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社:人民日报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0-03
ISBN:9787511500328
作者:杨宪益
页数:385页
后记
明天早晨我将去八宝山向敬爱的杨宪益先生作最后告别,此刻我正以感恩的心情深深怀念着他。尽管我十八岁人北大时就购得由冯雪峰选目并作详细后记、由杨先生和他的英国夫人格蕾迪丝•杨(戴乃迪)合译的《鲁迅小说选》,并从中获益匪浅("Tonight the moon is very bright……I have reason for my fear[今天晚上,很好的月光……我怕得有理]"至今我还能约略成诵),但作为一名普通学生,不久又在北大以言获罪,更与那对传奇式的夫妇、翻译巨匠缘悭一面。直到二十五年以后,我有幸赶上改革开放,结束长达二十一年的改造生涯。从煤矿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而杨先生兼任我所特聘高级研究员,才有机会在某些集会上一睹这位当代"酒中仙"的风采。记得有一次纪念彭斯的晚会,当时打倒“四人帮”未久,人们都还心有余悸,会上的发言也只是些不疼不痒的官样文章,气氛实在太没劲儿了。只见杨先生忽然端起酒杯站起身来,走到麦克风前说,今晚我们集会纪念苏格兰诗人彭斯,彭斯一生困苦,但人穷志不短,他写诗热烈讴歌爱情,讴歌劳动,讴歌自由,并且他也爱喝酒,说时把杯中酒一饮而尽,接着就吟唱彭斯的歌谣,使晚会气氛顿时变得活泼起来。我终于有机会亲炙杨先生的教诲是因为担任他英文自传的译者。1990年,杨先生应一位意大利友人之请,决定用英文撰写自传,这部英文自传于1999年写成,并以《白虎星照命》(White Tiger)为书名于国外出版。英文版刚一出,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韩敬群先生就敏锐地捕捉到此书难能可贵的价值,把它列入出版选题。承他邀请我担任译者,由于我对杨氏伉俪心仪已久,于是欣然接下这一工作。在翻译过程中,我曾和韩敬群先生一起,前往杨先生的住处,解决几个翻译中遇到的问题,如向他当面请教一些专门名词的正确译法等。当时他丧偶未久,刚从友谊宾馆搬出来,住在北四环美丽园一所普通民居的底层,室内墙上挂着他亲笔书写的一首悼亡诗:“早期比翼赴幽冥,不料中途失健翎,结发糟糠贫贱惯,陷身囹圄死生轻。青春作伴当成鬼,白首同归我负卿。天若有情天亦老,从来银汉隔双星。”当他从韩敬群口中得知我的亲人重病在身,亦在生死之际时。他对我表示的真诚同情只有心灵可以感知,并且终生难忘。我觉得他那么善良,那么富于同情心。该书中文版于2001年四月出版,根据韩敬群的建议,在征得杨先生同意后,把书名定为《漏船载酒忆当年》。这本回忆录虽然未经“包装”和“炒作”,但出版后曾引起相当热烈的反响,这是完全合乎情理的。现在,人民日报出版社决定在改正原书中为数很少的几处舛错后。再版发行。正如杨先生本人所说,他的人生故事充满传奇性,读来像是一本流浪汉小说(Picaresque Romance)。他出身豪富之家,尽管从小穿上只有王子才有资格穿的丝质黄马褂,但由于他勤奋好学、博览群书,他不但没有成为对社会无益的纨绔子弟,反倒是极大地丰富了知识,增长了智慧。更加可贵的是,在"九•一八"国难中,他牢固树立了爱国爱民的人生观。他十九岁时留学英国,在牛津大学默顿学院研修古希腊、罗马文学。他关心祖国的命运,与志同道合的朋友们一起办报纸,宣传抗日,并努力争取英国朋友对中围人民抵抗日本侵略的正义事业的同情和支持。