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景教

作者简介

朱谦之（1899～1972），福州市人，被誉为百科全书式的学者。30年代曾同时兼任中山大学历史系、哲学系主任和文学院院长。50年代为北大教授。60年代到中科院哲社部，参与组建宗教研究所，任研究员。 

朱谦之先生在学术界被称为“百科全书式的学者”，研究视野非常广阔，涉及历史、哲学、文学、音乐、戏剧、考古、政治学、经济学、宗教、文化和中外文化交流等领域，且都有开拓性的成果，不少论著以其精深独到而成为20世纪中国的学术经典，时至今日仍处于领先地位，并被学者大量引用和研究，对当今和未来的思想文化建设仍有极高的参考价值。试以几书为例： 《革命哲学》、《无元哲学》、《一个唯情论者的宇宙观及人生观》是现代史上“五四”思潮的代表作和基本资料。 《文化哲学》中谈到“将来的哲学，应该是文化史的哲学，换言之，即为文化哲学”。此观战在当代世界哲学发展中得到印证。 《老子校释》因搜集版本之丰而被在莫斯科召开的世界汉学家会议推誉为最佳研究著作。 《中国哲学对于欧洲之影响》、《日本的朱子学》、《日本的古学及阳明学》是中外文化、思想交流研究的代表作，在中外学术界产生广泛影响。 《中国古代乐律对于希腊之影响》、《中国音乐文学史》是音乐文学史研究的开山之作。 《扶桑国考》和《歌伦布前一千年中国僧人发现美洲史》最早提出了南美大陆与中国有联系，引进了国际学术界的广泛争论。 《中国景教》以其最新、最丰、最深而为中国基督教史研究的里程碑。 朱先生著作等身，专著42部，译著2部，论文百篇。（著作目录附后）其中一部分近20年有零散出版；一部分只有解放前的版本，世间难得一见；一部分从未出版过。为了让学术界完整地了解朱先生为我们留下的大量学术和思想的遗产，编者对之作了全面整理和研究，予以出版。

书籍目录

百科全书式的学者朱谦之先生序一、景教与基督教二、景教思想之异端性三、景教东渐史略四、中国景教产生的背景五、景教碑发现的历史六、景教碑在景教文献中的位置七、景教碑中之景教思想八、景教碑中之史地问题九、唐以后之景教十、中国境内的是教遗物十一、景教之衰亡及其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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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景教》是朱谦之晚年写的最后一部著作。他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之上，对景教作了更进一步的探索。对于许多关键问题，他在书中都进行了鉴定、评论并提出了自己的见解。本书最重要的价值在于它是上个世纪中国大陆研究景教，著述最新、资料最丰、研究最深、篇幅最多的一部重要的研究中国基督教史的学术著作，在景教研究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前言

　　《中国景教》原是以东方出版杜名义出版的，到现在已有4年了。责任编辑王粤先生通知我，让我再检查一遍原书，将以人民出版社名义重版。此书从原稿到现在我已看了不下五遍，每读一次就是学习一次，从中受益匪浅，对朱先生的学问和人品更为膺服，深感此书难得，没有深厚的学术功底，是写不出来的。　　此书出版后，出版社曾经约请国内著名专家就本书进行笔谈，原文发表在《世界宗教研究，1994年第3期上，转录如下：　　任继愈(北京图书馆馆长)　西方基督教传人中国，历史上共有三次。第一次在唐朝，第二次在明朝，第三次在鸦片战争以后。这三次传入，只有第三次取得成功，前二次都未能扎下根来。　　研究中国基督教史的中外学者，对鸦片战争以后第三次传入著作成果较多，资料也丰富。研究第二次传入中国的著作，相对来说虽较少，但成绩也较明显。唯有对第一次传入，国内研究者很少。在西方，传入中国的这一派属于聂斯脱利派，仅属于一个分支，传入后与中国的固有宗教思想相协调，得到一定的发展，并在全国建立寺院，收纳教徒，产生了一定的社会影响　　唐武宗会昌灭佛，其它宗教也遭到打击，如波斯祆教、伊斯兰教、基督教均遭禁止。关于景教(基督教)的资料，中国保存的本来不多，又加上年代久远，湮没、流失，收集的难度更大　　朱谦之先生精通中西文化交流史。他著作等身，其中传世之作多属于中外文化交流方面著作。多年前撰成的《中国景教》一书，取材宏富，考订精详，在这个研究领域内．是一部经得超历史考验的专著。这部书既利用西方学者的成果，又发挥了中国学者独特的资料优势，因而论断比较公允，科学性强。　　黄心川(中国社会科学院亚洲太平洋研究所研究员）　景教初传我国，所译经典很多附入佛经内，以“贝叶梵音”的形式受到中国人的认可。译经的词汇或术语，也广泛地采用了佛教、道教，说明了外来的文化和宗教始终要以中国传统宗教文化为载体，必须适应中国的社会文化情况，否则便难于生存下来。《中国景教》抓住了世界独一无二的“大秦景教碑”的汉文资料为研究的中心，以此展开对景教作全面的研究，从对景教思想教义的分析到历史逻辑的演绎，都有很多精辟的见解。朱先生擅长于吸收国内外最新的学术研究成果，因此他的著述在学术界往往具有前瞻性的特点。所以此书最重要的价值就在于它是本世纪中国大陆景教研究著述最新、资料最丰、研究最深、篇幅最多的一部早期中国基督教史的专著。　　汤一介(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　朱谦之先生在学术界素以读书多、兴趣广、下笔快、著述杂称誉，因之被学者们称为“百科全书式”的学者。他撰写的《中国景教》一书以内容详实、分析独到、信息量大为特色。外国学者研究景教，多侧重于史论，中国学者研究多注重考证。因此能在一书中既吸收外国学者所研究之成果，又取中国学者之长，这在《中国景教》一书中反映出来。此书除了资料丰富外，还附有世界各国的研究书目，以及当代中国学者研完论文目录，并配有数十幅图片，图文并茂也是另一大特色。我认为景教的研究不是走到了尽头，而是刚刚开始。基督教是世界最大的宗教之一，研究景教无疑有世界性的意义。景教又是中国传统宗教的组成部分，若要全面体现中国宗教历史的特点、形态的演变，没有这部分研究，肯定是不完整的。所以景教的研究在当今中国非学需要，只能加强，不能削弱。　　……

