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苦住庵记
出版社:三联书店
出版日期:2008-08
ISBN:9787108029737
作者:木山英雄
页数:298页
后记
本书是日本中国学家木山英雄所著有关中国作家的一部传记。众所周知，周作人是一个复杂而多有争议的历史人物，在动荡的近现代史中他经历了几次重大的人生抉择，如清末赴日留学，五四时期参与文学革命并倡导人的文学和思想革命，1920年代以后决心专注于现代散文(小品文)的创作，与现实政治拉开距离而积极从事文明批评的工作，1930年代从五四时期的激烈反传统到回归“原始儒家”，致力于传统与现代的创造性转化等等。
作者简介
编辑推荐
本书是日本中国学家木山英雄所著有关中国作家的一部传记，也是一本以日中交涉史上极其微妙的部分为主题的著作。众所周知，周作人是一个复杂而多有争议的历史人物，在动荡的近现代史中他经历了几次重大的人生抉择，如清末赴日留学，五四时期参与文学革命并倡导人的文学和思想革命，1920年代以后决心专注于现代散文(小品文)的创作，与现实政治拉开距离而积极从事文明批评的工作，1930年代从五四时期的激烈反传统到回归“原始儒家”，致力于传统与现代的创造性转化等等。这些重大的人生、思想抉择不仅塑造了作为历史人物的“周作人”之品格和他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同时也构成了一个个社会性“事件”，是今天的研究者和知识人依然关注的对象。然而，以上任何一次抉择，都没有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他的一系列选择其影响更为重大和深远。从决意滞留沦陷下的北京到出任傀儡政权要职最后受到国民政府的审判，在历史脱出直线发展的轨道而发生“转弯”的关头，周作人一步步远离了浴血抗战的中国和主流知识分子群体，而走进了他人生中最黑暗的那个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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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本书以思想传记的形式考察1937年到1945年期间周作人的个人经历和思想演变。除了依据大量取自台湾、香港和大陆的文献资料外，还通过咨询和走访当时活动于沦陷区北京的一些日本人当事者，获取了重要的第一手材料，为分折周作人抗战时期从一步步“落水”到与占领者既合作又抵抗的复杂过程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实证依据。同时，作为发动侵略战争而导致周作人悲剧的日本国民，木山英雄本着反省本民族历史的态度，采取了从史实和材料人手尽量客观公正地描述周作人思想经历的实证方法，力图对那段复杂的历史做出基于研究者学术道义和良心的解释与判断。这样的学术立场和方法构成了本书的最大特征，也是其独特的学术价值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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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致中文版读者
缘起
一 对日和战问题
二 日本研究
三 滞留北京
四 非议与沉默
五 “流水斜阳太有情”
六 狙击事件
七 出任“伪职”
八 “中国人的思想”
九 大东亚文学者大会
十 文献一束
十一 审判
十二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
尾声
后记（1978年）
新版后记（2004年）
附录：知堂狱中杂诗抄（1990年）
译者后记
书籍目录
致中文版读者
缘起
一 对日和战问题
二 日本研究
三 滞留北京
四 非议与沉默
五 “流水斜阳太有情”
六 狙击事件
七 出任“伪职”
八 “中国人的思想”
九 大东亚文学者大会
十 文献一束
十一 审判
十二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
尾声
后记（1978年）
新版后记（2004年）
附录：知堂狱中杂诗抄（1990年）
译者后记
编辑推荐
《北京苦住庵记:日中战争时代的周作人》是日本中国学家木山英雄所著有关中国作家的一部传记，也是一本以日中交涉史上极其微妙的部分为主题的著作。众所周知，周作人是一个复杂而多有争议的历史人物，在动荡的近现代史中他经历了几次重大的人生抉择，如清末赴日留学，五四时期参与文学革命并倡导人的文学和思想革命，1920年代以后决心专注于现代散文(小品文)的创作，与现实政治拉开距离而积极从事文明批评的工作，1930年代从五四时期的激烈反传统到回归“原始儒家”，致力于传统与现代的创造性转化等等。这些重大的人生、思想抉择不仅塑造了作为历史人物的“周作人”之品格和他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同时也构成了一个个社会性“事件”，是今天的研究者和知识人依然关注的对象。然而，以上任何一次抉择，都没有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他的一系列选择其影响更为重大和深远。从决意滞留沦陷下的北京到出任傀儡政权要职最后受到国民政府的审判，在历史脱出直线发展的轨道而发生“转弯”的关头，周作人一步步远离了浴血抗战的中国和主流知识分子群体，而走进了他人生中最黑暗的那个阶段。
前言