他与同时在牛津大学学习的格蕾迪丝(她是在牛津攻读中国文学荣誉学位的第一人)相爱。1940年,两人一起回到遍地烽火、满目疮痍的中国,从此结成生死不渝的终身良缘。尽管他学识渊博,尤其对中外文化关系史有独到的见解(他的《译余偶拾》就是明证),但是,热情、真挚、勇敢的性格决定他不可能成为一位关在书斋、皓首穷经的纯学者。正如他晚年在自勉诗所说的:“每见是非当表态,偶遭得失莫关心。百年恩怨须臾尽,做个堂堂正正人。”他怀抱火热的爱国情怀,是非分明,看到不合理的、丑恶的社会现象就要说话,就要抗议。从英国回到“一个主义、一个党、一个领袖”的抗战中的祖国,种种社会现象都引起杨宪益先生强烈的不满。他们夫妇在中央大学任教时,由于与学生打成一片,议论时政,放言无忌,还订阅共产党的《新华日报》,因此被当局认为缺失“政治正确”,而遭到排挤。国民党剥夺人民基本权利,实行特务统治,更使杨宪益深恶痛绝。对比之下,共产党却处处进步民主,生机勃勃。毛泽东骂蒋介石“挂宪政的羊头,卖一党专政的狗肉”(《毛泽东选集》,一卷本第730页),并且宣称他已找到了新路,“……这条新路,就是民主。”
作者简介
他的人生故事充满传奇性,读来像是一本流浪汉小说(Picaresque Romance)。他出身豪富之家,尽管从小穿上只有王子才有资格穿的丝质黄马褂,但由于他勤奋好学、博览群书,他不但没有成为对社会无益的纨绔子弟,反倒是极大地丰富了知识,增长了智慧。他十九岁时留学英国,在牛津大学默顿学院研修古希腊、罗马文学。他关心祖国的命运,与志同道合的朋友们一起办报纸,宣传抗日,并努力争取英国朋友对中围人民抵抗日本侵略的正义事业的同情和支持。他与同时在牛津大学学习的格蕾迪丝(她是在牛津攻读中国文学荣誉学位的第一人)相爱。1940年,两人一起回到遍地烽火、满目疮痍的中国,从此结成生死不渝的终身良缘。尽管他学识渊博,尤其对中外文化关系史有独到的见解,但是,热情、真挚、勇敢的性格决定他不可能成为一位关在书斋、皓首穷经的纯学者。正如他晚年在自勉诗所说的:“每见是非当表态,偶遭得失莫关心。百年恩怨须臾尽,做个堂堂正正人。”他怀抱火热的爱国情怀,是非分明,看到不合理的、丑恶的社会现象就要说话,就要抗议。
他便是杨宪益先生,本书将带你重温先生的那段精彩人生。
书籍目录
第一章 家世
第二章 读书和入学
第三章 在学校
第四章 出国
第五章 美国见闻
第六章 伦敦
第七章 欧洲各地的旅行
第八章 从英国到瑞典
第九章 在牛津
第十章 学校之外
第十一章 戴乃迭
第十二章 回国之前
第十三章 回国之际
第十四章 回国
第十五章 重庆
第十六章 结婚
第十七章 贵阳
第十八章 成都
第十九章 国立编译馆
第二十章 翻译工作
第二十一章 离开重庆
第二十二章 在南京
第二十三章 定居
第二十四章 解放(一)
第二十五章 解放(二)
第二十六章 解放初期
第二十七章 工作
第二十八章 毛主席的接见
第二十九章 50年代(一)
第三十章 50年代(二)
第三十一章 从1958年到1960年
第三十二章 60年代初
第三十三章 批斗
第三十四章 幻听
第三十五章 入狱
第三十六章 坐牢期间
第三十七章 出狱
第三十八章 回家
第三十九章 恢复工作
第四十章 访问各国
附录
此情可待成追忆——记戴乃迭生前二三事
未完成的心愿
抗日战争杂忆
年过八十
我的启蒙老师
记开始学外国文学
回顾我过去学习英语的经历
我学外文
略谈我从事翻译工作的经历与体会
记学写旧诗
关于我的打油诗——《银翘集》序
良师益友忆当年
回忆萧亦五同志
怀念老舍先生
回忆钱锺书兄
冀野和我
我和董乐山
我的一位加拿大朋友
译后记
百年恩怨须臾尽,做个堂堂正正人——新版《杨宪益自传》译后记
杨宪益先生大事年表
编辑推荐
