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人俞平伯往来通信集

作者简介

《周作人俞平伯往来通信集》是20世纪两位文化大家交往的精彩实录。全书收入书信391封，其中周作人致俞平伯的书信210封，时间由1922年3月27日至1933年3月18日；俞平伯致周作人的书信181封，时间由1921年3月1日至1964年8月16日。两位处于新文化运动的核心创作群内的文化大家，往来书信谈论创作、学问之处颇多，蔡元培、钱玄同、胡适、叶圣陶等教育界、学术界、文坛重要人物及相关事件也时有出现，足以反映那个时代的社会形态、文化背景、教育状况、学者之间的交往以及他们的学术观点和文化追求，展现了他们及其周围人们的生活图景。

数十年间，历经劫难，书信损失甚多，至今还能将这些宝贵信札收集成册殊为不易，对于今天从事现代文学研究、准确了解两位作家学者和那个时代的文化生活，具有极高的参考价值。

周俞往来通信不只展现了二人在互无机心的侃侃而谈中流露出的自然情趣和心绪，更广涉现代名人形迹。周俞亦是公认的文章好手，书札所涉，即便是内容严肃的文学讨论、文化界往来，成文亦风趣雅致，更有品赏书画，传递信息，交换心得，切磋琢磨，互赠诗词，以及约会、赴宴、出游、行礼等，师生情谊之深，文人情趣之浓，使本书在具有较高的史料和研究价值的同时，亦极富可读性。

通信中两家清淡幽默的笔调，连同其所用信笺、书法、印章之美，展现了中国文人优雅从容的审美情趣。

全书选配五十余幅精美的信笺手迹作为插图，保存真貌，以飨读者。

书籍目录

凡例 周作人小传 俞平伯小传 1921年 3月1日俞平伯致周作人 1922年 3月27日周作人致俞平伯 3月31日俞平伯致周作人 附录：俞平伯致周作人（发表稿） 1923年 8月5日俞平伯致周作人 9月2日俞平伯致周作人 1924年 8月8日俞平伯致周作人 8月9日周作人致俞平伯 8月14日俞平伯致周作人 8月26日俞平伯致周作人 11月28日周作人致俞平伯 1925年 1月2日俞平伯致周作人 1月13日俞平伯致周作人 2月26日俞平伯致周作人 4月13日俞平伯致周作人 5月4日俞平伯致周作人 5月5日周作人致俞平伯 5月21日周作人致俞平伯 6月18日周作人致俞平伯 6月30日周作人致俞平伯 7月29日或30日俞平伯致周作人 8月1日周作人致俞平伯 8月21日俞平伯致周作人 8月22日周作人致俞平伯 1926年 2月11日俞平伯致周作人 6月5日周作人致俞平伯 6月8日俞平伯致周作人 6月30日周作人致俞平伯 ……

编辑推荐

《周作人俞平伯往来通信集》编辑推荐：1、文献价值：周作人与俞平伯是现代中国文化史上特别的人物。通信集是彼此的交往留下的重要文献之一。数十年间，历经劫难，书信损失甚多，至今还能将这些宝贵信札收集成册殊为不易，此书做了整体性的整理辨录，发掘遗漏，编排有序，注释丰富，填补了现代文学研究的重要空白。2、历史重现：从一个侧面鲜活地还原了民国时期一众文化名家的生活图像，对于今天从事现代文学研究、准确了解两位作家学者和那个时代的文化生活，具有极高的参考价值。3、文字之美与生活趣味：周作人和俞平伯都是文章好手，师生情谊之深，文人情趣之浓，使书信集在具有较高的史料和研究价值的同时，亦极富可读性。通信中两家清淡幽默的笔调，连同其所用信笺、书法、印章之美，展现了中国文人优雅从容的审美情趣。4、全彩插图，分宝蓝色布绒书脊、深红色皮革书脊两种装帧形式，全书选配五十余幅精美的信笺手迹作为插图，展卷之际，古雅之风迎面而来。印制精美，宜读宜藏。

内容概要

周作人（1885-1967）和俞平伯（1900-1990），现代文学史上卓有影响的作家和学者。

周作人，新文化运动重要代表人物之一，一生著述涉及十分广泛的领域，在民俗学研究、儿童文学与民间文学研究、希腊及日本文化研究、性心理研究等方面都作出了开拓性的贡献。

俞平伯，1916-1919年在北大念书时，师从周作人，此后散文创作受其影响至深，在古典文学研究和红楼梦研究领域，有独树一帜的贡献。

孙玉蓉，学者，天津社科院研究员，著有《俞平伯年谱》《俞平伯研究资料》等学术著作，80年代与俞平伯交往颇多，对俞平伯以及相关的文化交游非常熟悉，并发表《周作人与〈同声月刊〉》等多篇论文。