这本以日中交涉史上极其微妙的部分为主题的著作，自初版以来经历了近30年的时光而有了刊行中文本的机会，作为作者，我不能不产生一些复杂的感慨。从直接的感想来说，首先便是有些矛盾的心理，通过中文本的出版终于能得到那些不懂日文的朋友们的指教，我在欣喜的同时，又对将如此繁琐的读物呈送于一般读者面前而感到惶惑。这本书的写作动机原本很简单，我的愿望只是想亲自来确认一下使自己平素爱读的那位作家后半生沾满污名的事件真相。然而，与主人公及其事件相关的日中间诸种关系却绝没有那么简单。因此我虽然希望通过写作此书，使自己能够以更为自由的心境来阅读周作人，并借此追问日本人自身的历史和自我认识问题，但执笔的当时正值文化大革命结束前后，我做梦也没有想到会有一天将我个人的思考结果展示在中国人面前。不仅在执笔写作的当时，甚至在两国间学界交流的大门敞开之后，我依然对此书的翻译出版取一种消极的态度。如果进而说到其理由的话，其实在我的执笔动机里面，还包含着当初阅读周作人一系列“日本研究”文章所获新鲜的感动和惊讶这一经验。那是他面对日军全面侵略的危机，最大限度地去寻找可能取代国家民族问憎恶的理解之道的执着努力，而我则因受到这份执着的努力所惊讶和感动，作为后代日本人的一个回应，试图尽可能贴近他的立场而对事件的整个过程予以重构，以安慰那失败的灵魂。以上虽然是我的真情，但我在思想上却未必能一一认同他，这也是事实。我于是把这个矛盾有意识地在作为日本公民而负有侵略战争之共同责任的立场上承担下来。反过来说，我甚至是依靠日本人没有权力批判周作人这一不成文的限制，勉强把“安魂”的微茫希望贯彻到底的。总之，本书有一言难尽的因由。当然，中国方面也有其固有的状况。例如一旦触及到该事件，仍然会引发疑问：按照把政治观点和道德观点打成一片的“民族气节”标准，周作人到底是不是“汉奸”？或者他究竟是好人还是坏人？若从抗日战争的沉重历史经验着眼，这种疑问也是理所当然的。不过，对于此种关切来说，我这本书恐怕几乎是等于无内容的。还有，长期以来，以《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涉及到周作人的一节为出典的领袖裁断，保持着超越民国和共和国的法院两度判决的权威。尽管外国人也可以对这一权威是经过抗战、内战以及革命建国的具体历史而形成的事实表示理解和尊重，但到底不能将其作为自己思考的前提，何况问题超出政治责任的范围而触及到个人道德领域的时候。这样，双方都有各自的历史因缘，加之彼此间原本缺乏如“欧洲精神”那样可能超越国界的共通理念，我们暂时不便讨论如此微妙的问题，也是不足为奇的。另一方面，由于以上动机和所取的方法，无论是作为一介文人的个人史，还是作为以沦陷区这一特殊地域为背景的特殊事件史，都是需要重视其纪实性的，也因此，我不能不背负起仅以有限史料写出一部不完整历史的史家那样的遗憾之念。而直到最近，终于得以将出版以来近四分之一世纪之间主要在中国本土公开的史料以补充论文和补注的形式加进去而刊行本书的新版，这不仅是为了完成类似于史家的职责，同时也是想对自己与这个课题漫长的因缘关系有个了结。改版的详细情况如新版后记所示，《北京苦住庵记》本身实乃属于上世纪70年代的历史范围，基本上是不容改动的。不过，为刊行新版重读一过，我注意到有关本书的我个人的意识发生了变化。对此我亦在新版后记中有所言及，即所谓“如果对周作人之失败主义式的抵抗其作为思想之可能性加以认真思考的话”云云者。“作为思想的可能性”这句话的涵义如何，以及“可能性”本身是否存在，在此倒可以不问，我想要说的是，我同时感觉到如今有些条件已经达到了相当的成熟度，连周作人的这一类思想问题也有可能与中国友人共通讨论了。我所以不只那么感觉，而且事实上在此书中文版的序文里也不惮误会地敢于特地提到此事，是因为我认为我们今天已经开始意识到如下的共通课题：即市场资本主义称霸世界，然而如谁也不再大谈“无产阶级国际主义”那样，目前还没有找到任何有效的替代方案；而我们就要在这样的状况之下直面毫不留情的“全球化”趋势与单个国家的民族情绪之排他性高昂所造成的恶性循环。实际上，恰恰就是在这样危机重重的时期里，与中国友人不存隔阂地进行对话的条件得到了难以置信的改善。而想到希望，我则期待从中找到希望的一个方向。周作人的思想(如“东洋人的悲哀”这种负面的亚洲主义等)至少不背离这个方向。在此之前，曾不辞辛劳编译我的论文集《文学复古与文学革命》(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赵京华君，在该书刊行新版之际便想到要将其翻译成中文。其后，在正式向我提出此事的理由说明中，他强调做这个包含繁琐补注的麻烦的翻译工作，对于自己在日本取得博士学位回国之后重启中断已久的周作人研究，很有意义。听他如此说，我也就不好再一味强调自己的犹豫不决了。其实，如上文所述，在我自己的内心也渐渐有了一定程度的思想准备，况且其中也有他起的作用，因为那本论文集中收录了本书“缘起”一文以及其他数篇关于周作人的拙文，不少读者已经有所了解了。从这个意义上讲，我当然由衷感激赵君的辛劳，亦期待他自己的研究不断有新的发展。同时，对据说直接或暗地里鼓励他做这项翻译工作的北京友人们，表示诚挚的谢意。
内容概要
木山英雄，中国文学研究专家。1934年生于东京。毕业于东京大学，后任教于国立一桥大学至1997年，现为神奈川大学教授。主要著作有《北京苦住庵记——日中战争时代的周作人》、《读鲁迅<野草>》、《毛泽东时代的旧体诗》，译著有《山海经》、周作人《日本文化谈》、鲁迅《故事新编》等。
章节摘录
自“日华事变”（即“七七事变”——译者）之后直至日本对联合国无条件投降，亦即1937年7月至1945年8月的整整8年期间，古都北京一直被置于日本军的占领之下。日本方面把这种占领地区称为“和平地区”，表面上建立了由中国人组成的政权，但占领的实质并没有任何改变。参加这些“伪”政权的中国人，不管其个人意图怎样，都没能免除掉对敌合作的罪责，从而沾上“汉奸”的污名。在占领军及协助占领的当地政权之下，多数市民只要有其余地，他们是不会忘掉日常生活的，事实上也没有忘掉。而在知识界占有某种地位，处于政治乃至道义上的去留进退考虑的人物，则无论是谁都曾一度面临着逃离北京还是留下来这样一个选择，那么，留下来的其后每有事情便要遇到对于占领统治是抵抗还是合作的歧路与抉择。