内容概要

景教又称波斯教或波斯经教，教外人亦称之为弥施诃教或迷诗诃教(宋道家贾善翔撰《犹龙录》六卷所述九十六外道之中，第五十种为弥施诃外道)，盖即《旧约》中之救世主Meshiha或Messiah之译音。唐时从波斯传入之西来宗教，除景教外，尚有祆教、摩尼教以及伊斯兰教，因此诸教常被混淆。尤其袄教，中译为拜火教，或简称火教，与景教之命名为景，同有光明之义，不免附会。

章节摘录

　　景教又称波斯教或波斯经教，教外人亦称之为弥施诃教或迷诗诃教(宋道家贾善翔撰《犹龙录》六卷所述九十六外道之中，第五十种为弥施诃外道)，盖即《旧约》中之救世主Meshiha或Messiah之译音。唐时从波斯传入之西来宗教，除景教外，尚有祆教、摩尼教以及伊斯兰教，因此诸教常被混淆。尤其袄教，中译为拜火教，或简称火教，与景教之命名为景，同有光明之义，不免附会。《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一百二十五子部杂家存目艾儒略著《西学凡》提要中有评论景教碑之文，竟认景教即为袄教，引段成式《酉阳杂俎》等为证。断言“西洋人即所谓波斯，天主即所谓祆神，中国具有记载，不但有此碑可证”。又云“袄教其来已久，亦不始于唐，……而利玛窦之初来，乃诧为亘古未睹，艾儒略作此书既援唐碑以自证，则其为袄教更无疑义，乃无一人援古事以抉其源流，遂使蔓延于海内”。至于《湖楼笔谈》卷七更记景教即是火袄教。为什么呢?“愚谓景教者丙教也，唐人讳丙，故以景代丙，丙者火教也。据《册府元龟》所藏天宝四载之诏，知景教初入中国谓之波斯经教，祈建寺名波斯寺。王溥《唐会耍》云，波斯国其俗事天地日月水火诸神，西域诸胡事火袄者皆谓波斯，然则天主即诸胡所事火袄也。丙者火位，故谓之丙教，后又避讳改作景教，而其义乃不著矣。碑文云‘景宿告祥’，景宿即火宿也。又云‘悬景日，破暗府’谓火也日也，景教之义，可以了然”。又《无邪堂答问》卷二载黎佩兰(字咏陔，高要人)《景教流行中国考》评臼：“景教流行之事，见《通典》、《两京新记》、《酉阳杂俎》、《长安志》、《西溪丛语》、《墨庄漫谈》诸书。景教即火教，丙丁属火，文言文则曰丙教，避唐讳曰景教。”又徐继畲《瀛环志略》卷三则谓此碑中一切词语，缘饰释氏糟粕，非火非天非释，当是“胡僧之黠者，牵合三教而创为景教之名，以自高异”，而仍疑“其所谓景教者，依傍于波斯之火神，润色以浮屠之门面”。又李文田论景教碑事云：“景教碑盖唐代之袄教，核其所云与今所谓天主耶稣者，两不相涉；独七日一荐及十字相合耳。人谓此碑即耶稣教，似不尔也。”唯刘光汉《景教源流》(见《读书随笔》中)知“景教即耶稣教之别派，与火教异”。“按《通典》职官门云：‘袄者西域天神，佛经所为摩醯首罗也。武德四年置袄祠及官，常有群胡奉事，取火咒咀。贞观三年置波罗斯寺，天宝四年七月敕波斯经教出自大秦传习而来，久行中国，爰初建寺，因以为名，其两京波斯寺改为大秦寺。’案《通典》谓群胡取火咒诅，是袄祠为奉火教者所建也，谓波斯经教出自大秦，是波斯寺为奉耶教者所建也。宋敏求《长安志》云，‘布政坊西南隅有胡袄祠，醴泉坊又有旧波斯胡寺。’又云：‘义宁坊有波斯寺，十二年太宗为大秦国胡僧阿罗本立，’由是观之，祆祠奉火教出自波斯，波斯寺奉景教出自大秦，其不可合为一明矣。”但他虽知景教之源非出于波斯火教，而又称“景教流行碑言三一妙身阿罗诃，即《四裔编年表》所云琐罗阿司得之对音，言三一分身弥施阿即聂斯托尔之转音。