名人推荐

从小读周作人，读俞平伯，读五四新文化运动中两位长衫人物的袖里清芬，尽管都吹过欧风，淋过美雨，无恙的依旧是那一盏苦茶，那一株古槐，朱丝栏间浮动的墨影永远是三味书屋和春在堂的疏影。说颓废，那是最后一代文化贵族的颓废；说闲散，那倒不是秦淮梦醒灯火阑珊的闲散：是钟鼎胸襟供养温山软水的脱俗。周作人给俞平伯的信有一封说：“陶渊明说读书不求甚解，他本来大约是说不求很懂，我想可以改变一点意义来提倡它，盖欲甚解便多故意穿凿，反失却原来浅显之意了”。这是知堂一生盘桓心头的偏爱，做人为文从来不屑穿凿，不屑甚解。——董桥周作人与俞平伯是现代中国文化史上特别的人物。他们的学问及创作，都是殊为重要的遗产。两人既是师生关系，也系朋友。彼此的交往中留下许多重要文献。这些对了解那个时代的风气、学术水准、人文地理，都是有益也有趣的资料。整理他们的通信，可以看到彼此的心境和京派文化的特征，对后人认识现代文化史是重要的参照。整理者孙玉蓉是著名的现代文学研究专家，曾著有《俞平伯年谱》等著作。谙熟资料，常于掌故，治学严谨，文笔亦佳。——孙郁全书编排有序，注释丰富，在注中发掘了此前不曾注意到的许多资料。仅举一个很小的例子：周作人在1932年11月13日的信中谈道：“又见《中学生》上吾家予同讲演，以不佞为文学上之一派，鄙见殊不以为然，但此尚可以说见仁见智，唯云不佞尚保持五四前后的风度，则大误矣。一个人的生活态度时时有变动，安能保持十三四年之久乎？不佞自审近来思想益销沉耳，岂尚有五四时浮躁凌厉之气乎。吾家系史学家，奈何并此浅显之事而不能明了欤。”这是反映周作人思想变化的比较重要的一段话。周予同在《中学生》杂志上究竟讲了什么话，让他发了这段牢骚？编注者找到1932年的《中学生》杂志，在当年11月《中学生》杂志第29号上，刊有周予同的《我们往那里去——在安徽大学演讲》一文。周予同在演讲中，运用中国文化史观，从古至今，对中国的文学、历史状况作了粗略的概述，提醒大学生们要明确自己的使命。其中，他谈道：“就文学讲，我们的文学究竟要往那一方面去？到现在，中国旧有的诗歌词曲还有人在创作；而西洋文学如古典、写实、新写实各派也都有人在研究。诸位都晓得周树人、周作人两兄弟就是两派，周树人就是鲁迅先生，现在正在努力于新兴文学的研究，而周作人先生还依旧保持着五四前后的风度。文学上的派别既多，主义也不少，我们究竟往那里去呢？”编著者以准确的材料注释给读者提供了深入理解的途径。周俞通信大部分未署年份，有些还全无年月日，编者凭借自己的学术功力和认真的态度，确定了大部分书信的年份，还按照编年以及往来次序编排，使读者能深入理解这些书信的内容、背景和意趣，更修正了之前学界和出版物的一些谬误。作为现代文学史上著名的散文大家，俞平伯的语言清丽朦胧，周作人则喜欢庄谐杂出，《周作人俞平伯往来通信集》所收书信体现了他们独到的语言风格，同时亦可见他们在寻常写作之外于私人生活空间的书写。所以，这既是一本史料的书，也是一本研究的书，同时还是一本可以作为现代散文欣赏的书。——刘绪源