这样，在出色的知识人纷纷南下而消失了身影的北京，名声上与实质上都是重量级的文人，身居国立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职位，最后不但留居下来，甚至出任了在人去城空后“再建”起来的“伪”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大臣的内阁级督办职位的，乃是周作人。这个名字在当今日本，因是著名的鲁迅的弟弟而为一部分人所知晓，其实，他的这一事件作为中国文化界的重大创伤，于战争期间及其战后都成了深刻的非议对象。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此人乃中国近代精神发达史上的一颗闪耀的烁星，在文坛上的声望曾与鲁迅平分秋色。这里，为方便读者起见，即使撇开战争中的那个事件，虽作为与日本有着非同一般关系的邻国名士，也还是有必要一瞥此人到事件发生为止的身世经历的。周作人生于1885年，清光绪十一年，即日本的明治十八年。其家世乃浙江省绍兴县一旧式地主家庭，祖父是通过了科举考试最后阶段的进士，父亲亦具有生员的资格，是一个传统的读书人世家。年长四岁的长兄树人即后来的作家鲁迅，而年幼四岁的小弟建人长期从事出版工作，时而写一些启蒙性的社会评论，不久成了共产党外围的知识分子运动的活动家，如今乃是中国政界的元老级人物而为人所知。周作人先是在旧式私塾接受古典教育，曾与兄鲁迅一起参加过科举县试，后就学于南京的洋式海军学校江南水师学堂，1906年与决意弃医从文一时回国的鲁迅一起来到日本留学。在日本，于东京的汤岛、本乡界隅和长兄及同乡过着学生寄宿生活，接受了日语预备教育之后，在立教大学攻读英国文学及古代希腊语。这期间，与长兄一起受到了留日中国学生掀起的旨在推翻清朝异族统治之民族革命运动的潮流洗礼，开始尝试与此深有关系的西欧文学的翻译出版，结果因太超前于时代而告失败。在本乡西片町他们兄弟的租借公寓里，住着名叫羽太信子的女工（有人认为是公寓老板的女儿，这是不对的），周作人则对这个圆圆的脸的日本姑娘发生了恋爱，1909年春终于结婚。这一对夫妇的结合从各方面不断惹起我们的好奇心，不过，这里就存而不论了，信子则在结婚的同时放弃了日本国籍并在此后漫长的生涯中一直伴随着周作人直到最后（因信子一个人很寂寞而叫到身边来的妹妹芳子，也于稍后嫁给了建人）。同一年夏天鲁迅回国，他们夫妇仿佛于此前后搬到麻布的森元町，开始了独立的家庭生活。在长兄的庇护下，周作人作为清国留学生得以过上比一般人要安稳得多的生活，与鲁迅分别后，他在此所度过的一年多日本式的结婚生活，毫无疑问，使他对日本的人情风土的经验和理解得到了进一步深化。1911年归国不久便发生了辛亥革命，他在乡里的革命政府下面一边做教育界的官人和中学教员，一边继续从事文学研究。1917年应聘进京入作为新文化运动的发源地而渐渐形成阵容的北京大学，之后，一直没有离开北京。作为新文化运动的旗手，在因胡适倡导的言文一致论而兴起的文学革命中，周作人通过评论和新体诗的创作，为运动注入了日本白桦派的对于个人与人类之觉醒的思想，显示出一个清新的人道主义者的面貌（周是《白桦》的订阅者，还作为武者小路实笃“新村”的中国会员访问过日向[日本宫城县内的地名——译者]的“村子”）；还有那种通晓日、英、希腊三国语的诚实的文学启蒙主义者，以及与鲁迅不相上下的执著的因袭传统之批判者形象，在人们的记忆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记。不久，他放弃激进的反传统主义，渐渐地将这一切消化于对传统文学本身的“再生”之中，作为独特的散文艺术的名家不断加深其沉潜的深度而铸就了凝重苍郁的风格。这种风格虽与夺得了五四新文学之主流位置的左翼之阶级乃至民族解放斗争的文学性质不同，但只要是新文学的解放思想继续在左翼文学之中得到了继承，那么，两者之间自然会留下同情与理解的余地，即使有批判和讽刺的交锋亦很少发展到侮辱与憎恶的程度。这种状况同样也可以用来说明1923年因家事而绝交的与鲁迅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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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书闻名已久，部分内容也曾经见过，现在终于看到全貌了。但说“全貌”也不尽然，译者赵京华说，此书根据日文再版译来，但是再版时增加的几篇却删去了。这个也是遗憾。木山做学问那是没得说，风度更令人佩服，译者赵京华一直致力于绍介日本学者的学术作品，眼光似也不俗。 周五晚上买了回来，马上就翻完了。果然还是木山式细致而回环往复的描述，思考颇深而少论断，倾向总是难免的，但在再版补注以及后记中又再次反思、修正。 只翻一遍，不好评说。但有些地方很有意思，暂时记录一下也好。 首先，木山氏谈到马叙伦时，有这样的说法：“那种志士仁人式的民族主义似乎与南京国民政府时代的国民党主流不相合拍，又和现代式政治性的胡适等的立场构成了鲜明对照。这种与近代化擦肩而过的旧式政客和军阀的所谓失落感往往成为与占领者合作的有力温床，如纳粹占领下维希政权的法国也有相似的事例。”书的起首说马叙伦，一方面描述1935年北大教授对抗日的态度，另一方面是为后面勾勒周作人的可能心态做铺垫。而这里透露的信息则是，木山把周氏跟“主流”以及现代式政治性的立场区别了看来，进而未免不把周氏和“志士仁人的民族主义”联系起来。这就为全书打下了基调。 二者，周作人在“附逆时期”的讲话和文章，当然是“拟态”，不能畅所欲言——而他一向为文也并非畅言，不过，这里更加了几分“拟态”。这所谓拟态，我想主要指的是对“原始儒家”的推崇，一种复古的民族主义的东西。这东西，自然和大东亚共荣之类的思想不合，与“五四”新文化思想从表面看也是背道而驰的，但周氏却在大谈《中国的思想问题》时屡屡提及。很有意思的就是，周二先生这里的态度仿佛跟“大先生”鲁迅很有相通之处：他不断提及“禹功”，甚至给学生讲演时还学起“禹步”。 三来，木山氏注意到一点，“周作人这位反政治的文化主义者以这样的方式，艰难曲折地肯定了最终无法超越政治的清末民族主义所培育的那个自己。”这个发现还是很敏感的。虽说这个发现也不能说是独见，可是木山氏在这个问题的辨析上无疑是极有分寸的，既不曾偏离问题，又没有过度阐释。他从以上思路进而联想起未免不与周作人倾向相似的俞平伯，后者最终却能免于成为“与敌合作者”，可能正因为是民国成长起来的，是真能够“非政治的一代”。就“反政治”与“非政治”的分别，未尝不可以移来理解鲁迅。周作人固然有与年轻一辈“不同代”的喟叹，其实鲁迅在二十年代就有了。就这个角度而言，清末民初成长起来的一代，与五四成长起来的一代，果然还是很不相同的。此间大有深意。 -