不知琐罗阿司得(Zoroaster)正是火教之创造人，而弥施阿乃Messie，与聂斯托尔之音何涉?此所云还是陷于混淆不清之弊。景教与火教同从波斯传入，袄教拜天，景教之习俗亦拜天，二者不易分晰，以致者唐之杜佑(《通典》卷四十)，宋赞宁(《僧史略》卷下）姚宽(《西溪丛话》卷上)，宗鉴(《释门正统》卷四)，志磐(《佛祖统纪》)乃至近代学者多误认两者，决不是偶然的。就中只有陈垣的《火袄教传入中国考》(第九章)指出“唐时火袄与大秦相异之点，有显而易见者，即六秦，摩尼均有伯教举动，及翻译经典流传于世，故奉其教者有外国人，有中国人，火祅则不然，其人来中国者并不传教，亦不翻经，故其教只有胡人无唐人。近年敦煌石窟发现大秦、摩尼二教经典，各有数种，而火袄教经典独无闻，此其证也”。其说近是。　　　　其次就是景教碑的发现，使当时来华耶稣会士得此凭依，获得意外的成功。据羽克《基督教在中国》(英译本第二卷，第290页)引卫匡国的话，述及在纪元1637年，中国七省之基督教徒的总数，实际达4万人。又摩斯海姆(Gibbing Mosheim)所著《中国基督教史》(History of Christianity in China，第16页)亦指出明朝皇帝因此景教碑证实基督教从1000年前即行于中国的事，因而那唱基督教为新宗教而反对其流行的说法便不能成立了。这就是明末中国天主教教会的大收获，可以断言。《中国天主教传教史概论》(第68页)引耶稣会士历史家巴尔多利在“la China Livre”中(LV，Pp．793—795)慨乎其言；“长久埋没遗忘在地下之一宝藏，卒于1625年出现，起初公布于中国，继而传至全球教会、东方、欧洲及新获见之大陆，盖此与整个圣教会有关之一事也。此事为何即在千载前，基利斯督教之盛行于中国十省也。景教在一百五十多年之时期中，不但得到许多皇帝之表扬爱护，且享有特典殊荣，如在每一大城市中许以建筑教寺，奉事真主，司铎及主教得以施行圣事等”。他们所以看重此古昔宗教的遗迹遗物，实亦出于古为今用之心理，欲于古昔宗教之废墟上面，树立起新的天主教的旗帜，他们所以大事宣传，决不是偶然的吧。　　然而耶稣会士过去的努力，毕竟是徒劳无功，中国人虽曾欢迎景教乃至耶稣会派天主教，都无非为着重视他们的科学技术，合于当时需要。中国人是善于应用“一分为二”的方法，无论景教乃至来华耶稣会士，中国多数人都只欢迎其科学技术，而反对其迷惑人的宗教。尽管景教徒与来华耶稣会士他们兼具传教者与科学技术为幌子的二重资格，却是中国朝廷的政治领导人和知识分子和他们殷勤结纳，甚至信奉受洗，其初都只为要吸收其科学技术。方以智在《通雅》等书屡称引利玛窦的科学，却不信他们所附会的一套上帝的话，全祖望《二酉诗》一面赞赏西学，一面又警惕于外患之可畏。“五洲海外无稽语，奇技今为上国取。别抱心情图狡逞，妄将教术酿横流。天官浪诩庞熊历，地险深贻闽粤忧。夙有哲人陈曲突，诸公幸早杜阴谋。”这诗很可代表中国进步人士的心理。景教也罢，耶稣会派天主教也罢，在中国那时最高的封建统治者都不过为其制造珍奇物品所动，或要求其制造武器，修理自鸣钟，如是而已。唐代因与西方各民族接触，须要景教徒作翻译，碑文中“为公爪牙，作军耳目”的伊斯，即因佐郭子仪有功，这和明清耶稣会士之治历有功，同样是受统治者所欢迎。至于说到宗教，作为异端的景教，与步景教后尘而亦步亦趋的耶稣会士，都不受中国人欢迎。康熙五十九年谕令“以后不必西洋人在中国行教，禁止可也，免得多事”；因此而亦决定了基督教在中国的命运。　　　　