毛思诚为蒋介石中学前之塾师，亦曾于1925年任黄埔军校秘书，对蒋之思想教育有相当影响。1935年蒋曾以军事委员会名义重印明代大学士张居正之文件，称《张江陵全集》，刻下一部藏在密西根大学东亚图书馆。书中蒋出名作序，毛则作“附识”，可见彼此文字之间关系密切。我现用之《蒋介石先生》系香港龙门书局影印本，借自哈佛燕京图书馆。　　《蒋介石先生》虽则按日记事，又附有无数书信讲稿之全文，只是叙及某日某夜某时，蒋在何处见何人做何事，极尽其详，显系以日记作主干编成。但大体保持第三人称，引用日记则称“公日”。然亦有一部分以第一人身称“余”。前哥仑大学韦慕庭教授（C.Martin wilbur）在《剑桥中国史》内引用此书时即在正式书衔之下加注，“亦称《蒋氏日记》（Chiangs Diary）”。　　1973年日本《产经新闻》取得台湾当局同意，派编辑古屋奎二等五人往台北编纂《蒋介石秘录》，由台湾当局及党史委员会提供材料达四千万字，包括“蒋‘总统’讲稿日记、回忆录等”。《秘录》自称偏重中日关系，实际上亦着重中美关系及国共关系。全文在《产经新闻》连载，开始于1974年8月15日（当时蒋尚在人世）至1976年年底载完。连载时一面即由台北“中央日报社”译为中文（内文件部分即还原），刊刻成书，称《蒋“总统”秘录——中日关系八十年之证言》，共十五册，自1975至1978年全书刊完。《秘录》引用日记部分均明显标明。我所用的中译本由台北时报出版公司供给。此书亦有英文节译。译者张纯明（Chun—ming　Chang），书称Chiang Kai—shek：His Life and Times，由纽约圣约翰大学出版。《秘录》之流传，应已相当普遍。1986年接近蒋百年冥寿时，台北曾举行“蒋中正先生与现代中国学术讨论会”，与会的即有十四人之论文曾引用此书，包括古屋奎二本人。　　《“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八卷分装十二册，主编秦孝仪，前任国民党党史委员会主任委员，现任台北故宫博物院院长。此书刊印于1978年，去蒋逝世已三年。只是以篇幅之巨，其内容又大抵与前述《秘录》重复，所以其整备似应在蒋生前。此书大致亦采用《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体制，但内容缺乏前书之慷慨直言。其“编纂例言”称作书时“采编年与纪事本末体例而互用之”。其在时间上与《蒋介石先生》重复之一部，篇幅不及前书十分之一。以后引用文件书稿亦只至1949年。自是至蒋逝世之二十六年间，“惟以史料未备，暂编大事年表，姑相接续耳”。我所用之一部借自主编人。据称“迄今此书尚只在内部流通”。台北之中正纪念堂亦有此书一部，陈列于蒋生前所用衣饰勋章附近，似应属珍品。不过上述1986年之学术讨论会亦有十篇论文在注释之内引用《长编初稿》。此中又一篇称其资料得自《“总统”蒋公大事长编》，无“初稿”字样，其“总编纂”亦为秦孝仪，刊印者则为台北中山图书公司，发行于1968，尚在《初稿》之前十年。这些地方只显示蒋介石日记经过一段审核流传抄写，早已不始自今日。可是以“日记”本身作研究考察之对象的文字，迄今尚未发现。　　《大事长编》引用蒋介石日记频繁。一般均在日期之下称“公自记日”或“自记所感日”。所以编时以日记为主体，可是读来又像编年纪事而以日记条文列证镶补。一般摘录自日记极为简短，有时其本人所记与侍从所记不可区分。有如开罗会议时，初见英首相，有“公谓初见丘吉尔之印象较之平日所想象者为佳也”（1943年11月21日）。此“公谓”二字，似指随从所记。有时亦将日记体裁改作记事体裁。有如衡阳被围战事紧张时，《大事长编》提及：“是夜公前后起床祷告三次，几未入眠也。”（1944年8月7日）又有记事不便，摘录日记一段替代者。例如，“公自记日：……图谋陷余者已十九年；国外倭寇与我恶战者已有十三年之久，余实已心碎精疲，几不能久持。……”此处六点从原文“而今又遭党内如此之凌辱，与国内如此之讽刺；此种横逆与耻辱之来，实为有生以来未有之窘困。然余于此，如不积极奋斗，将何以对已死之先烈乎？况今日之实力犹远胜于十三年以来任何时期，只要余能自立不撼，当不足为虑也。”（1944年9月30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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