这是一部旧书，三十年前出版的旧书。做学问的人都知道，江山代有才人出，三十年前的著作，还能傲然站立在读书人的书架上——而且还是在异国，这很不容易。当然，三十年后重印，作者加了很多补注。这样处理很好，既保存了初版本的肌理与脉络，又体现了作者对此课题持续不断的关注与思考。比如第四章“非议与沉默”的三则补注，分别摘引楼适夷的《我所知道的周作人》（一九八七）、李霁野的《关于周作人的几件事》（一九九二）和钱理群的《周作人传》（一九九○），说明周作人原本希望在美国系统的燕京大学和德国系统的辅仁大学谋求职位，以实现其北平“苦住”的诺言（《北京苦住庵记》,67—68页，下引此书只标注页码）。这一点，让我们对日军占领第一年周作人的态度，有了更为清晰的了解。当然，类似的说法，《知堂回想录》一七七节“元旦的刺客”中已提及；可有了旁证材料，再辅以史家之笔，效果还是大不一样。 在《致中文版读者》中，作者称，对于“这本以日中交涉史上极其微妙的部分为主题的著作”刊行中译本，“不能不产生一些复杂的感慨”。说实话，我也一样。喜欢周氏兄弟的，估计不会诘难；但在中国学界，如何谈论抗战中的落水文人，以及如何看待日本学者之关注沦陷区文学及学术，存在很大争议。尤其是作者明显对周作人抱有敬意与同情，“试图尽可能贴近他的立场而对事件的整个过程予以重构，以安慰那失败的灵魂”，这么一种论述策略，能否被中国读者理解并接受？ 作者在撰于二○○四年的《新版后记》中，表达了重读旧作的感想：“对于本书的主人公，我自然站在与中国人不同的立场上，甚至反手利用我无法像中国人那样去加以批判的关系，而试图尽可能去接近周作人的经历体验，今天想来，结果是对这位文弱之人的失败主义式的抵抗给予了相当的肯定。”（274页）所谓“日本人没有权利批判周作人”，很可能被中国读者读解成了“曲意回护”而编造的遁辞。比如第三章“滞留北京”中关于“七七事变”的叙述（27—32页），便与我们的理解有很大差异。一句“事件本身的真相，至今仍然没有完全弄清楚”，是不太让人满意的。说到底，这是日本学者所撰、在日本出版的著述。 我读周作人抗战期间的诗文，明显感觉到强烈的内心挣扎。《北京苦住庵记》第五章“流水斜阳太有情”，引录《知堂回想录》中的三首打油诗，尤其是第一首“禹迹寺前春草生，沈园遗迹欠分明。偶然拄杖桥头望，流水斜阳太有情”，解说得很好（84—87页）。这与作者的旧体诗修养深大有关系。现在国内外不少学者对新文学家的旧学（包括旧诗）感兴趣，但因自身学术素养的限制，说得不到位。选择了“现代性中的古典”这样的好题目，可实际操作中往往力不从心。而木山英雄先生对二十世纪中国的旧体诗词表现出强烈的兴趣，还从事过专门研究，这种学养很少人能够企及。 木山书中提到，在咏叹“流水斜阳”前一年，周作人还写了“怀吾乡放翁也”的打油诗：“家祭年年总是虚，乃翁心愿竟何如。故园未毁不归去，怕出偏门过鲁墟。”解说时，作者认定其“表达对被占领的前途之忧虑”（85页）。其实，诗后自注值得玩味，不像用典，也不纯然写实，是内心的挣扎，这才需要着一“怕”字。作者关注“禹迹”诗，联系到“他在沦陷时期始终坚持且以此来支撑自身的，不是作为意识形态的国家民族，而是‘中华民族’的文化同一性这样一种东西”，故将此诗定为“一说便俗”的自我辩解。我同意“这首诗的慨叹乃发自欲参与临时政府的自觉”（86—87页），但这已经是落水后的自我安慰了。更值得注意的是落水前的犹豫不决、彷徨无地。 周作人“无法回绝日本人的邀请而写的那一类‘应景’文章，他则以均不收入沦陷时期出版的文集这一方法划清界线”，木山先生由此认定，“作为文笔家的周作人，可算证明了他在作品层面的不肯屈服”（158页）。其实，不是艺术判断，而是道德自律——落水后的周作人，心事重重，为自家的历史定位留下不少伏笔。中国人格外讲究民族气节，这对于当事人，无疑造成巨大的精神压力。就像钱谦益，降清后不断自我表白，借助那些必定传世的诗文，让后人理解其不得不如此的“苦心孤诣”。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我注意到“家祭年年总是虚”前面的那首关于糖炒栗子的打油诗。 一九三七年三月三十日，周作人撰《<老学庵笔记>》，提及“笔记中有最有意义也最为人所知的一则，即关于李和儿的炒栗子的事”。对于曾歌吟过“遗民泪尽胡尘里，南望王师又一年”的诗人陆游来说，记录这则凄婉的故事，自然是寄托遥深。至于后世无数读书人，只要稍有正义感及历史常识，很少不被李和儿之递送南宋使臣炒栗子，以及“挥泪而去”的身影所震撼。至此，“炒栗子”已上升为一种文化符号，代表了某种不便言说或无须明言的“故国之思”。 体会陆游的心境不容易，追摹乃至实践，那就更难了。“七七事变”后，名教授周作人没有随北大南迁，而是选择了“苦住”北平，不能不让人捏一大把汗。此后，一直到一九三八年二月九日，周氏公开出席日本《大阪每日新闻》社召开的“更生中国文化建设座谈会”，标志着其正式附逆，这中间的半年多时间里，敌我双方都在努力争取他。而周作人的内心深处，更是翻江倒海。就在此天人交战之际，他写下这么一首打油诗：“燕山柳色太凄迷，话到家园一泪垂。长向行人供炒栗，伤心最是李和儿。”诗后有同年十二月十一日的自注：“一月前食炒栗，忆《老学庵笔记》中李和儿事，偶作绝句，已忘之矣，今日忽记起，因即录出。”二十天后，周作人意犹未尽，重写一绝，便是上述“怀吾乡放翁也”的“怕出偏门过鲁墟”。身为“标志性人物”，在炮火纷飞的年代，周作人其实没有多少回旋的余地；一旦失足落水，更是很难重新上岸。一九四○年三月二十日，周作人撰《炒栗子》，刊同年六月《中和月刊》一卷六号，后收入《药味集》中。