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第二章为何谈起“我们时代的神经症人格” 由于我们的主要兴趣集中于神经症对人格的影响结果，因此我们的探究范围将局限于两大方向。一方面，有些虽在人格方面正常而未受歪曲的人，却也会由于对充满了矛盾冲突的外在环境的反应，而产生神经症。在讨论到某些基本的心理过程后，我将会回头再简略地讨论这些单纯由情境所引起的心理困扰，即情境神经症的构造。我们此刻的主要兴趣不在于这些，因为它们并不表现为神经症人格，只不过是对既存的艰难环境暂时缺乏适应能力而已，当我在本书提到神经症时，我所指的乃是人格异常，换言之，即是其主要紊乱在于人格结构之异常或偏差的情境——虽然其症状的表象也许与情境神经症完全一样。 它们乃是潜伏的慢性过程之结果，从童年早期就已经开始形成，并且或多或少、或强或弱地影响到人格的一部分。从表面上看来，这种人格异常，也许是实际的环境矛盾冲突之结果，但是如果我们仔细谨慎地探索这个人的生活史，我们会发现这种困扰的人格特质，早在任何矛盾情境产生之前就已存在。这种眼前的困境本身，有大部分是由1922年3月31日 （此信为俞平伯致周作人的原始手札。俞平伯曾在此基础上，进行补充、完善后，作为“通信”，发表在1922年4月15日《诗》月刊第1卷第4期。因改动较大，故将发表稿附录于后，以供参看。） 启明先生： 来信敬悉。《自己的园地》五节，亦在《晨报》上见到。先生在那篇文上所谓“……他说的时候，只是主观的叫出他自己所要说的话，并不是客观的去观察了大众的心情，意识的替他们做通事……”我极为同意。我在前文，意思亦复如此；所以说：“诗是人生表现出来的一部分，并非另有一物，却拿来表现人生的；故我宁说：‘诗是人生底表现。’”又说：“诗不但是人生底表现，还是自然而然的表现。” 我底大意，以为文学是人生底（oflife），不是为人生底（forlife）。文学不该为什么，一有所为（原信为“一所有为”。），便非文学了。这层意思，我与先生极表同情。 但我却依然怀疑于纯艺术观底论点。文艺原可以有本身的价值—非社会的—；但我不知道如何能衡量这个？譬如我做了一首新诗，自己以为是极好的文学了；但给先生看，却并不能感受，甚而至于一切的读者们，均不能感受。但同时，我依然自信这是文学。这原依理论上讲绝端的自由和分离也未为不可；但实际上，文学和非文学将如何判断呢？若以作者自己底批评，则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天下并无圣贤，而人人自以为圣贤，岂不成为一团糟？若仍须以读者底地位来做评判底准则，则依然回到感染性的问题上。 所以我信文学是在社会中的个人底，不是单独的个人底，也不是纯社会底。批评文学，果然不可采用功利主义，但也不能纯用主观上的标准。我以为批评文学—诗自然在内—有三个标准： （1）程度—感染底深浅 （2）范围—感染底广狭 （3）性质—善恶，或人与非人 这三个标准，应该参互地去用，不得有所偏重。纯艺术观底论点，似太偏于第一项底应用；像托翁这一派，又太偏重于二、三两项。我所以读《艺术论》，而生感佩，因为他底主张，可以补艺术派底流弊，使文艺向着往前的途上跑，使文艺之花，遍开于民众底心田。 在那文之第二节上，先生以为善底概念也很游移，我也承认。但我却以为比美，似较清切一点；至少在生物学、人生哲学上，可以给我们一些教训。即如克鲁泡特金所说，也尽可应用。至于说善容易引起误会，则美也未尝不如此。譬如现在诗坛底反流正是因为他们觉得旧体诗比新体诗美些，所以如此。若依我那篇文上判断，即可以说，你们做的诗，是鼓吹不正当的行为，即不是积极的有害，也总是消极的有害，所以要不得，岂不痛快？若说善可以引起“劝善书”的误会，那么，人的文学，何尝不可以比附到“大人”、“圣人”这类荒谬的观念呢？总之，名实底淆混，在有几千年历史的言语文学，是不可免的，我们只有严切地解释规定，这就是我们所应做的，也是我们所能做的。 在那文第三节，先生以为民众底赏鉴文艺，偏于音乐一方面；虽是一种揣想，没有充足的证据，但我极承认这有很大的可能性。即如克氏所谓“了解艺术须有相当的训练”，在一种解释底下，我也可以同意。（即是广义思想底训练，不是专门做艺术训练。我不很赞成专门艺术底训练，因为容易引入歧途，容易制造一种似是而非的文艺作品。我相信文艺不可与生活底努力须臾离，不是一种超越一切可以自存的东西。） 但我并不预料诗底平民化，为平民所有，在于现代，或最近之将来。我只承认这是正当趋势，是万人所想望的事，是我们应当努力的事。我并不以为现在的民众，人人都可以去接近文艺。所以说：“凡诗能以平民生活做题材的，大部分应为平民所了解。”并不是说已为平民所了解。我也并不是就事实上，否认“平民文学”和“通俗文学”底区别，不过以为这个区别须得逐渐去打破，不能认为固定而不可变的。

图书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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