再次，就文化压迫而言，景教徒是怎样受到罗马天主教的压迫而被同化呢?这从内部的原因来看，是由于景教徒在罗马帝国和波斯逃出之后，即与摩尼教、火袄教等异教接触，已渐渐发生妥协屈从的心理倾向，正如玉尔所说，早在第7世纪之终，基督教已受摩尼教及其他二元论者的压迫，几乎失却昔日那样气魄和抵抗力了(Cathay and The Way Thither，Vol．I，P．113—115)。1142年，景教会法主埃培哲塞(Ebedjesu)二世与基督单一性派之雅各派教徒法主之间妥协，以后两团体间每有机会即相互承认，因此景教徒对于其他各派，变得抱极宽容的态度，而这宽容的态度，跟着时代发展，加上伊斯兰教徒的经济压迫，蒙古族及铁木耳的政治压迫，使中央及北亚细亚一带几不见基督教的痕迹。正在这时，景教徒又因外部的原因而渐渐为罗马天主教会所吸收。不过旧教之并吞景教是要经历多少年月的。据威尔提斯(Wiltiseh)称，在第13世纪末约翰·孟德高维奴率方济各派僧侣来中国时，中国之景教大僧正已有皈依罗马天主教的，因而第14世纪以后中国景教的活动，已经不是独立的景教自身的活动了(此据Stuwart引Wiltsch：Geography and Statistics of the Church，P．358)。实际景教徒之所以渐归向罗马天主教，最初还是由于景教教会之内讧。德礼贤《中国天主教传教史》第四章即有题为“从聂斯托尔派归化到正宗天主教”一章中说：“我们在十三世纪的下半世纪中见到一个神奇的故事，这个故事便是两个生长在中国的聂派修士，后来做了该派高级教长，到了老年似乎幡然感悟，归奉天主教。这两个人的名字，一个是列班扫马，一个是雅八·阿罗诃三世(第31页)”。当然扫马之所以到罗马是为“要向他的主子，教宗表示敬意”，扫马还求从教宗手里领圣体作为他完全归化罗马教会的标记。事实上在圣杯主日，那一天教宗举行弥撒圣祭，“在扫马行过告解之后，便给他送了第一个圣体”，就是说“扫马在领圣体前，先宣誓弃绝聂派谬误的道理，从此以后罗马教友当然承认他是正宗天主教的信友了”(同上书，第32—33页)。“同时雅八·阿罗诃三世似乎也因此归向了罗马。”如果真如德礼贤所说，则在那时景教会早巳为正宗天主教所吸收。然而事实还不至如此，真正的景教会的灭亡，乃在1551年景教主教大分裂开始以后，经过西门·把马马(Simon Bar Mama)与约翰·苏拉卡(John Sulaka)的法统之争，以约翰·苏拉卡为法主之景教徒，自称迦尔底教会，认为是属于基督教的正统派(Orthodon)，而西门·把马马则自树立西门家之一派。后者就是今日所谓狭义的景教主，而曩日归顺于罗马教会组织所谓迦尔底教会之约翰·苏拉卡之继承者则为广义之景教主。广义的景教以后又有分裂，由于在此教会内外之野心家所策动之收买，胁迫、变节等等，这里无庸细述，但要指出今日从景教分离出来的迦尔底教会，是完全处在罗马天主公教会的指导统治之下。所以景教最近3百年间的历史，其大部分就是景教为天主公教会所吞并的历史，名为景教式迦尔底教会，事实上这正统教会化的景教已经是景教之异端性的根本否定，也就算不得景教而只好宣布景教的灭亡了。　　……

图书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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