此文在立意以及史料排比上，与三年前所撰《<老学庵笔记>》互有同异——最大的区别在于，作者在文章末尾巧妙地引入上述那两首表现故国之思的打油诗。又过了四年，也就是一九四四年十月，在《杂志》十四卷一期上，周作人发表《苦茶庵打油诗》，共收入其撰于一九三七年十一月至一九四四年十月的打油诗二十四首，打头阵的，正是这“伤心最是李和儿”！此类“述怀”，吟咏是一回事，发表又是另一回事；不只刊于杂志，还收入《立春以前》（此书刊于日本战败投降的一九四五年八月，可书稿寄往上海太平书局，却是在同年三月底），可见周作人确实希望此中心迹能“广为人知”（参见拙作《长向文人供炒栗——作为文学、文化及政治的“饮食”》，《学术研究》二○○八年一期）。 最近十年，华北沦陷区文学开始受到重视，但学者的生存处境及其内心世界，却没有得到认真对待。举与周作人相关的，如燕京大学的郭绍虞、辅仁大学的陈垣、中国大学的俞平伯，还有顾随等，他们抗战中的诗文和著述，都留下了某种心迹。“东亚文化协议会”的代表中，本包括“公开宣布不合作的辅仁大学陈垣的名字”；可很快地，“陈垣的名字从后来的协议人员名单消失了”（78页），这背后必定大有文章。还有，其他留平教授处境如何，怎样咬紧牙关度过艰难岁月，不也同样值得钩稽？俞平伯曾自述：“在敌伪时间，常有人来向我拉稿，我倒并不是为了贪图稿费，只是情面难却，便给那些不含政治色彩的文艺刊物写写稿。”朱自清得知此事，曾去信劝阻：“前函述兄为杂志作稿事，弟意仍以搁笔为佳。率直之言，千乞谅鉴。”从此，俞很少撰述，抗战“最后两年，根本就没有提过笔”（参见孙玉蓉编《俞平伯研究资料》，38页，天津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六年版）。据说陈垣平生“最满意的著作”乃是《通鉴胡注表微》（参见《励耘书屋问学记》，66页，三联书店一九八二年版），其中关键，恐怕不在学问，而是心境。一九五八年科学出版社重印此书，其《重印后记》有云：“我写《胡注表微》的时候，正当敌人统治着北京；人民在极端黑暗中过活，汉奸更依阿苟容，助纣为虐。同人同学屡次遭受迫害，我自己更是时时受到威胁，精神异常痛苦，阅读胡注，体会了他当日的心情，慨叹彼此的遭遇，忍不住流泪，甚至痛哭。因此决心对胡三省的生平、处境，以及他为什么注《通鉴》和用什么方法来表达他自己的意志等，做了全面的研究，用三年时间写成《通鉴胡注表微》二十篇。” 至于周作人早年学生、也被认做京派文人的顾随，抗战中困守北平，也吃糖炒栗子，也读《老学庵笔记》，还写下了《书<老学庵笔记>李和儿事后》（《顾随全集》第一卷，384页，河北教育出版社二○○一年版）。单说其使用“怀念故国的典故”还不够，还必须补充一句：北平沦陷八年，顾随先后在燕京大学、中法大学、辅仁大学、中国大学等校任教，从未与日伪政权合作，保持了传统士大夫的气节，无论讲论诗文，还是为人处世，均显示了鲜明的民族意识和爱国情怀。一九四三年元旦，顾随去沈兼士家拜年，不幸被日本军宪扣留了十多天；同年，顾随吟成《书<老学庵笔记>》李和儿事后》，两相对照，不难明白其中的忧生与感怀。一九四五年秋，抗战胜利，顾随撰《病中口占四绝句》，其中有云：“吟诗廿载咽寒蛩，一事还堪傲放翁；病骨支床敌秋雨，先生亲见九州同。”（《顾随文集》，573页，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六年版）从《老学庵笔记》到《示儿》，从“炒栗”到“王师”，正是陆游的诗文，使得同为诗人的顾随身陷逆境而不甘沉沦。 南京市档案馆编《审讯汪伪汉奸笔录》（江苏古籍出版社一九九二年版），收录了有关周作人资料二十六篇，除前北大校长蒋梦麟证明周作人作为“留平教授”如何保护大学校产、现任北大校长胡适出具证明：“北大复员后，点查本校校产及书籍，尚无损失，且稍有增加”（今日北大图书馆善本书库里的“李盛铎藏书”及大量日文书，得益于此）；我更关注的是前辅仁大学教授沈兼士、前清华大学教授俞平伯的陈情，以及前燕京大学教授郭绍虞证明周作人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如何营救燕大教授陆志韦、洪业等，前辅仁大学教授顾随则证明作为教育督办，周作人如何出面与日本方面交涉，让其释放诸多被捕的辅仁教授。审判中，“北大旧同僚们的运动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大概是事实的”（236页）；可昔日的学生，也有采取另一种立场者，如傅斯年之严词批驳，还有郑天挺的拒绝签名为周作人说情。这也是北大人，各有其志，完全可以理解。木山先生谈周作人一九四六年六月寄傅斯年《骑驴》诗，连带分析其五言十六韵长诗《修禊》（236—238页），见解很好，不过稍嫌隐晦了点。此诗不仅表明周作人对傅斯年的怨毒与不满，更包含了其对战争的理解、对审判的抗拒，以及对书生高调的鄙夷。 日本占领北平后，开展“大学整顿”，综合原国立北平、北京、清华、交通四大学的剩余部分，组成了所谓的“国立北京大学”。作者称：“当然，这个‘北大’正如在中国冠以‘伪’字那样，从抗日中国的原则来讲，只是一所继承了北大的名字和设施的完全与北大不相干的另一个学校。”（77—78页）其实，抗战期间，不仅有“伪北京大学”，还有“伪中央大学”等，这是一笔没能得到很好清算的“旧账”。烽火连天，大批国立及私立大学辗转南迁，这是世界教育史上的奇迹——不仅西南联大，很多大学都有可歌可泣的故事。只有苏联的莫斯科大学有过类似的举措，但规模和时间远不能比。撤退到西南、西北的大学，日后得到政治史及教育史家的极力褒扬，而如何看待沦陷区的大学，始终是个难题。到目前为止，这是个禁区——纪念“百年校庆”时，各大学毫无例外，都含糊其辞；至于当事人——不管是政要还是学者，也均刻意回避。学校“伪”，学生不“伪”，教授立场更是迥异。如何使得那些年毕业的大学生，不会成为“孤魂野鬼”，考验着政治家及史学家们的智慧。早稻田大学名誉教授、著名中国近现代史专家安藤彦太郎多年研究西南联大，也在关注“伪北大”问题；我们约好多多交流，可未能真正落实。回望历史，“燕山柳色太凄迷”，谈论此话题，中日两国学者各有“难言之隐”。 