《杨宪益自传》:从《离骚》开始,翻译界泰斗杨宪益先生“几乎翻译了整个中国”。《杨宪益自传》由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
内容概要
杨宪益(19l5年-2009年)著名翻译家、外国文学研究专家、文化史学者、诗人。祖籍安徽盱眙(今属江苏淮安),生于天津。
l934年赴英国牛津大学莫顿学院研究古希腊罗马文学、中古法国文学及英国文学。抗日战争时与吕叔湘、向达等友人在伦敦华侨中作救亡工作,出版中文报纸。1940年回国任重庆大学副教授。历任贵阳师范学院英语系主任、成都光华大学英文教授、编译馆编纂、外文出版社翻译专家等。1993年获颁香港大学名誉博士。
著有《零墨新笺》、《零墨续笺》、《译余偶拾》、《赤眉军》等。与夫人戴乃迭合译有《离骚》、《史记选》、《汉魏六朝诗文选》、《汉魏六朝小说选》、《唐代传奇选》、《宋明平话小说选》、《聊斋选》、《儒林外史》、《红楼梦》等。学界称其“翻译了整个中国”。
薛鸿时 1936年生,1954年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受业于胡稼贻、孙瑞芹二先生。1978年后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为英美文学研究室研究员。学术专著有《狄更斯评传》等,译作有《董贝父子》、《阿格妮斯·格雷》、《传奇与现实主义》等。对乔治·吉辛亦有研究。
媒体关注与评论
天地间有这样一个巧合:中国文学翻译界的泰斗杨宪益、戴乃迭,是中西两极、阴阳合璧的伉俪。杨酷爱中国文学,精通英语、希腊语及拉丁语;而戴又是生活在中国,选中汉学专业,秉天赐良机地与杨同读于牛津大学,相识相爱,携手同袍,译坛共步,风雨沧桑。一个英国文学培养出来的汉学家,一个汉儒教训而成的英文学者。造物者也真是具有伟大而神秘的魔力,竟早就出了这么一对译界合欢花。 ——石梅
章节摘录
插图:第二年,即1932年,日本开始在上海制造麻烦,他们袭击当地的中国守军——十九路军。中国军队与日本侵略军在上海进行苦战,战争持续了两个多月。我们每天都迫不及待地阅读报纸上关于战况的报道,每当出现中国军队在战斗中没有吃亏的消息时,我们就会向周围的朋友和邻居们传播好消息,并大声欢呼。全中国人民把捐款送到上海前线,支援我们的爱国士兵。中央政府又一次对抗战行动无所作为。最后十九路军被迫从上海撤退。然而日本当时对侵占长江流域还准备不足。他们仍需要巩固已占领的中国东北地区。于是他们签订了停战协定并暂时从上海撤离。当时我正在上高中一年级。这一时期中国人民的爱国热情空前高涨,在天津,中国警备力量与日本浪人之间不时出现偶发的冲突。家里出于安全考虑,决定迁出日本租界,搬到法国租界去住。除了那些年少气盛、头脑发热的爱国活动以外,当时我的主要兴趣还在于阅读和写诗。我读了更多的旧体诗,从上古一直到现代。晚清时期具有爱国内容的诗歌,例如黄遵宪、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的作品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模仿他们的风格来写诗。我还记得写过一首咏物诗,写的是我买的一尊意大利石狮像。我在诗里说到意大利共和国的建立以及朱赛贝•马志尼,将意大利和中国对比。后来我把这首诗丢失了。我写另一首咏雪诗是受了雪莱《云雀颂》的感发。我在诗中将纷纷飘落的雪片比作诗,比作音乐,比作战士和为革命殉难的烈士。我在诗的末尾几行表达了自己决心有朝一日为革命献身、要把世上的污秽清除干净的愿望。这仅是一个十几岁的男孩充满稚气的幻想——当时我只有十七岁——但它显示了我早年爱国的和革命的感情是何等炽热。