《北京苦住庵记》第十一章“审判”，好几处提及黄裳的《老虎桥边看“知堂”》和《更谈周作人》，其中有曰：“他的确有些当时记者的风格，关于周作人的事情，关键之处往往以剑拔弩张的言词予以断罪。”（232页）作者很敏感，黄裳确实“深明大义”，且行文中“义正词严”，对涉及文人气节者，从不含糊。十几年前，葛剑雄在《读书》（一九九五年二期）发表《乱世的两难选择——冯道其人其事》，对身处五代乱世的“长乐老”冯道表示同情；张中行于同年十二期《读书》上刊出《有关史识的闲话》，为之叫好。隔年一月，《文汇报》即揭载黄裳措辞严厉的《第三条道路》，称张论与汪精卫的“高论何其相似乃尔”。另外，一九八九年第九期《读书》上，黄裳又有《关于周作人》一文，提及周谈《老学庵笔记》的打油诗：“以已经落水的汉奸而写出这样的凄哀欲绝的诗，表面看来正是一种绝大的矛盾，然而却是周作人祈求内心平衡而流露出来的心曲。” 这倒让我想起去年文坛发生的一件小小公案。这场论争，微妙之处不在葛、黄二人文章，而在葛文转述的柯灵那通电话（参见葛剑雄《忆旧之难——并谈一件往事》，《随笔》二○○七年二期；黄裳《忆旧不难》，《随笔》二○○七年二期）。孤岛时期，日后成为著名散文家的黄裳，曾用笔名为汉奸所办杂志《古今》写文章。这到底是不明真相，还是生活所逼（照黄本人说法，是为了筹集到大后方去的路费），其实无关紧要；关键是，这些论文衡史的随笔，作者长期遗忘，近年被有心人发掘出来后，方才结集出版。可就这么点陈年往事，想推导出黄裳之所以喜欢谈论“文人气节”，乃是早年经历留下的阴影，由“自感愧疚”一转而成“大义凛然”，我看不大合适。若没有进一步的证据，不该作“诛心之论”。 记得二十年前，第一次见面时，木山先生有一句话让我很感动，大意是：作为日本人，我深感歉疚，让中国最好的作家沦落到世人不齿的地步，而且百口莫辩，实在是罪过。几年前，在台湾的清华大学演讲，被问及什么时候给周作人摘去“汉奸”的帽子，我说不太可能。随着时间的推移，世人对周作人“附逆”这件事，会逐渐淡漠，或者有一种“了解之同情”，但不会也不该完全遗忘。我曾经设想，假如“元旦的刺客”得手，周作人“杀身成仁”，那二十世纪中国的思想史及文学史，将是何种景象！可惜，历史无法假设。 对于生活在太平岁月的读书人来说，面对乱世中的“文人落水”，首先是哀矜勿喜，千万不要有道德优越感。其次，不管是讥讽/批判，还是理解/同情，谈论此类错综复杂的历史场景及人物，分寸感很重要，即所谓“过犹不及”是也。作为史家，必须坚守自家立场，既不高自标榜，也不随风摇荡，更不能一味追求文章之“酣畅淋漓”。有时候，论者之所以小心翼翼、左顾右盼，文章之所以欲言又止、曲折回环，不是缺乏定见，而是希望尽可能地体贴对象。以上几点，是我读《北京苦住庵记》的感想。 -
《北京苦住庵记》是日本中国文学研究专家山本英雄著，赵京华译的。这是一本关于抗战时期的周作人的传记式读本。读这本书前，我们可以玩一个文字测试的小游戏。且看：测试一：“那是他面对日军全面侵略的危机，最大限度地去寻找可能取代国家民族间憎恶的理解之道的执着努力，而我则因受到这份执着的努力所惊讶和感动，作为后代日本人的回应，试图尽可能贴近他的立场而对事件的整个过程予以重构，以安慰那失败的灵魂。”上面这段文字您读得还顺畅吗？好，下面是测试二：“我所以不只那么感觉，而且事实上在此书中文版的序文里也不惮误会敢于特地提到此事，是因为我认为我们今天已经开始意识到如下共通课题：即资本主义称霸世界，然而如谁也不再大谈‘无产阶级国际主义’那样，目前还没有找到任何有效的替代方案；而我们就要在这样的状况之下直面毫不留情的‘全球化’趋势与单个国家民族精神情绪之排他性高昂所造成的恶性循环。”喘口气吧！这一句可以读下来，你已经通过测试了。通过这个测试，想必你也会感到，译者的用力和认真，丝毫毕现于纸上。上面的测试，是想把这本书的句法特点告诉你。如果你读来并不厌烦，那么，这本书你能看得下去。当然，如果你是搞周作人研究的，我也告诉你，这本书你一定要看，就是不忍卒读，也要硬着头皮看。因为这本书的资料性极强，诚如译者在后记里说的：“《北京苦住庵记》一方面挖掘收集到大量鲜为人知的史料，特别是围绕元旦‘狙击事件’和周作人出任伪职前后来自日本方面的种种威逼劝诱，还有大东亚文学大会前后，日本各路文人、作家与周作人之间发生的种种关系等，作者在1970年代通过大量的史实调查和对日方仍健在的当事人进行走访，获得了珍贵的第一手材料。这些材料的多数依然是目前中国学者所不知的。”当然，也有读不懂的句子：“因此，作为价值源泉的民族遗产，仍然也非得用了例如‘生活艺术’的传统那样的观点，而不断的选取不可的。”这样的错误，尽管是极个别的，但是，作为一本严肃的学术译著，出现这样的硬伤，是不应该的。不知道是该打译者，还是该打责任编辑的屁股。我并不是搞周作人研究的，只是一个业余的好书人。我是由鲁迅知道周作人，进而喜爱他散文沉郁、厚重的风格，后来又执着地关注他的。对于周作人我有点自己的看法，几年前在《周作人的文化自觉 》里，说了出来。我以为，周作人的事伪，是他文化自觉的一种表现。与山本英雄的看法有交集，山本英雄在本书里也说：“他在沦陷时期始终坚持且以此来支撑自身的，不是作为意识形态的国家民族，而是‘中国民族’的文化同一性这样一种东西。”中华民族有过几次外族入侵、占领统治的历史；但是，最终中华文化还是包容了外族的入侵，实现了中华文化的大一统，因此反而发展、壮大了中华民族。中国的文人，对于自己历史的熟悉，对于自己文化和民族的自信，是别族的文人所绝无仅有的。周作人在《药堂杂文•汉文学的前途 附记》里说：“旧派的人，叹息语体文流行，古文渐衰微了，新派又觉得还不够白话化方言化，也表示不满意，但据我看来，这在文章上正可适用，更重要的乃是政治上的成功，助成国民思想感情的联络与一致，我们固不必要褒扬新文学运动之发起人，唯其成绩在民国政治上实较文学上为尤大，不可不加以承认。”他在《立春以前•十堂笔谈》里表达了一致的看法：“现今想说的只是为中国前途着想，这汉字倒很是有用，我们有应当加以重视的必要。这如说是政治的看法，也非始不可，但在今天中国有好些事情，我觉得第一先应用政治的看法去看，他于中国本身于中国广义的政治上有何利益，决定其价值，从其他标准看出来的评价，即使更为客观更为科学的，也须得放在其次。”山本英雄很看重上面两段周作人关于“政治”的议论，他分析道：“在被占领之下苦心思虑所发‘政治’性的宏大议论中，令人惊叹的是他那不曾影响本来思考理路之强韧的自重之心。……就是说，寄托于复古而获得再生之构想的中国自身的现代化理想，引导他达到了如今的境地，……。”这样的议论，虽然有隔靴的感觉，当还正确。山本英雄由此结论说：“国民革命分裂之后，又经过国共内战而出现第二次国共合作，直至抗日民族解放战争，我觉得，在这样的历史过程中周作人独自的思想抉择，确实具有一种必然性而贯穿沦陷下的生活。如果可以将问题限定在狭义的文学范围之内，仅就他沦陷时期的作品而言，的确保持了其固有的文学水准，这足以成为为他辩护的必要而充分的依据。可是，如果从他最终达到的文学观点来看，即前面所论述到的包含着‘政治性’而承受着浓厚的‘汉文学的传统’，事情便远非那么简单了。”讲到这里，山本英雄似乎给了我们一个朦胧暗示，即周作人的投降事伪，不光是文化的自觉，还有政治的自觉。对于这样的结论，我是持反对的意见的。周作人在日伪时期，只要有可能，与之合作的刊物、杂志都是对日本占领者采取了不合作或消极抵抗的态度的。山本英雄也给我们提供了相当的事证，可以说明：维护汉文化是周作人的底线。因而，周作人在事伪的同时，也在保护本民族的文化上，和占领者进行了曲折的斗争。就是山本英雄引用的上面两段周作人关于“政治”的议论，也还是他文化自觉的表现，远没有跨越到政治自觉的层面上。山本英雄这样的议论，我想，是很难安慰周作人“那失败的灵魂”的。囿于日本民族历史文化的背景，山本英雄的隔膜和误读，是可以理解和原谅的。在我看来，周作人的事伪，有文化的自觉做基础，加上经济的压迫和政治的威逼，成了他这段历史的必然。我以为，在对周作人的事伪进行批判的同时，也要对他行为的事功进行考察，更要对他文化自觉的动机进行分析。这样的批判分析才可能更加彻底，更加完整。才能使我们的文化基因更加健康。这些工作，是我这个老年的业余好书人力不所逮的，只待有志的专业人士去完成了。《北京苦住庵记》是研究周作人不可或缺的资料。山本英雄的结论是靠不住的，但他的有些意见还是很有参考价值的。2009-2-9
精彩短评 (总计58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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囫囵翻过，著者态度真暧昧，恕鄙人浮躁 -
其实还有几页没看完。就是翻译的语言让人很苦恼。我对数字和事件的敏感性都降低了。以至于对这本书没有那么深刻的触动，可是上课还要讲，讲什么呢？ -
翻译得好奇怪……== -
作者的论述客观，严谨。从另一个角度向我展示了周作人先生！ -
重读一过，不甚懂处仍有不少。似与不似，言与不言。木山之境界极高，做得出、也做得起远龙之扪的大文章。 -
我记得最清楚的是其母及鲁迅遗妻、周建人遗妻及其两个孩子皆在京，将近十口人都等着他一个人养活；别人回忆的他南京狱中的毫无怨言以及帮大家解答文学问题。燕山柳色太凄迷。 -
苦茶，苦雨，苦住，可惜错了时代。 -
这就是所谓“从史实和材料入手描述思想经历的实证方法”？书里面材料很丰富，但感觉作者未曾进入到周作人的内心世界。和雷著一比，日本人差的很多啊 -
作者的句子的确绕来绕去，但确实是本好书。在1938年5月被坊间传出“附逆” 到1941年初出任伪教育总署部长期间，对周作人心理变化和当时局势影响的分析十分精到。 -
感觉翻译得比较拗口，不通畅明白。不知是原作者的风格还是翻译者的问题。作为资料看还是可取。 -
孰无阅读快感 -
日本人的好书！国中的现代文学研究新创严重滞后。研究人员巨大，但少有厚重的研究著作。比木山英雄等日本相去甚远。这种形势真让人难过和惭愧啊。另对周作人的研究，国中也严重缺乏。学术研究岂可因人废言，一叶障目……。木山英雄此书对周作人的研究加深对其时形势和文人的理解，实为绝妙好书！ -
毕竟是日本人写的，有点隔靴搔痒 -
对周作人投敌事件做了详尽的疏离，但在精神的勘探方面略“隔” -
虐 -
这是一部非常好看的研究周作人的著作。具体的评论可参考《读书》钱理群先生的文章。 -
太学术，作家首先是一位学者，其次是一位日本学者。他并没有给予周作人“日本式的同情”，而是站在全人类的角度，给予了一个人，人性的同情。 -
太煽情 -
这个不错~ -
讀日本人的論著是這樣的，明明每一處都能讀懂，但最後也沒搞清楚作者究竟說了什麽。 -
读起来太费劲！如此翻译水平怎么能达到出版的标准？ -
想为他进行所谓“翻案”的人难道不觉得理屈词穷么？ -
吸着浓霾读完此书，真有帝都苦住之慨。 -
除了语言上比较不顺，大概因为是翻译过来的问题 -
可能对于周作人而言，他是试图做“庾信”的，抑或他根本不了解他的举动到底代表了什么意义；他或许在这一点上太过理想化？ -
作者很好，翻译很差。 -
看历史易，理解历史难 -
又看了一遍。 -
关此书虽然写于三十年前，但对周作人“落水”过程中史料的占有与爬梳，至今无出其右，而且分析也比较客观，只是那些让人发指的长句看起来有些气闷 -
相当于周作人最后三十年的传记，其好处在于史料工夫的细致，以及木山先生的“史识”。翻译的问题吐槽的人很多，大概日语的表达本来就很别扭，若是忠于原来的表达，甚至于“硬译”，读来难懂也不奇怪。 -
此书翻译贴近原文，有浓重的日文表达的痕迹，倒是别有趣味。可惜寄来时封皮有污迹，白底黑渍，极为显眼，颇让人恼火 -
推。今年看过的最纠结的书，周的纠结和作者的纠结搀和在一起纠结读者啊有木有…史料的运用和阐释稳准恰切而又不过度，真是厉害。 -
不知道是我跟日本人八字不合还是翻译的问题，很多句子活活都读不懂。大体上非常好，尤其这样的题材出自日本人之手却一点都不让他人生厌。很多关于日本人名、 脉络功夫相当到家。 -