它或许还预示了我日后将走的道路。这首诗我现在还有。那是几年前我的一位同班同学寄还给我的,他是我往日的诗友之一。当时他把这首诗抄录了一份,经过漫漫岁月,这首诗又回到了我手中。当时我还读过许多西方诗歌。我最初感兴趣的是美国诗人朗费罗和英国诗人丁尼生的作品,因为这是年轻的中国学生最先读到和能读懂的诗,接着我阅读拜伦、雪莱和浪漫主义时代的其他作品。中学时代临近结束时,我的兴趣主要放在一些法国诗人身上,例如:波德莱尔、瓦雷里、兰波、戈蒂埃和马拉美。出于某种原因,许多年轻的中国知识分子似乎对那一时期的法国文学情有独钟。我知道有好几个朋友的情况都是这样的。我记得那一时期我喜爱的一部长篇小说是戈蒂埃的《莫班小姐》,它实在算不上是什么伟大的文学作品。我不但读,还试着把我喜爱的一些诗歌翻译成中文旧体诗。我记得我最初的翻译尝试之一是朗费罗的一些诗,接着是莎士比亚戏剧中的诗,例如《暴风雨》中的一首歌,随后又翻译了古希腊女诗人萨福的一些断章。当时我不懂古希腊文,萨福的诗当然是根据英译本转译的。我对文学翻译感兴趣是从那一时期就开始的。我忘记说了,我当时用中文旧体诗形式翻译的作品还有弥尔顿的《欢乐颂》和《沉思颂》。我记得1933年我十八岁时的一个有趣的插曲。我们的学校新来了一位中国校长。以前的校长是英国人,他就是年长的老师、传教士哈特博士。但是,中国地方当局那个时候决定这所学校应该属于中国,由中国人担任校长。于是学校决定聘请黄佐临先生当新校长。黄先生曾在曼彻斯特大学攻读戏剧,不久前刚从英国归来。他在我们学校仅仅工作了一年多一点。他旋即返回英国,在剑桥大学研究西方戏剧,学成归国后当大学教授,后来成为戏剧权威。他是中国最优秀的戏剧导演之一。他现在八十多岁了,仍健在。他是一位道德高尚的、非常好的人。我和他很熟,对他非常敬仰。在他担任我们学校校长的那一年里,我和他发生了一次面对面的冲突。我领导了一次纪念国耻日的罢课活动。他作为新任命的校长出面干预,让我们停止罢课,否则将承担后果。我没有听他的。当然,后来我们这些学生知道了他是个好人,就把这场风潮平息了。他在天津的那一年里,用英文创作了一部以战国时代为背景的历史剧,讲的是吴国国王迷恋美女西施,结果导致亡国。这部戏剧在某个实验剧场演出过两三场,观众人数很有限。扮演男女角色的都是没有舞台经验的业余演员。他们是从各个学校选来的能讲英语的年轻人,扮演女主角西施的那位姑娘名叫张美如,是我的同班同学李亚福的未婚妻。我演的是一名在吴王自杀前命令他投降的士兵。这是我第一次、也是惟一一次正式登上舞台演戏。我还记得,我的台词只有一行,显然是一个非常次要的角色。我扮演的那名士兵手持宝剑冲上舞台,他以严厉的口气用英语说:“放下你的剑,大王。流血是不必要的。”国王以惊恐的目光盯住我看,心里明白他已经没有指望了,于是就伏剑自尽。后来我上牛津大学读书,到剑桥大学去探望黄佐临时,还向他提起过这一有趣的插曲,引起我俩好一阵大笑。1934年我毕业了,准备进中国的大学。当时中国有好几所好大学。在北京的最有名的大学有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和燕京大学。我想上清华或北大,不过燕京大学的入学考试是提前举行的,燕京是美国教会大学,与我校有特殊的关系。我校的优秀毕业生如想进燕京,只需考英语、数学两门,再加上一次智商测试就行了。我参加了考试,主考官们说我的智商和英语成绩好极了,不必上大学一年级,可以直接上二年级。然而我还想参加清华和北大的入学考试,这时候发生了一件事,它使我的整个计划都改变了,我没有进中国的大学而是去了英国。
图书封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