《北京苦住庵记》是日本中国文学研究专家山本英雄著，赵京华译的。这是一本关于抗战时期的周作人的传记式读本。读这本书前，我们可以玩一个文字测试的小游戏。且看：测试一：“那是他面对日军全面侵略的危机，最大限度地去寻找可能取代国家民族间憎恶的理解之道的执着努力，而我则因受到这份执着的努力所惊讶和感动，作为后代日本人的回应，试图尽可能贴近他的立场而对事件的整个过程予以重构，以安慰那失败的灵魂。”上面这段文字您读得还顺畅吗？好，下面是测试二：“我所以不只那么感觉，而且事实上在此书中文版的序文里也不惮误会敢于特地提到此事，是因为我认为我们今天已经开始意识到如下共通课题：即资本主义称霸世界，然而如谁也不再大谈‘无产阶级国际主义’那样，目前还没有找到任何有效的替代方案；而我们就要在这样的状况之下直面毫不留情的‘全球化’趋势与单个国家民族精神情绪之排他性高昂所造成的恶性循环。”喘口气吧！这一句可以读下来，你已经通过测试了。通过这个测试，想必你也会感到，译者的用力和认真，丝毫毕现于纸上。上面的测试，是想把这本书的句法特点告诉你。如果你读来并不厌烦，那么，这本书你能看得下去。当然，如果你是搞周作人研究的，我也告诉你，这本书你一定要看，就是不忍卒读，也要硬着头皮看。因为这本书的资料性极强，诚如译者在后记里说的：“《北京苦住庵记》一方面挖掘收集到大量鲜为人知的史料，特别是围绕元旦‘狙击事件’和周作人出任伪职前后来自日本方面的种种威逼劝诱，还有大东亚文学大会前后，日本各路文人、作家与周作人之间发生的种种关系等，作者在1970年代通过大量的史实调查和对日方仍健在的当事人进行走访，获得了珍贵的第一手材料。这些材料的多数依然是目前中国学者所不知的。”当然，也有读不懂的句子：“因此，作为价值源泉的民族遗产，仍然也非得用了例如‘生活艺术’的传统那样的观点，而不断的选取不可的。”这样的错误，尽管是极个别的，但是，作为一本严肃的学术译著，出现这样的硬伤，是不应该的。不知道是该打译者，还是该打责任编辑的屁股。我并不是搞周作人研究的，只是一个业余的好书人。我是由鲁迅知道周作人，进而喜爱他散文沉郁、厚重的风格，后来又执着地关注他的。对于周作人我有点自己的看法，几年前在《周作人的文化自觉》里，说了出来。我以为，周作人的事伪，是他文化自觉的一种表现。与山本英雄的看法有交集，山本英雄在本书里也说：“他在沦陷时期始终坚持且以此来支撑自身的，不是作为意识形态的国家民族，而是‘中国民族’的文化同一性这样一种东西。”中华民族有过几次外族入侵、占领统治的历史；但是，最终中华文化还是包容了外族的入侵，实现了中华文化的大一统，因此反而发展、壮大了中华民族。中国的文人，对于自己历史的熟悉，对于自己文化和民族的自信，是别族的文人所绝无仅有的。周作人在《药堂杂文•汉文学的前途附记》里说：“旧派的人，叹息语体文流行，古文渐衰微了，新派又觉得还不够白话化方言化，也表示不满意，但据我看来，这在文章上正可适用，更重要的乃是政治上的成功，助成国民思想感情的联络与一致，我们固不必要褒扬新文学运动之发起人，唯其成绩在民国政治上实较文学上为尤大，不可不加以承认。”他在《立春以前•十堂笔谈》里表达了一致的看法：“现今想说的只是为中国前途着想，这汉字倒很是有用，我们有应当加以重视的必要。这如说是政治的看法，也非始不可，但在今天中国有好些事情，我觉得第一先应用政治的看法去看，他于中国本身于中国广义的政治上有何利益，决定其价值，从其他标准看出来的评价，即使更为客观更为科学的，也须得放在其次。”山本英雄很看重周作人关于“政治”的议论，他分析道：“在被占领之下苦心思虑所发‘政治’性的宏大议论中，令人惊叹的是他那不曾影响本来思考理路之强韧的自重之心。……就是说，寄托于复古而获得再生之构想的中国自身的现代化理想，引导他达到了如今的境地，……。”这样的议论，虽然有隔靴的感觉，当还正确。山本英雄由此结论说：“国民革命分裂之后，又经过国共内战而出现第二次国共合 -
日本学者实证功夫了得。 -
可能作者是日本人的缘故，书中对于周作人的描述客观。日本人学术上事事考究的性格着实体现的淋漓尽致，在二周研究中实属上品。 -
这有点深呢 -
翻译的有些生涩。 -
就冲着我一读三回头，我也得给个五星啊。 -
在木山英雄先生的北大演讲会后，拿到著者木山英雄先生与译者赵京华先生的签名本。 -
周作人是不是汉奸，既然已经开过庭判过了，也就不用多说。这些怀着中国乡愁的汉学家苦心孤诣地想“体谅”和“理解”、“开脱”这个中国文人，倒是一件有趣的事情。殖民主义打破了旧有的阶级结构、可能会带来进步性的改变；同时因为现代化了所以必然认可民族主义——矛盾的知识分子在人间苦住啊。 -
这本书打动我的是作者那种诚恳谦逊的态度。内容也非常引人深思。唯一的抱怨就是卓越确实应该好好管理一下仓库了，书送来大鞋印赫然印在封面上。很多读者都反应过这一点，希望能有改进。 -
日本学者研究周作人的著作，对我论文很有用。 -
匆匆读了一遍，并不觉得他的分析很出色。也许未来需要再读一遍。 -
只有当历史时刻重叠时才能理解有些人的选择是多么艰巨 -
哀哉两脚羊，束身就鼎鼐。犹幸制黄蜡，咀嚼化正气。食人大有福，终究成大器。讲学称贤良，闻达参政议。千年诚旦暮，今古无二致。 -
哈哈典型日式漢語，說了半天感覺什麼都沒說，權當看看史料。不過也跟周作人本人晦澀不透明的性格挺配的。人大約都有不得已之時之事，名人面對這些抉擇則更要苦澀許多。 -
只是翻过 -
哎…… -
日方史料 -
吊诡处在于，作者不瘟不火的文字之中却依稀让人有种占领区的文坛如同后宫内斗剧般的荒诞可笑，而这其中周作人分明就是领衔之一主演的错觉。此书鸡肋到觉得自己关注战时周作人一事本身就很鸡肋，尤其又碰到这种翻译同样不大爽朗的情况更是让人阅读的兴致渐失（第86页译者赵京华把形容周作人的“第一人”直接翻译成“始作俑者”），条理不清且详略失当，唯一值得读下去的大概就是多了点日方资料与视角，但也仅止于此 -
木山的中文版后记都被故意忽略了吧 -
“我的愿望只是想亲自来确认一下使自己平素爱读的那位作家后半生沾满污名的事件真相。”——这个句子真长。 -
看了一半吧。 -
知堂老人，古今中国第一士大夫也！ -
可能是关于沦陷区的周作人最好的著作，最大的优势是引用很多日文资料 -
翻译得太拗口了。 -
减掉的一颗是翻译。主要想知道人们在沦陷的北平都做了什么，对周作人的心态兴趣不大，不过周作人所说的“东洋人的悲哀”，还是太动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